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区矫正现状

中国的社区矫正现状（共8篇）

中国的社区矫正现状 篇1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犯罪性质比较轻微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如今，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方式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2000年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刑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社区矫正的内容包括对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监管，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以及对他们的服务。目前，我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已开始了社区矫正的试点，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公安部，国家司法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促进有关社区矫正方面的立法工作，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从2003年7月开始，这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在北京开始启动，第一批东城、房山、密云三个试点区县47个街道、乡镇。2003年12月1日开始，第二批有六个试点区县：顺义，昌平，朝阳，通州，怀柔，大兴开始实行。

本市试点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主要指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居住在试点区（县）的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这些人员在矫正期间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组织规定的汇报、请销假、迁居等制度，通过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改正自己的恶习，认罪伏法，重新做人。

五类矫正对象确立的法律依据：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或有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批准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5种人。根据目前的法律制度，对5种人实施社区矫正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法律规定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权的全部为公安机关。具体规定是：《刑法》第38条第2款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第58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狱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管理……”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有公安机关考验，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第82条规定：“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79条规定的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第79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有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第85条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内，有公安机关予以监督。”

《监狱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对前款所列暂不收监的罪犯，应当有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暂于监外执行的罪犯，有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前款所列暂不收监的情形消失后，原判刑尚未执行完毕的罪犯，有公安机关送交监狱收监。”第26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提出书面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批准。”

第27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第28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刑期未满的，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即使通知监狱……收监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死亡的，公安机关应及时通知原关押监狱。”第33条第2款规定：“被假释的罪犯有公安机关予以监督。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期间，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假释建议，法院裁定撤消假释的，有公安机关将罪犯送交监狱收监。”

矫正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旨在实现这样的目的：解决监狱的拥挤状况，降低行刑成本和加强实际的行刑效果。增进罪犯与社区的联系，避免监禁刑对犯人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监禁综合症）促使其最终有效的回归社会。促使犯人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觉悟，为社区做出实际意义的服务，为社会作出一点补偿。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逐步实现我国行刑的人道主义。

矫正工作已经取得的成效：

1健全机构，建章立制。从全市层面上，成立由市委政法委和市政法部门的领导组成的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司法局。在区和街道层面上成立了相应的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矫正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监狱警察予以配合。同时《社区矫正工作细则》《社区矫正工作者手册》《社区矫正对象手册》《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办法》等一系列的制度得到了初步的落实和建立。

2扎实开展社区矫正的基础工作，规范矫正对象本人和档案的同步接受，为每个矫正对象建立较完整的矫正档案，统一印章，并进行规范化管理。因人而异的制定矫正方案。定期家访和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在不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促使其完成社区义务劳动。同时给予矫正对象实际意义的生活帮助和尽可能的解决其就业的困难。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所面临的困难：

1，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矫正工作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措施的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针对的五类对象：“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的行刑机关都应当公安机关来具体执行。而实践上矫正工作成立了矫正小组，具体工作却是集中在司法局及下属的司法所。这些司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既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没有政府发文，更没有可以为行使职权进行保障的强制措施。据了解，很多的矫正官员在进行工作，为帮助矫正对象的实际生活而需要与相关机关交涉的时候依靠的都是个人的社会资源，由于也没有专门矫正经费甚至有时候还动用个人的财物，试点工作进行了这短短时间，各项工作还很就绪，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它急需要政府相关的行政规章或者地方性立法的保障，以明确相关国家机关的职权。

2，社区群众的认同度不高。社区矫正是需要执法机关，矫正对象和社会群体的三方配合，由国家机关借助社会综合资源的帮助而对矫正对象进行的开放式行刑方式，在我国它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调研过程中，据了解，矫正工作者认为在试点阶段，由于社区矫正还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如果工作得不到地方的政府领导的重视，工作就很难开展，但现在的状况是很多领导都不了解社区矫正究竟为何物，社会上的一般群众就更不用说了。由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大力挖掘各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同时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新闻，讲座等多种形式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

会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

3，矫正对象本人的心理障碍。某些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方式存在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不愿意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对于集中的学习和义工劳动感到耻辱。同时希望司法机关不要做定期的家访，以免打扰自己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执行机关都尽量考虑到矫正对象的隐私权，向其工作单位做相关的保密，在保证有效的控制和强制的情况下让矫正对象自主选择义工劳动的时间，尽量避免从事有辱人格的集体性公开性劳动。

4，矫正经费的短缺和无着落。矫正经费短缺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公安机关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但现在具体矫正工作主要由司法局极其下属的司法所进行。很多区县司法所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和教育设施。甚至在组织罪犯进行学习时的一些书面材料的准备因为资金的缺乏都成了负担。矫正工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但它仍然是一种国家机关的行刑方式，缺乏国家专门的财政支援是不可能进行的。

5，解决实际问题的有限性。北京现行的试点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是有司法行政机关具体到各区县的司法所来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在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教育的同时还要为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上的帮助。如消除矫正对象当地群众对其的排斥和歧视，安抚矫正对象的家庭和本人的某些有危害性的情绪，为某些家庭条件困难符合条件的矫正对象办理城市最底生活水平保障，甚至于为某些矫正对象推荐就业的机会等等。但任何工作都不能独立的存在，在我们这个大社会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近年来失业情况也很严重，一些退伍军人也面临失业的问题，需要政府最大可能的在就业机会上给予照顾。所以在对待矫正对象的社会保障问题上也需要慎重，否则容易引起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出现鼓励犯罪的情形。

6，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的短缺从现在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情况来看，担任矫正工作的主要是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同时也需要培训，而且还面临人员短缺，工作强度太大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在社会资源的利用上大大不够，使得社区矫正的心理矫正难以完成，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可以聘请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方面的的专家和学者甚至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从事矫正的兼职工作，建立合理的薪酬和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加紧建立专门的社区学院，在有关的学校开设社区矫正的相关课程，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1立法上可以先实行地区立法。

从国外的社区矫正的立法来看，有的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如俄罗斯联邦的〈刑事执行法〉，加拿大的〈矫正与有条件释放法〉，但也有许多法规是属于地方性法规，如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均有社区矫正和类似于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也均有地方性的社区矫正的法规。当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属于联邦制国家，各州均有独立的立法权。地方性立法的好处是：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区状况的不同，因此，结合地方的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充分利用地方的资源，适用地方的特点，是大有好处的，它不仅使地方立法机关能更有主见的根据当地的特点制定法规，而且在修改法规时也

更加方便灵活，不必拖延很长的时间。就我国而言，地域广阔，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在我国农村地区多是山岭，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是很有区别的，如果社区的平台不存在，那么要在全国意义上推广这种开放式行刑方式可能还有困难。所以我国可以先考虑通过地区立法的方式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规范。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建立成立如下的社区矫正的组织体系。

由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罪犯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矫正工作委员会由市高法和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监狱局联合组成，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决定投入社区矫正的对象，研究和指导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

市公安局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身份不变，起职责是：依法办理刑法，监狱法规定的相关法律手续。实施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对重新违法犯罪的矫正对象依法及时处理，对违反有关规定脱离监控范围的矫正对象进行抓捕。

市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各区县司法局社社区矫正工作协调办公室，各街道，乡镇成立以基层司法所为主，有当地公安民警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职责是：具体实施对本社区内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工作，建立起相应的教育制度，对矫正对象适时进行谈话教育，组织社会志愿者对矫正对象进行帮教，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及生活等方面的困难。监狱局派人民警察协助司法所具体实施。监狱局派驻社区的监狱警察的职责是：“协助司法所长指导向司法助理员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教育工作，对矫正对象进行考核。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但未构成重新违法犯罪的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人员，及时报请市监狱局收监，对违反规定但未构成重新违法犯罪的假释人员，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假释的建议，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构成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对象，协助当地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对违反有关规定，故意逃脱监控的矫正对象，协助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抓捕。派驻社区的监狱警察，行政上隶属于监狱局，业务上接受当地司法所的领导。

人民法院应依法加大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进一步规范罪犯假释，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工作程序。

人民检察院应正确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监督程序，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

3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内应当遵守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其义务主要是依照我国现行刑法，监狱法的有关规定，配合公安机关关于社区矫正内容的执行，如定期思想汇报，定期完成义工劳动，定期报到等。但我们在执行这种开放式行刑方式时，必须保证矫正对象的基本权利。在此，〈欧洲社区制裁与措施规则〉的有关规定值得我们立法的借鉴。

（1）知情权。及要告之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性质，目的，必须遵守的条件或义务，在此，〈欧洲社区制裁与措施规则〉中33条的规定：“不管是否发布关于判处社区制裁或者措施的决定的正式文书，在执行开始之前都应当用犯罪人理解的语言，清楚地告知犯罪人制裁或措施的性质与目的，必须遵守的条件或者义务；如有不要，应该用书面文字告知。

（2）基本人权的保障。首先隐私权的保护方面，〈欧洲规则〉第23条：“社区矫正和措施的执行活动的性质，内容和办法，不应当危害犯罪人极其家庭的隐私或者尊严，也不应当导致对他们的骚扰。不应当损害自尊，家庭关系，与社区懂得联系和在社会上生活的能力。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犯罪人免受侮辱，不适当好奇心的干扰或者宣传。”在试点中，有些区县在此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有借鉴意义的。如为矫正对象制定记时卡片，在保证有效的控制得前提下让矫正对象自主的决定义工劳动的时间。

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上，第68条规定：“犯罪人从事社区工作的劳动条件和职业条件，应当符合所有现行的健康和安全法规。应当保证犯罪人不因为执行（社区制裁或者措施）而发生事故，受到损害和招致公共责任”

第69条：“执行费用原则上不能由犯罪人负担。”

4.社会的投入和参与

首先应当向一般公众宣传有关社区矫正的性质和内容，不同的执行方式的适当信息，以便使一般公众，包括个人，公私组织和涉及矫正执行的政府部门，能够了解它，把它看成是对犯罪行为的适宜和可靠的反应。

组织社区一切适当的资源，补充矫正执行机关的工作，这可以通过各区县的村委会，社区委员会选定一些合适的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具体的依据可以通过这些组织与矫正执行机关签定协议进行，协议中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社区中参与矫正工作的人员应当保证如下的权利义务：

（1）对矫正对象的监督权，监督其行使矫正期间内的一切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

（2）帮助权。帮助矫正对象发展在社区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关系，帮助犯罪人更多地认识到社区对他们的关注，帮助犯罪人扩大交往和获得更多支持。

（3）接受指导权。矫正工作的专门人员应当对从社区中选拔出来的个人进行必要的指导，使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与其职责和能力相应的义务，应当尽可能地提供适当的培训。

（4）人身保障权。应当为从社区中选拔出来的个人投保，使他们在执行义务中发生事故，伤害和公共责任时，能够享受保险。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必要花费，应当得到补偿。

（5）从社区中选定的矫正参与人员，有义务保守专业秘密。矫正方式

社区矫正应当针对个案实行个别化的计划安排，如我国现在实行的社区矫正的五类对象就不应当统一划一的要求其执行所规定的内容，现就具体的几类矫正对象存在的问题作如下的说明：（1）被缓刑的。有的案件是由于经济犯罪，贪污贿赂情节较轻被判处缓刑的情形，从执行刑罚开始，犯罪人就被剥夺了从事这种工作的环境和条件，以后再从事原工作的机会由于其前科也大大减少，他本人很多主观恶性不大，在对其教育管理的时候可以采取较为宽

松的管理方式。（2）监外执行。根据我国的刑法的规定，实行监外执行的条件主要是：“一，如果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二，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女犯；三，生活不能自理，不至于危害社会。”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避免传染其他人犯，法律允许上述三类罪犯暂时不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而由公安机关委托罪犯原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执行，并由基层政府组织或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实行监外执行条件的犯罪人其本身的身体状况一般都不宜再安排其从事公益劳动，否则这与监外执行的初衷是相悖的。（3）剥夺政治权利。在我国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犯罪。剥权的可以是单独执行也可以是附加执行。现在社区矫正中剥权是一类很难管理的矫正对象，他们普遍对矫正内容中的义工劳动存在异议。主要原因在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都是在执行完毕一定自由刑后，再回到社区执行附加刑，执行自由刑期间，监狱劳动是执行刑罚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所以很多附加剥权的犯罪人对社区矫正工作还要求他们参加义工劳动不予理解。我国刑法58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狱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管理……”由此可见，把剥权的犯罪人列入矫正对象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6.矫正制度的运行和不遵从矫正规定的后果。

中国的社区矫正现状 篇2

(一) 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的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决定、裁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里和行为的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的回归社会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

英国社区矫正的性质是独立刑种的性质。美国社区矫正具有执行刑罚的性质。而日本则是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而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的, 具体包括:保安处分说、非监禁刑罚执行说、多重说等[1]。社区矫正的定性主要应建立在刑罚与保安处分关系的明晰的基础上, 在欧陆法系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经历的漫长的时间, 从菲力提出的一元论到李斯特的二元论, 各国对其定性的选择也多根据各国国情加以选择, 笔者在这里不主张一元论的看法, 其与刑罚存有本质的区别, 其仅仅是对于犯罪人的矫正, 或预防教育缺少惩治的目的。

(三) 我国社区矫正的基本结构

1.主体:由三部分构成: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社团、社工四部分组成。2.工作机制:政府主导推动, 社区自主运作。即公安和司法机关及公务员, 作为政府力量组织、领导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 社团、社工等自主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运作。3.工作对象:5种人, 即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被裁定假释的犯人。4.工作程序和内容:法院将有关法律文书同时送达街、镇司法所, 受刑人根据刑事裁判要求到司法所登记报到后, 由公安、司法、社团、社工和社区服刑人员共同签订协议, 宣告社区矫正开始。社区矫正期满前, 提前一个月或半个月进行鉴定, 期满时, 同样按期宣告社区矫正期满。期间主要工作是由社团、社会组织和社工及志愿者与社区服刑人员个别谈话、提供咨询进行教育、组织集中学习和从事非营利性公益劳动等。

二、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概况及发展

(一)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延展

发达国家 (地区) 社区矫正的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了。早在18世纪, 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就提出过反对监狱非人道化刑罚的改革理论, 其后的形事近代学派的代表龙勃罗梭, 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双重方法, 论证了教育、劳动与社区矫治犯罪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引发了李斯特等人对于该制度的发展, 提出的假释、缓刑、不定期性、保安处分等现代刑法制度。二战后社会防卫学派又提出了对犯罪人的社会化及人道主义理念。1995年联大举办会议通过《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96年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文件都在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性。[2]20世纪下半夜以来已形成了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当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等佣有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优势的立法评析

国外社区矫正要比国内社区矫正发展的早很多, 该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轮廓式的提出到发展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 与中国的社区矫正相比也更为突出刑罚现代化、人道化以及对罪犯人权主义的精神。自十八世纪至今, 通过其发展进程可将其概括为如下特点。首先应该是社区矫正的递进性性与宽泛性;[4]其宽泛性主要指社区矫正的种类繁多, 根据不同的主体及定罪量刑的不同程度可以适用不同的社区矫正的种类。

1.社区矫正立法上的宽泛化

以英国为例, 英国社区矫正的种类包括:缓刑令、假释、社区服务令、宵禁令、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出席中心令监督令行为规划令。[3]其具体为如下:1.缓刑令:适用于16周岁以上的犯罪人, 刑期为6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缓刑令是一种主刑, 其目的在于保障犯罪人的改造, 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间内居住在私人住所, 也可以要求其在指定的监督机构, 特别是对于一些对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及一些吸毒犯。2.假释:其主要是指犯罪人执行了一定阶段的刑期, 附条件的将其从社区矫正机构提前释放到社区, 使犯罪人在监督之下完成剩余的刑期。3.社区服务令:其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无偿劳动的社区矫正刑。其主要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确定其具体的劳动时间, 一般在40小时以上240小时以下。4.宵禁令:其主要要求服刑人员限制其在家里, 防止他们在夜间外出, 从而限制减少某些犯罪的目的。如盗窃及寻衅滋事等。5.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是英国政府率先在1998年开始试点并于2000年的立法案中得到了确立的位置。该种社区矫正不具有强制措施, 只有在犯罪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他们进行检测并强制到戒毒中心进行戒毒。6.出席中心令:其主要适用于10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青少年实施的对成年人的犯罪。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教师、警察、监狱管理者等志愿者组成并在每周的周六、周日在学校、少年宫举办, 教会这些青少年罪犯怎样学会人际交流, 怎样面对生活、社会等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内容。7.监督令:将青少年交给地方当局或缓刑官员监督。一般对青少年犯采取一些当面会面及准确记录、有效监管的措施, 最长不会超过九十天。8行为规划令:主要也是适用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 其要求犯罪人按照规划令的行为刑事, 接受监督。澳大利亚其社区矫正多达十五种, 其包括:定期监禁、工作释放、家庭监禁、缓刑、罚金、补偿金、没收财产、社区服务令、报告中心、保证金、咨询辅导、法庭警告、限制自由、保释、假释。[4]

2.社区矫正在立法上的规范化

加拿大为例, 在加拿大《刑法典》对刑事犯罪、刑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其中就包括社区矫正的规定。在1992年又进一步颁布《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成为现今成年犯的主要社区矫正法规。[5]在英国2000年也颁布了《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对社区矫正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定。而中国的社区矫正也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当中。

3.社区矫正标准设立的科学性

科技与法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法律能够规范, 保障科技的发展, 而科技同时又要促进法律的发展。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需要法律对于科技界定明确的界限, 科技能够造福人类, 同样也能毁灭人类。同样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科技的手段来协助法律的实行。在社区矫正的实行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些科学的标准。例如:对于社区矫正的改造评估标准需要一个科学的标准, 对未成年犯罪的心理辅导也需要一套科学的辅导方式使其回归家庭, 回归校园与社会。同样关于毒品的治疗与检验更不能脱离科学检测而武断治疗。

4.社区矫正应体现了人文刑罚的精神

笔者认为这与人道主义精神进入刑法领域是分不开的, 同时也是民权刑法与刑法谦抑性的体现。诚如,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所言:“随着人类心灵在社会状态中的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 如果要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 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6]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矫正也是人类向非监禁刑罚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刑罚时代的重要标志。

5.社区矫正有较强的程序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 进人社区矫正程序来自三个渠道。一是被地方法院直接判非监禁刑的;二是法院判决执行完监禁刑后再执行非监禁的;三是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的。经地方法院判决非监禁刑进人社区矫正的一般程序是:警方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设置专门法庭的地方也可直接向法庭起诉。地方法院作出决定后, 移交给相对应的社区矫正工作部门。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接受后, 首先对其进行危险性评估, 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 制定矫正计划, 专人负责执行矫正, 完不成计划的送回法庭。

(三) 对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劣势的警惕

国外矫正制度有其优点, 但他们的不足之处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防止我国的社区矫正重蹈覆辙。其不足之处概括如下:1.泛人道化倾向削弱了刑法的威慑性。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的实行, 要求执行者具备专业的知识背景和一定的实践能力与经验。怎样不失刑法的威慑力又能完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其量的把握不仅仅给执法者带来挑战, 更给立法者带来挑战。2.过于技术化的倾向是否过于机械, 难以达到矫正的目的。在上文中笔者也提到这一点其科学化的手段应该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 在实践中要是将其绝对作为客观标准或风险评估标准, 可能会导致机械化, 不利于行为人的有效回归。

三、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对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的启示

(一)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随着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台社区矫正已在我国的立法上有了明确的地位, 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后续的保障制度, 特别是对于刑事诉讼法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论的规制, 同时关于执行主体的标准也应采用立法形式详明。笔者认为现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种类过于单一, 在立法条件成熟是有待于扩充。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还很短, 相关立法不能直接域外移植, 在立法上可以统筹兼顾但不是全顾, 还应建立符合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为了能和社区矫正很好的接轨, 还要不断完善社区矫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配套设施建设。例如, 定期的谈话记录室、社区服务场所、评价罪犯委员会的建立、社区心理辅导站、社区报告中心等。

(三) 完善执行主体的范围与地位

对于社区矫正的主体范围、相关人员的服务事项、主体资格的认证标准, 志愿者的服务期限与任职标准等都应该进行相关的规定。

(四) 建立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监督体制

怎样能过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制度不流于形式, 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现今, 我国在法律建设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监督机制, 不能说我国没有监督机制, 而是我国的监督机制正遭受着严重的挑战。如环境监管制度, 某医药总厂排污严重超标, 我们的监管者在哪里, 福建紫金铜污染事件发生后, 再问监管者在哪里。食品监管也有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虽然已过去, 但这难道不能说明些问题吗只有出现了大事故, 他会引起监管。国外的诸多法律制度在国外实施的很好, 怎么一被引进国内就出现了巨大水土不服, 究其原因, 我们的问题出在那里——监督体制。这是作为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好的植物需要好的土壤;同样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好的监管体制, 只有这样我们所移植来的域外制度才能更好的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真正的被本土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社区矫正制度也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陈冉.结合刑法修正案 (八) 谈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发展[J].中国司法, 2008, (5) .

[2]刘晓梅, 英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的启示[J].犯罪研究, 2006, (3) .

[3]刘强.各国 (各地区) 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137-139.

[4]李冰.澳大利亚市区矫正制度[J].犯罪研究, 2006, (6) .

[5]社区矫正考察组, 加拿大社区矫正及评价[J].法治论丛, 2004, (3) .

中国的社区矫正现状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制度；上海模式；评析

中图分类号：D9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13-03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是我国从西方国家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北美和和澳洲一些国家对社区刑罚执行活动的称谓。英法等多数欧洲国家将社区的刑罚执行活动称为社区惩罚，称谓不同主要的原因是行刑理念方面的差异[1]。

在国内对于社区矫正概念的界定也不免受到这个原因的影响，因而形成众多分歧。如以刘强教授为代表的行刑说，其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行活动，是指对罪犯性质比较轻微或社会危害性质较小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活动的总称[2]。以冯卫国教授为代表的处遇说，他认为社区矫正是社会处遇、社会内处遇或社会基础处遇，是相对于传统机构式处遇而言的一种新兴的罪犯处遇方式[3]。以吴宗宪教授为代表的救助监督说，他认为社区矫正就是在社区中对罪犯进行矫正和控制活动，其中，矫正主要体现帮助性活动，控制主要体现为监督性活动[4]。其他的还有混合说等。

如今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观点为，社区矫正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社区矫正理念价值

关于社区矫正的价值所在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作者认为对比与以往的矫正方式，社区矫正所独有的最为核心的理念价值可概括为三点：

（一）防止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人在监狱中受到交叉感染

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刑罚执行制度，社区矫正制度由于将犯罪人置于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对其进行矫正，避免了与其他犯罪分子的接触，所受到的是正面的教育，不会像在监狱、拘役所等封闭的刑罚执行场所那样受到交叉感染。

（二）加强犯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便于犯罪人复归社会

社区矫正以促进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为目的，犯罪人在社区从事法定时间的社区服务，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社区矫正并未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客观上排除了犯罪人继续工作的障碍，实际保持了犯罪人与社会的联系，避免了其因承受刑罚而被社会歧视和抛弃。

（三）更加符合行刑经济原则

据统计，在我国，一个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刑期执行完毕，国家要在其身上投入至少5万元的费用。同时，我国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设施落后、监管人员不足等问题。因此，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对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代之以社区矫正等开放性处遇措施，不仅能缓解监狱设施的落后和改造经费的不足，还可以充分发挥家庭、社会在改造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获得刑罚执行的最大效益[5]。

三、国内外社区矫正制度现状

除英美以外国家之外，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起了社区矫正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根据司法部统计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统计数据，2000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达到全部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形成了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刑罚适用和执行模式，其中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法国为72.63%，在日本，约有3/5的罪犯在保护观察官的监督之下接受社区矫正[6]。

我国于2003年两院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山东等6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2005年两院两部再次联合发文扩大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在全国共计18个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至今全国各地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68万人，累计解除矫正37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31万人。可以说我国的社区矫正在短短的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特别是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以及裁定假释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是我国在法律层面上首次对社区矫正进行确认。此后，2012年两院两部颁布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同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此次明确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和执行主体，正式宣布社区矫正进入刑事执行的一体化中，在我国未来刑事执行程序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7].

上海作为社区矫正的试点，最早开始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索。截止2013年3月社区矫正对象总数为9402人，同比2012年3月增长43.50%，其中管制和缓刑人员增幅最大，分别同期增长93.33%和70.09%。可见上海在自己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依托政策和制度的支持、规范，其区域内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有效、有序的开展。因此“上海模式”对于探索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独具参考、研究意义。

四、上海模式评析

（一）上海模式的优势

与其他优先发展社区矫正的地区相比，上海市最大的特色与优势在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即政府购买服务，社工群体的大量加入。社区矫正其与监禁刑相比较，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具有更多的社会性，从此意义上讲，上海市的社区矫正模式更符合“社区矫正”的应有之义。“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矫正模式是上海社区矫正模式的精髓所在。早在2002年上海市部分辖区已经开始社区矫正的有益实践，上海市最大的社工服务中心——上海市新航总站于2004年始建，发展至今无论是社工服务素质还是社工服务经验都相对成熟。同时，浦东新区等区县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社区矫正中心，一改以前缺乏监督、程序形式化、缺乏严肃性的乱象，社区矫正小区域特色与整体制度规范、统一的模式特点更加明显，这也更进一步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和集约化，对今后的发展极具意义。endprint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各区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结合本地资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矫正业务内容，如闸北区各镇司法所在本辖区内建立的“爱的色彩在行动”、“感恩爱心路”、蓝天心理工作室等品牌性工作业务；长宁区“社区检察室”、“蒲公英教育基地”、“未成年人审前调查工作”等，这些都是未来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动力和趋势所在。

（二）上海模式现状的局限性

1.立法滞后

自2011年国务院连续三年将制定《社区矫正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明确由司法部负责草案起草工作。2013年2月，司法部完成了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的起草工作，提请国务院审议，具体何时才能颁布生效目前尚不得知。因此社区矫正制度仍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的建立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如今最新的最完善的一部社区矫正规章是2012年3月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此办法与以前的相关规定相比已在具体内容、相关程序方面有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实施办法》中关于经费承担的主体，各种违规表现的界定，社工及志愿者的具体工作等诸多具体实施方法、原则、标准均未涉及，仍停留在粗线条勾勒的框架阶段，尚无基本的配套解释。社区矫正制度不能上升到法律高度，具体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会底气不足，无法在矫正对象面前树立威信，工作中也滋生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使的社区矫正只能被扭曲成对矫正对象过度帮扶的畸形发展形态。

2.权责分离

上海模式体现了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外向型和开放型的理念在社区矫正领域的应用，具体方法就是“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在工作中，司法行政人员负责做矫正宣告、集中管理教育等工作，并不涉及太多一线或是个别的案件，只起到宏观把握的作用。志愿者的工作性质具有辅助性、暂时性、不稳定性。现实中社区矫正最主要的主体是社工。法律并没有赋予招聘矫正工作者以刑事执法的权力，导致社区矫正实施过程中对对象约束力不强，矫正效果不佳。矫正社工的工作性质还主要局限于教育、引导、帮扶而缺少惩罚性。据司法部统计，近几年几乎每年上海市社区矫正的重犯率都高居榜首。这样就使得我们开始反思，过于强调社区矫正的教育感化作用而弱化其作为一种刑罚的惩罚性，社工无权力但还包揽绝大部分矫正的职责，基层司法行政人员拥有执法权但因为人力缺乏过于依赖社工的做法都是否还正确。

3.保障不足

（1）财政保障。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仍未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当中，所需经费均由司法行政机关自行调剂解决。上海市司法局在2010、2011年每年向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支付170万元来用于总部工作和一些调研等总体性工作，其他具体支出如社工薪资、日常矫正工作所需经费等均由各区财政自行承担。因各区经济水平的不同也自然会出现社区矫正工作水平良莠不齐的情况。如闸北区截止2013年3月社区服刑人员共438人，社区矫正工作人31人，经费投入29万，人均投入经费不足700元，这自然会阻碍社区矫正工作正常顺利进行。我们采访了一名在新航总站工作了10年的第一批老社工，持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根据新航总站的薪资标准，她现在的工资是每月3500元，这在整个队伍中算较高的了。而刚刚加入的社工，工龄短，无任何资格证的，每月大概只有1700元左右，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620元，普通公务员工资在6000以上。

（2）人力保障。调研发现，在上海有的司法所只有一个在编公务员，最多3个，他们要承担的是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十几项工作。所以社区矫正工作别说专人专事，有时连基本工作都无暇顾及。

4.素质欠佳

据了解在社区矫正工作者招聘时无任何专业要求，最终招聘的人员只有12%左右为法学专业或社会工作方面，88%的招聘矫正工作者对社区矫正工作并无了解或很少了解，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培训成本，影响了专业矫正工作的开展。由于这个职业面对的对象是罪犯这个特殊的群体，对于法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都有一定的要求。另外与这些对象交往积累下的沟通和管理经验也更是决定了矫正工作开展的成效。通常一名刚招入的矫正人员需两到三年才能比较熟练地开展一整套工作。现实情况是，矫正社工这个职业流动性特别大，大多都是将矫正工作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跳板，大部分工作人员两年后就开始跳槽，能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出现年年培训年年新的状况，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无法保证。

（三）针对上海市社区矫正制度的前瞻建议

综上所述结合在调研实地获得的信息，对于上海市社区矫正的发展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1.由于社区矫正的一大优势是节约国家行刑资源，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参照监狱行刑拨付经费的一定比例拨付给社区矫正机构，此比例应在调研基础上做出，但以矫正对象人均不少于监禁矫正对象的15%到20%为宜，应以国家财政和省级财政按比例的方式构成，以避免各地域间因为财政投入而造成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现象。

2.应将社区矫正的行刑职能和帮扶职能分离，由司法行政人员履行行刑职能，由社工来履行帮扶、教育、感化职能，避免再如以往职责混同。适当参考北京模式加强社区矫正刑罚性的色彩。对于社工没有执法权的现状，可以考虑换种途径来树立威信的方法，如将其对矫正对象日常的评价作为司法行政人员评估的重要参考内容。

3.在加强待遇保障的基础上注重选拔素质优秀，真正有能力且热爱这项职业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年限。支持社会上成立更多的像新航一样的社会团体，建立充分有效的竞争机制。

4.注重定期的调研和总结，以便能为未来社区矫正立法提供支持，也使其能最大程度考虑和贴合上海自身的特点。

5.对于实施办法的内容，需在本市内出台较为详尽的、符合本地特点的实施细则，从而避免乱象丛生，发展不平衡。如实施办法中规定所有服刑人员每周都必须集中进行社会服务不少于八小时、集中进行教育学习不少于八小时，对于这样集中地做法会给已经正常工作的对象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可以考虑委托至各居委会，让矫正对象各自在自己小区内进行义务劳动和教育学习。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上海市作为最早的社区矫正试点，经历十年风雨路所探索出的可喜成果不容否定，这十年也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真实缩影，但在前进道路上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这些既是初期发展之必然，也是指导今后完善改良之方向。继续坚持自己的模式，正确理解社区矫正制度之核心价值，结合我国和本市之特点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改革、及时完善，上海社区矫正模式终将为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姜祖桢.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

〔2〕刘强.社区矫正的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J].法治论丛，2003（2）：5.

〔3〕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81.

〔4〕吴宗宪.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思考[J].中国司法，2003（7）.

〔5〕卢吉权.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6）：26.

〔6〕刘强.社区矫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6.

〔7〕颜区良，胡永秀.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及在我国的发展前景[J].现代商贸工业，2013（1）：35.

中国的社区矫正现状 篇4

摘要：社区矫正是犯罪后的刑罚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反的行刑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刑罚方式，也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试行至今，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存在立法滞后，缺乏法律依据，矫正工作主体不明、分工不清，监管不力，管理方式老套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当从实体立法、程序立法、监督立法等方面完善现行社区矫正立法制度，同时从设置矫正机构、培养矫正队伍、创新矫正方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方面构建系统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制。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执行机制

一、我国社区矫正的概念界定

社区矫正制度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国家，其称为“社区治疗”，强调把犯罪分子视为病人，对其进行心理和生理方面的治疗。20世纪60年代社区矫正正式在美国提出，并很快在各州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随着人类刑罚制度由重到轻的客观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影响，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式的刑罚方式纳入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在我国国内，由于重刑思想根深蒂固对社区矫正研究起步较晚，随着国内相关实践的增多以及外国成功经验的传递，对社区矫正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对于社区矫正的理解和定义也越来越全面。广义上理解，社区矫正包括犯罪前的预防矫正，犯罪后的刑罚矫正，刑罚执行完毕后的后续矫正和帮助。①预防矫正从性质上而言是行政工作与社区社会工作的结合，后续矫正和帮助则是刑满释放后或假释后的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就一般含义而言，我国的社区矫正指的是犯罪后的刑罚矫正，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社区矫正定义为“与监狱矫正相反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②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独特的刑罚方式，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首先，社区矫正具有非监禁性，这是其与监狱矫正的最大区别，非监禁性意味着矫正的对象无需在监狱改造，其服刑环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尽管其仍处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管理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与监狱矫正相比，仍保留一定的自由。其次，社区矫正具有社会性，这也是其与监狱矫正的区别之一，社会性主要体现于社区矫正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矫正对象的活动应当在社会中完成，另一方面，矫正工作需要社会中有一批具备一定素质的志愿者或专业人员或社会人士进行相关的监督活动和帮助性活动。最后，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服务性，尽管社区矫正也是一种刑事制裁，对罪犯具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其另外一个目的是通过和矫正对象一起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心理矫治、思想教育、工作技能培训以及利用社会资源帮助矫正对象再就业等，恢复他们受损的社会功能，使其顺利融入社会生活，实现矫正对象的自我发展，从而避免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2002年8月率先在上海试行，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山东6个省市作为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2005年1①

② 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青少年犯罪理论研究》2004年第11期，第4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5期，第2页。

月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和重庆12个省市列入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其他未列入的地区也陆续开始试点工作。①从这些试点工作中，我国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现行立法滞后，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推行社区矫正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之一在于我国缺少现行的社区矫正专门立法。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工作较为规范的原因在于其立法上有明确的法律文件，实践中有统一的规范做法，程序上有严格的秩序保障。而与此相比，我国并未出台社区矫正法，有关社区矫正的理论以及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一些文件之中，而且这些法律规定较为凌乱，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主要的实施依据仍然是两院、两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无疑使得各试点工作存在差异导致冲突的出现，从而有损于国家刑事执法活动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以及社区矫正的权威性。

（二）矫正工作主体不明，分工不清

根据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5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和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被裁定假释的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意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②

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具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管和考察，而在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前，缓刑、管制、假释以及监外执行等均由公安机关实施。《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后，只规定对于对宣告缓刑、假释等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而且与此对应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又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③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仅仅只指明了实行社区矫正，并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对犯罪分子进行监督与管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是非监禁刑罚的执行主体，负责对非监禁刑罚的考察，但根据两院以及两部的有关文件，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犯罪分子的社区矫正工作，这种分工的模糊，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出现许多弊端，也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互相推诿的现象也变得十分常见。

（三）矫正监管不力，管理方式老套 根据《刑法》，被宣告缓刑、假释等犯罪分子，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有关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有关机关批准。据此相关法律已经规定了实行社区矫正的对象应当接受有关考察或监督机关的监管。但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监管不力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立法的缺失以及工作主体的不明导致监管从最开始就出现不明朗的局面。其次，实践工作中矫正力量明显不足，表现在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司法工作者人员短缺，同时展开矫正工作所需的社会工作者纷纷流失。再次，矫正对象及其亲属缺少相关知识，认为社区矫正形同于刑满释放而抵制服从有关机关的监管活动或不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关义务，这也加大了社①

② 刘强：上海社区矫正的发展与评论，《法治丛论》，2002年第4期。.2014-4-22访问。

区矫正监管的难度，致使社区监管有时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当前矫正管理方式基本上在于监管和控制，对犯罪分子心理和行为习惯方面的矫正较少，而且，绝大多数地区的社区矫正目的在于“不出事、不闹事、非下落不明”①，矫正形式化极为浓厚。

三、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比较分散、凌乱，适用社区矫正时法律依据过少、漏洞百出，对此，应当完善有关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首先在实体法律制度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现行《刑法》中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提高社区矫正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性的《社区矫正法》，早在2003年我国人大代表就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议案，通过这一立法与相关法律的相互协调、配套和衔接，形成完整的刑罚体系，从法律的高度保障社区矫正制度的生命力。②具体来说，可以将社区矫正刑作为一个新的刑种写入《刑法》，就目前而言，我国仍采用以监禁为主体的刑罚制度，非监禁刑的适用极少，然而，纵观整个世界刑罚制度发展，社区刑罚制度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于主观恶意程度较小、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尤其是未成年犯、过失犯，可是适用社会矫正刑。

另一方面，构建矫正辅助制度。作为一种较为新式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的良性发展应当辅助于相关制度。在这一方面可以构建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这一制度对社区矫正的发展尤为重要，在实践中，缓刑、假释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嫌疑人再犯的可能性大小，而这一可能性的预测有赖于科学的人格调查制度。由此，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并作出适当的判决建议，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监狱矫正的适用，而加大社区矫正的适用程度。另一种操作性强的制度为刑罚易科制度，这一制度在国外的运用较多也较为成功，对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在实践中，对于判处短期监禁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允许转换为社区矫正刑以减轻剥夺自由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允许对违法限制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转换为剥夺自由刑以提高社区矫正的权威。从维护法律严肃性以及慎用短期监禁刑的立场出发都是可行的，同时也可以配套建立相关的听证制度，涉及社区矫正管理的保证金制度、担保人制度等。

其次，应当补全程序立法的缺陷。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及最新刑事诉讼法中，都缺少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规则的规定，因此，尽快增加相关程序性立法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序、公正、顺利的进行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而言，程序性规则首先应当涵盖社区矫正工作的管辖，即对于判处缓刑、假释等社区矫正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哪一社区服刑，由哪一社区司法行政机构监管等方面的问题。社区矫正各个阶段的衔接也十分重要，在实践中，在社区矫正决定与执行之间的阶段和社区矫正的结束或撤销阶段尤其需要重点规范。涉及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的评估程序也应当有相关法律规范，因为这一程序关系到矫正对象是否可以提前“刑满释放”或应当加重处罚，对此，不应出现法律漏洞来损害社区矫正的最终效果。

最后，加强社区矫正的立法监督。这一立法不仅包括确定监督机关，而且包括对社区矫正过程的监督。在我国主要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对于社区矫正这一问题，其也应当适当的介入这一刑罚之中，更好的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加强对社区矫正各个环节的监督，从而预防司法腐败。为此，应在各级人民检察院内部设立社区矫正检查监督机构，按照现行法律和社区矫正的规定，对各种非监禁刑罚的决定、社区矫正的运作、社区矫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社区矫正对象和被害人及社会公众权利保障进行检查监督，重点检察适用社区矫正对象的条件以及程序是否合法，有关部门是否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决定或裁①

② 张田辉：我国社区矫正司法实践之困境分析，北大法律网2013年。张天星：社区矫正走入百姓生活，《上海法治报》2003年。

定，从而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操作，健康发展。

四、构建社区矫正执行机制

社区矫正实质上是执行刑罚，这一刑罚的执行不仅仅是对矫正对象的监管考察，也是对这一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因此，为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使社区矫正更好的融入当代法治生活，应当构建系统的执行机制。

首先，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置可以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避免在实践中出现分工不明、推诿责任的现象。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制发展，在司法行政部门内部设置这一机构更符合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趋势。结合我国相关实践经验，司法行政部门执行社区矫正在理论上符合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分别由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的共识，在实务中解决当前“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的尴尬局面。同时，统一执法机构，也能更有效的节约司法成本，更好的对矫正对象进行再改造。

其次，建设专业矫正队伍。矫正队伍的流失是我国当前社区矫正工作遭遇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矫正工作人员的编制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漏洞更是加剧了这一局势。社区矫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它要求矫正工作者不仅掌握社区矫正的基本法律要求，更需要具备专业的服务技能和业务知识以肩负教育和改造矫正对象的重任。因此，应当构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机制，加强对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使其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危机管理、心理疏导、以及突发事件预防能力符合要求。同时，有关当局应当给予矫正工作人员以正式编制身份，或拨付专项资金，以避免矫正工作人员的流失。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志愿者，对此，应加大志愿服务理念的宣传，完善志愿者招募和奖励机制。

再次，创新矫正监管措施。我国目前社区矫正的措施比较单一，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矫正对象采取宣读文件、定期汇报等流于形式的方式，这就导致矫正工作并不能达到矫正的目的，同时也造成矫正对象心理上的松懈。对此，在实践中，应当创新矫正监管措施。在技术层面上，应当加强矫正的网络化管理，对矫正对象实施数字化监控。同时，在日常实务中，应当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心理辅导、就业培训，端正矫正对象的心理，使其更好的服从相关规定，最终达到矫正的目的。

最后，强化矫正执行监督。对社区矫正的监督除了上述立法监督外，还包括社会监督、矫正对象本人及其亲属监督以及矫正机构内部监督等。在执行社区矫正过程中，可以适当建立双向惩戒机制，即社会人员、矫正对象及其亲属及时报告有关机关的违法活动，可以受到一定的奖励，而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疏于对矫正人员的监管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这一双向义务的设置，减少脱管、漏管现象，同时也防止矫正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五、结语

相比与监狱矫正，社区矫正并未剥夺个人的自由，其以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方式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人文主义关怀。

我国社区矫正起步晚已是事实，而且目前我国面临传统的重刑主义使得社区矫正制度缺乏意识土壤，现有的社区现状无法为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运作提供物质基础，而且法律规范的缺失无法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法律依据，矫正主体权责不明，缺少社会力量等重重困境，但这并非代表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停滞不前，近几年的试点实践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修订表明，社区矫正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而且其具体的工作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随着从实体、程序以及监督等方面完善现行社区矫正立法制度，同时从设置矫正机构、培养矫正队伍、创新矫正方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方面构建系统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制，必然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事业向前发展，使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方式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参考文献：

[1] 罗一龙：社区矫正的现状、问题及中国化本土制度构建，《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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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谭启彬：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制研究，《学术探索》2008年第1期。

[5] 陶郑忠：试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中国的社区矫正现状 篇5

社区矫正执法者队伍是指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公安派出所民警。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是指面向社会统一招聘，经过培训后，专门协助司法所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疏通、生活救助等日常事务性管理的人员。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是指居住在社区或在社区工作，热心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区管理服务人员、退休干部、民警、法官、检察官、教师、法律专家、心理学专家、共青团员等人员。

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拥护宪法，遵守法律，品行端正；热心社区矫正工作；有一定的法律政策水平、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自愿参与和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志愿者，可向居住地的乡镇司法所报名，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司法所报请县级司法行政机关颁发聘书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彰显了行刑的社会化、执法的人性化和矫正的文明化，是对传统的监禁式行刑方式的重大变革，可以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和提升罪犯矫治的质量。

因此，我们应该从可持续性发展的高度将社区矫正纳入法治轨道。社区矫正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要有科学、完善的法律保障。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自2002年起已进行7年，但至今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要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建议加快社区矫正立法进程，明确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家刑罚执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对社区矫正的实体和程序作出权威的法律规定。

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的资金保障体制。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坚持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的财政保障体制的前提下，可以鼓励社区矫正服务中心通过宣传等多种方式，积极拓展渠道，多方筹集捐助，并规定相应的资金运行方式、资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有关的税费减免等内容，逐步确立“以政府划拨资金为主、社会捐助资金为辅”的社区矫正资金保障体制，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的合作体系。加拿大、美国的社区矫正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合作体系，该合作体系由社区矫正机构、警察部门、社区、专业人士等共同参与。社区矫正机构特别重视与警方、社区和其他社会方方面面力量的合作。在我国，社区矫正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工作：管理和监督、教育和矫正以及帮助和服务，需要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社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多个社会主管部门和社会组织的通力合作。因此，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亟需强化相关部门间的有效合作，要进一步通过试点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职能部门的合作体系。

中国的社区矫正现状 篇6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就是将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人放在社区中改造,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运用国家机关、社会、家庭的力量在社区中对他们进行改造,纠正其之前偏离社会的行为以及偏差心理,避免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再犯罪,最终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我县作为襄阳市第一批试点单位，目前已经过八年多的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通过系统回顾和思考谈点感想。

一、谷城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做法及成效

2005年8月我县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县宾馆小礼堂正式启动，城关镇作为全县首批试点单位，现场接收了14名矫正对象。为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局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从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方面入手，采取有力措施，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健全了组织体系和矫正队伍，完善了一系列工作制度。八年来，我们坚持“依法规范、积极稳妥、协调配合、以人为本”的方针，以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为中心，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新思路、新方法，摸索出了社区矫正“12345”工作方法，即建立建立“一个”监控平台，做好“两个” 保障，建设“三支”队伍，做到“四个”清楚，推行“五个”优先。全面推进了社区矫正工作上台阶、上水平。截至目前，我县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520人，现已解除矫正期的342人（含死亡3人），在矫178人，其中，缓刑111，假释14人，管制9人，暂于监外执行13人，剥夺政治权利31人。对在矫人员，我们均实行分类管理，建立档案，签定矫正责任书，落实了矫正志愿者，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矫正方案，矫正率达100%，社区矫正对象无重新违法犯罪发生，无脱管、漏管现象。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谷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是建立“一个”监控平台，暨 “司法E通”。今年6月，我们与中国电信谷城分公司合作，建立了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及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平台，司法局为客户端，通过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数据库，实现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动态监控和信息化管理。各乡镇司法所分别设臵账户，该系统以3G手机为载体，集区域监管、信息交互、警示告知、档案管理、考核管理、权限管理等六大功能于一体，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24小时跟踪监管。目前全县10个乡镇全部正式投入使用，首批已向50名管理者，80名社区矫正对象发放了手机。各社区矫正管理人员利用司法E通工作平台对辖区内的矫正对象实现区域监管定位和设臵“电子围栏”，通过电子地图实时查阅社区矫正对象所在的地理位臵和某一时间段内的历史移动轨迹，了解社区矫正对象是否离开活动范围，并对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进行自动评分，等级评估，提供考核依据。该系统建成和运用，使社区矫正监管实现“人防”向“技防”转变，为安全监管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了技术保障，受到有关领导充分肯定。

二是做好“两个” 保障。首先做到了人员保障，我局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把我县的社区矫正办公室、司法所人员编制配齐，做到了人员在职在岗，社区矫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其次是提供经费保障，为使我县社区矫正工作更加规范，我局今年投资10万元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化平台（暨司法“E”通）、社区矫正监控室、宣告室，档案室，投资5万元印刷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文书格式，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社区矫正对象的集体教育等日常管理及审前社会调查的费用也是由局统一支付，为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三是发展“三支”队伍。一支是以社区矫正办、司法所工作人员组成的专业队伍。其中司法行政工作人员25人，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日常管理和监督；一支是以各基层社区干部，热心公益事业的退休干部、老教师及大学生为补充的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在实际操作中，按照志愿者参与帮教活动的时间长短分为长期、短期、临时志愿者；主要是辅助司法所矫正管理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经常化的帮教和帮扶，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程度分为全面参与、专题参与、临时参与等不同类型。目前，全县社区矫正志愿者85人，其中短期志愿者15人，长期60人，临时10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支是以社区内干部或具备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人员组成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主要是利用其所长或专业知识协助司法所矫正管理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我县城关镇社会工作者刘某，利用自己的心理学专业特长，在网上开办“心之驿工作室”，通过解答心理咨询，帮助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问题，缓解他们在工作、生活压力及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三支力量协作配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是力求四个清楚。掌握矫正对象的综合情况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为此，在平时的矫正管理工作中，我们力求做到“四个”清楚，既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个人情况清楚、家庭情况清楚、思想动态清楚、社会关系清楚。做到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都心中有数，根据不同的情况，分析个人背景资料、甄别相关现实表现、了解社会民众反映、对他们进行风险评估，将社区矫正人员中的“重点”人头分离出来，建立重点人员布控库，实施重点管控。

五是推行五个优先。为了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大限度地避免重新违法犯罪，在定期走访社区矫正对象的同时，把服务融入到管理之中，在具体工作中，向社区矫正对象承诺“五个优先”：即优先调处矫正对象在生产、生活中遇到各类矛盾纠纷，保护矫正对象的正当合法权益；优先为矫正对象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援助；优先答复社区矫正对象的信访请求；优先向企业推荐有专业技术特长的社区矫正对象就业，解决生活出路；优先帮助特困社区矫正对象摆脱生活困难。并把“五个优先”和社区矫正管理工作人员电话号码对他们公布，使社区矫正对象有什么困难、想法能够及时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得到帮助。家住老君台社区的矫正对象张某因建房被他人无理阻拦，使建房不能正常施工，为此，张某及时向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了反映，石花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及时赶到现场，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调解，化解了这一矛盾，既维护了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又使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更加信任，促使其安心接受矫正。庙滩镇水沟村村民浦某，2007年2月因交通肇事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由于对受伤者的家庭赔偿致使其家庭经济收入入不敷出，对生活几乎失去信心，为此，社会志愿者及时稳定其情绪，鼓励他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养殖业，并购买了养殖资料和光盘赠送给他，先后数次协调信用社贷款8万元解决其创业资金，目前，浦小强已建起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猪栏，循环养殖牲猪达到数百头，年产值近40万元，利润近8万元，已成为该镇的牲猪养殖大户。城关镇安家岗村村民刘某，因犯抢劫、脱逃罪于1994年被省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监狱服刑十八年，今年4月27日因减刑释放。今年5月3日，刘某来到城关司法所报到时情绪非常低落，经我们过了解，刘某的父母早逝，哥哥不知去向，弟弟长年在外打工，村里的老房子也早就卖掉了，回家后无住房、无亲属，暂时寄居在表兄家中，若不及时帮扶管教很有可能会重新犯罪。我们工作人员根据程序先为其建立了档案，制定了帮教计划，马上联系派出所和安家岗村调解主任为其办理了户口，又联系帮教基地为其安排就业。通过协调，刘某被安排在谷城县金晖制衣有限公司工作，基地还为其安排了住房，解决了刘某的基本生活问题。刘某深刻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表示稳定下来后，再根据自己的能力另谋发展，过上更好的生活。推行“五优先”，拉近了司法所与矫正对象的距离，从而能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有关真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和管理工作。

虽然，我县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把一个个曾经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改造成了不再危害社会的守法公民，实现了把社区矫正对象最终融入社会的根本目的，较好地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也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创新管理方法，提高矫正质量，严格工作环节，使我县的社区矫正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做新贡献。

二、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缺乏。司法所承担着辖区内的宣传教育、依法治理、人民调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刑释解教人员的安臵帮教、基层法律服务、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社区矫正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全县10个乡镇，10个司法所，目前4个2人所，6个1人所，人少事多的矛盾十分突出。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经法院判决被宣告缓刑罪犯越来越多，缓刑期限一般较长，从全县目前正在矫正的178名对象的矫正对象来看，矫正期限在3年以上的88人，占总数的49%，按目前对矫正对象的接收速度来看05年我们接收14人，目前我们共接收520人，如此多的矫正对象，使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压力过大。

二是专项工作经费不能满足必要的工作需要。根据多年的实际情况，一个社区矫正人员每年的矫正成本应该在2000元，而我们的经费远远不能达到，必需的执法装备如执法用车、警戒具、通讯器材等更是缺乏保障。

中国的社区矫正现状 篇7

所谓社区矫正中的专业关系,是指专业社工与社区矫正服务对象之间态度与情感的互动,其目的在于使服务对象与其环境之间达到更适应的一种合作关系。此关系的本质是,它提供了矫正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一种有意义的链接,激发了矫正对象的学习动力,使得矫正对象愿意利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自觉为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提供协助。专业关系的建立,有利于青少年矫正对象与矫正社会工作者之间亲切感和信任感的建立,使矫正工作有组织地开展,从而产生促进矫正对象改变的动力。从中可以看出互信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关系建立的基础,如果没有互信,专业社工与矫正对象之间的互动可以说没办法发生。

二、国内外专业关系建立的现状

(一)国外建立关系现状。

在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建立社区矫正制度的最早国家之一,其在社区建立“中途之家”,社会工作者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可以在“中途之家”开展服务工作,这对服务对象建立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给予服务者温暖与尊重,促使容易建立专业关系。以日本为例,日本在政府官员的支持下建立保护司,保护司的工作者也就相当于社会工作者,这些工作人员是由各个社区推荐而来的,这样就可以确保工作者和矫正对象有熟悉感和亲切感,可以容易地建立关系。在国外,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是制度信任的关系,制度信任并不否认矫正对象对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信任,矫正对象与社会工作者建立专业关系是以专业为凭据的,而专业则包含了一系列严格的专业的知识、工作制度及其行业规则等,这些大多数都是相对固定的和普遍适用的,矫正对象以此作为衡量标准与社会工作者建立关系。

(二)国内建立关系现状。

在国内,当代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差序格局,人们更加信任与自己关系较近的人。同时,社会工作在中国起步较晚,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起步较晚,因此在理论体系和实务上社会工作都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以广州荔湾区为例,社区矫正机构与NGO组织签订政府采购服务合同,社工机构通过所购买的项目来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期间与矫正的青少年建立关系是通过司法人员的介绍来进行的,这种专业关系的建立难度相对较大,建立关系不牢靠同时花费的时间较长。以上海浦田区为例,同样是与NGO机构签订服务合同,同时为矫正对象和社会工作者提供工作场所,期间会有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矫正过程,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不但要与矫正的青少年建立关系还需与工作人员建立关系,并且政府工作人员参与使与服务对象建立的关系有进一步扩大。

我国学者王思斌教授指出,建立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沟通理性之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是社会工作者从服务对象的实际利益出发的。但是从国内现状来看,专业关系的建立缺乏过程的细化,各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方法,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或成熟经验。总体来说,在实践中往往靠学习国外经验与同自己以往经验的修正应用,此种情况下就会遭遇建立关系的难题。

三、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建立专业关系的难点

(一)个人方面。

从生理角度来看,青少年处于青春发育期,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快速发展,罪犯的标签贴在矫正青少年的身上,极大地影响了自身生理健康的发展。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自我认知能力较弱,无形中自我就把“犯罪”的意义放大,觉得自身与同龄人存在差距,内心会产生自卑,同时就会产生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对外界的人产生距离感,来保护自己。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压力,会导致矫正的青少年与陌生人建立关系的难度加大,对于要帮助自己的人会产生抵制心理,这就为社会工作人员建立专业关系带来了难度。

(二)家庭方面。

矫正青少年的父母是其监护人,对于自己孩子就存在保护作用。处于矫正的青少年是受司法保护的,其犯罪行为也要进行保密,这样作为父母就更加替孩子的犯罪行为进行保密,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孩子的犯罪事实。社会工作者对于父母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把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去帮助,这就让父母在心理上就产生了敌视,为社会工作者建立专业关系同样带来难度。

(三)司法人员方面。

社会工作者帮助矫正的青少年前提是需要通过购买政府的项目,在得到许可的前提下才能去帮助矫正青少年。在矫正过程中,每次的服务过程需和司法人员沟通,并且每次矫正服务司法人员需到场。司法人员参与的矫正服务,无形会对矫正的青少年造成压力,使其有话不敢说、有话不能说。与司法人员关系的处理也是社会工作人员与矫正的青少年建立关系的难点。

四、与社区矫正青少年的专业关系之建立

笔者将通过自己所接触个案,来说明建立专业关系的过程,并要阐明建立关系的特点、要素和技巧。

案例:2015年7月12日,作为一名社工的笔者在司法工作人员王某的陪同下,前往xx社区,去帮助一名司法矫正青少年小宇(化名)。由于提前通知,小宇和其父母在家里等候。沟通所要给小宇提供的帮助及需要达到的目标,最终达成目标一致。由于事前已经了解小宇的犯罪过程,在这里只略作介绍,小宇17岁,高二学生,和同伴持刀抢劫在校大学生,但是小宇只是作为从犯,并未直接参与抢劫过程,因此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被执行社区矫正。第一次见面,笔者和小宇坐在卧室,小宇低着头很紧张,笔者先做了自我介绍,告诉小宇自己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此时小宇微微抬头看了笔者一眼,比较好奇。然后让小宇介绍一下自己,说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和所读学校。接下来笔者跟小宇聊了一下他的兴趣爱好,他说爱打篮球和打游戏。当说到打篮球的时候,小宇开始滔滔不绝,但是自从出事以后再也没机会打篮球。笔者觉得篮球是建立专业关系的起点,就承诺下周日带他去学校打篮球,他显得兴奋不已。在第二次见面之前,与司法人员和小宇的父母沟通,他们允许带着小宇到大学打一次篮球,班里同学和小宇来了一次篮球赛,小宇很开心,带着他回家了。第三次见面,小宇和笔者主动说了他的犯罪过程和原因,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笔者清楚地知道,和小宇建立关系成功了。

(一)建立专业关系的特点。

1. 达成共同目标。

一是通过政府购买矫正服务,与司法机关达成服务目标。在给小宇提供服务时,已经和司法所所长王某说了服务计划,共同达成目标。王所长才通过服务计划,同意笔者对小宇开展矫正服务。二是当第一次与小宇的父母接触时,笔者就把服务目标与小宇父母阐明,小宇的父母同意笔者的服务目标,才让笔者对小宇开展服务。

达成共同的目标,是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链接点。只有与矫正的青少年的监护人和司法工作人员达成共同的目标,才方便协调资源,得到支持,为与矫正青少年建立关系奠定基础。

2. 以矫正青少年的利益为主体。

服务过程中,不能损害矫正青少年的利益,要从有助于其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角度去进行服务。和小宇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直接去问小宇所犯何事,而是了解小宇的兴趣爱好,同时找到适合他心理上可以接受的帮助方法。第二次见面,则是通过他喜欢打篮球的方式,找到这种既对小宇身体健康发展有帮助,也可以进一步加深交流的方法,与小宇建立关系。符合矫正青少年的利益是与其建立关系的重要途径,通过找到符合青少年自身生理和心理发展的方法,则可确定建立关系的重点方向。矫正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对陌生人是抵触的,但是找到有益于他们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利益点,则可直接有利地与其建立专业关系。

3.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体现在服务的整个方面,是建立专业关系的重要保障。一是能通过自己的服务方案,购得政府项目,从这点可以看出,政府肯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司法工作人员也放心将矫正青少年交给社会工作者去帮助。二是对于矫正青少年的父母,在阐明自己的服务方案和服务目标时,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使其父母相信确实自己可以帮助他们的孩子。三是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自始而终都以矫正对象的利益为出发点,用平等、尊重、个别化等专业方法去对待矫正对象,让其信任社会工作者,有利其建立专业的工作关系。

(二)建立专业关系的要素。

1. 沟通。

社会工作者与矫正的青少年建立关系必须要进行沟通,通过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等方式来传递二者直接的信息。当笔者向小宇介绍自己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时,笔者向小宇传递的信号是我和你是同龄人,咱俩交流无障碍。小宇听到这个信息是从低头到抬头正视笔者的过程,用肢体语言告诉笔者,我俩是平等的,咱们是一样的青少年,这样从一定程度上消除彼此之间的陌生感,慢慢开始关系的建立。与矫正服务对象准确沟通想法和感受是建立关系的第一要素,通过两者间信息的传递,交流信息从简单到复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专业关系建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服务对象的沟通就是在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社会工作者和青少年矫正对象有了沟通才能方便建立专业关系,才能使双方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阶段的服务。

2. 关心。

建立专业关系,需要社会工作者对青少年矫正对象进行关心。服务过程中,小宇喜欢篮球,但没机会去打篮球,笔者觉得应该满足小宇的要求,通过征得其父母的同意,鼓励他走出家门,来到大学校园打一场篮球赛。通过关心小宇的需求,帮助他完成自己的需求,这样有助于其相信笔者可以帮助他,有利于小宇慢慢消除与笔者的距离感。对青少年矫正对象进行关怀是必要的,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就是关怀的重要体现。帮助服务对象找到需求,在可行的范围内,帮助满足需求,这就有利于矫正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慢慢产生熟悉感,专业关系也会逐渐建立。

3. 信任。

信任是让社会工作者与矫正服务对象彼此相互信任,可以让矫正对象放心地去接受帮助。第三次见面,小宇主动跟笔者谈起他的犯罪过程,这就表明小宇信任笔者,至少会相信笔者能替他保密,同时也能帮助他。这样的信任是通过前两次见面逐渐形成的,信任建立的成功也就是笔者与小宇专业关系建立的成功。青少年矫正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就是建立关系成功的重要体现。矫正对象把自己交给社会工作者,双方通过合作,使接下来的服务得以开展。信任的建立过程同样是专业关系建立的过程的缩影,矫正对象与工作者建立了信任,就表明二者建立关系的成功。

(三)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1. 同感。

所谓同感就是一个人进入到另一个人的情感与其经历中的能力,即为能够服务对象的情感和生活,犹如自己身在其中,但在这个过程又不会失去自己的能力。同感是社会工作者努力、积极主动进入青少年矫正对象的生活中,在不丧失自己的立场的前提下,感受矫正对象的处境,并用这种理解帮助矫正对象提升能力。正如在帮助小宇时,笔者把自己想象成小宇,从自身理解小宇对篮球的渴望,才会有篮球赛作为笔者和小宇建立关系的突破点。增进与青少年矫正对象同感的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在没有与矫正对象接触之前,通过之前了解矫正对象的资料,假想自己是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怎样的帮助,帮助增进与矫正对象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在与矫正对象接触时,通过矫正对象的谈话找到假想自己就是对方,通过自己的感受找到对方的需求,来增加对矫正对象的同感。

2. 尊重。

社会工作者在建立专业关系时,要关心、关注青少年矫正对象的一切,并能够向矫正对象传达温暖与尊重。在和小宇第一次见面,笔者先主动介绍自己,平等尊重和小宇进行交流,而不是采取以上对下的方式交流,在一个平等尊重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尊重矫正对象,用正常的眼光看待对方,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技巧。通过尊重去平等地对待服务对象,帮助提升对生活的愿望,以及愿意接受帮助的意愿。尊重矫正对象,也是社会工作者对自身本职工作的一份尊重。尊重服务对象的同时也会得到服务对象的尊重,这样就方便建立专业关系。

3. 积极主动。

社会工作者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有助于和矫正对象建立专业关系。积极主动的态度表明你对矫正对象有兴趣,去帮助他。在和小宇见面时,笔者是主动来介绍自己,让小宇减轻陌生感。积极主动的方式,与矫正对象拉进距离,容易建立专业关系。研究显示,积极主动的态度会促进二者的沟通,减少矫正对象的紧张情绪。积极主动并不是意味着对矫正对象支配和控制,而是在恰当时间用恰当的方式给予矫正对象适当的回应。社会工作者要以矫正对象为中心,鼓励他们对自身积极探索,同时也得让矫正对象感觉社会工作者与其是在一起的,积极寻求资源协助,以回应矫正对象的需求,有利于和矫正对象建立关系。

五、结语

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在我国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尤其,实践经验最为欠缺,笔者通过自己的个案经历,对个案材料加以整理,发现建立专业关系之于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的重大意义,即建立专业关系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整个矫正服务过程的成功与否。笔者通过全文的阐述,较为清晰地说明建立专业关系的过程及技巧,意图为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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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篇8

关键词：社区矫正；劳动教养；完善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由来

传统观念认为只有通过监狱等严格限制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惩罚，使罪犯与社会、家人、亲朋隔离，从而使犯罪人从内心和行为上都受到法律的惩戒，才能对犯罪分子进行惩戒以减少犯罪的发生。但从目前各国的实践情况来看，监狱的刑罚执行的威慑力已不是特别强烈，而且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第一，在监狱关押着因各种原因犯罪的人，他们可能相互沟通各自的犯罪技巧；第二，这些犯罪人长期生活在监狱中，即使出狱也很难再融入社会；第三，随着犯罪人数的增加，各国不得不加大监狱方面的投入，这样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行刑成本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第四，在监狱行刑，“牢头狱霸”侵犯犯罪人人身权利的情况时有发生。

近代监狱学派对在监狱执行刑罚的缺陷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行刑方式社会化的论断，非监禁刑罚措施在19世纪末迅速传播，社区矫正思想在此时开始产生。到了20世纪50年代，学者又提出了对罪犯实行人道和再社会化理论，罪犯再社会化思潮迅速兴起，社区矫正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并逐步由理论渗透到立法，再转化为各国的行刑实践。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社区矫正制度在在我国从最初试点到最后的立法确认已历经将近十来年的时间，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实际实行过程中显露出来的弊端亦不容忽视。

（一）缺乏相关立法保障

我国并没有适用社区矫正工作的完整的《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一直都是依据两高、两部的相关通知或司法部的规章进行，即使有各省（市）的司法厅（局）相继出台的一些政策规定，但政策不但具有地域性特点，且政策的稳定性、规定性、操作性比起法律要相差很远。具体法律规定的缺失使得社区矫正工作在实际推行时难免遭遇操作难和和执法的权威不够的尴尬。

（二）部分群众对社区矫正的抵触

广大社会群众的积极参与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然而重刑主义的刑罚执行方式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社会公众不太能接受社区矫正这一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如果在社区执行，他们会认为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更有人会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

（三）相关经费、人员不足的限制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对社区矫正的经费作出明确的保障性规定，尚未成立统领全国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机关，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人员数量与他们所面临的纷繁的工作任务来说也常令其力不从心，且部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也是社区工作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

（四）社会公众参与少

社区矫正工作如果有了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诸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的参与，我们就可以针对不同情况利用不同的矫治措施，如心理疏导、法律分析等，从而不但更容易做到有的放矢，提高矫治的质量和效果，而且可以大大缓解社区矫正专门工作人员的压力。然而，在各地的社区矫正队伍中除了司法所的专门人员，几乎看不到其他成分人员的身影。

三、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借鉴

（一）俄罗斯社区矫正制度

第一，俄罗斯的社区矫正法制体系体现了权责明晰、程序严谨、操作性强的特点。其以《刑事执行法》为主要规制方式，并设立了众多其他社区矫正法律规范作为必要补充形式，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制体系。第二，俄罗斯目前的刑事法律规定，在制定修改社区矫正法规时不但注重对人权的保护，而且在关于刑罚执行和履行程序的序列设定上，也加强了对非监禁刑种的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得到广泛运用。第三，俄罗斯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是在社区矫正机关主导下，注重加强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

（二）加拿大社区矫正制度

第一，非政府组织与社区矫正相结合。加拿大的社区矫正，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来支持大多数相关机构的运转，但也少不了企业性组织或自愿的直接服务机构等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除此之外，数量众多的志愿者也通过不同的形式帮助矫正对象，对其社区矫正工作的进行有极大帮助。第二，分工明确，专业化强，实行两级垂直管理的方式。垂直管理减少了地方干预，便于上级机构的业务领导，同时，明确的专业化分工也便于构建一支高素质的工作人员队伍。第三，监狱管理与社区矫正良好衔接。他们把矫正机构分为高、中和低三级，管理模式的设计也充分关注是否有利于罪犯对社会的回归。他们重视犯罪人自身技能的提高，从而使犯罪人更容易回归社会。

四、劳教制度废除后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一）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社区矫正法制体系

总结立法先关经验，在上尽快出台一部系统的《社区矫正法》，以实现对做到两种制度平稳过渡，完善矫正法律法规。首先应该扩充社区矫正对象，把原劳动教养制度中的违反社会治安几类对象涵盖。以弥补废除劳教所造成的社会治理空白，但不能使社区矫正制度成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品。其次，社区矫正制度是刑罚由传统的监禁刑向非监禁刑在执行方式上的重大发展，其作为劳教制度废除后的承继制度应顺应时代对人权加强保护的潮流，将符合条件的犯人交给社区由社区矫正管理人员负责监督并帮助犯人矫正，以利于犯人回归社会。最后，在矫治时间上，以往劳动教养制度过长的劳动教养时间造成对劳教人员人身权利长期侵害，鉴于此，社区矫正制度设计者应在充分论证并结合我国以往试点经验审慎规划矫治时间。

（二）加大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宣传

加大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宣传，加深群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提高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认可度，并与相关组织联合起来，保障社区其他群众的安全。

（三）建立合理的人员、经费保障机制

吸收符合需要的专业人才加入到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中来，建立满足实践需要的专职队伍。努力建立相应的经费保障机制。政府在推进社区矫正过程中，可以相应减少对监狱经费的投入，节约下来的这部分经费可以根据各地区社区矫正人数等因素进行拨付，作为社区矫正经费，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继续推进。

（四）确立社区矫正机关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模式

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工作具体的负责机构，厘清各部门相应责任，积极呼吁社会力量的参与，加强对志愿服务人员的管理。建立以社区矫正机关为主导，与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相结合的科学合理的社会化行刑机制，提高社区矫正相关机构工作效能，使其工作更加专业化，刑罚执行效果更好。

总结

综上，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制度在完善时，可以在借鉴劳动教养“扬长避短”，除上述各方面，还应注意加强各部门的互相配合，明确各自权限范围，确立责任追究机制，亦应注重吸收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先进经验，建立科学的刑罚替代转处机制、改革假释程序，以使我国劳教制度废除后相关工作平稳过渡。（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参考文献：

[1]吴宗宪，陈志海非监禁刑研究汇[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404.

[2]崔会如.社区矫正实现研究[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203.

[3]何显兵.论社区矫正的根据[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