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教育救助模式

集中教育救助模式（通用7篇）

集中教育救助模式 篇1

各位大病患者，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社区举行大病医疗救助金发放仪式，在此，我代表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向此次领取大病医疗救助金的患病居民表示亲切的慰问，祝贺你们生活在盛世中国，后顾无忧，更祝愿你们病休早日康复、生活愉快。同时，向工作在民政工作一线的街道、社区干部在低收入群体保障、大病医疗救助、住房保障等工作中付真情、下真功、出真招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慰问和感谢！

开展大病医疗救助是胡锦涛、温家宝这一届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秉承科学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提出来的一项新的惠民政策，是为因病致贫朋友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对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开展以来，我街道已为**人发放低保金**万元、为**人发放大病医疗救助金万元、为**人发放廉租住房补贴**万元、为**人发放购房补贴**万元，这项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街道居民群众的保障水平。作为街道、社区干部，我们必须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这些工作作为改善民生、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好、落实好。

这些惠民政策对我们来讲还是一项新事物、新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任务复杂而艰巨，因此必须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这项工作在金牛辖区扎扎实实开展好，并取得经验。下面

1我就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保障工作做实

在街道，我是民政救助、低收入保障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街道、社区各位工作人员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抓实抓好，要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把好政策关、制度关和人情关，确保稳定、快步扎实推进。要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新经验、新方法，精心工作，探索出好路子、好经验，把有关资金管理好、发放好，使上级的惠民政策真正实现全覆盖，让广大居民群众切实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二、广泛宣传动员，做到政策知识全覆盖

应该说，党的这几项惠民政策在我们各个社区开展的并不平衡，譬如这次发放的大病医疗救助金，全街道一共**万元，其中仅东庞社区就有**万元，占到**%，这并不是其他社区得大病的人少，而是宣传不到位，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保障。在这一点上，**社区做的比较好，我也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切实解决好社区低收入群众的生活困难。要广泛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把方方面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向居民宣传。今后，有关惠民资金的发放仪式我们还要搞，要大张旗鼓的让居民群众知道，党和政府的关心。常言说的好，人吃

五谷杂粮，孰能无病，人行天地之间，孰能无灾。因此，必须强调的是，宣传的范围是全部居民，而不是几个低收入户、几个大病家庭，要让人人清楚、户户明白，以保障我们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

三、提高服务质量，把好政策用好

党的这几项惠民政策贯彻起来工作量大、时间紧、政策性强、标准高，而且要求平时工作扎实、积累多，靠一般应急性工作措施难以保证此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规范化开展。因此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要加强责任意识，注意在日常工作中积累，践行以人为本，主动深入居民群众，及时了解第一手资料。社区要安排专人负责，切实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抓出效果，把党的政策用活用好。

集中教育救助模式 篇2

一、当前学前教育专业实习存在的问题

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于1985年创立,一般院校本科层次是采用四年制,三年半在校接受教育,最后半年去幼儿园进行集中实习,这种模式被称为“3.5+0.5”的模式;专科层次是采用三年制,两年半在校接受教育,最后半年去幼儿园进行集中实习,这种模式被称为“2.5+0.5”的模式。近年来为加强实践教学,很多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本科层次由之前的“3.5+0.5”的模式调整为“3+1”;专科层次由之前的“2.5+0.5”的模式调整为“2+1”,而且都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主要方式,教学目标也由之前的培养专业技能人才变为应用型人才,因此,很多院校与各地幼儿园建立合作关系,将学前专业学生定期输出进行统一实习,尽管这种方式很有效,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部分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只重专业技能,忽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很多学生理论功底很扎实,但是实践能力很差,部分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难以适应实际教学需求。其次,实习期间学生实践机会少,部分幼儿园对实习生不够重视、不信任,不敢将重要的事情交给实习生处理,导致部分实习生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实际操作能力难以得到提高。再次,实习生自身的因素也限制其实习效果,一些实习生对实习机会不够重视,不愿参与实习活动,对幼儿不喜爱,幼儿园组织的各种活动也不积极参加。

二、推行集中实习模式的重要性

1、是学前教育专业师范性与职业性的要求。

学前教育专业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师范属性,做好集中实习是培养高素质幼师人才的有效途径。统一的集中实习模式,是指校、园、学生三方参与,教师面对的是活泼好动的小朋友,因此与其他师范类专业有着明显的区别,集中顶岗实习也要组织灵动式的教学任务。其次,学前教育专业具有职业性,统一实习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教师职业素养,帮助学生顺利向职场人转变。

2、是提高就业质量的需要。

对学前教育学生来说,实习质量决定着就业质量,很多优质幼儿园有着完善的硬件设施、丰富的园舍文化,在这种幼儿园实习有利于开阔学生眼界,提高他们的认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思想会影响毕业生的教学技能,幼儿园的管理方式也会提高实习生的职业素养,进而提高其就业质量,许多实习生都是直接被留在实习的幼儿园。

三、创新集中实习模式的有效措施

1、构建实用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的建立决定了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技能,在“3+1”、“2+1”的教学模式下,前三年或两年的时间学生要在学校接受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实践教学,同时为后半年实习打下基础。学前教育专业基础课程体系的构建要围绕教育学与心理学来进行,教育学主要传授学生教学技能,而心理学是了解幼儿的关键,分析幼儿心理,有助于幼儿教师在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良好的课程体系有利于学生形成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全面的教学技能。

2、实习过程中注意方式方法。

在幼儿园实习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例如建立实习小组实现合作教育,以小组为单位,定期开展交流活动,小组成员之间要形成和谐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实习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交往能力。定期在幼儿园开展艺术比赛和教学设计比赛,和幼儿园经验丰富的教职员工一起参与,实习生可以发挥特长,在活动中找到表现自己的舞台。

3、加强校园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校外实习基地是保证实习质量的关键,旨在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专业技能的幼教人才。现在除了公立幼儿园,还有很多私人幼儿园和早教中心,这些都可以成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习的场所。学校要找那些有一定规模、拥有先进教学理念的幼教机构,进而提升实习生的职业素养。

四、结语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和社会对早教事业的关注,学前教育专业的地位逐渐提高,做好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实习工作是培养其职业素养的关键,统一集中的实习模式是一种必然选择,在具体实践中要以人为本、培养专业人才,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而提升我国的幼教水平。

摘要：学前教育专业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加强实践教学,做好学生实习安排,创新实习模式,优化实习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文指出了当前学前教育专业实习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实行统一集中式实习模式的重要性,针对创新实习模式,提高实习质量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学前教育,集中实习,改革实践

参考文献

[1]梁钊华.全实践教育理念下高师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思考[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2(1):125-129.

集中教育救助模式 篇3

“三个统一”制立教育信息化标杆

2010年8月，文山州教育局与中国电信文山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在云南省教育厅教育管理信息化——教育专网项目的统一规划下，开展基础通信、网络建设与优化、移动应用、远程教育等多项信息化建设。目前已完成教育专网网络接入、教育系统办公自动化平台、教育门户系统、资源制作中心等系统建设，初期将实现9所教育管理机构和300所学校接人，实现全州教育管理机构内部一体化协同办公、各级教育管理机构对所辖区内学校进行校务、教务综合管理，以及全州统一对外宣传门户站群和全州远程特色资源库应用系统。

项目以云南省教育厅为中心，全州使用统一的一套系统，从州教育局、区县教育局、中心学校至学校形成完整的业务体系，并通过教育专网实现与云南省教育数据中心信息交互，建立云南省教育专网州市应用平台。

“五大系统”充分满足教育需求

文山州教育信息化项目已建设完成：

云南省教育专网网络接入。提供了一条百兆MSTP专线和一条千兆公网线路，州教育局通过百兆MSTP线路直接接入省教育厅中心机房网络环境，使州教育局与省教育厅形成了统一的专网环境；网络通过千兆公网线路，为各区县教育局、中心学校和下属学校提供教育专网接入链路。应用光纤线路或ADSL线路，通过二次拨号方式接入教育专网，从而实现全州教育专网环境。同时，为文山州教育局设计了二级VPDN认证中心，可直接通过州教育局二级中心进行VPDN认证。

州教育系统办公自动化平台。覆盖全州各级教育单位，并无缝集成至公文交换平台，实现省、州、县、校四级互通，同时实现了手机移动办公。教育办公OA系统主要实现各单位的公文传输与交换，各单位通过接人省公文交换平台，实现全省统一协同办公环境。办公系统主要包括系统管理、电子邮件、工作流管理、信息发布等模块。

文山州教育门户系统。应用站群管理系统为文山州各级教育局及各类学校提供了电子门户网站和统一门户管理服务。基于政务信息公开，为文山州教育系统提供了教育信息手机报平台：通过统一设计、部署和建设，实现全州各级教育单位站点的内容管理，站群全文检索和信息共享服务，内部系统信息的自动发布、栏目管理等功能。

教育管理和教学应用。为文山州各类学校提供丰富的管理和教学应用，主要包括校务管理、教学资源库、数字图书馆等系统。校务管理系统，主要针对教育管理机构和中心学校。实现对校产、教职工信息、学生综合信息等的管理、统计、分析、上报等功能；教务管理系统，主要针对教育管理机构和中心学校，实现对学生学籍、自定义报表、学生电子档案的查询、统计分析、上报等功能；教学应用，是通过州教育局现有特色资源，开发一套集教学资源制作、管理、应用、运营为一体的特色远程资源应用系统，主要包括中小学数字图书馆、中小学教学资源库等。

资源制作中心。为文山州教育局设计了资源制作中心，通过该平台，可实现优秀教师课堂视频录制、多媒体教学素材制作、动画素材制作等。同时，为该平台配置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资源制作培训与维护服务。

统一集约的信息化平台为教育信息化助力添翼

西部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云南省教育厅在文山州教育信息化的试点成功，无疑为教育信息化提供了建设规范及标准。

全盘规划，统一建设。从全局出发、统一规划贯穿未来五年的战略行动计划，通过分步整合现有和将来的业务系统，逐步形成全省纵横互联的教育综合业务系统。

平台安全可靠。云南省教育厅是国内首批将业务运行于高安全级别专网上的单位之一。教育专网与公网隔离，其业务系统数据只在VPDN教育专网内可见，从而确保了系统数据的安全。

业务系统推动教育信息化。云南省教育厅是国内第一批采用业务系统推动专网建设和使用模式的单位之一，云南省以业务系统建设而非网络建设为主，并保障该专网的长期稳定运行。

可持续性健康发展。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云南省教育厅提出与电信公司合作，由电信每年从项目的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继续投入到信息化建设与维护，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实现低成本快速建网。全省能够在短期内将所有教育单位接入VPDN教育专网，学校无需进行新的网络建设就能正常使用，是国内第一批以低成本、高效率方式建设全省专网的单位。

教育资源三屏合一。率先实现了教育资源三屏合一，依托电信的互联网、IPrrV网和3G网，云南省教育资源在专网内可以实现计算机、电视和手机终端统一访问。

集中教育救助模式 篇4

关键词：中国,新加坡,医疗救助,比较

新加坡政府对卫生事业一直非常重视,其医疗卫生系统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为亚洲最有效的医疗卫生体系,其医疗保障制度也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之一。新加坡的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和保健基金三大计划。其中保健基金计划实质上是医疗救助的一种形式,它是1993年新加坡为解决贫困人群就医而建立的。相对新加坡的医疗救助,我国医疗救助建立较晚,虽近些年来不断地完善,但依然存在差强人意之处。

1 两国医疗救助模式的相似点

1.1 救助对象

世界各国的医疗救助因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别而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就救助对象而言,有的国家是老年人、精神病患者及儿童,如英国;有的是70岁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残疾人,如日本[1]。而新加坡保健基金计划的对象是没有参加保健储蓄和健保双全计划的贫困人群以及因个人承担医疗费太多影响基本生活的人,如在保健储蓄、健保双全计划的保障下仍不能支付医疗费用的人。

与新加坡保健基金计划对象相似,我国医疗救助的对象也为贫困人群。大致可为以下几类人群:城乡低保对象、五保对象、在乡重点优抚对象(不含1―6级残疾军人)、城乡重度(一、二级)残疾人员、其他低收入人员。

1.2 救助方式

不管是新加坡的保健基金计划还是我国的医疗救助都主要通过公立医院直接给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除此以外,两国政府也购买私人医疗服务提供给救助对象。

2 两国医疗救助模式的不同点

2.1 具体资金来源

保健基金计划是新加坡政府为帮助贫困人群补偿医疗保健费而建立的一种捐赠基金,政府根据财政收入和国家经济状况不定期从财政预算中向该基金拨款。每年投入1-2亿新元,目前基金总额超过10亿新元,政府还将随预算盈余而逐渐增加到20亿新元。政府把捐赠基金的利息作为补偿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分配给公立医疗机构,这也是新加坡医疗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此外,新加坡也把社会募捐作为医疗救助资金的一项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除保健基金计划外,其医疗服务体系的某些做法本身就带有救济功能,这也变相在扩大其医疗救助资金。其中最具特点的是病房床位等级制度,新加坡把病房按其设施条件完善程度递减分为A、B、C三个等级,政府按照不同的比例对住进这些病房的病人进行补贴,住条件较差病房的病人补贴比例较高[2]。尽管这种制度并非只覆盖贫困人群,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很好的救助效果,因为住条件较差病房的病人大多都是穷人。

我国医疗救助的资金来源与新加坡保健基金计划资金来源大有不同,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其次是社会各界的捐赠等。具体来说分为为以下几部分:(1)中央及省级财政下拨的城乡医疗救助资金;(2)市及县(市、区)级财政安排的城乡医疗救助资金;(3)福利彩票公益金安排的城乡医疗救助资金;(4)社会捐赠;(5)医疗救助基金形成的利息;(6)其他资金。

2.2 管理机构

尽管总的来说两国医疗救助的管理工作都是由政府负责,但在具体实施方面两国却有所不同。新加坡有着专门管理保健基金计划的机构,而且新加坡每家公立医院都设有专门的医疗救助基金委员会。医疗救助基金委员会不仅负责审批救助对象,发放基金的工作也是由医疗救助基金委员会负责。

在中国,医疗救助由民政局、卫生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及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几个不同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民政局牵头研究拟定城市医疗救助政策,同时负责具体实施城市医疗救助的日常管理和审批工作;财政局负责城市资金的筹集、支付和监管;卫生局对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做好医疗救助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申请对象的审查及医疗救助卡、资金的发放工作;村委会、社区居委会接受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负责承办申请的接受、调查核实、张榜公示等工作。

2.3 救助项目范围

医疗服务的两种主要提供方式是门诊与住院,门诊主要针对小病或症状较轻的慢性病,而住院则主要针对大病。新加坡的保健基金计划将门诊与住院救助都纳入其中,而且将门诊作为重要的救助项目。

我国的医疗救助项目范围中尽管也涉及门诊,但却是以重大疾病的住院救助方式为主,仅仅兼顾门诊。

3 对完善我国医疗救助模式的建议

3.1 严格审查救助申请者

对救助对象进行合理的定位可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救助作用,因而救助对象的确定必须严格按照医疗救助的审批程序执行,切实落实调查工作。在审批过程中,要切实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对申请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医疗支出等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和调查;其次,应动态管理救助对象即定期更新救助对象以确保医疗救助的相对公平。

3.2 拓展筹资渠道,探索合理资金运营方式

尽管我国与新加坡医疗救助资金的主体来源都是政府,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更应该考虑如何拓展筹资渠道以减轻国家压力。比如可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来加大医疗救助的宣传力度,鼓励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甚至个人参与捐款活动[3]。此外,可适当借鉴新加坡的保健基金计划探索合理的资金运营方式,实现基金在保值的基础上的增值。

3.3 整合政府资源,提高管理效率

与新加坡拥有专门的医疗救助管理机构不同,我国的医疗救助由多个机构分工管理。那么在目前不同政府机构分工管理的情况下,必须考虑怎样整合政府资源。这样不仅可提高管理效率,更有助于医疗救助的有效实施。具体来说,可成立医疗救助工作组,由分管社保工作的领导领头,社保、卫生、民政、医疗机构等各部门派出代表加入。为发现、解决医疗救助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工作组可定期召开会议,各成员在会议上沟通汇报各自工作情况。同时,工作组还需根据医疗救助的发展需要适时出台相关办法或政策。

3.4 注重门诊救助,同时将预防保健纳入救助范围

我国医疗救助的服务项目大多为重大疾病的住院救助,对门诊的救助较少。健康保健服务、康复性锻炼等方面的救助就更少了,大多省市都没有将其纳入救助项目范围。这不仅使我国许多贫困人员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也使我国医疗救助的卫生服务利用率较低。医疗救助项目包含大病的住院救助是没错的,但注重门诊救助也是必须的。门诊救助可以让救助对象在患小病时得到及时的治疗,从而减少大病发生的概率。注重门诊救助不仅可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概率,也可节省医疗救助资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把健康保健服务、康复性锻炼等纳入救助项目范围,以进一步改善贫困人群的健康状况[4]。

3.5 加强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

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作为我国医疗救助的特色,同时也是完善我国医疗救助的方向,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完善,相关部门应积极设计加强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方案。如降低医疗救助对象参保后的起付线、对救助对象自付部分实施二次救助等。此外,在具体的操作实施方面,应该加强医疗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以方便救助对象的申请乃至结算。

参考文献

[1]李小华,董军.国外医疗救助政策比较[J].卫生经济研究,2006,10:17-19.

[2]王保真,李琦.医疗救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中国卫生经济,2006,25(1):40-43.

[3]吴抒艺,马爱霞.国外平价医疗体系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上海医药,2008,29(5):206-208.

集中教育救助模式 篇5

关键词：澳门;问题少年;社区教育救助项目

一、项目宗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严重的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一直是澳门特区政府与民众的关注焦点。学者们在充分的实证研究与系统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将主要原因归于少年自控能力的低、家庭监护的缺失、学校管理的偏差、社会亚文化的侵染，以及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之间教育合力的低效。鉴于此，澳门以融合三方力量的社区教育救助模式，帮助问题少年①免于被越轨亚文化所缠困的“飞鹰计划”“成长友伴计划”“破茧行动”等服务性项目相继启动。尽管这些计划或行动的具体目标各有不同，但均以问题少年为主体，促使其形成遵纪守法、坚守正义、崇善尚德的观念;以活动育人为要旨，在训育中帮助其成为体魄强健、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公民;以社会帮教为依托，在合作中共同营造团结友爱、沟通互信、和谐融洽的氛围。

（一）以问题少年为主体，促使其形成遵纪守法、坚守正义、崇善尚德的观念

自实施之初，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就秉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即每一位接受教育救助的问题少年都是教育的主体，其身心特点、个性差异、合法权益与合理需求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使其在被尊重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没有尊重，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救助，更谈不上教育救助的有效性。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的心灵才能达成互动、共鸣与默契。助人者由此可以详细且准确地了解受助者的境遇、想法，乃至面临的主要难题与困惑，进而制定个性化的教育矫治对策。随之，受助者才会自愿参与为自己量身设计的主题教育活动，并在助人者的思想疏通与行为引导下主动培养自我管理、自我帮助、自我矫治的能力，不断提升自我教育的精神境界，形成遵纪守法、坚守正义、崇善尚德的观念，进而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防止不良行为的再次发生。

（二）以活动育人为要旨，助其成为体魄强健、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公民

活动育人是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实施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旨，具体内容涉及磨练意志、控制情绪、遵守纪律、行为矫正、公民道德、认识人生、孝敬师长、人际交往、服务社群、生涯规划等方面，主要方式包括体能训练、课程辅导、学术讲座、文体娱乐、社会服务、参观访问、现场观摩、个案援助等。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对问题少年进行教育，既可以使他们的学习态度从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在体验成功乐趣的同时增强自信心，又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在陶冶道德情操的同时塑造健全人格，顺利摆脱越轨亚文化的影响，逐渐成为体魄强健、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公民。

（三）以社会帮教为依托，共同营造团结友爱、沟通互信、和谐融洽的氛围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不是由单一群体或组织孤立推进的，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工作集成度高、社会联动性强，即以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帮扶、项目资助、设施服务、技术指导为支撑，以各级各类学校、学术团体、科研机构、社会爱心人士组成的庞大社会帮教体系为依托，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营造团结友爱、沟通互信、和谐融洽的氛围，致力于引导和帮助问题少年在纠正以往错误思想观念与不良行为习惯的基础上融入主流文化、顺利重返社会。作为社会帮教体系的中心和多方联系交流的中间纽带，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主办者通常首先收集、整理相关研究成果并开展专项课题论证;其次，筹划人员构成、实施原则、运作流程、评估方案;最后，吸引和汇聚社会各界力量组成志愿服务队伍，共同磋商、制定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矫治对策。

二、运行机制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作为专门针对问题少年而开展的具有组织性、计划性、服务性的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从宏观到微观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首先，人员构成是项目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运作流程是项目开展的中心和灵魂，从志愿者的选拔、培训、上岗到项目效果评估、后续改进等都体现出了其基本的服务宗旨。

（一）人员构成

该项目的人员一般由服务对象、志愿者、咨询顾问成员三部分构成。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服务对象是在自愿原则的前提下被筛选出来的。对于任何自愿接受矫正教育或有社会服务需求的问题少年，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社会重返厅（隶属澳门法务局，类似于内地的司法局）、“关注少年组”（隶属澳门司法警察局，类似于内地的刑事警察机关）等政府部门都会在其职能范围内向他们提供援助，或者帮助他们将超出自身职能范围的事转介到有关机构或部门处理[1]。因为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在实施之初缺少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所以仅将服务对象限定在部分问题少年群体中。例如，早期的“飞鹰计划”把主要服务对象确定为“连续14天以上停止在文法或职业培训学校上学而缺乏任何理由”的13～16岁失学少年。当时其课程设计侧重于宿营集训的方式，男女学员一起进行宿营生活可能产生交往上的问题，因此，1997年11月首批经过甄选后的服务对象是20名12～17岁男性失学少年[2]。于1999年10月1日正式启动的“破茧行动”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曾经有违法犯事行为”或“临介于违法犯事边缘”的12～15岁少年组群，并在“社会服务机构、外展社会工作者及其他途径的转介”基础上，从中筛选了35名少年，同时因特殊需求，额外增加了3名16～18岁的大龄少年[3]。在经实践证明该类行动或计划能够有效地帮助问题少年脱离越轨亚文化的影响之后，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才将服务对象扩展到年纪较小及较大的男女青少年组群。

大多数澳门市民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会踊跃报名参加各类社会服务项目。问题少年的教育救助工作不是简单的法律说教和生硬的道德灌输，而是需要志愿者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因此，该项目的志愿者应符合一定的条件，且需经过系列的培训、考核才能上岗[4]。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除了得到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等学术团体，以及澳门明爱社会服务慈善志愿团体、青贤社、街坊会联合总会、警务人员协会、少年飞鹰会等民间组织的大力支持之外，还有一支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领域的志愿者队伍。目前，这支队伍的成员均有较高的学术修养、专业知能、矫正技巧和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并且一直在接受相关的继续教育与专业培训，以使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更好地服务于该类项目的新计划、新使命。

项目咨询顾问一般分为咨询小组和专家学者顾问团两个部分。其中，前者主要由一些颇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组成，负责向具体项目的志愿者提供咨询支援;后者主要由来自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为咨询小组成员及志愿者提供建议与协助，如1999-2000年实施的“破茧行动”的专家学者顾问团就是由24名资深的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警务工作者、心理辅导人员、社会学专家、心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法学专家及其他相关专家学者组成。[5]

（二）运作流程

1. 志愿者选拔与岗前培训

志愿者的选拔与岗前培训是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运行程序的第一步。只有选拔出符合条件的、优秀的志愿者，才能使后续工作顺利而又圆满地进行，最终一步一步实现项目目标。除了“飞鹰计划”的志愿者全部来自警务人员这一特定群体之外，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一般面向社会各领域公开招聘志愿者，并依据具体的子项目要求对申请者提出一定的限制条件。例如，“破茧行动”设定的志愿者招募条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必须为澳门大专院校18～22岁的全日制学生，其中优先考虑选修社会工作学课程的学生;二是必须具有良好的学习成绩和道德品行;三是必须得到澳门两位相关专家学者的推荐;四是必须参加为期八周的培训课程并通过考核。[6]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十分重视对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并选取一些学术团体、科研机构或民间组织作为其培训的合作伙伴。期间，志愿者不仅可以接受法制精神与法律导论、社会工作与服务导论、少年家庭访问与学业辅导技巧、少年生理与心理发展特点、少年犯罪问题分析与防治对策、少年司法保护、道德与公民教育、人际沟通技巧、个案工作进度报告撰写方法等方面的培训课程，在短期内涉猎广泛的社区教育救助知识，并通过与其他志愿者相互交流以化解心中的疑惑，还可以得到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矫正教育者等的通力指导。

2. 志愿者上岗服务

项目志愿者在参加培训并经考核成绩合格之后便可正式上岗，开始进行专门针对问题少年的社会服务活动。一般情况下，此类社会服务活动分为个别式教育救助和集体式教育救助两种方式。

在“破茧行动”“成长友伴计划”等个别教育救助活动中，志愿者首先主动接触服务对象，以关怀、鼓励的态度与他们沟通，并积极与他们建立朋友关系;其次，志愿者与咨询小组成员通过个案调查、集体研讨等方式，了解和分析服务对象的生活背景与教育救助需求，进而为服务对象制定一段时期内的具体矫正计划，同时定期进行家访，与服务对象的家长商讨如何协助他们的子女解决问题以及改善与子女的关系[7];最后，志愿者依照预定活动计划开展经常性、个性化的矫正工作，尤其注重运用自己的经验、处事方法、态度、视野、智慧等来启迪服务对象[8]。期间，志愿者不仅需要每日详细填写服务对象接受教育救助情况的评估报告，并在每月底将之呈交给咨询小组、专家学者顾问团审阅，还要每两月参加一次由项目组安排的服务经验交流会，分享和吸取他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同时接受专家学者顾问团的点评。

在“飞鹰计划”等集体式教育救助活动中，项目组首先应针对不同问题少年群体的结伙滋事、打架斗殴、参与赌博、吸食毒品等具体情况，以及他们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结合澳门社会发展的需要，分类设计“珍惜少年时”“积极人生”“你我有品、高人一等”“相信团队、突破自我”等不同的主题活动;接着，由相关社会服务机构、民间组织在征得服务对象及其家长同意的基础上转介他们报名参与活动;最后，服务对象在签约具体项目的前提下开始集体营训活动。

在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志愿者应遵守基本的服务守则，以确保服务对象与志愿者的定期联系、双方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权益。例如，“破茧行动”筹办委员会规定的志愿者服务守则包括志愿者应每星期至少打两次电话与服务对象联系，每星期对服务对象进行至少一次家访;志愿者不得单独进行家访，应有1～3名其他志愿者或咨询小组成员陪同前往;如果志愿者必须与服务对象单独见面，应将见面时间定在10：00～18：00，见面地点应约在公园、餐厅、青年中心等公共场所，且务必向咨询小组成员报告;志愿者应切记随时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同时也要保护服务对象的权益。[9]

3. 项目效果评估

为了全面客观地掌握项目的实施效果以及日后更加科学有效地促进项目的推广，相关学术团体或科研机构通常受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主办单位的委托，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该类服务工作进行初期、中期、后期的评估研究。评估内容具体涉及某个子项目的动因、预期达成的目标与实际效果、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相关人员遇到的社区教育救助困境及对具体项目的建议与意见。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主办单位则依据评估结论，对具体项目加以改进。

三、实施成效

10多年来，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尽管面临着立法支持缺乏、执行力度不够、志愿者流失率偏高等困境，但一直被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香港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等学术团体或科研机构的评估报告认定为具有实践意义和必须持续推行的项目。

（一）问题少年不良品行得以矫正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服务性、公益性以及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使参与其中的问题少年在受到尊重的同时，得到了来自家长、教师、朋辈等多方的真诚帮助和悉心指导，逐渐从过去加入的非法帮会组织中被拯救出来。在温馨的家庭氛围和宽松的就学或就业环境中，他们的不良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得以矫正，遵规守纪、孝敬师长、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在耳濡目染中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多数问题少年在参与该项目后，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均有良好转变，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主动帮助班内有困难的同学;认识到慎交朋友的重要性，树立了与朋友相处时的正确态度[10];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并且很少在街上流连或是吸烟、喝酒等[11];学会了适应、改善、解决在学校、家庭或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12]

（二）志愿者的综合素养得以提升

在澳门庞大的社区服务队伍中，大学生志愿者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通过参与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他们不仅能利用课余时间把在校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锻炼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及就业能力，而且可以借助这一宝贵的实习机会为问题少年提供贴心、周到的专业服务，培养其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在项目评估调查中，有的志愿者表示，在接触服务对象时会主动地去了解他们的状况及处境，这使其更有动力去帮助他们，更加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有的志愿者认为，参加该项目大大增强了其策划活动及组织管理的技巧，对于其之后的就业有着很大的帮助;有的志愿者则谈到，参加该项目使其学会了如何控制情绪，即使处在困难的情况下，也会适当处理负面情绪，顾及别人的感受及活动的进程[13]。此外，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可以向咨询小组、专家学者顾问团寻求帮助，从而习得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志愿者的个人生活阅历。

（三）参与双方疏离关系得以拉近

通常，问题少年在家长、教师、邻居、警察眼里是败家子、差学生、坏孩子等。这些负面标签会导致问题少年与家长、教师、邻居、警察之间产生隔阂，阻断双方真诚的沟通与平等的交流，极易致使问题少年产生严重的社会疏离感，进而助推他们滑入犯罪亚文化群体中。参与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家长、教师、警察等一改以往对问题少年的标签化认识，以爱心和社会责任感去真诚地感化他们，逐渐改善了双方原有的疏离关系。例如，家长在参与该项目服务对象筛选过程、作为服务对象即孩子的签约见证人、听取家教培训讲座、结业颁奖典礼之后，能主动与孩子深入沟通，力求给孩子以成长的动力和情感的皈依，促进了亲子关系的发展[14];教师在帮助志愿者全面了解和分析服务对象（即学生）面临的问题、参与项目活动之后，也开始与学生打成一片，不仅加强了学生对学校的集体认同感与心理归属感，而且相应减少了学生无心向学或是经常逃学等问题[15];警察在参与“飞鹰计划”的过程中以建立友谊的形式与服务对象交往，改变了以往单一的“斗技场式”紧张关系，消解了服务对象对他们的敌意与仇视，其中不少服务对象表示，希望日后与警察保持联络，以便更深入了解他们的角色与工作，学习他们维护法纪、坚守正义的精神。[16]

（四）社会公共安全隐患得以消除

20世纪90年代的少年违法犯罪现象是影响澳门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并被民众视作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7]。对此，政府部门曾严厉打击并予以法律制裁，但收效甚微。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以及社会服务体系的逐步健全，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应运而生并不断完善，对十几年来当地的社会治安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少年受教育情况良好、少年罪案率相对较低发挥了应有的价值[18]。一方面，参与该项目的警察在处理问题少年毁坏公物、打架斗殴、气枪伤人、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时，不是以单一的执法者身份而是以社会工作者和家长的角色去阻止、劝勉、指引、教导与矫正他们的行为，有效地预防了他们再次做出同样或更严重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治安[19];另一方面，志愿者在致力于转化问题少年的同时也向学校、社区广泛宣传法律常识，不仅提高了包括所有少年学生在内的全体市民遵纪守法的意识，而且促使全社会关心、爱护和帮助问题少年，及时排查和治理社会公共安全隐患，为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综合治理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社区帮教活动做了扎实的铺垫工作。

注释：

①问题少年是指在家庭、学校或其他公共场合表现出不适应的情绪状态，并产生不良行为以及具有违法犯罪倾向的群体。他们的行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甚至损害了集体或他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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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吕新萍，范明林，冯喜良等. 小组工作[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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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军民. 澳门边缘青少年教育干预初探[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0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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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柯燕. 从生活质量指标看澳门和谐社会构建的难度与方案[J]. 西北人口，2007（4）：30.

[18]赵若辉. 澳门青少年犯罪的状况及特点[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63.

集中教育救助模式 篇6

关键词：音乐 教育 救助

现如今，各种媒体对于委“音乐救助体系”的报道已是铺天盖地，笔者也欣赏过不少以“玻利瓦尔交响乐团”为代表的音乐会视频。笔者深切的感受到，高雅的古典音乐是没有国界的，音乐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属，音乐会上当你看见一个贫困的孩子在演奏西洋乐器，这时你能感受到一股力量。这时他忘记了自卑，获得了自信和超越自我的力量。笔者参与见证了首都师大音乐学院正在进行支教实践活动的过程。当我们看到简陋的教师，孩子们及乡村教师们纯真的眼神，感受到了他们对音乐的喜爱和对知识的渴望，感动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了首师大支教的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在此，笔者思考，这两种体系同为一种无私的奉献和义务的给予，二者提供的奉献方式可能不同，但是二者的目的是为社会做贡献，实为公益性活动。

一、两种体系概况

1.委内瑞拉社会音乐救助体系概况

（1） 体系创建的理念

体系创建的理念是“音乐解决社会问题”。阿布莱乌说：“音乐能够为孩子带来精神上的富足，帮助他抵抗物质上的贫穷。培养孩子树立自尊心和自信心。音乐会让他们感觉来到了另一个国度，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他们的人生也许就这样开始改变。”

（2）体系音乐教育实施情况

A注重音乐设施的建设。遍布委内瑞拉全国的文化活动中心为“体系”开展音乐教育活动提供了绝佳的场所。B编写有针对性的教学大纲。体系会编写属于自己的有针对性教学大纲，但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更加灵活改编教案，根据不同水平编写从初级到高级的课程方案。C通过合唱、乐队合奏的形式进行训练。“体系”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个体技艺的成熟，更注重对兴趣以及集体合作精神的培养，因此体系主张一切音乐活动都在乐团中进行，孩子在不同年龄段可选择不同的乐器，。

（3） 体系的师资建设与资金支持

A体系提供免费的音乐教育。 委内瑞拉政府几乎包下了所有的费用，另外，泛美银行也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投资，政府出资为体系所有孩子免费提供一件乐器。“体系”不仅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演出服、辅导培训。B体系的师资力量强大。来自委内瑞拉全国的1.5万名专业音乐教师义务到各个培训中心为孩子们免费辅导。另外，“体系”内培养起来有较高技艺的、学成归国的佼佼者回报“体系”，加入体系，教授先进的技艺，形成了体系内人才辈出的局面。

2.首师大支教实践概况

（1） 支教实践体系形成的背景

A首师大美育传统影响支教体系形成

首师大刚刚建校不久后的1956年，在《北京师范学院1956一1967年规划（草案）》中：提到“所有教学人员应根据各课程的特点注意美育。”可见，首都师范大学的美育教育历史是相当悠久的。 首师大美育文化传统的氛围影响着支教实践体系的形成。

B“双导师、双实践”培养模式促支教实现双赢。

“双导师、双实践”培养模式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郑莉教授提出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性的人才培模式。 双导师、双实践培养模式的提出为我校的高师音乐教育指明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的平台，学生从一进校就自主的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形成了一种自主学习和探索的能力。同时，学生可以及早的进入到教师的角色，在实践的过程中培养一种发现问题和及时解决问题的能力。

（2）支教实践体系的实施情况

A深入农村基础音乐教育，探索实施置换顶岗实习。置换顶岗实习模式把教育实习和实习支教有机结合起来，较早让学生触及实际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学，是为优秀的音乐教师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家教育家成长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经历。B选取音乐教育薄弱的偏远山区学校定期进行支教。支教过程中为农村的音乐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包括优秀的师资，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新颖而生动的音乐学习方式，将音乐真正送到这些孩子们的身边。首师大音教系支教已形成一个系列体系，名为“音乐连着你和我——首都师范大学音教系农村支教”。C对遭受过重大灾难的地区进行义务的支教活动。直到现在都与北川中学一起向前走。在此期间，我校大学生用音乐治疗那些受伤的心灵，以音乐为桥梁，让北川的孩子们在音乐中体验情感，通过音乐来表达情感，通过参与音乐活动来疏导情绪，减轻痛苦与烦闷，增强他们生活信心。

二、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与首师大支教实践体系对比分析

1.救助对象的比较

委内瑞拉救助的对象是问题少年。由于委内瑞拉的实际国情，贫困人口居多，委内瑞拉青少年们自甘堕落，对自身发展失去信心，同时也给委内瑞拉社会造成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救助就是通过音乐的方式，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柱，拯救这样一类弱势群体。

首师大支教的对象是音乐教育薄弱的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音乐老师和学生都很淳朴，他们有学习音乐的天赋和基础，但因为山里比较闭塞，专业老师缺乏，现任音乐老师对音乐的认识不是很深入，所以音乐一直是传统模式教学，通过支教的方式可以为山区学校注入新的血液，带去一些新的信息和方法。

2.救助目的比较

阿布留博士提出的“委”音乐救助体系的救助理念是“用音乐拯救世界，并非简单的专业技能的掌握，或是为了日后谋求直接的商业利益”。笔者认为，音乐能表现无法觉察、无法言表之事物，这使它成为一种丰富的创造形式，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没有的神秘而独特的能力，赋予了它无穷的可能性，以及强烈的敏感性。

首师大的支教目的是“实践双赢，服务社会，彰显教育价值”。

（1）短暂地缓解学校教师紧缺问题。首师大音乐学院进行支教的大部分地区的学校因经济落后、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等因素难以吸引众多的教师资源，而我校时常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义务支教活动，不仅与这些学校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同时也常年将其作为我校音乐学院的实习、科研基地。（2）支教下乡，提高师范生实践能力。（3）为了培养创新型音乐人才和具有宽广胸怀、热爱教育事业的新一代教育人才，更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教育能力，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展了“音乐连着我和你”一系列大型音乐互动活动。

3.师资构成的比较

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大。有来自委内瑞拉全国多达1.5万名专业音乐教师义务到各个培训中心为孩子们免费辅导，形成了强健的师资。同时，体系内培训出的像杜达梅尔等委内瑞拉一批年轻音乐家，这些音乐家震惊乐团后又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回到体系内，他们经历过后更能理解孩子们的艰辛与不易并对体系充满着信心，又纷纷回到委内瑞拉义务执教，并积极呼吁当今世界的音乐大师们都加入他们的行列。因此，形成了体系内良性循环的局面。

首师大支教实践活动选取音乐教育学方向、音乐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的导师，例如：首都师范大学音乐教育系博士生导师郑莉教授、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编辑金亚文教授等；选取工作于一线基础音乐教育、具有高效音乐背景的音乐教师，例如：北京三十五中学艺术处主任郭志平老师、北京八中特级教师李存老师、海淀区实验小学一线骨干音乐教师张文峰、汪涓老师等，这些专家为支教学校授课、做讲座，为他们带去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音乐教育方法；同时选取本科师范生、研究生定期到学校支教，为学校注入新鲜的血液。

三、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启示和思考

1.重视音乐对人精神层面的帮助。 众所周知，为无助者提供食宿和医疗，这些物质上的帮助自然很重要。但何塞 ·安东尼奥 ·阿布莱乌却用古典音乐改变了千百万儿童的生活，这其中也包括那些视听行为困难、模仿能力差、智障和认知困难的残障儿童。 从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和首师大义务支教的孩子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沟通与合作意识，我们看到了热情、和谐与团结，看到了孩子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或许正是通过这种do-re-mi的途径，让孩子们学会了融入社会的方法。2.呼吁政府的大力支持。像委内瑞拉政府这么大规模的政府资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鲜有先例的，但是，不乏有仿效的国家。例如，2010年，我国在成都建立了“成长之音”的音乐培训学校，希望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帮助弱势的孩子积极的面对生活，给予他们自信。但是，我国只是试验，并没有将其运用到全国。再例如，首都师大的音乐支教活动，相比全国而言，帮助的群体仅仅是沧海一滴。3.公益性音乐教育事业必须树立专属品牌。首先，它一直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创建理念，一方面是拯救青少年，促进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是为贫困青少年的未来考虑。另外，体系非常完善，他们有自己独有的乐器制作工厂、教学中心和体制完备的管弦乐团。他们在不断完善并良性循环。再者，体系自身一直在努力，当孩子只有两三岁的时候，体系就会派老师到孩子家里宣传音乐教育的功能、介绍体系的结构和运作方式，鼓励孩子加入体系，自幼学习音乐。因此，对于这一类的公益事业，不仅仅是一个牌子，不仅仅是一个框架，还应有各种丰富的肢体。

参考文献：

[1]音乐连着你和我——首都师范大学音教系农村支教活动座谈会纪实[J].中国音乐教育，2008（12）.

[2]邬丹. 用镜头纪录“委内瑞拉的音乐奇迹”，德国导演斯马契尼谈“音乐救助系统” [J]. 音乐爱好者，2009（6）.

[3]彭业依.从“杜达梅尔”现象看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现状与发展[D].湖南师范大学，2008.

[4]朱晓燕.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解读[M].中华文化报，2011.

[5]刘洁.湖南省四所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现状的调查与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7.

集中教育救助模式 篇7

1 适宜模式的路径设计

任何模式的有效实施与功能的积极发挥都需要构建清晰的实现路径。为实现以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利用平台,依托城市医疗救助和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信息技术系统,并合理借鉴国际先进支付理念的医疗救助适宜模式所期待的既定费用控制效果,本研究对此模式在现实环境下的良性运行做如下路径设计:在政府支持和社会监督两大主体功能具备的前提下,根据资金来源和到位实际情况,并借助医疗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力量,共同作用于分工合理、双向转诊的医疗救助服务中心供给体系,达到以控制医疗救助费用为主、兼顾保障质量、促进公平和提高满意度等多重目标。

此路径共涵盖5大要素,概括为“一个中心,即医疗救助服务中心供给体系;两大主体,即政府与社会;两种手段,即筹资与信息”(图1)。

2 实现路径的支撑条件

2.1 资金筹集

筹资是服务利用和费用控制的前提与基础,筹资滞后或不足,费用控制也就无从谈起。要么通过制度重新设计降低现有待遇,要么让医疗救助服务机构来承担差额成本,或者造成救助资金超支。因此,救助资金的来源是否可靠和稳定,都将直接关系到费用控制目标的设计及其控制效果。目前,我国城市医疗救助呈现了以各级财政分担为主,彩票公益金、社会慈善捐助和各级项目支持等其他投入为辅的“多元化”筹资体系[1],医疗救助资金除了接受地方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测与审核,还要接受社会捐助机构、项目支持单位等出资方的监督。西宁、银川两项目市以项目投入和政府配套资金为主。

2.2 政府支持

政府作为医疗救助制度的举办主体和最终出场人,费用控制效果的好坏最终都将由政府来承担,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姿态。

从所调研的西宁、银川两项目市总结经验来看,政府的强力支持至少包括以下方面:(1)医改政策环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效率,构建国家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给承担“兜底”任务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减压。(2)体系规划、布局:卫生改革政策应向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倾斜,包括医疗机构的合理布局与定点准入标准;大量优秀全科医生(GP)的培养和引进,还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者。(3)财政投入、补偿:测算维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正常运转的财政补助额度,确定最优的财政投入方式、补偿标准。(4)部门协调:发挥民政、卫生、社保、财政和发改委等部门的合力。(5)人群识别、调整:制定目标救助人群的界定准则、长效锁定机制和动态调整方式与原则等。目前广泛采用民政贫困家庭的鉴定做法,应注意贫困线的划定标准及绝对与相对贫困之分。(6)救助服务包:这是政府设计医疗救助方案的核心,包含救助人群范围、服务范围和救助程度与标准。(7)支付制度:获取本辖区居民健康水平、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就诊和住院人次费用及病种费用等数据,科学、准确地做好前期费用支付标准的测算,实行以预付制为主的供方费用偿付方式。(8)转诊标准:制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定点医院之间双向转诊的技术标准,明确相应的激励与处罚措施,界定医疗风险责任的划分。(9)监管职责:包括对医疗救助需方、供方和管理方(经办机构)的监督审核,其中重点是强化对医疗救助服务提供者诊疗行为和费用报销的监管。

2.3 社会监督

按照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和目标,政府在职能转变进程中转移出来的许多“划桨”职能需要交给社会去承接完成[2]。在医疗救助费用控制过程中,社会监督与扶持主要表现在:(1)人群准入:由于政府现有识别机制、技术力量和手段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借助人民群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力量,把不符合政府要求的人排除在贫困医疗项目之外,维护政策公平。(2)诊疗行为:除了依靠制定临床疾病诊疗指南、政府部门审核和医务人员自律等措施外,还需积极发挥社会同行、医疗救助对象和课题研究人员的监督作用,发现问题及时举报,尽可能规避“大处方”、“开贵药”等诱导需求现象。(3)资金审批、使用: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机构要及时将每月、每季度或半年及年度资金报销和使用情况予以公布,自觉接受医疗救助监督委员会和其他社会机构的民主监督,保证资金使用信息的公开、透明。(4)社区配合:街道办和居委会需要协助社区卫生机构进一步做好人群识别、组织及宣传发动工作,帮助入户调查或服务、召集或提供场所进行社区健康教育,提供免租房或优惠租房等。

2.4 机构建设

贫困医疗救助服务体系作为费用控制策略的中心环节和客观载体,各级服务机构、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与发展直接关系到费用控制及其他卫生系统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所调查地区医疗救助服务机构建设涵盖以下4个方面:(1)内部运行机制:政府举办的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定编定岗、合同聘用、岗位管理和绩效考核的办法,经试点逐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政策。(2)机构能力建设:硬件主要包括房屋建筑总体面积足够、安全且布局合理,各类设备、服务设施完好,根据功能定位使用适宜技术和基本药品等。软件侧重指经培训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及技术人员的观念与态度得到转变、业务素质得到提高。(3)营销宣传策略:通过实施一定的便民贴心措施来加强机构营销与宣传,如空腹化验后免费早餐制、创造舒适优美的就诊环境等,这是考虑到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外部生存环境的必然选择。(4)双向转诊体系:通过IC卡管理,允许救助对象与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由签约,促进供方市场竞争,强调首诊必须先进社区,同时加强对定点住院机构的监控和审查,强调不仅能转上去,更能转下来。

2.5 技术平台

西宁、银川两项目市均借助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网络系统、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系统三大数据库资料,开发与之联网的城市医疗救助管理信息系统(MISMA),实现资源共享。所建成的MISMA至少可以实现识别救助对象、监管救助服务的提供和结算救助经费三大功能,保证通过中心端能够实时完成对社区卫生机构及定点医院的救助服务管理和救助数据结算。

3 优化路径的政策建议

3.1 宏观层面

3.1.1 加大反贫困行动力度,为“网底”减压。

医疗救助制度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下位层次,承担着对部分人群遭受疾病风险的“兜底”责任,即医疗救助制度本身就是反贫困政策体系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从经济生产、社会保险、教育、卫生及综合性社会支持等全方位和立体化地做好扶贫工作,为医疗救助资金支付全面减压而防止“网破”。

3.1.2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构建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医疗救助费用的控制必须先从整体上、源头上遏制医疗卫生费用的上涨趋势。因此,政府应抓住国家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快城市两级医疗服务新体系的构建,尤其要把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作为带动和促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的交汇点,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将医疗费用的总体增长速度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提高贫困弱势群体对基本卫生保健的公平可及性和健康状况,让他们能够分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此外,加快建立由政府“埋单”的国家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按照确定的服务项目包(体现为选定的诊疗手段和基本药物)向城乡居民提供大致均等的、免费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只需要个人分担少量成本的基本医疗服务,对于贫困人口的个人付费部分给予减免。这样将减轻医疗救助制度设计时的顾虑,最多只需考虑定位在保大病、减少因病致贫层面,从而有助于把医疗救助费用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3.1.3 促进医疗救助制度与整个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同行。

医疗救助与医疗保险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构成了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范畴。如果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就难以避免。此外,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之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疾病问题沦为最贫困者而产生相应的救助要求,由此导致制度不断膨胀直至无法支撑[3],医疗救助基金出现巨大风险。因此,政府目标应定位在推动医疗救助与其他医疗保障形式的协调发展上,特别要同步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使贫困弱势人群的基本医疗服务在全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框架中得到有效供给和可持续性保障。同时高度重视由于实行贫困医疗救助可能会给临界贫困群体带来的相对福利损失和心理预期变化。

3.2 微观层面

3.2.1 提高医疗救助目标人群定位的灵敏度与特异度。

“目标定位”即界定一项社会保障政策受益对象的方法,目标人群准入作为一道“关卡”,既是节约资源、控制费用的首要环节,也是维护社会公正之所在。根据两项目市调研结果,在纳入医疗救助对象时,政府有关部门不能简单地按照其“身份”,而应进行家计调查,综合考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家庭财产等指标,来判断他们是否应该获得医疗救助,并加强对这部分人群收入及家庭财富的准确、实时监控,特别是低保户中的灵活就业人员,严格遵循申请、调查、审核和审批的4个工作程序实施动态管理,把最贫困的患者纳入制度覆盖范畴,把不该纳入的都排除在政策框架之外,提高目标人群定位的灵敏度和特异度[4],真正做到将有限的救助资源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此外,“贫困”仅仅是获取救助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应注重把家计审查需要和类别化需要原则有机结合起来[5]。

3.2.2 合理确定现行医疗救助制度的保障水平。

为了实现医疗救助费用控制的总体目标,政府必须科学、合理地设计医疗救助待遇,主要包括救助内容和救助程度2个维度。根据成本效益理论,在当前我国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尚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两项目市医疗救助服务包的制定(基本诊疗技术、基本药物和基本设施)都对此给予了部分考虑,以降低预期住院费用,但要注意避免重复投入和享受的问题。同时,注重运用一定的经济学手段消除“完全福利”思想和“保险因子”功能,如救助对象在超过既定标准之后向供方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增强需方的价格敏感度和费用意识,减少过度消费。

医疗救助制度的设计思路还应考虑与其他医疗保障政策的衔接问题。医疗救助作为一种低层次的保障形式,其保障水平应低于医疗保险,使政府能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满足更多弱势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扩大受惠面,既防止“搭便车”情况的发生,又有助于防止对医疗救助的依赖思想[6]。

3.2.3 优化定点机构布局,保证双向转诊渠道通畅。

由于医疗救助定位于满足贫困人口最低、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需求,两项目市都选择以覆盖面广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主体供给体系,优先在社区内以较低的成本解决贫困居民的小病小伤问题。因此,政府应该着眼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构建与发展,根据辖区地理状况、救助人群分布等因素合理确定定点救助服务机构的布局,避免出现机构过度集中或过于稀少的现象,还要合理配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站之间的比例,增加贫困救助对象的就医可及性。同时,严格定点准入和淘汰机制,对于不达标或违规的机构予以坚决退出,允许救助对象自由签约,促进“内部市场”竞争。

加强定点医疗救助机构的能力建设,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整体素质、观念、责任和技术水平,增加社区医疗的吸引力和信任感,真正形成分级医疗和“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格局。针对相互转诊机制中向下转诊存在的困难,一要制定具体、明确的转诊标准。二是可以考虑适当提高社区报销比例,并把转诊作为医院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三是不定期去医院查看住院患者病情恢复程度,以此控制住院医疗费用的不合理花费,减轻特困居民的经济负担和救助资金压力。

3.2.4 改革支付和投入方式,规范服务行为和质量。

国内外医疗保险的理论研究和运行实践证明,预付制比按项目付费的后付制控费效果要显著。因此,在进行医疗救助制度设计时,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基线调查数据资料确定适宜的费用偿付方式,根据对两项目市项目办和救助办工作人员的访谈结果,建议对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按人头或总额预算付费,住院服务则按定额标准或病种支付给定点医院,以此加强救助服务机构的内部自我激励,促使医疗机构和医生优化临床路径,选择最佳治疗方案,缩短平均住院天数,有效地控制供方的不合理诊疗和收费行为,从而降低服务成本和医疗费用。

同时,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转换机制和加强监管的原则,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作为贫困居民“健康安全网”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办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完善以购买服务为主的财政补助方式,多渠道落实经费补助,优先保证和稳定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资待遇及正常业务经费,并积极探索机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药品“零利润”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方式,优化、搞活机构内部运行机制,彻底断绝医务人员的工作与经济收入的联系,逐步降低药品费用占机构收入的比例,纠正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确保公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社会公益性性质,以此激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更好地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真正实现“六位一体”功能,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3.2.5 发挥部门合力,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从项目地区调研来看,做好医疗救助及其费用控制工作,绝不是某一部门能做好的事,如设计救助方案、选择定点医疗救助机构和制定基本药品目录等都需要加强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机配合,主要涉及民政、财政、社保、发改委和卫生等部门,而无论确定谁是主管部门,都要发挥合力的作用。同时,应注重通过继续培训增强医疗救助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够做到懂医、懂保险、懂管理和懂经济,提高管理能力。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职能,政府应加大对医疗救助对象、定点医疗救助机构和管理者三方的监管力度。从监管对象和内容来看,对需方主要借助IC卡实现对救助对象的实时化管理,加强对服务人头数的监控,防范套取资金的现象;对供方的管理考核主要包括各类服务开展质量、不合理医药费用支出及是否有虚报、瞒报现象等;对管理方的监管主要包括对项目(救助)办基金管理、使用、拨付和报账等环节的督导,是否足额、及时拨付等,应积极强化卫生行政机构、社区卫生服务管理部门及贫困医疗救助专家审核组对医疗救助服务行为的监控功能[7],为救助办公室提供费用结算依据,防止有限的救助资金滥用或无效流失。

3.2.6 构建信息网络平台,实行动态、实时监测。

为了提高对医疗救助制度运行的监管速率和时效性,节约管理成本,政府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构建城市医疗救助管理信息系统(MISMA),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管理部门与各定点医疗救助机构之间能同时共享系统数据库内容,实现对救助对象的识别、救助服务行为的监控及救助费用的结算全程信息化、网络化和实时化。本研究认为,在MISMA的建设过程中,城镇社区信息网络系统可以为其提供救助对象家庭基本情况及动态调整信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可以为其提供医疗救助资金支付结算方面的模块技术;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系统可以为其提供辖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与服务开展情况,最终实现多个系统的联网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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