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与民族

中国人口与民族（推荐7篇）

中国人口与民族 篇1

中国的人口与民族课件

1【学习目标】

1、知道我过的人口数量、分布，学会分析我过的人口增长趋势

2、知道我国的民族数量与分布特点，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

3、树立科学的人口观和民族观

【学习重难点】

我国人口的分布特点及人口政策，我国民族分布及各民族风情

【自主互助合作学习】

一、我国人口数量

读图1-

7、1-8分析我国人口数量

1、全国人口数量：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亿，占世界，居世界第位

2、各省人口数量

我国人口最多的省级行政单位是，我国人口最少的省级行政单位是，人口超过5000万的省份有个，分别是，除外均居于东部地区，山东省人口居全国第位

二、我国人口增长

读课本P11，完成活动，分析我过人口增长趋势及原因

1、人口增长状况

根据我国人口增长图回答：1949年前增长，1949年人口数为亿，以后人口迅速，到2000年达亿，51年增加亿，人口呈上升趋势，虽然实施计划生育，由于人口基数，增长速度仍然

2、人口增长原因：新中国成立，人民生活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人口死亡率，人口出生率，人口迅速

三、我国人口分布

读图1-9，分析我国人口分布，我国人口分布

1、地区人口分布

①黑河——腾冲线：我国人口分布以此线为界，以东人口，以西人口

②我国人口地理分布特点：东部地区人口，西部地区人口，沿海、沿河、沿湖地区人口，干旱荒漠地区人口，平原、盆地人口，山地、高原人口，经济和交通运输发达的地区人口，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地区人口，城镇密集、工业发达的地区人口，偏僻的农业、牧业地区人口，汉族地区人口，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

2、城乡人口分布

①特点：农村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

②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我国城镇人口将不断

四、我国人口政策

读课本P14，结合七年级所学内容，完成下列问题

1、我国人口现状：目前，我国人口比重，青少年比重，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人口总量还将持续

2、我国人口政策：人口增长必须与、相协调，与相适应，实行，控制，提高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五、我国民族概况

读课本P15，完成相关内容

1、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个民族，族人口最多，占，个少数民族，占，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是，超过400万的少数民族有

2、各民族具有地位

六、我国民族分布

1、分布特点：相互交错分布

2、分布状况：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和，少数民族则分布在……地区

3、我国民族分布最多的省是

七、我国民族风情

1、民族乐器

长鼓两面鼓马头琴和欢萧

冬不拉神鼓鹰笛芦笙

2、民族节日

那达慕大会泼水节火把节

三月三歌会晒佛节、雪顿节、忘果节

3、体育活动

手鼓舞孔雀舞跳板

摔跤、赛马、射箭

中国的人口与民族课件

2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2.知道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

3.了解我国人口增长情况，知道我国人口的突出特点是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

4.理解我国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为此制定的基本国策。

5.了解有关华侨、华人的知识。

能力目标：

1.学会运用人口资料，计算人口密度。

2.学会阅读“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能够使用图例、注记识别图上所表示的 地理事物及其分布，培养阅读人口分布专题地图的能力。

3.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和人口密度资料，说明人口分布的状况。

情感目标：

使学生了解我国人口方面的基本国情，懂得人口的增长要同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从而树立正确对待人口问题的态度和价值观，树立科学的人口观。

教学建议

关于“中国的人口”的教材分析

1．本节教材主要内容是我国人口及其分布概况，是中国 地理的基础知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出发点。

2．“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段中，运用“中国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的面积和人口的比较”示意图，形象地向学生展示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读一读”中的资料更是体现了中国人口的这个特点。

3．人口分布的知识是从“做一做”引入的。这部分内容即可以使学生学会运用人口资料，计算人口密度，而且还使学生初步认识到我国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展示了我国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既是某些自然环境区域的结果，又是形成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运用“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说明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是本节应学会的读图技能。

4．关于我国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华侨和侨乡的知识不是本节的重点。

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人口数量的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教材通过“我国人口的增长”图、“我国每年新增人口的消耗占当年新增财富的百分比”图、“我国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在世界的位次”图，使学生初步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和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要性。这也是本节必须使学生理解的重点知识。

关于“中国的人口”第一课时教法建议

1．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学生所熟悉的常识。教师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除

去利用课本中“中国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的面积和人口比较图”和“读一读”的材料之外，还可以联系一年级的世界 地理知识，让学生知道我国人口相当于西半部欧洲30多个国家人口之和的2倍多，比非洲和拉丁美洲两大地区的人口还多，用这些材料进行渲染，使学生对我国人口众多这一国情有深刻的印象。

2．由于学生在初一已经学过人口密度的概念，并接触过人口密度图，在讲“人口分布不平

均”这部分内容时，可先让学生完成课文中的“做一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数量”图上，读出江苏、山东、新疆、西藏的人口约数（江苏6700万、山东8500万、新疆1500万、西藏200万），计算人口密度（江苏和山东每平方千米分别为670人和560人，新疆和西藏每平方千米分别为9.4人和1.7人），比较东部沿海两省和西部内陆两自治区的人口密度大小（江苏、山东人口密度大，新疆、西藏人口密度小）。通过以上练习，使学生对我国东西部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然后再让学生阅读“中国人口分布”图，结合课文，自己总结出中国人口分布的特征。

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不均状况，是 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关系十分密切。教师不宜把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平均这一特征作为中国的“人口问题”来讲。最好结合本段课文的内容，联系初中“世界的人口”一章的知识进行 教学，让学生搞清楚中国人口分布同地区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的关系，使这部分内容的 教学成为义务 教育 地理教材“人和环境的关系”这条主线的一个部分，为学生初步建立正确的人地观打下基础。

3．在讲授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城镇人口比重小”这一内容时，教师可采用列表讲述的方法。

同时，应向学生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

今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发展，城镇人口的比重还将继续增加。至于我国城市发展的政策这一内容，教学中可一带而过。

4．“华人与华侨”这一部分内容，教师应首先帮助学生区别“华侨”和“华人”两个概念，然后说明我国的侨胞遍布世界各地，广大侨胞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要说明关怀和重视保护海外华侨是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关于“中国的人口”第二课时教法建议

1．“人口增长过快及带来的问题”是本节的重点内容之一。

这部分内容可以分三部分讲授：

①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

可以结合课文中的“我国人口增长”曲线图，让学生看看我国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或者让学生简单算算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同，11亿人和100万人所增加的人口有什么不同，以此理解人口基数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但这种计算不要搞得太多、太复杂。

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

我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原因比较复杂。这里应主要向学生讲明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平均寿命延

长，人口死亡率有大幅度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控制人口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即使在70年代后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较低的年代，由于已形成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的新增人口仍是个惊人的数字。

③“人手”和“人口”、“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之间的关系：

要让学生明白人既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生下来就需要衣、食、住、行

各方面的物质资料。人口越多，需要生产的产品、耗用的资源和占用的空间越多，在我们国家这个既定的范围内，每人平均占有的就越少。如果我们不注意控制人口，使人口的增长超过物质资料增长的速度，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但得不到提高，反而要降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会实现，而且会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造成困难。

这段课文插有几副图，较为形象地反映了“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的关系，突出了人均的观念。教师可让学生自己分析这些插图，谈谈这些关系。

2．在讲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前，可先联系第一册课本中学过的有关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相适应的知识，让学生对为什么我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有所认识。

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以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具体要求，应让学生牢记。

中国人口与民族 篇2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是我国重点扶持的三个人口较少的民族, 三个少数民族的自治旗也是中国唯一的三个民族自治旗。从山林中走出的鄂温克族、擅长狩猎的鄂伦春族和农牧猎并举的达斡尔族, 在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语言服饰、歌舞体育等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是丰富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命名和建立传承人保护体系、开设博物馆、民俗馆、文化陈列馆等, 以及创办文化艺术节、非遗项目展演、展示, 举办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比赛等, 对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扶持促进作用。目前, 内蒙古三少民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有13项, 其中达斡尔族5项, 有达斡尔族民歌、曲棍球、鲁日格勒、乌春和扎恩达勒;鄂温克族5项, 有鄂温克族民歌、鄂温克驯鹿习俗、鄂温克族萨满舞、鄂温克抢枢、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3项, 有鄂伦春族民歌、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鄂伦春族狍皮制作技艺。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约50项。

我区“十二五”规划和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目标的提出, 使三少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更加受到来自各方的关注, 全民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和氛围正在形成。同时, 三少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碰撞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现行行政保护模式存在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当前,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集中在行政层面, 国家动用行政资源, 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形式, 而通过民间自发和组织形成的保护力量仍然较弱。长远来看, 三少民族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应形成以政府牵头, 特别是民间组织积极配合, 三少民族民众共同参与的可持续和充满互动的长效保护机制。二是重记录做“标本”和展览, 轻延续发展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变化延续特点, 仅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装订、陈列、保存, 是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发展的, 而是应该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角度构建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系化建设, 形成动态科学的文化记录和流传脉络。三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人激励和监督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 就在于它是一种“活态”文化, 无不与个体或群体的人的活动紧密相关, 无论是口述文学及语言、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传统礼仪节庆等, 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 是文化传承脉络中的重要基因。建立传承人档案, 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 完善对传承人的考评体系, 实现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有人, 从而避免因时间的流逝而传承人逐渐消失的不利影响。四是加强宣传和引导。提高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为社会组织、团体、个人积极维护自己的文化权力, 充分行使权利, 提供社会氛围。五是确立政府主导的经费投入和民间组织参与经营的机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实施政府方面的长期长效的资金扶持, 提升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影响, 并积极、适当地引入民营资本, 吸引社会的广泛参与, 注意避免虎头蛇尾, 过分功利的商业化现象, 实现资金扶持科学分配和社会参与规范有序的良性局面。

二、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状况

2003年9月, 中国文化部制定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 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2004年, 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界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所以, 中国对文化产业的界定是文化娱乐的集合, 区别于与国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事业。

我区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风情浓郁、历史积淀深厚、地域特色鲜明。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 因其古老、不可复制和再生而弥足珍贵, 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定居并融入新生活的三少民族积极发展文化产业, 逐渐适应并摸索出了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一是民族工艺品实现商品化基本面向市场。如达斡尔族的大轱辘车、摇篮、木排、木库莲等民族工艺品, 种类多样,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鄂伦春族的兽皮、桦树皮、以柳蒿芽为特色的民族风格美食等, 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形成的民族饮食文化产业链;鄂温克族近年大力发展的马文化产业、民族服饰表演队、冬季那达慕, 以及根河市敖鲁古雅乡的狩猎和驯鹿文化。

二是三少民族节日庆典、文体娱乐活动丰富开展。三少民族相继创办的曲棍球节、服饰表演大赛、民族歌曲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现出三少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具有浓郁三少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活动和传统习俗体验更是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 在扩大三少民族影响力的同时, 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文化产业链延展, 文化产品多元, 文化表现方式层次提高, 为三少民族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是传统文化旅游产业新意多。三少民族所在地域生态资源保持良好, 自然景观丰富。推出了农家游、民俗民风游等特色旅游项目, 吸引了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使新的旅游项目不断推出并在发展过程中优化, 为“三少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以上文化产业如手工艺制品、文化娱乐、民俗旅游等产业刚开始起步, 距实现商业化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首先, 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比重较小, 还没有形成产业优势。实现文化产品市场化尚需观念上的转变, 特别是对文化产权的保护力度还需加强。其次,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活跃度较低, 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还需引起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民营企业主的重视。再次, 政企分开, 文化事业单位与文化产业经营企业应该区别开来, 政府加强服务引导, 实现文化企业经营公平合理, 为微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业主提供更好的平台和自由发展空间, 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参与者, 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和良好经营氛围的营造。这些既是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也是今后提升空间和加快发展的潜力所在。

三、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一是充分凝聚资源要素, 创立优秀品牌。总结三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成功经验, 凝聚优质资源要素, 从设计、制造、营销, 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 打造完整成熟的文化产业链。各旗可以依据自身实际情况, 凝聚在设计、制造方面的优秀生产资源和人才, 汇聚力量形成发展优势, 在此基础上打造一个或若干个能够形成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品牌, 带动当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二是充分保障并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贡献和合法权利。传承人是文化产业发展传承的重要载体, 传承人以活着的传统、活着的文化形式生存于民间。传承人人口老龄化、年龄断层问题普遍存在, 应当适当给予一定经济补贴, 激发传承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同时加强后继人才的培育, 巩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链。

三是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三少民族地区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 在推广和实现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 需要政府提供一定引导和帮助。比如在降低准入门槛方面, 可以给予税收减免和贷款扶持的优惠, 同时予以相应的文化产业补贴和政策扶持, 引入民营资本进入市场参与经营管理, 成立文化商品交易市场, 提供文化产品展示平台, 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四是专业人才和先进设备的引进。在产品设计和工艺研发方面, 需要在保持传统文化精髓传承的同时, 引入精良的制作设备和加工工艺, 同时聘请具有热爱民族文化产业事业, 关注三少民族文化发展的优秀专业人才投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当中, 打造文化产品的升级版, 增强三少民族文化产品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市场发展潜力。

五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服务平台。培育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和企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差异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 直接参与市场竞争, 真正将产品投入市场;设立文化资源开发机构, 为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供人才培养、对外宣传、形象设计、文化咨询、电商推广等方面的服务, 形成从设计、制作、加工、销售、服务的产业链条, 推动三少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六是构建三少民族动漫产业和加快市场化运作。以三少民族文化为背景, 创造原创作品, 让动漫作品所承载的人物具有当地人文历史的文化意境, 将三少民族文化中的英雄人物、音乐艺术、历史故事, 三少民族传统艺术与现代影视和音乐结合起来, 成功运用到动漫作品创作当中, 结合市场需求, 借助微博、微信、手机上网等新兴媒体, 提升文化产品影响力, 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动漫作品。

四、结语

中国人口与民族 篇3

【关键词】杨军昌 《传统与跨越：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 贵州 人口学 创新

人口制度研究，有三种经典的研究模式，即从政治形态、经济形态和宗教形态三个维度对人口现象及人口发展作出解释。杨军昌教授著《传统与跨越：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则将文化现象与人口实践结合起来探索人口问题，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者所作的第一次尝试。本书提出了文化与人口问题的研究模式，在学术上其新颖性本身就值得一读，而其从少数民族文化视角研究人口文化，在当今以汉民族人口研究汇成恣意汪洋的人口学术领域，则更因其少数民族生活中丰采的人口文化遗产而凭添一份魅力，更值得读者认真阅读与思考。

一、打开一扇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的窗口

《传统与跨越：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以下简称《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该书可观之处甚多，其中最基本也是与当下人口学著作最为不同的一个特征，即是发掘潜藏在少数民族民间的各种文化习俗和观念，从人口学视角全面地加以揭示和阐释。研究表明，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总是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而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本民族人口文化，今天仍然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家庭制度、生育观念、人口质量等诸方面的人口行为。为此，作者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这些文化的存在，一是各少数民族生活中的民风民俗，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形态、祭祀、群体活动、节庆仪式等方式至今活跃在现实生活中。二是支配民风民俗的观念文化。各少数民族观念文化载体有神话、民间传说故事、谣谚、习惯法等形态。作者长期致力于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调查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材。作者整合贵州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人口发展的各形态为十一个类型，并将每一形态中的文化事项娓娓道来，从人口发展相关各环节作了精彩展演。

如体现在家庭制度上的人口文化民俗，各少数民族传统婚制上除形成不同民族之间不予以通婚或鲜有通婚习俗处，还都有族内婚禁忌，而识别通婚群体的方式则是其独特的社会组织，如苗族的“鼓社”、瑶族的“油锅”、侗族“款”、彝族的“喽益”（类似于族谱）等。各民族都有敬老礼俗，并形成各式各样的特别节日，如书中介绍的“萨玛节”“隔冬节”“摆骨节”“哈冲节”“千山祭祖节”，老人节、敬祖节、敬老节、女儿节等，在生产、祭祀、宗教等生活方式中自然地形成了各民族的优良传统。恋爱方面，则有苗族的游方、背背带织锦、彝族踩月亮、布依族的榔稍、侗族的行歌坐月等文化行为。人口发展通过婚姻以实现，而结婚的前戏则是恋爱、相亲、提亲等环节，少数民族上述独特的婚前恋爱方式，与婚姻已属私人化的感情、或者家族的包办性、以及儒学所养涵的羞涩性等汉族文化不同，这里体现的是集体性、公开性、开放性的民族文化特征。

本书从观念文化视角展示了各少数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即是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歌舞、戏剧表演及民族刺绣品中的形象。神话、传说中最深厚的文化表象——图腾崇拜，则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育文化观。瑶族的葫芦崇拜，苗族的蝴蝶、葫芦崇拜，侗、苗、水、布等民族共同的鱼、蛙图腾，在观念上的物化行为则是侗、苗、彝、布等祭祀中的竹图腾、苗族祭祀中的“花山节”“敬桥”“跳花”“接龙”，水族的“苏宁喜节”（娘娘节）、瑶族的“搭桥”（“拜谬”），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性——生殖崇拜在文化上的反映，其特征是“生殖能力”强盛崇尚多子多孙的文化传统观念。

民谣在文化中的强制性。各少数民族在生育文化方面也有控制人口的警世民谣，如占里侗族《劝世歌》中宣讲的“占里是条船，人多要翻船”“一窝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要挨饿”的人际关系观念；苗侗等族姑舅表婚中的“天上雷公最大，地上舅舅最大”的表述；侗族社会中“家有三男不为贵，家有一女似神仙”等子女关系谚语，在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上所举仅《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中包罗万象的少数民族人口文化事象的点滴摭要。全书给人的一个深刻印象，便是在展演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各事象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作者宽阔的视野、丰富的民族知识、深厚的人口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的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对少数民族各人口文化的展演将读者引入到人口问题的思考上。

二、民族人口文化视野下的贵州少数民族人口问题

显然，各民族丰富的人口文化展演不是本书作者的最终目的，这也是本书区别于其它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的地方。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几乎没有人去关心其中的人口文化，即使有所涉及（如《西南少数民族的生育文化研究》），但仍然以浓重的展演色彩为特征，对传统文化与人口问题关联度不够，展演了少数民族文化而缺失了人口意识与人口实践的总结。《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将文化习俗与人口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特征、出现的问题，也探索了传统文化影响人口发展的规律。人口学毕竟是一门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政策性和实践性科学，人口文化不仅是一种民族风俗、风采的展演，研究人口文化是要通过文化背景理解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是通过传统文化寻找到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生成原因。这是《贵州人口文化研究》一书的重心，其可贵之处正在于此。endprint

《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在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生成原因分析上多有创举。作者对整合的十一个人口文化类型中每一种类型在人口发展中影响人口而出现的相应问题，都进行深刻剖析，找到传统文化怎么制约着人口发展的内在联系与动因。如在性别文化方面，少数民族有尊重妇女的文化传统。如前所述，女性有相对较高的恋爱自由度，婚姻缔结方式中的性别平等；侗族、苗族一些地方对未嫁女儿也留有部份“姑娘田”“棉花地”；人口法律文化上，民族习惯法有许多对女性权益保护的法规，各民族的习惯法中拐骗妇女儿童皆有重罚。这些说明了少数民族性别文化观念是妇女保持较高社会地位的动因。为此作者强调，发扬少数民族中维护妇女地位的文化传统，对于今天因重男轻女而造成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促进人口性别选择有良好作用。

今天，老年人口的健康普遍通过现代医疗保健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本书作者却发现，当今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医疗制度极不完善甚至满后的条件下，几乎占了贵州省级长寿之乡的全部，原因在于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保留下来的敬老文化、敬老行为。敬老行为不仅以节日方式得到重申，而且也实实在在的保留在实际生活中。如让他们“行坐舒适”“起居在正屋”、用新米敬老等善待老人习俗；土家族、侗族、仡佬族都有“养老田”“养老牛”“养老树”等方式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资料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壮族地区家庭一般父母在世时不能分家；侗族即使分家，父母仍然与最小儿子一同生活（父母傍么儿），以有利于老年人的赡养；还有疾病灾祸时的互助行为，鳏寡孤独的救助，从人口协调法律文化方面发挥着“原始的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作者还指出，丰富多彩和经常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益于增进人口身体健康。如苗族人从婴儿开始就有“冷水浴”，儿童游戏也多注重体魄锻炼。上述传统文化无疑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老年人口健康和长寿的动因。

《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在于提出了人口研究中应当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态意识的观点。这来自于作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生态观与人口发展关系研究的经验总结。作者发现，贵州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更贴近自然，亲和自然。如今天各少数民族仍然在意识上有天然的“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共生命”的传统观念。侗、苗民族中保持有“买树秧节”“姑娘林”，苗族的“招龙”、仡佬族的“敬雀节”都是植树和敬树的性质，各民族都有神树不伐的禁忌。苗族还有“封河”习惯法。为此作者指出，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人类生态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富矿，他们的习惯法中贯穿着给自然与灵魂、生存的权利的精神，有生态保护意识和保护生态的具体条规在生产生活中约束人的行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当成为我们治理环境的法宝之一。发掘和吸收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对于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相得益彰。上世纪80年代末人口学前辈潘纪一教授开始重视人口生态问题，从而有了中国的人口学生态学研究，但主要是从环境科学的思路与人口生存环境揭示两者联系，还未有深入探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观念与人口发展的成果。本书作者为此提出了“少数民族绿色人口生态文化”概念，在人口问题研究领域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对民族传统文化和人口发展关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显示出其理性特征。作者并不是一味地颂扬传统文化对人口积极影响的一面，也不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对人口发展的消极作用，而在于辩证思考。其一，作者善于在看似不合理的习俗中找到合理因素。如苗、侗、布等民族都有“不落夫家”（坐家）的习俗。从家庭制度方面看，这一习俗似乎不利于新婚家庭的稳定，然而作者却敏锐地发现，“不落夫家”（坐家）习俗推迟了妇女的初育年龄，缩短了可能生育的时间，对于控制人口能发挥一定作用。其二，今天一般民族传统文化著作，由于展演的浓厚旨趣，在颂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往往掩盖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因素。作者理性而精细地分析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两难。如传统文化对人口素质发挥着积极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当今也有了突出的进步。但各少数民族仍然有“天上雷公最大，地上舅舅最大”的姑舅表婚习俗，传统内婚近亲文化仍然是提高人口素质的一大障碍。从传统上看，少数民族妇女在家庭中似乎是经济地位的重心，如侗苗地区都有生产劳作中有“女当家”传统。但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又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置于低下地位，无疑又对人口性别选择有着消极影响。再如，作者一方面高度肯定传统生态文化有利于人口寿命延长的价值，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得益于民族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另一方面，也承认青山绿水间的人文生存环境却不理想，尤其是经济贫穷和人口卫生不良，影响了人居环境和人口健康。

由于对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两难现象所作的理性分析，作为民族学者的责任，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今天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仍然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有必要将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置于现代社会环境下综合思考。如性别文化的关键在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但在养儿防老观念下，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部分地区长期失调，局部内全部失调。各民族崇老习俗为老年人提供了心理与生理上的良性生存环境，但在现代经济发展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的空巢现象较城市更为严重，老龄人口和少年儿童的心理、生理健康有不少问题；传统社会中“高山彝苗水仲家，仡佬住在石旮旯”“苗家住在山头，夷家住在水头，客家住在街头”的居住封闭性格局，为现代社会要求良性的人口流动与迁移设置了障碍；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人口素质关系方面，贵州长寿之乡多在少数民族民族聚居区，尤其在重视生态环境的黔东南地区，但这里相对于城市而言，因次发达造成的相对贫困、居住条件质劣、环境卫生条件差、医疗保障条件普遍不足等因素带来的生活质量低水准，仍然是困扰提高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人口问题及对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在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进行的，不光少数民族文化来自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在人口问题上，如对贵州民族人口性别文化及对人口发展的影响、高龄人口分析、生育意愿和性别失调等诸多问题，都有翔实的人口调查资料进行科学论证，因而能切中“时弊”直指要害，对人口制定政策与实施方法都有很强的借鉴性，成为本书的又一大特征。endprint

三、解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文化问题的贵州经验

《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一书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它总结和提练了认识和解决贵州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经验与方法，而其中所探索的问题、经验与方法，在许多方也具有一般人口文化问题的普遍性，这在对中国民族地区人口文化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方面，具有前瞻性和方法论意义。

首先，涉及到许多人口理论的普遍性重大问题。如作者在充分地论证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后指出：“文化变迁的滞后性决定了贵州民族传统人口性别文化至今仍然通过影响人们的生育观，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影响人口发展。”其实不惟贵州如此，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相同的现象和问题，因而是一个从文化方面认识人口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再譬如上述所引作者提到人口文化面临的两难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化发展的问题，同样也是人口文化的普遍性问题。为此作者指出：一方面在家庭制度受到农村宗族势力、各种陈规旧习等消极人口文化影响与束缚，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特有的民间社会组织形态等人口文化，却有利于优化婚姻制度，因此，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人口文化上，对前者要变陈俗倡新风，而对后者则要发扬光大。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在人口问题上，既要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又要塑造新型人口文化观念的普遍性人口理论的重大问题。

第二，书中许多人口发展环节上发人深省的思考，都是当前人口文化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如在书中展演的许多少数民族婚俗和影响人口生育的观念，礼俗上敬老的各种节庆传统，看似是古代婚俗和祭祀仪式的活化石，然而在这种形式上少数民族文化观念、祭祀仪式中体现出的整体划一性，却又包含着变革的内生动力。如在长期实行族内婚的社群中，往往有选择破姓开亲制度的变革，这本身就是一场解决因历史上长期族内婚姻“场域”狭隘、优化婚姻制度的智慧创举。再如，作者注意到汉民族人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民族文化的触动与促进社会流动和济发展的关系，必然影响到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生存质量，其性质都是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发展”问题。

第三，在人口生态文化上，作者深感忧虑的是“民族生态意识的失范，就会产生生态空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是已被人类活动带来的恶果所证实的普遍现象。因此，作者反思了自然崇拜与自然保护的关系，认为这种朴素的理念融会在生产生活中，踏实维护着生态环境的平衡。就此意义上来说，朴素的自然崇拜与环境科学理念并不矛盾。因此作者展望，“某种情况下仍然是少数民族自然崇拜观念可转化为一种当代人易于接受的环保意识，实现人口合理增长、资料永续利用、生态良性循环”。因此，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人口发展的精神资源，以推进人口存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这不仅仅是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当是中国及至世界各民族人口生态文化面临的普遍性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

第四，从人口法制问题进行深度思考，认为国家法与民族习惯在许多方面并不矛盾，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发展中可担当共同责任。如人口控制法规与少数民族养老依靠家庭的传统习俗与现实间的矛盾，都应当统筹安排。协调不同民族间的人口政策、女性人口流动、性别比失调问题，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在习惯法中都能找到合理的成分。总之，挖掘传统这一软性的文化力量，以补充国家法刚性制度可能带来的挫伤，同样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一个全局性的命题。

第五，国家人口宣传要与文化传统契合。如书中典型分析道，贵州九寨北侗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传统瑶白摆古节，融歌、舞、戏、演说等表演艺术于一体，具有载道、议事、表演的功能，侗族民众的全民参与折射着文化传承与社会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利用这种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作为人口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不仅实效明显，也易为大家接受。

鉴于上述人口理论的重大问题，作者对少数民族人口文化作了前瞻性深入思考，该书在第十二章中，从理论上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有待人口学进一步深化的课题。如生育观念转变、生育行为方面的早婚早育、老年健康文化、人口与环境关系、人口流动与人口素质、人口教育、习惯法与国家人口政策、人口文化建设结合传统民族风习、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解决人口问题不仅是汉民族的问题，也是各少数民族共同的问题。《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从少数民族人口文化探索中国解决人口发展的思路，是中国人口研究的一次可贵理论探索。

还要指出的是，贵州少数民族有与汉族不同的生活和文化传统，相应地在人口问题上也有与汉民族在历史、文化发展上自然不同。贵州又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各民族杂居较多的省份，各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也不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构成各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的内涵。对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研究，理论、政策、实践、文化体验缺一不可。因此，研究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既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又要有丰富的人口实践经验，还要有源自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本身的感情与知识。作者杨军昌教授可谓是最为理想的人选。他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学研究且卓有成就，已出版多部人口研究专著，是中国人口奖的获得者，具备了深厚的人口科学学养；又有长期致力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经验，尤其是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实践经验。作者出身并自幼生活于侗族之家，对少数民族文化有切肤体验和认同。因此，本书在揭示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方面得心应手，观察表里入微，问题意识强烈，解决问题思路明确具体。是一部可信度高，有政策意识、可为解决实际人口问题作向导的人口学佳作。

参考文献：

[1]田雪原.人口文化通论[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2]张纯元，陈胜利.生育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3]杨筑慧.中国西南民族生育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 篇4

梁文达.1980.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观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人口研究，(3)

梁中堂.1986.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太原：山西人口出版社

林富德，陆杰华.1995.十二亿人口的人口学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2)

刘洪康.1983.两论两种生产.人口研究，(2)

刘铮.1980.我国人口的就业问题.人口研究，(1)

刘铮.1982.关于人口投资的几个问题.人口研究，(4)

刘铮，段成荣.1989.人口投资与人口素质.人口研究，(6)

陆杰华，于学军.1995.中国工商人口学的兴起及发展前景.市场与人口分析，(2)

陆杰华.1999.人力资源开发与缓解贫困.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马淑鸾，张建山.1986.人口产业结构类型及其变化规律.人口研究，(1)

曲海波.1985.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看到的几个社会、经济问题.人口学刊，(1)

任峻垠.1979.试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关系.杭州大学学报，(12)

荣志刚，郝福庆.1991.人力资源开发浅析.人口与经济，(5)

宋则行.1981.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人口经济，(1)

田雪原，陈玉光.1981.经济发展和理想适度人口.人口与经济，(3)

田雪原.1982新时期人口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田雪原.1991.田雪原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1994.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市场与人口分析，(1)

涂平.1999.中国的人口环境及其市场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1)

王秀银等.1993.人口控制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邬沧萍.1980.衡量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人口研究，(1)

吴忠，詹长智，曾毅.1994.市场经济与人口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忠.1994.市场经济与工商人口学.中国人口科学，(1)

许涤新.1983.论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研究，(2)

许涤新.1984.论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人口研究，(5)

许金声.1991.中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人口研究，(4)

叶文振.1983.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于旺.1981.人口与经济、人口与教育的关系.人口研究，(2)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口研究，(4)

俞金顺.1979.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经济研究，(3)

翟振武.1991.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人口研究，(4)

张纯元.1983.人口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主编.1991.脱贫致富的人口对策(第一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主编.1996.消除贫困的人口对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纯元，曾毅主编.1996.市场人口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1996.浅析人口是市场的主体.市场与人口分析，(2)

张世晴.1994.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张世晴.1992.中国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国人口科学，(4)

张志刚.1988.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人口研究，(6)

张志刚.1988.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之关系研究.人口与经济，(5)

章理.1982.两种生产理论的讨论综述.人口研究，(5)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中国国情国力，(4)

周天勇.1994.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宝树.1991.我国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关系区域模式初探.人口学刊，(5)

朱宝树.1993.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探讨.中国人口科学，(6)

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论文 篇5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人口迁移与中国城市化进程 篇6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 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大体而言, 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 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 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 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 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 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 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 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 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 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 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 因为, 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 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 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

二、人口迁移理论

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 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 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 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 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 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 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 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两部门模型分析中,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 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费尔茨认为, 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 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 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 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 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指出, 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三、人口迁移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1、中国的人口迁移状况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 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 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 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 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 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 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 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 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 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2、农民工对城市化的影响

中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 这为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城市化) 提供了历史性契机。目前已经有1亿左右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进城, 同时也都有大量农民工回乡, 虽然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 但却为我过的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在城乡间的流动, 城市上成为民工技能的培训基地, 成为农民工生命中年轻阶段的驿站, 因而这些农民工被赋予了一定城市化的标签, 而且部分农民工定居下来。农民工在城市定居, 利于城市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并且有力地促进了民工文化素质、技能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民工文化素质、技能水平的提高表现在:首先, 由于产业上的转换对民工的智力结构和技能水平提出新的要求。尽管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的主要是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 但与农活相比, 其对民工知识结构、技术水平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其次, 城市中人才荟萃, 文化繁荣, 教育文化设施齐全, 可以为民工创造与提供更多的文化学习或技术培训的机会。大城市中严峻的就业形势, 也迫使民工在埋头苦干之余努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农民工的这种流动模式也将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民工在城市打工期间学习到了先进的理念, 这不仅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差距, 而且一批批回乡的民工, 带回了已积累的技能和经验。回乡的农民工, 可以利用在城市掌握的技能, 在农村创业。这一过程带来了的农村的进步。这很有可能使小城镇最终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典型道路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2]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2003)

全球化“悖论”与中国人口健康 篇7

在一个被全球化裹挟的时代里，每个人都置身其间。中国“走向世界”30多年之后，各种全球化势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全球化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抽象术语，而是近在咫尺，甚至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存在。全球化的得失“悖论”亦已悄无声息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的健康和保健领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全球化正负面影响的一个缩影。

全球化的正面影响

中国堪称全球化最为成功的一个国家。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开始了全方位开放的全新阶段。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契机，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经历了30来年举世瞩目的强劲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7800美元左右，已奇迹般地迎头赶超了很多国家。

不可否认，全球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股积极的力量。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后，创造和积累了以前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例如，在新近20年，依靠强大的经济增长力量，中国的扶贫干预卓有成效。按照世界银行每天 2 美元的标准测算，中国贫困人口从 1990 年的 6.89 亿下降为 2011 年的 2.5 亿，减少了 4.39 亿。

伴随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便捷条件，也大大加速了国人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以信息通信技术来说，1994年，中国首次接入国际互联网。截至 2014 年底，中国网民已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医疗保健技术日新月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人口健康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例如，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已提升至2010年的74.83岁。

中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孕产妇死亡率等人口健康指标也有了巨大的进步。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的每10万活产约89例死亡下降为2013年的每10万活产约23例遭遇不幸，2014年又进一步降至平均每10万名孕产妇中约22 例发生悲剧；而且，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正在缩小。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然而，正以不断加快的步伐跨界推进的全球化并不是一副“万灵药”。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难以捉摸的全球化时代，影响健康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变得愈发错综繁杂了。贫困、就业和收入不平等之类的经济因素，性别不平等、人权、教育等社会因素以及气候变化和污染等环境因素，几乎都与健康休戚相关。

在中国，全球化的各种“悖论”正在逐渐累积并不断呈现出来。就人口与健康行业而言，恐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社会经济不平等与不平衡在加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人均收入有所增加，然而，国与国之间和一国之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在逐渐扩大。中国基尼（Gini）系数从1990年的0.32增至2010年的4.2。收入不平等是全球化影响最显著的维度之一，其根源在于机会和权力上的诸多不平等。中国业已从改革前全球相对最公平的国家转变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农民工、儿童、青少年、残疾者、老年人、穷人及农村妇女等更无力应对全球化冲击的弱势人群，一步步被抛离社会发展的主流。2014年，农民工达2.7亿以上。他（她）们绝大多数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从业，生活在城市的“夹缝”之中。作为外来者，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身份和本地居民享有的福利。农民工群体还被排除于国家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社会经济不平等也投射在医疗保健资源配置、医疗保障和居民健康状况的差异和不公平上。农村老少边穷地区居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很是触目惊心，人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在加剧。近年来，农村初步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救助制度。截至2014年底，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人口已达7.36亿人，参合率为98.9%。这有助于打破乡村居民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尽管如此，城乡居民在享有保障性待遇的人数和金额上仍相差悬殊。

2.人口大规模迁移和快速而无序的城市化。自20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迁移流动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据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8亿，本地农民工1.06亿。

城镇化水平伴随“民工潮”的涌动而不断快速提升。198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0.91%。到2011 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了50%。城镇化率的不断攀升折射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然而，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明显滞后。这个人群仍被排斥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之外，有很高未满足的健康需求。上述现象对于人口健康是有深刻涵义的。

3.老龄化加速，对养老与医疗保健体系构成巨大挑战。伴随全球化进程，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很快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传统“高低高”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低低低”模式的转变。在“低低低”人口增长模式之下，人口增长的势头已减缓，增量逐渐减少，然而人口总量依旧巨大并且还在继续增长，中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人口结构转变的后果亦以飞快的速度接踵而至。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的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老年人口的比重迅速提升，少儿比例则逐渐下降。由于生活质量和保健水平不断提高，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快，遂形成了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会加剧疾病模式转变并带来更多富有挑战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于老年人群体日趋庞大，慢性病患者的基数随之不断扩大，这也意味着需要物质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的更多投入。鉴于老年人对卫生服务和长期照护的需求，医疗卫生将成为养老服务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促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结合也就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了。

当上述几股趋势交汇并交织在一起时，势必驱动着疾病负担的不断加重。

疾病负担的转变

在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之后，各种旧的与新的、公开的与隐蔽的健康问题都糅杂在一起。一些人口健康与发展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消亡，反倒因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平台呈现出新的面貌。

1.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业已取代传染病成为头号杀手。伴随经济发展和医学进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侵扰非但没有淡出，其疾病负担还伴随社会经济进步而日渐沉重。更不容忽视的是，很多疾病还呈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2012年，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的患病率为25.2%，糖尿病的患病率为9.7%。

2.全球化对非传染性疾病和伤病的激增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市场和营销的全球化通过改变饮食和生活方式加剧了非传染性疾病的扩散。中国也概莫能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平添了一些新疾病。例如，因膳食结构改变和营养改善，超重肥胖问题日渐凸显。

3.战胜传染性疾病任务之艰巨似乎并不亚于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中国目前的主要传染病包括病毒性肝炎、肺结核及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经过多年大力干预，疫情总体上控制在低流行水平，发病率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防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有可能突如其来的新发传染病，如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及手足口病等大型流行病疫情，仍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4.融入世界体系之后，与经济快速增长密切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层出不穷。譬如，严重危害劳动者生命与健康的职业病频频暴露，其中尘肺病连续多年居中国职业病发病之首。工伤、急性中毒、爆炸、火灾等灾难性事故也时有所闻。水和大气等环境污染成为导致慢性病发生的危险因素。这一切都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蒙上了阴影。道路交通事故对人口健康和生命的危害不断增大。吸烟和酒精使用引起的过早死亡和致残率也在上升。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大增，加上不良的饮食习惯，人们的亚健康状况普遍化。由于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疾病的增多，残疾率的不断上升也变得难以逆转。

5.中国人口健康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当前，庞大的乡村居民不单遭受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双重困扰，有的贫弱者还受到营养不良、高婴儿死亡率、结核病、肝炎、肠道传染病及一些地方病的威胁。放眼全球，中国促进人口健康的一些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明显滞后的。由于女婴生存权和健康权的保护一直改观甚微，2006年，中国健康与生存分项指数的位次是第114位，系全球倒数第二；到2015年，甚至跌至全球倒数第一。这样的排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惕。

日渐国际化的政策回应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在健康政策与实践干预方面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批准了一些人权公约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召集的各种发展大会。对全球事务参与的增多也渐渐打破了国人对国际发展的隔膜。为了落实各种发展目标，中国政府在境内外做了很多政治承诺。

1.贯彻落实联合国发展目标。2000年之后，中国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融入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之中。各种相关政策法规也纷纷落地，国家也大刀阔斧地围绕各项国际目标开展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干预。从2003年迄今，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驻华系统先后发布了六个千年目标进展报告（2003、2005、2008、2010、2013 和2015），详述了各个发展目标特别是三个健康目标的落实进展。很显然，国家和国际政策呈现出“高度吻合”的发展态势。

2. 发展思路转向以人为本。全球化带来了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价值的发展理念。“入世”之后，中国政府的发展思路和政策框架也与时俱进地朝国际化方向迈进。弘扬平等、公正、人权和以人为本的人类核心价值观成了社会的“主旋律”；“面向世界”和“走向世界”亦已成了社会主流意识。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次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人权“入宪”——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宣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3. 人权理念融入计生和卫生系统。伴随医疗卫生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知情选择、优质服务、福祉、伦理及人权等理念逐渐融入了计生和卫生系统。健康研究逐渐从狭隘地囿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多学科探究的对象。由于健康和保健领域干预的全球化， 国家行动的边界在不断拓展。中国贯彻千年发展目标的评估结果表明，到2015年，中国已完成了消除贫困与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保健及遏制艾滋病等目标。借鉴和参考国际经验，有的放失地推出的一系列新举措，无疑发挥了很大威力。

4. 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与国家层面的联动效应更加明显。健康和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与服务一直是并仍将是政府推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和着力点。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含医疗保健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并加快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了使更多人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并增进其福祉，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捕捉住了当下最为紧迫的一些人口、健康与发展问题，并明确提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

5.关注老年人健康问题。在时下的国际健康政策中，解决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中之重”。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刚刚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基于“健康老龄化”定义（即促进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功能发挥的过程），提出了一个公共卫生行动框架。该报告特别强调，为了回应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卫生系统必须从以疾病为基础的治疗模式转向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综合关怀模式。这意味着亟待建立开展长期照护的综合系统。“ 十三五”规划中的相关提法，与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报告的表述十分吻合。

中国人口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在面向全球的中国，毋庸置疑，来自国际社会的推动给中国的政策及其实践拓展了新视野，注入了新活力。可以预期，中国在未来15年仍会在各个发展领域继续与国际社会携手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