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现状

中国反腐现状（精选8篇）

中国反腐现状 篇1

过去我们认为，一般来说，贪官职务越高，贪腐金额越大。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小官大贪现象时有发生，最近查出深圳东莞的一个村官贪污金额竟然高达20亿元！

可怕的是，贪腐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就像个大染缸，生活在这个大染缸里，谁也不敢保证不被污染。特别是各地各单位的“一把手”，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一枝笔”签字，什么帐都能报销。“家天下”非常普遍。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每月花天酒地的费用达120万元，平均算下来，每天挥霍的钱超过４万元。当有人劝告他要收敛些时，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一年上交税款200亿，这点算什么？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俨然把企业当成自家的了,不然他就不会贪污近二亿元，最大一笔贪污款达1.6亿元，是目前全国查出的一次性贪污数额之最。

据媒体透露，最近5年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而查出的还是极少数。另外还有大量贪官外逃。媒体曾梳理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发现，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 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现在已经形成一种用公款行贿受贿潜规则，逢年过节必送，上边来人必送，有送必收。有民谣为证：“不送白不送，送了不白送。既然不白送，为何不去送？送后能提升，谁都争着送„„”

对于这种社会现象，也不能完全怪个人。在这样一种缺少有效监督制约的机制下，谁在台上都难以独善其身。对于官员来说，也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能融入环境，就会被视为“另类”而混不下去，失去前途；如果融入环境，就必须遵循潜规则，即腐败。

我们相信，大部分人刚开始当官的时候是一心想当个好官清官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时间一久就不由自主地发生变化。

就拿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来说，他曾说过许多漂亮话。他的“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被广为传播，足以打动人心。他还曾声称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

中核集团前总经理康日新曾多次表示对自己的能力和清廉相当有信心：“我可以大胆地讲，我在重大决策上没有什么闪失。”“我这一辈子都在为核事业做奉献，如果我退休时，大家评价说，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我就很欣慰了。”

遗憾的是，许宗衡和康日新都因严重的腐败问题落马。不由得让人想起吴思在《潜规则》中阐释的由朱元璋所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当过和尚，在社会底层饱受凌辱和苦难，深知官员腐败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他坐上皇位后就竭力遏制腐败，实行了非常严厉的惩治腐败法律，但仍旧发现腐败者前“腐”后继。经过多年的摸索，朱元璋总结出了“新官堕落定律”：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

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宗衡也好，康日新也好，当初的豪言壮语不一定是作秀；上任之初也是一心一意想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的。可为什么还是在“糖弹”面前吃了败仗？这正是“新官堕落定律”在作祟。朱元璋也讲立法和监督，但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运作体系，于是造成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极大而有了腐败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极小，以至于让官员们敢于铤而走险，冒死步入腐败行列。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再任期发展下去，势必动摇党 的执政地位，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反之，一个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如果不从源头上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类似许宗衡和康日新这样的遗憾还会发生，官员上任之初标榜的清廉理想，到最后还是会被无处不在的腐败病毒所吞噬。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不会任由腐败现象泛滥下去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并且逐步加大了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齐打，使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2013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也是历年最多。目前有数据统计的15个省份，被查处的厅级以上官员达到208人，为11年来最多。同时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实行了巡视制度，纪委双重管理等等。

之所以坚持老虎苍蝇一齐打，目的是为了遏止腐败势头，保持社会稳定，为建立和完善体制机制争取时间。《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把“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新的工作内容纳入其中，这是比较关键的。基于一些研究可以认为：反腐败机构体制是制约我们反腐败成效的一个主要瓶颈性因素。我国的反腐败机构体制需要做整体性的改革。而且，这样的改革步伐正在加快，叫蹄疾而步稳。如巡视、纪委垂直管理、各地削减一把手的直管权力、最近中纪委官网邀请网民曝光改头换面的腐败手段等等。

特别是中纪委官网让民众曝光身边的腐败，是新形势下反腐工作的大胆创新，是建立上下联动机制的尝试，应该说这种上下联动机制对腐败分子的震慑巨大。因为即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打消了举报人的顾虑，大大提高了对腐败现象的举报率。

还有，为了显示中央的反腐决心，让官员从开始就明白不能贪，从而彻底打消贪污腐败的念头，中央决定今后对官员实行离任审计制度，只要审计出贪污行为，不管是谁，不管职务多高，都要坚决查处。反腐不设上限。这样的制度，对贪官的警示作用最大。因为他不在台上，有什么问题很容易被查出来。这样以来，谁还敢腐败？

奉劝管人、管钱、管物的同志们，规规矩矩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旦撞到枪口上，既害了个人，也害了家庭，得不偿失！

中国反腐现状 篇2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作法

新中国成立前, 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 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 但总的来说, 还处在被压迫, 被围剿的无权状态, 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 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 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 极大地争取了人心, 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当时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一是注重宣传, 树立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二是建立法规约束, 1922年4月, 建立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惩治贪污条例》等。三是领导带头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 艰苦朴素, 为政清廉, 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二、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措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 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 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 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一是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惩治贪污条例》等, 这些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三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 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余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 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

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

从1956年到1966年, 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 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 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个别党员, 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整党整风, 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运动。二是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在农村开展新“三反”、“四清”斗争, 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中开展“新五反”运动。这期间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三是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干部下放劳动, 密切了干群关系, 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运动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 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但是,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 过于夸大了阴暗面, 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 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一是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二是用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 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三是防腐不治穷, 搞“穷廉法”, 认为富则修, 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四是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 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 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

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篇3

关键词 网络反腐 发展 现状

一、网络反腐的发展过程

（一）萌芽阶段（1998年—2001年）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从1998年7月至2003年7月，我国上网人数从117.5万突增到6800万，但占我国总人口比重仍较低，影响范围小。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中国很多网民通过一些国外网站来表达对印尼的抗议与不满情绪。2001年中美撞击事件发生，新浪展开舆论调查吸引人数超85万。随后 “9·11”事件，网民们通过网络媒体表达了对事件的评论。

2001年8月，《人民日报》及人民网对广西南丹特大矿难事故进行了披露，成为我国第一起由新闻记者揭露的重大灾难事故，且此事件通过报业网站传播。网民们由此发现网络媒体引导大众舆论的重要性，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坚持实施网络舆论监督，网络舆论监督及网络反腐产生。

（二）发展初期阶段（2002年—2005年）

此期间网络呈现逐渐普及状，网络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重视及参与度增强，网民之间互动促使网络反腐发展，网民逐渐成为网络反腐与监督主体。

2003年，“孙志刚事件”由《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各大网站相继进行了后续报道，且开辟了各类论坛、网上调查等给予网民发表民意的场所，最终该案主犯受到了严厉制裁。此事件促使我国终结了收容遣送历史，整个事件中网络舆论监督作用举足轻重。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了网络举报平台及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网站，从地方到区县级党政企业和高等院校等，相继成立了廉政网站。随着“中国舆论监督网”的设立，出现了“中国民生申诉网”、“中国百姓喉舌网”等多个民间反腐网站。

（三）政府与网民共同进行网络反腐的阶段（2006年—2007年）

2006年底中国网民总数为1.37亿，到2008年年底突增至2.98亿。网民人数飙升表明了网民成为网络传播方式主要舆论参与者，官方意识到网络对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政府与网民之间产生互动。

200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网址，至此网上举报方式正式被纳入官方反腐渠道之一。同年发生了一系列经典网络反腐案件，很多反腐案件都是由网民率先揭发披露的，舆论监督对反腐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2006年，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并将直播室设在中南海会议厅，通过此媒介多次直播国务院专题会议。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人民监督的诚意，也呈现了政府对网络舆论的重视。

2007年12月，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正式开通，该网站开通了“网友互动”、“网络调查”及“献计献策”等与网民互动栏目。

（四）网络反腐的成熟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起，网络反腐已经得到了社会各方广泛认可，本年被稱为“网络反腐年”。此年出现的案件较为集中，最为著名即2008年腐败分子周久耕——“天价烟局长”事件，更加彰显了网络反腐的强大威力。

2009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最新修订版，其中将网络反腐列为反腐新渠道之一，网络反腐从最初民间反腐形式发展成为已得到官方高度重视及认可渠道之一。同年，中共中央党校将“网络反腐”收入到其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词典》。2010年，中纪委五次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收集、研究和处置，网络反腐被第一次纳入中纪委全会的《公报》。

二、网络反腐的现状

（一）网络举报成为公众反腐败的首选方式

由于网络反腐相对于传统反腐方式更为便捷、风险小且影响力大、见效快。根据腾讯网2009年所做调查显示，网民选择举报方式依次为：网络曝光、传统媒体曝光、向纪委举报、向检察院举报、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向公安机关举报。由此可见，现阶段公众首选网络曝光方式进行舆论引导，进而引起相关部门注意来解决问题。

（二）网络反腐逐渐受到重视

网络渠道包括个人博客、BBS、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及个人维权网站、反腐监督网站等，多种形式网站互相融合促使网络反腐能够较为便捷、有效为纪检监察及司法部门提供反腐线索，便于即时、有效处理腐败案件。因此，网络反腐的方式越来越受到民众及政府重视。

（三）网络反腐平台逐步扩大

网络反腐平台也分为官方网络反腐平台与民间网络反腐平台。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标志着我国官方网络反腐平台成立。随后，其他政府机关也相继设立了反腐网站。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官方廉政网站为2 0 0余家。

同年，我国第一家民间反腐网站——中国舆论监督网成立了，相继产生了“中国民生申诉网”、 “中国百姓法制网”、“中国百姓喉舌网”、“我行贿了”等民间反腐网站。民间反腐对官方反腐形成了有力的辅助作用。

（四）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及媒体相互补充

相对而言，网络媒体具备便捷性、及时性及互动性。但由于网络媒体在管理上疏松性，加之参与者的匿名性、文化程度、认知程度差别等原因，可能将一些问题无端扩大化，造成互联网中信息存在虚假、夸大事实甚至恶意造谣成分。而传统媒体则会相应避免这些问题，将通过调查报道、研究分析原因等方法得出质量更高的评价。因此，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作用、取长补短的趋势正在形成。

（五）网络反腐的法律环境的现状

由于网络反腐出现时间较短，至今我国尚未存在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反腐法”。但我国立法和行政机关颁布了一系列与网络相关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司法解释等，同时我国新制定或修订专门法律法规及规章中也出现了一些与网络活动密切相关的内容。

辽宁省社科联2014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公民网络反腐败的制度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编号2014lslktzizzx-03

网络反腐现状 篇4

专业：行政管理 姓名：刘锐 指导老师：

中文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城市已跨入社区时代。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地成果。把推进社区建设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完善社区功能。努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但是宏观下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大多仍处与初步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本文通过身边的社区管理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方法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社区管理所相关的概念及定义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并对我国社区管理经过的体制进行粗略的介绍，并归纳总结国内外对社区管理的研究统计，通过不同层面的分析方法的结合，来展示对社区概念的深层理解。

本文通过介绍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社区以及龙岗区爱联社区的社区管理现状，分析了深圳社区管理体制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原因，概括性地提出了对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社区以及龙岗区爱联社区的社区管理体制改进的思路与方法。通过一个例子反映目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城市已跨入社区时代。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地成果。把推进社区建设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完善社区功能。努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但是宏观下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大多仍处与初步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本文通过身边的社区管理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方法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社区管理所相关的概念及定义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并对我国社区管理经过的体制进行粗略的介绍，并归纳总结国内外对社区管理的研究统计，通过不同层面的分析方法的结合，来展示对社区概念的深层理解。

一、网络反腐的含义

正视中国反腐成就 篇5

2011-01-05 08:58来源：半月谈

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基本情况。

中国为何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有何意义?和以往发布的反腐倡廉文件相比，白皮书中有哪些新亮点?白皮书中透露了今后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什么样的走势?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解析。

发表《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有何意义？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痼疾，也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能不能有效防治腐败，关系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对腐败，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以坚决的态度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查办大案要案、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商业贿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由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以及思维观念的差异，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反腐败产生误解。有的人甚至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反腐败，拿中国的腐败问题说三道四，乃至兴风作浪。

误解消弭于开诚布公，流言止步于公开透明。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很关注，但由于我们宣传不够，不少人士对情况不够了解，有的还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在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为此，我们采用国际通用的形式，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力求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重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主要做法以及取得的成就，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让所有关心中国反腐败工作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全面情况。”

官方的观点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告诉记者，国外有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不是真正反腐败、能不能有效

反腐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有必要把我们开展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坚定态度、经验做法、明显成效和未来发展进行公示，告诉世人中国是怎么做的，做得如何，有什么目标”。

“新中国成立61年以来第一次发表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李成言说，当今社会，反腐败已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更加透明的问题。白皮书的发表，正是适应了这种国际化的需要。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许多国家在“透明国际”等反腐败组织的推动下，致力于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中国则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反腐败国家战略，整体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的发表，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阳光的中国，对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吸引投资，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成言强调，“中国的反腐败开始与世界反腐败接轨，和世界反腐败同步。让世界了解中国，反腐败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一定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有何亮点？

记者注意到，《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全文计1.6万字，包括前言、正文和结束语共十个部分。前言部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立场，概述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取得的成就。正文共有八个部分，第一、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展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的发展历程、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第三至第七部分分别介绍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以及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情况。第八部分介绍了中国开展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情况。结束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以及开展反腐败交流与合作的诚意。

查阅文献资料，记者发现，《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公布了反腐民意调查多年对比权威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

――第一次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反腐败职能部门。“在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职能机构，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

――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有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表述。以前，中央纪委的提法多是“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一般指党内法规。而这次的白皮书则指出:“中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重视发挥法律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不断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

设法制化、规范化。以中国宪法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规定，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第一次详细阐述中国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明确了七种监督力量。“目前，已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各监督主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配合，形成了整体合力。”

――第一次系统概述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进程及成果。“2001年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000多项，地方各级政府取消和调整77000多项，占原有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采购方面，实行以公开招标为主要方式的采购运行机制，2002年至2009年累计节约财政资金3000多亿元。”

类似这种“第一次”，在白皮书还有。

对于“第一次”等白皮书内容方面的亮点，专家们是如何看待的呢?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研究员说，“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在白皮书中单列成章，这是白皮书的一个亮点。中国以往强调的是“依纪依法”，现在改为“依法依纪”，这个提法的变化，反映出国家对法律的尊重，反映出各种专门监督机关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这对公民、官员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认为，白皮书的一大亮点，就是将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作为专门的一个章节进行了详细介绍。在民主框架下，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监督，与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共同构成立体的问责体系。

李成言教授认可何增科、任建明的观点，同时他还从宏观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最大的亮点，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性规划提出来，进行„系统治理、整体推进‟，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2005年1月，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5月，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从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个方面，形成了对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发布的白皮书，又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论述，如指导思想、战略方针、总体思路、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等。”

“这说明，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敲碎打式的，也不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反腐，而是一种战略性安排。”李成言表示。

《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预示何走向？

人们常说，形势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政策，政策决定走向。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直言:“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违法违纪行为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对反腐败形势的这种判断，也是2010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看法。这次专门研究和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会议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仍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全党同志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形势依然严峻，决定了我们对反腐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必须常抓不懈，坚持依法治腐、从严治腐。”李成言说，2003年至2009年，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2010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前11个月共立案11.9万件，结案10.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3万人。这表明，中国的反腐办案是有效率的，也是有成效的。今后，中国还会进一步加大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

“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在改革创新中不断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推向前进。”李成言强调，“要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配置资源制度，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但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大力加强廉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和一贯主张。反腐败取得的明显成效，让我们对今后的反腐倡廉之路充满信心。

正如《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结束语所言:“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备，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业的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完全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

持，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前景是光明的。”

任建明认为，这说明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越来越有自信心和底气了。

中国未来反腐的趋势 篇6

【摘要】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腐败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政府的形象，更是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八大以来，尽管反腐的成绩很显著，但这一问题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大张旗鼓的反腐运动也恰恰说明当前的反腐形势更加严峻。因此，明确当前的反腐现状，才能更好的推进中国反腐进入一个新台阶。【关键词】中国反腐 反腐现状 腐败的根源 未来趋势 关键所在

腐败，是社会的丑恶现象。无论中外抑或古今，无不严惩贪腐、追求廉政。中国自不例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是始终强调从严治党、对腐败绝不手软。

1、中国反腐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腐的运动持续进行着，从以前的“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现在的“体系反腐”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制度建设与积极落实协同推进，无不彰显了中国反腐的决心和魄力。上不设禁区、下不留死角。反腐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数百厅官被查处、50余“老虎”落网。其中，副国级以上共3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7人，中纪委委员1人。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被开除党籍，更是开创了中国反腐之先例。与此同时，北京严查“小官巨贪”问题、天津宣布80名干部任用决定无效、海南处理25名县处级以上一把手，反腐在地方亦渐次地铺陈开来。然而，不论主观努力和实际工作投入如何，腐败发展蔓延的总体趋势并未得到完全扭转。腐败现象在我国依旧严重。

2、中国腐败的根源

腐败内生于人性之不完美，但也因系列制度和社会性因素综合而致，制度空缺、权力失约，是腐败滋生的根本性因素。同时，现在继续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纪检监察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3、未来反腐的发展趋势

针对上述的问题与建议，反腐的关键显然就是以防止和减少权力滥用为重点，进行制度创新,限制权力,制约权力,净化权力。(一)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消除腐败产生的基础

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二是调整政企关系,三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简政放权、依法确权，合理界定权力边界，真正践行“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的原则，规范权力运行机制、约束权力运行空间。

(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靠民主制度净化权力

在腐败程度较烈的社会中,权力被滥用肯定是权力机制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或是权力绝对化，或是缺乏监督，所有这些问题均因民主的缺乏所致。只有靠实行民主,才能在制度上予以根本解决。(三)严明法纪,减少和抑制腐败

腐败行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成因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法纪松驰、惩处无力;其次是检举机制不完善,腐败行为难以暴露;再次是无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引咎制度。

（四）完善监督机制，要借助民众和媒体的力量,对官员形成真正的监督,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贪污腐败无所遁形。

通过制定和修订既有法律规范，导入和完善“问责机制”，使得官员在决策、执行中不能也不敢不作为或乱作为，杜绝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4、结论

中国反腐现状 篇7

关键词：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现状与对策

反腐倡廉制度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 加强其建设是做好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重要保障, 目前各高校已充分认识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并将制度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建章立制, 完善补充, 已初步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制度体系, 为保证和推动高校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形势下, 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我们通过对高校制度建设的重新审视, 发现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分析目前问题存在的原因, 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目前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现状及其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 目前高校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 制度意识的缺乏。

在实际工作中, 有的党员干部还没有树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存在特权意识, 影响到了制度落实的公正性公平性、。某些党员干部不愿意接受相关制度的约束, 不注重对与制度的学习, 把制度作为形式, 习惯于自行其是, 甚至独断专行, 没有很好地发挥遵守制度的表率作用。此外, 有的制度执行者自身对待制度缺乏应有的严肃和尊重, 使得制度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 削弱了制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二) 制度制定缺乏科学性。

制度制定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制度制定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上。而现有的高校反腐倡廉制度中, 一是有的缺乏针对性。制度制定前对上级制度研究不透彻, 机械地照搬照抄上级文件或规定, 从本本、概念和原则出发, 没有考虑学校实际, 只求形式上的跟风或表象上的停留。二是有的缺乏时效性。缺乏时效性, 一方面原有的制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的高校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呈现出相对滞后性;另一方面现有制度的制定缺乏超前思维, 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不够, 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形势的变化。三是有的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制度的执行标准模糊, 保证制度落实的程序性规定少, 具体执行主体和监督检查措施不明确。四是缺乏完整性。根据中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规定, 制度建设应涵盖民主决策、干部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基建管理、物资采购管理、科研经费管理、招生考试管理等领域的管理制度。单从上述要求来看, 高校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还存在一定空缺, 例如根据目前易发生腐败的领域来看,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仍需完善。

(三) 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需进一步提高。

制度的价值在于执行并执行到位, 而目前学校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却出现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 究其原因:一是执行无原则性。在执行制度上不坚持原则, 常常出现对制度的变通执行现象。二是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党内监督比较薄弱, 党外监督缺乏直接的制度通道, 此外, 监督者自身还缺乏被监督。三是责任追究不到位。现行的制度内容有的只是重在提醒和警告, 而没有硬性规定执行标准或监督检查措施, 对于制度执行到位者不能给予奖励, 对于制度执行不力者不能予以惩戒。

二、廉洁校园建设中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重要反腐目标, 首先要编织好可关、关得住的“制度笼子”。在加强廉洁校园建设的进程中, 我们也先应编织好能够适应学校发展、保持校园纯洁的“制度笼子”。

(一) 进一步强化、加深制度观念,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高校党员干部既是制度的制定者, 又是制度的实际执行者, 党员干部制度观念的强弱对于树立严格按制度办事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加强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作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强烈的制度观念, 才能有效的将制度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强化制度意识, 需注重三个方面, 一是强化制度的权威性。先进的制度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制度一旦形成, 任何人都必须遵从, 人人都要自觉地按照制度规定办事。二是强化制度的公平性。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何人, 只要违反了相关制度, 就要受到制度的制裁或惩罚。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普及和倡导制度平等意识, 也是为了在无论任何时刻, 广大党员干部都能以普通群众、普通党员的身份自觉地遵守相关规章制度。三是加强制度的制约性。制度相对于权力而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 制度是为权力而存在的, 制度的目的是对权力的约束。严格地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可以有效地消除和防止权力异化和权力腐败现象产生。

(二) 积极构建科学的制度体系

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要注重制度建设的质量和科学性。一是要注重制度制定的针对性。一方面要确保学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覆盖权力运行的方方面面, 实现制度的全覆盖;另一方面确保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渗透于学校管理的各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手制定出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规章制度, 力求从制度层面上杜绝易发生腐败现象的漏洞。二是要注重制度的前瞻性。要用发展的眼光制定制度, 腐败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 总有不同的反映形式, 因此, 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及时跟进。三是注重制度的可操作性。制度的制定需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避免制度和工作相脱节, 缺乏实践性的制度如同“空中楼阁”, 毫无意义。

(三) 着力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学校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一是增强自觉性。通过开展校园廉政文化建设, 使制度潜移默化的渗透到全校每位党员干部的头脑中, 做到熟知制度、严守制度、维护制度, 逐步提高执行制度的自觉性。二是强化责任制。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落实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总抓手。明确责任主体, 建立任务分解、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相结合的责任机制, 坚持把执行反腐倡廉制度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个人年度考核、换届考核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三是加强监督检查。通过和不断健全制度监督机制, 促进制度的有效落实。一方面加强权力运行监督。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全面检查和重点抽查,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和定期考核, 对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做到早发现、早解决。另一方面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教代会、纪检、审计、校园媒体等监督作用, 积极创造能够监督、方便监督的平台和条件, 形成全方位、多侧面、深层次的监督。四是提升制度科技含量。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知识与技术的优势, 发挥计算机监控的强大功能, 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到预防腐败工作中, 实现“制度+科技”的完美结合。“制度+科技”设计主要是以清权确权为基础, 对已知的权力事项进行流程优化和再造, 运用网络技术使权力运行固化、公开、规范, 主要包括清权确权、优化流程、查找风险、网络固化、网络监察等步骤。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新形势下, 只有不断强化高校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 积极构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 扎实推进制度创新, 才能有力地助推廉洁校园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纪委, 教育部, 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J].教育纪检监察, 2008 (9) .

[2]王新华.高校反腐倡廉建设[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新中国反腐之路 篇8

中国共产党还发现，一些长期以来坚定支持自己的人也开始搞腐败、搞特权。很多干部在投身革命以前都是农民，成长于贫困环境中，历经艰辛。在胜利之后，他们很快就开始利用刚刚获得的公权力攫取胜利果实，行为举止也开始傲慢不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朝历代中，农民起义军胜利后都表现出了这个特征。用毛泽东的话来讲，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运动

根据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新中国反腐败通鉴》的记载，鉴于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于1951年8月掀起“三反”运动，1952年1月掀起“五反”运动，1953年1月又掀起“新三反”运动。这些运动针对的都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内的腐败行为。中国共产党于1955年发起的反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及1957年发起的整风运动也包括打击滥用职权的行为，清除政治上不忠诚的官员和干部。

这些早期的反腐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法院发布的有关经济犯罪案件的数据表明，在开展这些运动的那几年，腐败暴露率出现了大幅提升。腐败暴露率的第二次大幅提升是在1958年，当时是“大跃进”运动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初，那些被指腐败的人所犯的罪行明显较轻，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如此。

根据吕晓波在《干部与腐败》一书中统计，在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那些因腐败被指控的人当中，只有2.8% 的人贪污金额超过1000元，这个数目在今天看来并不大，但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的数据显示，1952年，国有企业的工人年均工资还不到500元，相比之下，1000 元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根据吕晓波的统计：总体来看，因腐败被指控的人当中，有75%的人被免除处罚，21%的人受到行政处分，只有3.6%的人因刑事犯罪而遭到起诉。起初因腐败被指控的人数超过29万，但到最后只有9942人入狱。在被判以刑事处罚的人当中，有67人被判无期徒刑，42人被判死刑，9人被判死缓。

记录20世纪60年代初腐败情况的数据十分有限。不过局部数据表明，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司法系统处理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经历了大幅下滑，但腐败仍然较为严重。

例如，在1963年1～7 月，河北、山西、湖南、广东、辽宁、黑龙江、四川等12个省份共“揪出”了250254件投机案，其中，有827起案件的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0元，26105件的涉案金额居于1000～10000元之间。而“四清”运动（1963～1966年）中居然没有发现此类案件。“四清运动”是在“大跃进”运动时期以及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反腐运动。

至少在湖南，腐败案件没有被检察机关受理，只是在一系列群众运动中得到了处理，这些群众运动包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江西，省级检察院于1960年发起了一次“新三反”运动，发现了23679人存在形式多样的腐败行为，其中2853 人的涉案金额居于200～1000 元之间，208 人的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元。

两年后，江西省又发起“五反”运动。1965年，《二十三条》发布之后，江西省又发起了新的群众反腐运动。所谓《二十三条》，是一个高级别的政府文件，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在文件中呼吁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腐体制的瘫痪和重建

20世纪50年代末，司法系统的运作受到政治的影响。大概在1958年或1959年，大多数地方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法院都合并成了统一的机构，这种现象被称为“公检法联合办公”。

1966年之后，很多地方的检察工作都陷入了瘫痪或暂停状态，直到1967年或1968年军方接管残余的司法机构后，这种局面才算结束。

1971年，在某些地方重新建立了检察院，但此时的检察院不是独立运作的机构，而是被置于军方控制之下。还有一些地方的情况是，检察院在“文革”早期停止工作，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被正式解散。虽然各地情况有很多不同，但总体形势就是腐败监管体制衰落，之后陷入瘫痪，继而彻底崩溃。

在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到1966年8月就基本上停止了运作。1966年12月，江青等极端分子要求砸烂公检法，到1968年年底，司法系统被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停止了运作，并在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撤销。

大约到了1978年，司法系統得到了重建，重新开始运作。法院也恢复了运作。在“文革”的混乱和政治内斗的环境中，法院正常的司法工作似乎陷于停滞，审理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直到1978～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之后，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数量才开始再度上升。

“文革”时期的反腐

从1966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内，偏低的犯罪案件起诉水平并不意味着反腐败就完全消失了。相反，有证据表明，反腐败一直贯穿这一时期。

正如丹尼斯·伍德沃德所指出的，虽然“左”派破坏了公检法机构，但根除腐败一直是贯穿“文革”时期的一个斗争主题，1969～1972年在农村开展的各项群众运动中，反腐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在这场运动中，暴露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大幅上升，至少在几个有据可查的省份中，情况的确如此。但这场运动很快演变成了新一轮政治内斗，政敌之间动辄就被扣上了腐败的帽子。

虽然政府掀起了新一轮打击腐败的运动，但有一种与腐败相关的现象却在悄然蔓延，这种现象就是以关系为基础建立起的复杂人际网络，很多人利用关系“走后门”、搞特权、攫取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肆虐的艰苦时期，依赖内部关系搞特权的现象变得越发普遍。当时，食品以及其他物资长期供应不足，获得这些紧缺物资的唯一办法就是巴结那些控制着这些物资分配权的干部和官员。

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金钱几乎无法直接产生作用，而且随着私营部门逐步被撤销，私营部门里没有人向官员行贿了，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相类似。这样一来，“走后门”的主要途径就是培养关系、交换产品与服务，或者在他人的产品与服务的交换过程中充当掮客。

在某些情况下，关系是从社会关系中分化而来的，这种社会关系包括血亲、姻亲、老乡、校友、同事、战友以及共患难的人。人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小圈子同其圈子外的人建立关系，拓展人脉，扩大自己的关系网。通过施予恩惠和赠送礼物等途径也可以建立关系。

一般来讲，在“文革”期间以及20世纪80年代，人们送礼主要是送一些常见的东西，比如白酒、肉、香烟，但由于当时物资紧缺，这些东西就显得十分珍贵。在当时那种政治监督十分严格的环境中，小礼物和小恩惠更加容易掩饰和隐藏。

根据吕晓波在《干部与腐败》一书中的说法，关系对于获得参军、上大学、知青返城等方面的机会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知青，就是被派到农村地区工作的年轻人，或者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希望回到城市，回到他们之前的岗位上。即便在“文革”期间，搞特权之风仍在蔓延，因为在当时，干部试图要求根据自己的级别享受相应的紧缺产品与服务。

因此，虽然“文革”期间腐败暴露率明显降低，但这并不是官员腐败程度降低的结果，而是制度变革的结果，因为在“文革”时期的制度下，腐败从一种违反党纪国法、滥用公权力的问题转变成了涉及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问题。

“文革”还催生了关系和送礼的不良风气，通过这两种途径，个人试图操纵正式的权力架构以谋求私利。通过解体司法机关，“文革”还掩盖了腐败的真实程度与严重性，数据的缺失导致我们很难准确地测量和分析这个时期的腐败。

新时期的反腐情形

1978年，检察院重新建立之后，正式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1980（可以获得数据的第一年）～1989年，这个数量在9000 件的基础上增加了75% ，达到了约77000 件。其中的三个年份（1982年、1986年及1989年），反腐运动导致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数量快速上升。1989年之后，这一数字则开始逐年递减。

1997年，中国拥有了一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腐败进行了重新定义，一系列低级别腐败被免除了刑事责任，结果导致检察院起诉的案件数量再次大幅下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修订时就把很多普通案件的受审职责移出了司法体系，导致统计数据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实际腐败率并没有因为一些低级别腐败被免除刑事责任而受到影响，1997～1998 年的腐败案件受理数量骤然下跌应该被视为一个数据断层，而不代表实际腐败率的下降。我们还能看到，自1998年之后，检察院经办的腐败案件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只是减少的幅度较为缓和。

检察院起诉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总体变动趋势似乎符合人们的一种普遍假设，即改革加剧了腐败。这种假设存在几点问题。

第一，在改革之前，腐败水平之所以较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反腐力度较低导致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文革”初期，检察院系统和纪检监察系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在改革之际，这些机构还在重建中。因此，当经济改革开始放松控制时，官员的反腐能力仍然比较薄弱，反腐力度比较松懈，实际腐败率和腐败暴露率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政府反腐能力改善之后二者的差距要大。

第二，用来追踪腐败态势的数据是根据腐败暴露率分析得出来的，这些数据只能测量反腐工作的执法力度，不能测量真实的腐败态势。如果我们假定政府的反腐工作是反应性的，即出现了腐败现象之后才被迫采取反腐措施，那么腐败暴露率的上升可能是腐败本身不断加剧与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共同作用的结果。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目前可以获取的数据表明：在改革早期，虽然存在腐败，但程度相对有限。此外，这些数据还意味着低级别腐败占据着主导地位。

改革早期低级别腐败占主导

在改革早期，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大多是普通案件。截至1989年，涉案金额超过10000元的重大案件在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20% ，被起诉的高级别官员相对较少。

1983～1987年，检察院以经济犯罪为由起诉了309名县处级及以上的官员（在中国的法律用语中，这种案件被称为“要案”）。平均每年起诉的要案数量为62件，还不到起诉案件总量的2‰。相比之下，1988～1989年，被逮捕的高级别官员多达932名，其中包括在1989年反腐运动中被逮捕的742人。

从能公開获取的有限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判断，虽然改革早期的一些重大案件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但大部分情况下，官员都是在改革启动之后才开始出现腐败迹象。

如果说我们能获得的少量有关高级别腐败案件的数据有何启发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些数据表明腐败态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幅加剧，具体时间是在开始进行农村改革和第一轮城市改革之后。

总而言之，有关改革之前以及改革初期的数据表明，尽管20世纪50年代受到调查、起诉的腐败案件的数量较多，但起诉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下降，而在“文革”期间几乎一度降低至零，这种现象不是因为腐败彻底消失了，而是因为负责调查、起诉腐败案件的机构在政治动荡中被解散或者暂时停止运作了。

“文革”结束后，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重新建立起来，反腐工作也逐步恢复了。20世纪80年代初，起诉率开始攀升，到1989年，起诉率接近于1980年起诉率的9倍。但1979年之后的新增腐败案件主要是普通案件，官员级别一般低于县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