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金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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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金融现状 篇1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专

业:思想政治教育 考生姓名:王静

考生所在单位:邢台市内丘县平安小学 准考证号:055504100170 导师姓名:代俊兰 联系电话：***

完成日期：2013年2月26日

摘要：近年来，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继承和发扬。但对于现代国人越来越对传统文化的疏远与淡漠来说，传统的文化仍然是难解之谜，尤其是对于博大精深的道教与佛教，更是认识尚浅。今日以笔者之浅显之见，略述道教与佛教之文化教义，以供读者了解传统道教与佛教的冰山一角。

关键词：道教；佛教；道教思想；佛教思想

目录

摘要、关键词„„„„„„„„„„„„„„„„„„„„„„„„（2）

一、道教和佛教的起源和发展„„„„„„„„„„„„„„„„„（4）

（一）道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4）

（二）佛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7）

（三）道教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9）

二、道教和佛教的差异和联系„„„„„„„„„„„„„„„„„（10）

（一）道教文化及思想„„„„„„„„„„„„„„„„„„„„（10）

（二）佛教文化及思想„„„„„„„„„„„„„„„„„„„„（11）

（三）道教和佛教的差异„„„„„„„„„„„„„„„„„„„（12）

1、生死观上的差异„„„„„„„„„„„„„„„„„„„„„（12）

2、生命观上的差异„„„„„„„„„„„„„„„„„„„„„（12）

3、修炼目的上的差异„„„„„„„„„„„„„„„„„„„„（12）

（四）道教和佛教的联系„„„„„„„„„„„„„„„„„„„（13）

1、最终目的相同„„„„„„„„„„„„„„„„„„„„„„（13）

2、行为准则相似„„„„„„„„„„„„„„„„„„„„„„（13）

3、社会功能一致„„„„„„„„„„„„„„„„„„„„„„（13）

4、现实作用一样„„„„„„„„„„„„„„„„„„„„„„（13）

三、道教和佛教对我国社会促进作用„„„„„„„„„„„„„„（13）

（一）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社会地位„„„„„„„„„„„„„„（13）

1、国际的关注„„„„„„„„„„„„„„„„„„„„„„„（14）

2、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14）

（二）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10）

1、佛教和道教对于现代文化的促进„„„„„„„„„„„„„（10）

2、对于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10）结束语„„„„„„„„„„„„„„„„„„„„„„„„„„（10）参考文献„„„„„„„„„„„„„„„„„„„„„„„„„（10）

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王 静

一、道教与佛教的起源与发展

本章首先对于道教与佛教的起源进行初步的探索和分析，以便为后期的展开阐述做好铺垫和基础。

（一）、道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道教，起源于战国、秦汉间的神仙方术，沿袭方仙道、黄老道一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也是道教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

道教发展初期，东汉宫廷盛行黄老之学，而实际上主要是老学。东汉明帝时，朝廷崇信黄老者更多。黄老学说的神秘化，使黄帝、老子进一步神化。在上层社会中得到普遍信仰，已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由此逐步形成早期道教——黄老道。

黄老道在河洛地区产生后，逐渐发展为两支，出现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五斗米道”为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所创。该教奉老子为教主，号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经典，因信奉者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传其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在巴郡、汉中传五斗米道，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近30年。道教养生术的三大流派导引、房中、服食形成传世，对道教重生、贵生、乐生、太生、养生之学起到开源通流的作用。太平道为汉灵帝时（168～189年），巨鹿人张角所创。该教是信奉《太平清领书》的一个道派。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因唐同上书告密，马元义被捕，车裂于洛阳。由此可见太平道在京师洛阳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黄巾军被镇压后，太平道解体，余下的信徒汇入五斗米道中。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斗米道张鲁投降曹操，其全家被迫徙居邺城，大批信徒随迁豫北。因张鲁显贵，而使五斗米道得以顺利传播。

西晋建都洛阳后对道教的防范放松，道教徒又开始公开活动。武帝时（265～290年），河南境内建道观200多所。著名道士王浮在洛阳宣传道教，并作《老子化胡经》，称老子西出流沙，化为佛，释迦即老子的化身，以此说明道先佛后。

北魏明元帝时（409～423年），嵩山五斗米道徒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新天师道”（后人称北天师道）。《魏书•释老志》载：谦之于神瑞二年（415年）十月从太上老君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令他改除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租米钱税制度及男女合气之术。他利用北魏太武帝（424～451年）对道教的崇拜，排斥佛教，改革天师道（五斗米道），制定乐章诵戒新法。

隋唐时，道教发展达鼎盛时期。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建都洛阳，虽然对道佛均崇，但诏令道先佛后。唐时，唐高祖曾下诏宣布道教为首，儒学为次，佛教第三，并自称老子后裔，大崇道教。北宋建都汴京，以洛阳为西京。宋太祖、太宗祖籍洛阳，因崇信道教，太宗将洛阳故宅改为“洞真观”，设女冠主持；在汴京仿建唐代洛阳的“上清宫”拟建宫观。著名道教学者朗然子、刘希岳在洛阳南郊栖露宫传道，有《悟真诗》30首传世，为内功修炼经验的总结。

金元时期，河洛一带先后流传的道教为“正一道”、“太一道”和“真大道”，后陕西王重阳（王喆）所创全真道在河洛兴起，上述三教均不再传。

王重阳所传七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邱长春、王处

一、郝大通、孙不二又各传一派。谭处端，号长真，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赴洛水南朝元宫传道，创南无派，著有《水云集》。

明代嘉靖皇帝崇信道教，在洛阳的伊王朱典櫍，仰体圣上崇道之意，也大力推崇道教，修建道观。尽管如此，由于明初朱元璋对道教采取抑制政策，因而基本没有大的发展。

清代统治者偏重佛教，曾宣布佛教为国教，所以禁止道教传播。虽在民间活动较盛，但道观及活动规模都很小。洛阳吕祖庙为清康熙年间创建，其规模远不能与唐宋洛阳上清宫相比。

民国时期，曾宣布废除道教，但民间仍有道教信仰活动。冯玉祥驻洛，倡导打神办学，很多道观多被用来办学，庙产亦被充公。到建国前夕，道教在洛阳几乎泯灭。

1958年，人民政府实行宗教制度改革，原道教重点活动场所的职业人员和宗教活动相对集中，以便于管理。洛阳保留了上清宫、吕祖庙等道教活动场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其他各教 一样，道教活动全部停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事务部门恢复工作，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适做法进行纠正，平反了冤案，退还庙宇财产，安置道教职业人员，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道教活动逐渐走向正常。1983年，河南省“道教学习小组”成立，洛阳上清宫道长师维新任组长。经过协商筹备，洛阳开放上清宫、吕祖庙为道教活动场所。1990年洛阳有道教信徒9700人，其中居士83人，乾道8人，坤道3人。

（二）、佛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佛教是由古印度乔达摩•悉达多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其本人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最早安定于西汉河南白马寺，两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宋达到鼎盛，明清时佛教在西藏盛行，臧传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朵奇葩。最初，佛教仅流传在上层统治者中间。中国人初以黄老方术视之，信奉的不多，更无汉人出家为僧。其后佛教经典大量翻译出来，影响渐渐扩大。汉末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中国陷入三国鼎立，中经西晋暂短的统一，又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大动荡中，战乱遍地，民不聊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当时崛起的魏晋玄学又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学术背景。佛教便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俱舍、成实、涅槃、摄论、地论、三论等学派。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的寺院经济空前壮大，僧侣们便采取世俗地主宗法制度的传统方式，使中国佛教出现律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在佛教理论及寺院经济方面都相对独立的宗派，盛极一时。唐末农民战争摧毁了许多地方的寺院经济，故宋以后各宗派逐渐衰落，仅中国化的禅宗、净土宗继续维持持久的影响。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三）、道教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74所。

在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领导人和领导机构。

佛教历史及中国佛教的主要派别——佛教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现在中国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

中国道教历史及其主要派别——道教发源于中国，已有1700多年历史。中国现有道教宫观1500余座，乾道、坤道2.5万余人。

伊斯兰教历史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为中国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中的群众信仰。有2000多万人信奉伊斯兰教，现有清真寺３万余座，伊玛目、阿訇４万余人。

天主教历史及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天主教自公元七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 5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

基督教历史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新教)于公元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基督徒约1000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

二、道教和佛教的差异和联系

（一）、道教文化及思想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无为而治的思想首先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那么道的规律又是什么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严君平亦谓：“有为之为有废无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览天地之变动，观万物之自然，以睹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无也。”(《道德真经指归 •卷八》)总之，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人身、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佛教文化及思想

世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间是三转法论，核心根本上来说就是指向真如，不过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他大慈大悲，分别宣说，佛以一音演佛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一转阿含部，主要讲四谛，苦，集，灭，道，所谓苦，就是认识到物质，感受，思想，行为，意识都会导致苦，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啊，都是无常变化的，今宵绿帐卧鸳鸯，明朝孤坟话凄凉！那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样的宿命？就是涅盘（达到不生不死的本有状态称为灭）那怎么样达到涅盘，三十七菩提道品包括八正道，七觉支，四正勤等具体的学习和实行。

二转中观，主要是讲一切存在的都是假有的，没有个什么独立的，永恒的本性存在，都是因缘和合，存在的都是条件的满足而施设的，强说本性，本性施设为“空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三转唯识，也是最了义的，为什么说最了义，因为他是在一切处，一切人，一切时间都成立的，那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如来藏。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即涅槃证得。

（三）、道教和佛教的差异

1、生死观上的差异。——佛家讲“超世”，道家讲“入世”。生与死是人身的主要问题，也是任何宗教的视图阐释明白的课题。佛教以现实为苦海，主张脱离，主张超世。“佛祖”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于人们都是苦海。面对现实，人们无能为力，所以要忍受和超脱——“超世”。

2、生命观上的差异。——佛教言“色空”，道教讲“由我” 佛教讲究四大皆空，宣扬无欲无求。道教则讲究随性而为，道法自然。佛教认为一切都是虚幻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是佛教的重要思想。

而道教与佛教对于生命的看法完全不同，道教对于生命的看法是客观的，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人生和生命的看法是肯定和积极的。道教基于“我命由我”、“重道贵生”这些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的观点，强调生命把我在自己手中。“重道”是为了“贵生”，即重视生命，珍爱生命，从而在有生之年更好的去生活。

3、修炼目的上的差异。——佛教重“心理”，道教重“生理” 佛教讲究对内求真，从而达到对外求善的目的。佛教几乎所有理念都在谈“心”，佛教从心的角度概括万物一切，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根本性的阐述。道教则追求养生和羽化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有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载体和寄托，只有长生必死，才能达到精神的长存。

总体而言，正式由于道教和佛教的根本追求不同，从而决定了二 者在各个层面的差异。

（四）、道教和佛教的联系

1、最终目的相同：佛教讲究通过修行超度成佛，道教讲究养生修炼，羽化成仙。

2、行为准则相似：都是劝善的：劝人积德行善，达到人们所追求的一种修为。

3、社会功能一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古代，每个王朝都会推出自己的护家神灵，为自己的江山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君权与神权的高度统一达到政治的目的

4、现实作用一样：都是老百姓的心灵寄托：在黑暗的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老百姓通过这种信仰，对未来抱着希望，而达官贵人更希望神灵保佑他们飞黄腾达。

三、道教和佛教对我国社会促进作用

（一）、道教和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1、国际的关注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佛教与道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发展，一些重大国际宗教活动相继举行。其中，1997年5月，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包乐在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布道大会，在香港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宗教热。1997年11月，国际佛光协会世界会员大会也在港召开，将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香港，宗教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2、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 关心社会，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活动，是近年来各宗教的一个共同趋向。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2004年香港地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宝莲禅寺释智慧法师报名参选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并成功当选，进一步引发了各宗教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围绕政治选举选举，各宗教由于原则立场的差别，出现政治分野。道教和佛教中的一些人士公开表态，支持我国的各派别参政议政的权利。

（二）、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

1、佛教和道教对于现代文化的促进

关于道教和佛教，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对道教和佛教文化的融合和包容，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充满活力，也给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形态互相交流与学习的经验，这种经验，会让我们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充满自信。

2、对于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

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是一致的，可以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纵观所有教派的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的作用。归根结底，正式因为道教和佛教都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安抚百姓情绪的作用。这也正式符合了执政者的利益要求。尤其是现在社会讲究和谐发展，在这点上，人民思想的和谐是根本，而道教和佛教正式在思想上为政治提供的工具和支持。结束语

正是由于道教和佛教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渊源与发展，从古至今，二者兴衰起伏，一直延续至今，经久不衰。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佛教和道教都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基于以上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做个简单的梳理和介绍，期冀能对传统文化继承贡献一点微薄之力，更希望能使部分读者从中受益。感谢所有为道教和佛教发展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为本论文的完成做出理论指导和支持，才使本文得以顺利完成。也感谢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本文更加完善。希望本文对于其他相关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道教和佛教文化在我国能有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庄周、李耳.老子 庄子.华文出版社.2009.9 [2]星汉.佛教大百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1 [3]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 [4]李耳.道德经.中国教育出版社.2001 [5]中国宗教学术网.http://iwr.cass.cn/zjxqk/zhongguodaojiao/201203/t20120326_10158.htm.中国道教

[6]道教文化资料库.http://gb.taoism.org.hk/index.htm.刘仲宇.道教的信仰

中国佛教金融现状 篇2

一、金融机构存款业务基本状况

广义货币增长19.5%。2010年11月末, 广义货币 (M2) 余额71.03万亿元, 同比增长19.5%, 增幅比上月高0.2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低1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25.94万亿元, 同比增长22.1%, 增幅与上月持平, 比上年同期低12.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4.23万亿元, 同比增长16.3%。

本外币存款增加5822亿元。其中, 人民币存款增加5 9 2 4亿元, 外币存款净减少10亿美元。2010年11月末, 本外币存款余额72.42万亿元, 同比增长19.4%;当月本外币存款增加5822亿元, 同比少增100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70.87万亿元, 同比增长19.6%, 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2和8.6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5924亿元, 同比多增88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增加1332亿元, 企业存款增加5737亿元, 财政存款净减少2119亿元。外币存款余额2321亿美元, 同比增长13.3%, 当月外币存款净减少10亿美元。

二、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基本状况

本外币贷款增加6142亿元。其中, 人民币贷款增加5640亿元, 外币贷款增加85亿美元。2010年11月末, 本外币贷款余额50.35万亿元, 同比增长19.4%, 当月本外币贷款增加6142亿元, 同比多增206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47.43万亿元, 同比增长19.8%, 比上月末高0.5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低14.1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640亿元, 同比多增2692亿元。分部门看, 住户贷款增加1896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525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1371亿元;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3742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1670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1930亿元, 票据融资减少156亿元。外币贷款余额4370亿美元, 同比增长16.2%, 当月外币贷款增加85亿美元。

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活跃, 市场利率有所上升。2010年11月份, 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7.71万亿元, 日均成交8049亿元, 日均成交同比增长55.3%。

2010年11月份, 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76%, 比上月高0.08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81%, 比上月高0.12个百分点。

三、债券发行情况

2010年前11个月, 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40786.24亿元, 同比增加6.2%。去年11月份,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4116.3亿元, 较上月增加18.8%。截至2010年11月底, 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为16.12万亿元, 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为15.7万亿元, 占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的97.5%。前11个月,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券以短期和中期债券为主。11月份, 短期债券发行的比重较上月有明显上升。

四、拆借交易情况

2010年前11个月, 同业拆借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市场交易活跃。同业拆借交易量累计为25.2万亿元, 同比增加46.5%。2010年11月份, 同业拆借累计成交2.7万亿元, 较10月份增加17.6%;交易品种仍以1天为主, 1天期品种共成交约2.4万亿元, 占本月全部拆借成交量的88.9%。11月份, 同业拆借利率持续大幅攀升。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76%, 较10月份上升9个基点;11月30日7天拆借利率比10月末上升130个基点。

五、回购交易情况

2010年前11个月, 回购市场交易相对活跃, 债券质押式回购累计成交77万亿元, 同比增加27.1%。2010年11月份, 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量为7.9万亿元, 较10月份增加22.1%。交易品种仍以1天为主, 1天品种共成交6.3万亿元, 占本月全部质押式回购成交量的79.7%。11月份, 回购利率持续大幅攀升。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81%, 较10月份上升12个基点;11月30日7天回购加权利率比10月末上升131个基点。

六、现券交易情况

2010年前11个月, 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同比大幅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57.4万亿元, 同比增加35.3%。2010年11月份, 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6.9万亿元, 较10月份增加20.2%。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138.9亿元, 较10月份增加21.2%。去年11月份, 银行间债券指数和交易所国债指数均有所下跌。银行间债券指数收盘为131.6点, 较上月末下跌2.6点, 跌幅为1.9%。交易所国债指数收盘为126.1点, 较上月末下跌0.2点, 跌幅为0.2%。

七、股票交易情况

2010年11月份, 上证指数先涨后跌, 上证指数月末收于2820.2点, 较上月收盘下跌5.3%。沪市日均交易量为2109.8亿元, 较上月减少22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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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阻击通胀五大着力点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1年经济工作的重要部署之一。为此, 持续两年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成为2011年经济工作第二大任务。相关人士指出, 以上两大举措将在抑制通胀方面直接发力, 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形成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等措施, 也将成为2011年应对通胀的重要着力点。

调整货币政策收窄涨价之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我国货币政策继2008年“从紧”和2009年、2010年“适度宽松”后, 再次回归长期实施的“稳健”。

“货币超发是推动物价上涨的最根本因素。”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赵涛说, 当前物价上涨, 反映了“适度宽松”货币供应量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滞后影响已显现。缓解通胀压力, 要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 逐步把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到合理水平;同时, 要控制新增贷款规模。

过去两年, 我国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超过17万亿元, 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71万亿元, 成为全球货币供应量第一大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当日, 央行年内第六次、月内第三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要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

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 除了稳定货币供应增速, 还需采取“水多了加面”的方式, 动员更多资源进入市场, 例如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合法交易、开放医疗服务市场等, 以消化超发的货币。

完善汇率机制扩大进口规模

自2005年汇改以来,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首次公开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中。此外, 本届会议首次将“扩大进口规模”提至平衡宏观经济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高度。

顺差扩大是导致人民币超发的重要原因。力缓通胀压力, 要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增加汇率机制的灵活性;通过扩大对重要原材料、先进技术和设备等的进口, 适当减少贸易顺差。

我国在经济企稳回升后, 即继续推进汇率改革。2010年6月份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约3%。同时, 我国贸易结构日益平衡, 贸易顺差占GPI的比重已从2007年10.6%的峰值降至2009年的5.8%。央行副行长易纲日前表示, 我国在未来三到五年会尽力将这一比重降至4%。

“更多利用汇率手段遏制通胀, 不仅可以降低总体物价水平, 还可以让不同类别产品的相对价格更加合理, 可谓一箭双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斌说, 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产品价格和能源价格充分下降。

多位专家认为, 我国适度温和的汇率调整是资本流入冲击下的主动选择。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 可能包括丰富当前的货币篮子, 引入今年以来升值较快的新兴国家货币, 以抵消更多潜在风险;逐步从参考一篮子货币, 转向直接盯住一篮子货币, 从而确定相对稳定的汇率波动幅度。

确保农产品供给削弱涨价推手

食品价格长期主导物价走势。从2001年至今, GPI累计上涨22%。其中, 食品价格累计上涨62%。因此, 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提到保障农产品供给, 本届会议更是将“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确定为2011年经济工作第二大任务。

“成本上涨使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长期趋势。”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饶育蕾说, 增加供给, 是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根本措施;切实降低流通成本, 是当前农产品价格调控的着力点。

无论是国务院不久前出台的稳定物价16条, 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都提出要搞好市场流通体系建设。近日, 上海一群大学生将蔬菜车开进小区, 尝试“农社对接”, 市场上2.8元的芹菜只卖1.5元。菜价比市场整体便宜三至六成, 尚有余力提高农民利润。可见, 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潜力巨大。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主要水利设施基本修建于30多年前, 目前近半水库处于病险状态, 因水利设施老化损坏每年减少有效灌溉面积300万亩。袁隆平院士说, 2011年经济工作把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既是当前稳定农产品供给的一剂良药, 也是关系粮食安全的长远之计。

住房“双轨”供给淡化房价负担

当前, 房价已成为公众不折不扣的关注焦点。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 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2011年住房供给的表述。会议首次将“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并列提出, 并以“公租房”代替了2006年以来屡次提及的廉租房和经适房。

“从会议看, 公租房已被认定是保障房的主要形式, 这是寻租空间较少、解决城市‘夹心层’住房的很好方式。”北京大学房地产业研究所所长陈国强说, 两套供给体系可以覆盖所有人群, 其中保障性住房体系, 将成为未来住房政策的核心环节。

住建部表示, 2011年计划安排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比2010年58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划翻了近一番。北京市住建委表示, 未来5年, 本市计划新建或收购各类保障性住房100万套, 占住房供应总量的60%;保障性住房将向“以租为主”转变。

“房价作为资产价格之一, 其波动只是对市场的反应。房价不是问题, 无房可住才是问题。”华讯商业地产俱乐部一位顾问说, 当前年轻人对房价的高度关注与不满, 体现了我国住宅市场以商品房为单一供给主体的体制性缺陷。建立“双轨”供给体系, 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建设的根本任务。

多位专家指出, 随着住房供给体系的完善, 2011年房价可能趋于平稳。不过, 要真正形成住房供给“双轨”体系, 还有待尽快出台住房保障法, 并将保障房供给, 作为各级政府考核的“硬指标”之一。

改革收入分配缓解通胀压力

从2004年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几乎每年要提“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过, “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却是今年首次出现, 而且是作为“加大改革攻坚力度”的任务之一, 而不是像往年一样作为扩内需或改善民生的举措。

同时提出, 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研究推进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试点。

“2 0 1 1年物价上涨压力仍存, 让居民收入跑赢GPI, 是应对通胀的根本办法。”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胡俞越说, 从会议看,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尽快出台, 税收调整有望成为方案的重要内容。

国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此前撰文提出, 将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 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积极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

我国个税起征点当前为2000元, 是2000年平均工资的73%。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建议, 在物价不断上涨情况下, 应当建立个税起征点与GPI的联动机制。

我国对工业部门征收增值税, 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由于增值税具有不同环节抵扣机制, 而营业税不存在抵扣, 服务业承担的税负比工业要高。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说, 服务业营业税转增值税, 有利于降低服务业成本。考虑到营业税主要是地方税, 增值税收入75%归中央, 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试点可能会先从铁路、国有银行总行等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入手。

中国佛教金融现状 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改革；风险

中图分类号：D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90-02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经济学领域还是法学领域，提及和研究最多的莫过于“金融监管”这个词语，当然这也是有其独特背景的。从正面来讲，《“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小企业发展和壮大中对资金的需求等等；从反面来讲，一系列与融资有关的案件的爆发，中小企业担保链断裂等等都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金融监管问题提上研究的日程，这已经是实务界和理论界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欲从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现状及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和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措施，提出一些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中国金融监管现状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还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的诞生是金融市场分业经营制度决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等给金融分业监管发起的巨大挑战。

（一）金融监管缺少协调机制

2003年，我国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这是在当前分业监管下，三会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渠道。虽然，这种协调方法在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下对于监管信息交流，重大监管事项磋商等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分工监管与混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即使人民银行具备一定的统一监管职能，但是，人民银行是不履行具体的行业监管职责的，因此，它也不能掌握全部的金融监管信息。

（二）金融监管内容不全面，监管形式单一

但是，我国目前的监管状态是注重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经营上的合规性，对金融机构经营中可能会出现的经营风险的监管不规范。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财务盈亏状况以及日常的业务运营缺乏相对应的监管措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监管更是缺乏。而且，我国采用行政手段较多，这种方式能够迅速平息风险，从而保持市场暂时稳定，但这很难触及根本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风险。

（三）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不健全

内控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为直接的保障，也是金融机构和行业稳健运行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我国建立了一套金融机构基本的内控制度，行业自律是行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它是一种自我管理方式，配合政府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实际的操作中，这套制度因流于形式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至于风险防范更是形同虚设。当前，我国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在金融监管领域中，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美国监管制度的改革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10年7月1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这是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取得的最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一）加大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金融监管立法领域，保护消费者是最为基本的价值原则。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相对弱势的主体地位，消费者仅仅依靠金融机构披露的金融产品信息，是无法做出精确判断的，这就要求在投资者保护上，除了基本的制度构建之外，还应当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美国金融改革在这点上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二是设立投资者顾问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办公室以及巡视官；三是设立专门的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办公室；四是加强对企业高管薪酬的监督。

（二）整合监管体系，强化监管职能

新的监管体系下，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被整合为四家，即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其撤销了美国储蓄机构监理署，并将其合并到货币监理署，部分职能转移到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各部门具体职能划分为：美联储负责监管五千多家银行控股公司和约八百五十家州注册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对在各州注册的非联储成员银行进行监管；货币监理署负责对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及储蓄存款机构进行监管；国家信用社管理局负责监管所有参加联邦保险的信用社[1]。新法案同时也提出了在财政部内部建立一家新的联邦保险办公室，对保险行业进行专门监管。这意味着原来主要由各州进行监管的美国保险公司，将来需接受联邦监管机构的统一监管[2]。

（三）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

《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提出，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主要职责就是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各种系统性风险。从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一些重要的金融机构因其规模大、市场关联度高等因素，本身经营状况的恶化直接冲击了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波及实体经济。因此，改革法案针对性地强调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监管的重要性，将该监管权力赋予美联储。美联储通过维持较高资本充足率、限制高风险投资等防控性措施来控制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金融机构，以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美联储成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监管范围扩大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这标志着美联储在金融稳定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和权威得到加强[3]。

（四）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衍生品一直呈上升趋势，促使“储蓄”向“投资”转化，这在提高市场资本运转效率的同时，也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美国监管当局在金融危机之前对金融衍生品一直是放松的态度，这也使金融衍生品规模迅速扩大，并伴随着风险的日益凸显。因此，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一是限制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二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三是对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影子银行加强监管。

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之于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保护投资者权益

没有投资者的金融市场是死的，如果不把保护投资者作为金融市场的价值基础，那么，金融最终是要走向毁灭的。目前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针对金融产品的特殊性设置特殊的法律规则，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也无法对金融产品消费者权益进行有效保护。同时，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和金融产品复杂程度的加深，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的措施，设置专门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或者部门，完善金融产品销售与购买以及售后环节的金融监管，促进金融机构的自律和约束，切实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4]。

（二）探索统一监管体制的可行性

美国并不属于采用统一监管模式的国家，虽然其在改革过程中曾尝试整合监管机构，成立单一的机构监管银行，但最终只撤销了联邦储蓄管理局，同时加强美联储的监管权，而因为复杂的监管机构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监管体制上，我们可以借鉴英、德两国的经验，建立专门的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实行统一监管。而这样做目的在于，全面掌控金融监管信息，全面掌握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制定、实行统一的监管规则，从而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发挥金融为整体经济发展服务作用，同时，达到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效果。

（三）重视对系统风险的防范

系统风险对于金融市场是极大的威胁。美国建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赋予其对系统风险的监管权，这就使宏观的系统性风险有了统一监管的机构，并明确系统性风险评估和管理方式，从而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奠定基础。因此，我国应意识到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它存在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各个角落，一旦某一环节出问题，其会迅速蔓延，甚至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所以，将来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应该体现现代金融市场中高度关联的系统性风险要求，高度认识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将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的稳定。

（四）扩大金融监管范围

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金融衍生品信息披露制度；商业银行要建立科学的衍生品授信风险管理构架，加强对交易方的资信调查，促使商业银行构建合理的衍生品定价机制；我们应制定统一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基本性制度，统一衍生品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并针对性质不同的衍生品制定个性化的管理制度和方案；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同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环境下，我国应加强监管的国际间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相关功能，防范系统性风险，并为“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运行环境[4]。

（五）加强征信行业的培育和完善

征信行业的良好运行可以提高监管效能，从而促进金融行业稳健发展。但是，我国《征信管理条例》还未正式出台，这给我国的征信行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对于征信行业的制度规制和市场模式构架：一要尽快出台有关征信方面的制度规定；二要重视对信用评级市场培育，提升征信行业水平；三要推动独立评级机构发展完善等。

参考文献：

[1]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消费者至上”加强协调监管[N].中国经济时报，2010-07-22.

[2]范文波，李黎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财经，2011，（2）.

[3]何德旭，饶云清，饶波.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新趋势及启示[J].上海金融，2011，（1）.

中国佛教金融现状 篇4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网讯：

内容提要：目前，互联网金融已成为传统金融之外非常重要的金融模式，在业务形态上，涉及互联网支付、P2P网贷、大数据金融、众筹、信息化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门户等。

互联网金融是将电子支付与金融业相结合的一种产物，也是金融供需存在缺口以及渠道创新下的必然产物，它最显著的优势就是对金融服务的创新，逐渐成为居民投资理财的新渠道。

创新，可尝试

互联网金融本质上仍是金融，是以创新的渠道发展金融业务、提供金融服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创新支付渠道，使支付服务更加便利。如互联网支付通过互联网线上支付渠道完成了从用户到商户的资金清算行为，解决了跨行跨地支付和信用保证问题。2013年，支付机构累计发生互联网支付业务153.38亿笔，金额总计达9.22万亿元。

创新理财渠道，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财窗口。如余额宝、微信理财通等各种网上理财工具，将支付平台与货币基金业务直接连接，起点低、期限短、收益高、灵活方便，实时到账无手续费。截至2014年2月，余额宝销售规模已达4000亿元，用户达6100万户，户均持有额达6500元。

创新投融资渠道，在资金供需者之间搭建新的平台。如 P2P网贷公司、众筹网等，交易成本低、风险分散，不受地域、规模等限制，大大提高了资金融通效率。2013年，“网贷之家”统计的90家P2P平台的总成交量达490.22亿元，成交笔数56.15万笔，其中出借人数25.05万人，借款人数14.93万人。

创新金融营销渠道和获取渠道，以互联网手段实现了更高效的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融合。如融360、91金融超市，以“搜索+比价”的服务模式将线下类似于金融中介的功能搬到了线上。2013年，融360为用户提供了2亿多次的搜索服务，为近100万用户提供了申请服务，大量小微企业和个人得到了贷款查询和被推荐到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服务；91金融超市已和包括银行、小贷公司、保险（放心保）公司在内的300多家金融机构达成了合作协议，由专业团队直接帮用户决策，选择匹配的产品。

创新征信渠道，增加了信用获取方式。如阿里小贷靠庞大的云计算能力和多种模型，通过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有效调查、监督客户还款意愿和能力，获得个人与企业的信用信息，将之用于信用识别和风险定价，发放无抵押信用贷款和应收账款抵押贷款，单笔金额在5万元以内，实现了客户、资金和信息的封闭运行。

风险，要警惕

互联网金融作为创新的金融服务，为居民提供便捷投资理财渠道的同时，仍存在一定风险点，需要时刻警惕，在发展中完善。

法律风险。目前对互联网金融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现有法律框架也缺乏可供借鉴的相关制度，一旦出现法律纠纷，交易双方的权利都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如，央行曾明确提出“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互联网金融绝不能触碰的两条红线”。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提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可见，现有法律对极易发生上述行为的P2P网贷平台仅限于事后案件监管，不能形成有效制裁。

信息安全风险。在互联网金融的大数据时代，不断累积的交易数据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信息源，各种信息在信息主体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被收集并作为一种默认的信息来源被使用。而一些互联网企业内控制度不健全，并不注重对客户信息安全的保护，现有法律也未明确互联网公司有保护客户身份信息和交易信息的责任，未对信息的合法合规流转和使用进行规范。这些保障措施的不健全使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信息被泄漏、盗用和滥用的风险隐患增加。

资金安全风险。一是资金收益受损的风险。余额宝等网上理财工具所标明的高收益率吸引了众多投资者，被认为是非常安全稳定的投资渠道，但是，一旦与之连接的货币基金的运营出现问题，或经济出现问题，投资收益将直接受到影响。二是期限错配所引发的流动性风险。互联网金融投资中一般承诺的期限以一年期为限，而借款人使用资金的期限往往超过一年，在投资期限来临、资金需要兑换时，容易形成流动性不足的风险。三是担保机制不健全引发的信用风险。如有的P2P网贷平台在担保方面存在担保权利主体不明、自己为自己担保、风险准备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平台也未纳入央行征信系统，借款人提供的包括身份证明、财产证明等信息的真伪难以辨别。而针对P2P提供第三方托管的问题也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担保机制的不健全加大了资金的违约风险。据“网贷之家”统计，2013年，因无法提现而出现危机或关停的网贷公司有70家，涉及金额约13亿元。

监管存在盲点引发的风险。一是准入资质方面。互联网金融从事的是金融业务，需具有金融业从业许可证，但目前仅有第三方支付机构由央行下发营业执照，91金融超市、易宝金融获得由金融监管部门共同核准的金融信息服务牌照；而其他大多数机构注册的是“网络信息服务公司”和“咨询类公司”，在工商局注册即可开展业务，准入门槛低。这种情况下不仅容易出现很多不规范的网贷平台，而且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一些依靠自律且运营正规的网贷平台受到影响。

二是经营过程方面。如互联网企业在营销金融理财产品时，违规使用安全、高收益、无风险等易使投资人认为没有风险或片面强调集中营销时间限制的表述，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第43条的规定，但出于业务的交叉性，并没有明确的部门进行监管。又如，P2P网贷平台运营过程中，没有监管部门要求

其披露各项经营指标，平台的资金进出、项目结算、坏账率等数据，用户也无法便捷地实施查询投资进度和拥有的资产状况；经营者不负责对借款人身份真实性的核查义务，这些都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三是违约行为处理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可将信用违约者列入征信纪录，实现信息共享。而网贷平台对于违约者一般采取冻结信用额度和资金账户的办法，并通过在网上公开的形式进行惩戒，违约信息也无法在互联网企业间实现共享。

发展，需监管

完善立法，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合法化、规范化发展。从西方发达国家探索出的一套经验做法看，各国普遍重视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已有的法律框架下，并强调互联网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而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均无法单独对互联网金融形成约束，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应考虑与时俱进地修改上述法规以及《刑法》、《公司法》等法规中的部分法律条款，并出台有关司法解释，依法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为互联网金融创造宽松的法律环境。此外，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适时研究出台针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新法规，以立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互联网金融中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交易纠纷仲裁提供法律依据。

建立监管协调机制与分类监管机制相结合的监管框架，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探索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考虑由央行牵头，银、证、保，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工信部等部门参与，联合组建一家国务院下属的全国互联网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出台互联网金融业务相关监管规定，确保监管的专业性和全面性，并且要建立稳定的交流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引领作用，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应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参与自律组织的75家机构要加强内控建设，不断提升防范风险和安全经营能力，在自律组织中明确自己的职责，以此促进行业的规范发展。建立分类监管机制，建议可参考针对比特币的监管办法，对互联网金融涉及的其他业务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如，涉及民间借贷行为的，要求互联网企业针对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担保、风险处置等作明确规定；针对理财行为可按符合客户利益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原则，制定《互联网理财条例》进行监管；针对P2P行业要尽快出台独立具体的监管细则，成立专门的部门或组织独立负责。内容选自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市场前景研究与行业运营态势报告》

加强流程监控，严格风险防控机制，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处置能力。严把准入环节，要求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提出申报，明确规定申报条件和所需资料，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正式营业。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建立对资本充足率、流动性、交易系统的安全性、客户资料的保密与隐私权的保护、电子交易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等信息资料进行独立评估报告的备案制度；要求互联网企业向客户提供每一笔交易的信息，使客户可以便捷查询投资进度和拥有的资产状况；要求借贷双方要标明利率、期限等要素，对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以及债务追偿、司法介入作详细规定。建立风险评估系统，建立能够全面动态

评价互联网金融风险、实现分类监管的风险评估系统。设定预警指标，建立风险评价模型，确定各指标的风险区间和临界值；从审计、管理、发展成果等方面综合测算互联网风险，并将风险划分等级，根据从高到低的风险程度进行监督管理。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篇5

汉：佛教初传中国

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或者是看作当时民间流行的信仰或巫术之一。《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

这时汉明帝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供印度来的僧人竺法兰与摄摩腾居住，并且译出了第一本佛经——《四十二章经》。总之，这时佛教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处于依附于道家或道教的情况。

魏晋：走出依附的道路

魏晋时期，所译佛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加，大小乘经典相对完备；佛教的义学有了迅速的发展，佛学正在开始从依附老庄玄学独立出来，佛道儒三家相互影响和竞争；僧团的戒律学也有了进展，律藏被首次译出，汉地佛教汉人授戒已经形成制度；汉人对于佛教义理已经有了自觉的需要，开始走出汉地到西方去求得佛经。佛教已经开始从贵族府第走向了社会，在民间流传开来。

这时盛行玄学和佛教般若学说，佛教界因对《般若经》中的“诸法性空”的基本思想产生不同的见解，出现了“六家七宗”的学派。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著名人物，朱士行是第一个到西方求取佛经的人，鸠摩罗什是中国第一个著名的翻译家。

南北朝：登上历史的舞台

南北朝的统治者把佛教看作有助统治和维持社会太平的工具，除了扶持佛教外，还对其加紧控制管理，建立了佛教的僧官制度。

北朝佛教重视戒律与禅定，推动了起塔造像的活动。在民间下层，观音信仰、弥勒信仰以及净土信仰弥漫各地。北朝佛教的禅学发达，对后出的禅宗产生影响。南朝的禅学对后出的天台宗有重要影响，南方的佛教义学讲求佛教精神实质，在理论上多有发挥，讨论佛性思想众说纷纭，据说达11家之多。

南北朝译经事业非常繁荣和发达，国家组织译场，很多重要的印度佛教经典都被陆续翻译出来，中国僧人自己撰写佛书，甚至编纂伪经。佛教界内部还产生许多专门研习某一经典或以印度佛教的某一派经典为主的学派。前去西域或印度求法的僧人众多，法显和宋云、惠生都是著名的僧人。由于南北战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加上佛教的急速发展，遂与儒道二家发生冲突。在南朝，佛教与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思想文化的争论，这包括了佛道之间谁高谁低的争论，佛儒之间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神灭与否的争论。在北朝，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发动过“灭佛”的活动。

隋唐：走向鼎盛时代

隋唐时期，佛教的兴隆与国家的政治支持密不可分。隋代几位皇帝对佛教非常尊敬，唐代大多数的统治者也出于政治需要而提倡佛教。在民间，佛教也广泛流传。在僧人中有不少学问高超的人，他们为了学习更多的佛教理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印度取经留学，回国以后在国家组织的译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玄奘是其中最突出的伟人。而由中国僧人撰写的佛教著作则更多，丰富了佛教的理论宝库，促进了佛学的繁荣。

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与佛教义学的研习论争，僧人对佛教的理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加上地域性的佛教特点，中国佛教的品格最终形成，标志

着外来佛教文化已经完成了同中国固有传统的融合，中国佛教真正走向自立。自中国第一个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出现之后，先后又有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几个宗派形成。

佛教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哲学、艺术、建筑等领域，促进了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国门，流向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同时，汉地佛教还先后传入了西藏地区、云南傣族和大理白族地区，对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8世纪中叶，唐武宗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4次灭佛的行动，佛教受到致命打击，原有的几个宗派只剩下禅宗与净土宗，佛教遂转入低潮。晚唐五代之后，只有禅宗还有发展，净土宗在流行。

宋辽金元：从高峰跌到低谷

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最终形成了「五家七宗」。朝廷对佛教进行总体上的控制，同时利用佛教来为国家创造收入。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宋代雕刻了第一部雕版汉文大藏经。这时佛教正在进一步世俗化，各种法会不断，佛教的仪式日益丰富，寺院活动更为商业化。僧人宣扬佛教服务于王权，依附于儒教忠君爱国的原则，认为佛教的道德有助于王化，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立。在理论上，佛学与儒学和道教进一步相互融合，走上了“三教合一”的发展主流。佛教界内部则融和禅净二宗。

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是华严宗和密宗。皇室提倡佛教，帝后动辄斋僧，民间流行“邑社”的团体。金人治国用儒术，辅助社会用佛教，留给后世的是刻本大藏经《赵城藏》。

元代统治者尊奉藏传佛教，以喇嘛为帝师，特别利用藏传佛教来稳定西藏和蒙古地区。在藏地，佛教出现了数支派别；在内地，天台宗流行于江浙一带，还有宋以来形成的白莲教和白云宗。总之，这一时期的佛教在民间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明清：最终变得衰落

明清两代，佛教进一步衰退。明初统治者从制度上限制佛教的社会地位，将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种。每种寺院的僧人，连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有规定。清代沿袭明制，加强僧官制度，内地主要仍为禅净两宗流行，寺院流行做佛事。

明代佛教在吸收道教传教方式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糅合儒家伦理与佛教学说的著作，三教合流更为明显。明末以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高僧为旗帜，面对佛教在民间的世俗化和商业化，特别提出了读经的重要性。清末，法相宗曾经一度重兴，一些人想将此作为挽救衰败的国家和世道人心的思想武器。西藏密宗和日本密宗也被引入内地，但并未能扭转佛教下滑的趋势。由于佛教僧人的素质不高，一些居士自成体系，刻意讲学传法、刻经流通，为复兴佛教做了大量工作。

明代政府曾经取消藏传佛教的特权，但出于政治需要，仍在西北设藏传佛教的僧官，优礼西藏喇嘛。清代更是对藏传佛教予以扶持，给藏传佛教领袖很高的待遇，同时又加强了中央的管理权，规定采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遴选**，并以此形成历史定制。

在藏区和蒙古地区，佛教在经过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特有的社会制度。在云南边陲地区，来自缅甸与泰国的南方上座部佛教传入，最终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佛教。

近现代：找一条新路

民国时期，佛教仍处于不景气之中。随着西方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的广泛宣传，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难宗教的思想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务之一，与封建思想和落后制度相联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冲击。

佛教为了救教，致力于内部的整理及改革。佛教界成立了中华佛教会，试图重新振兴佛教。释太虚提出了改革佛教的三大主张，但成效不大。一些学者将国家的振兴寄托于佛教，认为佛教里面有很多思想与西方的思潮有共同点，或是佛教里早已有之。以居士为主的团体，与僧伽并立，他们推崇较理性的知识佛教，注重义理的研究。随着世界佛学的研究，中国的学术界也开始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佛教，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形成自己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佛教三大派首次真正统一到刚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下面，有了新的气象。但是后来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佛教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新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界开始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寺院得到修复，佛教界人士地位提高，对外交流频繁。佛学研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热点，成果丰硕。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的佛教发展很快，并影响了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国，中国的大乘佛教走上世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附注一： 跨进西天佛国 什么是佛：

佛教里对「佛」的解释与用法很广泛。除了指获得觉悟的释迦牟尼外，认为在释迦牟尼之前之后，在不同的世界里，还有许许多多「佛」，例如阿弥陀佛、弥勒佛等等。

早期的佛教认为「佛」是获得了圆满的觉悟者，永远受到尊敬和崇拜，世俗之人很难达到他的境界。再往后的佛教主张不仅是自己觉悟，也能让他人获得解脱的才是佛。佛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和精神境界，也是一种内在的把握与努力的方向。所以佛教强调，每个人都有觉悟成佛的机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做到「心中有佛」。推而广之，佛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充满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几个不同的时段里。总之，「佛」的本意是「觉悟」，凡是拥有这种觉悟精神的人与物都可以称为佛。什么是佛教：

佛教历史悠久，公元前5至6世纪时产生于古印度，至今已有2,500余年。教主释迦牟尼（）经过修行获得了觉悟，因而创教。在印度梵语中「觉悟」写作「Buddha」，音译「佛陀」，简称为「佛」。于是后人就将他创立的宗教尊称为「佛教」，按字面意思讲，就是「觉悟的宗教」。

佛教自创立之后，在公元前3世纪从印度开始向斯里兰卡、缅甸等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传播。在公元前后，经过中亚向中国传播，再由中国传入日本、朝鲜等国。18世纪时又流向欧洲、美国等地，现已遍布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佛教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传入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最终成为各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影响深远。佛教信徒由出家的僧人和在家的居士组成，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佛教派别，寺庙是佛教徒的宗教活动场地。佛教有自己的完整仪式和尊崇的神祇，其经典都是用各国文字写成。世界上现有佛教徒超过3亿人，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

佛教基本教义：

佛教理论庞杂，博大精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佛教的整个教义由戒、定、慧三部分组成。「戒」是指戒律；「定」是禅定，这是佛教徒修行的一种方法；「慧」是智慧，这是佛教的理论的总合。但是具体而论，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可以从这几方面表现出来：

「四谛」，是佛教的人生观。「谛」是「实在」或「真理」的意思，「四谛」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种。佛教将现实世界看成是虚幻的，整个世界与人生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要人们通过修行的办法解脱这些痛苦，最后到达一个清净美妙的世界。

「八正道」，是灭苦的途径。八正道为：正见、正思维（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佛陀认为，这八种正确途径是每个寻求解脱的佛教徒的修行法门。

「十二缘起」，是佛教的认识论。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或现象的关系，都是相对的存在关系或条件。从人生观来讲，就是「十二缘起」，也即是人的生命的起源和过程是依赖于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之十二个彼此成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环节而构成生命的不断循环。其中从无明到老死是顺观，可以看到人生的发展过程。由老死到无明是逆观，可以看到造成生死的根本原因。

大乘、小乘佛教：

释迦牟尼圆寂后的约100年之间，是「原始佛教」时期。之后统一的佛教僧团发生了分裂，形成了多个派别，印度佛教进入了众派林立的时期，史称「部派

佛教」。约在公元前后，一些北印度的佛教徒不满僧团的腐化，自己创立了新派。为了将本派与部派佛教区别开来，他们自称是「大乘」，意为走在大道的车辆，而将过去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统称「小乘」，斥为在小道行驶的车辆。到现在，因年代久远，这个称呼已经约定俗成，不再有褒贬的意思了。

大乘佛教主要流传在亚洲的中国、蒙古、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北方地区，小乘佛教主要流行在南亚的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南方以及中国云南边陲的傣族等民族地区。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小乘，而认为自己是佛教的上座部的传人，自称为「南方上座部佛教」。因此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在某些场合滥用「小乘」。又由于他们的佛经用巴利文撰写，故又称「巴利语系佛教」。

汉传、藏传、南传佛教：

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开始向其它地区传播。最早的一支是由阿育王的儿子摩哂达由南印度渡海将佛教传入到楞伽岛（今斯里兰卡）。这是佛教自印度向南方地区传播，称为「南传佛教」，也即现在的「南方上座部佛教」。

公元前后，在北印度的佛教徒通过中亚地区（即现今的巴基斯坦白沙瓦、阿富汗等地），以及当时的西域将佛教传入中国内地。这一支佛教因为使用汉语的佛经，故称为「汉传佛教」或「汉语系佛教」。

10世纪左右，印度佛教通过尼泊尔传入中国的西藏和青海地区，以后又传入蒙古地区，称为「藏传佛教」。因这一支使用藏文经典，又称「藏语系佛教」。在世界佛教中，只有中国的佛教囊括了汉传、藏传、南传三支，他们好比一家的三个兄弟，或者是一棵大树分出的三根支干。

附注二：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将它作为方术的一种来看待，翻译的佛经也多采用儒家和道家或道教的名词。随着佛教的影响与势力逐步增大，它特有的品格渐渐地凸显出来，其思维方式与文化性亦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统治阶级的扶持下，佛教开始与儒、道两家并立，最后鼎立为三。

佛教在教义上劝人行善，要人忍让，符合中国人的伦理。同时它又开出了予人解脱的药方，给人慰藉，在实践上要人坐禅，对人的身体与精神有益，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佛教在理论上思维细密，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加以研究，不断提高它的文化地位。佛教的经书文学性强，有很多有益于人类智慧开发的故事，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

此外，佛教本身也积极向中国传统思想靠拢，吸收儒道二家的思想理论，要人行孝，遵守伦理纲常，主张维护现行的统治和社会秩序。佛教寺院按照中国传统家庭的形式进行管理，僧人自食其力，通过劳动，解决自己的吃饭与生活问题，不给社会造成负担。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建筑浅析 篇6

山东莱州 原庆杰

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自此以来，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孕育和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佛教寺院建筑。随着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不断发展，至南北朝时，声势日大，趋于繁盛，自此以后，从隋唐一直到明清，佛教寺院建筑就一直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主流和主体构成。

佛教寺院建筑的兴起与发展

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佛寺是东汉永平十年的洛阳白马寺，它是利用原来接待宾客的官署鸿胪寺改建而成的，符合宅院型寺院的风格特征。公元二世纪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下为重楼，上累金盘，成为中国楼阁式木塔的萌芽。

经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兴建佛寺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建筑活动之一。

北魏的著作是《洛阳伽篮记》记述了当时洛阳的四十多所重要佛寺，其中很多佛寺是贵族官僚捐献府第和住宅所改建的，往往“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将府第和住宅的建筑充分融合到佛寺建筑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太原天龙山北齐第三窟，为供养佛像的主体“佛殿型”石窟，这种建筑方式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北魏灵太后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造的永宁寺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寺院建筑。寺平面采取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布局，寺平面方形，周围墙上皆施短椽，复以瓦，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其中南门楼三层，东西门楼各二层。这种平面方形，四面开门，中央建主体建筑的布局方法，是从印度的佛寺得到启示，同时结合汉以来的礼制建筑而发展起来的，是典型的木构的楼阁式塔佛寺建筑。

随着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重视，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首都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佛寺。其中包括公元471年宋明帝所建的湘宫寺、公元507年梁武帝所建的光宅寺、北魏正光四年建造的河南登封县嵩岳寺、北朝公元500年左右建的洛阳景明寺。到南北朝后期，北魏和梁崇尚佛教达到极点。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一所，全国有寺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梁都建康有寺近五百所，全国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佛寺也经历了如下发展：先把外来形式的天竺

堵波变为中国楼阁式塔，再由寺庙以塔为中心变为中轴线上前塔后殿，最后变到以殿为主采取中国宫殿的布局，这个过程大约到北朝末和隋初完成。

佛教寺院建筑的兴盛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出现了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宗派。此时，国家和民间都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佛寺、塔、石窟的营造中，因而佛教建筑的数量很多，分布面也很广，佛寺也由宗教的活动中心渐演成市民的公共文化中心。当时唐长安城内就有佛寺九十余座，但由于唐武宗会昌五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德两次“灭法”运动，对佛寺殿塔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以至于唐代建筑留存至今德只有4座木构佛殿和若干砖石塔。

堪称荟萃中华古建筑瑰宝德第一寺唐佛光寺容唐大殿、金代配殿、北朝基塔和两座唐幢于一寺，大殿面阔7间、长34米、深17.66米，殿身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柱子组成，属宋代《营造法式》的“金箱斗底槽”平面形式。大殿面阔、进深、柱高均为“材分”的整齐倍数，表明“材分”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在唐代已经成熟运用。大殿上覆单檐四阿顶（庑殿顶），下承低矮的台基，平缓挺拔的屋面，深远舒展的出檐，造型遒劲的鸱尾，微微凹曲的正脊，雄大有机的斗拱，一气五间的方形板门，细腻的柱列“升起”、“侧脚”，组构了大殿外观的简洁、稳健、恢宏的气度，典型的战士了唐代建筑的泱泱风貌；其平面、构架、内景、外观的高度协调，也反映出木构架建筑体系成熟期的光彩夺目。

隋唐佛寺继承了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平面布局同样以殿堂门廊等组成以庭院为单元的建筑形式。据《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所载，大寺可多至十数院，且以二、三层楼阁为全寺的中心。这种以楼阁为中心的布局方法，又见于敦煌壁画中。唐代佛寺在建筑和雕刻、塑像、绘画相结合的方面作了很大发展。本来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开始在殿堂和回廊的壁画上绘制各种以经变为题材的壁画，到公元七世纪，随着净土宗的发展和佛教进入民俗化，各种壁画更为盛行。雕塑则在北魏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留到今天的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只有两处，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南禅寺正殿建于唐建中三年，是山区中一座较小的佛殿，属单檐歇山顶式。而佛光寺是当时五台山“十大寺”之一，主要轴线采取东西向。寺的总平面，适应着地形处理成三个平台，第一层平台北部有文殊殿，南侧和它对称的有观音殿；第二层是弥勒阁；后面的第三层平台，以高峻的挡土墙砌成，上建正殿，殿阁并存。此寺的正殿模较大，是唐代木构殿堂的范例。佛光寺大殿在创造佛殿建筑艺术方面，表现了结构和艺术的统一，也表现在简单的平面里建造的空间艺术的高度水平，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之一。

隋唐时期的佛寺建筑已不同于南北朝时期以塔作为佛寺组群中的主要建筑的形式，此时塔已经不位于组群中心了；同时，木结构在南北朝基础上，经隋及唐前期发展，也已进入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成熟时期。佛寺建筑的特点是大殿所有构件紧密结合，互为联系且分工明确，多而不余；在明栿下用四跳斗拱支撑以减轻梁的跨度，草栿也尽量避免了长跨度，虽然整个大殿用料较多，但主要构件的断面也有一定比例，避免使用过大的大料和截锯小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材料的浪费。

大兴善寺、禅定寺、西明寺也是这一时期佛寺建筑的代表。然而，唐代佛寺较为完整的久已不存，只能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看到其壮丽形象。唐武宗李炎在会昌年间（841～846年）颁布的灭法诏书中说当时寺庙“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指责它们和宫殿相同。

佛教寺院建筑新的形式特征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及藏传佛教的进入，宋辽金元时期的佛教建筑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木构高层筒体结构这一新的结构体系，还产生了中国最完整的一步建筑法典《营造法式》，法式中所制定的法则发映出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已具有较高的标准化、定型化水平。这时期在建筑艺术方面，从群体组合到个体建筑，造型都有许多新的变化。群体不仅纵深加大，而且注意前导空间的处理和建筑与环境的结合。个体建筑平面形式多样，屋顶组合穿插错落，立体轮廓丰富多彩。同时配以多种类型的彩画，多种手法的雕饰，多种造型的门窗装修，共同形成了柔和、工巧、秀丽的建筑风格。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以佛殿为主体的寺院代表。善化寺中轴线的建筑有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坐落在高台之上，前左有文殊阁，前右有普贤阁，以及周围回廊。寺院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布局仍清晰可见。始建于辽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也曾采用“两阁夹一殿”的建筑形式，成为这种布局是辽代寺院的典型形式。

佛寺中的个体建筑在这一时期也越发精致，山门、楼阁、僧堂、罗汉院、回廊等都形成了时代风格。其中独乐寺的观音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外观两层，内部带有一暗层，共计三层，阁高23米，造型古朴端庄。观音阁整座构架浮摆在石柱础上，木柱与石础之间可以发生移位，起到隔离水平方向的地面运动的隔针作用；由内外槽斗拱组构的三个铺作层，形成三道水平刚性环，有利于保持各层柱网和整体构架的稳定；采用递脚栿、抹脚栿、柱间斜撑等多种斜向构建，强化了整体构架的稳定；斗拱具有榫卯组合的“柔性构造”特点，雄大的斗拱发挥了“耗能节点”的减震作用，使得独乐寺的千年观音古阁在经历了28次地震（其中包括清康熙十八年的8级地震）后仍安然无恙。独乐寺观音阁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建筑之一。

这一时期南北的佛教寺院建筑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各地的建筑风格显现了特有的地域特征。福建省福州市屏山南麓的华林寺的梭柱、用皿斗拱、丁斗拱承托梁尾，柱间不用补间的做法显示出这一时期江南寺院建筑与北方唐宋建筑的区别，其中的一些特殊手法如斗底皿板蜕化，昂咀、梁头刻作特殊德两折曲线，月梁断面近似于圆形，屋顶全用方椽、不用飞椽，椽头用遮板等不但与北方、中原同期建筑不同，与江南的宋元建筑也有所差别，体现了福建特有的地方手法。

元大都圣寿万安寺规制宏丽，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竣工，是一座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寺院建筑。寺内佛像、窗、壁都以黄金装饰，白塔为藏式佛塔，砖石结构，总高约51米。塔的外观由塔基、塔身、相轮、伞盖、宝瓶等组成。塔基平面呈正方四边再外凸的形状，由上下两层须弥座相叠而成，塔基上有一圈硕大的莲瓣承托着向下略收的塔身，再上为十三重相轮，称“十三天”，象征佛教十三重天界。塔顶以伞盖和宝瓶作结束，伞盖四周缀以流苏与风铎。夏鲁寺是元代建筑做法内地化的展现。明清佛教寺院建筑特点

明代内地佛教仍以禅宗为盛。宋元时期禅宗的“五山十刹”主宰佛教，明代则有四大名山兴起取而代之，五台山为文殊的道场，普陀山为观音的道场，峨眉山为普贤的道场，九华山为地藏的道场。四山庙宇林立，规制恢宏，成为明代佛教建筑兴旺的标志。

明代佛寺总平面追求完美的轴线对称与深邃的空间层次，如原来的山门演化为前有金刚殿，后有天王殿，成了两进建筑；中轴线上佛殿增至二进或三进，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圣殿、毗卢殿，三殿前后对应；山门内左右对称配置钟楼与鼓楼，佛殿前左右对称配置观音殿和轮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布局的新特点。砖拱建筑在明代佛教建筑中找到了发展的天地，用砖拱建造的无梁殿建筑兴起。明代无梁殿遗留至今的有著名的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太原永祚寺无梁殿、峨眉山万年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句容宝华山无梁殿、苏州开元寺无梁殿等。

明代的佛教寺院发展成为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的建筑形式。明正统五年到十一年（1440～1446年）建造的报恩寺拥有彩画、转轮藏、楠木千手观音、大殿壁塑、万佛阁壁画等精美的艺术品，是一处艺术殿堂。

清代宗教建筑中以藏传佛教建筑为重点，占有主流地位，在艺术创造方面有不少的新鲜经验。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也有了同步发展。

藏式寺庙的特点是因山而建，依山就势，呈错落参差的布局，不强调轴线，而以空间构图的自由均衡为原则，往往形成突出的轮廓外观。建筑物多为平顶建筑，石墙小窗。外墙有明显的收分，并粉刷成白色。墙顶以藏族特有的刷成赭红色的白麻草做为女儿墙的装饰。内部为方柱托梁密肋式木构架，有巨大的托木和复杂的雕饰，色彩对比性强烈，并喜欢用金色点缀。内部墙壁画满宗教壁画，殿堂内悬挂佛幡。建筑屋面局部吸收汉族建筑的坡屋顶及斗拱构造，但体量较小，形制亦经过简化。屋顶上尚有许多宝幢、法轮等小型佛教装饰物。最著名的实例是拉萨的布达拉宫。

汉藏混合式寺庙也是清代北方寺院建筑的一大特色，这类寺庙多建在北方地形平坦之处，喜欢采用轴线布局，主要建筑大经堂往往用简化的藏式装饰，其他附属建筑及塔幢的形式选用汉式藏式不一。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是这类寺庙的典型，其主要建筑按轴线排列，完全采用汉族传统佛寺的制度，但在中轴线的後面布置了藏传佛寺特有的大经堂。大经堂重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平面分为前廊、经堂、佛殿三部份，全部建在高台上。屋顶为汉族建筑的构架形式。但整体平面及空间处理仍是藏传佛寺经堂的特有规制。建筑外墙镶嵌蓝色琉璃砖，门廊上面满装红色格扇窗，墙上鎏金饰物也很多，这些都使大经堂在外形上显得很华丽，而无藏族寺院雄伟的气质。

承德藏传佛教寺院是汉藏风格结合的另一种情况。外八庙的建筑形式即是吸取了西藏、新疆，以及蒙古族居住地许多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成功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就建筑布局而言，大部份寺庙采用前汉后藏式，即前边平地部份按汉人的山门、碑亭、天王殿、大雄宝殿的轴线对称格局布置，而后部则以藏式大经堂或坛城式布局结合山势布置，成为汉藏建筑的叠加。如须弥福寿庙是仿西藏扎什伦布寺，其后部建造了一座方形大红台，把经堂建筑包蕴在内；又如普陀宗乘之庙依山势而建，气势更为恢宏，其后部仿西藏布达拉宫，形成错落有致的红白台建筑。

中国佛教金融现状 篇7

关键词：碳金融,CDM,商业银行,低碳经济

碳金融是与碳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 旨在服务于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涉及的各种金融活动, 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开展的碳金融业务主要有CDM融资、绿色信贷、中介服务及理财产品。

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 即清洁发展机制, 是基于《京都议定书》公约框架下的三大履约发展机制之一。CDM是一种碳减排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交易的项目级合作机制。通过CDM项目, 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增加自身的排放量指标。由此, 发达国家不但可以顺利完成减排任务, 还可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针对CDM项目的融资则是中国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业务最常见的方式。兴业银行是我国开展CDM融资业务较早的银行, 相关CDM项目开发单位可以向兴业银行提出融资需求, 兴业银行审核后, 以CDM项下的碳减排指标销售收入作为融资的重要考量因素, 设计融资方案、提供融资服务。

在绿色信贷方面, 2008年10月, 兴业银行公开承诺采用赤道原则, 即对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尽到审慎性审查义务, 由此兴业银行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 开展了大量低碳项目贷款业务, 涉及火电、水电、风能改造等多个领域。截至2011年12月末, 兴业银行累计发放绿色金融贷款2325笔, 金额884.16亿元。绿色金融信贷项目可实现在我国境内每年节约标准煤2231.06万吨, 年减排二氧化碳6397.48万吨, 年节水量9563.56万吨。另外, 中、农、工、建四大商业银行也在努力开展低碳项目贷款。

在中介服务方面, 2009年, 浦发银行成功为陕西某水电项目提供CDM财务顾问, 这是我国银行业第一家成功完成的CDM中介服务, 买卖双方成功签署《减排量购买协议》 (ERPA) , 该协议每年为该项目业主带来超过160万欧元售碳的额外收入。该项业务的成功为我国商业银行提供了金融服务创新的新思路。

在理财产品服务上, 2007年中国银行和浦发银行相继推出了与碳交易挂钩的理财产品, 各产品均有较高的收益率。随后兴业银行、光大银行等也都纷纷推出自己的低碳理财产品, 这些产品在金融市场上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度和青睐。

1 中国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1 CDM融资业务风险较大

CDM融资业务是现阶段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主要业务形式。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 CDM项目的申请难度大、成本高、耗费时间长。CDM项目的申请和审批程序比较复杂, 过程较漫长, 一般短则一年, 长则需要三年以上。申请注册成功后, 还要经过相关部门对实际减排量的监测和核证, 确认减排数据的有效性。但是对于为项目融资的银行来讲, 项目前期投入比较大, 项目后期收入又不确定, 如果项目未能注册成功、不能如期建成甚至未能达到预期的减排效果, 银行都将面临大量的资金损失, 先期投放的资金也无法回收。所以银行收入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1.2 缺少碳金融业务的机构和人才的支撑

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介入碳金融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 除了少数几家银行, 国内大多数银行内部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专业机构, 这显然不利于碳金融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及碳金融业务的开展。另外, 与传统的金融业务相比, 碳金融, 由于其学科自身的复合型, 无疑对人才的综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事碳金融业务的从业人员必须是具备环境、化工、金融、外语及法律等多种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而我国商业银行现有的专业人才储备并不充足。专业机构的缺乏, 人才的缺失, 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顺利开展的巨大障碍。

1.3 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

我国具有极其丰富的碳减排资源, 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的发展还相对落后, 碳金融业务品种单一, 配套服务创新不足, 这与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潜力实不相符。我国金融市场上的碳金融产品, 主要是CDM融资和绿色信贷, 只有少数银行开展中介业务或挂钩碳交易的理财产品等其他业务, 而且市场份额较少。另外, 由于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存在, 使商业银行的创新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反观国外银行, 其业务品种是多样的, 不仅有与低碳有关的传统产品, 还广泛存在在着碳期货、碳期权、碳基金等多种衍生品市场。相比之下, 我国商业银行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单一性显而易见。

1.4 缺乏对碳金融的全面认识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 碳金融、CDM等低碳领域的新概念层出不穷。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业务时间较短, 商业银行内部对碳金融概念尚缺乏全面透彻的理解, 对于碳金融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其具体的操作和技术方法等问题认识不足。甚至一些银行或者从业人员对于碳金融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对碳金融的认识不足严重影响着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积极性。

2 中国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对策

2.1 有效防范CDM融资风险

CDM项目的融资风险高于普通项目, 我国商业银行要注重与CDM国际性中介机构的合作, 从而提高自身风险评估的能力, 加强CDM项目的信用了解。为了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 在选择项目时, 尽量发掘那些经济前景好、技术可靠的项目。对于项目运作过程当中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 银行应指导企业以相关合同条款的方式把风险转嫁出去。对于项目中的一些可控风险如汇率风险, 银行应帮助企业采取保险或者风险对冲的方式予以规避。

2.2 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要实现碳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 一支精通碳金融业务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和健全的专业机构是不可或缺的。现阶段, 我国商业银行里从事碳金融业务的员工大都不具备完善的碳金融知识体系, 对相关业务领域的理解不够全面。因此, 商业银行应大力组织内部员工的系统培训和学习。同时, 还应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招贤纳士, 及时扩充碳金融人才, 打造适合开展碳金融业务的专业团队。另外成立专门负责碳金融业务的部门和机构, 完善相关的战略规划、业务流程及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

2.3 加强业务创新和产品开发

作为世界上重要碳减排市场, 中国蕴含着无限商机。中国商业银行应利用自身优势, 积极发展碳金融业务, 推出多样的碳金融业务品种。比如随着CDM项目的不断发展, 商业银行可以全面开拓针对CDM项目的一站式服务, 如项目的咨询、评估、租赁、资金管理等, 而不仅限于CDM的项目贷款。商业银行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适时开发与碳相关的金融套利产品, 以丰富业务品种, 满足国内碳金融市场的需求。

2.4 强化银行自身社会责任意识

近年来,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符合环保理念的低碳经济尤其受到关注, 倡导和鼓励更多的企业 (下转第130页) (上接第76页) 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 更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商业银行同样要树立“绿色金融”经营理念。在2009年举行的“中国金融论坛”中, 时任我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 我国商业银行在助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要成为低碳理念的实践者以及低碳金融服务的创新者。因此, 对于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企业, 我国商业银行应予以优先扶植, 使其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综上所述,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大背景下, 低碳经济越来越备受关注。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审时度势, 抓住机遇, 拓展金融领域的创新, 积极开展碳金融业务, 促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S

参考文献

[1]杜莉, 韩丽娜.论碳金融体系及其运行架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5) .

[2]张晓艳.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对我国的启示及借鉴[J].经济问题, 2012 (2) .

中国佛教金融现状 篇8

关键词：中国农村金融 发展现状 前景分析

一、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演变与机构组成

（一）制度演变

自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为了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79～1993年）。以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为标志，初步形成了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主导，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以农村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

2.第二个阶段（1994～1995年）。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设立为标志，形成了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合作金融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根据国务院1994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在1994年基本完成县联社的组建工作，1995年大量組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不过，实际进度大大落后于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目标。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3.第三个阶段（1996年至今）。以199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决定》为标志，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

（二）机构组成

经过近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1.正规金融机构

可以把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称为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1）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重建，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四大行中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一个银行，其分支机构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的乡镇。和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一样，从80年代起中国农业银行就一直进行着商业化改革。但在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之前，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兼具商业性和政策性，此后一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例如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政策性贷款被划转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1994年成立的一家政策性银行，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为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相分离的重大措施。农发行的业务也不直接涉及农业农户，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3）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分支机构最多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遍及几乎所有的乡镇甚至农村，也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

2.非正规金融机构

非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包括所有处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贷款和存款行为。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期，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得到了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甚至支持。但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转向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大了对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管制力度，并在1999年解散农村合作基金会，结束了非正规金融的有组织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合作基金会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资本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到1996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规模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9。由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受货币当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贷款利率较农村信用合作社更为灵活，贷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为了消除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竞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所造成的冲击，1997年，当局做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

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一）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完善

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农业保险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由于邮政储蓄具有单一金融服务功能，只提供储蓄服务；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及其农业发展银行。在2002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贷 款余额约占金融机构农村贷款余额的78%。由于中央银行对利率和资金使用的控制、高额的运营成本以及缺乏赢利的激励等，农村信用社长期陷入困境，据估计，农村信用社积累的历史坏账达数千亿之多，不良资产率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数在50%以上，在某些经济不发达省份甚至高达90%以上。尽管农村信用社一直被官方认为是合作社，然而在1980年到1996年间农村信用社受到农业银行的控制，其后由人民银行管理，社员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没有决定权，故农村信用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

（二）农村金融环境恶化

1.农村金融功能弱化

近几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调整，农业发展银行职能的变更，以及农村信用社体制的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受到削弱一是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弱化。随着粮棉流通领域政策性空间的缩小，农发行粮棉收购贷款大幅下降，而农业开发、科技兴农、基础设施建设却得不到应有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二是商业银行金融支农力度减弱。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向大中城市转移战略，另一方面县及县以下机构贷款权上收，这种情况直接减少了国有商业银行对“三农”资金的投放。三是农村金融历史包袱沉重，经济效益欠佳，支农后劲不足，难以在支农的广度和深度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农村融资信用环节薄弱

我国农村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信用危机的问题，主要特点有四：（1）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融资能力低下，缺乏还贷保障。（2）由于农村经济实体在管理制度上存在问题，使贷款的使用和归还存在随意性，潜在的风险大。（3）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风险大、效益低，导致农户维持贷款信用的经济基础薄弱。（4）由于信用意识薄弱，逃废债务现象时有发生，加大了农村融资的道德风险。上述种种破坏了农村融资环境，严重阻碍了金融业对“三农”的资金投入。

（三）农村金融资源流失严重

金融的基本功能是投资与融资。以这点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很长时期内，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完全是失效的。随着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资源流失也在加剧。自1978年，为了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我国一直采取重工轻农，重视城市发展轻视农村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从农业和农村中提取金融资源作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的资本。同时，我国一直将金融看成是经济的附属，强制性地使农村金融服从于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使农村金融事实上成为工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剥夺经济剩余的工具。另外，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极不对称。在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受到政府限制，始终处于“黑市”状态，从而造成农村金融业务的“非农化”，导致农村金融资源进一步外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不仅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

三、中國农村金融发展前景和策略

（一）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

1.小额信贷已成星火燎原之势

自2004年以来，连续七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围绕“三农”问题，提出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业务和小额信贷组织。从完全依靠国际捐助和软贷款到政府资金介入，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全面介入到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国内的小额信贷发展迅速。

2.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覆盖全面加速

2006年12月，银监会发布《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首次允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并提出要在农村增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金融机构。从2007年3月全国第一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第一家贷款公司成立以来，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3.多种方式分担小额农户贷款风险

为了解决由于“担保难”“抵押难”造成的贷款难问题，一系列农村金融小额贷款抵押创新如农户联保，林权抵押，渔权抵押，农业创业基金担保、行业联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运而生。

4.外资银行进驻农村金融市场

近年来，不少外资银行纷纷表现出对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深厚兴趣，其先进的管理技术及丰富的农村银行业经验对于农村地区现有金融机构是很大的挑战，但对于本来严重“缺血”的农村金融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而且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将有助于农村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地发展。

近两年来，民间资本开始复兴，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相继把触角伸向农村，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向农村靠拢，新兴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互助合作基金开始落地生根，外国金融机构也看准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潜在发发展空间，汇丰、渣打、花旗银行制订了在农村扩展业务的谋略。由此可见，各类金融机构会聚农村，未来的农村金融将会出现繁花似锦的新局面。

（二）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策略

1.改进农村金融资源配置

必须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长效机制，综合发挥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和监管政策的扶持作用，尤其应该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下大力气。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农村金融资源必须优先用于三农。要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要优化农村金融资源的各种工具和产品。可以考虑, 1.设置满足农户不同需求的贷款品种,如畜牧业贷款、农机设备贷款、房屋建设贷款、农村创业贷款, 根据不同需求特点设置不同的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2.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开办信托业务, 授理外来资金。3.发展租赁业务, 解决新农村建设中某些项目初期投入不足的问题。4.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对农村信用社实行与商业银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 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缓解其资金紧张状况。

2.鼓励民间金融发展

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引导和管理，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成真正的民间金融，坚持农村信用社支持和服务“三农”的制度特征。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继续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备，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开展小额信贷成为当下丰富农村金融体系多层次格局的需求。

3.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1）充分发挥“窗口指导”和工具引导作用，构建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服务体系。基层人民银行应协同银监部门做好央行专项票据兑付考核工作；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农村信贷产品创新，丰富农村金融产品。

（2）加快农村资金流通，构建面向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结算服务体系，直接吸收农村金融机构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将农村金融机构纳入同城票据交换系统，确保同城清算资金及时到账，推行支付结算代理制。

（3）建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保障补偿机制。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一旦农村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经批准可以动用其存款准备金。要积极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根据我国国情，在现行金融体系中，应设立由人民银行主导，财政部、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其他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作为主体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机构。应培育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机构要依据各自的定位，增加开办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中长期贷款业务。要组建各类农村信用担保机构，满足农村借贷主体差异化融资业务需求，对健全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形成全方位支持，在符合农村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的原则下，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雪飞，《农村金融学》，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

[2]章奇，《中国农村金融现状与政策分析》, 2007年12月10日

[3]林毅夫，《金融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4]贺军，《民间金融的大机遇》，《新证券》，2002 年9 月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