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

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推荐8篇）

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 篇1

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分析

法制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事情，是与当前社会与道德对比相适应的，也是我国当前的现状和道德的体现。一听到法制，似乎就感觉与我们大学生还很遥远，其实他离我们很近，并且今后的法制建设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更好的去完善。

我们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从无到有，所表现出的问题很多。主要的问题是受得的社会人情世故的关系太多了。通过上思修课才了解到，我国现在相对较成功的一部法律婚姻法还算完善。现在的单亲家庭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增长趋势较快，但都表现在相对的大城市，相对的绝大多数人还是遵纪守法和伦理道德的，在我们大学生的眼里，就是不说法制，在伦理道德上也说不过去。

当前社会的矛盾，作为大学生的我来说，有一部分法制还不完善,所指定的法律条例还不能预先制定。一旦引起社会的公愤才去修订，一旦引起社会的公愤，就是修订完后，照样会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就像前几年的金融危机一样，发生了才去限制，才去修订相关的法律。最严重时还是当前的酒驾事件，引起了社会公愤才去修订法律。在修订前经过了多少次的醉酒驾驶，经历了多少严重的交通事故，又放过了多少个狂妄之徒，造成了几死几重伤，不说判死刑无期...造成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被毁，就这从道德上讲这也不是肇事者一个人判死刑就能解决的。可是，修订前的交通法没有相关规定的条例。但是引起社会公愤后修订的交通法又有多大的约束力呢？就看最近一年的数据，酒后驾车发生的案例不止十例八例吧？这可是交通法明文规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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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驾车直接触犯法律的，还是有很多人宁愿触犯法律去祸害幸福的家庭，最为狂妄的就是当前的“官二代”，“富二代”了，不是有钱就是有势，有钱的用钱压，有势的用权压，本来判死刑的成了无期，无期又成了有期，最后竟然赔赏点钱就无罪释放了，有些死者家属宁不要钱也要令肇事者受到法律惩罚，以免以后又破坏别的家庭，但是交通法上还是又漏洞，让肇事者免过一劫。这样的社会矛盾就需要相应的调整法律，法律才是统治社会和每个公民的最佳武器。法制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实时更新，以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

如果从我国法制和道德相结合的发展情况上看，以我大学生的角度上看还是挺不错的。都说西方国家的人几乎不闯红灯，而中国人在没有管束的时候闯红灯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在我看来最近几年我们的国家总体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做的一点也不比他们差，也基本上都做到了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包括行人或开车，有些闯红灯的也基本上是有权有势的更主要的是没有道德意识的，还有一些就是年纪大的老爷爷老奶奶，法律意识不是很好。闯红灯也应是触犯相关法律的，不管是行人还是开车，只要是闯红灯都应严格执行管理，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好，法制建设才能更加健全。

我国的行为约束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伦理道德，一个人的行为首先是要对自己负责，其次是要为家庭负责，最后也要为社会负责，绝不能给国家和祖辈丢脸。都属我们的国家是东方圣地，礼仪之邦，在道德行为上绝不能给国家蒙羞。所以从古代起就受到孔夫子的影响非常重视伦理道德，故有古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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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们的先人是非常重视道德，用道德来约束自己。

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法制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加强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可以说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些都充分揭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当中所起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国的总体法制理论基础相对还是薄弱，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和完善。虽然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建设固然重要，但是还应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不能操之过急，最重要的是首先了解并解决这些阻碍我国发展的制约因素。总的来说，中国法制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通过这几年的发展进步，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制理念日渐人心，更需要我们大学生的学习来进一步健全社会。

柴新斌

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 篇2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 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 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 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 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 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 它是指工业革命之后, 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 也引起了“三废” (废气、废水、废渣) 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二) 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 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的大气污染, 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和酸雨;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 如大面积的森林被毁、草场退化;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如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漏油、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地震导致核泄漏等。

针对中国而言, 生态环境日益呈现出恶化趋势:大气污染居高不下, 水资源持续短缺, 水土流失加剧, 水质污染明显加重, 土地退化和耕地占用严重, 森林减少, 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不断加大,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 污染事件不断增多……突出的现象是:全国城市居民正呼吸着悬浮微粒浓度日均值比国际标准高出10倍的污浊空气;全国酸雨覆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9%, 仅此一项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40亿元;全国七大水系近一半的监测河段污染严重, 86%的城市河段水质超标;全国有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声环境中, 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已累积70亿吨, 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 受污染耕地达1.5亿亩以上。另外, 1998年6月中旬中国发生的特大水灾以及2008年1月下旬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发生的特大暴风雪, 都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都与环境遭到破坏有很大的关系。

2. 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 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有的地方对资源开发无计划、无节制、乱采滥伐、破坏严重;有的地方背后甚至喊出“宁肯毒死, 不能穷死”的荒唐口号, 上马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项目;有的工程项目因种种原因, 导致人为拆毁、垮塌、重复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还有的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 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大搞“面子工程”、“亮化工程”等等, 这都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和破坏。 (2) 环境影响评价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 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 评价结论含糊不清, 模棱两可, 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 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 编造、伪造数据, 或者隐瞒事实, 严重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 使之流于形式。 (3) 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中国人口众多,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如生活垃圾数量庞大, 生活污水与日俱增, 而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根据公安部最新资料, 截至2010年11月25日,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辆, 由机动车引发的污染不容忽视;另外, 在用电、水、油、气、煤、纸张、一次性木筷、废旧农用薄膜、包装用塑料膜、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等等方面, 都存在着惊人的浪费, 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4) 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目前, 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有的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 与个人关系不大;有的认为个人应参与环保, 但因对自己要求不严, 经常不了了之;有的认为环境污染主要是大企业、大公司造成的, 个人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小等等不正确的认识。 (5) 突发事件引起的环境污染。“1998—2002年这五年, 中国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了387起, 2003—2007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这是北京大学环境法学教授汪劲的统计数据。特别是近几年来, 国内也发生了很多突发性的污染事件, 如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2011年6月渤海湾漏油事件、2011年8月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等等。 (6) 外资企业引起的环境污染。由于中国境内较为宽松的环境质量标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些国外污染行业将其生产地转移到中国, 这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通常会面临到的发达国家环境寻租的问题。有数据显示, 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2/3在东南亚和拉美, 欧盟在中国的投资行业中20%属于污染密集型。

二、对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中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更好地保护中国的环境资源, 让环境不再哭泣, 还人民群众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 在此笔者就对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作以下几点思考:

(一) 立法观念的转变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中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 法律的调整范畴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 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 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各地在发展地方经济时, 要逐步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积极实现“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新型环保路线。

地方环境立法在制定时, 也必须坚持强化环境管理, 突出重点, 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一盘棋的指导思想, 统一考虑, 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 以环境保护为环境立法的重点, 具体说来, 有如下原则: (1)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所谓“可持续发展”, 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它的核心是发展, 其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 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 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当然,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为保障。 (2) 改变地方政府成绩考核的GDP导向, 把环境保护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及时公开环境信息, 对影响公众环境权益的政策和立法建议、规划与建设项目, 要充分听取专家及公众意见, 做到科学决策, 使二者之间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造福一方百姓。 (3) 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 谁污染谁治理, 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在责任承担上, 唯有让污染企业为自己污染环境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才能引起他们对环境保护的足够重视。另外, 对于那些严重违反环保法的规定, 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单位或个人, 应当依法提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不能“以罚代管”, 偏袒或放纵相关责任主体。 (4)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坚持和完善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执法监管体制;国家加强对地方环保工作的指导、支持和监督, 协调解决跨省域环境问题, 督促检查突出的环境问题;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 组织完成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任务;法人和其他组织负责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

(二)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是指根据法律的授权, 一切单位或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那么, 谁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顺位原告呢?笔者认为, 环保部门是最适合的主体, 首先是其职责所在;其次拥有其他主体无可比拟的专业人才、设备等环保资源, 同时, 也可支配财政资金而具有承担诉讼成本的能力。另外, 在没有适当主体或现有主体无法行使环境公益诉权时, 检察机关可作为最终的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三) 加大法律监督和完善执法环境

由于中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 权力相对集中, 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 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我们知道, 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状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 也就没有法治。严格依法行政, 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对执法人员的不作为、胡作为、渎职的, 要依照规定严肃处理, 以期不断完善中国的执法环境。

(四) 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加强

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环保意识和守法观念, 再完善的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 因此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宣传当前中国的环境状况, 提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迫切性, 倡议大家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积极加入到“人人参与环保, 共建美好家园”的活动中来。

(五) 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 在中国, 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 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例如中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休渔期”政策, 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渔民的收入, 若政府对他们没有补偿, 势必影响政策的贯彻执行。“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 笔者认为, 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 给予私人更长的承包期, 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 对环境资源做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 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六) 运用一系列的经济手段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立法

所谓市场机制, 是指通过价格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 使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争取最高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在环境立法中引进市场机制, 就是利用法的规范性与强制性功能, 对各种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在源头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 引入税收机制, 政府征收一定的环境税, 又称绿色税收, 主要可分为排污税和产品税两种。

前者主要是针对污染企业, 从污染源头、污染行为进行控制, 如造纸、化工、冶炼等等。产品税主要针对那些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 如塑料制品、一次性电池、石油、碳、煤等。

2. 引入收费机制, 主要是对企业排污进行收费, 通常是拟定排放标准, 超过一定标准则收取一定费用。

另外, 合理确定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收费标准,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治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鼓励污染治理产业化, 培育市场化运作机制。

3. 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 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

排放权利, 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或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 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排污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 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排污权交易, 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 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污染物, 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4. 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 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时, 凡涉及有玻璃或塑料等容器 (或包装物) 时, 在商品价格以外预存一部分钱作为押金, 待消费者退回这些容器或包装物, 商家再把押金退回消费者。否则, 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

三、结束语

为了我们及后代共同的利益, 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环境现状的实际情况, 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道路, 加快环境法制建设的进程, 不断完善中国的环保法体系, 对中国的环境资源进行有效地保护, 以求更有力的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Z].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Z].

[3]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4]洪大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1998.

[5]贾爱玲.环境管理中引入绿色税制的构想[J].环境保护, 2002, (10) .

[6]吴志春, 等.排污权交易市场将步入广阔空间[N].中国环境报, 2001.

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 篇3

关键词: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对策

一、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现状及成因

(一)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现状

西部地区属于民族聚居区,也是中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之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一般性和西部民族地区特殊地缘性的统一。西部民族地区广大民众的法律观念、法律认同和法律行为,受到国家法令、家族宗法、宗教教规与民族习俗为主体的民族法律文化多重的影响。加上西部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地带,生活方式较为保守,法律关系主体的素质较差。现代法律文化淡薄,习惯势力和落后的思想观念严重地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律进步。因此,国家虽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法律,但其立法精神并没有充分渗透到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生活中,许多人依然生活在教法原则、习惯势力、伦理规范、行政命令、权威意志以及“土政策”“土法律”构成的各种“类法律秩序”中。尽管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逐渐增强,但还有一部分人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二)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成效不明显的原因

1.执法机关缺乏监管力度,司法腐败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西部民族地区少数行政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有的甚至执法犯法,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查处的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违纪案件数多起。此外,有罪不究、裁判不公、违法办案、刑讯逼供等诉讼中的突出问题依然存在,人民群众的反映强烈。

2.市场经济发育缓慢的影响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以政策倾斜、资金投入等方式大力扶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给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促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但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较为明显。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滞后、市场主体缺乏活力、规模较小等原因,西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进程缓慢。

3.西部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立法滞后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为保护各少数民族社会成员的各项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但该法律体系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发展,西部民族地方法制建设和立法滞后的问题比较突出,如《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民族地方法制建设的基本法,仍比较原则,实践中难以直接引用操作。因此,急需根据形势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和法规。

二、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特点

(一)民族性

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从内容上看,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要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从对象上看,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要调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民族地区之间,自治机关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从背景上看,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不能脱离其赖于存在的历史、经济、文化的民族根基。因此,民族性是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本质特征。

(二)综合性

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综合性表现在法规体系、调整手段和法制目标等方面。在法规体系上,要加快经济、行政和涉及刑事、民事的法规的立法,以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使公民有法可依。在调整手段上,要根据实际情况,达到引导、协调社会关系的发展或压制不法行为,对不法行为者形成威慑。在法制目标上,要建立综合的目标体系和评价体系,推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健康发展,避免片面性。

(三)复杂性

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面临着要处理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西部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关系,西部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关系,西部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落后的经济状况如何与市场经济接轨等等。究其原因,还是由于西部各民族在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三、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对策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必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的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也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必须通过立法等活动把西部建设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上来。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发展

(一)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法制宣传水平

西部民族地区长期受小农经济和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民主法制精神先天不足,且受极左思想影响,政治意识重于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加上受教育程度有待提高等等。因此,要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公民逐步树立民主法治观念、权利本位观念和自由平等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二)加强执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执法责任制

首先,政府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其次,抓好领导班子建设,有效地提高领导班子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加强对现有干部的法律培训;再次,强化监督检察,坚持公开制度,确保各项法律法规的落实。执法机关内部应建立健全审、监、执等主要环节的相互制约机制。

(三)增强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

加大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宣传力度。因此,在今后的普法工作中,要注意公众学法的专业化,例如,向农民宣传《农业法》,向工人宣传《劳动法》,向城市居民宣传《税法》、《环境法》等。此外,要有计划地向西部地区输送法律人才。最主要的途径是普及基础教育,切保适龄儿童均有受教育机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就一个开拓创新的大环境。

参考文献:

[1]朱玉福.改革开放30年我国民族法制建设回顾[J].贵州民族研究,2009,(1).

[2]雷群,陆铭宁.对新时期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现状的思考[J].决策管理,2006,(23).

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 篇4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积极影响，另一个就是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在我国，“民本思想”历来有之，例如儒家思想著名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民贵君轻” 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民本思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虽然实行的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但是也不乏一些平等的思想的出现，像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就与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意。这些“民本思想”和平等的思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2．消极影响

除了积极的影响，事实上，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消极的不利的因素掺杂在其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向来就缺乏民主的传统。在我国封建制度下，皇帝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并且在封建制度下还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往往被分为三六九等，至于所标榜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在封建等级制度极其严密的封建社会，它的现实性还是很小的。

在我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从汉唐建立以来一直到明清封建制度的结束，它的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众所周知，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它应当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然而，在中国几乎涵盖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法律却没有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千年不变的法律制度理所当然的会不适应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

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 篇5

环保产业的影响

关键词: 环境法制/环保投资/环保产业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我国30年来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的历程，从通过法律确立市场信心和直接引导资金进入环保领域等两个方面分析了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了当前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立法目标、立法框架、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今后我国环保立法的目标与方向。

从各国环境保护的实际历程来看，同一般的社会投资和产业发展不同，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是随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所“引导”或者“转化”出来的。探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同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关系，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生态环保工作，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环境法制建设基本情况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法治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建立起了一个由宪法中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条款、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国际公约和条约以及配套的标准等所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25部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已达上百件。各地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与资源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达1500多件。我国批准和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条约48项。

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整个过程来看，从规划、项目决策到污染物最终处置的整个过程来看，在各个环节都形成了一些重要法律制度。如在规划和计划环节，形成了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规划、计划制度；在建设项目环节，形成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1]制度；在生产、经营和污染治理环节，形成了排污申报登记制度、排污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近年来，在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理念的影响下，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有了新的变化，调整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从源头防治污染成为立法的重要方向。随着《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有关清洁生产审计、环境管理认证、环境标志等制度也逐步得到实施。随着《可再生能源法》和新的《节能法》的颁布实施，鼓励清洁能源利用和节约能源的一系列新制度得到实施。

二、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

在近三十年的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过程中，各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从两个方面引导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一方面是通过法律确立市场信心，引导形成环保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直接引导公共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环保领域。

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审议通过后[2]，初步消除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风险，大大增强了社会各界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信心，可再生能源市场规模迅速扩大。2006年，各类可再生能源开发规模增长迅速，风电2006年底吊装完成装机容量133万千瓦，比过去20年的总和还要多；太阳能光伏发电生产能力达到创纪录的30万千瓦，比2005年增长15万千瓦，超过世界生产能力的10倍；太阳能热水器生产能力达到1800万平方米，比2005年增长200多万平米，累计使用量接近l亿平方米。各类投资主体纷纷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入，国内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国家电网公司、五大发电公司、三大石油集团、神华集团、长江电力、申广核、广州粤电等，纷纷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一些民营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同时，风险投资和民间资本开始介入可再生能源投资市场。到2007年底，大约有20家可再生能源公司（或一些大公司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分别在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和国内等主要股票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超过了200亿美元。由于政策和市场两方面的共同拉动，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制造业发展迅速，上海电气、大连重工、东方汽轮机和哈尔滨电气等大型装备集团也开始进入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国际主要的风机制造企业或企业集团也开始进入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到2008年底，我国已拥有70多家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和大批配套厂商，其中18家已有兆瓦级风机样机，其中6家具有成机生产或集成生产的能力。年生产能力超过100兆瓦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企业超过15家，其中进入世界十强的2家；太阳能热水器制造企业发展到3000多家。

在直接引导政府和企业投资方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曾对修订草案的预期效果及需要的投资作了一些初步的估算。从当时修订内容来看，如果在法律公布后，执法到位，各项法律规定切实得到实施，预计将取得以下四个方面的成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得到控制的基础上，开始逐年减少；重点城市大气质量明显改善；机动车排气污染得到控制；城市扬尘得到有效控制。实施有关法律规定预计所需投资是： 1.总量控制方面：控制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实现到2010年使“两控区”[3]内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1000万吨左右的目标，约需治理投资1800亿元，平均每年投入180亿元； 2.重点城市污染控制方面：从当时34个重点城市（扣除达标的13个城市）来看，可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是沿海开放城市。如福州、汕头、苏州、湛江等，这些城市经济基础较好，大气质量也较好，实现大气质量达标不需要更多投入，平均约6亿~8亿元；第二类是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虽然经济条件好，但治理大气污染任务较重，实现达标需要较大投入，平均在250亿~300亿元左右；第三类是其他城市，如郑州、杭州、青岛、桂林等，实现达标平均需投入15亿~20亿元。综上所述，这34个城市若实现达标，约需投入1200亿~1500亿元。3.机动车污染控制方面，初步研究表明，如果使机动车污染控制达到国家新规定的排放标准，所需的控制费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 ~0.7%。4.扬尘污染控制方面，建筑施工扬尘污染的控制远比工业污染治理简单易行，只要严格执行法规制度，加强管理，不需要多少投入，就能够取得成效，根据北京市实例测算，防止施工扬尘费用仅占整个工程概算的0.1% ~0.3%。虽然法律实施后的情况与原来预计不尽一致，但有关法律规定会引导大量公共财政和企业资金投资环保投资是确凿无疑的。近年来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虽然未作类似的估算，但其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实际影响作用是相近的。

2001—2006年底，六年时间内，全国环境污染治理累计投资为10965.3亿元。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6203亿元；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1834.5亿元；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2927.8亿元。

三、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

当前，由于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本身的缺陷和法律实施的缺失，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方面的潜力和作用还没有有效地发挥出来，尚不能为实现环境保护规划目标，落实环境保护规划的投资及其他各项保障措施，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其根源主要是：

1.一些重要的环境领域尚处在无法可依的状况，不能确保这些领域获得市场注意和社会投资。这结领域包括循环经济发展、有毒化学品污染防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土壤污染防治、湿地生态保护、自然保护区的维护管理、生物安全等。同时，法律规定大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阻碍了法律的有效实施，制约了法律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引导效应的发挥。

2.市场调控手段缺乏，缺乏激励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经济激励机制。在这方面真正实施的只有排污收费、污水处理收费、电厂脱硫加价等几项制度和政策，并且存在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其他起抑制环境污染的环境税费和鼓励环境保护的环境补偿制度基本是空白。由于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手段和合理的制度设计，相应就不能有效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发展环保产业。

3.公众参与缺乏有效的立法保障，相应的社会调控机制尚未有效发挥作用，社会自觉的环保需求不足。在发达国家，以自愿协议、环境标志、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为基础的社会调控制度，已经在法律上获得有效保障，成为政府、市场之外保护环境的重要社会调控机制，成为环保需求和投资的重要引导力量。

4.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的问题相当突出，法律规范的环保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求，不能带动相应的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中央部门缺乏对地方部门的领导和制约能力；行政执法力量特别是基层的行政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不力，许多违法现象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社会的守法意识还不够高，一些政府领导干部法制意识淡薄，干扰正常行政执法工作，为某些违法行为袒护；司法部门办理环境与资源保护案件的能力不足，办案不及时，处罚力度不够。

四、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目标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了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这相应对中国的环境立法提出了新目标、新方向。在今后长时期内，我国环保立法应当以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基本方向，以循环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生态保护为重要领域，逐步形成涵盖全面、制度健全、法规与技术规范配套的环境法体系。

1.在立法目标上。应当从防治单项常规污染物和保护单项生态要素，转向重视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环境安全，转向重视保护生态系统的系统整体存在价值；从注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向注重生产全过程控制，注重优先采用资源效率和循环利用手段；从重视防治单项、局部的环境问题，逐步转向防治区域的和全球的环境问题；从注意防治生产过程的环境影响，转向同时注重防治生活和消费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从强调政府调控，转向政府调控、市场调节和社会调控机制相结合。

2.在立法框架上。在总体框架上应当逐步形成由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或者政策框架法、单项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构成的完整法律框架。当前要把有关循环经济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生物安全）、资源节约和有毒有害废物监管等作为法律制定或者修改的重要领域。对每一单项实体法律，应当大力加强配套行政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所构成的配套体系，强化法律的可操作性，为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创造条件。根据各地区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应当努力制定一些更具有地方适用性和针对性的专项地方性法规。

3.在法律制度上。应当逐步建立起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等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要在已经基本建立的常规污染物行政监督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对危害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各种有毒有害污染物质的行政监督管理制度；要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和机制，包括绿色GDP考核制度，以强制性的环境和资源标准为核心的产业指导和市场准入制度等，增强政府在产业调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综合决策和协调能力。在市场引导方面，应当逐步建立有关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价格形成的制度，探索建立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制度；建立和完善有关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制度，提高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效能和效率；研究探索由资源税费、环境税费构成的“绿色税收”制度和资源、环境使用权的交易制度，逐步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市场运行机制。在引导和扩大公众参与方面，应当积极努力，逐步完善有关公民环境权的法律规定，保障公民健康权、知情权、检举权、参与权等各种权利；完善有关环境状况信息和环境决策信息公开化的制度规定，完善公众参与各种环境决策的法律制度和程序；完善相关民事、行政诉讼和民事、行政赔偿的制度和程序；鼓励引导民间组织和社区组织合法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和公益活动；推进环境宣传和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健康文明和对环境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4.在法律实施机制上，要在改进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实施法律监督的能力和效力。从行政主管部门来说，要加强监测能力、监督管理能力和紧急事件应急能力的建设，要加强中央和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行政主管部门的垂直领导；从社会公众来说，要引导和扶持建立民间环保组织，包括专业性组织和社区组织，支持其参与环境监督。在这方面，首先要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本身就是最好的监督手段。

注释: [1]“三同时”制度，是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性开发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制度。它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辅相成，是防止新污染和破坏的两大“法宝”，是我国预防为主方针的具体化、制度化。

[2]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审议通过后，从价格、税收、强制性市场配额和并网接入等方面鼓励扶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如该法第十九条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按照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上网电价应当公布。”

[3]“两控区”是指酸雨控制区或者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的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根据气象、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可以将已经产生、可能产生酸雨的地区或者其他二氧化硫污染严重的地区，划定为酸雨控制区或者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即“两控区”。

参考文献：

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 篇6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是谁在主张“民意”----写在中国法制建设三十年

余峰

【摘要】从一个案件来洞悉中国三十年的法治建设，是一个过于宏大或者艰难的任务，回顾这三十年的法治历程，也有着太多的艰辛和温存，或许美好，或许苦涩。在诸多司法案件的审理中，每一个判决都在反映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三十年的历程，有着多元化的诠释，多方位的视角。而今天，我所聚焦的，不是一个案例的剖析和影响，而是一个词汇——民意，它或许不是中国法治历程的主题，但却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在中国，法律的实践运行和法治改革的实际进程中，都在追问着同一些问题——什么是“民意”?又是谁在主张“民意”?

在近些年里，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或许不是《刑法》的修订，抑或是《物权法》的施行，起码在大众的记忆里，让我们记住的，是一个个的名字，曾经的齐玉苓，孙志刚，邱兴华，到如今的许霆，彭宇，杨佳，我想有一点，不管是立法者执意的，还是无心的，在事实上，一起起的个案正在推动着中国法治的前行，有人称之为普法，也有人称之为塑法。而在这些个案的背后，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强大的势力在支撑，那就是——民意。

什么是“民意”?我们一般认为，民意就是民众个体意见的集中表达。但是，在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如古斯塔夫·勒庞看来，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与独立的个体完全不同。不管一个人多么聪明，只要他投身群体，就容易受到暗示和感染，从而变得盲从，冲动，简单化，极端化。勒庞在他的代表作《乌合之众》中，不无灰暗地说，群体的意见多半受领袖支配，民主不过是独裁者的一件漂亮的外衣。勒庞之后的历史证明，我们没有必要这么悲观，但民意极其容易被操纵，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又是谁在主张“民意”，在利用“民意”呢?

对于司法，记得早在刘涌案后，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民意?媒体的态度和网络的言论是民意么?进一步说，民意的基础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民意赖以成立的基础是想象出来的，是被建构起来的?二是：即使我们有办法确认民意，在司法中，是不是可以依据民意判决呢?民意可以决定立法(立法的德性就在于体现最大多数的利益)，但是否能决定司法呢(司法的德性在于保守与克制)?法律人，尤其是法学家，是否应为了政治正确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德性呢?

这些问题虽然很早就被提出，但却一直没有能给出合理的答案，而在今天，对于民意的理解与反思，则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后三十年的法治进程，司法独立将成为它的主题，而行政和党派的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像中国市场一样，逐渐的放开剔除计划的影响，而对于“民意”，确是摆在司法独立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什么是民意?

诚如上文所言，“民意”在今天有着独特的含义，三十年前中国人口最多的是农民，我们最要倾听的是农民的声音;而三十年后，中国人口最多的，或许将是“网民”。然而，媒体的态度和网络的言论是民意么?在如此快速转变的民意后面，又到底是那些人或观念在操纵着民意呢?我并不试图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法哲学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太多去阐述“民主不过是独裁者的一件漂亮的外衣”的文章。而这只会让实际中的问题变成一种哲学上的主义。在问题与主义之间，毫无利于问题的解决。

关于对民意的态度，我觉得台湾的例子有很大的说服力。仅以2004年大选，“陈水扁枪击案”为切入，台湾的舆论与民意，同样受到媒体或个人事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不是操纵。对于民意的理解，正如民主制度的瑕疵一样，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和形式。在我们否定专制的同时，我们也拒绝了精英阶层的智慧;在我们接受民意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大众的盲目与冲动。这都是无法规制的，就像那两颗子弹，它就

给陈水扁带了超过15个点的民调支持率，可能那两颗子弹“葬送”了台湾同胞四年的幸福，但它捍卫了台湾的民主，体现了民意的作用。民意以及民主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绝对的幸福，它也不过是一种较好的统治方式。而大陆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民意的盲动所带来的弊端，而是我们无法解读到真正的民意，抑或是无法让民众在清晰的事实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出生在香港，虽然在香港没有经历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但作为一个香港的公民，有一点的意识确是深刻的，那就是在香港，我只有作为个体的——公民的概念，而很少有作为群体的——人民的概念。我并不是说在香港缺少民主或者不倾听民意，因为在香港的行政机关中还是很看重民调的支持率的，只是在香港，从不去试图统一或者归纳出一个“人民”共同的意见，因为在潜意识里，人民的选择，人民的意志，这些词汇是一个空虚并且可怕的概念。我想那些经历过非常时期的人们，从文革的阴影中走过，都会对于“人民的选择”，有潜在的恐惧。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在个案语境下的——民意，则带有了太多人民统一思想后的意义，而这种民意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司法的层面，渗透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认为这是民意在中国大陆最大的症结，民意是无法统一的，是不存在绝对意义上“人民的选择”的，媒体不应也不能试图去解说或标榜自己代表了民意。

媒体与民意，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体在引导民意，也在反映民意，在这条循环的链锁中，要想解放民意，只有打开媒体。也正是前文所说的，让民意在被操纵中觉醒，不是在残缺不全的消息中争吵，而是把诉求改变成要求公布更多真相。双方都可以继续争取舆论的支持，但这种争取不是控制，更不是通过“压缩”“筛选”事实来操纵，而是让每个作为个体的公民在案件的真实面前，作出属于自己的个体的判断。我们不能拒绝民意的盲目，我们所要做的是不让民意变的麻木。

看到过一篇对凤凰卫视资深媒体人的专访，他带有调侃的说道，中宣部对媒体的态度是：统一思想，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新闻媒体，又如何能在统一思想后，做到实事求是呢?对于民意的获取，让我们去倾

听更多属于公民个人的意见，而不是去代言“人民的选择”，让我们通过真相来做引导，争取舆论的支持，而不是去阻断或屏蔽信息的交流，将操纵变成一种引导。

我所欣赏的进路——是让民意相对理性化，抛弃在逻辑上对其基础的质疑，而是意图将其在实际运用中的程序加以规制，这是更现实，同样也是更可行的建议。要让民意相对理性化也并不困难，只要信息透明，就成功了一大半。在此情况下，双方当然可以继续争取舆论支持，但是争取不同于操纵，影响不同于引导。争取和影响，好比在一个十字路口，说服一个健全的人走某一条路;而操纵与引导，好比蒙上或者刺瞎他的眼睛，用自己的手牵着他走。

是不是可以依据民意判决呢?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司法中，是不是可以依据民意判决呢?涉及到司法的独立与职业的操守，问题中已经包含，民意可以决定立法，但是否能决定司法呢?法律人，尤其是法学家，是否应为了政治正确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德性呢?

在这方面的论述已有很多，但经典的文章却不多见，比较统一的思维进路是贺卫方教授在关于《走向司法公正的八要件》一文中，谈到的传媒的监督权作为一柄双刃剑，可能正当行使，也可能被滥用。司法既要保持它的职业性和独立性，也要充分发挥媒体、人民的监督作用，通过一整套规范来理顺两者的关系。只是辩证的在分析两者的关系，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而我所推崇的，或许是一种相对极端的逻辑，那就是司法必须保持自己的中立与个性。我比较欣赏的是梁治平先生早期的一篇文章，《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文章以苏格拉底的死为切入点深刻的分析了民意对司法造成的影响及后果，论证了价值中立的形式合理性。记忆深刻的，是在其行文中引用的《古代法》(梅因著)一书中的论述：

一个社会对于某些特殊案件，为了得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判决，就毫不犹疑的把阻碍着完美判决的成文法律规定变通一下，如果这个社会确有任何司法原则可以传诸后世，那它所能传下来的司法原则只可能

仅仅是包括着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这种法律学就不能具有为后世比较进步的概念所能适用的骨架。充其量，它只是在带有缺点的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而已。

梁治平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思维进路，与其停留在形而上学的争论中，去漫谈立法与司法的德性，不如去追溯历史的发展，当我们今天再去看曾经希腊法的悲剧时，或许就会得到更多的反思。

在西方法律史上，希腊法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世俗法律制度，而且，它很早就摆脱了附在它身上的种种形式主义特征，变成一种灵活和富有弹性的制度。不幸的是，它始终没能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在民主的雅典，它成为捍卫民主最有力的武器，但同时也是公众舆论的工具。有6000人之众的陪审法院乃是雅典民主的表征，也是它最坚固的堡垒。它确实很好的保卫了民主，但是牺牲了法律。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的，希腊法由一种生命力勃发的制度终而变成博物馆的里的古董，引发这一过程的，正好就是使希腊文明大放异彩的同一个原因。希腊法的例子可能过于极端，因为它过分看重民主与舆论，但却也给了我们一个警醒，民主是一个奢侈品，也是一个危险品。依据民意判决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不仅仅是一个苏格拉底的死;正如梅因所说的，司法判决如果依据正在流行的是非观念，那只是在带有缺点的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一种哲学而已。反思一下文革期间的“人民公决”，不正是一种是非观念上的判决吗?我以为对于司法的未来发展，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博弈中，宁肯去接受司法相对的僵硬与传统，毕竟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面前，群众盲目的热情比司法的冷酷更可怕。

时至今日，法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兴起，我们从习惯法，甚至是习俗谚语中来挖掘法律的合理性依据，然而社会的规范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包括熟人社会中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机制，例如声誉、疏远、流言蜚语、以牙还牙的报复等等，市民生活秩序的维持需要的是多方面的约束，所以我以为，一种法律要想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需要满足许多方面的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脱离其他的社会规范，获得某种独立的地位，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取得价值中立的，甚至要有意识的区别于道德上的审判，情、理、法——是和而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武断的认为，法律的解读与运用，就应当是法官与律师的事情，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法律是有自己独特的逻辑体系和语言体系的。读了费孝通先

生的《乡土中国》，从文字下乡，到送法下乡，所谓的普法，普及的不应是法律的条文和知识，不是全民参与司法审判，而是对法治的观念，甚至在更高层面上是法律的威慑和对法律的信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乡间的公路旁，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标语——违章就是违法，违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死亡。

武汉科技法制环境建设现状研究 篇7

当前, 武汉市正在举全市之力积极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向着以“高新技术创造中心、新兴产业生成中心、科技改革示范中心、高端人才聚集中心、创新文化培育中心”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创新中心的目标积极迈进。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必须要高度重视科技法制环境建设, 充分发挥科技法制环境对科技事业发展的宏观引导作用。本文拟就武汉科技法制环境建设的现状与问题进行探讨。

1 武汉市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基础

1.1 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人力资源

科技人力资源是科技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在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科技人力资源的总体状况制约着科技发展的水平, 从而影响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纵观武汉科技发展的历程, 科技人力资源是其中最具创造性的资源, 也是武汉科技能够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保持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技人力资源既是科技法制所调节的社会关系的主角, 也同时影响着科技法制环境, 是科技法制环境建设过程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

当前, 武汉每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达到了2 519人, 每百万人口大专院校在校学生人数超过10万人, 在校研究生人数达到10.61万人, 每万人R&D活动人员全时当量为51.12人年/万人, R&D活动人员全时当量达到了46 177人年。从高端人才来看, 武汉市目前拥有两院院士近60名, 广泛分布在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中, 引领着武汉市光电子、新能源、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武汉优势科技产业的发展。

1.2 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物力资源

科技物力资源是科技法制环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主要是指各种科研仪器、设备、种质资源等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条件平台, 是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和保障, 主要分布于研究机构、大学、企业中的技术开发机构、孵化器等科技服务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

截至目前, 武汉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0个, 国家实验室1个, 国家工程实验室3个, 国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10个,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3个,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9个, 各类生产力促进中心28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65家[2]。在科技情报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服务领域, 武汉市也拥有发展成熟、操作规范、资源丰富、实力雄厚的专业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和设施共同构成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强大科技物力资源。

1.3 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财力资源

科技财力资源指科技活动经费的投入, 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为城市科技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个城市的科技投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个区域科技发展的潜力与能力。科技财力资源既包括政府财政科技投入, 也包括各类社会力量的财政科技投入, 尤其是R&D经费投入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更是反映了城市科技创新的潜能。

近年来, 武汉市财政科技投入持续增长, 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金融支撑的立体投入体系逐步形成。市级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从2008年的6.39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0.2亿元, 年均增长12.4%, 形成了涵盖重大专项、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等多方面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3]。全年R&D经费投入从2008年的91.08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12.90亿元, 年均增长23.6%。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也由2008年的2.30%提高到了2012年的2.66%, 提高了0.36个百分点[3]。

1.4 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产业基础

科技法制环境改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 科技法制环境建设不可避免的要依托科技产业进行, 以科技产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最终, 通过科技产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2012年, 武汉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4 556亿元, 2008年以来年均增长27.3%;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 353.4亿元, 2008年以来年均增长22.5%。全市高新技术企业2012年新增237家, 达到819家, 其中年产值过百亿的企业有8家。[3]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光电子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高技术服务业、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现代农业等领域, 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1.5 近年来武汉所肩负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使命

丰富的科技资源和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使得武汉不断得到国家重大战略的叠加和聚焦, 肩负着多项国家发展战略使命, 从而形成了武汉科技法制环境建设所依托的良好外部环境。

继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被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 2009年12月,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又成为继北京中关村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近年来, 武汉还争取到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2010年)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2009年)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2007年) 、国家火炬计划新材料产业基地 (2003年) 、国家三网融合建设试点城市 (2010年) 、国内唯一的国家地球空间信息武汉产业化基地 (2008年) 、全国首批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 (2012年) 、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2012年) 等, 此外, 十城千辆、十城万盏 (2009年) 、“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2010年) 等一批国家科技品牌和试点示范工程相继落户武汉, 这为武汉科技法制环境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战略基础。

2 近年来武汉市科技法制环境建设取得的成绩

2.1 较好落实了国家和湖北省科技领域法律法规

2007年12月29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为我国新时期依法推进科技进步奠定了法制基础。除此之外, 国家还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综合性法律以及《专利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特定领域的专门法律。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科技成果奖励条例》、《自然科学奖励条例》、《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等十几部行政法规和《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政府部门规章。另外, 国家层面还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等规划和文件[4]。此外, 2009年12月,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进一步明确了湖北省科技发展的战略和基本方针、政策。

武汉市认真贯彻执行上位法, 严格执行国家和湖北省关于科技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性文件, 结合武汉实际, 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维护了政令畅通和法制统一。

2.2 因地制宜制定了体系完整的地方性科技法规

近年来, 武汉市在认真执行国家和湖北省相关科技法规的基础上, 加强了本地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大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综合性科技法规, 一类是具体领域科技法规, 这些法规和文件涉及到科技工作方方面面, 为武汉市科技工作起到了规范引导和保驾护航的作用,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地方性科技法规体系 (图1) 。

在国家和湖北省上位法的指引下, 武汉市近期出台了《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中心的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武汉市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2012-2016)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全民创业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与国家和湖北省相关法律法规配套的综合性法规和文件, 对武汉市科技工作总体上进行了部署和约束。

除了综合性法规和文件以外, 武汉市近年来还针对特定科技领域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法规和文件, 包括科技金融、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科技计划管理、科技园区、知识产权及其他等多个方面。在科技金融方面, 出台了《关于推动科技金融市区联动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武汉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武汉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等。良好的科技金融法制环境有力促进了武汉科技金融结合国家试点城市建设进程, 在科技贷款、科技保险、科技投融资、创业引导基金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为加快武汉市国家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金融保障。

武汉是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源地, 孵化器建设是武汉科技工作的一大亮点和特色, 为推进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 武汉制定了一系列多样化的法规和政策, 如《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的意见》、《武汉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等, 政策的支持力度和创新性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此外, 武汉市还就高新技术产业、科技计划管理、科技园区、知识产权等科技工作的多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

2.3 严格按法定程序扎实开展地方科技立法工作

在制定地方性科技法规的过程中, 武汉市皆依照法定程序, 积极听取专家学者、利益相关者、相关政府部门等多方面的意见, 力求维护法律和政策制定过程的规范与权威。

立法前期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不管是地方性法规还是政策性文件, 武汉市在立法之前首先都是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工作, 掌握大量一手材料, 同时借鉴专家和公众意见, 提高了具体法规条款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例如, 《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2008年被市人大列入立法调研项目后, 市科技局即着手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组成课题组, 完成了资料收集、比较研究、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前期工作。《条例》列为正式立法项目后, 市政府法制办会同市科技局组成工作专班, 专班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积极开展调研和座谈, 广泛听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和人员的意见。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为条例的正式行文打下了良好的前期基础。

在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 按照《立法法》和有关文件的要求, 进行严格的修改、审议和备案, 确保法规条文的严谨科学与统筹兼顾。如在《武汉市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初稿形成后, 积极开展市区科技规划衔接, 通过专题会议和实地调研走访等形式, 使得规划能够上下一致, 落到实处。规划编制完成后, 先后通过专家评审, 部门横向沟通, 人大审议, 直到最后规划公布, 前后共花了近2年时间, 经历了数十次修改。再如《条例》 (征求意见稿) 形成后, 通过政府法制网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并召开了专家听证会。后来, 经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和市人大常委会多次审议,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2.4 严厉开展净化创新环境的知识产权执法活动

2009年, 武汉市以政府令的形式出台了《武汉市促进知识产权工作若干规定》,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进一步提升武汉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 特别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各种知识产权违法活动。

在专利保护方面, 市知识产权局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护航”专项行动部署, 重点查处反复性、群体性侵权及假冒专利行为, 多次开展专利市场检查, 并接受执法机关委托, 组织专家提供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咨询意见。2012年全年专利纠纷立案54件, 同比增长350%;查处假冒专利立案82件, 同比增长164.5%, 均已全部结案。

在知识产权审判方面, 实施了在有关案件中探索推进专家证人制度, 有效解决了专利侵权和技术合同纠纷等案件技术判断和认定问题。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诉调对接机制的创新实践, 委托市知识产权局调解技术性较强、事实争议较大的专利纠纷案件, 成功化解了不少双方当事人的矛盾。

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方面, 市、区检察院建立了知识产权案件审查制度, 落实了办理知识产权案件逐案汇报分析, 统一了打击尺度和标准, 建立了与有关知识产权执法机关信息通报机制。2012年全年批捕知识产权类犯罪26件42人, 起诉94件104人。市公安局推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工作向纵深发展, 2012年全年查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标值5 300余万元, 有效净化了创新环境。

2.5 面向全民积极组织立体化科技法制宣传活动

近年来, 武汉市加强了科技法制宣传活动, 采用视频、互联网、微博、传统媒体、专题活动等宣传形式, 立体化宣传, 取得了一系列良好的效果。

依托武汉电视台科技记者站, 以视频为主要形式, 在各类传统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武汉科技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情况, 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依托市科技局官方网站, 设立政策法规专题, 及时更新武汉科技法规, 方便查询, 并特设网上互动栏目, 与公众进行互动, 及时解答公众提出的科技法制方面的问题。

开通了“创新武汉”官方微博, 通过发布博文、评论与网民开展互动交流, 引导大家积极参与到武汉科技法制环境建设的进程中来。2012年发布了“解读科技创业黄金十条”系列微博、持续关注民营经济新“56条”、“《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新鲜出炉”等科技法制信息, 为科技法制宣传占领了微博这一新兴媒体阵地。

广泛开展各类专题宣传活动, 宣传科技法规和武汉的相应政策。今年5月, 举办了“武汉科技周”活动, 在持续一周的活动中, 陆续举行150余场科技政策宣讲和科普展览活动, 宣传了武汉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扶持自主创新、科学普及等方面的法规和政策, 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3 当前武汉市科技法制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

3.1 扶持中小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立法尚不完善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 也是发展自主创新战略面向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而中小企业是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群体。从武汉市中小企业立法的情况来看, 《武汉市民营企业科技条例》修订于9年前 (2004年) , 相关规定已经明显滞后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需要, 亟待再次修订。由于立法滞后, 部分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仍显不足, 外部金融激励机制、股权激励机制的建立缺乏足够的法制保障。从武汉市现状来看, 有的中小企业迄今从未申请过专利, 重产量而轻研发;有的企业为了降低技术转化成本, 宁愿将发明专利锁进保险柜也不愿投入生产线;有的企业缺乏足够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 专利过期而未及时续展、没有注册商标、商标专利被侵权后未能及时寻求法律救济等现象时有发生[5]。

3.2 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有待进一步提速

在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制定方面, 武汉仅于2009年出台了《武汉市促进知识产权工作若干规定》, 于2010年实施, 尚未出台类似《武汉市知识产权促进条例》的地方性法规。而国内许多同类城市都出台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如上海市早在2001年就出台了《上海市专利保护条例》, 北京市在2005年出台了《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 并于2012年进行了修订, 《南京市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于2011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武汉也应向兄弟城市学习, 尽早出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3.3 地方性科技法规的更新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

科技法制法规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调节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 由于法规政策制定的周期一般较长, 随着科技、社会的进步发展, 往往法律法规出台时, 现实情况就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因此, 客观现实要求科技法规出台的周期要尽可能短, 才能更好的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在此过程中, 需要正确处理好法规制定过程的严谨性和更新及时性的关系, 力争做到“又好又快”。以科技进步条例为例,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出台以后, 相当多地方及时跟进, 对地方原有的科技进步条例进行了修订。如厦门市修订了《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并于2008年7月1日与国家《科技进步法》同日实施;深圳市于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重庆市于2009年9月1日起实施《重庆科技创新促进条例》;西安市于2009年11月1日起实施《西安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各地名称不一样, 但大体上都是与国家层面的《科技进步法》相对应的地方性科技法规。《武汉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于2012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从更新速度来看, 与这些兄弟城市相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3.4 科技法规多数重“奖励补助”轻“惩罚制裁”

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 既要鼓励措施, 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正面影响人的行为朝向预期的方向;又要有制裁功能, 对不积极作为和违反相应规定的行为, 要给予一定的处罚。与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是, 武汉的科技法律法规和政策重“奖励补助”, 轻“惩罚制裁”, 从而使得法规和政策较少有威慑力。如2012年开始施行的《武汉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一共有19条, 仅有2条涉及到对科技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而对科技人员“以剽窃、侵夺他人的发明或科技成果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市科技奖”的, 也仅仅只是撤销奖励, 追回证书和奖金, 而并无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再如, 武汉市《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意见》中, 全部是关于“支持”、“奖励”、“补贴”、“鼓励”等方面的政策, 没有相应的惩罚和制裁政策条款。

3.5 科技项目验收检查执法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当前, 武汉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环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科技活动大多具有较浓厚的专业色彩, 除了业内专家以外, 其他人员很难了解其中的具体环节, 因此, 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检查大多需要同行专家的介入。但是, 因为在武汉区域内, 部分领域专家圈子不大, 存在着重人情、拉关系的现象, 同行专家评议制度和信誉制度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 从管理体制上来看, 虽然武汉出台的《武汉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等法规对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环节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上, 因为各种客观因素的存在, 有些条款没有严格的落实。

3.6 知识产权执法的主动性和协调性仍需加强

一方面, 当前武汉市大多数知识产权执法都是发生在接到受害者举报后, 较少有主动执法的现象, 知识产权执法的主动性有待加强。2012年武汉市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布的十大案件中, 一半以上都是相关部门接到受害者或群众举报后才采取的执法行动。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应主动加强对高危地区、高危行业的例行检查, 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知识产权执法的主动性, 减小侵权行为的危害。

另一方面, 在武汉市现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下, 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主体涉及到知识产权局、工商、版权、商务、公安、质检、农业、食品药品、科技等多个部门, 同时还涉及到与其他地区的横向沟通问题。大多数部门都有自己的执法队伍, 尽管规模小、人数不多,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由于体制机制的束缚, 虽然有“武汉市人民政府知识产权联席会议”之类的沟通桥梁, 但缺乏定期的活动和长效的沟通机制, 执法的协调性不够, 影响了执法的社会效果。

4 结语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武汉市要直面科技法制环境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并且加以改善, 才能更好地满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中心对科技法制环境的要求。在立法方面, 要加强扶持中小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立法工作, 制定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 进一步加快地方性科技法规的更新速度;在执法方面, 既要重视“奖励补助”, 也要重视“惩罚制裁”, 特别要重视加强对科技项目验收的执法检查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的保护力度和执法的主动性和协调性。

参考文献

[1]赵小平.科技法制体系建设为科技发展提供保障[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22 (6) .

[2]武汉市科技局, 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科技数据手册 (2013) [G].

[3]武汉市科技局, 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科技数据手册 (2012) [G].

[4]侯强.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历史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 (5) :121-127.

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 篇8

关键词：继续教育；法制建设；现状；策略建议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131-02

从继续教育相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莫不通过立法来规范和保障本国继续教育的顺利实施。随着现代继续教育内涵与实践的拓展，很多国家的继续教育法规也都经历了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过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与快速发展变化的继续教育实践相比，目前我国“继续教育的立法工作明显滞后”，现有继续教育法制体系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继续教育实践的需求。加快推进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已经成为保障我国新时期继续教育工作顺利实施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将在分析我国继续教育法制建设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推进继续教育法制建设的策略建议，以期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一、我国继续教育法制体系现状

20多年来，由于国家政策文本中一直把继续教育限定为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职后培训，所以，目前我国继续教育法制体系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各种法律规章和政策文件构成。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1985--2008年的相关法规和政策文件进行了收集，获得相关文件350多项。其中，通过中国法律信息网(www，1aw—star，conl)获得的法规及政策文件为343项；另外还有十余项对继续教育有所规定的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比如《教育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均对继续教育作出了一些原则性规定。

通过对收集到的350多份相关法律规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规章包括国家相关法律、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行业部门规章等五类。

国家相关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与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相关的法律，如《教育法》规定“从业人员有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利。”

地方性法规是指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或地方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的相关法规。如《苏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

国务院部门规章指国务院下属部门部务会议或委员会会议决定并由部门首长签署公布的有关规章，如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

地方政府规章指由地方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并由省长或者自治区主席或者市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的相关规章。如《河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地方行业部门规章是指由地方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章，如《北京市建设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上述五类法规规章构成了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法制体系。按照法学的解释，在法律效力上，国家法律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地方行业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最低。

第二，就省级继续教育法律规章的制定情况来看，截至2／307年底，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4个行政区已经制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地方性法规，14个行政区制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地方政府规章，有3个行政区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法规规章仍在制定过程当中(见表1)。

第三，如果把350多项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按照历史年度来统计(见表2)，可以大致反映出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建设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

第四，从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规章的内容来看，各部委及各省颁布的继续教育《条例》或《规定》，一般包括继续教育目的、受教育者的权利和义务、继续教育的形式、课时要求、领导管理、经费投人、奖惩制度等几个部分，具体内容表述基本相同。地方行业主管部门规章的主题和内容比较多样，规定的事项也比较具体。除了本地本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规章，还有关于继续教育收费、继续教育学分管理、继续教育证书制度等方面的规章或规定。总的来看，近些年来，针对继续教育具体事务的规章和规定不断增多。

二、我国继续教育法制体系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继续教育法制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我国现有的继续教育法规政策几乎都是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规定。这与我国最初把继续教育理解为“继续工程教育”和“单位成员职后培训”有关。在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继续教育内涵的理解，正在由“继续工程教育”、“职后培训”演变为“公民初始学历教育的延伸”。现实中，继续教育的实践形式也开始包括完成初始阶段教育的公民接受的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培训。也就是说，继续教育的内涵正在从“继续工程教育”、“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单位成员继续教育”向“公民继续教育”的方向演变。如果说“公民继续教育”是现代继续教育的内涵本质，那么从我国现有继续教育法制体系来看，与现代继续教育概念相对应的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第二，仅就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体系来说，也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1.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建设的层次不高，法规规章总体的法律效力偏低，很多属于政府或部门行政规章，不属于强制执行的法规。现实中，政府人事部门和各行业部门只能依靠行政力量来组织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工作实效不佳。

2.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中的内容多属于“粗线条”的规定，长期以来，各省及各部委继续教育《条例》或《规定》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特别是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具体配套制度建设明显不足。

3.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规章中的部分内容显得“陈旧、老化”，有些规定与当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实际情况不符。比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受益范围已经扩大到所有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在很多部门行业已经变成受教育者个人的事情；受教育者所在单位的角色也由“管理者”变成了继续教育的服务者和支持者等，这些变化很多未能在相关法规规章中体现出来。

4.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建设“政出多门”，很多部门或行业“各自为政”，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体系的整体性和严肃性有所影响。

第三，现代继续教育已经成为与传统正规教育并列的、全民化、制度化的教育形式。从国家法律的层面来说，我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劳动法》等法律中尽管对继续教育作了一

些原则性规定，但是仅用这些原则性规定来规范、指导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继续教育工作，不仅效力偏低，而且不能凸显现代继续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地位。在我国，缺乏一部国家层面的专门法律来规范继续教育发展。

三、加快推进继续教育法制建设的策略建议

我们认为，新时期加快推进继续教育法制建设，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体系进行充实、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在澄清现代继续教育内涵的基础上，尽早制定国家层面的继续教育专门法律。

第一，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的完善。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体系虽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比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规应该是协调政府、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所在单位、继续教育实施机构四方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规，而现有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很多方面或者模糊不清或者已经与现实不符。很多内容需要充实、调整。

第二，现代继续教育内涵的扩展与澄清。

澄清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继续教育内涵是进一步加强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工作的基础。1979年我国派代表在墨西哥参加第一届世界继续工程教育大会，把继续教育概念引入了国内。我国最初对继续教育的理解局限于“继续工程教育”，即对工程科技人员的职后培养。1990年代以来，随着各项体制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继续教育内涵和实践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在当前“以人为本”、建立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社会背景下，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必须基于“公民继续教育”理念进行重构。

第三，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继续教育法》或《成人继续教育法》，以规范和指导全国继续教育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