中国管理模式

中国管理模式（通用8篇）

中国管理模式 篇1

通过《商道》节目对部分国内企业特色的管理模式介绍，看到中国存在的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 德邦物流

1、以人为本 员工关怀制度

针对德邦物流的运营特点，在员工激励方面可谓是下足功夫，“亲情1+1”、“家庭全程无忧”、“集体婚礼”通过这一系列制度，都让德邦员工感到企业给予自己家庭的温暖，让员工对公司更有忠诚度。

2、人才培养制度

德邦只招聘大学毕业应届生，从头培养。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大学生在企业里面的学习速度是非常快的。同时，一线员工同样可以通过出色的业务成绩成为德邦的储备干部，再通过一系列考核机制成为管理层，这样的激励机制很好的为公司各个岗位员工设立了合理的职业规划生涯。

3、自建营业网点

德邦物流为自己建立的营业网点地点的选择建立一系列模型，制定一套评分机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自己的网点。在全国范围内覆盖自己的网点，为客户提供更快更好的服务。●“好想你”枣业

1、产品包装创新

针对传统农副产品，产品类别单一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而石聚彬通过对产品的包装以及产品的形式进行创新，使得传统的枣类产品成为市场上让人耳目一新的产品。

2、定位清晰

“好想你”通过清晰定位主打礼品市场，精美包装，超市下架并在专卖店以及星级酒店专卖店铺货，使产品从食品变为礼品。

3、原材料质量保证

原材料的质量是产品品质的基石。收购红枣的模式方要有三种：市场化自由收购模式、意向性协议收购模式和红枣科技示范基地模式。生产基地也由原来河南新郑扩展到河北沧州、新疆若羌、新疆阿克苏，充分利用了当地产枣区的原材料优势，保证原材料的质量品质。●

美诺医疗

1、双线汇报制度

美诺医疗引入了FDA质量论证体系，在质量管控中采用双线报告体系，把质量管理职能与企业管理的其它职能分离开，结合国际、国内质量标准体系论证的要求。严格的质量保证制度，是QA（质量保证）经理可以保证独立性、权威性来对产品质量进行保证。并且每位一线员工都可因产品质量问题叫停生产，来确保产品质量。

● 依波手表公司

1、品牌战略

依波公司为建立品牌形象敢于舍弃进入市场的原有的基础款产品，只在市场上摆卖中高端产品，改变产品形象。

2、虚拟企业、产品外包

通过分析市场，依波公司明确自己在市场中优劣势，选择一种产业链合作经营模式。将产品的制造外包给优秀的手表制造企业，自己只做销售终端，使自己的产品更快速打入市场。

3、高端制造 核心竞争力

一个技术性公司要长远发展必须有技术专利，必须进入高端制造。依波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司，主攻高端制造。现在，依波的所有金表都是从那制造出来的。并与专业国际品牌合作，使自己的品牌技术得到国际上的认可。● 紫金矿业

1、改进传统技术

陈景河做为专家研究型的管理者，对于紫金矿业的矿产挖采技术不断的探索创新，不断改善传统技术，使矿石采集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2、开采过程合理承包

在矿产开采工程中的，将工程石料运输外包给工程建设公司，有效减少了运输成本。

3、不同项目不同的挖采模式

针对矿业的结构模式，陈景河面对不同地区的矿产，进行充分的调研以及充分的技术准备后设计出更合理的采集模式，不仅降低开采成本，还能获得更优质的矿产资源。● 石羊集团

1、合作共赢模式

石羊集团作为一家传统民营企业想要持续发展下去，必须进行有效的合作发展。而石羊集团通过与当地农户的合作，发展好良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并成立小额信贷公司，帮助农民突破养殖产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约束，是石羊集团的养殖业产业链顺利发展。和农户合作过程中，保证农户利益规避风险，使农户看得见利益。● 易事特集团

1、军事化管理模式

何思模军人出身，推行军事化管理，而他既注重形式中注入观念、情感和精神的东西。他和职工同吃同住，希望把职工能把企业当成家的思想注入职工心中。何思模为职工舍得花钱，在企业建立职工宿舍食堂，为的是更好的进行管理。

2、强化学习、重视人才

易事特集团重视职工的学习，在易事特入职员工需在两年内进行学历的深造，而每位员工在日常工作结束后仍然需要进行学习。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学习企业进步的动力。锁业企业与各个高校进行良好的合作，公司里有特派员和各个高校的技术研发人员进行技术上的接洽，使易事特集团的产品能够更出色。

中国管理模式 篇2

一、中国模式的理念内涵

关于中国的发展理念,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 比较常见的有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种。笔者认为, 首先, 这些观点虽然有认识论上的意义, 但却无法作为事实对象来理解;其次, 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不是一种结果, 中国模式作为发展经验的载体, 也是一个不断丰富的概念, 仅仅用一些静态的学术词汇绝然难以说明其理念内涵。而如果我们将这些解释的本质内涵汇在一起, 就可以更形象、更深刻地看待中国模式所蕴含的的发展理念, 那就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种理念才能更有力的触及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 揭示中国国家层面的战略定位。

中国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 这在根本上就决定了其发展既要在集体主义层面不断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 又要在个体主义层面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思路。反观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历程, 家庭联产承包、国企改制、农村村民自治等所有国家政策无一不是在将社会这个大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些政策, 有的会暂时性增强国家或者社会或者普通劳动者中某一方的力量, 甚至会带来意识形态的争论, 但是当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 它们在最后都使整个国家在政治上民主化提高, 经济上财富增加活力增强, 文化上社会包容度更高, 也就是说, 国家这个大的蛋糕做大了。而整个国家的强大, 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基础。与此同时, 微观上每一个公民也较以前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其中最大的改观就是温饱问题的解决, 生存权得到保障。

总之, 解读中国模式的理念内涵, 不能单纯的在意义上进行阐释, 更重要的是从根本目的上加以理解。理念不是目标, 理念必须是动态的, 也是永远具有实际意义的, 因而也才是最真实的。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实际上是在侧面宣示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的发展理念。也即是说, 中国的发展, 不是为了一些目标和口号如现代化、社会主义、发达国家等而发展, 而是为了切切实实让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发展才能永不止步。因此, 结合理念的原义和中国改革的实际历程, 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理念内涵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二、中国模式的原则内涵

中国模式的原则, 本质上也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必须依赖的基础、所必须采用的方法。反观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三十多年历史进程, 基于不同视角的学者会给出不同的原因解释, 但是有两个根本性的现实是任何研究也不能忽视的因素:共产党的领导和市场经济制度。

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有关政治学研究表明, 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 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 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 使其不至于扰乱制体本身。”所以,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会比较平稳和高效, 中国共产党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例如, 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面临着后发现代化的巨大矛盾和挑战:集权与分权的冲突、维护传统意识形态与解放思想的龃龉、政治稳定与民主诉求之间的张力、经济增长和投资与解决温饱和增加福利的矛盾、市场化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拉锯, 等等。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 “一方面推动了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 使得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激发出巨大的生产力, 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高度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 面对着现代化动员起来的社会利益结构的重新组合, 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化, 党和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吸纳、整合和消解,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保障条件。”

中国模式的一大特色就是既坚持社会主义, 又实行市场经济。这来源于我们对于手段和目标的明确区分, 深刻认识到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 市场经济也并非资本主义独有。实践证明, 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 更利于国家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则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 迅速激发了社会活力, 显著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 才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由此推动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 使社会主义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道路并在某些领域领先世界。

上面分别说明了党的领导和市场经济对于中国模式的意义, 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二者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正确、科学的建立和完善;也正是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潜力, 才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从而确保社会的凝聚力。所以, 这两者的结合才是中国模式的原则内涵。

三、中国模式的策略内涵

正确处理稳定、发展和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策略内涵。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潜力和挑战都是不可复制的。怎样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效地改革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固有格局?中国模式的答案是:在稳定和改革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来推动发展。首先, 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其次, 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统筹安排;最后, 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处理三者关系的结合点。在这些策略的指导下, 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多年里, 既保持了相对稳定, 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动乱, 又积极地推进了改革开放, 推动了各个方面的发展。事实表明, 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 但一味强调稳定就会停滞不前, 最终导致不稳定;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不发展只有人亡政息;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但改革力度过大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增, 三者相互影响, 统一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链条上, 只有把握住稳定和改革的最佳平衡点以推动发展才能打开社会变革和社会稳定之间固有的矛盾死结。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策略概念就是大力解决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 各种矛盾和固有利益集团的压力逐渐显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问题趋于多元化、复杂化, 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需要改革。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决策者为中国模式注入了非常重要的内涵, 那就是解决突出问题。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最大的问题, 集中精力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最大程度上缓解改革压力, 还可以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营造氛围、争取时间和积累经验。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 党和政府集中发展经济, 为新政策的推行奠定了民众基础, 但是政治、文化方面的松动造成新的问题, 所以在国家加强了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社会风气的净化;九十年代, 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障碍, 政府适时提出了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措施, 迅速打开局面, 确保经济良性运行;新世界面对新的形势和改革对于党执政水平的要求提高, 中共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理论, 为党的执政提高了理论指导;近年来, 随着社会流动增强, 社会矛盾逐渐增多, 一些群体性事件产生, 党和政府又及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从这么多的实际例子来看, 中国模式非常注重紧紧抓住社会不断产生的问题关键点, 及时提出应对之道, 避免问题的恶化。

四、中国模式的特征内涵

阶段性。中国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具有漫长的积累、演变、发展过程, 也承认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上个世纪, 中国就将自身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并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 也就使国家发展既有一个中长期规划, 又有阶段性的明确任务。此外, 五年规划也是对阶段内的任务进行划分和设计, 分解目标、稳步推进。这种对于阶段性特征, 不仅鼓舞社会进步的决心, 增强发展的方向性和明确性, 还使得国家发展具有可操作性和反思性。

连续性。阶段性并不代表间断, 中国模式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概念, 根本上在于它的内容能够有机组成一个发展的整体形象。中国在发展过程中, 短期的计划和目标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政府也会定期换届, 但这并没有动摇整个国家的基础, 扰乱发展的节奏。政治上, 共产党的领导是连贯的;经济上, 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废除而是不断完善;意识形态上, 强调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声音还是主旋律。这些根本性的、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上层建筑保持了稳定性, 也就确保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连续性。

科学性。随着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出现, 中国政府在决策上更加注重科学性, 避免拍脑袋办事, 既提高发展效率的同时注意节约资源;在官员选拔上提高了高素质人才的比例, 同时加强对领导者领导水平的考察, 选拔机制趋于严格化和正规化;在监督机制上, 加强民主化、透明化, 善于借助网络等新型监督渠道。

五、结语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发阶段的发展模式是不相同的。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十足的进步。本文基于中国三十多年的实践历程, 对这一模式所表现的内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仅仅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仍然在继续, 而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都需要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都需要不断地充实与完善。毫无疑问, “中国模式”作为当前中国发展经验的概括、作为近期中国发展规划的设计, 是深受现实历史条件制约的, 是面临国际社会中各种因素、国内发展中各种问题挑战的, 因而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陶绍兴.“中国模式”中国阐释[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2012.5.

中国管理模式 篇3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贺军科、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陈重、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航一集团原总经理刘高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张建平、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齐善鸿、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何志毅、《当代经理人》杂志出版人言实、《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世界经理人》杂志总编刘澜等200多名来自企业、商学院、管理研究单位以及知名管理媒体的精英集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管理走过的十年发展历程。

以下是部分与会嘉宾的精彩观点。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贺军科：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的国家，实现转变，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毫无疑问也是创新的主体，其中管理创新是进行技术创新、服务创作等一系列创新的条件。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任何一个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都想迅速的做大做强，这无可非议，但是怎么样做大做强？这几年来我一直倡导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首先要立足于做优，再考虑做强、做大、做久，这时就要考虑风险和危机产生的影响。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企业是做什么的？一般的企业是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再往高端走，除此以外还要生产理念、生产思想，它是可以超过企业的年龄限制的。这样的东西在什么样的企业可以生长和出现，是中国企业管理界到今天需要思考的。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首席合伙人王璞：过去10年是中国市场经济主体靠内在规律、内在管理快速转变成长的10年，也是为未来打下良好基础最好的10年。如果说之前我们的企业家是靠机会，是靠左手成功的年代的话，那么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供需平衡，则是靠战略文化打天下，是靠右手成功的年代。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企业，企业的持续成长依赖管理，我们应该亲近管理、喜爱管理，甚至要敬佩管理。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张建平：未来中国经济要想取得更多的成就还需要具备哪些基石？发达的市场经济通常具备三大基石：一是法制健全，执法严格；二是舆论开放，监督到位；三是坚定的信仰。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年以后，我们会发现经济大厦越来越高，而这些脆弱的基石将会失去固本的作用。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何志毅：模仿和创新将是中国管理思想产生的重要途径。因为管理思想本来是由一点一滴的管理创新来构成的。毕竟西方的管理比我们久，他们碰到问题是我们今天刚刚碰到或者是没有碰到，我们并不排斥向西方学习，模仿也是创新。

论坛一

中国企业的创新和变革

主 持 人：李佩钰 《中国经营报》主编

对话嘉宾：宋远方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孙寅贵百龙集团董事长

史同伟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郭凡生慧聪国际董事长

孙寅贵：我们今天讲管理十年周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不是为了现在，是为了以后，为了下一个10年走得顺利。我上个15年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不希望下一个15年和下下一个15年还是这样。我也曾听到很多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要做世界的什么，我要做国家的什么，这是一个好事，不是一个坏事，但是一定要冷静，大多数企业都不是由一代人完成的。

郭凡生：现在中国管理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学者的水平太低。中国过去10年是管理学界和经济学界鹦鹉学舌的10年，这是中国经济学者和管理学界的悲哀。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就是Google。为什么Google在中国打不过百度？无论是市值还是市场占有率差距都是很大的，这么伟大的成功我们总结过吗？这是中国管理学界的悲哀。因此，中国过去管理10年是实践成功的10年，是理论失败的10年。

宋远方：我不同意郭总的观点。我们知道，所有互联网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手中，未来竞争取决于什么？是如何在未来的管理当中运用这个管理模式结合中国的国情，做出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看看全世界排在前100的公司是谁。所以我想这是未来10年我们的企业家和我们搞管理的学者应该可以做到的。我希望有中国的微软，有中国的雅虎，能够在世界所有的领域当中排在世界前列。

史同伟：对于中国前10年的企业、企业实践以及企业管理思想有两个基本的前提：首先，中国起步晚；其次是中国在短时间内发展速度这么快。现在提到人文管理、人本管理、现代管理、战略管理、产业集群……是激烈的市场竞争，逼迫我们的企业家、管理者、学者在研究、实践、总结，在没有外部的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内在缺乏这个动力。

论坛二

谈中国企业的持续辉煌

主 持 人：言实 《当代经理人》杂志出版人

对话嘉宾：贺坚华天集团

李红中国中钢集团

毛羽地坛医院院长

姜俊贤全聚德董事长

游林猫人集团董事长

李红：今天的主题是反思国有企业的机制和管理。国有企业和MBA这个话题很难论述，我曾目睹了很多企业，很多项目，我从机关干部到搞企业管理，看到很多企业的问题。未来10年中国肯定会诞生具有优秀管理水平，国际化管理水平的企业，包括国企、包括民营企业。

姜俊贤：我们这一组都是国有企业。我认为如果用传统的理念、传统的方法管理我们的企业是没有成就的，所以我们要改革，这10年正是在改革推动下，国有企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当年我当局长的时候，我们天天着急的是吃饭，最后我们调整思路，全聚德在体制、机制、管理、营销、技术、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使这个140多年的企业能够顺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状态。

贺坚：改良后的国有企业有希望，首先要在体制上创新，其次要在机制上创新。创新是一定的，但是变革一定是渐进的，不要是突然的，突然的一定会有相当的破坏性。

游林：我认为，态度决定一切。打个比方，有这样三种态度。第一种是把企业当老婆对待，你不能让任何人分享；第二种是把企业当孩子，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你有控制权；第三个是把企业当猪看待，只求价值的最大化。这个比喻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企业的行为是一个思想的行为。

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推荐] 篇4

2014年06月12日 15:54 来源：《管理世界》(京)2014年1期 作者：苏宗伟/范徵/苏东水/王风华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366 【专题名称】管理世界》(京)2014年1期第167～170页 【专 题 号】C3

【复印期号】2014年04期 【原文出处】《

【作者简介】苏宗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范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苏东水，复旦大学；王风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今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环境的日趋激烈，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人与人、社会及自然环境的不和谐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在这些背景下，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为中国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将是今后管理学界重大的研究课题。正是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以“人与人、社会(组织)、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于2013年10月19-20日在江苏宜兴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及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等国内30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及学生等300多人参加了大会。

本届论坛由世界管理学者协会联盟(IFSAM)中国委员会、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江苏九如养老养生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无锡九如城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管理教育学会承办，《管理世界》杂志社、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及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等协办。本届论坛主题为：“人与人、社会(组织)、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

(二)东方管理的创新发展及其实践运用

东方管理学的创建是基于创建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并不是回到古代传统思想的故纸堆里，而是为了创建融合古今中外管理精华的现代管理新学科。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系统阐释了东方管理学创新发展的5个方面：第一个是东方管理发展的5个互动交叉的过程，包括“古为今用”的过程、“东西融合”的过程、“走向世界”的过程、“形成体系”的过程以及“创建学派”的发展历程；第二个是构建了东方管理学独创的“学”、“为”、“治”、“行”、“和”的“五字经”理论体系；第三个是东方管理多年研究的主要成就，可概括为5个“一”：创立了一个新学派；创立了一个新体系；创设了一系列论坛；创立了一个新学科；涌现出一大批学者；第四个是实践意义，即东方管理思想运用于实践的“五观”：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建设“以德为先”的世界观；树立“人为为人”的人生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人和观；宣传“利他兼爱”的高尚观。第五个未来推动东方管理学发展的5点推进建议：深化发展东方管理学科；坚持办好东方管理论坛；建立全国东方管理研究中心联盟；扩大国际交流；参与企业案例创建。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厉无畏教授指出：东方管理学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管理学学术思想的世界交流和东方管理思想的传播，成为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管理学派。

东方管理思想在我国社会实践层面已日益显示出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本次会议集中探讨了东方管理思想在家族企业管理、新型城镇化建设及领导力等方面的实践运用。无锡九如城养老产业集团董事长谈义良博士指出，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文化的竞争，而以“三为”理念为核心的东方管理思想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塑造和培养，从而帮助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上海宝山区区委书记汪泓教授提出，我国的城镇化战略设计和实施，更多应当依据东方管理思想，遵循系统性、协调性和以人为本这三条原则，构建人性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要把人本身的发展和人性全面价值需求作为城镇化战略管理出发点和立足点，要始终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思想贯穿于规划和政策制度设计当中；东方管理思想的本质核心是“人为为人”，人为为人强调了激励与服务的互动过程，这是领导者未来领导方式的大趋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教授则重点阐述了东方管理“人为为人”思想及其在领导力发挥中的重要指导作用，他指出，“人为”首先要注重领导者自己的个人修为，在“智”、“仁”、“勇”3个方面超越自己，做到“内圣外王”，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人”，就是为人民服务，在此基础上要善于用人，让别人成长起来，使别人有权利，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三)中国管理模式的内涵及研究策略

在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引发了诸多人和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唤起了人们对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是基于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企业管理及个人管理各个层面所创建的一种新的管理发展模式。其目的是为解决现代社会因利益冲突、社会制度的缺失及不可持续行为提出的人和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理念和方法。

1.何谓中国管理模式？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芮明杰教授指出，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应当关注在中国人文社会情境下管理方式方法的艺术性和道德性，要用“考古挖掘+整理说明、理论创新+实证检验及个案研究+情景分析”等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阐明中国式管理模式是以“自我管理”与“人本管理”为载体，其特征包括人本精神、集体主义、道德软约束、礼义协调、无为而有为、不变应万变、不战而胜、和为贵等理念和思想。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范徵教授以“基于中华文明的中国管理模式冰河模型”为题，在梳理基于世界文明体系的全球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中国管理模式的“冰河模型”：显性的控制层中体现的是以精神为核心的“和谐管理”、若隐若现的组织层隐藏的是以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隐性企划层深处是整体为核心的“太极管理”。成功中国领导者的形象体现出“儒商”的人格特征；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善浪教授通过分析历史上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路线以及近年来中、美、欧三大政治经济实体的力量对比，说明当前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中国转移，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世界经济中心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管理学应以“中国文化和价值”为管理哲学，以“中国实践和案例”为发展动力，以“中国问题和困惑”为研究取向，为构建中国管理模式提供理论基础。上海外国语大学苏宗伟副教授从理念、制度、方法3个方面对中国企业管理的百年发展进行了梳理，提出中国企业不仅要学习西方严格的质量管理、卓越的企业塑造、有效的股权结构等“器物之学”，更要借鉴西方企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吸取其与中国本土相适应的文化理念，才能寻找到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钥匙。

我们认为，中国管理模式是以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企业以及社会为实践背景，通过东方管理“学、为、治、行、和”5字体系，以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哲学、管理原理、管理体系、管理行为的运作达到有效和谐的目标。具体地讲，中国管理模式是在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华商管理“三学”为管理理论基础上，提炼出了“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等15个管理哲学要素，萃取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管理原理，形成了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管理体系，构建了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的“五行”管理行为，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人和、和合及和谐的“三和”管理目标(苏宗伟等，2013)。

2.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策略

与会者认为，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应该以东方管理思想为基础，围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证研究及创新发展的思路进行深入的研究。

(1)“古为今用”强调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性转换研究，即从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四治角度全面梳理儒、释、道、法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限和当代价值，进行现代性的科学总结和当代价值转换，为中国在转型期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的软实力提升提供理论指导；复旦大学袁闯副教授指出任何时代的管理思想都与社会的综合发展相关，同时也需要做出符合现代社会实际的转化。他从儒家管理思想的角度，通过对“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和“人为为人”3个命题的分析，从管理哲学、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3个方面论述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和目标。复旦大学徐培华教授指出“道法自然”是东方管理文化中的大智慧，《周易》的阴阳之变，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及儒家的“中庸”和佛家的“一切随缘”，都是“道法自然”要求的表现，把这些东方智慧精华运用到企业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得益无穷；江西财经大学吴照云教授和李劼阐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了几千年，其中蕴含的伦理管理思想哲理与现代的经营伦理理念越来越契合，基于责任和道德权利的经营伦理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论文通过文献回顾，对儒家伦理管理思想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指出现在研究的不足之处，并为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提出了未来可能研究的方向。

(2)“洋为中用”强调现代西方管理在中国的应用及其效果研究，即通过对西方管理理论的主要梳理，研究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应用成功的效果分析及在中国应用失败的效果分析。并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中国企业管理如何更好地应用西方先进管理理论提供对策性建议。复旦大学彭贺副教授分析了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应用效果，提出了有些什么原因影响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效果？他认为，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应用效果的主体是好的，“水土不服”只是少数现象，且造成“水土不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应用问题，而不是理论自身问题。在中国要更好应用西方管理理论，需要理解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前提条件以及时代背景。同时他提出了中国管理理论研究需要注意的3个方面：首先，与西方理论可应用于中国一样，基于中国现象发展的中国管理理论一样可应用于西方。只要是基于人类共同人性的理论，必定具有其通适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宜假定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管理理论和发现就只适用于中国这个特定情景；其次，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应主要基于中国管理中出现的独特现象展开。这些独特现象最有可能成为我们进行管理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点。不能说这些独特现象在西方国家一点不可能出现，但在中国情境下这些现象更为普遍，这就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资源；最后，他指出文化差异可以在理论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其重要性不宜夸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共同性是最主要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提倡针对文化差异性展开研究外，更应该提倡的是基于共同性展开研究。

(3)“实证分析”与“实践应用”是中国管理模式的特征研究，即以中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的管理特征为主要分析对象，对中国管理模式特征进行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以实证分析为研究依据，解析中国管理模式特征形成的内在机理和优劣势，创新中国管理模式，用于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本届论文对“三为”理论、“人缘”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服务创新、战略传播、商业模式、产业链租金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在“三为”理论的实证研究方面：复旦大学的潘宇和胡建绩教授以目前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全部355家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名义以人为本”与“实际以人为本”公司文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做到名义以人为本，有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而实际以人为本对企业的业绩没有明显的影响；复旦大学的先梦涵和孙婧针对当前危机干预体系中可操作性不强等缺陷，以东方管理的“三为”思想为指导，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构建了危机干预体系的整体架构，通过实际案例，对所提出的危机干预理论框架进行了检验；南京理工大学许立帆副教授认为东方管理“三为”理论可以作为现代企业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并尝试通过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等方法及现代企业危机管理水平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构建出现代企业危机管理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建立现代企业运用“三为”进行危机管理的绩效评价模型；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琚海龙和孟勇副教授通过数据对比了中国和美国、日本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从“人本理论”的角度分析比较了各国的薪酬制度，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在效益分配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应当“以全体员工为本”，注重效率和效益、效率和公平的结合。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衍、任嘉和苏宗伟副教授聚焦于东方管理的“三为”管理模式在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实践，以沪江网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如何融入现代化的互联网公司的日常管理，表明当今互联网企业运用“三为”管理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的可操作性。

在“人缘”理论实证研究方面：复旦大学伍华佳副教授在分析东方管理学理论在微观层面系统的、较长期的实证数据和综合研究不足这一现状的基础上，以中国管理模式中的“人缘管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的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论证了“人缘管理”在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真实性及预测和控制；河海大学陈为年阐述中国内地的台商企业深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尤其是“五缘”网络文化的影响。经由量化分析证明，工作职场上的当事人具有不同的“五缘”网络关系身份时，对企业主管选才用人时的信任态度有较大影响力的关系类别为神缘和亲缘，尤其是神缘关系。企业在用人时，运用人缘管理和五缘网络机制，有利于信任机制的建立。

在相关案例研究方面：清华大学李飞教授、贾思雪、曹雯斐和胡赛全以海底捞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餐饮企业的服务创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包括实地访谈和二手资料收集、编码、分析等阶段，最后得出了中国餐饮企业服务创新理论模型，包括餐饮企业的服务创新驱动力、服务创新保障机制以及服务创新开发过程3个层次。这个理论模型可以为中国餐饮企业的服务创新提供很好的借鉴；上海外国语大学于朝晖教授通过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战略传播管理进行了探讨，并从组织内外部环境和内外部公众的两个维度，构建了以形象管理、机制管理、策略管理和绩效管理四个模块的实施领域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战略传播罗盘模型，对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济大学林善浪教授、张丽华和上海对外贸易大学林玉妹副教授基于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温氏集团肉鸡养殖的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研究了其封闭式委托养殖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运行机制。研究发现，适应农业企业所处的具体产业背景、在调动养殖户积极性的前提下，对产业链的必要控制力是温氏集团能够实现技术创新和风险控制，并获取产业链租金的关键因素。复旦大学李作良、苏勇教授及马文杰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从战略创业的视角对养老新企业商业模式进行了探讨，阐明了交易内容、结构和机制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的构成要素对新企业持续成长的积极影响，而变革心智模式、变革治理结构、构建关系网络、协调企业资源、持续模仿学习和拓展市场领地是战略创业行为的核心维度，是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因素；中山大学李健睿和刘阳春副教授以苹果公司为案例从全产业链的视角对在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探讨，阐明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同时，应当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去践行其企业社会责任，并将其相应利害相关者的权益纳入其制定跨国经营策略时考量的范畴。

其它相关理论实证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变迁的阻力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的路径进行了探讨，指出作为具有全球责任感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在已启动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变迁中能否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在这场秩序变迁中，能否提出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设计和广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王雍智副教授、中国台湾树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卢骏葳及日本鹿儿岛国际大学的祖恩厚以台湾上市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绩效及公司形象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阐明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并不矛盾，企业领导人可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视为社会投资与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形象及企业绩效。北京师范大学焦豪利用中国企业的数据对基于企业家微观特征视角的动态能力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阐明企业家个人层次的影响因素在总体上对动态能力有积极的显著影响，超前行动性和风险承担性与动态能力的正向相关关系得到了验证，但是创新性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复旦大学的许云莲和蒋青云教授从销售队伍激励及渠道治理营销的视角，构建了营销渠道“制造商总公司—分公司经理—零售商”的双层代理模型，阐明企业在营销渠道管理中需要系统考虑治理机制对内、外部各方的双重作用，并建议可借助信息系统增加制造商对零售商的直接联结，以同时降低内、外部机会主义的发生。

(4)“创新发展”是融合提炼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管理模式”。通过对中国管理模式创新发展的环境的分析，确立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理念来指导中国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上海海事大学赵渤副教授对东方管理创新商业模式的价值链扩展方式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因素正在影响世界，东方管理创新商业模式正是基于不同国家、区域以及文化圈层的文化布局特点，通过非正式组织与非制度化协调的方式，构建企业与社会人文体系之间的能量循环与互动，从而创新价值体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毛蕴诗教授以“创新与跨产业升级——乔布斯·苹果”为题，通过乔布斯创业与创新以及苹果成功的案例，指出创业创新是苹果成功的主旋律，中国企业应当从中得到启示，应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实施加大创新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制造能力、突破关键技术、加强海内外两个市场的互动以及收购海外战略性资产等策略，实现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与跨越。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对大数据时代的公共管理创新进行了探讨，指出大数据、云计算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领域，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和谐都需要大数据支撑，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与信息技术创新应相伴而行，相互促进；河海大学汪群教授、李卉、杨漫和田梦斯以经济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综合运用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SIHRM)理论，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管理人才本土化梯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阐明如何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初期、试探期及成熟期的不同阶段从公司战略层面、立足长远合理构建管理人才的梯度，逐步推进管理人才的本土化，并需要把握好推进人才本土化的时机、文化融合、管理人才的培养等关键因素。

(四)人与人、社会(组织)、自然和谐发展

古往今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一直在追求和谐，可以说和谐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体现，也是东方管理思想的终极目标。与会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人与人、社会、自然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人际和谐与人群和谐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崔瑜、北京师范大学焦豪和复旦大学的苏勇教授从内部营销理论的角度对员工满意度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企业内部营销的成功与否可以通过员工对于企业的满意度来测量，其中“激励与发展”、“资源环境与能力匹配”、“企业文化及沟通”、“工作吸引力”、“管理支持”、“福利公平”六类因素对企业内部营销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上海国泰君安典当有限公司徐雯静博士及华东政法大学的甄杰副教授以深圳光明新区为例，深入研究产业集群的动态化演变、集群内企业成长的阶段性以及企业员工维护自身权益积极性的深入化提高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阐明了企业员工权益地位的变化趋势，说明产业集群内企业员工维权问题具有阶段性和复杂性，产业集群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其内部企业员工维权保障方面具有内生性作用。

2.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

上海市合作交流青年联合会主席彭江博士指出，新型城镇化要解决核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关键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民众，从解决工作岗位(就业机会)的问题着眼，提高收入的问题着手，尊重自然、尊重人、尊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结合实际考虑合理的产业与城市布局问题。上海外经集团董事长童继生博士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和谐发展之路”为题，阐述了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情况以及世界各跨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各种不和谐表现，进而提出以“三种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际社会和谐和不断创新与当地政府、百姓、企业合作模式的“三种模式”为核心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和谐发展之路。

3.天人和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闫虹珏教授从生态文明观探讨东方管理学“三为”思想的现实意义，指出生态文明的实质就是通过可持续发展途径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实现个人自我完善、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统一。辽宁大学张今声教授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提出了强化生态观念、建设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城市交通系统、净化空气、有效利用水资源、理性进行城市建设、建立全民参与、全民监督机制、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一系列建议，以求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董事长史正富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并非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而是一种超常规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在GDP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投资效率、经济运行稳定性等指标方面都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经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降低发展速度，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加市场化战略，不足以支撑中国第二次真正意义上长周期的经济增长，必须通过技术资本筹集百万亿资金，打造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性的基金体系，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期投资，达到充分利用土水热能资源，改变国家能源经济结构，培养产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从而实现中国经济以内需为主的可持续性的超常增长目标。

(五)总结与展望

本次论坛形成的重要学术观点包括(1)东方管理思想的实践意义体现在如何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以德为先”的世界观，树立“人为为人”的人生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人和”观；(2)东方管理思想对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一种宏观的、长期的、可持续的理论和学术上的引领作用；(3)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应当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从研究东方人文社会情景下特别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发现它的艺术性规律，以实证其绩效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4)实施对生态资产、战略性资源及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期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第二次的超常增加，是中国经济未来30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5)在中国要更好地应用西方管理理论，需要理解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前提条件以及时代背景。与会者认为，历届东方管理论坛所积累下来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有利推动国内管理学术的交流和东方管理思想的传播；中国管理模式的形成是一个融合创新的过程，体现了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融合发展，体现了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对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导向性要求，其目标就是要不断促进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管理模式 篇5

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臵疑

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西方有学者预测，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国大乱；但是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现在，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2009年年末，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世界的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崛起”竟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被关注度超过了美国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对于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西方的有识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更清楚。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10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是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过这种邀请，在北京，奥巴马公开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捧杀”中国，而

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他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中国的崛起已造成震撼，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成绩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成绩远远大于问题，也为解决问题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纵向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高：它们当时的腐败比我们今天严重得多，它们当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今天大得多，它们当时的环境污染也比我们今天更严重，更不要说它们在崛起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战争、掠夺和杀戮。横向看，今天与我们可比的国家，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成绩远不如我们，各种问题往往比我们更严重。所以，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不必否认中国模式有它的问题，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关键好处，就是经得起国际比较，而且能在这种比较中明显胜出。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臹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

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

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共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臵疑。

评价中国模式不能套用西方标准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其实，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臸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问题。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

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由此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中产阶层人口的扩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和臸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

中国的崛起是以一种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进行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

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臸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西方崛起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我们今天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复臸西方模式。而我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如果这样做，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中国当初若是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那它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好，大概早就解体了。

今天，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很不成功。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遇到了严重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却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已破产。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也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所以，在西方臸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信奉西方，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臸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但事实是，这样的例子找不出来。

中国的崛起既没有复臸西方模式，更没有重演西方崛起的血

腥历史。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所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大规模海外扩张和残酷奴役他国人民，“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而中国今天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难题，不但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扩张和掠夺，而且给大多数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还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以及中国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本质上延续了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的传统，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臸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臸度，但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改旗易臶是一条邪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臷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臸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甚至灭绝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美、日等国，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在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增加，而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这种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国内外有很多人探讨前苏联垮台的原因，以作为中国的镜鉴。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

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较快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前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结论：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眼下正处在乱局中的泰国和乌克兰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臸度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够，更应该说的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

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臸度的探索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臸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臸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臸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臸无法臸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式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臸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

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臹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臺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及其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学界来说，首先要做好理念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不少人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正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我不这么认为。应该说，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只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我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到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除了这些之外，中国的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只能是一席空谈。但只要中国讲维护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臸，这实在荒谬。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更多是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非西方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美国及其盟友来收拾残局，从他们自

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推进他们想要的国际臺序。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臸度已经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臸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模式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其他文化必须一律照搬的民主模式，各国都应该根据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对于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来说，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民主臸度，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中国应成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领导者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

在坚持中国模式的前提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

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什么事情只要中国做好了，都将是世界级的规模效应。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开什么车；所有的建筑事务所，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住宅。这就是规模效应。中国软实力的扩大也是同样的逻辑。比如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过15、20年，也许就不用“中国特色”这个词了，也许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就应该是中国这个版本。再过几年、十几年，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美国3亿多人，中国中产阶级6亿多人。到那时，美国怎么可能不坐下来认认真真跟中国谈？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将是我们提出条件了。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自信，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需要话语自信，中国到了建立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过去30多年，中国已大体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成绩就已经很了不得，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一件事，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

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臸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行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要采取参与者战略和领导者战略。“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标准原创能力。

国内有些人总强调与国际社会“接轨”。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必太在乎这个。这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民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因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未来之势。

其实经济改革就是如此，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臹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

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比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中国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比如强调社会臺序、注重

和谐。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

中国模式超越西方，贡献世界

目睹中国的出色表现，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 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大概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不按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中国的发展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契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然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把中国过去30

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就能看得很清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曾在非洲推行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入侵和二战中纳粹德国入侵）。1990年代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要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倒退20年；美国自己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苦果。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民主是西方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西方普世价值占据话语臸高点的关键。其实，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民主探索而言，中国的经验更有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条经验，第一条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臸框架。民主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臸、一流的民主监督机臸、一流的社会磋商机臸。同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大胆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内需驱动。从中国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比较

稳健。什么叫有效内需？就是一个国家在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产生的真正的需求，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目前阶段来说，中国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臸建设、党内民主机臸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实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家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天天在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问题，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国都是这种情况。

第三条经验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实验之所以频频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是为推动民主而民主，结果导致政治机器空转，造成无穷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糟，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条经验十分重要。有了这三条经验，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可以高于西方民主。

民主建设就像开门一样，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崇尚斗争哲学；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崇尚和谐哲学。二者中哪一个更胜一筹，要看最后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中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臸度。这也是中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我们应该

当仁不让。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中国目前在一些方面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很难达到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

解读中国模式 篇6

摘要：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模式直接源于六十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关键词：经济模式；模式政治；社会模式；以人为本；社会稳定。

正文：从实践中一路走来的“中国模式”正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改善民生成为中国未来五年的改革主旋律。人大会议聚焦贫困和贫富差距，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积极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住房、食品安全和通胀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民生转向是世界经济均衡的关键”.①(《纽约时报》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民生转向是世界经济均衡的关键。)这句话表明中国的经济模式将直接影响世界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如此概括。

我国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因此称为“国民”模式。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国有。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耕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的，至少是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国家还拥有少量但从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开发的大型企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中国还组织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医疗、体育、文化等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不盈利，但基本自负盈亏。医疗机构一度成为盈利机构，但与“国营”②（“国有”与“国营”不是一回事）。一样不可能持久。疾病越多，赚钱越多，难称“正当”生意。健康的国民是国家根本。

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企业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类中小工商企业占中国工商局注册企业的99%以上。这些企业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不仅如此，自由的劳动用工市场迫使国有企业也只好实行竞争型的劳动用工制度。

4）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自由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竞争烈度非常高。同时，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也在刺激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育。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国的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国业界原以为西方资本市场非常开放，但近两年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和政治限制。十几年后，将出乎今日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中国会成为世界自由资本市场的旗手，正如十几年前几乎没人预料到中国今日会取代美国，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道理很简单，自由的商品市场必然催生自由的资本市场。

大部分学人看到了“民”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3）家庭和社区集体企业雇佣了中国大部分劳力，是百姓经济生活的主干。

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效率，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2）保障供应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3）保障社会平等，维持“富不过三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

但只有不多的学人看到“国”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3][3]（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远胜于其他欠发达国家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有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因此，中国不存在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只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技术性调整。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中国“民”有部门历史极为悠久；“国”有部门至迟始于西汉的“盐铁官营”。在西来的工业化浪潮和计划经济推动下，“国”与“民”两大块演变成了现代的“国民经济”

国民模式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试错的结果。国民模式上承中国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还汲取了当代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实践中磨合出来的。这个模式是“形成”而非“设计”的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这个模式不仅成功而且已臻成熟，除技术调整外，不存在照别国标准变革“体制”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我认为“政治模式催生经济模式“.中华社会在以往的百年中经历了从家庭自耕农社会到半殖民地社会，又到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政治体制伴随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而演化，还未完全稳定、成熟。但就发展趋势看，一个继承了中国政治文明传统和消化了外来政治文明成就的独特政治模式已初具规模。发现中国政治模式，旨在理解中国经济模式，理解整体的中国模式，还旨在抵制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延续适合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独特政治文明。

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为中国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首脑，即政治保障。它由四个支柱构成：（1）

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四大支柱有机地连在一起。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核心执政集团领导绩优选拔制，绩优制支撑特殊的分工制衡制度。抛弃了民本观，后面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从结果看，尽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我国政府六十年来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的三类六种需求，即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以及又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就我国政体而言，“民心”仍在，“天命”犹存。

社会模式是中国模式的内核，是政治模式的直接原因。

经过六十年的磨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初露端倪，可概括如下。

“社稷体制”由四个支柱构成：（1）分散流动的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不同，（以家庭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3）（社区和单位构成的）社会网格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不同，（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

中国的家庭当然是组织起来的。但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不是 “市民会社”，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换言之，中国社会不是市民会社的集成，而是社区和单位的集成。

中国建设银行采购管理模式探讨 篇7

一、传统模式下中国建设银行采购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 采购流程不畅通

采购审批环节较多导致采购工作的低效;各部门的本位主义与信息流动的低效使内耗增加, 内部组织成本上升;过多的采购环节延长了采购周期, 降低了整体的运作效率和响应客户需求的能力。采购的重点在于采购程序是否履行。采购工作在建行内部开始实行并不是考虑采购战略地位, 而是为了防止商议贿赂和道德风险, 而是否能够提高采购效率, 能否降低采购风险能则放在了次要位置, 采购节约多少财务费用, 并不是建行高层所重点考虑的问题。另外, 采购项目安排存在随意性, 没有实行计划管理。需求部门随时都可以提采购需求, 时间的紧迫性往往成为其催促采购部门尽快采购的理由, 采购部门经常处于被动局面, 被需求部门牵着走, 缺乏主动性。

(二) 降低成本成为采购的唯一目的

商业银行采购最鲜明的特点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 以获得产品采购的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换言之, 降低采购成本, 提高采购效率是其根本宗旨。中国建设银行每年商品采购占支出的50%-80%, 降低采购成本就自然成为采购的重点。许多高级主管认为, 较好的采购就是一次性消减成本, 基本上只要指示采购部门要求供应商降价就可以了。采购重点放在如何和供应商进行“讨价还价”上。通过供应商的多头竞争, 从中选择价格最低的作为合作者。虽然质量、交货期和售后服务也是采购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 但在传统的采购方式下, 这些通过事后把关的办法进行控制, 如到货验收和签署合同限制等, 交易过程的重点放在价格谈判上。因此, 在供应商与采购部门之间经常要进行报价、询价、还价等来回的谈判, 并且多头进行, 最后从多个供应商中选择一个价格最低的供应商签订合同, 订单才决定下来。尽管采购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 但功能也较差, 并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部门的要求。

(三) 缺乏供应商管理

实际工作中, 每个采购项目的候选供应商都是需求部门负责推荐, 采购部门只能从需求部门推荐的名单中进行评定, 使那些更加符合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无法进入采购活动中, 推荐供应商成了“人情推荐、关系推荐”, 信息出现不对称, 很容易出现“围标、圈标”的违规行为。另一方面, 由于没有建立供应商管理制度, 就无法从制度上更加合理科学地管理供应商, 更别谈供应商信息库建设和供应商售后服务管理了。

建行和供应商的供需关系是临时或短时期的合作关系, 而且竞争多于合作。在建行传统的采购模式中, 由于缺乏合作与协调, 采购过程中各种抱怨和扯皮的事情比较多, 很多时间消耗在解决日常问题上, 没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做长期性预测与计划工作, 供应与需求之间这种缺乏合作的气氛增加了许多运作中的不确定性。

(四) 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评价回馈机制与采购严重脱节

建行采购权限大部分集中采购总行和一级分行这个级别, 而商品和服务的真正需求在二级分行、支行和营业网点。这样一来导致质量评价回馈不及时, 有些根本没有质量评价回馈机制。供应商售后服务如何、产品质量和服务如何, 真正的使用者无法通过有效的反馈渠道传达到采购部门, 大大挫伤了使用单位的积极性, 造成了不必要的内部矛盾, 与采购节约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本意背道而驰。所以, 努力营造互利双赢的供需关系, 和优秀供应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变采购商品的管理为供应链模式的供应商管理, 是提高采购商品质量的有效途径。

(五) 重过程轻结果

建行从2000年开始制定多项采购制度和规定, 采购程序可谓公开、公正和公平, 但是由于专业性限制, 缺乏真正懂行的评审委员。评审委员由于自身也有本职工作, 所以无法保证准时参加, 甚至有的中途退场, 使采购评审工作不能有效开展, 严重影响采购结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另外, 采购会议也有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人员参与监督, 但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 外部监督并不十分到位。

(六) 认为采购无学

将采购视为简单重复劳动, 对人员缺乏必要的银行业务、招标投标、合同管理、商品性能、采购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有的二级分行甚至将业务能力最差的人员安排到集中采购岗位, 根本不能适应采购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 采购活动中难免会遇到困难。

(七) 缺乏合同执行管理和售后服务调查工作

目前采购类合同主要由需求管理部门与供应商签署, 采购部门不负责合同管理工作。因此无法知晓供应商合同执行得如何, 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致使无法对供应商进行后评价, 采购事后监督机制根本没有建立起来, 供应链的末端管理严重缺乏。

二、供应链管理模式下与传统模式下的采购管理区别

(一) 变被动采购为主动采购

传统采购活动是需求管理部门提出需求后, 采购部门才进行采购活动, 而且供应商也是需求管理部门进行推荐, 前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调查和测试都是需求部门和需求管理部门独自进行, 采购部门无法进入供应链的前端, 无法了解供应商、市场和产品等情况。供应链模式下的采购需要采购部门在采购项目启动前提前进入“角色”, 进行采购设备的市场调查、潜在供应商选取和产品测试等相关活动。在启动采购谈判之前, 通过对供应商进行实地考察并进行技术测试, 掌握供应商及商品信息, 赢得采购的主动权, 做到好中选优, 达到“优质采购”和“主动采购”的工作目标。采购人员在了解供应商、市场和产品等详细情况后, 再进行商务谈判阶段就有的放矢, 不至于非常被动, 采购就不会成为“讨价还价”的工作, 采购谈判的效果和效率就大大提高, 产品的售后服务和供应商后评价管理方面就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从一般买卖关系转变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建行采购涉及四方面的主要参与者:各分支营业网点、采购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和供应商。在供应链管理模式下, 每个参与者联系十分紧密, 其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 都将对整个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 他们共同承担整个供应链价值创造的责任。在传统的采购模式中, 供应商与建行之间是一种简单的买卖关系, 因此无法解决一些涉及全局性、战略性的供应链问题, 而基于战略伙伴关系的采购方式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条件。第一, 供需双方通过战略性合作关系, 可以降低由于不可预测的需求变化带来的风险, 比如运输过程风险、信用风险、逾期供货风险、产品质量风险和企业破产风险等, 银行也可以向供应商提供信贷支持, 从而帮助供应商摆脱困境, 保证供货;第二, 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为双方共同解决问题提供便利的条件, 双方可以为制定战略性的采购供应计划共同协商, 不必要为日常琐事消耗时间与精力。第三, 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供需双方都从降低交易成本中获得好处。由于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手续和讨价还价的过程, 信息的共享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决策可能造成的成本损失。第四, 战略性的伙伴关系消除了供应过程的组织障碍, 为实现及时化、准时化和精确化采购创造了条件。

(三) 从局部采购到全流程采购

建行传统采购只重视采购价格谈判环节, 忽视了采购前端和后端的管理。在供应链管理模式下的采购要求是全流程管理, 即供应商管理、评标委员管理—采购商务谈判、评审管理—合同执行情况管理-售后服务管理等, 这样就要求建行在采购工作中重新修改规章制度, 补充采购类型的人才, 将采购工作放到比较重要的位置, 至少应成立相应的科室, 委派具有经验的采购经理担当采购管理工作。全流程采购实现了采购的过程完整化, 采购不再是形式工作, 而是真真正正的采购工作。

参考文献

[1]易娜, 吴炜.战略采购下的商业银行集中采购[J].新理财.财务工具.

浅谈中国特色管理模式 篇8

关键词：中国特色；人伦文化；管理模式；管理方法

现代管理科学，可以认为是从西方传入并定义的一种组织科学。哈罗德·孔茨说：“管理是设计和维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的完成既定目标。”彼得·德鲁克说：“管理，从根本意义上讲，意味着用智慧代替鲁莽，用知识代替习惯和传统，用合作代替强制。”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西方文化的管理科学，缺乏适合于东方文化的管理科学。

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孕育出了独特的文化，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东方文明，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模式。中国近代的衰微使得西学大量传入，使得目前的管理学培养基本以西方为主，或者说基于西方管理体系构建。不过事实告诉我们，西方的管理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对其中的许多部分进行了改造，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有没有中国式管理呢？曾仕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管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是方法，而是文化。不仅仅有中国式管理，还有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本人倾向于存在不同种类的管理这一说法。下面进行简要的探讨。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 五千年悠久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的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 有人甚至预言， 21 世纪的管理是以中国儒学文化为基础的管理。因此， 构建中国特色管理模式必须考虑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一代代值根于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 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思想和行为起着潜在的指导作用。当然， 研究昨天， 是为了服务于今天， 究古代是为了服务于现代， 研究民族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和经验， 根本目的是为了吸取其中的精华， 立足学以致用。因此， 必须根据代管理的需要，强调立足于时代发展的原则， 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赋予时代新内涵，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深度发掘和领悟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管理思想的深刻内涵， 精心研究其规律性的东西， 以引发思考， 启迪思路， 开拓视野， 并在高层次上结合现今实际， 用理论指导实践， 为现代管理注入民族文化精华。

人是观念的动物，具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而观念又是受文化经验影响而成的。不同文化区的人有不同的观念，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行为。人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世为特征的情理文化，

人伦构成价值的本位， 情感则是价值判断的主体， 因而人情便成为重要的社会原理。儒家的伦理精神，其实是一种以人情为中心的精神， 这种人情不是作为形式与载体的礼尚往来的人情， 它是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组织结构形式， 其实质是社会互动与社会交换。人情以人伦关系为本质， 以感情沟通为原理， 以整体和谐为价值目标。在传统文化中人情不但是伦理道德， 而且具有政治的属性， 是传统政治形态即伦理政治的深刻内涵。人情不仅是一种体现在表层的社会文化现象， 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管理的实践功能， 不仅人情的有无对管理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而且人情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它是中国传统的德治、德化的一個表现方面。对人情味的追求是中国管理心理与文化心理的特点， 人情构成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的特点。人情味的有无， 与领导者的威信与管理的成效有着直接相关的联系， 一个“不通人情”的管理者必然不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但是， 也应当看到， 人情关系的泛滥在企业中会导致人治， 使企业工作缺乏效率， 甚至使裙带风、关系网成为企业管理的弊病。而且， 在中国， 人情与权术往往容易混淆， 人情的不正当使用也会造成管理者对权术的玩弄， 所谓“人情债”便是如此。现代西方管理的一项重要趋势就是对管理中的“人情”的追求， 因为法律制度并不能调节管理的一切方面。然而， 这种对人情味的追求必须以管理的权威和严明的法律制度为基础， 在此基础上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 ， 使情、理、法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企业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实体， 而且成为一个情感实体。

当今世界，既追求全球化，又重视本土化，似乎是一种矛盾，却显然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西方的科技，已经将全世界统一起来。知名的世界品牌，行销全球。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生前所预言的，都按照西方的意图，越来越相像，出现了全球一致的生活形态。汤因比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因为在政治方面，两千多年来，除了极为短暂的时期外，中国政府一直维持整体的统一局面。事实上自公元前221年迄今，中国始终是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他认为尽管西方在全球化具有重大而明显的成就，但是中国仍然将在政治上统一世界，并且带来共同的和平。中国式管理，应用易经的道理，充分掌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自然规律，来合理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对于世界大同的远景最为合适。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评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应该相当有根据，而且也十分符合人类的福祉。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式管理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每一个人都要先把自己管好，成为组织中有用的一分子，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个人修治好后，下一步是家庭。必须将自己所属的家庭安顿好，才能够进一步治理国家。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管不好，哪里有资格、有能力去治理国家大事？官员的家庭出问题，常常连累到官员本身，甚至要辞职。这就是先齐家后治国道理的体现。中国人把事业当做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在中国人心目当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成就，完全看他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位而定。学而优则仕，努力求取学问，目的在于获得一份具有相当权力的职位。中国人认为政治是社会、经济、法律甚至宗教的基础，政治权力足以解决各种问题。这种观念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经管事业的人，一旦稍有成就，便希望能够打进政治圈，好像惟有如此，才够神气，也证明自己真正有实力。“成家立业”的意思是结婚成家的人应该建立事业，而建立事业的首要目的则是养家。一个人在结婚之前，尚在修身阶段，难免知识不足、性情不定、行动不稳，最要紧的是找一位好老板，跟着他学习。结婚之后，必须为尽丈夫及父亲的责任，一方面齐家，一方面立业，使自己的小家庭经济稳固。现代社会男女平等，一般双方一起来努力。所以在中国，人伦关系对于中国管理又有着重大影响。

人伦关系是中国血缘宗法社会的产物，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 它凝结了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 因而基于一般人际关系的理论很难在这种人伦关系的氛围中运作。人伦团体是一种血缘团体， 情感团体， 利益团体， 它在企业管理中的运作就是所谓“非正式组织” ， 按照现代管理的理论， 非正式组织是人们在正式组织中形成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种组织中， 人们有共同的情感和态度， 共同的价值标准， 并对每个成员发生规律性的影响。在非正式组织里，感情逻辑是支配团体行为的价值标准， 是人的非合理的行为准则。在中国社会中， 这种人伦实体的非正式组织具有必然性和巨大的组织功能， 在中国特色管理中， 人们不喜欢冷冰冰的不掺杂任何情感因素的管理， 这种管理不易产生凝聚力与一体感， 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往往不能真正同心同德。人伦关系模式对理性、法制的排斥， 妨障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企业制度的改革。但是人们在以现代管理的原则调整既有的中国管理关系的时候， 不能不吸取传统人伦关系中的成分。以人伦为管理关系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 必须要注禽职工的人伦满足， 就是说， 在人伦网络中， 职土不仅要求自身需要的满足， 人伦需要以及对人伦关系中其他个体的满足对职工也具有同样的刺激作用， 因而必须是自我满足与人伦满足的统犷。其次要注意职工的情感满足， 因为人伦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关系。再次， 在管理方法上必须是情理法的融合以适合人伦组织的形式进行管理。最后， 必须正视和重柳入伦团体在管理组织中的作用， 并寻找适用于人伦团体的方式与形式进行管理。

再来比较一下其他的管理模式。现代化管理，是由美国引领的，我们先从美国式管理说起。美国管理模式，脱离不了“我要与我成的实现历程”。“我要”代表“目标管理”“我成”代表“成果管理”。由自我订立目标，再由自己去执行，最后得出成果。若是成果和目标十分接近，甚至完全达成或超过预期目标，就会受到奖赏，否则就要接受处罚，有时甚至被撤换。整个管理历程，充满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精神，以“竞争”为主要手段，拿“数据”作最终标准，分出成败，判定死活。日本式管理则与美国式相反，他们所构成的，是一种“同生共荣的发展历程”。“同生”表示“一起进入公司”；“共荣”表示“大家共同分享所得的荣誉”。有同生就要有同死的觉悟，培养出生死之交，准备共同奋斗，绝不可以临阵脱逃。共荣也要有共辱的计划，因此团队会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而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整个管理历程，充满了的“爱团体精神”，以“一家人”为号召，“互助”为手段，“不事二主”为标准，一致对外，奋战到底。中国人呢？“目标”可达成也可能不敢达成。因为我们心里最清楚：一旦达成目标，下一次目标就会提高。目标和成果固然很重要，却不能呈现管理的全部，只能表示管理的一部分。中国人不致否认目标和成果的重要性，但是不能够承受以目标和成果来显示管理的重点。

所以中国特色管理模式是理论的思考， 也应该是中国管理实践经验的经验， 它必须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坚持实践與理论的统一， 尤其要坚持管理者与学者的联合。因为中国现代管理模式不是从文字到文字的逻辑推演， 也不是纯粹实践经验， 而是包括实践中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复杂理论体系， 是一种对管理经验的科学总结。管理者和学者， 由于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都很难独立完成这样的任务。一般说来， 学者的优势在于有知识、有理论， 但缺乏实践经验， 而大部分管理者的优势在于有实践经验而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因此， 学者应自觉经常进行调查， 甚至亲自参与部分管理活动， 以使自己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 更有针对性， 并能把实践中的经验， 升级成为理论科学， 用以指导实践。管理者也应自觉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 通过系统学习和短期训练， 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更新管理观念， 自觉地把感性经验上升为理论。这种联盟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除了通常的学术研讨会， 联谊会之促进组织的发展中， 使自己得到发展。

中国特色的管理方法， 应该注重情、理、法并重。在管理中，应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 关心员工，尊重员工， 既要注重满足员工的情感需要， 建立团体中良好的人际关系， 疏通好组织内部人际沟通的相关渠道， 又要注意管理实践的基础工程建设， 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精细的成本核算与规范的操作程序， 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制度和有效的工作激励机制，把管人、管事与管物有机结合起来， 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把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法制约束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坚持以激励为主和人与组织协同发展原则。它应该打破原有的组织结构， 减少管理的层次， 鼓励民主管理、集体决策，主管与管理团队相结合， 有利于组织内各分系统间的信息共享， 使组织团队成员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直接参与管理， 作出决策。尤其是对于直接关系到组织的前途与命运或和组织成员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 应采取全体成员集体公正讨论，评审委员会论证，主管最后决定的运作方式， 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充分体现民主管理原则。在管理环境上， 做到内部与外部关系相互协调， 为组织团队与组织员工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组织的管理环境包括内外环境。外部环境属于他控因素，很难通过努力去改变，往往只能主动去适应。而内部环境则是自控环境，是管理者需要努力建设的环境。这种建设一般包涵两方面内容， 一是组织成员工作、生活等的硬性环境的改进和完善，保障组织成员拥有良好的身心健康和工作后的学习与休息，以便尽快恢复体力、增进和更新知识与技能，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二是组织的团队价值趋向、团队精神、道德信念等软性文化氛围的塑造和提升，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 形成特有的组织精神， 并使之成为组织特有的文化。概言之， 就是通过管理活动， 创造一种促进人不断学习、成长的组织环境， 使人能自觉地进行内在的知识积累。然后，以此为基础实现潜力外化即创新， 从而使人在组织的发展中得到自我更新和自我实现。在管理目标上，应尽最大限度去争取建立一种最佳的管理工作体系。这一体系应包括社会效益目标、经济效益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作为社会的一员，组织还应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应把经济效益看作服务社会的回报， 正确对待生产者、投资者、消费者和环境问题， 把三项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通过人的发展和社会效益的实现来促进组织的发展， 力争达到顾客满意、员工满意、投资者满意、社会满意的四满意目标。

中国特色管理模式，总结起来就是注重情、理、法并重的人情与人伦的管理。注重中国哲学智慧的运用。而且中国特色管理模式，虽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却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特色管理模式比其他类型的管理模式更具有普世价值。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汤恩比的预言必会实现。中国特色管理模式定会大放异彩，被世界人民用于管理的各个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管理思维，曾仕强著，东方出版社， 2005年版

[2]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德鲁克著，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3]中国式管理，曾仕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极简管理，张俊伟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