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口问题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精选8篇）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 篇1

曹新（中共中央党校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室）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迅速发展

从纯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以常驻地是否改变为唯一标志，将流动人口定义为 暂时离开住地而非迁居的各种移动人口。然而，在中国推进城市化、实现工业化 过程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人口，即是在农村“推力”和城市“拉 力”的作用下，采取直接或间接转移形式，按照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贫 穷地区向发达地区、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规律不断流动的人口。当代中国的流动人 口与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人口有其共同之处，都是以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的“向心式”流动为其最显著的特征的。从流动人口滞留的时间长短来看，可以 把其划分为长期流动人口和短期流动人口。从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和原因来看，可以把其分为公务型流动人口、文化型流动人口、社会型流动人口、经济型流动 人口、盲流型流动人口和中转型流动人口。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因其自身特点对 中国的经济、社会起着不同的影响。但对中国推进城市化、实现工业化和发展市 场经济影响最大的则是长期性的经济型流动人口。这类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业剩 余劳动力，其流动的显著特点是以谋生和就业为目的。这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流 动人口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有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农村承包

生产责任制的贯彻落实，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对外开放的实行，中国农村三级 所有制和产业结构开始解体，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特别是东部、中部人口较 多的地区农业劳动力有很大的剩余。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力量也有了 剩余。这样，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便冲破了城乡隔离的藩篱，从土地分离转移出 来。他们除了在本地从事工副业生产外，有了进了当地的乡镇企业，有的走向外 省市，从事建筑、修补、运输、家庭服务等等工作。而城市的科技人才，也走向 农村，为乡镇企业服务，为施展自己的才干寻找广阔的天地。从而启动了新的历 史时期人口流动的序幕。

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流动人口也进入了一个流动特征纷繁变化的重要时 期。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日趋活跃，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 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迁移与流动的流向和形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延续数百 年的向北方的人口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流动；城镇化进程加速，尤其小城镇得 到迅速发展；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迁移变为向人口稠密地区的集聚性流动，即 由外延扩展型迁移转变为内涵发展型流动；人口流动类型与机制发生变化，计划 迁移的比重下降，自发流动的比重上升；工业和第三产业流动人口占据主导地 位。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口流动转型的重要阶段，这一转型揭开了人口流动与城镇 化发展的新篇章。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又出现了大规模、跨区域、长距离的引 人注目的现象。与八十年代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出现在城乡 之间，而且出现于省区之间。具体来说，就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向东部地区的 大、中城市流动，形成了规模性和浪潮式的冲击。

从整体上看，中国流动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据1982年“三普”调查，全国

共有一年以上常住流动人口657万人，到1990年“四普”时便上升到2135万人，增

长2.25倍。1993年12月10日，上海市进行了第五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

果，每天有外来的流动人口331万，比1988年10月20日第四次调查的193万增加了 138万，年递增率为11.4%[1]。1994年11月10日，北京市也进行了全市流动人口抽

样调查，调查结果，当天外来的流动人口为329.5万，接近于户籍人口1062.8万人 的1/3，比1980年净增加300万，大约增长1.5倍。[2]据有关部门估计，1995年中

国流动人口数量约为八千万人，其中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暂住人口为4400万人。这

些暂住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村流出的剩余劳动力。1984年中国约有农业剩余劳动

力9485万人，即接近1亿人，；1994年超过2亿人，到2000年将达3亿人。改革开放

以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的非农生产，已经就地安排了1.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其

余的8000万左右就是外出谋生的较长期的流动人口。据测算，由于人口增长的作

用，到200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再度增加到2亿人，到那时，流动人口很可能再

增加1倍而达到1.5亿左右。[3]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流动人口是急剧增长的。这一支数量庞大的 流动人口大军，如何充分发挥其作用，对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小 康目标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重要问题。

二、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状况

（一）流动人口的流向及其成因

当前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大，分布面较广，但流向比较稳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从汉族聚居区到少数民族自 治地方，到处都有流动人口的足迹。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凡是有 条件、能赚钱的地方，都有流动人口出现，这些流动人口大多是亲戚朋友介绍，或当地在外地已有就业门路的民工所带出，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流向。流向的稳定 性也表现为流出地与流入地具有相对集中性，且大多数是从农村流向大中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

从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流向来看，中国农业劳动力既有一小部分直接流入 城市现代部门，但相当大的部分是流向城市传统产业部门。在农村内部，有一小 部分流入县城和县辖镇，绝大部分是就地转移。根据有关部门对19万多农业劳动

力的调查，转移劳动力70216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7%。在转移劳动力中，迁往乡

外农村的13181人占总转移人数的18.8%；乡内转移的43223万人，占61.6%；迁往

城市的8965人，占12.8%；迁往县城和其它建制镇和集镇的4673人，占6.7%；出国

劳力输出174人，占0.2%。[4]可见，绝大部分转移劳动力是转向农村传统的非农

产业部门。转向城市正式部门的是少数，转向农村较为现代的非农产业也是极少 数。

从以上分析的转移劳动力的流向可以看出，流向城镇地区的占到一半以上，其中流向中小城市的最多。而流向城镇人口的部门流向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 部分以“农转非”的方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这里有一小部分是出生于农村的青 年学生，他们在接受高等或中等教育的训练后，进入城市的正式部门，给这些部 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小部分则是由国家根据特殊政策专控的“农转非”人 口。

一部分以暂时性流动人口的形式进入城镇非农产业部门。这又可以分为两种 类型：一种类型的人口以自谋职业的方式进入城镇非正式部门，发挥着“拾遗补 缺”的作用，干着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如建筑工、清洁工、临时摊贩等。另 一类型的人口则流向城镇正式部门作为正式职工，从事正式职工不愿干的苦、脏、累的工作。这种暂时性流动人口虽然填补了城市缺员位置，但造成了城市正 式部门更高程度的“隐性失业”，使本来就存在着的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城市企业 的过剩劳动力状况更加严重。

对中国所有流动人口来说，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婚姻迁移和随家迁移是人 口迁流的主要原因。这四类原因引起的流动人口占中国总流动人口的71.2%，即三

分之二以上。这四类主要的原因中，务工经商比重最高，学习培训次之，婚姻迁 移又次之。这种顺序反映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的动因变化的趋势。可 以预料，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务工经商而引起的人口流动将越来越占 有重要地位。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和对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内在要求，也会 使得学习培训类的流动者增加。

中国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的人口之所以占据很大比重，是因为大量的农业剩 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寻求就业机会这一宏观的背景。中国二元结构经济的存在，使 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业效益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推动效应”；城市就 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生活条件好，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拉动效应”；经 济发展和改革不平衡，也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向比较发 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这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因。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打破了一系列体制藩篱，为人口流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性。改革开放也使人们的观念改变，广大农民逐步走出乡土观念和小农意识的束 缚，市场经济意识、竞争意识和流动意识逐渐加强。这些都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外 出务工经商的相关因素。

（二）流动人口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

中国流动人口在时间上的分布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人口流动的高峰期有一定的周期性。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期间，数 以千万计的民工、数百万放了寒假的学子、远在异地各条战线的人员都纷纷返 乡。春节过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又返回去。这样的周期性的“流动人口潮”一 年高过一年。此外，在“五一”、“十一”、暑假等重要节假日，社会型、文化 型流动人口也大量增加，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二是流动人口在外滞留时间日趋延长，大有扎根趋势。上海市的流动人口 中，49%滞留已超过半年。北京市的暂住人口中，滞留时间在3个月以内的占 24%，3至6个月的占21%，半年至1年的占31%，1年至3年的占16%，3年以上的占

7%，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说是没有北京市户口的“老北京”了，在一些流动 人口的聚集点，甚至已形成了他们的自成系统的多功能小区。[5]据部分城市调 查，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平均在外滞留195天，其中从事家庭服务业（保姆）为 307天，从事建筑施工的为297天，其它雇工的为236天，从事小商小贩的为225 天，从事各项修理业的为207天，这五类人相加，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一半。这些

人是常年流动在外，只在节假日才回家休整和团聚。[6]

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如前所述面比较广，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 空间分布有着自己较为明显的特点。

第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具有层次性。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第一层次 是就地转向非农产业。这一层次的人口包括村办工业、家庭工业、新经济联合体 等村级及村以下范围内劳动者联合兴办的不由镇上的非农企业吸收的农业人口。这是一种“恋窝型”的人口流动方式。流动的第二层次带有初步的集聚性，农 业剩余劳动力不仅职业发生变化，而且就业场所也由农村转到小城镇。流动到第 二层次的农业人口与第一层次一样，具有流动性和兼业性，但和第一层次的人口 相比，流动性更大，他们往返于农村与小城镇之间，流动范围由一个村扩大到一 个乡、镇。这是一种“钟摆型”的人口流动方式。流动的第三个层次是向县城 以上的城镇流动。此时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职业和和工作场所发生变化，而且居 住场所也由单一的农村变为城镇与农村并重，形成明显的“双栖型”人口流动 现象。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即是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也即由人口流动向 人口迁移转变。

第二，跨区域流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区域分布的选择上具有不同的特点。跨区域流动的农业劳动力的区域分布比重是：总体来讲，42%左右在县内，28%左

右在县外省内，流到省外的超过了30%。不同地区间存有差别，东部地区的农业 劳动力主要在省内流动，占82%；中部地区主要在省外，占45%以上；西部地区流

向省外的比例也比较高，为27%。流向区域就城市和农村而言，以城市为主，占 70%以上。[7]

（三）流动人口的构成

首先，从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来看，一般说流动人口以男性居多，但在不同 类型的流动人口中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据“四普”统计，在2135万一年以上 常住流动人口中，男性占55%，女性占45%，性别比为122.2，比普通登记的总人口

106.6的性别比高出15个百分比。1994年11月10日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调查中，男 性占63.5%，女性占36.5%，性别比为173.62，远高于常住人口性别比107.02的水

平。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中，不同职业对吸引不同性别的务工对象有着明 显的区别，但对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并未形成多大影响。仍以北京市为例，在建 筑工地上的流动人口，男性占98.4%；在各类市场的流动人口，男性占58%；而居

住在家庭户中的流动人口，女性占63.6%。[8]在非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中，主 要指探亲寄养、求医治病、旅游观光等民间往来人口，据成都市1989年9月的抽

样调查，这类人口只占流动人口总数的26.7%，分性别看，男性占52.57%，女性占

47.43%，两者相差无几。[9]

其次，从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一般呈“两头 小，中间大”的状态。而且，今天的流动人口与过去相比，则表现为“两头更 小，中间更大”的状态。过去暂住人口老人、小孩（指14岁以下和60岁以上人 口）的比重一般合计在30%以上，现在大多降为20%以下。进一步看，在劳动适龄

人口中，按5岁年龄组统计，流动人口又主要集中在15至34岁四个年龄段。据浙江

“四普”资料，这四个年龄段的人数占适龄人口的76.46%。同样，北京郊区占 82.82%，武汉近郊占71.1%。[10]

第三，从流动人口的就业范围、产业领域与职业分布来看，在中国8000万流

动人口中，“农民工”是主要部分，占3/4，达6000多万。[11]总体而言，外出

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范围首先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占近1/5；其次是城市私营企业，占13%左右；再次是个体工商户，占12%左右。在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事业单位 就业和独立或合作从事个体工商业的比重大体相当，都接近10%。外出农业劳动 力就业的产业领域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业，二者合计超过了50%；在饮食服务业就 业的劳动力也较多，约占15%。虽然外出劳动力中也有一部分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和技术工作，但大多数外出劳动力从事的是一般性劳务，即所谓“打工”，比 重接近70%；约有10%从事个体工商业活动。[12]就业层次是比较低的。

第四，从流动人口的文化构成来看，由于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所以其平均文化素质偏低，以初中、小学文化水平者为主。在上海的流动人口中，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的占2%，高中占10.1%，初中和小学分别占48%和28%，文盲、半文盲

占9.1%。但在农民中，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要高于非流动人口，1992年，中国农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 篇2

1 中国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作为全球人口第一的发展中国家,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口数量的总和与中国总人口数量相当,这是我国的机遇同时也是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稳步降低,在30多年严进严出的计划生育手段的控制下,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状况得到了有力的改善。但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还不够高,经济、教育等实力还不够强,人们对于生育养老的想法必须得到进一步的转变,尤其是传统村庄中“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需要更新,当前我国刻意保持的低生育状况尚存在风险,随时有暴发的危险。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大,不同人口层级之间收入差别过大,特别是中下层人口收入过低,中产阶级群体人口数量不足已是公认的事实。收入差距过大,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个体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都较明显,反过来对我国人口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口群体相对固化;各项人口发展指标不理想;人口与外部的关系不协调[2]。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我国年末总人口(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侨人数)为136 072万人,就业人员数量为76 977万人,2012年有917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失业率为4.1%。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持续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供求矛盾,以及经济发展与工作岗位中存在不协同和结构偏差的问题,导致我国就业态势不利,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较低的就业水平减少了劳动者收入,降低了其在未来经济活动中的支付能力,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和谐稳定。

2 中国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绝对较低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相对低下的情况仍然严重。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文盲群体人数占据总人数的6.72%,每10万中国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仅为3 600多人,平均接受的教育时间仅有6.4年,远低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的数据,印度是全球文盲总数第一的国度,中国紧随其后,也是“高”居前列,其中女性文盲居多,男女文盲数量比值基本保持1.0∶2.7。中国人群的普遍教育年限比较低,九年义务教育制的人群接近受教育人群的60%以上,大专及以上教育层次人口比重偏小,而且增长速度很慢。高等教育人群作为未来国家软实力的代表,我国目前数量较少,占有率不高,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潜在危机。目前我国每年仍产生数以百万计的新文盲,这同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劳动力文化技术水平偏低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这种矛盾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越来越突出。人口文化素质、科技水平偏低和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矛盾,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和企业产品结构转换过程以及引进外来技术改造企业的过程中,已出现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待业问题。在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里存在着大量过剩劳动力,他们处于潜在失业状态,同时也反映了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的劳动力被游离出来了。

3 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中国从古至今崇尚“尊老”的观念,拥有全球老年人口总量20%的老年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数据,2013年我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龄群体有13 19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7%,老年抚养比(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为13.1%,中国正经历举世独有的快速度、大数量、弱支撑的人口老龄化,老龄群体数目持续增加、老龄化速度增长快,人口老龄化现象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现阶段我国出现“未富先老”的不利现象,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总体经济实力和人际收入水平与普遍老龄化现状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普遍老龄化和人口增长模型的转变已经让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承受了无法想象的压力,导致有效劳动力明显减少,加重了社会保障和财政支出的压力。

另外,由于二元经济体制使得农村与城市不可避免地分裂开来,农村地区农户的城镇化和市民化落后于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普通农户城镇化和市民化发展水平的滞后,意味着资源不能在城乡间得到合理流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及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消费需求增长的缓慢等问题,从而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4 结语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两者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需要我们不断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和构建。人口数量与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是所有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作为新时代的一员必须深刻牢记和掌握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在可持续发展的伟大道路上[3,4]。

参考文献

[1]吴雪,温涛.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初探[J].现代商业,2007(12):149-150.

[2]廖海亚.收入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

[3]张桂莲,王永莲.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人口学刊,2010(5):48-53.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问题 篇3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劳动力

一、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由来

我国学者多把“人口红利”定义为“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因为从人口对于经济的作用来看,人在成年之前是需要投资物资来照看的,因此要消耗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人在成年之后就可以具备一个成熟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便可以对经济的发展有定的贡献。在退休之后,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则不具备一个正常劳动力所具备的条件,也就不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因此,若一个社会的青壮年在人口中的比重相对来说较高的话,就会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就会形成相应的“人口红利”。但是这和一国的经济发展的结构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人口红利和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分不开的。因为在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由于传统部门可以向工业部门提供几乎无限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工资完全取决于维持生活最低费用的标准,因而劳动力的价格很是低廉。而“人口红利”就会出现在这一阶段。但是当这一阶段完成后,劳动力几乎全部向工业部门转移以后,就会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从这一点以后,由于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其的工资水平也就开始上涨。因此,“人口红利”也就逐渐消失。我国由于处于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出现了工资水平开始不断上涨的现象,这也许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就要出现,而就会相应的出现一系列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就是“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问题。

二、我国“人口红利”是否要开始消失

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的劳动力的工资也不断的上涨,就有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的说法。现在分析一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首先,我国的经济现在正处于二元经济的转型期间,面临着劳动力即将从传统部门到工业部门转移完毕的境地。因此,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特别是沿海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最近几年,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问题,因而,我国经下来要做的工作是解决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问题,做好经济的转型发展。

三、应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措施

在面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做一下几点来改善我国的就业状况:

(一)实施更加合理的产业政策,在使用劳动力的方法上大胆创新

要保证非技术类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不要过早的进入劳动力稀缺的状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50%以上,因此我国的劳动力转移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现象,不会在短时间内很充分的暴露出来,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有效利用劳动力是极为重要的。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还可以从生产方法和技术以及生产设备做一定的提高。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刘易斯拐点的发生进程,从而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经济转型发展,从单纯的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的发展,到高科技人才引领经济。

(二)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提高其技能,但是要特别注意对先进技术的教授

首先,要做好技能培训,特别是对高中后没有继续进行高等素质教育的人要进行一定的技能培训,因为他们已经是成熟的劳动力。这意味着我国需要继续兴建高等职业院校,以满足对这部分人群的教育需要;其次,要对下岗之后还未再就业的职工以及返乡农民工的做好再就业培训工作,帮做其找到工作。再就业的培训,主要是对现今需要的技术的教授,让其重新具备一个劳动力的资格。除此之外,还应该当下政府对再就业的一系列政策的培训,让其明白自身所有的一些优惠条件;再次,要对我国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缩小农村和城市的教学成果的差别,使所有人都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这样才能提高我国人口的整体素质。总之,就是要提高现有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再是考劳动力的数量,而是靠劳动力的质量来吸引投资者。

(三)要改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民工进城之后待遇

首先,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建立一种更牢固的关系。因为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不像原来那样似乎是无限供给的,变成了劳动力稀缺,因此,雇佣方从原来的有利地位变到了不利地位,其必须要对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给予激励,这种激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的雇佣关系;其次,对于农民工进城,要给予充分的合理的待遇。长期以来,我国就有歧视进城的农民工的传统,因此农民工在城里的就业环境就相对来说比较的差,他们子女在城里的学习环境也相对来说不是太好,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以帮助其公平,平等的就业。

参考文献:

[1]钟水映,李魁.中国人口红利评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2).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一 篇4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q uot;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这种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人口素质的做法应当说是给人启迪的。虽然“人口”与“人”的关系如同森林和树木一样的密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现象上看，人口是个人数量的集合;从本质上看，人口是个人关系的聚合”(阎海琴1992)，但毕竟“人口素质”不同于“人的素质”。“人口”范畴和“人”的概念的两个最大区别：一在总量，二在结构。系统论的观点早就告诉我们，结构决定功能。也就是说，一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某一个人口所具备的功能。这种种“功能”自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质”或者说“质量”。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完全可以说，人口的结构就是人口的素质。无视人口总量的和结构的特点来谈所谓的“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很容易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素质”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辞地在“人”的层面上做“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的文章，这当然是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经很独特地认为：“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之概念内涵明显相别，各有所指。前者说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自带的属于先天本有的“东西”，泛指“人”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质地”，如生理机能、固有心性、潜在智慧、气质特点。后者说的则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自觉地努力多获得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人”对其“素质”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发展的实际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观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可以将“人口素质”视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价值再造的“基础”，而将“人口质量”视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发展的人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谈到：人口质量的本质实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就其具体存在而言，往往表现为潜力、储力、显力三种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长，并以其统一的拥挤构成共同体现人口质量的实际水平。他显然将“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与“人的素质”或“人的质量”相混淆，将重点做在“素质”和“质量”的差别上，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前提：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

quot;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将”人口素质“看作是先天遗传的禀赋，而将”人口质量“看作是后天养育的状态。然而，这种看似有些道理的观点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无论”人口“与”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有很大差异的概念。倘若前提错了，推论也就可想而知。诚然，在中文中”素质“和”质量“可以有所区别，但英文中却是源出一词，即”PopulationQuality“，对此又作何种解释?

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曾经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导致人口质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素“或”两要素“’论，其实几乎没有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这两位学者的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阐述。首先，他区分了”一般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其次，他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属性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生命“和社会属性�;�：”劳动“。他在1986年曾经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一般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质量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有的内容来作为一般人口质量的内涵。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学界真正的学术规范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以及评论中的学术承继始终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因为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得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与”人“的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认为：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数量抽象，不区分阶级，没有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生存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观点，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的传统看法。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的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人口“。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认为：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概念。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质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差“的概念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质量的概念和内涵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看法与阎海琴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重要。

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事实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状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以及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的”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穆光宗1989;许金声1991)。之所以用”智力素质“代替”文化科学素质“，是因为文盲人口虽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学方面的素养，但决不会缺乏一定的智力发展水

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无法测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说，”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如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的作用，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从事活动，就可以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为什么重要?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作用力和功效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含义和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曾经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具体来看，首先，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状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其次，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乏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再次，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或者说”素质脱贫“是我们的本质目标，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对我国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同并付诸实施。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 篇5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８０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1982～1990年，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5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8.54）、俄罗斯（8.12）、高山（7.99）、塔塔尔（7.60）、锡伯（7.15）和赫哲（7.11）６个民族；相对最低（≤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５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２．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为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为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为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为33.1，文盲人数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为49.7，文盲人数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为28.5，文盲人数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为30.2，文盲人数增加了６.４；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张天路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莫里斯于1997年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PQLI由婴儿死亡率、１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３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１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３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１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３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ＰＱＬＩ，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２０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３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６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３７个数值。

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10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

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26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构成、15～19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成人文盲比率、15～19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

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22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1998）。

在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18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14项和11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8项，京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6项，哈萨克族5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项，毛南族3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4个民族各得1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55个少数民族的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10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19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10）婴儿死亡率达到20‰左右；（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1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达到80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在1990年的中国56个民族中，达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10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6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1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还处于待起步状态。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雎省⒀映て骄倜吞峁└咚刂世投肆Α⑻岣卟挡棵诺目萍己坑刖眯б娴绕鹆嘶饔茫坏谌Ψ⒄姑褡寰茫罨谐【檬敌锌耪撸岣呷司盟剑⒄菇逃⒖刂迫丝诠ぷ骱蜕缁嵫系仁乱堤峁┬酆竦奈镏驶　Ｗ苤叭丝凇逃谩钡男鞣⒄鼓Ｊ剑厝坏贾驴刂迫丝谑俊⑻岣呷丝谒刂省⒄裥嗣褡寰玫男饔肓夹匝罚梢运凳鞘迪窒执兔褡宸比俚挠行揪丁?/P>

（十二）西藏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西藏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西藏人口事实，不断编造西藏人口谎言。因此，西藏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10本：《中国人口.西藏分册》（刘瑞1989）、《西藏人口的变迁》（张天路1989）、《当代中国西藏人口》（孙兢新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西藏卷》（常崇煊1989）、《边区开发论著.西藏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1993）；《中国简况.西藏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西藏卷》（晋美多吉等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西藏藏族人口》（李永胜等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ues》（张天路1997年）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西藏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

1．西藏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西藏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西藏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西藏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平反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西藏计划生育办公室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西藏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成人文盲率高达90.6，其中男性为80.0，女性为97.6；乡村成人文盲率高达91.4，其中男性为81.6，女性为98.1。

2.西藏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1951～1959年从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3.10）；1965～1985年从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1.95）。与此同时，西藏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85和0.75；1990年则藏族上升为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3.68和0.82；到1996年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3、2.9和0.8。

3.西藏人口预测。以1990年为221.78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2000年分别为263.75万人、266.51万人和209.63万人，2050年分别为401.00万人、443.10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断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项数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西藏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孙兢新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首先是妇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时40～49岁的高育龄妇女的未婚比率虽然还高达7.43（次仁多吉1995）（比全国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岁终身不婚妇女的10.83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使更多妇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机会，但1995年又反弹为8.26。其次是降低妇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西藏40～44岁妇女未（或者不）育率为9.4，虽然比全国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但比60～64岁妇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将近一半，不过1995年又反弹9.9。西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积极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水平，转变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传统习俗，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西医、藏医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区），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等。经过努力实施之后，西藏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为1967年的11.6‰，再降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1997年为7.9‰；婴儿死亡率则由1951年的430‰，降为1981年的155.2‰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实为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万下降为1985年的143/万，再降为1989年和1994年的71/万和57/万，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个百分点，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奇迹。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1987年的56.95岁和1990年的59.61岁（常崇煊1993）。

5.西藏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西藏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西藏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发现了各民族的人口特点、问题及其与民族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

虽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现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类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重或十分严重：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人口峰值还未显现；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较低或者相当的低；人口构成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类型；贫困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深化和蔓延等。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1.稳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这包括生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贫到岗政策等的调查研究，为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及改善民族人口结构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坚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在坚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登记和汇总项目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登记的分民族人口项目。3.进一步重视培养和扩大民族人口科研队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随着年龄老化，进入21世纪的断层问题和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更加突出，抓紧培养民族人口科研人才问题时不可待。

4.进一步加强民族人口科研工作。当前已出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小、经费少的严重局面，如果有关部门不予以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的深入与质量，特别是危机到民族人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持续发展问题。

5.重视民族人口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跟踪研究。在进行跟踪研究的同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民族人口现代化和民族繁荣进程新信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6.重视和加强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研究。组织相关学科的协同政策，进行规范化的调查研究，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出现的人口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过去由于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经费不多、研究任务很重，很少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民族地区当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及时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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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留守儿童问题 篇6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一下三个方面

1.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大多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一代的看养，由于是抚养的是自己儿女的孩子，对孩子就会更加溺爱，在物质上使其得到充分的满足，忽略在精神上的教育，较少地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能力，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缺乏养成良好习惯的环镜，其次，祖孙年龄相差较大，对待问题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祖辈思想保守，对待问题缺少创新思维，儿童好奇心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有自己思维，这就可能与祖辈发生冲突，使儿童产生叛逆心理。另外，老人年岁大，精力不足，健康状况欠佳，再加上有的老人监护的有几个“留守儿童”，真是力不从心。这样，这样上代的监护就偏于放纵疏松，对于儿童就容易产生多种心理问题如怕事、孤僻、内向的性格。

2.留守儿童的教育质量。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学习方面的帮助和监督大大减少，甚至完全减除了，使孩子在学习方面处于一种无人过问的状况。渐渐使孩子对学习产生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孩子的精力不放在学习上，自然就要在其它方面加以消耗，于是其行为开始出现偏差，加上监护人本身对孩子亲情缺失状况的同情，于是在孩子行为稍有出格的时候也不会加以管束，使孩子在偏离健康发展轨道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3.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由于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只是把精力放在孩子的生存和生活上，而忽视了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监管的缺失造成了留守儿童时刻存在着安全隐患，儿童生性顽皮，喜欢攀爬，无视交通等行为和缺乏拥有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使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问题不容小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

1.从大环境来讲，社会因素难辞其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农业发展落后与其他产业发展，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农村，而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一般由祖辈，叔父，亲戚看守，留守童问题由此产生

2.家长对孩子抚养、教育的重要性的理解欠缺 大多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一代的看养，他们认为必须给孩子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而在除父母外的监护人眼里，认为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不能对他们要求太严格，应对孩子更多的爱,忽略在精神上的教育，较少地培养独立思想的能力，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缺乏养成良好习惯的环镜。3.城乡不均衡发展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其中一种要原因。当今，一方面全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因此，农民不得不想办法改善家庭经济生活条件，让自己孩子摆脱这种祖祖辈辈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当最基本的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时，他们只能选择进城务工赚钱来养家糊口，从而使儿童在不完整的家庭中成长，是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就缺乏某一方面的感情。

如今，“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现状需要从政府、家庭、社会等方面切入，全面地认识目前留守儿童的问题，并做好解决对策，让数量不断增加的留守儿童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1.以政府积极改革制度为起点。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首先要从政府入手，政府要积极改革户籍制度，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确保教育的公平、和谐发展。

2以家庭倾注更多关注为中心 家庭是教育儿童、少年最重要的场所,家庭教育对子将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要和孩子加强情感上的交流，而不是一味地只在物质上满足他们。3以社会的大力宣传教育为辅助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 篇7

一、人口结构和人口老龄化

所谓的人口结构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种结果。构成这些标准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年龄、性别、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家庭人数等,而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人口结构中的年龄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通过人口结构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当论及这一问题,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本文将人口结构按照年龄划分为三个区段:0-14岁、15-64岁、65岁以上。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

在2000年,中国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发现,0-14岁的青少年的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的下降,而65岁以上的人口正在不断的增加,其中在2000年的时候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8810万,占了总人口的6.69%,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规定7%的老龄化水平。根据统计,2003年的65岁以上的人口为9692万,占了7.5%,预计到了2010年将为1.1亿。因此人口数量问题、人口质量问题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是我国亟待要解决三大人口问题。根据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如下。

三、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可持续性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可以归功于国际环境、社会安定、体制高效等必要的宏观条件,以及诸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之外;而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

Kelly和Schmid(1996)保留了Leff简单的分析框架,通过对89个国家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三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如果通过加入国家虚拟变量和年代虚拟变量来估计一国之内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年幼人口的比例与较高的储蓄相对应。

模型数据选省级时间序列,但是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性问题,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年份虚拟变量,地区虚拟变量。用于分析的回归方程如下:

公式中,S/Y代表储蓄率,即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Y/N代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g代表经济增长率;D1代表少儿抚养比,D2代表老年抚养比,Year代表年份虚拟变量,Region代表地区虚拟变量,αi,i=0,1,...,6,代表待估参数,ε代表误差项。

通过计量模型的验证分析,我们得出一下相关的结论: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是决定储蓄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以及政策和体制因素也影响地区间储蓄水平。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有显著性影响,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0-14岁人口比重的逐年下降,而65岁以上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导致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三是随着65岁以上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储蓄率下降(更少的年轻人储蓄,更多的老年人消耗他们的储蓄),导致投资减少。

(二)人口老龄化的其他影响

人口老龄化除了会降低储蓄率之外还存在以下的负面影响:一是医疗成本以惊人速度上升。由于老年人需要更多医疗保健,这将给年青一代带来庞大的医疗费用负担或者导致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二是不断扩大的养老费用支出,同样导致高额的保险费用或财政赤字。三是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导致经济不断恶化。四是劳动力严重短缺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五是从事工作的热情减少,或者改革阻力大导致经济缺乏活力。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的增长经历了两次显著的“婴儿潮”。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30‰左右的水平;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经推算可知那些60年代“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目前大约在45到55岁期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劳动主力军,还是导致我国收入的相对增长和消费的相对下降的主要的储蓄者。而80年代“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也将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和储蓄者。所以那些第一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将在2020年前后陆续进入老年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会突然加速而逐渐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

因此为了更好的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选择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模式,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一方面改变旧的保障制度,使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另一方面,为了支撑这个过渡,还应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其次,加快调整产业结构。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些老年产业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最后,政府要加强消费引导。随着少年人口的下降和老年人口的增加,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用于消费生产性的消费将下降,而用非生产性的消费会上升,从宏观政策的制定上看,要对居民消费给予引导。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 篇8

【关键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养老问题

一、前言

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能力的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于2000年底进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时代进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多年，近些年，社会家庭结构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家庭的结构类型多以“四一二”的形式生活，使其家族的关系网络简单化，社会支持的关系网络相对变窄。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养老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笔者通过对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养老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如下阐述：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

我国的人口数量的排名一直居于国际前列，为解决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数量的相关问题，我国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很好的控制了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同时也改变了我国大部分年轻人的观念，很多年轻人甚至喜欢丁克家庭，种种观念和因素降低了我国的生育率。我国的五六十年代是人口生育的高峰期。由此，形成了我国现有的人口年龄的结构模式。青壮年的比例减小，老龄化的比例增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的发展速度相比，我国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例如：法国在进入老龄化阶段用来130年，美国则是用来了79年。而我国仅仅用了20年。我国的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有很大不同，也导致区域老龄化发展速度的不同，我国一线城市上海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要早于宁夏自治区33年之久。

三、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养老问题的影响

1.养老资金不足

近几年，我国老龄化程度增加，我国的赡养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经有关专家研究表明：我国在现行的政策的基础上，养老金的赤字问题将会出现在2016年。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显示：2010年之后，我国的养老负担会呈现极速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30-2040年间，其养老金会遭遇巨大的养老资金支付压力。

2.城镇和农村养老系统运行体制的不完善

从养老保障制度实施开始，各级政府在运行养老保障制度的同时，很少会关注风险控制环节，只是重视养老保障运行的社会效益。由于各地政府制度的制定有区域性的差异，其保障的费率有很大的不同，其中间差可达15%左右，如此不统一的政策规定，降低了企业和个人投入保障费用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了养老保险的基本资金的保障。

农村人口的经济来源多以土地为主。如今经济的高速发展，年轻人对大城市的高品质的服务设施的向往，使很多年轻人将老家的土地搁置，进入城镇打工。使农村出现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状况。农时耕地种田，农村已经没有更多的青壮年的劳动力，从而使农民的农产量降低，也降低了生活的经济来源。近几年，农业用地在进行转变，不断转变为工业用地和集体农业用地。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农村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政府在进行农村养老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庞大的受众群体与较小的服务体系之间的矛盾状况。其体系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问题的解决策略。

四、完善中国养老问题的相关策略

1.建立合理科学的养老保障体系

根据不同地区和地域的政策不同，进行合理的动态的衔接。扩大养老保险范围，加强国家的补贴能力，推动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加强各地区的政府职能的执行力，进行养老保险的相关资金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完善筹资模式，降低风险机制，使养老保障体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建立专业的养老服务的专业组织

政府需要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法律法规，使其老人和家人能接受居家养老服务的理念，完善我国的养老服务体制。政府要加大对养老服务资金的投入，并且通过一些方法将社会的资金进行引入，壮大养老服务的资金量，使其更好的服务于老年人。建立一支专业性的养老服务的团队，其考核制度可以参考美国养老的工作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完善的养老制度和养老服务团队能促进国家和谐稳定的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变化的论述，阐述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结构的变化对养老问题的影响和解决策略。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使中国养老体系制度不再单一化。多样化的养老制度和养老的服务体系是满足未来的中国家庭的生活需要的发展趋势。国家应引进外来理念，建立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构建国家养老的安全网络，实现我国在老龄化的人口格局基础上，健全合理科学的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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