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网络文学生态化发展
摘要：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网络文学提供了全新的角度，网络文学基于网络这一崭新的创作平台，创建了自身的文学审美场域，构成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创作及消费形式，并在文学场域的资本抢夺中，通过自身逐渐变强的经济资本，开始占据更多的文化资本。可当前相对于有限的文学生产场域来说，虽然网络文学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可却在文化资本的争抢中始终处在劣势地位。对此，基于场域理论的指导，通过分析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分别从场域内部资本应保持相对平衡、场域外部应构建科学联动机制两方面，提出促进中国网络文学生态化发展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场域理论;中国网络文学;构成与现状;生态化发展
引言
所有的文学活动都一定是在相应的场域中开展的，法国著名社会学专家布迪厄在其研究过程中首次提出了场域的基本概念，他注重从关系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事物，提倡对文学场域进行自主性的评价，应将其内部逻辑与社会逻辑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思维模式为文学领域的构成体制、特征和存在地位的探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可行的理论框架，某种程度上也为正确看待当今网络文学的属性和特征，提供了有利的角度。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对它的定位不仅要从网络文学自身出发，探究其内部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场域构成。同时，还要将其放在整个文学场域中，探索网络文学和其他文学场域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精确全面地对网络文学发展现状及其生态化建设进行有效解读。
一、场域理论的基本概述
“场域”这一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末，由布迪厄通过艺术社会的探究和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剖析所提出的[1]。从分析的层面上看，一个场域可将其界定成在不同位置间出现的客观关系的某个网络，或是某个结构形态。布迪厄所提出的场域理论共包含三个关键词汇，即场域、习性、资本。详细来说，布迪厄表示人类社会主要是由众多相互关联，又彼此存在间隔的特定层次场域与分场域构成的有机场域系统，个体或是集体利用所拥有的经济资本、符号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得到进入指定场域的合法权限，并在场域当中利用资本互动实施资本与权力相争，进而构成相对稳定的习性，更好地保持或改善其在社会秩序当中的位置。
布迪厄曾经在《艺术法则：文学场域的构成与结构场域》中把文学场域划分成制约性生产场域以及大规模生产场域，前者主要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后者则是为了经济而艺术[2]。在布迪厄的观点中，文化场域实际上也属于一种权利场域，这是因为参加文学场域构成的不同行动人员，如作者、读者、批判家、编辑、出版社等，都依据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来行使相应的权利，文学场域本质上是各种文化权利资本拥有者的争斗场地。网络文学场域在文学场域中占据次要位置，其是一种显著的为经济而艺术的场域。网络文学基于网络这一崭新的创作平台建设了自身独有的审美场域，构成了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创作及消费形式，同时在文学场域的资本抢夺中，通过自身逐渐强大的经济资本，开始不断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
布迪厄从关心主义视角出发，在中立层面构建了一种关联宏观与微观的探究框架，对人们进一步了解网络文学场域中的核心行动者以及掌握其发展态势提供了全新角度。
二、场域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网络文学场的构成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分析中国网络文学，能够从中发现，计算机网络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写作平台，促使文学艺术创作范式发生转变，构成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独立的文学创作场域。网络所架构的文学创作模式，拥有自己的读者团体、阅读习惯以及审美观念。对创作者和阅读者来说，网络文学创作和读者群体，不仅有别于传统精品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和读者，也有别于常规意义上的大众文学创作者和读者。网络文学的创作群体主要是可以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群体，其读者主要是广大网民。在网络中比较热门的作品不一定可以得到网络世界以外的人们的欢迎和认可。此外，网络文学的创作姿态不仅与传统的霸道作用不同，也与官方思想形态所制定的评判指标不同。其是以娱乐性为根本宗旨，具有自身独特的情感取向以及审美品位，并且这种审美品位是根据创作者与广大读者的良好互动而达成的，体现出较强的互动性以及同质性特征[3]。没有读者的阅读量、点击量，就无法促使作品的顺利完成和推广。读者只有對具体类别的作品有着强烈的阅读欲望，才能真正感受到阅读的快乐，若是读者不喜欢穿越或是鬼神类的网络文学作品，也就无法充分享受阅读。并且，网络文学作品的发表也没有编辑和审核，这不仅给予了广大网络创作者足够的自由，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文学作品出现了迅速写作、迅速发表、迅速灭亡的现象。因此，网络文学这样的审美品位构成不同于传统趣味构成体制，它顺应了社会文化发展形势，即生产方式逐渐专业，容易构成小团体或是部落化的社会生存模式，进而导致人们对美的评判及欣赏逐渐多元化，没有所谓的统一标准，人人都能够在自己感到美的地方享受到审美乐趣。
网络文学的创作模式与传统文学有着显著的差别，其具有自身独特的要求与逻辑，掌握并适应这些规则的网络作家在网络生态空间中游刃有余，但某些主流作家却始终无法接受这样的写作模式。实际上，作家只要在网络中进行创作，就侧面说明了他们要接受并遵循网络规则，所创作的作品也必须要让广大网络读者进行阅读、评价、转载。此外，在碰到传统印刷文学的准则和要求时，网络文学作品的出版与评奖也遇到了诸多尴尬。中信出版社的朱洪海总编就曾说道：“作者在网络创作中有着较大的自由性，像文章结构不严谨的情况，在传统书籍出版中都是不允许出现的。”[4]这就要求广大网络作者在创作中要小心谨慎，按照传统图书出版的要求进行创作。因此，许多网络文学虽然最终能够顺利出版，但却已经被修改成不是原有的作品形态，而是成为了被出版社不断修改调整后的产物。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参加的各种评奖比赛，虽然无奈接受了主流单位的评奖制度和标准，可却无法得到广大网民的肯定。
三、场域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
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中国网络文学场域在文学场域中处在次要位置，因而属于大规模生产场域，有着典型的大众化特点，遵循着商业化的运行模式，虽然不断申请主流文学奖都以失败告终，但还是获得了经济资本的胜利。可在文化资本占有上却没有任何优势，呈现出相对于失败者胜利而言的胜利者输的发展态势。
1.具有典型的大众化特点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份，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经达到了3.53亿，网络文学创作者高达500万人，中国所有网络文学作品字数已经超过了200亿，平均每年都有超过15万部作品被签约，并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若是再加上当前流行的微博创作形式，其数量更加可观。由于网络文学作品的读者主要是青年群体，并且他们的消费方向不断发生改变，网络文学网站会更加敏捷地洞察到广大读者的喜好，精准地把控全新的阅读方向，进而不断更新阅读模块，推出一些周、月、季等人气阅读榜单，打造网络作者英雄，利用更新换代来吸引更多的读者，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因为网络文学作品的不断更新，不停地制造全新的阅读热点，让文学在读者大量阅读及消费中谋求发展，因而被人称为典型的消费性文学以及大众性文学。
2.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模式
网络文学有着较为成熟的商业化发展模式，以追求经济资本为核心。中国网络文学的各大网站都已经逐渐迈进了商业资本的势力范畴，某些知名的大型网络文学网站不断得到大量的风险投资，或是被其他更大规模的网站收购。比如，盛大文学网站通过对其他各种小型文学网站的收购及扩张，独揽大权，早在2011年全年的利润就已经过亿，占据着市场总额的80%，并借势开启了美国上市计划。网络文学这种市场化的运行模式，为各大文学网站以及网络文学创作者个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当前，大多数网络文学网站都实行了付费阅读制度，与网络创作者签订合同，支付给网络创作者丰厚的稿费，让更多的文学爱好者享受到经济效益带来的成就感，进而全身心地投入到网络文学创作浪潮中，让网络文学网站变成了某些网络创作者的提款机。
3.弱势文化资本竞争地位
網络文学参与评选鲁迅文学奖以及茅盾文学奖都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说明了网络文学作品虽然数量以及经济方面得到了巨大的收益，但却依旧无法跨入经典文学的大门。从2010年鲁迅文学奖开始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后，次年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大赛上，也同样向网络文学打开了大门，可网络文学参加了两次竞选，最终都并未入选[5]。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这两项文学大奖都是以纯粹的文学为基本原则来设立的官方专家奖项以及主流文学奖项，它们的评选制度和筛选标准，均是以有限的创作在艺术领域和思想方面的准则为参考依据的。因此，网络文学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有限生产场域中的主流文学场域内评选失败，这是因为评选资格的决策权是被有限生产场域所掌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致使网络文学陷入了“上不来台面”的尴尬境地，仅能作为一种全新场域中的艺术现象而存在。
四、场域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网络文化生态化发展建议1.场域内部资本应保持相对平衡
经济资本促使下的网络文学场域让广大读者成为了场域的核心，编辑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而网络文学场域当中的原创者们则逐渐被削弱。要利用习性的合理调整来充分实现网络文化场域中三方主体间的资本制衡，以此来确保场域生态圈内部的稳定健康发展。根据艾瑞咨询中心2017年发布的调查数据来看，网络文学的读者数量中有45%为本科以下学历，受到文化水平的制约，网络文学创作者毫无原则地迎合读者而进行创作，将会严重阻碍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也会让广大作者在网络文学场域的权力抢夺中，处于不利位置。网络文学作者在充分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基础上，也要加强对个人文学创作水平的重视，通过其他多种有效途径来提高自我创作水平，进而促使文化资本说服力的增强。此外，网络文学场域对于网络平台资本以及用户信息资本越发依赖，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对文学编辑的文化资本规定。根据在各大知名招聘网站实施网络编辑工作岗位的检索，能够发现许多大型企业对这一岗位并没有明确的学历要求，网络文学编辑是把控网络文学作品质量的重要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及文学作品鉴定能力。
2.场域外部应构建科学联动机制
网络文学生态化场域受到政治及经济场域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也受到法律法规场域的影响。除此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动画场域、影视场域、游戏场域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网络文学场域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政治场域的引导以及法律场域的详细规定，与此同时，政治场域以及法律场域还要积极对网络文化场域生态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帮助和指导。网络文学作品大部分篇幅较长，相关网络文学网站的编辑对于文学作品没有进行合理的分类，这些现状急切需要构建出符合网络文学的评价机制，以推动其稳定发展。此外，也能够明显看出，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相对较少，当前价值较大的网络文学IP许多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作品，单纯注重对网络文学IP实施电影、游戏等领域的衍生开发，而严重忽视对文学内容的创新和挖掘，这将严重影响网络文学场域的生态化发展，并且也不利于网络文化与其他相关场域进行有效联动。
结束语
利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分析网络文学，可对其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网络文学是指定文学场域下的一种文学生态，不能按照传统文学的相关标准与基本规则来规定网络文学。实际上，在人们利用不同传统规则来评论网络文学的过程中，往往是力不从心的，这严重背离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因为文学发展过程是流动的。因此，应秉承包容和谈话的态度，充分认可网络文学的重要价值，探究其文化形态以及构成特点，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并从中汲取多种有利元素来促进主流精英文化的生产，这样不同文学场域之间相互推动，彼此滋养，会让中国整个文学场域更具生机和活力，从而为网络文学生态化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刘彪.場域理论视阈下的网络文学生态探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32（1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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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宁传林，夏德元.场域理论视角下网络文学作者、编辑、读者的角色认知[J].编辑学刊，2018（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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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赖敏.网络文学文化生态现状思考[J].中华文化论坛，2012，6（6）：56—60.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twork
Litera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Field Theory
LI Qiang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Key words：field theory;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composition and status quo; ecological development
作者：李强
【摘要】 区域经济发展的好坏是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科学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让各区域协调发展，对一个国家很重要。进行发展区域经济的理论探析，避免发展误区，发展好中国的四大板块区域经济，是促进整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区域经济 发展 理论探析
区域经济是以空间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为基础，从而进一步形成日益规范的空间经济发展格局。空间资源的合理性配置，是发展一个地区经济的基础。打破行政区域限制，科学发展区域经济，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了包括经济特区、经济带、经济圈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依托良好资源优势，辐射和带动了一大批与之相关的区域经济的共同成长，为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国家重点经济带以及相继实施的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使各地区比较优势得到不同程度发挥。同时，国家在继续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迎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更加重视西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桥头堡战略)、东北和中部的发展。目前，中国东部区域经济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中西部发展还存在许多困难。
一、发展中国区域经济的主要困难
1、衔接板块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困难
目前，中国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已划分出经济特区与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并提出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可大部分限制、禁止开发的区域既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也是开发不足的低收入地区，生存和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大规模迁移人口不现实，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有难度，如何实施面临现实难题。
2、兼顾区域均衡发展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困难
要促进国内各区域均衡发展，必须运用公共政策资源对不发达地区实施援助，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如果区域政策偏离了方向，有可能损伤发达地区的竞争优势和影响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3、建立有效区域协调机制困难
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配置已突破现有行政区划范围，但目前的行政区经济依然主导并限制着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配置，导致区域规划协调作用十分有限，对于涉及区域发展重大利益问题也难以协调。
4、促进区域规划与区域行动一致困难
制定区域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统一规划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分工合作，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但是现实情形是，区域规划获得批准后，区域内各经济主体纷纷抢抓机遇，谋划各自的发展，甚至各主体之间为争取外部投资者落户不惜竞相让利攀比。结果，区域规划获批不仅没有对各地区开发提供正确指导，反而成为新一轮无序开发建设的开始。
二、发展中国区域经济的理论探析
1、选择科学发展路径、促进区域有序开发
按照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基础和未来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把区域空间划分为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确定各类型区域发展方向定位，适合开发的则大力开发、优先开发，并规范其开发秩序，不适合开发的则使人口和经济活动有序退出该区域，使人口与经济在区域空间合理均衡分布，引导产业相对集聚发展，引导城镇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分布，形成功能清晰、规划有序的区域空间格局。新制度学派认为，“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利用水平，能在区域内更有效地分配各种资源，实现空间资源配置的优化，实现区域内最佳增长，在区域间有效地再分配生产要素，区域经济政策制定时必须依据不同的区域和不同区域的发达程度作出合理选择”。可见，只有选择科学发展路径，才能促进区域有序开发。
2、分类制定区域政策、分类管理区域发展
优先开发区域侧重于依靠产业政策提升产业结构层次，依靠土地政策对建设用地实行更严格的增量控制。重点开发区域侧重于依靠投资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依靠产业政策承接优先开发区域的产业转移，并加强产业配套能力建设，以相对宽松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适度增加建设用地和人口扩容量，为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奠定基础。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侧重于依靠财政政策增加公共服务和生态补偿方面的转移支付，依靠投资政策加强公共设施和生态设施的建设，依靠人口政策实施人口的有序迁移，同时实施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严禁改变生态用地的用途。殷存毅认为，“区域经济政策处理的是区位方面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在什么地方，反映了在国家层次上处理区域问题的要求”。因此，分类制定区域政策、分类管理区域发展，才能找准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
3、尽量形成功能互补、和谐共生的区域关系
明确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可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重新整合，使产业分工与区域分工更加明确。从产业分工来看，东部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和竞争力，将不适合优化升级的低端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中西部要承接东部转移的产业，并立足本地优势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产业与部门，比如可选择资源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或轻纺工业，一般加工工业或服务业，前提是避免走东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西部可以适度发展环保型特色产业，如生态农业和旅游业，适度开发矿产资源。从主体功能来看，西部着重环保功能，东部、中部和东北着重经济职能，但也有分工，东部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中部和东北注重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从相互关系来看，西部要为东部和中部提供生态屏障和环境基础，东部和中部要为西部承接人口、给予横向经济补偿并提供经济支撑，从而形成功能互补、相互依存、分工合作的关系。
4、科学提升区域要素禀赋、恰当把握区域比较优势
在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决策中，应始终注意自身有竞争力的经济要素，由这一要素来组合其他弱势要素，以获得组合的比较优势。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已经证明，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禀赋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不能过分片面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不要静止而是要动态看待要素禀赋，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待要素积累。在各区域内部，要贯彻协调原则，做到“内联外引”，即在区域内部实行以专业化协作为基础的经济联合，积极组织引进区域外部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和资金，促进区域经济优势的发挥。俄林的一般区位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在一个综合的时间里，所有的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是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供给方面包含着两种决定因素：一是资源禀赋状况，二是生产物质条件。由于各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因此各地区的各种生产要素彼此是不能代替的，各地区生产的商品所包含的要素密集程度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商品”。因此，各区域要科学把握自己的资源禀赋，参加合理的竞争市场。王必达认为，“中西部地区要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自然资源丰富对所在地区来说是一种比较优势，但如果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形成单一产业结构，随着自然资源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束缚作用不断增强，就会步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产业结构上不断创新、不断提升、不断延伸，形成多元化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将自然资源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的比较优势，并且将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促使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5、转变只注重GDP的理念、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主体功能区划强调了各地区资源环境对经济的承载能力不同，应施以不同的开发方式和开发强度，与其让严重荒漠化的地区大搞开发去追赶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还不如让它休养生息、恢复生态。所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只注重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不同区域人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和生存环境的改善。区域管理学派认为，区域环境管理主要是对区域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大气污染、噪声及废弃物污染等进行管理，体现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秦岭认为，“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就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引导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明确了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东部和中部的主体功能是发展经济、西部的主体功能是保护环境，达到开发与保护并举，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能实现。
6、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问题日益凸现，影响着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由于区域问题的出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区域”。张可云将问题地区界定为：“中央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构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确定的受援对象，是患有一种或者多种区域病，而且若无中央政府援助则难依靠自身力量医治这些病症的区域。”于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必然：一是完善市场环境，强化公共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二是改革公共财政，创新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大助推力;三是进行金融创新，积极探索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 涅克拉索夫：区域经济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 殷存毅：区域发展与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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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 秦岭：区域经济学理论与主体功能区规划[J].江汉论坛，2010(4).
(责任编辑：胡婉君)
作者：欧奇令
[摘要]经过百年奋斗，在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和确立新目标的历史逻辑中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但是在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的区域经济需要制定新目标以适应新时代。鉴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兼顾各方面的要求与目标，研究从合理与效率的关系出发剖析每一历史阶段政府和市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结果。总体看，资源禀赋差异长期制约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中国以系统性理念探索相宜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力争以合理与效率的双赢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分阶段看，第一个分水岭是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合理性出现历史性的跨越与新中国成立之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短视化形成鲜明对比;第二个分水岭是改革开放，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将工作重心全面转移至经济建设，一系列保障措施使部分区域的经济效率快速提升，但是区域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不足;第三个分水岭是国家再次倡导区域均衡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目标区域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快速发挥作用，但是区域内的分化与区域间的差距使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趋于复杂，四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使合理与效率的关系再次被高度关注;第四个分水岭是党的十八大，科学制定战略、政府作用前置和创新发展理念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与之前阶段的根本区别，将区域均衡发展目标调整为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是符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的体现，合理与效率的共生状态逐渐显现。纵观发展历程，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战略之间的关系梳理是提升合理与效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共生程度的关键。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协调;百年历程;合理;效率
[
收稿日期：2021-06-15
基金项目：甘肃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专业数据库在甘肃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功能聚焦和建设方案研究》(20JRI0RA297);甘肃省科技厅自然基金项目《甘肃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体系建设》(20JR5RA046);兰州财经大学甘肃商务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甘肃西向南下“走出去”的方案选择》(JYYZ202003);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电子垃圾回收创新与推进策略研究》(18ZDB012)。
作者简介：王娟娟(1981—)，女，甘肃兰州人，经济学博士，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数字经济。
DOI：10 .13253/j.cnki.ddjjgl.2021 .08 .009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我国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实现了经济质量的飞跃，即使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经济依然保持正增长，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2 .3%，成为全球唯一的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突破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排名位置[1]。经过百年历程，我国在各个领域发展成绩斐然，从区域经济发展看，我国不仅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国际大都市，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能够比肩世界一级城市群的区域经济体，还有正在向世界一级城市群迈进的京津冀城市群，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大量肩负带动区域发展重任的增长极和城市群，这一发展成就与政府和市场合理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理论层面看，由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经济关系中由于供求双方的利益诉求存在偏差，政府参与经济关系体系成为必然，同时，有关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体系的关系也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由于每一历史阶段经济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和市场合力解决短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会出现效果的两面性及新问题的产生，在各领域具体表现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具体至区域经济发展领域，政府和市场的权重界限更加清晰，鉴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兼顾多方面利益，政府的作用应先于市场，在合理的空间布局中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合理和效率的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科学正视的一组关系。合理是政府在顶层设计层面依据资源禀赋对区域的经济功能定位，并对各区域以功能差异而产生的区际关系予以明确。对中央政府而言，首先，在宏观把握国内外发展形势、各区域资源禀赋状况及国家发展目标既定的前提下，定位我国在世界经济空间布局中的功能，并明確各区域在落实这一功能中的角色和关系;其次，从我国国内发展需要出发，定位各区域在国家空间布局中的功能和区际关系，为各区域明确国内层面的发展重点和方向;再次，引导各区域在国内和国际经济空间布局中处理好合理和效率的关系，对两种布局中均肩负重要角色的区域，国家必须为这些区域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对地方政府而言，需要以落实区域功能定位为目标确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服务于总体的空间布局。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不同维度的有为举措使区域空间布局趋于合理。
效率侧重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功能定位明确的区域，通过市场机制，丰富利益形式，引导市场主体以落实区域功能定位为目标高效利用区域内外的资源，使各区域通过高效的发展达到赋能水平。这需要政府新建区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资源的各种利益形式均有市场价格和利润空间，以价格机制驱动生产要素提升效率。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结果的差异一方面显示出政府治理能力与发展需要存在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也表明以同一套评价指标体系衡量不同区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对区域存在功能定位的认知缺失。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则显示出各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合理、高效的发展区域与不合理、低效的发展区域并存。本研究以合理和效率的关系为主线，分阶段梳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为“十四五”时期政府和市场合力理顺合理和效率的关系制定全面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的宏微观区域经济政策提供研究支撑。
二、新中国成立前：政府作用的缺位使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极不合理
(一)发展手段：市场为主、政府缺位
二十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中国饱受战乱冲击，历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局的动荡使区域经济发展失去了持续性的政策保障。在国际层面，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等使各国原有的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受到重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成为焦点。同时期，我国还遭受着内战的困扰，发展经济恢复民生的内生需求强烈。由于工业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推拉力作用，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聚焦点，具有工商业发展基础、自我发展能力强的东部地区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一批工商业城市迅速成长起来，依据工业产业链的建设需要，我国的专业化城市与工商业城市同时形成，如交通枢纽型城市、工矿类型城市等，传统城市也产生了转型的内生需求。政局的不稳定直接促使各地富有的工商业经营者成为城市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市”这一专业管理城市的行政单元出现并推广及全国，并在我国行政级别中沿用至今。工商业者的市场主体属性使资源利用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快速提升并创造出更高的市场价值、辐射带动更多的资源进入产业体系，但为规避风险而选择的短期性措施使产业和区域发展均没有长远性和规划性。以沪杭甬铁路为例，1906年11月开建，1909年沪杭段通车，1914年甬曹段通车，到1926年省建及商资修建铁路线共281 .52公里，其中商建占78%，发展速度和投入力度快于、大于省建，但是杭曹段直到1936年才动工，1937年11月通车，这与杭州与曹娥江经济联系少有关[2]。交通建设完全服务于产业发展需要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这是政府缺位的结果，源于市场为主、政府缺位的发展手段。
(二)发展模式：资源驱动与“口岸-腹地”模式共生
在倡导发展工业的建国前，原材料和产业发展基础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东部和南部地区迎来发展机遇。由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发展的区域分异性，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资源驱动与“口岸-腹地”模式共生。20世纪30年代末，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将小规模制造业纳入核算，这一比例则达12%。1933年，长江下游的华东地区工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0%，占全国总产值的2 .2%。仅以工业产值看，东北与华东地区的工业产值占193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3，但这两个地区的人口仅占全国的1/7。从1931年到1945年，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6 .9%上升至59 .3%，东北南部地区已经迈入工业化阶段，同时，得益于资源禀赋，东北地区的农业也同步发展，1929—1933年，中国大豆产量占世界大豆总产量的89 .4%，其中，1929年，东北大豆产值占中国大豆总产值的37 .07%[3]。产业和市场的发展是交通发展的重要动力，“口岸-腹地”模式因资源驱动开始发挥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在东北、华东、华南地区的网络化格局已经形成。在东北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铁路设施已初步呈现出网络化布局，到1945年，总长度达到11 822公里，每千平方公里线路里程为8 .5公里，同期，全国其他地区每千平方公里线路里程为1 .6公里，东北地区是全国其他地区平均水平的5倍多[3]。在华东地区，以上海为中心，交通线路不断密集，“口岸-腹地”模式的效应得到充分发挥。1932年，豫、湘、赣、苏、浙、皖等7省份之间的路线网、沿海国防线、旅游线及联络线开始大规模建设，苏、浙、皖于1932年完成“三省联络公路”建设，1923年，杭徽铁路通车，出于工业生产和保护民族工业的需要，这一线路不断向西南延伸，云南、广西、贵州也被纳入这一时期的路网工程和产业体系，至1937年，长江流域共建成道路3715 .29公里，其中，1931—1937年建成2986 .98公里[2]。陆上交通的改善带动旅游和物流产业的发展，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初具形态。1924年，上海至杭州的旅游线路已经处于供不应求的市场状态;1934—1936年，浙江出现旅游专线，交通设施能够通达全省所有的旅游景点;1912—1926年，杭州市区的地价平均上涨8～10倍[2]。在华南地区，由于第三产业引领，现代化的城市与多层次的城镇体系率先出现在近代华南地区，与之相应的人口、资源流动使华南地区的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但由于与当时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要素流动仅限于珠三角地区内部。
(三)发展结果：东北、华东、华南地区与其他地区形成巨大的经济势差
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体制使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得到较快发展，1931—1936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 .3%，电力、煤炭、钢铁等产业发展尤为迅速[3]。1927—1930年，中国的钢筋混凝土T型架桥筑路技术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1936年，中国工业达到近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农业方面，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主体的乡村建设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原料和食物保障，以市场整合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制度在部分地区开始实施。
在市场机制作用为主导的时期，全国的交通布局主要服务于产业发展的需要，物流轴主要指向口岸城市和交通枢纽，区域经济中心由传统的行政中心转移到这类城市。依据物流轴划分，全国形成6个比较明显的经济区[3](见表1)，核心均为口岸城市，依靠近代进出口贸易和城市发展与其腹地形成经济循环。因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东北、华东、华南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截至1949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个省份城镇化率分别是24 .2%、22 .0%和18 .1%，同期，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10 .64%[3]，东北地区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华东地区依托长江水道产生较强的经济辐射带动。华南地区内部要素流動效率提升并出现衍化，由韶关-佛山-广州、梧州-佛山-广州为顶点的“V”字型城镇发展向香港(广州)-梧州、三水、汕头、北海(琼州)的“￥”型空间结构衍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使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因此出现关于中国人口分布的讨论和研究，“翁文灏线”(1932)和“胡焕庸线”(1935)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4]，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和研究均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发展成绩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贡献，但产生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是市场机制难以弥合或缩小的，政府作用的长期缺位使区域经济发展失去重要内核——合理性。
三、1949—1978年：政府侧重于合理布局抑制了市场效率
(一)发展手段：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新政权和军事防御、保障国家安全使我国以“立国战略”为先。从国际层面看，194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同期亚洲地区人均收入44美元。从国内层面看，1949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46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26亿元，工业总产值140亿元[4]。东部沿海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区域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以服务于产业发展需求为原则也基本分布在京广线以东地区和东北地区。产业体系不完善和不合理的问题突出，以轻资产为主的轻工业居于主导，1949年，我国轻工业总产值103亿元，重工业总产值37亿元，现代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仅为17%[5]。从发展环境看，新中国成立之前，内战外战持续多年，国内经济发展受到重创;新中国成立之后，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等一系列直接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依次发生。这种环境下，微观市场主体为避免损失会降低自身发展水平，政府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使其成为这一时期的准经济主体，新中国肩负起为坚实经济发展基础必须健全产业体系、为保障国家安全必须迁移产业并在全国范围内统筹产业布局及为缓解产业结构不合理必须加大重工业比重等一系列经济发展重任，上述重任均需要国家统筹兼顾各种因素主导发展，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必然选择。
(二)发展模式：均衡发展
长期战乱和政府作用的缺位使新中国面临区域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等差距极大的国内经济社会现状。至1949年，中国70%的工业集中在仅占中国国土面积12%的东部沿海地区[6]，广大西部地区的小农经济阶段与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推进城镇化阶段并存。人们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均衡发展模式是顺应民意的选择。经过3年的恢复调整，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 .2亿元，较1949年增长77 .5%，职工平均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超过30%，从1953年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发展措施持续至1978年。从产业布局看，产业西进着重于布局在西南、华北、西北、华中等地区，新建产业项目业主要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例如，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2/3建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从建设投资看，1952—1957年，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了16 .7%，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仅增长了0 .2%。1957年，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投资分别占国家投资总额的52 .8%和37 .9%。1966—1978年，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投资额占同期全国总投资的39%，“三五”时期这一比例高达49 .43%。1978年，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GDP比值缩小为1 .75∶1，均衡发展模式的效果显著[5]。
(三)发展结果：以合理和低效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经过30年计划经济手段的调控，均衡发展战略在各个领域取得质的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全面提升。从产业体系看，由国家作为投资主体，依靠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使重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依靠进口替代弥补国内产业空白和不足，至1978年，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从区域经济发展看，不断向西的倾斜性发展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率由1952年的28%缩小为1957年的25 .4%，1965年较之1952年累计缩小12 .6%，1978年达到1 .75∶1。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从1965年的11 .59%提升至1978年的13 .32%。从社会发展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全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 .64%提高至1977年的17 .55%，城市道路由1949年的1 .11万公里增加至2 .68万公里[5]。
在健全的产业体系和合理的资源配置格局形成的同时，资源利用率被忽视，长期指令性计划使市场机制作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相对缺失，致使投入产出的有效性严重不足。1952—1957年，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了16 .7%，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只增长了0 .2%，但是东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仅缩小了2 .6%。1966—1978年，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占比达到39%，但是到1978年，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3 .32%。同期，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已有的工业发展基础，在国家倾向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格局中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工业发展速度。1957年，辽宁、浙江和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达到158 .5%、153 .0%和78 .4%，3个省份的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117 .10亿元、20 .85亿元和118 .82亿元，全国工业总产值为704 .00亿元，这3个省份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6 .47%。从国际层面看，1978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降到极低的水平，国内均衡水平较高，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较大差距。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156美元，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当时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人均GDP为490美元，从总量看，1978年，我国GDP是2 119亿美元，是当时美国GDP的9%，我国对外贸易额为206亿美元，外汇储备为1 .67亿美元[5]。合理与低效的低水平均衡使我国必须放眼世界发展经济。
四、1979—1991年：东部地区经济效率提升，区域差距显性化
(一)发展手段：改革开放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原有的发展思路无助于摆脱这种局面，放眼世界坚定推进改革开放是顶层设计层面的重大决定。较之前一阶段内向型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是大力度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党和国家决定将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富国战略”的起点[7-8]。在低水平均衡背景下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核心是提升经济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这一时期的战略主导思想。为全面践行改革开放战略，保障性的改革先行。从体制层面看，我国从计划经济經商品经济的过渡转向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思路看，聚焦于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导向完全转变为有别于均衡发展战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保障新发展思路的顺利推进和发展目标的实现，“试验田”性质的经济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区。综合考虑改革开放目标、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交通设施和国际经济形势等因素，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区，分税制改革、土地批租制、外汇留成优惠等举措使经济特区的发展活力充分释放，促进先行先试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区→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内地经济区的梯度开放格局。
(二)发展模式：非均衡发展
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历史转变，以经济建设为重心，非均衡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区域层面看，1979年，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为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1985年，开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的区域格局清晰化。从投资层面看，从“六五”开始国家投资向东部地区倾斜，比较“五五”、“六五”和“七五”3个时期，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投资比分别为0 .84∶1、1 .03∶1和1 .27∶1[5]。从优惠政策看，为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我国对涉外企业和业务进行税收优惠，涉外企业的名义税率为33%，实际税率为12 .9%，优惠政策一直持续至1999年，使东部沿海地区的税负水平长期低于中西部地区[5]。同时，中央赋予经济特区经济活动自主权，经济特区享受100%的外汇留成率，沿海城市为30%，内地仅为25%[5]。一系列长期性的优惠政策激发了市场活力，经济效率大幅提升，FDI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
(三)发展结果：综合国力提升，区域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使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增长极成长起来，通过扩散效应使东部地区形成城市群，如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自我发展能力较强的区域成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和主体，与国家完全主导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大幅提升。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非均衡战略时期，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1991年我国的GDP达到21 781亿元(约0 .3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1位，亚洲第2位，较之1978年增长498 .56%[9]。
由于区域发展能力和优惠政策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快速拉大。到“七五”时期，国家明确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从1980年到199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区域最大差率从1 .9倍上升至2 .2倍，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区域最大差率更是从2 .8倍上升至4 .5倍[1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最高的区域均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相伴而生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党和国家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在极力解决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不平衡问题。一方面，明确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和目标，因此，在“两个大局”指引下中西部地区先支持东部地区发展，东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发展。另一方面，针对贫困地区启动扶贫工作，1982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定西干旱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启动扶贫试点工作，然而，在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中，东部地区经济活力的快速释放，使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问题不断恶化，为此，1987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以非均衡发展战略为起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市场机制对区域发展活力的激发得到了充分证明，我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到1991年，我国GDP排名位列世界第11位，亚洲第2位，跻身世界大国之列[9]。然而，由于对市场机制运行可能带来的市场失灵和发展差距估计不足，尽管党和国家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及时应对，但是效果有限，尤其对区域发展能力差异导致的区域内经济发展分化的情况估计不足。总体看，这一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是部分地区经济效率高与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合理性较差并存。
五、1992—2011年：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探索合理与效率的关系
(一)发展手段：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基于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取得的成就，党的十四大坚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參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市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明晰化，为保障东部地区的经济效率继续提升，国家继续了前一阶段的优惠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吸取前一阶段发展中政府被动应对各种问题的教训，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关系梳理，将经济建设中的市场机制尚不能解决的问题归入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范畴，主要以政府引导的方式体现。在“八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生产力的合力布局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应当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11]。在这一阶段，政府的引导性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1992年，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兼顾区域发展能力差异，党和国家决定从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到内陆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1999年，针对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巨大的经济势差，面向西部12省份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针对东北地区国企改革进入瓶颈期使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的局面适时制定东北振兴战略。2006年，与东、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部地区增长乏力，国家启动中部崛起战略。在关注区域自身发展的同时，政府注重引导区域分工和跨区域合作，《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1993)、《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1994)和《乡镇企业东西示范工程》等文件均是国家引导以产业为抓手促进跨域合作[5]。同时，针对贫困问题，1996年，国家开始对口帮扶工程，主要是东部帮扶西部贫困省份。
(二)发展模式：以战略培育增长极带动区域发展
为确保经济效率不受影响，党和国家更注重以战略的方式引导区域协调发展。第一，以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为目标，将开放区域从沿海扩大至内陆，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沿江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等沿边城市，以及太原、合肥等14个内陆省会城市在这一时期步入开放之列。第二，搭建功能有别的国家级平台激活区域发展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这一时期，国家考虑区域发展诉求、发展基础等因素，搭建了不同类型的国家级平台，如改革平台、开放平台、创新平台和综合平台等。这些平台既有跨域合作平台(如武汉城市群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也有以培育区域竞争力为核心增强辐射带动作用的平台(如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还有以助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为核心任务的平台(如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等)。这些平台在实践中切实推进了区域协调发展，1980年、1997年、2007年，东部地区内部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分别是4 .09、1 .41、1 .53，中部地区内部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分别是0 .6、0 .29、0 .42，西部地区内部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分别是0 .27、0 .29、0 .27[5]。由于布局倾向于东部地区，因此这些平台对东部地区协调发展成效显著。第三，分区域定向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国家针对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失衡问题先后实施了区域边界清晰的区域性发展战略。
在面向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依然保留的情况下，国家主导解决区域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在落实各大战略的过程中，一批竞争力强的增长极成长起来。在东部地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等省份分别成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增长极;在中部地区，武汉、合肥等城市竞争力显著;在西部地区，重庆、四川、内蒙古等省份发展迅速，其中，重庆在1997年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4个直辖市，与成都相呼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极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发展结果：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以四大板块分布显性化
为协调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1992年，党和国家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组合作用下，我国进入“富起来”进程。从经济总量看，我国GDP从1992年的0 .42万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7 .53亿美元，从世界排名第10位跃迁至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从产业结构看，重型工业化进程加速，从1998年到2008年，重工业的产值增加了9 .4倍，是轻工业产值的5倍，霍夫曼比例从0 .75下降至0 .42，2010年我国工农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1[12]。纵观这一成就的贡献区域，东部地区的贡献超过50%，区域经济问题趋于复杂。从1992年至1998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区域最大差率从1 .76扩大至2 .12，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区域最大差率由2 .03扩大至2 .71，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区域最大差率由1 .16扩大至1 .28[10]，西部地区在三大区域处于绝对经济短板的状态，为此，1999年，党和国家决定面向西部12个省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加大，西部地区快速发展，12个省份的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尤以内蒙古为代表，2010年内蒙古的人均GDP较2000年增长了8 .03倍，而同期全国人均GDP增长了3 .3倍。在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先后显示出增长乏力，针对此现象国家先后在2003年和2006年制定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至此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清晰化。在专项区域发展战略的作用下，我国区域协调水平提高，2004年，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值为1∶0 .70∶0 .44∶0 .37，到2012年，这一比值为1∶0 .80∶0 .56∶0 .54，人均GDP的区域最大差率从2000年的12 .98降至2010年的5 .54[5]。区际差距缩小，但区域内差异复杂化，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区域内差距不断缩小，有一体化发展态势，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距扩大，2000—2010年，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区域最大差率从2 .81增至3 .57，东北地区从1 .31增至1 .56[5]。这一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效是显著的，从宏观层面看，区域发展问题从三大板块问题演化为四大板块问题，但在政府适时引导和市场机制主导的合力下，四大板块区域协调发展且市场效率得以提升。从区域层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合理和效率兼容并存的状态，西部地区和东北则难以达到这一状态。
六、2012年至今：以合理的顶层设计提升市场效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一)发展手段：政府和市场分工协作
1992—2011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使我国各区域之间的协调水平有所改善，但是区域发展差距由东、中、西三大板块分化为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受路径依赖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进入累积因果发展循环，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扭转。面对区域經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国家及时定向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以人均GDP等指标衡量的区域协调水平提高，但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差距较大，以致于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差距大，尤以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为代表。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后，西部地区2011年以后因生态环境约束和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困境;东北地区因国企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相互制约也陷入困境。因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和市场分工协作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导手段。总结发展经验，政府和市场不局限于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了经济发展效率能够继续提高，政府的顶层设计应从应对问题转向避免问题和规划蓝图，进一步提升前瞻性。
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合理性的角度看，宏观层面，党和国家将关注重点区域发展和协调空间分布并举，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西部地区，并于2015年建设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贯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获得“一带一路”倡议红利。2014年先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解决区域内发展分异的区域发展战略，更是改善南北失衡和融合东西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2017年，国家明确了“4+3”的区域协调发展要求，以三大战略协调四大区域发展，对贫困地区、边疆地区、资源枯竭型地区等重点问题区域的发展作为单列问题上升至国家层面统筹发展[13]。以“八纵八横”高铁布局全面提升国内区际之间的通达效率。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综合考虑我国区域发展实际，提出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国际兼顾的视角，以互为支撑的理念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在中观层面，国家分批分次以提升区域发展规划级别、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国家级新区等方式培育区域发展能力、增强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力。例如，通过设立雄安新区，提高河北、北京、天津的经济联系强度，缩小河北与京津的经济势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设立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使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一起迈向世界一级城市群行列，以长三角一体化为龙头带动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国家以明确部分区域功能定位的方式引导各个地区功能化发展。例如，北京着力于“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将北京打造成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同时通过区域空间规划划定首都功能承载区，促使非首都功能承载区的北京地区以及天津和河北明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同时，国家对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通过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明确发展原则，帮助相应区域精准定位区域功能。例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国家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要求，经济带内的各地区必须在这一战略定位下确立区域在经济带内的定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沿黄9省份在生态与经济协同区间内定位在黄河流域的区域功能。
从提升区域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肯定了市场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了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率，首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清晰了市场在社会生产中对资源配置的主体地位。其次，将营商环境建设确定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在优化营商环境为微观市场主体创造更有利于经济效率提升的发展环境。再次，通过设立自贸区和自贸港、人民币入篮(即人民币具备特别提款权)等措施为产业发展降低当前成本和潜在成本。此外，通过弹性存贷款利率、小微贷款、绿色金融等手段为市场主体提升效率提供了保障。政府和市场分工协作，力求在合理和效率的博弈中实现双赢，高质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发展模式：创新驱动
2012年以来，党和国家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协调区域发展，在各个方面均践行创新驱动模式。
第一，突破区划限制以国际视野发展西部地区。区域发展失衡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依据，较之于以前集中国内力量平衡区域发展差距，新时代，党和国家以国际视野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是重大创新之一。例如，立足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基础和与中亚、中东国家经济往来逐渐增多的趋势，同时考虑外向型经济发展经验丰富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我国提出“一帶一路”倡议旨在以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合力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由于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收入水平的相似性，“一带一路”倡议使西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加速。2013年以前，经我国东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分别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97 .5%、97%，经中西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约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2 .5%、3%。2013年以后，经我国中西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比例快速上升，“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一年的时间，经我国中西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上升约4倍，2014年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比重达到11 .36%，同期，经我国东部地区海关出口、进口的总值占我国海关统计出口、进口总值的比重下降至88 .64%[14]。随着中欧集装箱班列对开数量的不断增加，经西部地区海关进出口的总值不断上升，西部地区运用国际资源发展区域经济的能力逐渐提升，正在成为我国西向开放的窗口。
第二，科学发展理念贯穿于区域发展战略[15]。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均以科学发展理念贯穿始终，这是区域发展领域的重要创新。从战略制定看，立足发展基础和合作现状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区域发展的一大特色。立足发展现状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具有引领性，且涉及区域的范围具有科学性和规律性。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充分立足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且趋于强化的结果，以此为引擎，我国与南亚、中亚等地区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因此着重于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未将作用范围局限于西部地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地理边界十分清晰，包括27个城市，其中将安徽纳入长三角城市群既符合长三角长期以来的发展规律，也是长三角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重要交汇地的需要。从战略实施看，以问题导向为原则立足发展现状和规律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是科学发展的体现。伴随发展环境与条件的变化，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新时代的顶层设计以动态视角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为了从地域层面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以长三角一体化强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以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贯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中国境内区域的整体性。为了从经济合作层面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联系，一系列配套建设和工程助力合作，例如，开辟六大经济走廊、建立跨国工业园区、人民币成功“入篮”成为具备特别提款权的主要国际币种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落实的过程中，针对河北短板，因地制宜设立雄安新区，缩小三地经济势差，使京津冀城市群切实平衡南北发展。在落实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过程中，针对区域内差距不断显性化的现状和实际，及时制定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设立成渝双核经济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促进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从战略联系看，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既有战略目标区别，也注重战略之间的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协调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发展，打造“4+3”格局;以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强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西部的联系。尊重发展规律、关注区际联系、以科学性提升效率性和合理性是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
(三)发展结果：以城市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区域内分化严重
通过一系列动态开放的战略红利辐射，以19个中心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形成。从人均GDP指标看，突破10万元的省份①均为东部地区的省份，东部地区领跑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逐渐清晰化(见表2)。由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科学化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力，自我发展能力强、经济基础好的区域获得更多机遇，新旧动能转换和新增长点确立均以较低的交易成本高效完成，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以更大力度和更高质量显现。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为引领，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迅速成长起来，单极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全面衍化为多极化增长格局，四大区域板块的区际联系趋于强化，以城市群为纽带的区域协调进程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合理性显著提高。
从效率性看，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活力在于市场主体的积极性。2012年以来，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差异被充分显性化，面对一系列先后出台的发展战略，发达地区和新兴经济区能快速对接战略，获得战略红利，欠发达地区在众多发展战略的“包围”中正在成为战略红利辐射的空白区。2012—2020年，人均GDP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 .03%)的省份①有12个，GDP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 .85%)的省份①有17个，多为中西部地区的省份(见图1、图2)②。发展速度较快的省份多因中心城市群的辐射带动，在接受辐射带动的过程中，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差异导致区域内的分化加剧。从宏观层面看，这一时期全国与国内大部分省份①均处于GDP年均增速快于人均年均GDP增速的状态，仅有甘肃(GDP年均增速7 .47%，人均GDP年均增速7 .95%)、内蒙古(GDP年均增速7 .31%，人均GDP年均增速7 .90%)和山西(GDP年均增速5 .68%，人均GDP年均增速6 .20%)处于人均GDP年均增速快于GDP年均增速状态②，效率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关键问题之一，为此，在“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党和国家对经济增长速度不再设定量化指标，但是提出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GDP增长率的约束性要求，切实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效率要求。
2012—2020年，全国区域经济最大差率整体有下降趋势，但是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2014年是这一时期我国区域经济最大差率最小的年份，为4 .26。分区域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均呈扩大态势，其中，东部地区更为显著，这一时期，东部地区区域经济最大差率最小为2 .94(2012年)，最大为3 .56(2019年);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最大差率变化较小，该指标最小为1 .37(2012年)，最大为1 .75(2016年);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最大差率最小为1 .95(2014年)，最大为2 .34(2017年)，但是2012年与2020年的区域最大差率相同均为2 .17;东北地区是四大区域板块中这一时期区域最大差率唯一缩小的地区，2012年为1 .42，2020年为1 .38，最高为1 .59(2018年和2019年)(见表3)。从各省份看，这一时期发展成绩突出，但是从区域间和区域内看，区域差距问题的复杂化程度加深，从绝对量看，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已经存在显著的区域势差，且南北发展差距扩大，2012—2020年，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均為北京，最低的省份由甘肃(2014—2020年)替代贵州(2012—2013年)①。在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是北京(2012—2020年)，最低的省份由河北(2013—2020年)替代海南(2012年)。在中部地区，湖北一直处于人均GDP最高的位置，即使遭遇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也未能改变这一格局，人均GDP最低的省份由山西(2014—2020年)替代江西(2012—2013年)。在西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省份由重庆(2014—2020年)替代内蒙古(2012—2013年)，最低的省份由甘肃(2014—2020年)替代贵州(2012—2013)。在东北地区，黑龙江长期处于人均GDP的最低水平，辽宁人均GDP一直位于最高水平。受制于自我发展能力的制约，北方地区尤其西北地区的部分省份(如甘肃)与全国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②。
七、合理与效率视角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百年历程的启示
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中经历很多变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从中华民国进入新中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铸就“中国奇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依然能够保持极高的经济活力，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15年，我国的OFDI首次超越FDI，入列资本净输出国家行列。在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合理性不断改善，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较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 .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 .66%，流动人口增长69 .73%，区域间和区域内的要素流动壁垒制约大幅降低，制度效率推进区域协调进程。遵循发展规律，坚持科学发展原则和问题导向原则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和效率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双赢，但伴随区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不断提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差异已经使部分战略的实施结果和预期目标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程度加深。鉴于此，党和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确立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是顺应发展趋势的。纵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百年历程，在合理和效率的博弈中取得伟大成就，并正在努力提升二者的共生品质，而二者的共生是区域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百年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对“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远阶段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一)党和国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绝对地位不可动摇
区域经济发展不同于产业发展，必须兼顾合理和效率，市场机制能够保证效率性但在合理性方面相对乏力，这需要政府强力保障。新中国成立前，尽管中国工业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政府作用的缺位使区域经济发展处于严重失衡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致力于以合理和效率的共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由于政府作用的到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培育出能够比肩国际大都市和城市群的区域，如上海、珠三角城市群等;也培育出新型经济区，如西安、郑州、成渝经济区等新增长极。在政府作用的保障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强的区域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较高的经济效率带动外围地区的发展，2012年以来，诸多自下而上申报批复的国家级新区就是例证，如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的区域在政府的引导下明确了发展方向，以功能化的发展定位较好地嵌入区域经济格局，例如，北部湾经济区以海洋经济发展模式谋求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东盟等国内外经济区的经济势差逐渐缩小，协调度提高。因此，在肩负综合目标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失的。
(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中，西部地区一直以相对落后的状态存在于各个历史阶段，因此，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以交通设施为纽带从华东、华南地区向西南地区演进发展，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在西部地区布局重工业项目、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重大西进举措均是顶层设计着力于弥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基本以较高的经济效率保持着较强的经济活力。以党的十八大为分水岭，党的十八大之前，区域性的发展战略对目标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如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由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差距显性化，区域经济基础差距扩大，一定程度上呈现为不可逆的态势，在虹吸效应的作用下，各种经济资源向高经济势差地区集聚，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成为接受各大发展战略红利的关键和支撑，如“一带一路”倡议使广东等珠三角地区的省份获得西向开放的机遇，有效缓解了中美经贸争端对珠三角地区外贸的冲击。因此，在“十四五”至更远时期，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不会根本改变。针对这一情况，顶层设计需要将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区域的基础建设发展纳入政府作用范畴，以政府投入或打造能够接受战略红利辐射基本要求的区域发展基础，或由国家主要肩负这一区域的发展重任，后者多为生态高地。
(三)发展战略之间的协调水平对区域发展差距变化影响大
在百年历程中，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发展战略形式存在的区域发展举措在国民政府时期相对缺失，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优势产业和服务于产业发展要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也直接导致胡焕庸线的出现，引起国际学术领域的高度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全面关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战略制定理念相对封闭，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基本着力落实一个或极为少量的区域发展战略，例如，设立经济特区、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各区域由于自我发展能力差距接受到的战略红利存在规模差距，但不存在有无接受到战略红利的区别。在落实战略的过程中，战略覆盖区对非战略区的区际联系关注有限。例如，在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期，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与中部地区的增长乏力并存。鉴于区域发展问题的复杂化和区际联系的必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出现重大创新，以动态开放的区域发展战略代替单一封闭的区域发展战略，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依据新变化、新问题及时调整战略，制定新战略;同时，宏观经济战略与区域经济战略在同一区域融合落实，对特定区域的发展能力提出挑战。受制于发展能力的制约，欠发达地区难以将战略目标有别的多个战略同时有效落实，因此在部分区域，尤其西北地区的个别省份，已经出现不敢发展的情况。为避免战略叠加区成为战略红利辐射空白区，党和国家在战略制定之初需要兼顾各战略之间的关系，为部分地区明确抢抓战略机遇的次序，引导欠发达地区探索落实各种战略的区域范式。
区域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就是梳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百年历程，在经历多次二者关系调整之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日益清晰，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兼顾多方面利益的基本要求得以明确，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不断清晰，政府着力于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合理性，市场着力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性，区域经济发展兼顾合理与效率的能力不断提升。然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也为“十四五”至更长远时期的政府和市场提出更高要求。
[注释]
①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研究的全国范围，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② 2012—2020年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9)，202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BFQ][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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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hina’s Centennia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Wang Juanjua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y; regional coordination; a century of history; rationality; efficiency
作者：王娟娟
——中共××镇党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典型材料
近年来，××镇党委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指导思想，按照“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用先进的事迹凝聚人心，用创新的方式攻坚破难，用实干的精神推动工作”的工作思路，不断完善党委学习制度，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形式，深入扎实的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动作用，形成了融入中心、勤学善思、崇尚实干、激励创新、永争一流的良好局面，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更上新台阶。
一、融入中心抓学习，突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针对性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的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镇党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一是把党风、党性、党纪作为必修课，在学习中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二是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以研究和解决××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注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解决问题的本领、改进工作的措施、促进工作推进的动力;三是把各级党委指示精神的学习做为提高班子领导能力的基础工作，做为提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推进各项工作科学发展的有力抓手，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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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工，形成了上下联动、协作推进的管理机制，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通过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过去的一年，镇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的成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建成全市领先，全县一流的农贸市场一个;投入环境整治及保护资金达3000万元，整治污染企业7户;突出“种、养、赏”的产业产业化发展特色，初步形成业主带动型、市场引导型、合作组织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工业入库税金继续保持全县领先水平，初步展现出了融入中心工作开展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服务大局抓宣传，增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感召力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不仅要学习，也要宣传。特别是围绕中心大局工作加强宣传，增强其推动中心大局工作的知晓度、执行力和影响力。一是重视做好理论学习宣讲组织工作。每年年初，印发开展理论学习辅导活动的通知，对全镇开展理论宣讲活动进行安排和策划。由分管领导和镇属各部门负责人组建宣讲小组，紧密结合全镇不同时期各个阶段工作实际，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二是创新宣讲方式，搭建新的宣讲平台。依托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将党的政策宣讲、理论宣讲与农村实用技术学习结合起来，增强宣讲的实效性。2010年成功运用现代远程教育设备承办全市“5.12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现场会，获市、县领导的好评。三是增添宣讲素材，增添宣讲感染力。结合农村党员干部知识水平和结构普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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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特点，主要以结合实例的宣讲和影像资料片播放为主，组织全镇党员收看正、反典型教育片《赌之害》、《县级领导干部》等35场次，特别是学习王瑛先进事迹的资料片《远山的红叶》反响巨大，很多党员干部在观看时杳然泪下，赞叹党的干部好!很好地达到了宣传典型、学习典型的目的。全年，悬挂大型横幅标语22幅，书写固定标语5幅，张贴宣传标语、挂图391幅，展出宣传展板30余块，印发各种宣传资料25000余份，宣传册5000余本，落实有奖知识答题卡800份，投入资金共计16000元，有力地营造了学习型党组织部建设的氛围。
三、激励创新抓载体，增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吸引力 改革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入开展、取得实效的必由之路。××镇党委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注重将理论学习灵活运用于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激励创新，以创新的思维、创新的举措、创新的氛围推动各项工作的抓好抓落实。一是创新思路。以“践行科学发展，加快建设古寨之乡、生态××”为统揽，鼓励大家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着力打造“现代工业强镇、特色农业大镇、精品旅游古镇”。在充分学习外地发展经验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的“××工程”的农业发展思路。二是创新载体。将“请进来”和“走下去”的方式相结合，将“集中学”和“分散学”相结合，将“学理论”和“学技术”相结合，积极邀请市、县部门领导、专家给党员领导干部上党课、做报告，精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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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镇机关干部组成的宣传小组到村(社区)作宣传、解释和调解工作，确定每周五机关干部大会为集中学习时间等，既认真学习领会了上级精神，增强自身素质，又内化为工作特色，有效化解了基层矛盾，融洽了干群关系。同时，创办《××××》月刊，为大学生村干部交流学习搭建了平台。三是创新方式。先后派出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参与各级调训、轮训、外训等 人次，组织大学生村干部参加县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培训 人次，组织各村(社区)党员干部参加党课教育 人次，组织大学生村干部专题学习 人次、创业实践锻炼 人次，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
四、完善制度抓机制，增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长效性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关键是要把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作为重要保障，把学习作为硬性制度进行规范，做到用制度管学习、促学习。先后修订完善了镇党委领导班子学习制度、党员学习制度、干部职工学习制度，将每周五召开的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定为固定学习时间，并确定每个部门确定一名人员进行领学、讲学，对学习的目标和任务进行量化、细化。要求领导班子成员每周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天，其他党员干部每周学习不少于半天。每个月集体学习不少于1次，自学不少于2次，每月撰写学习心得2篇以上;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每年必须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
本着立足实际、着眼长效的原则，总结近些年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工作的成败得失，借鉴外地成功经验和有益探索，积极推进××镇党员学习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建设。一是完善学习责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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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纳入各党支部的重要议事日程，要求各支部要成立相应的学习领导小组，党支部书记任组长、支委委员为成员，负责党内学习的组织领导和实施，定期召开学习会，研究、部署、督促、检查学习情况。二是完善学习培训机制。积极推选政治觉悟高、思想素质好的党员担任学习宣传员，对镇辖区内的企业党支部安排党建工作联络员担任宣传员，建立了镇机关支部、各村(社区)支部和党小组三级学习网络。三是完善学习教育机制。制订了《关于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实施意见》，采取分层教育的方法，明确实施内容，明确学习要求，明确实施细则，明确职责分工，不断增强创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机关干部职工，明确要求要培养政治敏锐性，努力掌握工作本领，尤其是年轻党员要把学习转化为创新，练好“写功、讲功、做功”，做学习的示范者、引领者;对老党员，特别是老年大学党支部党员，积极鼓励他们发挥余热，带头学习，带头宣讲，营造良好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氛围。
五、永争一流抓落实，激发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能动性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学习的成效在于推动工作上。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带着问题学、结合实际工作学，从丰富生动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提升智慧，在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提高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真正把学习作为增强本领、推动工作的根本途径。通过切实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增大了党组织的向心力，提高了党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以永争一流的工作精神，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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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有力地推动了全镇工作的开展。近两年来，××镇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成功举办两届“鬼市风情游”旅游节，……多项工作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好评，连续×年综合目标考核名列前茅。
——对话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张兆安研究员
编辑:admin 时间:2011-3-24 21:46:00
“十二五”开局之初，中国经济就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保持着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商品进口国的头衔。从经济总量只占日本的二分之一，到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中国只用了十年时间。在中国的沿海，已经出现了省份经济可以匹敌东南亚国别经济的比对;如已是全球第一大港的上海经济总量和泰国相当，相连的江苏经济总量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就中国的深层次变化而言，城乡差距开始出现缩小的势头、环境保护终于不再让位于经济增长、中西部进入跨国公司新一轮直接投资的首选、创新驱动成为破解发展瓶颈的首要理念„„总之，中国如同在世界经济海洋上高速行驶的巨轮，被发现的已经不只是上海这样的桅杆。西方看中国，再也不是拿着望远镜倒过来只看到中国的渺小;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西方拿着放大镜，无限扩大中国的经济能量。对此，我们必须更准确地认识自己的祖国，了解她变化中的“大”和进步中的“别”;中国之大，在于区域辽阔，她的国土面积相当于40个英国或26个日本;中国之别，在于区域差异，她拥有后工业化、重工业化、初步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各个代表区域。而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笔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张兆安研究员，现将我们深入交流的基本成果公布于“新财经周刊”，以期获得读者朋友的共鸣。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板块经济
王：你曾经长时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区域经济的研究工作，最近10多年来又考察过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也比较过我国区域经济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大都市圈的区别。那么，在你看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什么呢?它和美、日、德等国的明显区别又在哪里呢?
张：如果用一句最简练的话来进行归纳或表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就是板块经济。具体来讲，我国板块经济是基于资源禀赋、地理优势、产业布局和历史条件而形成的，按现实态势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或四种形态。
第一个层面，可谓是 “大板块”。从全国来看，可以分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等四大板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或者说是全国的基本构架。第二个层面，是 “强板块”。在全国四大板块的区域范围内部，还分布着一些经济势能强劲的经济区域。这些经济区域，有的主要是在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如东南沿海地区的珠三角;有的主要是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如东部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等。第三个层面，是 “新板块”。这主要是指一些后起的区域经济发展亮点，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抓住后发优势而崛起的板块，而且主要是以各个省会城市为中心、周边一些主要城市为呼应而形成的区域经济板块，如武汉城市圈，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所形成的 “长株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等。第四个层面，是目前开始活跃的 “常板块”。这主要是指一些通常概念上的区域经济板块，例如，由一些地级城市为主所构成的区域经济，当然，这个层面上也可以把面广量多的县域经济包括在内。
从我国的四大板块来看，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在历史演变上和现实发展中都形成了 “东西差距”和 “南北差距”的态势。例如，在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所占的比重接近60%，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三大板块加起来所占的比重才40%多一点。这表明，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当前的区域经济主要还是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 “珠三角”、 “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因此，统筹区域发展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区域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发展政策聚焦点有明显差别。如美国按地理区域也有实力领头增长的州际板块经济，但其依托太平洋、大西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化便利条件充分发展，各板块之间的国际化程度是相当的。美国又较早地完成了铁路动脉的全国均衡布局，各板
块之间的经济要素流动也十分便捷，其发展差异已经主要表现在法律、教育、科技、医疗等上层建筑层面，而不是体现在经济政策如对吸引外资的具体鼓励上。
尽快让城市群向欠发达地区延伸
王：据我了解，民建成员在参与板块经济建设与发展方面非常活跃，作为民建上海市委的专职副主委，你经常参加各项针对性的调研工作，自然也十分清楚各个板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各自优势。而发展往往会形成特征，既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板块经济，那么，板块经济发展的特征模式是什么呢?张：从本质上和推动上来看，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就叫都市圈，或者说叫城市群。
很显然，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哪里有都市圈或城市群，哪里就是发达地区;哪里没有都市圈或城市群，哪里就是欠发达地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什么相对这么发达?因素很多，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三大 “发动机”，那就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例如，在2010年， 16座城市的长三角，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国内生产总值要占到全国的近五分之一;苏浙沪两省一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人口约占全国的5%，却创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珠三角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0.57%，人口约占全国的3.6%，也创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足以可见，都市圈或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引擎价值，也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从全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起步比较早，成效比较大，如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城市群的发展，如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等，东北地区的辽宁沿海和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经济区等。在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模样，如发展势头不错的成渝经济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目前，唯一比较缺乏城市群发展模式和发展形态的就是西北地区，由于没有城市群发展的强力支撑，西北地区的发展就显得相对比较落后。当然，随着国家对新疆开发战略的新政策布局和西安、兰州等西北名城的产业积累与科技优势，西北地区出现新兴城市群是必然趋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是地域高度集中、功能高度集聚的 “局域经济空间”，而 “非都市圈”是弥散的 “广域经济空间”。因此，为了使两个落差比较大的经济空间实现有效对接，必须要有助推梯度转移的“二传手”式的产业聚集带。目前，在我国区域经济现实发展中， “梯度”不畅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东西部之间和南北地区之间，缺乏连接东西南北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尤其是具有很强集聚和辐射功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从而使得各个板块经济之间缺乏有效的梯度转移和产业对接。从这个战略视角出发，在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应尽快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延伸，可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都市圈为标杆，尽快培育壮大具有桥梁作用的“中部都市圈”，谋划发展好 “西南都市圈”、“西北都市圈”以及 “东北都市圈”。
跨行政区的都市圈带动力更大
王：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将会得到更有效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及今年全国人代会审议的全国“十二五”规划中，都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部署，是对已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有新的发展判断。而既然都市圈或城市群是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那么，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什么呢?
张：从发展现实和 “十二五”发展思路来看，基本路径就是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同时，中心城市在功能上也会有新的发展。
拿长三角来说，上海、南京、杭州这三个中心城市组装成一台发动机。这个发动机一开，把周边的中等城市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全部带动起来了，所以长三角就起来了。拿珠三角来讲，主要是有了广州和深圳两个中心城市的联合带动。同时，我个人还认为，凡是跨省界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和联动发展，比单纯一个省域范围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更大。例如，珠三角是先发展地区，但珠三角主要是在广东省行政区
域范围内，但是，等到长三角一经发力，就开始出现了赶超珠三角的态势。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三角包括了跨省界行政区域的苏浙沪两省一市。因此，如果跨行政区域的都市圈架构得好，就一定可能比一个行政区域内的都市圈发展得更有规模，更有带动能力，也更有国际影响。
对全国的区域经济来讲，中心城市明显具有比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心城市本身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匹配新兴的产业优势和功能要素;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担当带动周边地区继续发展的责任。
如何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王：我国的区域经济既然是板块经济，板块之间就一定存在着差距。我最近一个时期接连考察了北京、天津、浙江、贵州和云南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结合我自己对上海的了解，事实上经济差距还比较明显。如浙江省沿海农民的年可支配收入与贵州省很多地区职工的年可支配收入相当;就长江中部和入海口比较，上海的经济总量是武汉的两倍多;就长三角区域内， 2010年杭州的税收收入也只相当上海的45%。那么，应该如何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张：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既是现实发展问题，也是历史延续问题，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常态化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这种不平衡性是否能够为整个社会所接受，或者说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
一方面，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大千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就拿生物界来说，影响生物成长发展大体有三种选择：一是自然选择，二是人工选择，三是自我选择。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同样道理，这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比较中反映得十分明显。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大都市圈大都处于自然选择状态，以及由各自的发展潜质决定的自我选择状态。长三角的各项经济指标优于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大部分又落后于环渤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率先导入和享受改革开放政策，因而政策效应十分明显，政策选择也是人工选择，使得珠三角一跃跨入到领先地位，长三角开始落后于珠三角，而环渤海地区则更落后于长三角。由此可见，三地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十分明显，随着选择要素的变化而发生动态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是常态。
另一方面，差别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如果说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在区域统筹引领下的差别发展则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例如，对于地域属性、环境属性、功能属性相近或相容的经济区域之间，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差别发展。差别发展就是让一部分 “区域”率先发展起来，产生较大的落差，在市场和利益竞争的驱动下，由差别推动了发展。我们仍然可以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由差别发展引来差别竞争，而差别竞争必然会带动共同发展。例如，当珠三角领先于长三角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长三角大踏步、大手笔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了长三角的潜质优势，于新世纪之后又重新超越了珠三角，在新的平台上领先于珠三角，从而使得长三角和珠三角并驾齐驱。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更近的案例——这些年环渤海地区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引领下强势崛起，有可能在 “十二五”期间超越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发展事实，实际上也可以充分说明差别发展的适用环境、发展魅力和后发潜力。
如何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王：既然我国区域经济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如何缩小这些差距?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你对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何具体建议呢?
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实选择。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不仅使各经济区域之间得到共同发展，而且在共同发展中不断地缩小差距。这也是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的双重调控的最终目标。实现双重调控的主要抓手是 “协调发展”，也可以说是非均衡发展的基本策动力。从协调的内涵来看，协调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
一是市场化方式。例如，经济区域之间形成资源配置通道，实现低成本双向资源配置，实现双向产业
投资，建立双向的大物流体系，建立关联产业链等。二是规划化方式。先要协调规划，进而协调执行，最终落实到协调发展。从规划要素来看，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区域规划，明确国家对各经济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宏观指向，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等，然后需要有关联规划，如经济区域内的各类专业规划等。三是统筹化方式。内涵包括：经济统筹、市场统筹、资金统筹、财政统筹等。经济统筹是对经济区域 “都市圈”地区密集的经济资源，进行统筹调节，转移到 “非都市圈”地区。市场统筹是用市场方式调节资源大配置、产业大分工。资金统筹主要体现在信贷、融资向关联经济项目倾斜。财政统筹应重点加强对欠发达经济区域的资助、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四是政策调节方式。内涵相当丰富，但关键在于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收益政策、就业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五是战略联盟方式。例如，可以鼓励各经济区域之间建立经济联盟、产业联盟、市场联盟、企业联盟、服务联盟、对口互助联盟等各种战略联盟，促进发达经济区域与欠发达经济区域的关联发展和带动发展。
作者：王泠一
来源：《解放日报》
1、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时，各省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就已非常突出，
2、地理位置及资源因素：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也有利于发展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3、制度因素：中国自1978年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各地区体制转轨的程度不同, 中国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4、政策倾斜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给予沿海地区的倾斜政策,包括投资,财税,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使得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发展能力上产生了极大的差距.
5、人力资源差异：区域间人力资源差异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思想文化和教育存在着较大差异。东部地处沿海，对外开放较早，国内外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频繁，人们更富有改革开拓的精神,市场观念和创新意识强烈。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人们普遍思想观念保守，缺乏开放意识，易于满足，不愿冒险，安于现状。
中国要强，农业须强; 中国要富，农民须富;
中国要美，农村须美。
乡村旅游是很多地方乡村创收增收的支柱产业，是文化兴盛的特色产业，是幸福生活的民生产业，是美丽中国的生态产业，在这样一个山水乡愁逐渐消弥的时代，中国的乡村旅游发展正面临着部门难统筹、文化缺深度、产品缺体验、产业缺联动、营销缺整合等问题，迫切需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运用新的发展理念，实现产业发展的突破。而全域旅游是实现以人为本旅游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是旅游综合协调管理的新抓手，也是主客共享生活方式的终极追求，是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理念指引，在空间优化、产品建设、服务升级、民生幸福等方面都影响着中国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当下 全域旅游推进如火如荼，近300个省市县已先后启动全域旅游建设工作，国家旅游局也公布了首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262家名单，如何以全域旅游的理念为引导，进一步促创新、促突破、促发展、促保护、促美丽，打造特色鲜明、美丽灿烂、原味乡愁的中国特色乡村旅游，成为旅游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重要命题。
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应运用全域化的理念和思维做好 从怎么建(规划引领)，怎么管(运营支撑)，怎么卖(营销拉升)，怎么投(投资导向)的四位一体全面发展，做到农业产业化、农民居民化、农村景区化，全面联动和农民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将中国乡村旅游从传统发展提升至乡村旅居生活目的地。 做好怎么建
规划引领，实现全局规划引领下空间、产品、服务等全域发展。
1、全局规划引领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涉及文化、商贸、教育、金融等各产业，也涉及旅游、交通、文化等各部门，也涉及到政府、企业、农民等不同主体，应当以全域化的理念和思维联动产业、联动要素、联动行业、联动部门、联动全民，综合性产业综合抓，以旅游规划全局引领，全域统筹，一张图、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干到位;同时在顶层设计、体系建设、制度保证等方面齐抓共管，合力共兴旅，从小马拉大车到群马拉大车，实现综合产业综合发展的大旅游格局。湖州组建市旅游委员会，增设了乡村旅游处和产业促进处，推动完成了市县两级旅委体制的全覆盖，建立了市旅委代表市政府对36个部门和7个县区综合目标考核机制，基本形成了“统筹规划、统筹产业、统筹执法、统筹考核、统筹营销”顶层体制保障，是中国乡村旅游全域联合引领的典范。
2、全域空间联动
转变以往乡村旅游景区单打独斗的局面，改变乡村旅游以景区(点)为主要架构的旅游空间经济系统，构建起以景区、度假区、休闲区、旅游街区、旅游小镇、旅游示范县市等不同旅游功能区为架构的旅游目的地空间系统，推动乡村旅游空间域从景区为中心向旅游目的地为核心转型。
3、全面体验升级
乡村旅游不是单一发展的，不仅要有漂亮的绿水青山，还要有各种玩的，各种吃的，也要有养生、文化、度假、名人等特色，才能吸引人、留住人，要从走马观花式的乡村旅游到浸泡式的乡村旅游。展示大美乡景，品味特色乡风，开展传统民居体验、新村风貌体验、宗教朝圣体验等;玩味休闲乡趣，结合纯朴的乡土风情、传统的农耕农艺开展农事活动休闲;体验时尚乡野，开展登山、露营、健走、滑雪等特色娱乐体验;感受幸福乡居，打造气候养生、温泉美食、生态康养、绿色理疗等产品;体会欢乐乡会，充分结合当地的节庆活动和传统节日，深挖内涵，时尚打造。
4、乡旅产业融合
以乡村旅游业激活传统农业，大力发展文化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精致农业、科普农业、休闲渔业等新业态，打造盈利点、观赏点和突破点。推进农业本土化，打造地地道道的“乡村生活”，让原生原长、土乡土色的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等融合、提炼、创新，让原乡和时尚结合，创造提升农业文化的附加值，以产业发展延续乡愁;推进农产礼品化，标准化打造“乡村礼物”乡村商业土特产，推进锁化布局，智慧化运营，促进特色农产订单式发展。同时要联动商务会展业、健康养生业、文化创意产业、体育运动产业，全面实现旅游业的联动效应。通过企业的带动，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民共享致富成果;通过资金投入、新技术带引、培训新型农民，使农民在自家的土地和家园上成为产业工人。
5、乡村经典示范
特色村镇示范，遵循“一镇一特色、一村一主题”的原则，打造风情小镇、风情乡村;特色农业示范园，建设科技示范园和主题休闲农业园;特色星级农家、民宿示范，整合休闲农庄、散户等资源，打造非遗人家、陶艺人家、风情人家、海岛渔家、民歌人家、水果人家等;乡村旅游综合体示范，按照高端化、特色化、品质化的原则，打造集康体养生、乐享度假、文化体验、商务会展等于一体的品质乡村度假村;全天候产品示范，打造生态观光、农事文化、美食美购、文化演出、民间活动和夜间休闲等全方位体验产品。
做好怎么管
运营支撑，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专业化和持续性。乡村旅游要想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远的方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专业化的运营以及高标准的管理来提升综合竞争力。
1、重视专业化运营
重视有专业运营力的旅游运营商，将景区的经营权、管理权交给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并能够承担相应景区经营风险的法人或自然人去有偿经营，所有权产权归属不变。经营权的转让是解决景区发展和建设中资金问题的途径，政府享有所有权与管理权，公司享有经营权与收益权。
2、做精标准化管理
建立乡村旅游服务管理评价体系，游客的餐饮、住宿场所必须取得标准规定的资格证书,要素开发与乡村活动要确保符合当地特色，例如乡村旅游的旅馆必须使用具有当地特色的餐具，农场的建筑需要符合当地特色。建立乡村旅游服务管理评价体系，如导游评定体系，通过培训、考核和和游客抽样调查等将导游分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导游的导游费提成和相应的多元激励，形成良好的乡村导游选拔晋升机制，提高乡村旅游导游服务的整体水平。依次类推，建立餐饮、住宿场所等的评定体系。
3、做好人才管理
一是要加强从业人员业务培训，二是有关部门或企业可以通过与本地高校合作的方式进行专业人才的对口培养，三是引导现有旅游业从业人员进一步拓宽专业能力形成复合型专业人才，四是出台各项优惠政策措施吸引高素质人才来乡村就业或创业。借鉴丽江酒吧模式，吸引有品位追求生活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创新酒吧品牌，打造吸引力。同样，全国有诸多喜欢乡村风光和田园生活的年轻人、中老年人，他们素质高，偏爱乡村的环境，追求乡村的宁静，对生活充满想法和热情，能够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乡村旅游产品，要做大胆放手给他们提供机会和平台做好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
做好怎么卖
营销拉升，实现乡村旅游品牌的价值的放大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卖品牌就是卖乡村、就是卖生活、就是卖全域旅游综合竞争力，要卖好全域乡村旅游品牌。 乡村旅游品牌营销要做到传统营销和新媒体营销联合出击，通过
“三位一体”的营销手法，先策划一个节事活动或话题，通过互联网引爆营销，再通过传统媒体做正式的推广。网络营销相当于空军，可以辐射到13亿人，可以辐射到全球;传统媒体相当于地面部队,基础支撑强大，联合推广具有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全媒体营销要做到“六有”：有心，洞悉诉求，打动人心;有拉风，创意创新，吸引眼球;有料，底蕴深厚，不断挖掘;有感，唤醒共鸣，粘住客群;有逼格，升华整体，展现风貌;有效，检视自我，对外宣传。做好网站建设、产品推广、价值挖掘、形象包装、营销配套，引领乡村旅游营销工程;要利用大数据挖掘和新媒体技术实现精准营销，优化搜索引擎，优化官方微信、微博，推出更多实用的APP，建立网络营销旗舰店等;要创意营销，做好体验营销、影视营销、服务营销、造势营销等营销手段。
做好怎么投
投资导向，实现乡村旅游资本活力的焕发和产业活力的升级。乡村旅游投资增长迅速，2015年全国乡村旅游实际完成投资2612亿元，同比增长高达60%。然而乡村旅游投资中要重视对投资领域和投资模式的深入研究，避免盲目投资。
1、深化乡村旅游投资内容
投资内容要从单一产品建设向特色乡村民宿、乡村度假酒店、历史文化村落、养生休闲山庄、旅游风情小镇等多类型、多业态乡村度假产品拓展;注重旅游收益权的投资，如乡村营地、乡村度假酒店、乡村小火车等都是比较好的投资领域。
2、拓展乡村旅游投资主体
从单一投入到多元革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旅游企业和乡村旅游项目融资支持;鼓励私营企业、民间资本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推进PPP等投融资模式等，筹备组建乡村旅游产业基金，搭建资本平台;积极吸引国际资本参与，拓展投资主体，提高乡村旅游的品质和影响力。
北京巅峰智业旅游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集国内规划设计领军企业、景区运营金牌管家、智慧旅游先行单位及旅游投资创新平台于一体的旅游全产业链创意服务商，先后承接了《中国乡村旅游标准》的制定，以及《婺源国家乡村旅游度假实验区总体规划》《黄山市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7-2020)》《三亚市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规划(2015-2030)》等乡村旅游规划近百个，并整合旅游规划、城乡规划、产业规划、运营管理和金融投资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成立了乡旅产业发展中心和全域旅游中心，以“四位一体一站式全程服务模式”，践行“美丽中国，巅峰智造”。
(本文系巅峰智业原创，首发《乡村旅游》，转载请注明)
北京巅峰智业旅游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巅峰智业”)始创于2001年，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旅游规划设计业务的企业之一。
巅峰智业在以旅游规划设计为核心业务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不断延伸旅游产业链全程服务，大力发展旅游投资、景区运营管理、旅游营销等业务，形成“规划引领-投资驱动-运营支撑-营销拉升”的“四位一体”一站式全程服务模式，提供综合型智慧旅游系统解决方案。
巅峰智业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规划经验，从乡村旅游的含义、发展趋势，到乡村旅游规划策划、全国布局以及乡村旅游扶贫政策都有深刻见解，拥有多项乡村旅游规划案例，丰富的实践项目经验。
时政民生新华网2014-03-07
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孰强孰弱，日前已见分晓。3月6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十二五”中期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简称蓝皮书)发布会暨区域发展战略研讨会上获悉，由福建师范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等单位联合攻关，具体由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负责研究的第八部《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向社会公布。
该蓝皮书对“十二五”中期(即2011～2012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综合排名。结果显示，2012年，江苏、广东、北京三省市位列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前三甲。
据悉，该蓝皮书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顺应全球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进一步充实完善构建了由1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和210个四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从2014年开始，《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授权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标识的优秀皮书。
31个省市区中21个省份经济综合竞争力上升
从2011-2012年各省、市、区综合竞争力得分升降来看，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21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出现上升趋势，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西藏，增加了2.49分，其次是甘肃省增加了2.45分，山东省、四川省、安徽省、吉林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都增加了1分以上，但有10个省份的得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降了
1.19分。从全国平均分值来看，2012年为38.13分，比2011年增加了0.55分，上升幅度较大。总体来说，“十二五”中期全国各省市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震荡影响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提升和复苏势头。
今年的蓝皮书还专门开辟一个专题分析报告，对“十二五中期”以来全国各省、市、区在宏观经济、产业结构、财政金融、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开放型经济等七个方面进行深度分析，对照本书所构建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所测量的结果进行比照分析，深入分析了省域经济发展与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内在关系，同时也对各省市区就如何提升经济综合竞争力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不仅在深化我国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而且对当前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加快推进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值得各级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者及相关人员一读。
综合竞争力决定竞争主体成败
当前人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全球分工的趋势更为明显，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联动性增强，直接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建设。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格局促使各种竞争主体之间的竞争逐步国际化，并由此对它们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市场主体和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勇敢地面对竞争，积极参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对一个经济区域而言，就是要有很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诚然，决定竞争主体在竞争环境下成败与否的关键则取决于它的综合竞争力。经济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地区、一个产业或行业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处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文化、企业等方面的竞争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列为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并将“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中，强调要“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提高大中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这些论述充分表明，我们党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越来越重视国际竞争力和产业、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概念和内涵
循环经济，也称为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资源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社会。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 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它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发展循环经济符合我国国情,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体现,是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
循环经济理论基础
循环经济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有两个，一是物质不灭定律;二是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这两大基本定律是循环经济物质循环的理论支撑，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物质不灭定律(质量守恒定律)———自然界的基本定律是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物质虽然能够变化，改变其存在形式，但不能消灭或凭空产生。在任何与周围隔绝的物质系统(孤立系统)中，不论发生何种变化或过程，其物质的总质量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如果把地球看成一个孤立系统的话，地球上任何物质无论如何变化，其总质量不变。从理论上讲，一切物质都可以循环利用，所不同的是物质在利用后，其性质发生改变，产生具有新属性的物质，只要人类掌握新物质的属性，利用技术研发，就可以把它们变成新的原材料。在循环经济实践中，废弃物循环利用就是基于这一理论，只要认识废弃物的性质，科学技术水平达到利用高度，就可以把它用在可用的地方。因此，循环经济发展的难点不是废弃物可不可用，而是怎么用，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许多循环经济发展好的国家，就是掌握循环经济关键技术，才得以使产业链充分延长，产业群横向拓展，使资源充分利用，甚至达到零排放。循环经济的另一理论基础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即在任何与周围隔绝的物质系统(孤立系统)中，不论发生什么变化，能量的形态虽然可以发生转换，但能量的总和保持不变。循环经济正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运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中的体现，能源的循环利用也是可行的。因此，在使用能源时，只要有足够高的科学研究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就能够在生产同量产品时较少地使用能源。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开发利用新的能源形式成为可能，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相对立的问
题，提出了二者具有统一性、相容性，即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资源永续利用是可行的。也就是说“鱼”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打续发展的方向，并力争到2020年基木实现全国范范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尽管我国目前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循环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认识滞后
目前, 我国的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公众,将循环经济简单、片面理解为废物同收利用、资源节约或等同于清洁生产等，对我国资源环境约束面临的严峻形势认识不足，缺乏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一些职能部门责任意识不强，畏难情绪明显，对于本部门在推进发展循环经济的角色和定位不很清晰，还没有真正履行指导、协调和监督的职责。
(二)政策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己经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政策，但这些政策法规缺少可操作性，没有真正形成适合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这些法规政策主要针对污染事件发生后如何处理而制定，对于事前、事中的预防措施没有提及或制定得小全面，因而具体执行时往往被动，无法保障循环经济工作顺利进行。
(三) 循环经济系统资金投入不足
循环经济在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充足
的资金保证，但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循环经济中、后期发展的资金需求，资金链断裂阻碍了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虽然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但有限的则政投资和零散的优惠政策之间很难协调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二、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改进措施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认识与 参与水平。
通过广播、媒体等工具大力宣传循环经济相关知识，侧重于宣传消费观念，提倡节约资源、绿色环保的适度消费模式，扭转社会公众的传统经济观念，增强公众循环经济意识，着力培养人们节约资源能源，循环利用物质的意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水平，形成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循环经济涉及面广，是一个需要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系
统工程，国家应该加快健全完善具有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法规体系，地方政府结合地域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通过政策法规体系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以引导循环经济可
持续发展。同时，依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坚决制止破坏和浪费资源的行为，依法推行清洁生产，对各类违法的行为进行有力的制裁。
(四)坚持多渠道筹集资金
国家应调整则政分配结构，使之向循环经济方面倾斜，增加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积极运用税收优惠等各种手段，吸引社会和个人投资。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循环经济活动，实现节约、环保、规模生产的目标，在筹资过程中，要坚持国家、企业、个人相结合原则，多层次、多渠道筹资金，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所以我国应按照减量化、 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减量化优先，以提高资源产出效 率为目标，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 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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