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共8篇）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1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7-02-10 16:48:3

3【作者简介】韩小忙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副研究员，宁夏银川，【内容提要】自西夏文字被重新发现至今，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俄国、日本、欧美学者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总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启蒙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年）；

（二）形成期——以黑水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年）；

（三）繁荣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社（～年）。

【关键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历程

【正文】

中图号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

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清道光年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

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清嘉庆年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卷第号（西夏文专号），年；贾敬颜：《西夏

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年第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

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年第期。）。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华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

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直至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年到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同音研究》、《番汉合时掌中珠》、《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等；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文物研究》等；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西夏谚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圣立义海研究》、《贞观玉镜将研究》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西夏语音系导言》；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

夏文献。

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种，第卷，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西夏文献》。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号，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

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卷第号（西夏文专号），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论西夏辞书》，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

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该书为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

费了克氏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年和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

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

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百鸟库吉。百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年第编⒈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

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百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百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号，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卷第号，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号，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号，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号，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

第号，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号，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年出上册，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⒌⒍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年、玉川大学出版部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年代末到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

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⒏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卷第号，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号，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年。）。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年。）。年，法人蓬拿帕特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枚西夏文钱，考释出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年。）。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年，法人毛利瑟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

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卷第期，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

典结论。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查哈：《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年，英人格林斯坦德··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年）。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年才在英国出版，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

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二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

机处理趋势》，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年），至今已经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

正式形成时期（～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

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年）

～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

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年代后期到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

~ 26 ~ 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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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

我国台湾学者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代表人物当首推龚煌城。龚氏发表相关论文似起于年代前后，至今已近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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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英两种文体）。其论著可分语言、文字两科，语言学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语音拟构》、《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等；文字学方面，如《西夏文字的结构》、《西夏文字中的汉字汉语成分》、《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等（注：龚氏及下文林英津之论著均主要刊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有关刊物。）。可以说龚氏的每篇文章无论是选题、立意，还是论据、结论均经过缜密的思考、设计，论证谨严，循循善诱，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林英津博士的研究在方法上与龚氏相类，同大陆同龄青年学者相比，她的研究似更为细致和深入，这从林氏所著之《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西夏语具有空间意义的语词》、《夏译〈孙子兵法〉研究》等已刊论著中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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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尤其是年代以后可视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黄金时代，这方面的著作数量逐年递增，水平愈来愈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黑城西夏文献的全面公布和珍贵西夏文献的不断发现，划时代作品的诞生指日可待。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2

一、移动语言学习理论研究进展

针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规律及学习进行的方式等学习发生的机制问题,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先后提出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等,这些学习理论为移动语言学习资源、工具与活动的设计确立了基本指导思路。

依据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语言学习是刺激——反应的联结过程,受到各种积极强化或消极强化的影响,移动语言学习应该非常强调即时反馈和强化。这一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甚至至今为止)都是影响语法和词汇等内容学习的重要指导理论,它指引着移动语言学习中刺激呈现方式的设计与反馈时间和方式的设计。

认知学习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学习理论,它重视学习者处理环境刺激的内部过程和机制,强调学习者的学习是在大脑内部发生的,是学习者对于人类经验的重新组织,要重视学习者自身的建构和知识的重组,主张运用同化和顺应等方法促进学习者建立知识结构。为此,移动语言学习应重视心理表征、学习内容组织和解决问题等,它指引着移动语言学习资源设计应更加关注资源内容知识结构的设计及直观呈现,内容间有意义的联接,提出移动语言学习中,学习材料的呈现要适合学习者的认知特征和认知水平,要满足学习者的不同学习需求和特性,内容也要具有交互性,允许学习者参与和控制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和时机。同时还要注重移动语言学习活动的设计,强调使用语言形式,而不是学习语言形式本身,比如语法学习具有含蓄性和非明确性,鼓励学生创造话语而非操练已建成的句型。

近几十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始形成并逐渐完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情境、协商、会话和意义建构,主张学习是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中,每个学习者都是知识的源头之一,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协商和会话,最终实现意义建构。其中,基于皮亚杰的研究发展起来的认知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个人在构建知识时的思维过程,维列鲁学派倡导的社会建构主义关注社会历史环境,认为个人不能将自己同自己所生活的社会隔离,文化与语言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解释,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学习者的知识构建。据此,移动语言学习要关注团队学习,注重情境设置、协商、会话、反思和分享活动设计与实施,为学习者的各种学习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学习者的母语及本族文化是他们经历、交际和理解现实的基础,可以被用于理解外语及外国文化。

人本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它强调要尊重人的主动选择权,关注人的情感体验。为此,移动语言学习研究开始关注到创设多样化的学习情境,满足学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协调好学习者在移动过程中学习和生活的关系,有效提升学习者的情感体验,提供充足的自主选择权。

总的来说,伴随着学习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移动语言学习理论也在逐步深化,从关注资源刺激方式和反馈时机的设计,到关注知识结构体系构建、学习情境创设、协商会话设计,再到关注学习者的个体生活与学习关系,充分关注到学习者的社会人的属性。

二、移动语言学习支持技术和服务发展

(一)移动语言学习支持技术演变历程

移动技术的引入较好地突破了学习过程中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经济和文化差距等因素的制约,有利于实现教育的规模效应和可持续发展。移动学习支持技术的发展从早期只关注简单的移动式存储终端(如ipod、mp3、kindle、掌上游戏机等),到关注功能更为全面的联网的移动终端(如手机、PDA、智能手机、穿戴设备等),再到关注各种新型技术(如传感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应用,产生了一批功能强大的学习支持系统,为移动学习新纪元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移动语言学习支持技术的演变历程与移动学习支持技术的演变历程一致,各种技术在语言教学内容的创建和传送、情境化语言学习环境、保持环境变换过程中语言学习的持续性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优势,促进学校系统化语言教育和非正式情境下偶然性语言学习。早期,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发了一大批制作精良、使用效果显著的英语移动学习资源,供移动终端存储设备利用,如“follow me”、“走遍美国”、“新概念英语”等,这些优质的多媒体移动资源为学习者随时随地进行泛在语言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支持。随着手机的出现,教师开始通过手机向学习者发送语言学习文本信息或彩信,学生开始利用手机向教师反馈学习效果数据,实现教学过程中的互动,也有研究者(Fallahkhair,S等,2007)开始关注手机和交互式电视等设备共同组成的平台开展泛在语言学习。紧接着,PDA的出现使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基于PDA的移动语言学习系统的研发。伴随着智能手机的面世,人们又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面向智能手机的移动语言应用和服务的开发与提供,包括语言学习资源的听说资源提供、语音信息的记录与评估、语言学习工具的研发、语言学习社区的构建等,这些应用和服务极大地推动了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进程。

(二)移动语言学习应用开发现状

在移动语言学习应用的研发中,早期主要关注终端信息资源的呈现,逐步增强了后台服务器端的功能,建立了学习者模型、学习库等,实现了对系统外资源的查找及链接功能。如被我国年青网友们戏称为“单词记忆杀手”之一的“百词斩”APP,其不仅注重终端多媒体刺激的呈现方式,为单词配上了图、视频、例句、读音等多样化的刺激,还提供了不同的反馈和强化方式,如复习时间和内容的选择、单词记忆水平的检测、单词学习社区的创建等,这些反馈和强化方式在为学习者提升单词学习的动机和效果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深受学习者喜爱。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语义网技术、定位技术等新型技术均被引入系统研发,使得移动语言学习应用功能越发强大。Cui等(2005)设计了Tense ITS系统,该系统借助智能技术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通过收集学习者的语言时态学习成绩测试信息构建学习者的知识掌握模型,同时通过收集学习者在移动终端上输入的互动环境信息构建学习者的互动环境模型(含地理位置、注意水平、被打断频率和可用于学习的时间等信息),两类模型共同构成学习者模型,系统结合学习者的日常事务安排,根据学习者模型为学习者在具体环境推送适宜的语言学习材料,满足学习者个性化英语时态学习与生活兼顾的需求[2]。Petersen等(2009)开发PALLAS系统,根据学习者的经历、兴趣、性别、学习能力以及当前的情况等许多信息为学习者提供与当前情境相关的个性化的词汇,支持学习者自定学习目标、自定参与学习程度,鼓励学习者间互动,支持学习者与其他学习者之间或与本族语者之间的互动,培养社群意识,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有创意、开放的语言学习机会[3]。在我国有广大用户群的“英语流利说”APP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模式识别技术对学习者的语音进行实时自动评分技能,使得学习者可以在获取大量语言输入的同时,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小任务的对话练习,练习结果实时评分,即时反馈,切实提升个别化碎片语言学习的绩效,快速提升学习者的口语发音水平。倍受我国用户喜爱的“出国翻译官”APP,其内嵌机器翻译技术,不仅为学习者提供各种生活情境下的目标语言词汇,还提供了即时将语音输入的源语言自动翻译为目标语言的功能,很好地满足了学习者在具体情境下的学习需求。Khemaja(2016)在结合语义网技术和面向JAVA的动态模型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安卓平台的移动智能教学系统结构,该结构具有可接受性和可重组性,能获取不同情境下人们交流的特定技能,促进语言学习[4]。定位技术在生活移动应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极具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如今,它在语言学习APP的研究中也偶见身影。Demouy&Kukulska-Hulme(2010)研发了一套CLUE系统,该系统借助全球定位导航系统(GPS)获取学习者的移动信息,并根据学习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向其提供适宜的词汇信息,如当GPS定位到学习者正在菜市场时,系统会自动向其展示有关食物的词汇[5]。

伴随着移动应用研发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帮助学习者学习韩语、英语、德语、中文、日文和西班牙语等各种语言学习的APP,学习内容涉及词汇学习、语法学习、听说练习、语言翻译、学习工具、材料阅读、写作等语言学习的方方面面。目前下载量在百万人次以上的移动语言学习APP并不鲜见,可见移动语言应用的使用对象之广和使用情境之宽,这一强大优势为移动语言的非正式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正式学习领域,移动终端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也开始受到关注。开发了一系列用于加强互动和评估学生语言学习效果的支持系统,如:在马里和菲律宾试行的e-EGRA(electronic early grade reading assessment)(EDC2011-12)以及在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试行的Tangerine,都可以实时评估学生读写水平和阅读速度,确定学生个人的优缺点[6]。再如支持终端信息共享的nearpod,支持课堂教学互动的socrative,pcliker等,这些应用为提高语言学习的课堂教学活动效率、即时反馈和效果评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三)移动语言学习服务发展现状

随着智能手机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提供移动语言学习服务的机构和人员越来越广泛,有由专业团队开发的移动语言学习应用和移动语言学习资源,也有由草根学习者自己创造的数字化语言学习资源和工具。有的学习者会将自己的数字化语言学习资源发布到一些推广平台,供其他学习者使用。目前,资源服务者中涌现出一大批草根平民移动语言学习服务提供者,他们通过微博、微信、喜马拉雅听、网易公开课等不同的移动平台为学习者的移动语言学习提供了一批个性十足的在线语言学习资源,并通过各种方式与学习者进行互动,有的自媒体不仅会组织线上交流互动,还会为学习者组织线下面对面互动活动,创设混合式语言学习环境,如“CCTV NEWS”、“新东方英语”、“爱英语”等微信公众号等,网易公开课等在线课程和讲座中也不乏一些有特色的语言学习资源,这些在线移动自媒体从某一角度满足了学习者移动语言学习的特定需求,因而赢得了一批追随者。

综上,移动技术在语言学习中得到普遍应用,相关的移动应用程序和平台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移动语言学习的服务商来源广泛,特色各异。在语言学习和教学中,要善用这类资源和应用系统,巧妙设计相关活动,促进移动语言学习绩效提升。

三、移动语言学习典型项目

技术和服务为移动语言学习创设了机遇,开创了移动语言学习的新时代。研究者们一方面通过开展各种移动语言学习研究项目,深入研究移动语言学习,另一方面还致力于通过移动技术实施语言学习试点项目,推进教育公平,促进个性化语言学习,提升语言学习绩效。

2010年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教育政策与终身学习部门执行长官David Atchoarena的倡导下,开始着手有关移动学习项目的研究和试点工作,致力于利用移动技术推进教育公平。从2010年到2016年,他们与多国政府、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展开了合作,在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开展移动学习项目,内容涉及教学、教师培训、全民识字等内容,一年受益的英语教师数量就在7万人以上。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表明:通过面向全球几乎所有人口的普及,移动终端能大幅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识字率,开发不同教学法,促进学生和老师间的多种互动,使教学更加富有灵活性,完成《达喀尔行动框架(2000-2015)》中提出的全民教育。2016年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将关注重点由“推进教育公平”转向以“为(教育)质量而创新”,将实践重心转向更广泛的教育质量的问题,确保人人享有全纳、平等的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促进世界教育论坛上通过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设立的新的教育目标的实现。

移动语言学习不仅仅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还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2009年11月,孟加拉国政府委托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服务信托基金会和其他两个组织实施英语行动计划“大众英语课堂”,即:利用电视剧进行视频英语教学,利用移动电话每周播放三次移动音频课程,课程时间不超过3分钟,将英语教学内容和娱乐节目结合实现碎片英语学习,利用报纸刊登书面测验,将视频、书面和音频的学习进行有机组合,对课堂以外的2500万成年人提供英语学习机会,该项目拥有400多万学习者,他们空闲时间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英语,是移动学习项目中在最大范围内取得积极影响的最佳案例[6]。2013年,南非启动“通向未来的桥梁”计划(BFI),负责人员Molteno,项目获得了“所有儿童阅读大挑战(2011)”计划的部分支持,项目通过使用平板电脑的补充性指导以及台式电脑的指导,来促进阅读能力的提升。同年,阿富汗启动“乌斯塔德移动”项目,项目开发了一个可以在功能简单的手机上离线运行的应用程序,关注阅读理解、听力以及算术学习,同时提供达里语和帕施图语的材料[6]。

各种非营利组织也在致力于利用移动终端推进各种公益项目。其中,非营利组织“世界读者”(Worldreader)于2010年开始,为非洲一些国家的孩子分配已下载了电子书的Kindle等电子阅读器,帮助孩子及家人扩大阅读面,强化读写能力,提升生活质量。目前,这个项目已扩展到印度等亚洲国家。截止2016年10月,53个国家参与了这一计划,Worldreader以此方法散播了包含43种语言的大量免费电子书,受益读者超过500万人。而2011年启动的“优加手机故事”(Yoza cellphone stories)计划,为那些手机多于书本的国家,提供经典书籍、短篇小说、儿童故事、非科幻书、电影、诗歌、人权、教育等书籍的下载服务,并对其进行评论,在实体书稀缺的地方创建读者学习社区。该项目启动1年多就吸引了575000次阅读与50000次留言[9]。

综上可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移动语言学习受到来自全球不同组织不同机构的关注,推出了一批利用移动终端推进全球不同人员开展语言学习的项目,对于提升人们的语言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移动语言学习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移动语言学习的效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来自移动学习者自身、教师及学习伙伴、技术支持环境、周边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对语言学习绩效的影响。

就移动学习者自身而言,研究者重点关注了学习者的动机、态度、焦虑、自我效能感和信息素养等。有学者认为移动技术支撑环境降低了学习者自身的学习动机(Lawis&Atzert,2000),降低了学习焦虑(Volle,2005),也有学者认为借助技术实现的互动有可能导致学生焦虑水平的上升(Lee,2004)[10]。Taraszow(2010)发现:学习者的技能、先前在学习中使用移动终端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对于基于移动终端的学习的态度,都会对基于移动终端的学习效果有重要影响[10]。Hong等(2014)发现学习者对于手机的自我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其对英语学习的焦虑,并有可能因过度信任移动终端,而降低个体自身使用学过词汇的自信心[12]。Wong,L.–H等(2012)发现若要求学生用手机拍摄下真实生活情境中与中国成语和连词学习相关的照片,将其和用其造句的句子一同发布到wiki平台,学习者之间互相评论,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习效果。因而提出:培养学习者识别和占有情境化学习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对于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能力有很重要的价值[13]。Lai(2014)利用移动社交APP构建英语交流平台,为学习者创设一个英语浸润环境,对于有意愿利用英语交流的个体,学习者新增单词习得数量与其聊天频率呈现显著相关[14]。总的来看,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动机和焦虑程度与技术既有可能是正相关,也有可能是负相关,具体和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信息素养和活动设计有关。

教师和学习伙伴对于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效果的影响不可低估。有效的学习总是来自有效的教学法(Beckmann,2010:117)[10],教师对于语言学习活动的设计、教学策略的使用均会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绩效。同样的资源以不同方式应用到教学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Abdous,M'hammed(2012)将播客资源以不同方式应用于语言教学中,结果发现:将播课整合到课堂教学中并未导致学习者英语学习水平的提升,相反,将播课作为补充材料提供给学习者,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成绩会有所提升,对于英语成绩比较好的学习者效果尤其显著[16]。Lan,Yu-Ju等(2009)开发的计算机支持的互惠早期英语阅读系统(CAREER),通过构建和谐的阅读团队、及时具体的反馈、创设互惠学习环境促进英语阅读学习。这一系统减少了学生在传统学习环境中遇到的困难,帮助小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完成个体的阅读目标和追逐群体目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17]。可见,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受学习氛围的影响,在语言学习设计中,要善于调动学习者积极性,积极创设语言学习和交流的氛围。

关于技术支持环境,研究者主要关注不同信息呈现方式、移动终端及通信方式对语言学习效果产生的影响。Chen Chih-ming(2008)提出:在个性化移动英语单词学习系统中,根据个体对单词的记忆结果和根据记忆循环理论提供适合的单词进行学习和复习,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的单词学习效果[18]。研究者de Jong等(2010)发现根据情境筛选并呈现信息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若数字化设备能自动为学习者筛选适宜的信息,语言学习效果最好;若数字化设备只能替代学习者筛选部分信息,还有部分信息的选择工作要依靠学习者自身,学习效果最差[19]。Wu Tingting(2010)等发现:在泛在英语学习系统中,个人学习档案记录功能的设立及根据档案情况给予动态指引的功能有利于促进英语学习绩效[20]。Liu,Tsung-Yu等(2010)发现在英语听说课程中植入泛在游戏有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21]。在移动词汇学习中,增加游戏情境和自适应机制有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果[22]。Chuang chi-cheng(2011)发现不管对于水平高的学生还是水平低的学生,双通道传送信息均比单通道传送信息能更有助于提升学生听力水平、降低认知负载和改进对泛在学习环境的态度[23]。Gromik,Nicolas A(2012)则发现利用手机拍摄教师指定专题的微视频能有效提升学生在个人演讲中使用的单词数量,同时还能评估学习者的口语技巧[24]。Hayati,Abdolmajid(2013)对比了英语母语学习者通过接收短信、情境化学习和自主学习三种方式学习英语俚语的学习效果,发现通过短信学习效果最佳[25]。Hsu Chingkun等(2013)发现:用手持设备学习英语时,视频字幕的不同呈现方式会影响学生英语听力和词汇量的学习。尽管无论是否呈现字幕,学习者的听力均有较大的提升,但呈现关键字字幕和全部字幕的小组的词汇量增长效果均优于未呈现字幕的小组[26]。Lin Chih-cheng(2014)发现:与利用台式电脑比较,学生更倾向于利用手提电脑。利用手提电脑进行阅读的同学不仅在在线学习行为方面和阅读技能进步方面显著优于台式PC组,而且对在线阅读材料表现出更强的鉴赏能力[27]。

学习者的学习的周边环境也会影响学习效果。Cheng,Shu-Chen等(2010)基于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实证研究,提出在熟悉的情境中学习有利于提高语言学习效果[28]。Huang Chester S.J等(2016)开发的词汇学习APP允许学习者在APP中自选真实的学习情境点,并在真实情境中接收语言学习内容,并与其他学习者之间进行交流互动。研究表明,真实的学习情境受到学习者的欢迎,单词学习效果良好[29]。

综上,移动语言学习者自身的学习动机、态度、焦虑、自我效能感及信息素养等均会影响移动语言学习的绩效,而教师及学习伙伴、技术支持环境、周边环境等各种外部学习条件会通过影响学习者的态度、动机等因素,从而影响影响移动语言学习绩效。在移动语言学习活动设计及支持平台开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学习者及其周边各种条件的制约及影响,积极利用各种新型技术及优质资源,不断提升移动语言学习绩效。

五、移动语言学习发展展望

伴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技术的日趋成熟,移动语言学习越来越普及。结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和人类学习特点的变化,未来移动语言学习会呈现以下特点:

(一)支持技术和移动终端呈现多样化特点

伴随着穿戴技术、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移动终端的多样性特点会更为显著,学习者的移动终端会不限于手机和平板,手表、戒指、眼镜等都将成为学习者的移动语言学习设备,学习者与设备之间的交互将更多通过语音进行,语音识别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为学习者的语音学习与评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学习者会更习惯于在不同移动终端间无缝跨接语言学习服务,多屏切换会成为人们移动语言学习和生活的常态,服务商要充分发挥网络优势,考虑不同终端的特点,设计合适的工具和平台,满足学习者的跨屏学习需求。

(二)移动语言学习服务朝个性化和精准化发展

伴随着智能技术、数据获取技术、大数据计算技术的日益成熟,学习者的个性化数据越来越容易被获取和加工处理,移动语言学习应用和服务都将趋于提供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根据学习者的个性化模型自动匹配适宜的语言学习资源与服务,在不同的场合以合适的进度推送适宜的信息,减少学习者获取适宜信息的困难,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提高碎片化学习效果。

(三)移动语言学习资源趋于三维化和真实化

学习资源的呈现由单一的文本向文、图、声、像等多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同时,由于虚拟现实(VR)技术、增强现实(AR)技术、全息投影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学习资源的呈现将越来越多使用到三维技术,越来越接近真实世界,为学习者创设更为真实的语言环境,创设语言学习氛围。

(四)学习时间和地点趋于泛在化和情境化

伴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移动语言学习将与生活更为密切关联,深度融合,同步发生,最大程度在回复语言学习的生活本性和社会特性,为学习创设更多地接触及应用目标语的机会,实现真实情境下的情境化学习,试误学习、任务驱动学习等多种语言学习方式,争取语言学习效益最大化。

(五)学习进程趋于社群化和游戏化

社群是语言学习的社会基础,游戏技术的引入有利于提高移动语言学习的趣味性,满足新生一代的需求,随着移动社交技术的成熟和应用的普及,人们会日渐习惯寻求志同道合的学习伙伴,这些学习伙伴可以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目标语母语成员,也可以是来自周边的二语学习者,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共同构建学习圈,在分享学习心得和收获的同时比拼学习效果,开展竞争和合作,不断激发个体与群体的语言学习动机,触发语言学习行为,促进学习群体成员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促进语言背后隐含的社会化认知的形成。

摘要：语言学习对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伴随着移动终端技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语言学习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在对相关文献及实践案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全面回顾与分析移动语言学习的基础理论、支持技术及服务、典型实践和绩效影响因素的发展脉胳和历程,剖析移动语言学习的研究现状,展望其未来发展态势。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3

关键词 Java语言; IT技术; Java技术

1 Java语言的开发技术的回顾

从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到现在，计算机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集中计算模式、分散就算模式和网络计算模式。由于现在Internet 的出现更是使计算机的科学计算和信息管理得到普及，然而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就需要掌握其中一门高级语言，因此Java语言和Java技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当1995年SUN推出Java语言之后，全世界的目光被之吸引，为什么它是如此神奇呢·

1991年Java诞生，起初被称为OAK语言，是SUN公司为一些消费电子产品而设计的一个通用环境。最初目的只是开发一种独立于平台的软件技术，而且在网络出现之前，OAK语言可以说是默默无为，甚至面临消失。但是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它的命运。

微软总裁比尔o盖茨在认真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将其确定为是长时间以来最卓越的程序设计语言，并确定微软整个软件的开发战略从PC单机时代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时代转移，而购买Java是他的重大战略实施部署。

因此，Java的诞生对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传统的计算模型提出了新的挑战。甚至有人说:Java将成为网络的"世界语"，今后用其他高级语言编写的软件系统都要改为用Java语言来写。

2 Java语言的主要特点

2.1 平台无关性。 平台无关性是指Java能运行于不同的平台。Java引进虚拟机原理，并运行于虚拟机，实现不同平台的Java接口之间。使用Java编写的程序能在世界范围内共享。Java的数据类型与机器无关，不同于C语言，Java虚拟机时建立在硬件和操作系统之上，实现Java二进制代码的解释执行功能，提供与不同平台的接口。

2.2 安全性。 Java的编程类似与 C++，学习C++的读者将很快掌握Java的精髓。Java舍弃了C++的指针对存儲器地址的直接操作，程序运行时，内存由操作系统分配，这样可以避免病毒通过指针侵入系统。Java对程序提供了安全管理器，防止程序的非法访问。

2.3 面向对象。 Java吸取C++面向对象的概念,将数据封装于类中,利用类的优点,实现了程序的简洁性和便于维护性。类的封装性、继承性等有关对象的特性，使程序代码只需一次编译，然后通过上述特性反复利用。程序员只需把主要精力用在类和接口的设计和应用上。Java 提供了众多的一般对象的类，通过继承即可使用父类的方法。在Java中，类的继承关系是单一的非多重的，一个子类只有一个父类，子类的父类又有一个父类。Java 提供的 Object 类及其子类的继承关系如同一棵倒立的树形，根类为 Object类， Object类功能强大，经常会使用到它及其它派生的子类。

２．４ 分布式。 Java建立在扩展TCP/IP网络平台上。库函数提供了用HTTP和FTP 协议传送和接受信息的方法。这使程序员使用网络上的文件和使用本机文件一样容易。

2.5 健壮性。Java致力于检查程序在编译和运行时的错误。类型检查帮助检查出许多开发早期出现的错误。Java自已操纵内存减少了内存出错的可能性。Java还实现了真数组，避免了覆盖数据的可能。这些功能特征大大提高了开发Java应用程序的周期。Java提供： Null指针检测、 数组边界检测、 异常出口、 Byte code校验。

Java语言除上述主要特点外，还有高性能、分布强、强大性、解释性、可移植性等特点，此处就不再讲述。

3 Java语言的未来展望

在2005年的JavaOne开发者大会上，JamesGosling3结束语作了题为"Java技术下一个10年贡献"的演讲。谈到未来数字媒体将是Java的下一个重点市场，同时，教育和健康将是未来Java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重点应用领域。JamesGosling还提到了有关Java软件的性能和复杂性问题。鉴于许多机器运行着大量进程的实际情况，人们对线程模型投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愿真能像Sun宣称的那样，Java语言将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次大会上，JamesGosling还同Java技术先驱，现任Kleiner、PerkinsCaulfieldandByers合伙人的Bill Joy先生， Sun公司首席科学家JohnGage先生，未来研究所主任PaulSaffo先生，Sun杰出工程师GuySteele先生以及开发Internet AppliedMindes公司主席及首席技术官Danny}Ii11is先生等一起探讨了Java语言的过去和未来发展情况。

他们认为技术提高了计算机的"流动性"，就如同货币的发明提高了商品的流动性一样。无所不在的网络丰富了每个人的信息，就如同可以兑换的货币产生了财富一样。由于从前的网络速度很慢，所以计算被束缚在特定的计算机上，而这种情况将一去不复返了。

目前，全球Java开发人员已经超过450万，而与之相对应的是Java社区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这正是Java下一个10年更加繁荣的保障。为了保持Java的增长和推进Java社区的参与，Sun在Java One开发者大会上宣布开放Java核心源代码，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社团活动中来，这是Sun为推进社团发展和维护Java技术兼容性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４ 结束语

看到Java语言有如此大的发展潜能，在将来Java很可能应用到数字多媒体上，而与此同时Java也会涉足教育和健康两大领域。希望能和Sun说的那样Java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张卫民,廖湘科,Java语言与WWW（计算机技术丛书）.

［2］ ［美］Jerry Ablan编.用Java开发Internet应用

中国公务员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4

中国公务员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要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首先要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拥有一支积极主动、精明干练的公务员队伍。自1993年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以来，公务员制度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不断完善也推进了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因此，对公务员制度的研究成为政治学与行政学强烈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对国内学术界有关我国公务员制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初步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研究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针对一些具体制度的弊端，明确提出“要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并强调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转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同时还要求就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进行“认真调查，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①邓小平提出改革原有人事制度之后，为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在中国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展开了对公务员制度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最初采取“拿来主义”方法，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公务员制度，出版发表了大量的介绍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著作和论文。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文官制度》、《各国公务员制度》、《二十国人事制度》、《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等等。这批早期文献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1993年8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发布到200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简称《公务员法》)颁布。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于发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简称《条例》)，条例共有18章88条，对国家公务员从考试录用到退休的各个管理环节，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条例》的颁布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学者们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研究，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学者们的研究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出版了一批本科生、研究生学习以及公务员培训用的教材。这些教材以《条例》为依托，全面介绍了公务员制度的主要内容。二是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的著作出现。这些著作比较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立、发展及改革。此外，也出现了比较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的著作。三是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有研究中西公务员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有的研究中国加入WTO与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有的研究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某个具体环节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如有学者主要研究了基层公务员的绩效考核，并提出了我国基层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基本框架。还有学者分析了我国公务员的激励机制，并对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对策。四是随着国内行政管理学科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有关公务员制度的硕士、博士论文。

第三阶段是从2005年4月我国《公务员法》的颁布至今。在这个阶段，学者们除把第二阶段的一些研究推向深入之外，主要是围绕《公务员法》展开研究。针对《公务员法》的创新，一批教材得到更新，一大批学术论文也涌现出来。一些论文分析我国公务员法的创新，突出了《公务员法》的法制化与科学化的管理特征。有的进行中外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如有学者提出，借鉴日本公务员“再就职”制度，建立我国公务员合理的再就业制度及相关配套措施，营造公务员宽松的退出环境。还有学者提出要正确认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征，从中国国情出发，“洋为中用”才有助于中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等等。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经过短短20多年的理论研讨与实践探索，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框架已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公务员法》为主导，由多个单项法规和实施细则为配套的公务员管理的法规体系。与此相联系，各种基本运行机制逐步确立起来。通过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实现了由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转变，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结构得以优化，人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广大理论工作者对公务员制度的探索是分不开的。可喜的是，相关研究成果能够克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没有明显的流派分化，不同观点的争鸣也不充分”。在公务员制度三个阶段的研究中，学者们就公务员管理理念、分类管理制度、评估机制、管理方式、录用机制、公务员任期、职务晋升、管理体制等方面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和争鸣，并构成国内学术界有关我国公务员制度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公务员的管理理念：以事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以事为本是传统官僚制组织的管理理念，“它用以各种规定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强调以工作职位为中心，把人看成是完成组织任务的工具，排除了人的心理情感等各种非理性因素，使对公务员的管理变成象对物的管理一样，可以控制和可精确计算。这样一来，公务员个人只能服从命令、照章办事、墨守成规，成为庞大的、永不停歇的官僚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在这种漠视公务员心理情感的管理理念的束缚下，对公务员的培训开发也仅仅是单纯为了工作的需要，没有将公务员的个人兴趣与职业生涯的发展等人性化因素考虑进去。

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强调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取代“以事为本”的陈旧观念。对政府而言，“拥有一支积极主动、尽职尽责、精明强干的公务人力资源是实现政府治理目标的根本保证”。西方公务员制度从以事为中心的等级管理模式向以人为中心的民主管理模式转变，该模式重视开发和激励公务员的潜能和创造力，在促进政府目标达成的同时，也强调公务员的全面发展。我国《公务员法》也吸收了这种管理理念。《公务员法》强调了公务员义务、权益、监督三者的统一，体现了保障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人本理念。首先，公务员八项基本权利体现了对公务员合法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其次，《公务员法》在职位分类、职务与级别晋升、奖励、工资福利保险等制度设计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再次，公务员在执法过程中从以前的“绝对服从”到现在的“相对服从”的规定，蕴含着制度设计理念的变化，体现了人事管理中人性化观念的回归。最后，公务员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建立，减少了下级对上级的依附性，体现了对公务员人格的尊重，淡化了行政机关等级观念，增强了上下级公务员之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

(二)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职位分类还是品位分类

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是两种基本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方式。职位分类是以职位的性质、责任轻重、工作难易程度、所需资格条件为标准的一种人事分类方法，它的主要特点是以“事”为中心，不考虑人员的个人资历情况。品位分类则是以公务员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和获得报酬多少为分类标准的人事分类管理办法，它的主要特点是以“人”为中心，重视公务员的资历和出身。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陷。职位分类的主要缺点是专业区分过于细密，不便于人才流动；分类程序繁琐，运行成本高；忽视“人”的因素，不利于公务员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品位分类的主要缺点是：因人设岗，导致机构人员臃肿；重视资历，同工不同酬；妨碍公务员的专业发展等。

两种分类方式近年来有相互兼容的发展趋势。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的两个典型代表国家美国和英国在公务员制度改革中，主张将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有机结合起来，以职位分类为主，兼顾品位分类，借以实现两种制度的“融合”。⑤在我国《公务员法》立法过程中，有学者主张，品位分类在我国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因而在立法上要以品位分类为主，兼顾职位分类因素，走出一条职务与级别完全分离，以级别为主的品位分类管理制度，更符合我国的管理习惯。这种观点未被《公务员法》接受。《公务员法》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我国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第19条第3款规定：公务员的级别根据所任职务及其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可以说，《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分类制度是一种以职位分类为主，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相结合的分类制度。根据公务员分类制度设计的立法思想，划分类别的标准，不仅要依据职位的性质和特点，还要取决于管理的需要。《公务员法》将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从综合管理类中区别出来，同时也考虑了法官、检察官单独归类的问题。对这些职位上任职的公务员，实行了有所区别的管理。《公务员法》还构建了公务员“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的“双梯制”，拓宽了公务员晋升渠道，调动了公务员的积极性，完善了公务员激励机制，为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的成长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三)公务员任期制度：终身制还是合同制

公务员任职终身制也称常任制，它构成了西方公务员的身份保障制度。常任制能够维护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但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这一制度安排造成了公务员不思进取，能进不能出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的兴起，西方文官终身任期制受到猛烈冲击。合同雇用制和临时聘用制已成为公共部门以及政府机构用人的常见方式。美国在1978年文官改革法出台之后，就开始录用合同制雇员，永业制公务员逐渐减少，新型的公务员将通过绩效合同向公众负责，以达到基本的绩效标准。英国政府于1996年对文官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所有公务员都要与政府签订目标管理合同书，公务员不再是终身制。澳大利亚于1997年5月由公务员委员会颁布了合同协议的指导性政策，除15%的老年公务员是固定制外，其他均实行合同制，一般公务员任职一年就要签一次合同。

早在2002年，我国吉林、珠海、深圳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政府雇用制试点，政府的试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认为，在我国实行政府雇用制，将私营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渗透进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中，体现了政府公职人员管理体制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嬗变，弥补了公务员制度的缺陷，是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新尝试。为吸收公务员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我国《公务员法》第16章专门规定了职位聘任制，为进一步推行政府雇员制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府雇员制激活了政府人事制度，有利于解决机构精简与人才稀缺的矛盾；政府雇员能够发挥“鲶鱼效应”，促进公务员人力资源的开发。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雇员制如果执行不当，会造成政府职能部门的损失，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

(四)公务员评估机制：侧重过程还是侧重结果

传统的官僚制建立在等级制和规则的基础之上，它通过繁杂而又整齐划一的法规制度来规范公务员和政府机构的行为。以美国为例，政府雇员管理最小的细节都可以在政府的法规和条例找到依据。这些依据有立法机构制定的人事行政法，共有100多页；总统颁布的各种各样的人事管理行政命令；法院的相关判决；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各种解释性、补充性及细化的人事政策，形成了一种注重程序或过程的约束性规则管理模式。这种重过程的管理模式使官僚们的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忘却组织使命和对工作绩效的追求。

20世纪90年代重塑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的管理理念转变为“结果为本”以及“注重绩效”。美国的改革力求建立一个“以结果为本”的新的公务员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要求放松管制和增强灵活性，既保留现行体制的功绩制核心价值，又不因陷入官僚规则之中而降低公共服务效率。美国废除了过多过滥的人事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将8000页的人事手册减少为3页。同时，普遍实行绩效评估和政府全面质量管理。英国在1989年以来建立了绩效工资制度，绩效评估的结果不一样，工资额则有所差别。此外英国政府还实行“公民宪章”改革，要求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各机构制定并检查自己的服务标准，并作出“服务承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环境对政府组织及其雇员提出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更加基于绩效的管理模式，注重结果而不是规则。”

有学者认为，英美公务员制度有100多年的历史，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才形成现在需要改革的繁琐庞杂规则。而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只有短短20多年，还处于一个制度建立健全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原因所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公务员工作的结果。《公务员法》第33条明确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这也说明了我国公务员制度在建立过程中借鉴了新公共管理的“结果为本”、“注重绩效”的管理理念。

(五)公务员职务晋升：重资历还是重能力

职务晋升通常被视为公务员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对能力突出、政绩优异者晋升提拔；对能力低下、政绩拙劣者降低职务，从而激发全体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并能使人才的配置和使用更加优化合理。在传统文官制度下，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功绩制原则并未得到重视，实际上资历晋升原则非常普遍。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虽然简便易行，但它不利于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后，凭资历自动晋升的形式为公开招聘和内部竞争所取代，这就意味着公务员的晋升将更加重视能力而不是资历。例如，英国公务员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后，公务员晋升制度发生较大变化，更加强调公务员的表现与能力，主要表现在：第一，建立了“开放结构”竞争模式，打破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外交人员之间、公务员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传统上互不流动的壁垒，拓宽了次官以上高级官员的晋升渠道，强化了中高级公务员在晋升中的竞争意识；第二，创立了“见习行政官”制度，给优秀的青年人“越级晋升”的机会；第三，创设“机会职位”，实行中级职位的开放式晋升；第四，淡化资历和学历，只以工作绩效为标准。1978年美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建立了相对独立的高级公务员系统，由于高级公务员的工作职位高、责任重、风险大等，这就要求担任高级公务员职位的人员有很强的能力。

《公务员法》颁布后，我国公务员职位的晋升坚持能力晋升的理念。公务员在职位晋升过程中要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民主公开、平等竞争等原则，从而有效克服按照服务年限长短、资历深浅来论资排辈的弊病和公务员“熬年头”的消极心理。不仅如此，相关法规还规定，对少数因工作特别需要、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特别突出的公务员，在相关部门审核同意的情况下，晋升时可以适当放宽学历、资历方面的要求。

(六)公务员录用：封闭体制还是开放体制

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是公务员制度的一条根本性制度安排。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考录制度经过了100多年的不断改进与完善。他们的理念就是：录用最好的和最合适的人来为政府服务。但对于如何录用到优秀人才，发达国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封闭式的录用，他们始终坚持“选择精英服务政府”的想法。如英国公务员的录用十分重视牛津、剑桥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一种为开放式录用，如美国的公职向普通的百姓敞开大门。

据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绝大部分美国大学生不把政府作为他们就业的第一选择，优秀的学生更是不把服务于公共部门作为就业的最佳选择。仅有5%的学生以服务社会为荣而把进政府部门作为就业的最佳选择，但有34%的人认为在大企业就业也能服务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务员的录用体制更加开放。为了更快捷、更灵活地录用到所需人才，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相应变革：一是简化录用程序；二是录用方式多样化，注重实际的录用效果；三是允许不受年龄限制的转业录用和大量的平级流动。

由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实行时间较短，就业压力大，因此很多大学毕业生把在政府机关就业作为首选。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况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我国公务员广义上的录用制度是开放式的，考前在各种媒体上广泛发布招考公告，凡是符合资格条件的人都能参加考试。《公务员法》还规定了在选拔领导干部时要经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程序，说明了我国公务员录用的公开性在增强。此外，公务员的职位聘任制进一步增强了公务员“入口”的开放与畅通。

(七)公务员廉政建设：重刑反腐还是高薪养廉

腐败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如何加强公务员队伍廉政建设遏制腐败现象也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公务员廉政建设可分为事后和事前两种方法。事后的办法主要是通过法律设定严厉的惩处后果，使公务员不敢腐败，即所谓“重刑反腐”。事前的办法则是通过支付给公务员较高的薪酬使其不愿腐败，或者增加其腐败的成本，有人称为“高薪养廉”。

我国法律对官员腐败设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我国刑法设定的贪污罪的处罚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其他国家如新加坡也对官员腐败进行严惩，目的是使腐败的成本远远高于腐败的非法所得，进而减少公务员腐败的动机。

在公务员廉政建设问题上主要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重刑反腐，而是搞不搞“高薪养廉”。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高薪养廉的成功典范，退休后丰厚的公积金是保持公务员在职时廉洁奉公的重要手段。香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世界一流，公务员享有的各种福利待遇也极优厚，公务员的廉勤度也居于世界前列。权制度”。对于在职勤政廉政的公务员，政府在他们顺利退休后给予他们数额较为可观的一笔廉政勤政奖金；如果公务员有违法犯罪行为，则这笔奖金收归国库，做到重奖与重罚相均衡，将公务员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公务员持久的勤政廉政积极性。

(八)公务员管理体制：集权还是分权

传统官僚体制下的政府对公务员的管理采取集权的方式，政府人事权由统一的中央人事部门来管理。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联邦人事委员会集中统一管理联邦公务员。这种集权化的管理模式提高了人事管理职能的地位，有利于政府统筹规划和通盘考虑人事行政。人事部门地位超然，态度公平，党派和行政长官不易干预，有利于公平、独立地选拔人才。其缺点是因独立于业务部门之外而对各部门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管人与管事脱节。这样容易引发人事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导致公务员管理机构和行政职能部门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在新公共管理“让管理者来管理”的思想指导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变集权管理为分权管理。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人事管理机构由统一走向分设，职能分化；第二，人事管理权力从集中到下放，精简了中央人事部门的职能，逐步将人事管理权限下放给部门和地方；第三，公务员管理机构由原来的微观管理变为现在的政策监督，职能发生根本性变化；第四，公务员管理机构及管理职能的民营化；第五，执行机构公务员管理的自主化。这些分权化的管理措施增强了业务部门人事管理的自主权，调动了部门管理者的积极性。但这种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也存在弊端，如各部门各自为政，管理标准不统一；助长行政首长用人的主观性，不利于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也不利于人事管理的全面规划与通盘考虑。

就内部形态而言，中国公务员管理的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党委领导下的分级分类”管理体制。这是一种强调统一性、强化依法管理的集权制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最大的优势是能够避免缺乏统一性和牵制过多而造成管理混乱的局面，并且有利于公务员制度及公务员管理机构有领导、分步骤地完善，避免较大的波动。但这种体制在管理的灵活性以及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衔接上不尽如人意。因此有必要适当地分散和下放权力，充实公务员法定管理机构的职能，将一些辅助性职能，如公务员制度的宏观研究、公务员的培训、公务员工资的调整、公务员人事争议仲裁交由第三部门承担。

三、我国公务员制度研究的趋势展望

我国公务员制度经过20多年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但并不是说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十分完善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还有一些不成熟之处，主要表现为：同一水平上的重复性研究较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对国外理论介绍的比较多，本土化的深入研究相对少；零散研究比较多，系统研究比较少；对中央政府公务员研究较多，对地方政府公务员研究较少。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兴起和发展，公务员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能力与水平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生存和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日臻成熟和完善，但这些国家仍然不断地对公务员制度进行研究和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照，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研究还存在巨大的“市场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需要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

(一)加强公务员制度的系统性研究

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公务员制度可以称为是一个制度系统，它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具体制度安排与制度架构“交织起来”。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行政学指导下，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法学以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在行政环境与行政系统的相互联系中，对公务员制度的各个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揭示其生成机理、运作机制、内部结构和变迁路径。这样的系统研究无疑有助于将公务员人力资源作为政府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之一进行整体性开发，也对新世纪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当前的研究有的是对公务员管理的各个具体制度进行单项研究，分析其现状、问题及对策，比如一些对策性论文；有的研究是分别解释公务员单项制度的涵义、特点、分类等等，比如有关公务员制度方面的教材；有的研究是借鉴国外公务员制度某些好的做法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比如一些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的著作。这些研究成果都没有将公务员制度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缺乏对公务员各项具体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的研究，比如职位分类制度、工资制度、考核制度、培训制度内在的逻辑联系如何？如何从整体上构建公务员勤政廉政长效激励机制？如何从整体上由人事行政管理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转变？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二)加强对公务员制度结构的研究

制度结构指的是一个制度体系中各个具体制度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在公务员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安排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有些是根本性的，决定整个制度的性质；有些是表层的，是制度的根本原则的体现。有的制度安排处于核心地位，起关键作用；有的居于非核心地位，起一般辅助作用。制度结构不是制度安排的简单相加，它们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这种制度安排之间的耦合作用决定了制度运行的高效率；而各种制度安排的相互排斥与冲突则会大大降低制度运行的效率。

在我国公务员制度中，我们要分清哪些是正式制度，那些是非正式制度，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何在？哪些是内在制度，哪些是外在制度？哪些是核心制度，哪些是外围制度？通过对公务员制度内部结构的研究，便于我们分析公务员制度设计的主体；设计公务员制度的指导思想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依靠何种手段来推行这一制度；外在制度在实施中如变通，以便同内在制度相适应，减少制度实施的阻力。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公务员制度中，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九项义务和八项权利属于核心制度，它们直接服务于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目的：即规范公务员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此外，公务员义务与权利的规定还直接体现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三)进一步加强公务员制度的比较研究

一国公务员制度的优劣可以同他国公务员制度进行比较得出基本结论。比较研究至少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从理论价值看，通过跨国家、跨地区的比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行政环境下公务员制度的形态和结构差异，探讨公务员制度的成因、个性、共性，把零碎的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高度，加以理论概括，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丰富想象力，增加认识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从实践价值看，通过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吸取别国公务员制度的经验教训，对合理有用的东西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促进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科学化、法制化与现代化。

当前国内学术界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使我们对各国家和地区公务员制度有了大致的了解和认识。随着各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国公务员制度也是不断发展的，新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会不断涌现，这就要求我们追踪国外公务员制度的最新发展动态，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有学者建议，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设，要借鉴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经验，包括西方公务员的效率观、人才观、服务观、公益观、竞争观、科学观等内容。还有学者提出要借鉴美国近年来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成果，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设计或改造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避免规定的过细、过死和过于统一的情况，以便为日后进一步探索公务员管理模式预留空间，增强公务员制度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强公务员制度的理论比较和应用比较研究、历史比较和现状比较研究、规范比较和功能比较研究、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研究，便于我们开展对公务员制度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四)加强公务员制度的创新研究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5

伴随校园网络在我国高校的普及，校园的传统教育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即校园网络文化。研究我国高校网络文化现状，展望发展趋势，有利于增强高校网络文化的引导与教育作用。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校网络文化的特点和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地位等基本问题，以及校园网络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图书馆建设的关系研究方面。

(一)高校网络文化的基本问题研究

1、高校网络文化是校园文化与网络文化的融合体

研究者基本认同高校网络文化是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的结合物，校园网及其相关栏目是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师生是参与主体，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如校园BBS、专题网等学习行为方式、道德规范并由此形成一定的校园风气。

2、高校网络文化具有虚拟、开放、多元性与高时效性的特点

高校网络文化是校园网络化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校园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网络化、虚拟化。

(1)虚拟性、开放性和资源共享受性

网络交流表现为主体和对象都不必显现真实身份，不必承担现实生活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网络的开放性，使网络文化跨越时空，具有多元性与最大的自由性，网民可以尽情抒发感受、表达观点、发泄情绪。

(2)多元性与两面性

高校网络文化整合了不同文化背景与底蕴的思想、观点，更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但也充斥着色情、暴力、迷信和邪教等不良信息，网上民意的放大和失真现象严重，这些已成为威胁校园文化安全的新公害。

(3)高时效性

网络传播技术不断改进，信息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网民数量持续攀升，多对多的网络关联格局已形成，信息来源广、更新及时，搜集信息便捷、及时、迅速。

3、高校网络文化通过网络传递校园主流文化，吸引学生学习与展示自我

网络文化信息传递及时、覆盖范围广、资料重访率高、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吸引力和感染力很强。教育者可以把网络作为宣传阵地，及时传播先进文化。网络教育具有科学性、人文性、技术性、情感性、创新性的多维整合特点，网络传播文化的形式多样，网络使用者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因而，网络文化有很强的吸引力，能调动学生学习与展示自我的积极性，可以作为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载体。

4、高校网络文化发挥作用的性质有赖于使用的恰当程度

高校网络文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使用网络基本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提供了及时交流的平台，为教育者及时发现与解决学生的问题、监督学校管理、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提供了极大便利;网络信息的及时性、开放性、广泛性拓展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和范围，促使学生深入对社会的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网络信息的自主交换性和交往的虚拟性，使大学生敢于通过网络进行真实的思想与情感交流，促使学生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塑造自律精神，提高创新能力。网络中呈现了多元的价值观念，网络交往的虚拟性与网络监管的缺失使网络信息良莠不齐，能使世界观、人生观尚不稳定、缺乏考验与辨别力的大学生误入歧途;使自制力弱的学生道德意识弱化;使自制力低、沉溺网络的学生传统的人际交往减少，人交往能力退化。

(二)校园网络文化的兴起给德育工作带来挑战与机遇

网络文化使高校德育面临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促使德育工作者正视这一挑战，改变教育方式和教育观念以增强教育功效，变挑战为机遇。

更新教育观念，健全制度，培养网络文化服务队伍，加强对校园网络文化的管理监督，保证网络信息所传递思想的主流性与可信性;从学生实际出发，普及道德知识，加强网络安全教育，经常性地进行网络使用培训，将网络道德教育融入日常德育，加强对学生上网意识和行为的引导与教育，从而引导学生学会辨别、选择与“慎独”，以增强其道德批判与选择的能力。

(三)增强图书馆内涵建设，发挥引导作用

图书馆是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重地，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将会使高校网络文化建设拥有坚强的后盾。因而，需要坚持“综合化”的网站设计理念进行图书馆建设，构建网站内容时充分尊重用户习惯，突出图书馆网络文化的个性化服务功能，扩大服务领域和受众群体，扩大数字图书馆的辐射范围。

发挥图书馆特有的职能，丰富网上内容。图书馆具有得天独厚的知识优势，可以通过对特定网络信息进行智能整合、网页导航、努力扩充网上馆藏资源，主动、积极地向学生，甚至社会提供经过系统开发的有价值信息。通过自建特色数据库和随书光盘，主动推荐热门图书和经典图书，丰富自助知识讲座内容，开办校园读书网站等方式增强图书馆网络文化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二、探寻已有研究不足，展望研究未来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1、研究内容过于集中，覆盖面不够

从重要学术网络和普通网络搜集的资料来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网络文化的基本理论、网络文化与高校德育及思政工作的关系等方面，对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学校管理、学生心理健康、教师管理、学生职业素养和良好生活与学习习惯养成、高校网络文化建设背景下学校管理者与教职工的关系处理、网络影响的性别差异等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

2、理论性探讨宽泛，实践调研性研究缺乏，推广价值不明

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网络文化的正负面影响及对策的探讨着手，研究成果相似程度非常高。实践研究成果发表的仅有几篇，调查范围仅限于少数院校，成果有一定的借鉴性，但是推广程度仍然有限。 3、研究对象宽泛，缺乏分类分层研究

多数研究者把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对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具体类别研究很少，比如对高职网络文化建设研究论文仅有3篇。

(二)研究展望

据相关统计显示，近几年高考考生数量呈迅速下滑之势，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阶段，加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不利因素，大学生就业的竞争条件趋于多元化，各级各类高校争抢生源的竞争也悄悄升级。提高教育质量，树立良好学校形象，已经成为高校争夺生源的重要因素。适应时代特点，调整教育模式，拓展教育途径则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增强高校竞争力。在网络普及的今天，校园网络文化对增强高校竞争力的作用也在逐渐增强。

然而，从教育部提出进行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以来，相关研究进展较慢，仅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者对高校网络文化的含义、特点、影响等基本构成及内容产生共识。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需继续丰富研究内容，完善研究方式。

扩展并细化研究内容。要紧密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研究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学校管理、学生心理健康、教师管理、学生职业素养和良好生活与学习习惯养成、高校网络文化建设背景下学校管理者与教职工的关系处理、网络影响的性别差异等问题，使研究内容涵盖与网络文化相关的.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使研究成果能够对高校网络文化建设进行全面指导。

由理论探讨为主转向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为实践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提供导向;实践研究成果能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丰富理论。需要通过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分析不同类型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不同性别的学生对海量网络信息的应对模式、筛选信息的标准与原则、辨别信息优劣的能力、网络使用习惯及态度;探讨师生的信息需求心理及需求内容的性质与类别，以便为提供吸引师生的网络知识作出指导。

对高校类型作出细分，增强研究的针对性。根据不同类型学校的文化与管理传统、培养目标、师生心理和思想特点等进行细化研究，为同类型院校的网络文化建设提供系统指导，保持其可持续发展。

总之，科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指导实践，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工作规范，提高实践的经济社会效益。我们对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研究也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针对高校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目标，才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凤瑛,陈玉和.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影响与对策[J].辽宁教育研究,,(12).

[2]王淑芳,王洪欣.网络灰化对高核德育的负面影响众对策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3).

[3]衡均.关于大学校园网络文化的定位与发展[J].电化教育研究,,(7).

[4]李明,杨欢,彭小波.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5).

[5]唐加祥.浅谈网络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创新[J].教育与职业,,(9).

[6]孙桂荣.高校校园网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J].职业技术教育,2001,(31).

[7]李亚宁.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中的风险问题策论[J].江西社会科学,,(1).

[8]李英,郭双利,王春恋.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07,(12).

[9]时伟.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及其教育对策[D].电子科技大学,2005.

[10]谭富强.论网络文化对我国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影响及教育对策[D].武汉大学,2005.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6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三、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展望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创业自我效能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7

自我效能感是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 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动机和行为产生[4]。创业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的社会活动方式。它的成功进展与创业者对自身能力、技能的感知程度和自信程度息息相关。因而, 创业研究者把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活动结合起来, 提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概念, 并用它来解释和预测创业动机、创业意向、创业决策、创业绩效等[5]。

一、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理论和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思想。三元交互决定论以环境和人的认知及其行为的互动关系为视角来考察个体内在认知发展与外在行为表现。在认知和行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互动的环境因素和认知因素起着决定作用, 但是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作为心理预期或信念, 在这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 定义

自我效能感概念是美国心理学专家Bandura在1977年首次提出的, 并被定义为个体在面对特殊情景下, 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开展行动方案的判断与信念, 它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 对自身实现目标或完成特定任务的主观感受和自信程度, 而不是个体所拥有的能力和技能本身[6]。Stajkovic和Luthans (1998) 进一步提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力的自信程度, 这种自信使自己能在特定环境下调动必要的资源, 从而成功地完成某项特定任务。

(二) 测量

根据班杜拉的界定, 自我效能感是特定情境下个体对自己能否利用掌握的技能完成相应任务的自信程度。也就是说, 对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要针对特定领域和特定任务展开。基于此, 班杜拉认为要研究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问题, 首先要明确任务领域和该领域所包含的特定任务, 然后采用微观层次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二、创业自我效能感

由于创业特质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基于认知观的创业研究得到了创业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Krueger指出:探究隐藏在创业者认知结构、创业意向和创业行动背后的信念因素是掌握创业研究的内涵的关键。自我效能感, 这一重要的认知因素, 是揭开创业活动中深层次信念因素的重要概念[7]。自我效能感与创业领域相结合形成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概念在解释和预测充满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创业行为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 创业自我效能感定义

自我效能感和创业领域相结合, 提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概念。创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能够成功地扮演创业者角色和完成相应创业任务的自信强度 (Scherer, 1989) 。Chen、Greene等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认为自我效能感在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创业领域能最好地解释和预测创业行为。Luthans和Ibrayeva (2006) 认为创业效能感是创业者的一种内在的信念, 也就是指创业者对其拥有能力能够完成创业任务的信心。由此可以看出, 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创业自我效能应在参照自我效能感的定义的基础上再结合创业活动的具体特点来界定, 它是个体对自己从事创业活动的自信程度。

(二) 维度及测量

尽管当前学术界对自我效能感研究的领域特殊性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概念达成了共识, 但是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问题, 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结构进行了探究并开发出了不同的测量工具。

Chen、Greene等首先探讨了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结构和维度, 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和创业者间的研究, 开发出了一个包含22个项目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测量量表。该量表包括市场、创新、管理、风险承担和财务控制五个维度,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0.92。

De Noble、Jung和Ehrlich认为Chen、Greene等开发的量表不能有效地区分出管理者和创业者, 于是他们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侧重于一般管理技能的创业效能感评价量表, 该量表包括35个项目和风险承担、产品创新性、机会识别、人际关系、资源分配、创新环境六个维度, 六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4~0.94之间[8]。

Jill等人 (2005) 针对创业任务的不同提出了包含机会识别效能感、关系效能感、风险感知效能感和管理效能感四个维度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结构。

Forbes在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时, 主张把Chen、Greene等提出的创业自我效能感五个维度缩减成营销效能感、管理效能感、冒险能力效能感和财务能力效能感四个维度[9]。

Kolvereid等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时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提出机会识别、投资关联性、冒险、经营管理四个维度来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10]。

Barbosa、Gerhardt等在对初创企业进行研究时, 提出了要从投资者关系效能、企业管理效能、不确定性容忍效能、机会感知效能等四个维度来测量处于创业初始阶段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感[11]。

丁明磊在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时, 修订了De Noble、Jung和Ehrlich等地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并把原来的六个维度缩减为创业管理、创业领导和创业坚持三个维度[12]。

汤明依据Lucas与Cooper (2005) 开发的量表在探究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时, 提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包括创新效能、风险承担、机会识别、关系协调和组织承诺五个维度[13]。

(三)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静态的创业者特征和动态的创业过程两个方面上。对静态的创业者特征上主要是通过比较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感指标上的差异性来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动态的研究主要针对“初创业过程的三个子阶段:概念期、酝酿期和初创阶段 (婴儿期) ”和创业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 本文以创业前和创业后来区分创业过程。在创业概念期和酝酿期, 也就是创业前, 创业者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机会的识别或资源的盘点, 资源与机会的整合, 并充分开发利用内部资源或合理利用外部环境以保证创业的顺利进展。因而在此阶段, 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创业意向、机会识别的关系展开的。在创业的婴儿期 (创业的初创阶段) 以及以后的发展中, 主要考察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决策、创业绩效等行为的解释和预测作用上。

1. 静态研究

在静态研究上, 研究者通过比较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感指标上的差异性来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 并得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行为的产生具有预测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可。Boyd等 (1994) 指出创业自我效能感可以预测创业行动可能性;Kruger等也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是潜在创业者走上创业道路的必要条件。Chen等运用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对在校MBA学生、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进行了比较研究, 通过单变量方差分析后发现有创业意向的在校生在营销、管理、财务控制三个维度上与没有创业意向的在校生差异显著, 进一步分析后得出创业自我效能感是预测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 与创业可能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Markman等通过考察专利持有者的创业自我效能状况, 也证实了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水平显著高于非创业者[14,15]。

2. 动态研究

在动态的研究方面, 创业研究者在创业前的准备阶段 (概念期和酝酿期) 主要是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

(1) 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

De Noble等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和创业准备呈显著正相关[8]。汤明经过实证研究证明, 成就动机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13]。曹坤峰从成就动机、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动机的关系研究中, 得出创业自我效能感可以正向预测创业动机, 并在成就动机和创业动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2) 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

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人对成功实施创业的感知, 是创业意向的一个重要前导变量。Zhao等后续的跟踪研究证实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积极作用。采用自己开发的创业自我效能测量量表, 间隔两年对同一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研究结果验证了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促进影响, 另外, 有些学者证实创业自我效能相关变量可能对创业意向有正面作用[16], 同时有一些研究者并未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正相关。如Kolvereid等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对挪威的同一批新创企业的创业者进行对比调查, 对数据进行分析后, 却没能证实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显著影响。对此, 他们给出了两点解释: (1) 可能是采用的自编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存在不足。 (2) 也许是研究所选被试仅局限在挪威, 造成被试的高度同质性。除此之外, 还有研究者考察了社会文化差异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关系的影响。如, Jung等 (2001) 运用De Noble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对美国、韩国的在校大学生及企业经理两组样本进行了对比研究。除了验证了创业自我效能感整体与创业意向显著正相关之外, 他们还发现, 不同文化背景下, 被试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样本创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集体主义社会的韩国样本。

在创业的初创阶段和以后的发展阶段中, 创业研究者主要考察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决策、创业绩效等行为的解释和预测作用上。

(3) 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绩效

Chandler等 (1994) 最先通过研究150位创业者的创业情况, 得出了创业效能感在创业者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缓冲作用, 具体表现为创业者对商业机会识别能力的效能感与创业绩效间呈显著正相关。何斌在创业策略、创业认知与绩效关系研究中[17], 通过对60余家企业的276名员工进行研究后得出:创业策略确实能够影响到公司集体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策略对创业绩效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即创业策略是通过创业效能感影响创业绩效的, 创业行为的完成需要借助员工对创业的感知。Forbes采用Chen等开发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考察了95家企业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与企业整体绩效的关系, 证实了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对企业整体绩效的积极促进作用。叶建国 (2006) 解释创业效能感与创业绩效间的关系时, 探讨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绩效的作用过程机制, 证实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对创业绩效的良好预测作用。Hmieleski和Corbett通过159个新创企业研究来探究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的关系时, 得出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对于新创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18]。

(4) 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决策

Krueger指出创业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创业决策知觉和态度会产生影响。Zhao等指出个体的风险倾向与创业自我效能成正相关, 个体的风险倾向越高, 自我效能感水平也就越高, 该个体创业的概率就越高[19]。马昆姝、胡培在探讨文化对创业认知决策的影响时[20], 运用Zhao等人所使用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得出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决策的正向影响作用。也就说, 创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 越可能采取创业决策。

三、简要的评论

创业自我效能感概念的提出, 拓展了创业研究的领域, 丰富了创业理论的框架。传统的创业心理学理论从创业者个体特征出发, 通过比较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人格特性、创业特点、创业类型和创业选择过程等方面的差异来考察个体创业选择的可能性。这严重制约和限定了创业领域研究的发展。把自我效能感这一重要认知概念引入创业领域则扩大了创业心理学研究范围, 使创业研究者在关注环境、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基础上, 深度剖析创业者内在的认知结构、动机、意向等背后的信念因素, 从而更有效地解释和预测创业行为。另一方面, 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为政府创业政策和教育部门开展创业教育提供了新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在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鼓励全民投身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 对创业者内在创业信念因素的研究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创业政策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依据, 为创业教育者提供新的创业心理辅导技巧。

为了更好地促进创业研究和创业自我效能感研究的发展, 我们认为后续的研究应该把关注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创业自我效能感测量工具的中国化研究; (2) 注重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前导因素进行研究; (3) 关注对潜在创业者的研究; (4) 侧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动态研究和现场研究。

摘要：创业自我效能是指个体能够成功地扮演创业者角色和完成相应创业任务的自信强度, 是将美国心理学专家Bandura在1977年首次提出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引入创业领域后产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 拓展了创业研究的领域, 丰富了创业理论的框架。同时, 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为政府创业政策和教育部门开展创业教育提供了新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篇8

关键词：城中村二代；回顾；研究现状；展望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21-02

随着“城中村‘富二代的炫富生活”、“迷茫的城中村富二代”、“城中村村民，坐拥分红租金蜕变成‘二世祖”等网上帖子的泛滥，这群不学习、不经商、不工作、不务农，被贴上二世祖标签的青年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野。城中村二代已经成为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研究群体。

笔者查找了1990—2012年研究城中村二代的文献，筛选过后对现有的国内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并适当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以期深入地了解城中村二代的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启示和帮助。

一、有关城中村二代研究文献概述

城中村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结合部出现的由血缘、亲缘、宗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的社会关系网络联结的却又带有现代化气息的乡土社会[1]。对城中村的研究起于9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成果中偶有提及城中村二代，如丘永雄等1997年在青年研究中发表了《城郊结合部“二世祖”违法犯罪问题探讨》[2]，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专门探讨城中村二代的论文。但直到今天，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献当中，不多于30篇的学术论文专门探讨了城中村二代。

关于城中村二代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探讨城中村二代的犯罪问题；第二个阶段是21世纪头十年，主要研究城中村二代的生活方式；第三阶段是2011年代至今，主要分析城中村二代的社会认同和教育等问题。

二、城中村二代研究现状

城中村二代一词从2012年原发于大河报被新浪微博广泛传播的“城中村二代架豪车拥豪宅月薪却千元”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然而在此之前，城中村二代在学术界并没有固定称号，比较集中的有“二世祖”、“城中村青少年”、“上田农民子女”、“主观剩余劳动力”等。而关于城中村二代这一群体，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概念。较为集中的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把城中村二代定义为当地依靠征地补偿费、土地租金分红和租屋收入，不工作也有不错的生活保障的，过着游手好闲的青年群体[2]。

（一）城中村二代的现状调查及问题研究

关于城中村二代的现状，综合学者的观点，主要表现为双高双低现象，即失业率高，犯罪率高，社会认同度低，文化素质低。

1.坐享其成，失业率高。城中村二代成长于富裕的城中村，依靠钟楼为生的父母，在各种分红、征地补偿费下，物质生活极其优越，于是主动放弃就业，过上了食利寄生的生活。据调查，珠三角某城中村就业率仅为22%—27%。这些剩余劳动力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成为城市化的阻碍力量。

2.游手好闲，犯罪率高。20世纪90年代，学者立足于网络报纸不断揭露的城中村青少年犯罪的现象，从社会管理体制、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分析其现状和原因。如丘海雄等通过对海珠区四个自然村的调查，发现40%以上的二世祖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并得出城中村二代犯罪以男性为主、犯类型主要表现为吸毒、赌博、敲诈勒索、故意伤害[2]。

3.二元分裂，社会认同度低。由于城中村及其回迁社区的长期性与问题化，学者运用社会排斥、社会距离、社会认同等理论来研究城中村二代的社群隔离现象。指出城中村青少年的社会认同整体呈现“二元性”、“钟摆性”、“分裂性”的特征，且社会认同内部具有潜在的多维性、复杂性和矛盾性[3]。在与城市市民互动中出现的社群隔离现象导致其陷入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动力贫困状态，严重阻碍了城中村青年融入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4]。

4.学习积极性差，文化素质低。随着城中村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认为教育是影响城中村二代的根源性因素，于是展开了对城中村二代教育的研究。2007年，甘美好等对珠江三角洲的“上田农民”子女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上田农民”子女的教育状况存在着学习成绩普遍较差、读书积极性低、存在辍学的隐忧等问题[5]。2010年，李珂对秦皇岛市“城中村”的儿童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区环境进行调查，发现“城中村儿童”的各种教育环境都不容乐观，导致儿童出现种种心理问题[6]。

（二）城中村二代问题的归因

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城中村二代的问题成因的研究也有所差异。

1.社会经济视角：畸形发展的经济模式导致城中村二代游手好闲。一个村庄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振兴。对于城中村而言，大力发展集体企业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解决村民就业，提高村民素质，进而适应都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然而政府往往简单地将征地补偿费和土地出租收入分到村民手中，集体发展基金留存很少。此种情况强化了家庭经济得到改善的小生产者的散漫意识[2]。久而久之，造成了城中村二代游手好闲的现象。

2.社会文化视角：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反差导致城中村二代的价值观错位。根据总体的文明进程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协调有序地向前前进的。而在城中村二代身上却表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迈入了市场经济环境，在主动城市化过程所获得的土地、房产、股息等利益超越了一般城市居民收入。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价值观念、社会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却保留着传统文化的烙印[7]。”即城中村二代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远远跟不上物质层面的转换速度。于是，在城中村二代身上，容易导致生活错位甚至离轨等状况。

3.教育学视角：不断层化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城中村二代的发展。教育既是社会变迁的条件和动因，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和反应[8]。带有悖论性质的现象是家境优越的城中村二代，脱离贫穷的同时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他们一方面丧失农村原有的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又不具备城市孩子的优势。城中村是一个不断层化的社会空间，人们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与搅拌下的分化组合中汇聚到一起，这一外来性、异质性、流动性与缺乏严密内在组织结构的疏散社会在治安、环境等问题异常严重[9]。以上这些，导致城中村二代的教育面临种种困惑与问题，也给城中村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难题。

（三）已有的对策建议

1.以空间融合预防社会群体隔离。孙远东先生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能指望把社会重新‘部落化为一个个孤立的、自我维系的单位，地域性共同体存在的关键是是否能建立起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更大社会之间的联合体。”因此，为了避免城中村青年因为单独一边或自成一体而再度成为边缘化人群，城中村改造安置小区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空间规划调控作用。同时，要积极创造平等融洽的社会氛围，克服失地农民子女社会交往的空间障碍，增加交往机会，使城市社会各阶层群体加强互动和彼此尊重，从而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保证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4]。

2.发挥教育手段的内在改造作用。针对城中村二代出现的教育困境，学者提倡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通过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完善社会再教育、业余教育体系，培养农民的主动发展意识，逐渐改变落后的文化素质和小农经济意识，让村民积极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锻炼，培育现代文明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10]。

3.进行一种新型制度的文化孕育、重构和整合。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由于特定的社区背景，其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全面地渗透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同时，它还拥有传统村社价值合理性的深刻土壤。两者共存共融，使得它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在两者的博弈中能够达到相对“中庸”的境界。该境界无疑为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注入崭新因素，同时又存留了满足心理认同的原生文化因素。“二世祖”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健康的亚文化，无论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都不能上升为主流文化。因此，只有从文化上进行重构和整合，才能促使城中村二代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念。

三、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一）研究有待全面深入

到目前为止，关于城中村二代的研究论文数量不足30篇。在研究内容上，缺乏专门讨论研究的论文，相关观点散见于城中村青少年（包括城中村二代和外来青少年）的文献当中，且多数只是用少量文字从一个侧面论述城中村村二代某一方面的内容，缺乏总体上的把握。其次，研究视角局限于社会学和教育学，且处于比较宏观的层面。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成果以描述性研究居多，对成因的分析或浅尝辄止，或过于片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

（二）城中村二代的标签化现象严重

关于城中村二代各种论点在学术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没有全国代表性的有关城中村二代的大型调查，且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使得很多研究将城中村二代过度问题化，不够公正客观。即城中村二代的标签化现象严重。盲目地根据个别经验给城中村二代带上过多负面的帽子，只会加剧群体的心理负担，进而诱发更多的群体问题。

（三）对策建议的可行性有待加强

针对城中村二代一系列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中提出的对策建议多显得可行性不强。加大城中村改造、进行文化整合等，其绝大多数建议都显得大而空，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更多的学者在论及对策建议时只是泛泛地提出要提高认识，要更加重视城中村二代的教育问题，要改善家庭和社区教育环境等，在可操作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也是今后研究可以开拓的领域。

参考文献：

[1]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76.

[2]丘海雄、张永宏、王兴洲.城郊结合部“二世祖”违法犯罪问题探讨[J].青年研究，1997，（3）.

[3]陈占江，项晶晶.“钟摆”与分化：城中村青年社会认同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1，（9）：119—127.

[4]陈晓莉.从隔离走向融合：城中村青年社群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7）：73—78.

[5]甘美好，汤耀庭.珠三角“上田农民”子女教育状况的调查及对策[J].青年探索，2007，（5）42—46.

[6]李珂.秦皇岛市“城中村”儿童教育环境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0.

[7]曾坚明，谭媛.关注新的边缘人群体——珠江三角洲“二世祖”生活方式[J].青年研究.2002，（4）：35.

[8]鲁洁，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9]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