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语言学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既研究不同语言之间语音、词汇、语法、逻辑、修辞的异同，也研究对不同语言进行比较的理论与方法。它特别注意研究有关语言的当代形式，寻求语言间的转换关系、对等关系，能发现并解决翻译过程中的某些干扰现象。
吕叔湘认为“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之点” (《中国文法要略》) 。实际上，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为了求得原语与译入语的最大限度的等值，就要进行对比与分析，从对比中找到两种语言的等值语义或等值结构。故而，对比语言学对于翻译的有效性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英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语言系统，在语言的使用结构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故而在翻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申丹曾有精辟论述，“倘若在翻译中，不顾目的语中对应结构的存在，不用目的语中的语法结构来替代原语中的语法结构，这样译文中的语法结构实际上是 (未经翻译的) 的语中的形式结构，而不是目的语中的对等或对应形式，则意思难免会在不同程度上丧失或被扭曲。”因而，要提高译文的有效度，实现译文的文本功能，就必须在两种语言结构转换上做文章，否则将会导致译语对原语在意义表达上的功能缺失。囿于篇幅，下面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说明语言结构差异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就是主谓宾，三者基本缺一不可。英语比较注重句子结构新式的完整性和逻辑的合理性，必须使用各类关联词把句子的各个成分串联起来。而汉语句子基本不用或很少用连接词，因此从形式上看汉语句子没有英文句子那么完整，但意思已是暗含其中了。例如: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李清照《声声慢》)
译文: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 it is.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How hard is it to keep me fit.In this lingering cold! (许渊冲译)
李清照的原词中基本没有一个主语，没有一个动词，仅仅罗列了几个简单的形容词就表达出了一种悲凉伤感的氛围。而译文中主语“我”和一系列的动词都出来了，否则译文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也不易被外国人理解。
英语被动含义的表达通常是显性被动结构，即借助动词的形态变化而来。隐形被动结构在英文中相对较少。由于汉语是表意文字，其动词不像英语那样有形态变化，因此其被动意义是由语者凭语感，根据深层逻辑语义关系确定。因此，在翻译时，要注意到这种差异，并根据源语的表达习惯，不拘泥于原文结构形式。例如:
Copper articles have been used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译文：人们使用铜器已数千年。
英语通常不用主动发出动作或无生命的事物作主语，以便呈现客观公正、严谨委婉。因此，公文、新闻、科技论著、学术文献等正式作品中多使用“物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汉语通常使用人称化的说法，汉语的句子主语大多都是发出动作或有生命的物体。例如:
Excitement deprived me of all the power of crying.
译文：我兴奋的哭不出来了。
因而，翻译时我们要注意转换原文的句子结构，否则译文就不能合乎原文的表达习惯。译文的准确性、通顺易懂性都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句子结构的对比研究在翻译中至关重要。我们在翻译时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文的意思已经理解了，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用译语流畅的翻译出来，导致翻译的生硬、冗长并晦涩难懂。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要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异同点，翻译时把原文的结构变为合乎汉语表达方式的结构，以便实现译语和源语的对等功能。
翻译作为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当然不可能是单纯的语言所能解决的。文化对语言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表面看起来的同一个词语可有不同的含义，原本不相干的两个词也可能有相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有关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如果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就无从谈起，更别说准确翻译了。准确阐释原文本、语篇中“符码”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确定翻译标准的适度性、翻译作品的优质性、翻译过程的有效性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要进行有效的翻译，必须注意以下因素：
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不断的繁衍中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象征。这些蕴含深层文化意义象征就成了这个民族的标签，文化内涵独一无二。就以“龙”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象征图腾为例。在诸如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龙自古至今就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象征。它象征着辉煌宏大、福星高照。龙同时也象征着帝王将相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例如：“龙飞凤翔”、“凤舞龙飞”、“飞龙在天”、“风虎云龙”，“龙”也是中国的象征，中国人常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中国人也被西方人公认为“龙的国度”。然而，在西方文化中，“龙”是凶残的古怪野兽，是恐怖和邪恶的象征，如果说一个人是dragon，就表明这个人非常凶狠。西方文学中也有很多作品描述英雄与龙作斗争，并最终战胜龙的故事。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对一个民族人们的心理意识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宗教中的某些教义和观念早已渗透到人心，形成了该民族独特的迷信、崇拜及其他忌讳心态。在西方民族心理意识中，基督教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对西方民族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明显。而在中国，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和儒教)对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这三大宗教衍生出的某些观念，如生死有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刀山下火海等，早已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意识中。我们会说“菩萨保佑”或“上天保佑”，当我们希望获得成功或者事情进展顺利时候。逢年过节我们还会烧香拜佛，祈求好运的降临。鸿门宴、三顾茅庐、孔融让梨等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典故，但在西方国家，西方人对这些典故的背景一无所知，更别说典故里的人了。因此如何有效的翻译出这些民族文化典故，如果做到形意兼顾是译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对待这类问题，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加以变通，可以直译加注释或加释义，也可以直接替代或者意译。
习俗文化也是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名族给同一图象赋予不同的联想。借助对具体事物的相关经验，他们形成独特的认知和风格迥异的审美情趣。就以狗(Dog)一词为例，中西方文化赐予它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
从古至今，人类都有养狗的习俗，但中西方文化对狗的认识却几乎背道而驰。狗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内涵是相冲突的。在英国，狗不但用来看门或打猎，也被人当做伴侣和爱物，英国人对狗有爱怜的感情，英国人对狗的赞誉和善待是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人无法理解的。狗在文学作品和谚语中往往被赋予了人的涵义, 如:Lucky dog (幸运儿) , Don't give up and try your best I believe every dog has its day. (不要放弃, 继续努力,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成功的时候) 。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第四幕第三场中:"I had rather be a dog and bay the moon than such a Roman." (我宁愿做一头向月亮狂吠的狗, 也不愿做这样一个罗马人。—朱生豪译) 。法国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罗兰夫人曾说过:Plus je vois less homes, plus j'admire les chiens (我愈观察人, 我愈爱慕狗) 。
在中国人眼里，狗相比就要是卑贱的多。中文常用狗骂人，如“走狗”。名词前加“狗”表达一种鄙视和敌意，如“狗皇帝”、“狗土匪”。汉语中“狗”字成语大多都是具有贬义色彩，如“狗仗人势”、“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狐朋狗友”、“偷鸡摸狗”。狗的身体部位也被用在了贬义词中，如“狗头军师”、“狗血淋头”、“狗腿子”、“狗尾续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因此，“狗”常给人一种不好的意向。
鉴于“狗”在中英语言中不同的文化阐释，翻译时必须将这一差异考虑在内。
翻译中，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必须是等值的，否则无法实现跨语言和文化交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问题的研究是十分值得译者关注的。否则翻译出来的东西就不能表达出源语的文化内涵。
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是一门科学，而有效的翻译无论在理论假设上或实践上都离不开对比语言学这个参照系统。翻译的过程就是通过对比来求同存异，在此基础上，以同释异，或者先摆出差异后再去理解，同中求规律，异中找差距，然后在实践中融合。英汉语言与文化之对比就是要求我们在英汉翻译的实际语境中比较分析英汉语言、文化，以探求英汉民族文化差异对英汉语言翻译的影响。通过对英汉语言、文化的异同分析，阐明语言、文化特征，依此作为参照体系，提高翻译的有效度和优质度。只有语言对比才能解决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所以语言对比研究是基点，文化对比研究必须建立在语言对比研究这一基点之上。故而，在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的有效性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摘要：本文认为翻译的理论、规律, 都与对比语言学有着密切关系。阐述了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有效性的关联, 以及翻译研究中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之间的依从关系。认为在英汉翻译研究中, 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依据, 文化对比研究必须建立在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关键词：对比语言学,翻译,有效性,语言结构差异,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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