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现状及趋势分析
摘要：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对长期护理和养老服务需求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人口预测结果分析了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现状和长期趋势。研究表明，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存在性别、年龄、城乡和地区等多种差异。根据预测，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2011-2050年期间将呈以下几个趋势：规模将保持单调增长态势;速度前期增长较快，2030年以后将放缓;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在2032年以前保持基本稳定，后期持续攀升;性别比在2025年前保持稳定，此后持续下降;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将在2034年左右超过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
关键词：老年人口;不能自理;长期护理;性别年龄结构;城乡结构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4009
自理能力是决定长期护理需求的关键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将长期护理(Longterm Care，长期照顾)定义为由非正规照顾者(家庭、朋友或邻居)和专业人员(卫生和社会服务)开展的活动系统，以确保缺乏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根据个人的优先选择得到较高的生活质量，并享有最大可能的独立、自主、参与、个人满足及人格尊严[1]。自理能力不足是长期护理需求产生的根本原因，一般自理状况越差，长期护理需求就越旺盛。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韩国等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都是以自理能力来确定长期护理服务的给付与否及给付水平。
由于疾病、伤残和功能衰退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口是自理能力不足的主要人群。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不仅如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老年人口数量和高龄人口比例继续增加，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还将持续增长，并将导致养老护理需求快速增长。
对可能产生长期护理需求的老年人口数量进行预测，把握其发展大势是分析老年护理需求增长变化的关键，也是制定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必不可少的基础。我国近年来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文献逐渐增多，但大多数文献侧重于介绍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或是进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再或者是探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只有很少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长期护理需求的变化趋势。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魏华林、何玉东预测了2050年以前长期护理人员、费用等需求[2]，宋占军、朱铭来预测了2050年以前长期护理需求者数量、长期护理费用等[3]，但两项研究在基础数据使用上均未充分利用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结果，如在人口变动趋势上，前者以2009年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后者以联合国2010年人口预测数据为基础;在老年人口中不能自理比例上，前者采用的是“长期护理发生率国际经验数据”，但并未说明具体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值，后者则采用的是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追踪调查数据的相关结果，同时两项研究都没有考虑城镇化对长期护理需求城乡分布的影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我国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尽管关于老年人口自理状况数据来自于长表，但是无论从调查的样本量和方法设计，还是组织实施方面来看，其数据的可信度均应高于一般的抽样调查结果。因此，本文将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先对我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并对未来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变化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现状分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了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自理能力状况，揭示了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的基本情况。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身体健康状况是指被登记人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对过去一个月能否保证正常生活做出的自我判断，属于健康自评。其调查有四个选项：①健康。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良好，完全可以保证日常的生活。②基本健康。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一般，可以保证日常的生活。③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不是太好，但可以基本保证正常的生活。④生活不能自理。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较差，不能照顾自己日常的生活起居，如吃饭、穿衣、自行走动等。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约为295%，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比例约为139%，其他为健康或基本健康，以此结合普查时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可以推算出2010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约为5234万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长期护理的对象主要是不具备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群，因此，可以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看作是存在长期护理需求的潜在人群。下面从年龄性别状况、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等几个方面分析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基本状况。
1.年龄性别状况
分析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年龄性别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者主要集中在72-86岁之间。从年龄分布看，72-86岁年龄段不能自理人口占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5744%，该年龄段各性别各年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比例均在1%以上，女性74-86岁年龄段占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比例甚至均超过了2%。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集中在中间年龄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这一年龄段老年人口还保持着较大的基数，另一方面这一年龄段老年人口不能自理的比例较低龄阶段有较大的升高，两方面的因素互相交织，造成这一阶段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规模较大。
二是从性别分布上看，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中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在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中，女性占比高达5836%，男性占比约为4164%。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不仅在总体上存在，而且在60岁及以上各年龄均是如此，各年龄不能自理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均低于100，且表现出随年龄增加，性别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在60-68岁年龄段，性别比在95-100之间，到76岁时开始下降至80以下，到87岁时低于50，到95岁时约为30左右，到100岁及以上年龄组则仅为22，男女比例接近1∶5。
借鉴人口年龄性别金字塔的思路，可以画出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性别年龄金字塔(见图1)。可以看出，金字塔近似不对称的宝瓶型，整体上表现出“上尖中凸下收缩”
看图时可忽略95岁及以上组(即最高年龄组)，因为该年龄组包含多个年龄，破坏了塔尖向上的连续性，如果将最高年龄组设定为100岁及以上，可以看出明显的塔尖。本图之所以将最高组设定为95岁及以上组，是为了和图2在年龄组划分上保持一致。而图2之所以将最高组设定为95岁及以上组是因为95岁以上各年龄个案数较少，稳定性较差，合并为一个年龄组计算出的不能自理比例相对稳定。的特点，以72-86岁区间塔身为最宽，瓶身左侧略窄、右侧略宽。从72岁年龄组开始，塔身明显向右凸起，表明以上年龄组的女性不能自理人数急剧增加，占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同年龄组的男性。
三是老年人口中不能自理的比例随年龄增长而逐步提高(见图2)。无论是男性老年人口还是女性老年人口，都呈现出随年龄增长不能自理比例逐渐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在80-90岁之间是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提高最快的时期。在80岁以后，女性不能自理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到95岁以上各年龄，女性不能自理比例达到了30%左右。正是由于女性高龄人口较多，以及高龄阶段女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较男性更高，导致女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普查数据显示，女性老年人口中不能自理的比例约为335%，高于男性老年人口约084个百分点。
2.城乡差异
城乡差异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典型特征，同样也是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分布的典型特征。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城乡差异主要表现在，乡村老年人口明显比城镇老年人口自理状况更差。普查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为245%，而乡村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则高达332%。其中，男性不能自理比例的城乡差异略小，乡村较城镇高约055个百分点;女性不能自理比例的城乡差异更大，乡村较城镇高117个百分点。观察不同年龄的情况，城镇各年龄组不能自理的比例均低于农村相应年龄组的比例，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均是如此：在60-69岁组，农村不能自理比例较城镇高约042个百分点，其中男性高约029个百分点，女性高约055个百分点;在70-79岁组，农村较城镇高约107个百分点，其中男性高约088个百分点，女性高约131个百分点;在80-89岁组，农村较城镇高199个百分点，其中男性高约158个百分点，女性高约219个百分点;在90岁及以上组，农村较城镇高281个百分点，其中男性高193个百分点，女性高约302个
即便是以单岁组来分析，同样可以发现，城镇男性和女性各年龄的不能自理比例均低于农村相应年龄的不能自理比例。城乡男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从60岁时相差014个百分点逐渐增加至90岁时相差31个百分点，此后有所下降;城乡女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相差从60岁的031个百分点逐渐上升，至93岁达到了38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农村老年人口自理状况比城镇老年人口自理状况更差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年龄段的现象，而是贯穿于整个老年阶段，是发生在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各年龄段的普遍现象。
3.地区差异
地区差异大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之一，也是不同地区之间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情况的特征之一。
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西部是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最高的区域，大多数省份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处于不高不低的情况，大多数省份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在全国平均水平左右;东部地区则两级分化比较明显，既有部分省份不能自理比例处于全国前列的省份(如北京、上海)，也有不能自理比例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的省份(如广东、福建)。从六个大区的情况来看，华北、西北和西南是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较高的地区。
从各省份具体的情况看，老年人口中不能自理比例最高的是西藏，达到了545%，最低的是广东，约为180%，前者是后者的3倍。除西藏外，其他比例较高的地区还有北京(443%)、云南(390%)、上海(371%)和山西(371%)。男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仍然以西藏为最高，达到了454%，北京次之，为394%，其他各地区除天津达到了333%外，均低于32%，最低的广东不足15%。西藏女性老年人口不能自理的比例高达619%，北京、山西、上海、安徽、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也均超过了4%。
二、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变化趋势分析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与老年人口总量及其不能自理比例有关。而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一方面受各年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例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各年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的影响。前者是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后者则可称为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的年龄分布模式。也就是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与老年人口规模、结构及不能自理的年龄分布模式有关。这样，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未来的总量变化取决于几个效应：一是规模效应，即由于老年人口规模扩大而引起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加;二是结构效应，即由于老年人口结构变化而引起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加;三是分布效应，即由于各年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变化而引起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加。
老年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可以通过人口预测得到，这里采用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的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在没有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医疗技术革命等条件下，各年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应该比较稳定，这里假定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的年龄分布维持目前的模式不变。在此基础上，可对未来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本文的具体做法是：将老年人口分为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农村女性四个基本群体，每个群体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计算出相应各年龄不能自理比例，以此与通过人口预测得到的各群体2011-2050年的分年龄老年人口分别相乘，可得到每年各群体分年龄不能自理人口数，以此为基础，可计算总量、结构、速度等不同指标，主要结果介绍如下。
1.总量及占比变化趋势
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2011-2050年期间将保持单调增长态势，前期增长速度较快，后期增长速度将放缓。根据预测，由于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影响，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将在2014年突破600万人，2029年左右突破1000万人，2041年突破1500万人，2050年达到1876万人左右。在2037年以前，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速大多保持在3%以上，2029-2030年左右甚至将可能达到或超过4%，从2038年开始，速度下降至3%以下，此后增速将逐步放缓，到2049年左右下降至2%以下(见表2)。
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比例在2032年以前基本会在目前的水平以下小幅波动，但此后很快会超过3%且一路攀升。尽管假定各年龄不能自理比例不变，但是由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简称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总体上，2025年之前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会经历一次“降—升—降”的波动，2025年之后将呈单调上扬之势。由于前期大量低龄老年人口进入，在2017年以前，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将持续小幅下降，2017年到达281%的阶段性低点。此后，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将逐渐上升，到2021年将回升至294%，约相当于2010年的水平。然后再次下降，2025年回落至287%，但从此以后将一直保持升势，到2034年超过3%，2042年超过35%，2050年达到了388%(见表2)。
2.年龄性别结构变化趋势
与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趋势相一致，不能自理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在预测期内也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不能自理男性老年人口将从2011年的221万人左右，到2020年超300万人，2034年超
过500万人，2050年达到720万人左右;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口则将从2011年的320万人左右，到2024年超过500万人，2033年超过700万人，2044年超过1000万人，2050年达到1156万人左右。由于2025年以后女性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男性，因此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2025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在69-70之间(以女性为100);2025年以后性别比则会持续下降，到2050年将下降至62左右。
随着高龄化的发展，高龄人口比重逐渐增加，高龄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占比也逐渐上升。从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金字塔上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字塔身的重心逐渐上移。与2010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金字塔(见图1)相比，2030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金字塔底部明显更窄，而顶部则更宽(见图3)，2050年不能自理老年人口金字塔底部进一步收窄，中上部则进一步放宽(见图4)，特别是在80-87岁左右年龄段塔身拓宽程度十分明显，在女性一侧，这一年龄段各年龄占全部不能自理老人的比例都超过了3%。
3.城乡结构的变化趋势
城镇和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预测期内基本上都保持上升趋势，但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上升速度快于农村。据预测，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2013年左右将超过200万，2020年超过300万，2030年超过500万，2040年超过800万，2046年超过1000万，2050年达到1158万人左右。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2016年将超过400万，2026年超过500万，2043年超过700万，到2050年约为718万(见图5)。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在整个预测期内，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速基本在3%-5%之间，最高接近6%，而农村的增速则均在3%以下，到期末甚至有可能出现下降。这是由于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也持续上升，而农村人口总量和老年人口均会在期内由增转降，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将出现巨大的变化，从而由于规模效应的影响导致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增速快于农村。
由于城镇增速较快，因此，预测期内会发生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赶上并超过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城乡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之比(以农村为100)在整个预测期内将快速上升，从2011年的52左右开始，到2034年超过100，即此时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将超过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然后继续上升，到2050年达到161左右。
从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看，在整个预测期内，农村将始终高于城镇，且二者相差的幅度有呈扩大之势。与不分城乡时类似，分城乡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在2025年以后持续升高，城镇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将在2041年突破3%，到2050年达到338%;农村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则将在2038年突破4%，2050年达到512%(见图6)。农村高于城镇的幅度在2023年以前基本维持在08-1个百分点之间，此后逐渐走高，到2050年二者相差约175个百分点。
三、 结论与讨论
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是长期护理需求的潜在人群，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国家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人口预测结果分析了我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我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多集中在72-86岁年龄段，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口明显多于男性，且不能自理比例表现出随年龄增加而提高的趋势。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大是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显著特征：农村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明显高于城镇，这一现象发生在男女老年阶段的各个年龄;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老年人口不能自理比例明显较高，西藏、北京等是不能自理比例较高的地区。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未来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规模将快速增长，到2050年将超过1800万人，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比例在2032年以前将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以下，但此后将一路上扬;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性别比将在2025年以后持续下降，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年龄性别金字塔将随时间逐渐重心上移;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增速快于农村，并将在2034年赶上并超过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规模。
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未来长期护理需求的格局。总体上，中高年龄段、女性、西部、农村等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在全部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中占比较大，但是这部分人群恰恰是老年人口中经济支付能力较弱的人群，如何满足他们的长期护理甚至是养老服务需求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传统的依靠家庭提供护理服务的方式，在当前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加剧的情况下，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寻找社会化的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为一种为不能自理者提供社会保险的机制应该纳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框架，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政策措施。
从时间上看，今后约20年时间是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较低的时期，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后的机遇期。这一时期，尽管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增长较快，但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都在3%以下，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期，利用总体护理负担较为稳定的情况，积极发展各项老龄事业。特别是要不断深化改革，理顺养老服务投融资体制和各项管理和监管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个人等各方作用，尽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形成合理的养老服务格局和繁荣的养老服务市场，为随后即将到来的护理负担快速加重时期奠定重要基础。
此外，城镇化将对中国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城乡分布产生重要影响，总体上不能自理老年人口也表现出不断城镇化的过程，城镇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占比将越来越高，并在20年后超过农村不能自理老年人口的占比。中国未来养老服务资源的布局必须考虑到这一重大转变发生、发展的趋势与特点。具体来说，对农村养老护理资源的布局必须与城镇化规划相结合，护理资源不宜过于深入农村，而是应该布局在一些重要的城乡连接节点上，如在一些中心镇、连接县城与乡镇的主要公路沿线、县城近郊等区域，确保未来城乡皆可及，避免出现由于城乡人口结构变化而形成资源浪费和需要大量重新配置的情况。
总之，中国未来护理需求增长是一个长期趋势，在进行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的过程中，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趋势，早作准备。
参考文献：
[1] 世界卫生组织.建立老年人长期照顾政策的国际共识[EB/OL]. [2014-12-10]. http：//www.who.int/publications/list/WHO_HSC_AHE_00_1/zh/.
[2] 魏华林，何玉东.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市场潜力研究[J]. 保险研究， 2012(7)： 7-15.
[3] 宋占军，朱铭来.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需求测算与发展战略[C]. 2012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July 18-21， 2012， Qingdao， China，2012：597-608.
[责任编辑方志]
作者：林宝
【摘 要】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对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流动特点、就业与社会保障、城镇化以及再流动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学特征表现为性别比高，受教育水平低，户口性质以农业为主，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特征表现为流动时间开始晚、发展后劲足，流动形式家庭化，流动空间高重合，流动范围以跨省为主，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特征表现为就业同质性强，收入水平低，劳动权益保障缺乏，就业社会保障覆盖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镇化安居和再流动意愿特征表现为安居意愿待提升，再流动意愿低。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個民族众多的国家，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分布区域。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规模日益扩大，传统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正逐渐发生改变。[1 ]根据段成荣等人的研究，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分别为706.8万、978.4万和1522.9万，规模和增速都在迅速提升。[2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16年，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规模已超过3000万。[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中，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及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未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流动参与率都将持续增长，城市和区域发展将迎来更为民族多元的时代。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边疆巩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十分迫切。
二、文献综述
流动人口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问题，但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在全国尺度上，有学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及转变进行了宏观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进程明显滞后于全国，但近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参与率均大幅增长，流动模式开始转变。具体表现为：流动原因由社会性为主转为经济性为主;流动人口性别比由低到高再向相对均衡转变;流动距离不断增加，跨省流动比例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和已婚比例不断提高。[2 ] [3 ] [4 ] [5 ] [6 ]在案例区域尺度上，部分学者以具体省市为研究案例，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流动原因等。例如，流入广东的少数民族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城市，经济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但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样强烈;[7] 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落初步形成，流动原因也以经济因素为主，且男性较女性更偏向经济型原因;[8 ]北京市传统城郊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最大，环城带区增长率最高，流入地拉力和流出地推力都起到重要的作用;[9 ]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对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影响不显著，外出经历、性别等是主要因素。[10 ]同时，还有学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某个具体案例区域的城市适应、社会融合等进行分析：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行为模式、制度保障及主观认同方面与汉族流动人口及本地户籍人口存在较大的社会融入差异;[11 ]制度因素、[12 ]民族因素、[13 ]社区支持、[14 ]经济因素和信息沟通因素 [15 ]均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入;还有部分学者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三者关系的角度探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之道。[7 ] [16 ] [17 ]
从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来看，有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是尽管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与现实需要相比仍显得不够。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城市，传统意义上的汉族居住地的人口构成将面临改变，民族多元性在城市日益显现。然而，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部分文献大多数集中在少数时点或某一区域，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和最新的变化研究不足。二是流动人口研究作为人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领域，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较之传统意义上以汉族为主的流动人口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未来推动人口市民化也面临着不同的思路和对策，因此需要加强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的研究，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往往更为复杂和突出。因此，本文基于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典型特征和流动格局，以期为引导民族人口有序流动、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三、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概念界定
鉴于流动人口自身的特殊性，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与自身研究范式，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一般来说，流动人口是指那些常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相一致的人口，并且排除那些常住地与户籍登记地虽然不相一致，但属于同一城市市区范围的人口(即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18 ]与此相对应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是指那些民族成分为非汉族的流动人口。[4 ]结合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特点，本研究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义如下：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汉族之外的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包括未识别民族，但不包括外国人加入中国籍)流入人口。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以2015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为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根据研究需要，抽取除汉族之外的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包括未识别民族，但不包括外国人加入中国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共计10742人，占总调查样本的6.36%。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1.性别比偏高，年龄结构以青壮年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男性占比52.23%，女性占比47.76%，性别比为109.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金字塔总体呈现为底部窄，中间宽，顶部尖的橄榄型(见图1)。从性别差异看，女性在20～39岁年龄范围内的人数略高于男性;从年龄分组看，20～49岁年龄段人口较为集中，占比64.44%，其中30～34岁是峰值组，占比13.87%，说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14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20.36%，其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比重为16.06%，60岁以上老龄流动人数占2.68%，略高于全国流动人口的2.5%。20～39岁是婚嫁和生育的主要年龄段，家属随迁和婚姻嫁娶是造成这一年龄段女性人口数量多于男性的主要原因。14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则表明与全国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動趋势 [19 ] [20 ]相一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选择携带子女流动的现象亦比较突出，对流入地的流动儿童教育、公共卫生服务提出更大的挑战。同时，大规模青壮年人口的流出必然会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发展等战略性问题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2.以农业户口为主，受教育程度偏低。从户口性质看，以农业户口为主，占比86.3%，非农业户口人数较少，只有13.5%。从受教育程度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最多，占42.9%;小学及以下占34.1%;高中占13.8%，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为9.1%。与全国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明显偏高，而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则均偏低(见图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流出地自然条件艰苦、教育基础薄弱是主要原因，[21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不足可能会引起过度依赖社会资本流动从而造成阶级固化等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22 ]
(二)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
1.跨省流动人数最多，务工经商为主要流动原因。与全国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特征基本一致，[23 ] [24 ]跨省流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最主要流动范围，占60.01%，其次为省内跨市，占24.09%，市内跨县比重为15.86%。
流动原因通常可以分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因素三种类型，且在一般情况下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两方面。[25 ]如图3所示，50.55%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务工/工作而流动，经商占10.78%，可见经济原因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选择流动的主导因素。这一结论和之前的已有研究 [22 ]形成鲜明对比，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原因已经从更多地依赖社会文化因素转向经济因素。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因素中的亲属随迁原因，仅次于经济因素比例，这可能与近年来人口流动行为模式逐渐由“个体”转变为“家庭化迁居” [26 ] [27 ] [28 ] [29 ] [30 ] 密切相关。
2.少数民族集聚省份人口流动具有“双高”特征。从少数民族人口的来源省份看(见图4)，贵州、广西、湖南和云南的占比较高，依次分别占24.52%、19.84%、10.64%和10.02%，而来自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共合计34.98%。可以发现，与全国流动人口的来源地省份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来源省份更多的为少数民族集聚的省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流出地大省(例如，四川、重庆、江西和安徽等)。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入省份看(见图5)，省际人口流入地高度集中在广东、浙江，二省分别占24.10%、22.98%，贵州、新疆、云南则主要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在流入省份中，除广东和浙江外，北京、上海、福建、江苏等一般性人口流入大省并未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很强的吸引力。相反，贵州、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省份却在主要人口流入地中占据一席之地。
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使得人口频繁地从西部流动到东部， [31 ]而除此之外，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能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很强的吸引力， [32 ]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流入中心和流出中心高度重合的独特空间分布形态，这也成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汇”“源”格局区别于全国流动人口空间特征的重要之处。
3.流动时间开始晚、发展后劲足，流动形式家庭化。如图6所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全国流动人口发展趋势相同，都是先上升后下降。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首次流动开始时间晚于全国流动人口，且从2005年开始其首次流动时间的比重超过全国流动人口，展现出较强的发展后劲，这应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数量的逐年增加有关。
表1反映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首次和本次流动形式特征的变化，可以看出独自流动比重在首次和本次流动之间已大幅降低，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口流动家庭化的加深，其中与配偶一起流动占比最高，与子女一起流动的比重上升最快。统计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举家迁移比例已达50%，部分家庭成员一起流动的比重也在25%左右，二者合计近8成。
(三)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特征
1.就业同质性强，收入水平低。从就业单位性质看，被调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作单位多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分别为34.85%、 28.12%，其他性质单位的比例均很小。与此对应， 71.74%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为雇员，其次是自营劳动者，占20.65%，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比重仅有5.45%。
从职业类型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其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比例最高，占44.08%，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39.94%。从事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国家社会管理者、农、林、牧、渔、水利业和无固定职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例均较低(见表2)。
从行业分布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五大行业，分别占41.38%、13.07%、11.96%、11.33%和6.02%，而卫生文体、娱乐和社会福利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林牧渔，金融及房地产，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采矿，电煤水热生产供应等其他行业合计仅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16.24%(见表2)。
综合上述分析可发现，近8成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呈现出集中、低端的特点。就业的“低端化”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收入的低水平化。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少数民族就业流动人口的个人月均收入为3767元，远低于同期全国就业流动人口的4550元。这一结果说明，相对于全国流动人口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劣势地位更加突出。
2.劳动权益保障缺乏。从目前已签订的劳动合同类型看(见图7)，若将签订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试用期、完成一次性任务的视为已签订劳动合同，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本地的劳动合同签订状况较好。不容忽视的是，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仍有三分之一，这说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签订存在缺失现象，这部分劳动权益有待进一步提升。
就劳动时间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5.54小时(我国实行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作制度，即平均每周工作时间≤44为未超时劳动)这已超过规定的劳动时间，其中超7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大于44小时。长期的超时劳动会对个人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进一步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幸福感，同时也降低了工作效率，对工作单位而言也是不利的。
3.流入地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最好，参保率为48.85%;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率较低，分别为21.81%和28.35%，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参加率为15.08%，住房公积金最低，仅有9.2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城镇的住房拥有率仅为15.18%，仅0.6%被纳入到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内(政府提供的廉价房和公租房)，这一比例可谓是微乎其微。
以上分析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基本被排斥在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之外，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和保障性住房覆盖率更是不容乐观。
(四)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安居与再流动意愿
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因此城镇化的主体——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安居与再流动意愿就显得尤为重要。
1.城镇化安居倾向重居留、轻落户。从长期居留意愿看，51.29%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这一结果说明至少在意愿上有一半左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稳定滞留在现流入地。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外流动时间的延长和流动经历的累积，长期居留意愿增强，这对于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无疑是有益的。
从本地落戶意愿看，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的占35.03%，没想好的占32.31%，不愿意的占32.66%，这说明只有1/3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愿意实现户籍本地化，完成制度层面上的城镇化。同时也注意到仍有1/3尚未做出落户意愿决定，促成他们在本地落户意愿的转变将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本地购房意愿看，有打算在本地购买住房的人口比例只有16.73%，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没有做此打算。从长期居留和购房打算意愿间的落差可看出，至少有1/3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愿意滞留在当前城市，但是却无法实现住房稳定化和住房拥有权。近年来，户籍等流动人口在城镇安居的制度门槛逐渐让位于以住房为主的市场门槛。相比较而言，超越以住房为主的市场门槛的难度远大于制度门槛。[32] [33]特别是在大城市房价高涨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无力购买价格较高的商品房，也因而阻断了其举家成为真正“城市人”的路径。
综上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和落户、购房意愿不一致，在流入地存在重居留、轻落户的城镇化安居倾向。
2. 再流动意愿较低。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今后流动打算中，有返乡和继续流动意愿的比例分别为7.68%和3.95%，与前述的长期居留意愿相比再流动意愿较低。具体来看，准备在1年内返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比22.11%，2年内返乡的比重合计近半数，而没想好的比重也占到36.38%。在返乡区位的选择上有82.58%的人选择回到原住地，回到家乡其他地方的仅有10.37%(见表3)。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返乡意愿低，这可能是由于其流动进程明显滞后于全国流动人口，且近年来流动后劲才逐渐显现，故选择返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较少;而在有意愿返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有5成打算在短期内返乡，且主要是回原居住地，这可能和中国人故有的念乡情结有关。
仅有3.95%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选择继续流动。从继续流动城市级别的选择上看，没想好的高达56.32%，其次是地级和县级城市，二者分别为9.72%和8.89%(见图8)。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继续流动意愿更低，更多人选择在现流入城市长期滞留;在有继续流动意愿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约6成在继续流动的城市选择上未做出明确决定;已确定的城市级别中，地县级城市成为热门目标，这就赋予了地县级城市在承担区域经济发展、城镇空间结构优化和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五、结论和讨论
新时代人口迁移流动研究要特别关注人口迁移流动的新趋势，摸清新时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是着重把握新时代人口迁移流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利用2016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征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一)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特征鲜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数最多，80后成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主力军。
(二)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方式家庭化。流动原因中家属随迁比例仅次于经济原因，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流动形式向家庭化发展。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形态独特。主要来源地和主要流入地在空间上高度重合，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为主要交叉省份。
(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环境差。行业及职业同质性强，层次低，劳动权益保障缺乏;面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不完整。
(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安居和再流动意愿低。在现流入地存在“重居留”“轻落户”倾向，城镇化安居意愿待进一步提高;再流动意愿低，多数人倾向在当前流动城市稳定滞留。
上述研究结果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包括：首先，就业是民生之本。一方面，相关部门有必要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包括加强职业技能学习和培训、提升汉语掌握能力，从而更好地扩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择业范围和就业能力;另一方面，从民族特性出发，鼓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主创业，将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转化为民族特色产业，切实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其次，流入地政府应加强关注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流动老人和流动妇女问题，在政策制定方面尽快实现从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人发展到关注家庭发展的配套转变，如增加面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住房供给。最后，在继续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的同时，也要以就业和收入为基础，结合各民族文化特色，积极探索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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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O THE CHARACATERISTSIC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NEW ERA
Zuo Xin ， Lin Liyue ， Zhu Yu ， Ke Wenqian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situation
作者：左昕 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摘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个体的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和其他特征4个维度，采用二值Logit模型，考察这些特征变量对于农村人口陷入贫困可能性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比较分析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的人群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配偶或父母）、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少数民族、未婚状态、家庭抚养负担过重、无宗教信仰、没有非农工作、周工作时间较短、使用电视或互联网频率较低（这里理解为获取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相关信息）。此外，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维度下特征变量对收入水平影响的大小和方向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农村贫困人口；多维特征；Logit回归；分位数回归
引言
消除农村贫困已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2015年10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的要求，包括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等。2016年3月，在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大举措被提出。显然，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是农业现代进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该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将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按照每人每年2 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年农村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5 575万人，比上年减少1 442万人。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的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早在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就曾指出：“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因此，在多维视角下分析农村贫困人口所具有的特征，对于我国现阶段实现精准扶贫、消除农村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发布的2013年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分析这些特征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贫困的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研究贫困及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这类研究多是构建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并通过数值模拟或实证检验考察不同因素对贫困的影响。例如Ken Tabata基于世代交叠（OLG）模型分析了倒U型的生育率曲线和贫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有利于降低经济收敛于贫困陷阱的风险[1]。Semmler和Ofori考虑了不同国家在资本规模、规模收益以及资本市场的约束等方面的异质性，研究了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指出由于资本市场的约束性和局部的规模收益递增，可能导致有的国家经济增长长期收敛于贫困陷阱之中[2]。Kraay和Raddatz建立了基于低储蓄率和低技术进步水平的拉姆齐增长模型以考察陷入贫困的微观机制，并结合实际数据评估了经济援助的效果[3]。Gokan构建包含信贷市场摩擦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货币增长规则和金融发展阶段对贫困陷阱形成的影响，指出当货币增长速度低于某些临界值时，经济就会收敛于较低的资本存量稳态，而金融发展阶段越低，这种贫困陷阱出现的可能性越大[4]。
第二类是考察一些具体的经济社会因素对贫困的影响，该类研究多是基于微观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是目前关于贫困比较多的一类研究。例如，Hanjra等结合实证研究，分析了影响贫困的路径，认为人力资本和农村市场是影响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5]。Naschold结合印度农村的面板数据进行半参数估计，分析了印度农村的资产贫困陷阱，指出较高种姓、大量土地持有者、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极小[6]。Cazzavillan等结合撒哈拉以南32个国家和发达国家（G7）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物质资本数量和人力资本生产率差异为撒哈拉以南地区陷入贫困提供了支持[7]。Giesbert和Schindler结合莫桑比克农村的家庭面板数据检验了基于资产的贫困陷阱，从初期资产禀赋、家庭特征、社区特征、冲击和中介因素、应对粮食不安全的策略等5个维度考察了资产的增长情况，指出尽管大多数家庭会收敛于趋于贫困线附近的均衡，但一些具有特定特征的家庭（如迁移户、户主教育程度较高等）会达到较高的均衡水平[8]。Bucca从个体差異和社会结构角度分析贫困和富裕的根源，并结合拉美七国200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指出个体特征（如教育、社会阶层、流动性经验、种族）对贫富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国家差异[9]。Zhang分析了教育对贫困的影响，并结合关于中国西部经济和社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昂贵的教育费用会加剧中低收入家庭的成本，进而产生“教育-贫困”陷阱[10]。
第三类是关于减贫政策的评价与分析，多是建立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的一类研究。Abro等结合埃塞俄比亚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旨在提高农村生产率的政策对减贫的影响，指出尽管生产率的提高能起到减贫效果，但还需要完善农村资产保护、完善农村周边设施（学校、卫生中心等）、降低通胀压力和稳健的人口政策的措施来配合[11]。Maitra和Rao基于印度加尔各答贫民窟的调查数据，采用半参数有序二元Probit模型研究了粮食安全与贫困的关系，指出贫困政策应当致力于消除粮食不安全，但应当有人力资本投资和赋予女性权力等措施的补充[12]。Imai等结合印度和越南农村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非农就业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指出非农部门的就业（销售、专业人士、职员等）对农村家庭脱贫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旨在帮助农户分散到非农部门的政策（如技能培训、小额贷款）可以起到有效的减贫作用[13]。Wossen和Berger构建了基于多个体系统的生物经济模型（Bioeconomic modelling）进行政策模拟，指出致力于促进农业信贷和非农就业机会的政策干预可以有效抑制气候和价格波动给贫困农户带来的不利影响[14]。Mahadevan和Hoang基于潜类别模型研究了越南的多维贫困问题，指出扶贫计划应当致力于消除对多维贫困影响较大的长期贫困而非短期贫困[15]。
此外，国内学者对贫困的关注程度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李实和John Knight根据收入和消费标准将中国城市的贫困分为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并指出预测的金融资产和收入、子女教育和医疗等特殊需求均对不同类型的贫困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16]。王祖祥等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通过贫困线、贫困人口、贫困率、贫困深度、贫困强度、贫困指数（如贫困基尼、Sen指数和SS指数）等指标对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进行了评估[17]。王小林和Alkire通过多维贫困指数衡量中国的贫困状况，指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和教育对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18]。罗楚亮结合2007年和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化特征，发现外出务工收入、家庭健康状态等都会对贫困状态的转换产生重要影响[19]。邹薇和方迎风结合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从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三个维度考察了中国目前的贫困状况[20]。李实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CHIPs）分析了中国近几十年的收入增长和不平等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指出尽管目前的减贫政策是有效果的，但却是无效率的[21]。Chen等人结合中国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第二类广义beta分布函数比较能刻画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状况，并且经济增长对农村扶贫的积极影响在很多地方已经消失，人口的老龄化日益成为影响农村贫困发生率的重要因素[22]。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当前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分析各类因素（经济、社会、制度、政策等）对贫困影响以及贫困的经济社会后果等方面，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定量考察时，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出现，而单独关于贫困人口主要特征考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研究贫困的相关问题时，国内外学者均不同程度上将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量、生活质量、非农就业等因素作为考察贫困人口的重要特征变量（见表1）。
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结合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个体的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以及其他相关特征等维度描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在分析维度上，尽可能涵盖更多的特征变量，以求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面貌；（2）在分析视角上，考察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的差异，并分析背后可能的原因；（3）在分析方法上，针对贫困人口主要特征变量的识别和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分别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以增强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二、变量描述及特征分析
（一）调查数据的预处理及变量描述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开始放缓，扶贫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被列入“十三五”规划。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问卷调查对象的选取采取了多级随机抽样的方法，涵盖100个县（区），调查数据较为系统、全面地覆蓋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面，因此数据基本可以反映我国当前社会状况。
运用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特征时，先对分析中用到的变量进行预处理。数据的预处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对象的选择，由于本文所分析的对象为农村人群，因此分析时只保留样本中具有“农业户口”的被调查个体，剔除“非农户口”（含“居民户口”“军籍”“蓝印户口”“其他”等）；二是贫困标准的选择，尽管有少数学者也将粮食安全[12]或消费水平[16]作为衡量贫困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但大多数学者均以收入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而且中国目前的扶贫标准也是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于2011年11月所规定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2 300元人民币（2010年不变价格）。因此本文中划分贫困人口时，将被调查的农村个体中过去一年（即2012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个体归入贫困人口，否则归入非贫困人口。值得一提的是，样本中被调查个体的收入数据中存在大量的0值、“缺失”“不知道”“拒绝回答”“不适用”等信息，分析之前需将这些数据剔除，最后得到涵盖全国29个省的5 410份问卷数据（其中海南、西藏和港澳台的数据缺失）。
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CGSS调查数据的主要内容，在对贫困人口特征的选取方面，本研究考虑如下4个维度：（1）个体基本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种族、婚姻状况等；（2）个体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量、父母受教育程度、配偶受教育程度、未成年子女数量、拥有房产数量等；（3）个体社会特征，包括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等；（4）个体其他特征，包括非农工作参与、周工作时间、看电视频率、使用互联网频率等。表2反映了中国农村被调查个体相关特征变量的基本数据信息。
关于表2中的数据信息，有3点需要说明：（1）受教育程度的单位为年限，其数据是对原调查数据中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的结果，“未受教育”包括原数据中的“未受任何教育”“其他”2个类别，“小学”包括原数据中的“小学”和“私塾”2个类别，“高中”包括原数据中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2个类别，“大中专”包括原数据中的“大学专科”“中专”“技校”3个类别，“本科及以上”包括原数据中的“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2）婚姻状况是对原调查数据中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的结果，“已婚”包括原调查数据中的“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同居”4种类型，“未婚”包括原调查数据中的“未婚”“离婚”“丧偶”3个类别；（3）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中的“未参与”包括原调查数据中的“没有参加”“不适用”2种类型。
（二）贫困人口主要特征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2中4个维度下的特征变量，结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差异。首先进行两类各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各特征变量的均值差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看出，在4个特征维度下，农村贫困和非贫困人口的各个特征变量中，除了性别和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个别变量之外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1）在个体基本特征维度方面，贫困人口中平均年龄（58.28岁）要显著高于非贫困人口中的平均年龄（46.38岁），平均受教育程度（4.82年）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7.48年），健康状况显著的比非贫困人口状况差，民族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一点），婚姻状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贫困人口中，已婚人群比例略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很明显。（2）在个体家庭特征维度方面，农村贫困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3.34人）要略高于非贫困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3.23人），贫困个体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1.59年）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中个体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3.31年），贫困个体配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4.98年）要顯著低于非贫困人口中个体配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7.38年），贫困个体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平均值（0.4人）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中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平均值（0.6人），贫困个体与非贫困个体拥有的房产数量存在存在一定的差异（贫困人口拥有的房产数量略低）。（3）在个体社会特征维度方面，农村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这与Maitra和Rao在考察印度贫民窟的贫困问题时的实证结果略有差异[12]）。此外，农村贫困人口的合作医疗参与比例（92.7%）略高于非贫困人口的参与比例（91%），但并不显著，而贫困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比例（68.7%）则显著高于非贫困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比例（60.6%）。（4）在个体其他特征维度方面，贫困人口拥有非农工作的比重（6.8%）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拥有非农工作的比重（36%），贫困人口的每周工作时间（45.64小时）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每周工作时间（50.95小时）。此外，贫困人口使用电视和互联网的频率也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本文将依据贫困线将农村被调查个体分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通过构建二值离散选择模型来识别4个维度下的主要特征变量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进而考虑到被调查人群在不同维度下的异质性，通过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各个特征对农村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及背后可能的原因。
1.离散选择模型。在二值离散选择模型之中，可以不将农村个体确定性地陷入贫困的结果作为分析对象，而是将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作为分析对象。也就是说，这里将讨论确定性取值1（陷入贫困）或0（不会陷入贫困）的二值选择模型转化为讨论农村个体是否会陷入贫困的概率二值选择模型。假设农村个体i陷入贫困（取值为1）的概率为P（yi=1|Xi），其中Xi为影响农村个体i陷入贫困与否的特征变量向量，因而农村个体i不会陷入贫困的概率即为1-P（yi=1|Xi）。因此，二值离散选择模型的回归方程即为：
上式中，β为待估计参数向量，μi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该式是用线性函数描述的概率选择模型，因而被称为线性概率模型（Liner Probability Model，LPM）。该模型要求，给定任意的特征变量Xi的取值，回归结果取值范围始终在[0，1]之间，但现实中这一要求难以满足。因此，需要在模型中引入转换函数F（Xiβ）加以修正，转换函数在这里的经济学含义是：农村个体在特征变量向量的影响下，陷入贫困的概率。如果利用Logistic函数作为转换函数F（Xiβ），则可以的得到Logit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对于（3）式而言，左边的p/（1-p）表示农村个体陷入贫困和不会陷入贫困的概率比。第K个特征变量Xik的估计参数βk的经济学意义是明确的，表示Xik增加一个微小量时，所引起对数概率比的边际变化。当βk>0时，表示第k个特征变量对于陷入贫困具有正向的影响；反之则反。
2.分位数回归模型。由于农村个体在本文考察的4个维度下的个体差异较大，因此各个特征变量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普通的最小二乘回归反映各个特征变量对于农村个体收入水平期望值的影响，不能考察各特征变量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分布规律的影响。Koenker和Bassett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弥补了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不足，它旨在对条件分位函数进行统计推断[23]。分位数回归的假设相对于普通最小二乘更弱，参数估计的稳健性更强，并能全面刻画变量的分布特征。由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估计农村个体收入水平y在给定特征变量X下整体的条件分布，因而可以考察不同维度下各个特征变量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方面的影响。根据Koenker[23]对分位数回归的系统阐述，这里以农村个体的对数收入水平y的为被解释变量，各维度下的特征变量X为解释变量，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如下：
本文借助stata13.0通过Bootstrap方法获得估计系数βq及其稳健标准误。
（二）农村贫困人口多维特征考察
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特征识别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4个模型在整体上均通过了统计检验。
表4中，模型1为基准回归结果，考察4个维度下18个特征变量对于农村个体陷入贫困可能性的影响。回归模型2为将模型1中的“看电视频率”替换为“使用互联网频率”后的回归结果，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可以看出，各维度下的特征变量的显著性和估计参数值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模型是稳健的。回归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中西部=1），可以看出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表明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东部农村地区。作为对照，模型4为普通最小二乘（线性概率模型）估计结果，与模型3的解释变量相同，可以看出，模型4的拟合优度要低于模型1～3，这说明，运用Logit模型更能刻画农村个体陷入贫困可能性的变化情况。因此，下面基于Logit模型回归结果从各个维度分析各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1.个体基本特征方面。年龄较大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性别的影响似乎不大，而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则不是很大，这三个特征所反映的结论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原因可能在于：老人往往在平均劳动体能方面弱于其他人群，因而更容易陷入贫困；健康状况好的人一般具有良好的劳动体能，劳动参与率也较高，并且在医疗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支出，因而一般不大可能陷入贫困。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较大，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所致。此外，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了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尽管不显著），已婚人群可能因为家庭有效劳动力的增加和家庭内部的分工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尽管也不显著）。
2.个体家庭特征方面。个体所在家庭人口数量较多或者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则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家庭人口数量较大则意味着家庭的生活开支较大，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则意味着家庭的抚养负担较大；父母或配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存在源自父母的代际人力资本转移和源自配偶的代内人力资本转移。此外拥有房产数量较多的人群不仅不会在住房需求上有较大指出，反而可能会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因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不大。
3.个体社会特征方面。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对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存在负向影响（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处于农村基层的中共党员在脱贫方面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和模范作用。宗教信仰对于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与Maitra和Rao在考察印度贫民窟的贫困问题时的实证结果比较相似[12]）。合作医疗参与和养老保险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但统计检验并不显著），这说明，参与社会保障机制之后，农村人口抵御疾病和其他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因而降低了“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可能性。
4.个体其他特征方面。具有非农工作的人意味着在农业之外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因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低。每周工作时间较长的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不大（尽管不显著），这是由于向上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使得工作时间较长，能在既定工资率下获得较多的工资收入，进而起到脱贫的作用。此外，看电视的频率似乎對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有一定的负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电视是人们获取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相关信息的主要手段，因而可能会降低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模型2中用“使用互联网频率”替换“看电视频率”，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的合理性。
综上，在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典型特征：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少数民族、未婚状态、所在家庭人口数量或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大、非党员、无宗教信仰、没有非农工作、周工作时间较短、看电视频率（这里理解为获取与农业生产相关信息）较低、处于西部地区可能性较大等。尽管还有一些特征变量并未被Logit模型识别出，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没有影响，而且这些所有的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多维特征对贫困与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影响的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各个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并比较分析差异背后的原因，这里以收入水平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在CGSS调查数据中，经过预处理之后的这5 410份个体调查问卷中，处于贫困人口的个体有730个，因此当年（2011年）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13.49%（=730/5 410），在表5的分析结果之中，模型1和模型2可以反映各个特征变量对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状况，模型4和模型5可以反映各个特征变量对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状况，其中模型3的反映的分位点（15%）附近被调查个体的家庭人均收入虽然在贫困线之上，但依然不足3 000元，因而可以将该模型的结果看作是对贫困线附近农村人口主要特征的反映。下面详细分析各维度下的特征变量对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
1.个体基本特征。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中，年龄对收入水平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在10%分位点附近非常显著，而在非贫困人口顶层收入人群中不存在这一倒“U”型关系。性别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影响存在方向性差异，在非贫困人口中可能存在性别歧视。受教育程度对各人群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强度上随收入水平提高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这说明教育回报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健康状况对各人群的收入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随收入水平上升存在递减趋势，说明对于底层贫困人口而言，健康的身体意味着较强的劳动体能，因而会促进收入水平提高（即健康是收入的因）。民族特征（汉族）对收入水平有较强的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汉族聚集区较为落后，因而收入水平也较低。婚姻特征（已婚）只对贫困人人群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已婚意味着家庭劳动力的增加，因而人均收入水平会提升。
2.个体家庭特征。不论是贫困人口还是非贫困人口，家庭人口数量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均呈现出“U”型特征，原因可能在于：当家庭人口比较少时，有效劳动力不足，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家庭开支的增加，因而家庭人均收入会下降；当家庭人口数量比较多时，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家庭的有效劳动力也在增加，此时分摊到每个人的收入会相应逐步增加。父母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不同收入水平均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只是显著性和影响程度有所差异），说明源自父母人力资本的代际转移和配偶人力资本的代内转移对农村个体的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未成年子女数量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只是贫困人口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未成年子女的增加意味着家庭抚养负担的增加，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还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的增加，因而这种负向作用更为显著。拥有房产数量对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于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非常显著，这是因为贫困人口大多只有一套房产满足住房需求，因而房产数量对收入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额外的房产可以带来财产性收入，因而房产数量对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这种影响的强度在迅速扩大。
3.个体社会特征。政治面貌（党员身份）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有一定正向促进作用（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党员在其所在收入阶层所发挥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所致。宗教信仰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只是显著性和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在中下层人群中的影响程度要更大一些，这可能是因为宗教的某些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和作为交流平台为农村人口提供了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24]，因而有助于提升农村人群的非农收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与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不显著），但对非贫困人口中的部分群体收入水平的负向影响表明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现象，即参与合作医疗之后人们主观上医疗保障加强了，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反而退到了较低收入水平。
4.个体其他特征。非农工作对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要大于非贫困人口，这是因为在农村地区非农工作对于贫困人口而言是获得额外收入的一种方式，但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这类工作具有兼职性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闲暇的珍视会导致这种兼职的意愿会有所下降。周工作时间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周工作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因而既定工资率下的收入也会增加；在较高收入水平（90%分位点）周工作时间的影响已不显著，说明高收入阶层并不存在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农村非贫困人口中的高收入阶层，可能存在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的（人们更看重闲暇）。看电视频率对于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是上升的（尽管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贫困人口通过电视获得的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增加了其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看电视频率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较高，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渠道很多，源自看电视频率对收入的影响可能很小。
四、结论
本文结合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识别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主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中国农村地区，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的人群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配偶或父母）、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少数民族、未婚状态、家庭抚养负担过重、无宗教信仰、没有非农工作、周工作时间较短、使用电视或互联网频率较低（这里理解为获取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相关信息）较低、处于中西部地区等。
此外，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同维度的特征变量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个体基本特征方面，年龄对收入影响的倒“U”型特点在非贫困人口更为明显，性别的影响似乎并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对不同人群收入的影响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健康状况对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民族特征对不同人群收入的影响与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有一定的关系，婚姻特征的影响在非贫困人口更为显著；个体家庭特征方面，家庭人口数量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存在“U”型特点，源自父母和配偶人力资本的代际和代内转移在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中均存在，未成年子女数量对收入的影响在非贫困人口更为显著，拥有额外房产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在非贫困人口顶端的影响非常显著；个体社会特征方面，政治面貌（党员身份）对收入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宗教信仰对中下层人群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与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非贫困人口中的部分群体收入水平的负向影响表明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现象；个体其他特征方面，非農工作对于贫困人口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周工作时间的长短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说明农村可能存在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使用电视频率对贫困人口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对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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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昭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人口总数已经接近14亿，占据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速度快、年龄结构轻，向老龄化发展、人口分布不均是我国现阶段所面对的人口现状。人口问题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此，仅就人口对我国旅游业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有利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带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关键字：人口现状、旅游业、关系、影响、措施、发展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问题是我国当今社会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低，人 口增长速度相对较高。进行人口状况分析是制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就人口问题对服务业中的旅游发展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人口对旅游的影响及国家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以最好限度的发挥积极作用而把消极作用降低。
一、人口数量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人口数量是直接影响潜在市场规模的最基本地因素之一。人口数量的增加预示着市场的扩大。人口是市场的基本的因素，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总人口的多少，决定着市场容量的大小。我国人口基数比较大，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较快。对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促进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带动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人口基数大可以使旅游人数呈现上涨的趋势。旅游市场应对人口
的增加的市场策略，打造经营品牌，做好市场细分。首先，要在景点开发上，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科技含量。其次，要善抓热点，紧扣时代脉搏，推出新的旅游项目和旅游线路。再次，在服务接待方面，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要，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创新旅游资源。
二、人口结构对旅游市场的影响及对策
倒金字塔结构显现，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1.0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9%。显然，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旅游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2010年人口普查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再加上接受高中阶段的人口数量，意味着少儿群体在当今的旅游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少年儿童旅游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老年人旅游市场开发策略：
1、要创新老年旅游业的发展模式在老年旅游产业结构上，要从以观光旅游为主向观光旅游、休闲旅游、宗教朝觐、疗养康复等复合型结构转变;
2、在旅游发展目标上，要从片面追求“数量型”向“数量+质量”型转变，即既要千方百计吸引更多的老年游客，更要注重提高老年游客的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尤其是要在延长游客逗留时间和提高游客人均消费上做文章;
3、要做好老年旅游市场细分工作，要提供人性化的老年旅游服务 。
少儿旅游市场的开发策略：
1、政府激励和规范旅游市场，政府各部门要积极配合，为少儿旅游提供便利;
2、企业让利和积极规划、推动市场成长，企业在开发少儿旅游产品时，价格要适中;
4、旅游企业要积极规划，做到：客源定群、产品定型、营销定位。
三、人口分布对旅游市场的影响
国家旅游局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旅游市场热点呈现出“一东一西”的基本格局，即东部的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西部的西安、云南和成都等成为区域性的热点，而中部地区相对平淡。
中部旅游市场的市场开发的策略：1，建立健全旅游投资引导机制;2，加强投资引导功能、管理功能、服务功能;3构建旅游投资项目信息平台;
4、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
5、加大旅游景区的投资力度，注重专项旅游产品的发展;拓展旅游业融资渠道。
四、人口素质对旅游市场的影响
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劳动生产经验以及在教育培训中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高低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人口的素质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当代，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在旅游发展方面，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产生所谓的“明星效应”，提高当地旅游发展区的知名度和为开发新的旅游文化区提供了有力的先决条件，也对当地相关的产业和产品未来的市场提供了基础。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网讯：
内容提要：在人口计生内部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国家人口计生委协调民政、公安、教育、统计等部门，初步建立人口宏观统计数据的协商交流与对比分析机制。
按照《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指导意见》，我国人口计生信息化以PADIS 建设为重点。PADIS 是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准确掌握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现状及趋势，科学分析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内在关系，为各级党委政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供宏观决策建议，为相关部门制定和落实惠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是提高自身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最重要信息支撑。
2008 年起，国家人口计生委以国家PADIS 一期建设为契机，先后确定了两批共16 个试点省份，第一批试点省(6 个)：河北、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第二批试点省(10 个)：吉林、辽宁、上海、安徽、福建、湖南、重庆、贵州、陕西、宁夏。目前，国家PADIS 一期已基本建成，试点省份基本完成了本省全员人口信息的采集并实现了与国家PADIS 系统的对接，国家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基本形成。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即将进入业务主导的新阶段，满足业务需求的各种业务应用将是今后各地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方向。
在人口计生内部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国家人口计生委协调民政、公安、教育、统计等部门，初步建立人口宏观统计数据的协商交流与对比分析机制。2008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合作，确定以流动人口身份信息批量核查为突破点，积极推动人口信息的相互查询、校验、补充和更新。各级人口计生部门也通过多种形式推进信息共享工作，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合作。推进与公安、卫生、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之间的人口信息交换与共享将会成为今后各地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点方向。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
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解决就业问题。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家庭化趋势是人口流动的新特征。
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建筑、商业、饮食、环卫等行业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做出了贡献。
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地务工经商获得的收入，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流动人口在务工经商的过程中，获得各种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为农村地区培养和储备了人才。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城市数量从1992年的517个增加到2000年的663个;镇从1992年的10587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1990年的26.23%提高到2000年的36.0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引导国内人口合理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等措施,降低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通过优先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老年人投靠子女问题等,加快了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和流动;通过积极解决流动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等,为人口流动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农村劳务输出，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机会等。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探讨了我国的人口、资源及环境发展的现状，并且论述了三者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协调问题。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一、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现状
1 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为12.95亿，其中大陆人口为12.66亿。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大陆人口10年间共增加1321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7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7%。2001年我国年人口出生率为13.38‰，死亡率为6.43‰，自然增长率为6.95‰，总和生育率水平为1，8%。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2000年，我国15岁及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为850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比1990年的15.88%下降了9.16个百分点，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1990年的1422人上升到3611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由8039人上升到11146入。同时，我国入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0年，我国15-64岁人口比例为70.15%，比1990年的66.74%上升了3.41个百分点，0-14岁人口比例为22.89%，比1990年下降了4.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为6.96%，比1990年上升了1.39个百分点。
可见，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流动人口四个高峰相继到来，且相互叠加，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以及男女性别比例等问题交织，实现入的全面发展、统筹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2 我国资源发展的现状
进入21世纪，我国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资源问题已成为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我国资源消耗的高峰期已经到来。根据中共十六大战略部署，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将在高速运行20多年的基础上，继续高速运行10多年，年均增长速将达到7.2%。高速发展战略离不开大宗资源的支撑，中国资源需求将急速增长。目前，我国90%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是来源于矿产资源，30%以上的农业用水和饮用水也都是来自属于矿产资源范畴的地下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矿产资源的消耗已呈激增态势，而我国目前在资源的使用上高消耗、高浪费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形势。
(2)我国资源的自身供给严重不足。我国在资源总量上可称丰裕国，但在人均资源分配量上却是贫乏国，铁，锡、石油、天然气、钾、硫等大宗性矿产资源更为不足。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完全依靠国内资源的局面将难以为继。据测算，按照现有探明储量和消耗速度，我国目前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到2010年可以满足需要的只有21种，到2020年只有6种。其中，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当属石油和铁矿石。一般认为，当一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20%-30%时，就面临较高的风险。据此判断，我国将在未来5-10年遭遇“资源安全”问题。10-20年，这一问题会变得严重起来。以2000年我国石油实际供应量为基数测算，如果供应量减少1%，使GDP的增长率下降5.83个百分点;如果减少5%，则GDP将负增长。2020年前后，若没有充分准备，“资源问题”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瓶颈。
3 我国环境发展的现状
30多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环境污染非常严重。我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有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目前，虽然我国局部地区的污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但总体上看，污染程度依然居高不下，而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以10%的速率增长。不少城市由于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受到“垃圾包围城市”的困扰。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造成的水源污染及土壤污染、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和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等等，使得我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2)水土流失严重。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水蚀、风蚀、冻融侵蚀广泛分布，局部地区存在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蚀。随着城市化和工矿业的发展，地表扰动、植被破坏等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根据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达到356万平方公里，目前水土流失已经成为我国的头号环境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3)矿区生态环境恶化，由于开采技术或冶炼技术等原因，我国矿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矿区，由于废气、粉尘及废渣的排放，使矿区的大气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矿业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废水，破坏了矿区的水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由于露天开采等粗放的开采方式，造成矿山地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采空区的塌陷都极为严重。据对全国1173家大中型矿山调查，由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遭到破坏的土地分别达到了1706.7公顷和743.5公顷，治理投资的费用高达2393.3万元。采空塌陷区面积达到201.4公顷，占矿山开发破坏土地面积的39.57%。同时，矿山开发占用并破坏了大量土地，并极易造成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4)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加之环境污染等原因，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遭受的损失也非常严重。目前大约有200个物种已经灭绝，估计约有5000种植物处于濒危状态，约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20%，有398种脊椎动物处在濒危状态，约占我国脊椎动物总数的7.7%左右。
二、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发展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的状态。目前，这种不协调发展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还产生了新的不协调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严峻性。
1 人口、资源与环境整体发展不协调
当前，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其消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人口与经济之间的不协调发展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总规模急剧膨胀和劳动力适龄人口数量庞大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产值增加，加大了对资源的大量
消耗和浪费，使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已出现了某些重要资源的短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污染和自然生态持续恶化。从另一方面来看，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2 人口、资源和环境各个子系统的内部发展不协调
从我国目前人口、资源和环境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出，人口、资源和环境各子系统内部发展不协调的现象非常普遍。人口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地抑制了人口自然增长，延缓了高峰期到来的时间，但同时，我国目前人口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年龄结构的问题。我国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到2020年我国将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到2040年达到峰值年龄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17%;
(2)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调。2004年7月1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有的省份竟达到135:100。到2020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五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将有数千万的男子无妻可娶，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光棍”，而且这一现象从明年开始将逐渐显现出来。
(3)人口将逐步进入负增长阶段。目前，我国的一些地区，如上海、武汉、浙江的余姚、常德、闽中等都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尤其是上海，已连续十几年出现负增长，这已经拉开了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序幕。同时，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仍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有些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我国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草原面积不足1/2，人均矿产资源也只有1/2。随着人口增长，各种有限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还将持续下降，对资源的需求却会大幅度上升。同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仍将是一个长期面临的问题。尽管科学技术进步将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总体上仍将加重资源负荷，特别是加重了对土地和淡水资源的压力。我国环境资源系统的主要生物资源承载能力已接近超负荷的临界状态，一些有限资源已进入了承载力的临界点，如农业资源日益紧张，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
我国的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也直接影响着环境，尤其是人口数量长期持续增长，引起不同程度的环境恶化，已经开始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我国的人口增长和快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也超乎寻常的增长。我国正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担负着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人口活动量，生态环境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它直接威胁着当代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并将不断深化成为下个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
综上所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这是当前我国面临的急需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并且尽力解决好它。否则，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2013年广东老年人口比重首次超过8%。昨日，新快报记者从广东省统计局《2013年广东人口发展状况简析》中获悉，2013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到10644万人，其中性别比(108.90)比2010年略降，但仍是男比女多;而且人口年龄结构已处于“老年型”时期。
采写：新快报记者 陈杨 制图：王云涛
比2012年少生8万人 男女比例高于全国
据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为10644万人，比上年末增长0.47%，但增幅比上年回落0.38个百分点。平均算下来，每平方公里有593人。
其中，全省男性5548.72万人，女性5095.28万人，性别比(女性为100)108.90。这一数据比2010年微降(2010年是108.98)，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5.10)。这说明，广东省男比女多的情况比全国严重。
同期，全省出生人数及自然增长人数减少，而死亡人数增多(见图一)。目前出生率为10.71%。，死亡率4.69%。，自然增长率6.02%。。
另外，人口城镇化发展稳步提升(见图二)。截至2013年底，全省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上年净增72.01万人，增长1.01%，比同期常住人口增幅高0.54个百分点。
劳动年龄段超七成 但老年人抚养比上升
据介绍，2013年全省人口年龄结构继续表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特征。 其中，0-14岁1558.28万人，15-64岁8216.10万人，65岁及以上869.62万人。这是广东省老年人口比重首次超过8%(见图三)。 省统计局表示，按国际通用年龄结构标准衡量，目前广东人口年龄结构已处于“老年型”时期(见下表)。据了解，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过渡到成年型，再发展到老年型，这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表现，也是人口老龄化测定的一个标准。
而且，在这种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广东老年人口抚养比也逐年攀升。
统计显示，2013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0.58%，比上年提高了1.41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要多负担1.4名老年人口。
不过，省统计局指出，由于广东吸纳了大量的省外劳动力，使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广东仍属于劳动力人口资源丰富、总人口抚养系数相对较低的省份。
类别 国际通常使用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 判别标准 2012年 2013年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少年儿童人口比例 >40 30-40 <30 15.96 14.64 老年人口比例
<4 4-7 >7 7.06 8.17 老少比
<15 15-30 >30 44.24 55.81 广东省人口结构类型及其变化(单位:%) 区域人口发展不均衡 珠三角人口超半数
就人口分布区域来看，全省常住人口集聚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格局没有发生改变。 2013年末，居住在珠三角地区9个地级市的人口达到5715.19万人，比上年增长0.45%;占广东省常住人口总量的53.69%，比上年微降0.02个百分点，处于基本持平状态。
广东人口老龄化现状及产生的负面影响分析
发布时间： 2008-02-03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7%)或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10%)的人口占总的比例不断增加，而14岁及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它是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根本改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过程。因此，了解广东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采取有效措施，防患和解决好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促进广东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特征
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为656.82万人，占总人口的7.91%。与2000年“五普”相比，净增130.83万人，增长24.87%，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1.74个百分点。按国际上通用的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2000年之后，广东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其进程较其他省、市(注)稍为缓慢，这主要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省外人口迁移流动，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补充，从而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广东老年人口表现出如下特征：
(一)中龄组的老年人口比例有所增加
国际上通常以65～69岁(低龄组)、70～79岁(中龄组)、80岁及以上(高龄组)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广东老年人口的低龄、中龄和高龄组的比例分别为35.59%、48.32%、16.09%，其中中龄组所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最高，与2000年“五普”相比，上升2个百分点。中龄组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一方面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另一方面则对今后的社会服务、福利设施规模、结构及分布等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
(二)城镇、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同步，超过1/2的老年人口在农村
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使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2004年广东城镇、农村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7.36%和8.54%(见表2)，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2.41和0.84个百分点。显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且有超过半数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但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上看，则城镇快于农村。因此，不但要加快城镇老年人口的养老、医疗、照料服务等基本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而且要重视和提高改善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
(三)养老主要通过家庭赡养，且绝大多数老年人健康情况良好
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广东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与亲属共同生活的占77.59%，比2000年“五普”下降了1.62个百分点;而在主要生活来源方面，靠“子女或其他亲属供给”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63.26%。可见，目前养老的主要模式仍然是通过家庭赡养。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水平不断提高，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挑战，同期广东的“空巢”家庭户(指单身老人或一对老年夫妇的家庭)比2000年上升了1.5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的上升幅度则更为明显，高达3.3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代户”与“四代户”的家庭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2.11和0.20个百分点。以上现象充分说明了广东以家庭养老的观念正逐渐弱化。此外，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还显示，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91.33%在生活上能够自理，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较为良好。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逐步加重
首先，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看，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水平下降，且这种下降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自然下降的。因此，这些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多数要花上近百年以上的时间。但是，我国从1982年开始，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经济发达国家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急剧转变，这就使得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经济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人口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1万美元以上，而广东目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若按官方汇率折算，只有2000多美元左右。足可见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
其次，随着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将直接导致抚养系数升高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11.82%，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比2000年多抚养3名老年人口。最后，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婚育期，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一对年轻夫妇将要面临赡养4个老年人的困境，这无论是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都存在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如何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将是我们工作的重要问题。
(二)老年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缺口较大，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刻不容缓
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较为软弱，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致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重在城镇，而农村的覆盖面则相对较窄，部分老年人口缺乏应有的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广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8.85%、28.06%，其中农村仅分别为3.79%、19.44%。可见，在推进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措施的过程中，尤其是农村的力度亟待加强。
三、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一)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因地制宜地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人口老龄化进入高峰期的20～30年前，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且进行足够的资金储备，以应付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压力。在我国上世纪60～70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进入老年期，届时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会陡然加速，并预计广东的人口老龄化达到高峰。因此，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又要以本身经济发展的实力为基础，抓住目前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系数相对较低等有利的人口条件，及早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扎实地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加快建立和健全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老年社区照料服务网络体系。同时，还要按照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根据城乡老年人口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合城乡老年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城镇应加大力度推行以社区服务为依托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事业，而农村重点则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济以及以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葬为内容的“五保”供养制度。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相结合的养老新路。
(二)修订和完善法规体系，提高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本身并不构成“问题”，但由于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特性决定了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到社会结构变迁，并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带来一系列问题和影响。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老年人的自身，而且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是社会的系统工程，将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和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国家和社会各界应给予高度的重视，齐抓共管，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目前，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体系方面，先后有《广东省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条例》(1991年1月起施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10月起施行)出台，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家和政府对老年人权益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对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个别地方及家庭，打骂、侮辱、诽谤、虐待、遗弃老年人的事件不时有所发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老年人口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逐步显现。因此，有必要围绕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主体、内容等，针对新的变化情况，制定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规性文件，并把国际和国内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进一步规范化、具体化。与此同时，要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的宣传和执法力度，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加强尊老、爱老、养老、敬老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尊敬老年人的良好道德风气。此外，对那些虐待老年人、不赡养老年人的行为，必须在道德上、法律上给予谴责和制裁，以保障老年人在愉快、温暖、祥和的环境中安度晚年。
注：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有14个省、市、自治区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增加到2000年的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5.57%上升为6.96%，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年型。性别间的死亡差异使女性老年人成为老年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同时，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到2040年将增加到7400多万人。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五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对各个领域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里主要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一是被抚养人口负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今后领取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人数将不断扩大，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二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对个人消费是有影响的。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消费支出则呈现减少趋势，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了消费结构。 三是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也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从而，减少了资本积累。从总体上看，不仅减少资本的积累和持续储蓄，使投资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了社会扩大再生产。
四是在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人口老龄化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由于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减少，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
升，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相应下降，使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人口往往呈现下降趋势，不利于经济发展。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措施
1、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2、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试点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3、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老龄社会、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制定老年服务业发展规划，实施国家对老年服务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老年服务业发展管理体制。
4、加强对老龄社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老龄社会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因
此，必须要加强对老龄社会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加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老龄事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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