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论文

摘要：医患关系作为典型的社会问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是社会集体思考共同问题的场域，影响大众对公共议题的认知与态度。《人民日报》呈现以责任框架为主，并将医患矛盾冲突归责于医改制度缺陷；《南方都市报》则用冲突框架，同时归责于病患及其家属和医护人员；两家媒体均运用“战争”隐喻医患冲突；这种媒介话语对医患双方极易产生敌意媒体效果。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论文 篇1：

基于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

作者简介：黄鹂（1987-），女，汉族，四川泸州人，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管理科学。

摘要：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关系，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医患关系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研究医患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患者视角出发探讨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首先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建立一套指标体系，然后根据选取的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针对不同层次的患者，展开大样本调查，针对得到的数据，利用spss软件和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定量分析，对原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得到一套较合理的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对医患关系的综合评价有一定指导意义，对构建和谐医疗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方程

一、引言

1956年美国学者萨斯（Seaz）、荷伦德（Hollendar）发表了《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一文，将医患关系归纳为三种类型：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相互参与型，这种医患关系模式被医学伦理学与医学社会学界得到了广泛应用。现代医学模式已从“以医疗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这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

我国的医疗改革刚起步、进展缓慢，当前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令人忧虑。医患关系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1.医患冲突增加；2.医疗部门与病人对“医患间矛盾增多的原因”存在明显的认识差异[2]；3.医患纠纷以医疗过失为主转变为非医疗过失为主；4.医患纠纷易于引发社会反应，社会舆论在反映医患关系问题上也存在倾向性[3]；5.医患矛盾的处理难度越来越大。

为了更全面地评价医患关系并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本文从患者视角出发探讨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对医患关系的综合评价有一定指导意义，同时发现现存的不足、进行改善，对构建和谐医疗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医患关系的核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医患关系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讲，医患关系是“医”与“患”的关系，这里的“医”指的是医疗卫生服务群体，不仅有医生，还包括护士、医技人员和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等，而“患”不仅指患者，还包括与患者相关的群体，包括患者的亲属、监护人、病人单位组织等[4]。

目前我国的医患关系就表现为广义的医患关系。而且，在广义的基础上还形成了扩大的医患关系，它又与“医”相关的政府机构、媒体、公众等因素相联系。在这种关系中，政府、媒体在医患关系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目前的医患关系已不是单纯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质演变为“医”与“患”之间的广泛的复杂的社会关系[5]。

二、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模型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初始指标体系建立

在现代医患关系中，以医务人员、医院为中心的“医方”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患方”之间的关系相互交错，影响复杂，再加上，这些关系处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相关的政府、大众媒体、公众等也会参与其中，在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选取以下初始指标：

政府主管部门因素：V1、医疗保障体制建设完善，医疗费用分担政策合理；V2、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布局合理；V3、医疗服务机构设置充足，患者就医方便；V4、符合资质要求的医疗人员配备充足；V5、卫生主管部门对医疗服务质量监管到位；V6、卫生主管部门对药品、设备、器械价格监管到位；V7、卫生法制化建设完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医疗纠纷处理公平公正；V8、积极开展对医务人员的理想信念和法纪道德教育；V9、积极引导患者正确认识医疗服务的特点、规律和风险。

医院因素：V10、患者至上的医院文化建设到位；V11、医德医风建设落实；V12、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V13、医务人员激励到位，工作热情高；V14、医疗制度、技术规范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能确保医疗安全；V15、服务流程以患者服务为中心，方便患者就医；V16、治疗检查费用合理、透明、可承受；V17、药费合理、透明、可承受；V18、关注患者需求，积极开展医疗咨询服务；V19、投诉处理及时、快捷，医疗纠纷防范工作到位。

医务人员因素：V20、医务人员尊重、关怀患者；V21、医务人员能坚持技术规范，医疗技术可靠，问诊治疗专业；V22、医务人员工作态度认真，问诊治疗全面、细致；V23、服务意识强，服务及时、周到；V24、能对患者的疑惑及时、耐心地沟通解释；V25、关注患者心理状况，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V26、医务人员能坚守职业道德，合理诊治（处方、检查等）。

媒体因素：V27、媒体能正确对待医疗活动的风险和局限，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V28、媒体在医患纠纷报道中，能始终保持中立立场。

患者因素：V29、在就医过程中，保持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和信任；V30、在就医过程中，能配合医疗活动的开展；V31、能积极了解疾病知识，愿意正视医疗技术的局限，并承担医疗过程的风险；V32、在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能依法合理主张，不偏激。

（二）数据来源

本论文是成都市市民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涉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收入的人群。本研究总共发出正式问卷（调查问卷见附录1）400份，采用列删法（指删去有缺失的被试，只用数据齐全的被试）剔出填答不完整和草率作答（同一单位出现多份雷同卷或无论何种题目都填答同一选项）的被测者[6]，从而实际获得有效问卷335份。

调查对象中男性有180位，女性有155位；年龄在20岁到45岁之间的有156位，在46岁到60岁之间的有133位，在60岁以上的有46位；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34位，在1001元到3000元之间的有178位，在3001元到5000元之间的有109位，在5000元以上的有14位。

（三）验证型因子分析

首先采用SPSS11.5软件对数据进行验证型因子分析，要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结合KMO和Bartlett球检验来判断，本文选取KMO进行检验，值要求在0.8以上。从检验结果看，数据是适合做因子分析的。然后采用特征值法则及最大方差法做因子旋转，目的是通过坐标正交变换使因子解更容易解释。本文采用的标准因子负荷准则。按照Michael.Tracey（1998）等人的做法，每一个指标项目应该只在一个公因子中的负载大于0.5，但其他的公因子的负载应不超过0.4[7]，否则予以舍去。

对剔除指标后按上述方法重新进行分析，最终得到24个指标。24个指标按高载荷分为四类，具体结果如下：

F1代表医疗服务过程因素：V12V13V18V20V21V22V23V24V25V26

F2代表医疗政策环境因素：V1V2V3V4V5V6V10V16

F3代表患者自身的因素：V29V30V31V32

F4代表媒体方面的因素：V27V28

（四）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是一种非常通用的线性统计建模技术，由Joreskog整合了生物学家开发的路径分析、计量经济学中的多项联立方程以及验证型因子分析最终形成的，并在社会、人文、行为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8]。

在结构方程模型理论中，把那些不能准确、直接测量的变量称为潜变量（Latent Variable），把能够直接测量的外显指标（Observed Variables）称为显变量或简称标识（Indicators）。结构方程模型包含测量方程（Measurement Equation）和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两部分。

测量方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分析可粗略分为四个步骤：1.模型构建（model specifi-cation）；2.模型拟合（model fitting）；3.模型评价（model assessment）；4.模型修正（model modification）[9]。

根据验证型因子分析结果，进行假设，提出以下初始模型M1。设医疗政策环境因素是ξ1（外源潜变量）、医疗服务过程因素是η1（内生潜变量1）、医患关系是η2（内生潜变量2）、媒体因素是η3（内生潜变量3）、患者的因素是η4（内生潜变量4）。后面的结构方程模型，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正，寻求最优模型，初始模型M1结构图见下图1：

图1初始模型结构图

根据以上模型，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一：医疗政策环境因素、医疗服务过程因素、患者因素、媒体因素影响医患关系；

假设二：医疗政策环境因素、媒体因素影响医疗服务过程；

假设三：医疗政策环境因素、医疗服务过程因素、媒体因素影响患者；

假设四：医疗政策环境因素影响媒体。

通过LISREL8.70得出的M1的拟合效果不错，但因为η3（对η2、η4对η2、ξ1对η4未通过t值检验，但是患者自身的因素能对医患关系产生影响是有理论依据的，不能去除，所以首先去除媒体影响医患关系和医疗政策环境因素影响患者两条路径，得到新的模型M2，新模型若干拟合指数见下表1：

表1M2的若干拟合指数结果

拟合指数自由度χ2RMSEANFICFI

输出结果268552900056097098

由M1改为M2后，减少的卡方△x2（2）=1.81，模型拟合并无损害，所以支持这一修改。模型M2为最佳模型，最优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直观图见下图2：

图2最优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直观图

（五）影响分析

在患者看来，医疗政策环境对医患关系影响最大，其次是医疗服务过程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接着是媒体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最后是患者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具体如下：

1.医疗政策环境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医疗政策环境对医患关系的间接影响略大于直接影响，但两者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良好的政策环境会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产生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但仅有好的政策是不行的。医疗政策环境目前对患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说明我国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是有待于加强的，要把政策法规落到实处，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2.医疗服务过程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医疗服务过程不仅对医患关系有重要的直接影响，还有间接影响，总体影响较大。医疗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对构建和谐关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媒体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媒体对医患关系没有直接影响，但有较大的间接影响。媒体作为信息的载体，要对公众做正确的引导；公众在接受信息时，也要有一定的判别能力，能有自己的思考，不能随波逐流。只有这样，媒体才能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

4.患者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患者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比较小，但这只是从患者角度来看，并不十分科学，在现实中患者作为医患关系主导的一方，需要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不能把所有归责于医方。

三、总结

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对当前的医患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需要完善医疗制度建设，政策设计时充分考虑多方利益，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要对医疗过程、媒体进行有力监管，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同时加强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建设，提出整个医疗服务群体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2.医疗服务过程中医院和医务人员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医院要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性，提高管理水平。医务人员不仅要注重技术层面，更要注重非技术层面，以人为本，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对待患者要一视同仁。

3.媒体应发挥积极引导作用，能公平公正的对待各方利益，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4.患者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能合理对待当前医疗政策环境和医务系统中的一些不足，加强理解沟通，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本文是基于患者角度对医患关系进行研究，由于数据调研、问卷设计的局限和被调查对象个体差异等因素，误差的产生是难免的。医患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本文对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也是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探索。（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翔.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患非对称信息及互动模式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医学与哲学，2004，25（9）

[3]郑雪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靠全社会共同努力[J].中国医院，2005（11）

[4]梁雪梅，张金萍，高岱峰.医患关系影响因素及对策.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09Aug.16（8）

[5]王明旭.医患关系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6]冯丹.供应链实证分析.四川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7]郭彦玎.患者对医生忠诚度实证分析.四川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8]易丹辉.结构方程模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9]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

作者：黄鹂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论文 篇2：

医患冲突的媒介建构

摘要：

医患关系作为典型的社会问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是社会集体思考共同问题的场域，影响大众对公共议题的认知与态度。《人民日报》呈现以责任框架为主，并将医患矛盾冲突归责于医改制度缺陷；《南方都市报》则用冲突框架，同时归责于病患及其家属和医护人员；两家媒体均运用“战争”隐喻医患冲突；这种媒介话语对医患双方极易产生敌意媒体效果。我们应深入思考新闻媒体在医患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促进医患双方的有效沟通。

关键词：医患冲突；媒介建构；《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2.13

医患关系中的矛盾冲突仅为社会冲突中的一类，但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自2009年新医改至今已逾7年，医患冲突事件频发。2016年10月3日上午，山东莱钢医院儿科医生李宝华被砍成重伤，经抢救无效离世。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成为焦点，《人民日报》关于该事件报道的微博评论数当日达到3万，这起暴力袭医事件再次将医患冲突推向了舆论顶点。媒体是社会集体思考共同问题的场域，影响大众对公共议题的认知与态度。

本研究以媒介建构理论视角，通过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检视《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对医患冲突的建构及其不同取向。研究发现，媒体如何报道医患冲突事件，是社会事实的客观呈现还是媒介建构，以及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医患关系的媒介建构与报道框架

媒介建构观点认为，大众传媒构建受众脑海中的认知图景，人们依据认知图景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1]。符号真实取代了客观的社会真实，形成人们脑海中的主观真实[2]。新闻是对社会真实的社会建构[3]。媒体常常通过议题设置和铺以“底色”为社会公众提供评价标准[4]。不同的媒体选择什么样的事实以及如何言说，最终所呈现的结果迥异[5] 。医患关系是观察医改效果的重要指标，新闻报道呈现的医患关系，不仅影响公众对现实社会中医患关系的认知，更有可能左右公众在医疗活动中的态度及行为[6]。医生、患者、媒体三方构成的话语主体中，媒体居于“再现疾痛”的主导者地位，新闻生产对医疗场景的介入通过媒体框架内的现实图景来创造现实[7]。尽管主流媒体对公共议题进行舆论引导，具有提出议题并扩散议题的作用，但由于医疗纠纷和医患冲突的增多使得包括非主流报纸在内的传媒对医患议题的建构作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8] 。媒体往往通过选择、生产新闻，赋予医生与患者特定的形象 [9]。

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10]。媒介框架提供事件的脉络，并通过筛选、强调、建构的机制告诉读者议题的形貌，传达关于被描述对象的某些问题的定义、因果解释、道德判断以及对策建议[11] ，影响受众对社会问题的价值判断和责任归因。大众媒体通常依据长期新闻实践中形成的框架来建构医患关系。新闻如何再现医患双方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受众对医生和病患的认知，架构了医患关系的社会真实[12] 。对于医患关系，媒体采用类型化叙事报道，包括冲突叙事、受害叙事、反思叙事[13]。有研究发现，媒体对医患冲突事件的新闻报道框架有明显倾向性，消息来源多为院方、官方，呈现出“患者失语”、“报道失衡”的状况[14]。这种“医强患弱”的新闻框架，无法实现新闻的中立客观，导致受众对医患关系产生认知不平衡与刻板印象[15]。 也有研究从报道形式、来源、倾向等分析后认为，媒体对医方倾向于采用负面的报道框架，同情患者更多[16]。可以说，不管媒体是塑造医生的正面形象還是为“悲情化”的患者“代言”，其报道框架实际上由新闻话语主体、利益主体共同决定[17]。

目前对医患关系报道的研究多集中于医生和患者的媒体形象，以及分析二者在冲突叙事框架中所处的强势或弱势位置，而对不同媒体所使用的报道框架异同、医患关系不和谐的责任归因以及效果给予的关注较少。笔者试图通过对医患冲突报道的检视，深入思考新闻媒体在医患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促进医患双方的有效沟通。

（二）研究的问题

笔者将讨论以下具体问题：第一，《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是如何建构医患关系的，即通过什么样的报道框架呈现当下中国的医患关系？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在医患冲突报道中，媒体将造成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什么？两个媒体是否存在不同的责任归因？第三，在医患冲突报道中，新闻媒体运用何种隐喻以及如何使用隐喻来界定医患关系议题的本质意义，从而体现医患冲突建构的话语功能？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笔者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分析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关于医患关系的报道。内容分析通过对样本的数据统计分析检视媒体议题建构的全貌，同时对报道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和隐喻修辞分析以探究其含义。

对于媒体样本的选择，综合考虑报刊本身的代表性、权威性以及收集相关资料的便利性等要素，将目标样本确定为《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人民日报》在本研究中作为官方媒体的代表，其发行量、权威性、覆盖面及影响力在中国当属第一；《南方都市报》在本研究中作为都市报的代表，是一家综合性日报，在中国社会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曾连续两年名列“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竞争力”第一。

样本的获得方式为：在慧科新闻数据库中以“医患”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了无关的新闻（如广告、医疗剧宣传等）后共得到505则报道，其中《人民日报》样本数198则，《南方都市报》307则。我们

以“则”为分析单位，凡报道之新闻内容有消息来源提供，并且主题与医患关系相关，均纳入分析样本。

（二）内容分析的类目

1.报道主题

报道主题分为以下7类：（1）医患和谐，指主要报道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中和睦、融洽的关系；（2）医患矛盾/纠纷，指新闻报道主要表现了医生和病患由于医疗问题产生的矛盾，包括小的分歧或大的纠纷；（3）医护人员权益，指新闻报道主要探讨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或不被侵犯的权益；（4）病患及其家属权益，如看病难、看病贵及医疗事故后家属得到的赔偿等；（5）医疗改革，主要指医疗改革政策与相关措施；（6）问题分析/解决对策，指讨论如何处理医疗纠纷、化解医患冲突、保护医患双方权益等问题；（7）其他，指不能归入上述六类的新闻报道。

2.报道中的医患分歧

本研究中的医患分歧指新闻报道中的医患双方是否就某一问题存在争议，可能是由于医院服务不周产生的问题、可能是过度医疗导致医药费偏高问题等。

3.报道中的医患纠纷

本研究中医患纠纷指新闻报道中医患双方是否就某一医疗事故可能造成患者伤残甚至死亡的重大问题存在冲突，以及暴力伤医事件。

4.报道中医患矛盾纠纷的归责

本类目主要考察针对某一医患事件媒体是否有明显的归责指向，主要分为：（1）医护人员；（2）病患及其家属；（3）医疗体制；（4）媒体；（5）其他；（6）无明显归责。

三、“责任”与“冲突”：医患关系议题的报道框架

王秀丽等学者将瑟曼特克等人归纳的通用型新闻框架类型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责任框架是指将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归咎于政府、个人或团体；冲突框架即是个人、团体或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18]。 本文采用此框架类型。

（一）报道主题的框架

本研究对报道主题的统计分析表明：《人民日报》侧重于“问题分析/解决对策”的报道占53.0%，“医患和谐”和“医患矛盾/纠纷”报道分别占22.2%和12.6%，“医护人员权益”、“病患及其家属权益”、“医疗改革”为主题的新闻叠加共12%。其中属于“问题分析/解决对策”的新闻报道多为将问题与解决方案归咎于某一方。因此，根据通用型新闻框架不难看出，《人民日报》倾向于使用责任框架。《南方都市报》“医患矛盾/纠纷”的报道占51.8%，其次是“问题分析/解决对策”类新闻占34.5%，其后四种主题的报道叠加共13.7%。“医患矛盾/纠纷”的报道均为报道医患双方利益冲突，小到分歧，大到医疗纠纷冲突均包含在内。因而可以确定《南方都市报》使用了冲突框架。对两份报纸报道主题的皮尔森卡方分析结果也呈现出显著差异（X2=97.168，P<0.001）。

（二）医患分歧和纠纷

为进一步分析两家媒体在新闻报道框架上的不同，笔者对医患双方是否存在分歧、纠纷进行了卡方分析，结果表明：两家媒体在这兩个问题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在“是否存在分歧”中，X2=55.962，P<0.001；在“是否存在纠纷”中，X2=42.089，P<0.001。通过表2和表3可以发现，《人民日报》报道中不存在分歧的比例为55.1%，不存在纠纷的比例为67.7%。而《南方都市报》存在分歧的比例为77.5%，存在纠纷的有61.9%。

从报道的百分比可见，《人民日报》报道中尽管有分歧和纠纷，但更倾向于塑造相对和谐的医患关系认知。对其矛盾纠纷的原因和责任，从下文的文本分析中清晰可见。《人民日报》在《大夫，请多点人文关怀》（2010-08-26）中明确指出：“人文关怀的缺失导致医患双方互不信任，加剧了医患矛盾。”《医者行为规范要靠深化体制改革保证》（2012-07-24）提到：“在医患矛盾日益恶化的今天，医疗行业太需要一个系统、全面的行为规范了”，此处指出医患问题的根源在于医疗体制不完善。正如上述报道所呈现的，《人民日报》的新闻多数是在分析造成问题的是哪一方，或解决问题是谁的责任，这些都属于责任框架下的报道。

《南方都市报》作为最早市场化的媒体，更多地在冲突框架下建构医患关系，其大多数报道都凸显出医患间的分歧或纠纷。该报的新闻标题更倾向于指向医患之间的激烈冲突。还有一些报道更是通过引述等方式，凸显医患之间的对立，报道通过引述律师所言来暗示医生和病患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

四、“制度缺陷”与“医患同责”：医患关系冲突的责任归因

医患关系的多数新闻仅为陈述事件的基本事实，应该没有明显倾向。但通过对比分析我们

发现：两家媒体的主要归责对象有显著差异，皮尔森卡方检验结果为X2=21.550，P<0.05。具体而言，两报除无明显归责比例较高外，《人民日报》更多地将医患矛盾的责任归咎于医疗政策或相关法律法规（29.9%），其次是医护人员（23.4%）和病患及其家属（14.3%），归责于媒体（4.1%）和其他（1.2%）比例最低；而《南方都市报》归责比例最高的是病患及其家属（22.2%）与医护人员（22%），将医患矛盾的责任归咎于医疗政策或相关法律法规（16.2%），同样归责于媒体（2.6%）和其他（1.4%）的最少，总体来看《南方都市报》认为医患双方都有责任。（见表4）

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两家媒体的归责倾向的差异。《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医者行为规范要靠深化体制改革保证》（2012-07-24）明确指出：医护人员责任感弱甚至存在医德医风滑坡只不过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源于医院越来越偏离公益性质、患者对医院期望偏高、医疗领域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等。医患不和谐的根源主要在于医疗政策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最终导致医生和患者的权益都得不到保护，进而引起矛盾冲突，甚至出现杀医行凶这类震惊社会的事件。《人民日报》将医患关系不和谐甚至冲突的根源明确地归责于医疗改革和法律不健全。

与之不同的是，《南方都市报》则更多地归责于病患及其家属和医护人员，从新闻标题略见一斑。归责于病患及其家属的诸如：《上海医患纠纷，六医生遇刺重伤，四名刺人凶手被拘留》（2011-02-02）、《患者提刀砍医护 院方公布事发录像》（2012-09-05）、《江苏一患者刺死医生，逃跑途中遇交警投案，对包皮手术效果和治疗费用不满，已被刑拘》（2014-04-10）《广西“医患纠纷”：患者报复行凶 医生被泼汽油》（2015-06-18）；归责于医护人员的诸如：《小手术致死，主刀医生已停职》（2010-05-19）、《新生儿被拐卖，院方责任不容忽视》（2013-08-04）。通过文章的标题和使用的话语，读者能清晰判断在某一事件中医患双方冲突的起因以及是非与责任。

五、“战争”：医患冲突的隐喻

莱考夫等认为，在概念的认知层面上，以隐喻为基础的概念系统帮助我们界定现实。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隐喻的话语功能是通过其蕴涵的信息来凸显我们经验的某些方面并使之连贯，并且可以成为未来行动的指南。因为重要的不是隐喻的真假，而在于伴随隐喻而来的认知和推理，以及隐喻所批准的行为（正当化）：即作出推论，设定目标，作出承诺，实施计划[19]。说到底，就是影响对这一事物的认知和行为。

医患之间原本应该是治疗与接受治疗这样简单的关系，然而在媒体的报道中医患双方俨然已成为对抗阵营，虽然不乏医患和谐的报道，但两家媒体也常用“战争”来隐喻医患冲突。

首先，新闻报道对医患双方的僵持以“战争”隐喻进行动态描述，如报道中以“为什么医患要‘战’呢？谁是谁的敌人呢？”[20]、“‘医患关系已到剑拔弩张的地步’、‘长期剑拔弩张’”[21]以及“医院成为‘战场’，在中国，医生成了高危职业！”[22]等语句来隐喻医患冲突的高度紧张程度。“一千起医患冲突，有一千个导火索。”[23] 媒体将这样的战争极度紧张状态描述为“一点就着”的状况。

其次，新闻报道中构建了医患冲突的战争用计隐喻。在媒体看来，医患是战争，除了明战，还有“暗战”；除了文战，还有武战。“省妇幼医患‘暗战’，信任危机升级，病患家属‘句句录音’，而医生‘步步签字’，以备冲突爆发后对己方有利”[24]。 甚至有可能为下一次恶性冲突提供诱因。此外，“策划公司参与医疗纠纷，用‘软暴力’逼迫医院花钱平事”[25]。不管是文闹还是武闹，始终是医闹，这种步步紧逼的趋势导致了院方从防备为上到以“武力”防御病患一方的暴力，将这“暗战”多日的“闷战”公开化。在媒体构建的医患关系中，医患冲突导致了“医而忧则武”[26]。用这样的隐喻描述，带来的只能是医患双方更加隔阂、对立，敌意加深。

再次，媒体在报道中呈现出医患战争的“双输”结局。医患冲突走到最后会遭遇医生害怕患者，患者也害怕医生，双方互相戒备、互相防范，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7]的境况。报道也常常在标题中直接定性《医患纠纷这场“战争”没赢家》（《南方都市报（全国版）》，2014-12-30）、《法治不彰，医生患者都是最终的输家》（《南方都市报（全国版）》，2012-05-03），这是“医患悲剧链下的双输博弈”[28]；“从效果考察，无论是刀刃相见的‘明战’，还是现在步步录音的‘暗战’，都将加剧双方的情绪性对立，相互提防的结果显然只能是双输而已。”[29]

以“战争”隐喻医患冲突，离不开敌人、进攻、防守、用计、暗战、休战等相关词语，将其视为敌对双方的明争暗斗，不可调解。尽管媒体初衷是试图通过“战争”隐喻强调医患关系恶化的严峻性，并展开对医改制度的省思。然而，“战争”隐喻的采用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一是将医患冲突喻以“战争”，读者会据此定性医患为敌对双方，或多或少会影响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尤其是对于患者更容易形成认同，毋庸置疑会加重医患矛盾而不利于缓解更不要说消除其紧张关系。二是极有可能产生敌意媒体效果，即对某个议题持相反意见的双方都会认为媒体报道对自己一方是带有敌意的，从而产生带有偏见的心理和认知[30] 。医患双方都容易认为媒体偏袒对方，报道不利于己。如前所统计的患者家属的施害行为报道，以及对医疗事故的责任归因，都不可避免地会使医患双方产生媒体袒护对方的印象，从而产生对媒体的不信任。在一次对医护人员的调查中，当医护人员被问及“媒体热衷于报道医疗负面事件的主要动因是什么”时，86%的受访者选择“能提高收视率”，而赞同“医疗事件性命攸关，值得关注”的只有7%。对医疗事件报道，半数医生认为常有不实之词是“蓄意为之、哗众取宠”，另有37%认为是因“缺乏专业把关”[31]。甚至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媒體不够准确的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2] 。

六、结论与讨论

笔者试图解析不同媒体如何利用文字“符号”来建构“医患冲突”，并呈现其“媒介真实”图像，发现样本媒体对“医患冲突”建构的话语功能。

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作用早已成为共识，这就意味着新闻媒体对于医患关系报道对民众的认知和态度有非常密切的影响。不同媒体使用不同的报道策略赋予、建构新闻事件意义的各种版本往往会带给民众迥异的认知。从本研究的分析可知，报纸中对医患关系议题的呈现方式与该媒体的新闻框架息息相关。《人民日报》倾向于发挥其舆论引导的喉舌功能，因而通过责任框架督促政府积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民众“病有所医”，同时也倡导医患两个群体增进互信，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南方都市报》作为市场化媒体先锋，以冲突框架凸显医患双方的紧张关系，也可以视为当下医疗改革制度后不同群体利益相争的再现。

在医患矛盾和纠纷的责任归因方面，《人民日报》大多归责于医疗改革政策或相关法律法规的缺陷，由于相应的制度存在缺陷，因此医患之间冲突不断、矛盾频频，因此，当相应的政策得到落实，法律法规得到健全完善，医患之间的对立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而《南方都市报》则将医患冲突的问题多归责于病患及其家属和医护人员，在不同的事件中，该报对两个群体的归责倾向往往非常明晰。另外，近几年来，《南方都市报》对医患纠纷的责任归于医生一方的报道数量在减少，而归责于病患一方的报道数量在增加。新闻媒体对医患纠纷的责任归因、道德判断以及处理的建构，或多或少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医患关系矛盾冲突产生和责任的倾向性认知，医患冲突透过媒体呈现出经过选择引用的医方与患方的认知落差。

当新闻用一种隐喻“讲故事”并建构一个想要达成的结构和内容时，其被报道的事件和对象就易产生刻板印象。新闻媒体运用“战争”隐喻医患冲突，将医生和病患视为战争中的敌对阵营，这种隐喻会造成“媒介环境的环境化”，受众长期暴露在这种媒介环境中，其认知会被媒介左右，即医生群体极易夸大病患群体的残暴无理，而病患群体则视医生为不负责任、见利忘义之人。基于这样的认知，两个群体在现实接触时很可能会不自觉地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一个细节都会引发两者冲突。当将医患关系隐喻为“战争”时，战争概念中的其他方面如和谈、妥协等则被遮蔽，而凸显其武力对抗、消灭对方等战斗性意义，这种呈现方式不仅无助于医患双方的有效沟通，反易激化社会矛盾。可见，隐喻作为一个框定机制，发挥着媒介话语策略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媒体话语中的隐喻来发现媒体如何影响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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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onstruction of DoctorPatient Conflict：

As a typical social problem，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has always been drawing the attention of media.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edia construction， this analysis scrutinizes 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diverse orientation of People’s Daily and Nanfang Metropolis Daily. It is found that People’s Daily mainly uses responsibility framework and attribut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o the defect of healthcare reform system while Nanfang Metropolis Daily uses conflict framework and attributes the conflict to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and medical workers. Both media use “war” to symbolize the doctorpatient conflict， such kind of media discourse easily contributes the rise of hostile media effect from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本文责任编辑：李晓锋

作者：贺建平　吕霞飞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论文 篇3：

现代医学模式的人性底蕴

[摘 要]文章从人性视角出发，揭示了现代医学模式与人性蕴涵的契合关系：生物医学与人性自然性蕴涵的契合、社会医学与人性的社会性蕴涵的契合、精神医学与人性的精神性蕴涵的契合。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现代医学模式对医学发展的价值。

[关键词]现代医学模式；Ab性底蕴；契合

现代医学模式已得到现代人广泛的认同。从表层原因看，源于人的健康与生活方式、高科技发展、社会失范、心态失衡及精神抑郁的密切度日益增强；从深层原因看，是现代医学模式具有坚实的人性底蕴。因为现代医学模式如实反映了人的复杂属性，内蕴着医学全面关爱病人的理论基础，更好地维护了人类的健康。

一、人性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体

人性是凝结于人身上的特定的人类发展内涵，是人所具有的各种特性的结合体，是人的本质在人的各种活动中的外在表现，是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三位一体的综合存在物，既成为人自身发展状态的内在表现，又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表征。(1)自然性。从根源上说，人是自然高度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有机组成部分，人身上存在的一切特性，都有着自然的依据，受自然规律的决定和支配。“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社会性。人同时又是社会性动物。因此，社会本身即是人的存在形式，“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任何人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并实现自己的价值，任何个人都必须通过与他人的协作才能取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才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离开了与他人的协作和交往，个人就无从确立自我和实现自我。(3)精神性。马克思指出，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是自然性存在，又有着对超越自然性的追求，表现为对自由、充实、价值、意义、自身完善等安身立命的追求，并以此彰显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

人性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其内部的三种属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贯通的，并以此构成结构完整的统一体，体现人的高等性。首先，就自然性和社会性来说，两者互为前提，没有自然存在的社会存在不可能存在；没有社会存在的自然存在也不是人的存在；社会存在是人的自然存在实现的重要条件和途径。其次，从自然性和精神性这个层面来说，人必须借助肉体(自然性)而生存，但人的自然性并非为了肉体而生存。肉体存在构成精神存在的基础，又构成精神超越的对象。同时，也正由于人的肉体的存在，精神超越才成为必要。由于人是自然性存在又有着对自然性的超越追求这一根源性矛盾，人体内在的天赋的生命力才被激发和唤醒，从潜在的沉睡状态转化成为现实的力量，并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不断得到补充和丰富，从而形成了人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人的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之间不是一种“平分秋色”的折中关系。相对而言，精神存在具有终极至上意义，因为只有精神层面才能标识出入的特质，给出入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理由。只有人才能做出超越生命本能和生命极限约束的选择和决定，这一事实证明了人的精神存在对自然存在及其生物学规律的优先地位和超越关系。马里坦提出：“在人身上，只有在精神和自由的生活占了感官和情感的生活的优势的时候，才真正算是一个人。”最后，就社会性和精神性而言，两者都以自然性为基础，但社会存在在更大程度上是实现自然存在的过程，而精神存在是不断超越自然存在的过程。同时，人的精神性当且仅当通过人的社会性存在而存在和发展，只有在社会劳动实践过程中，在与人的交往和对话中，人的精神才有内涵、方向、意义和实现的可能。

二、现代医学模式与人性蕴涵的契合关系

现代医学模式，人们一般表述为生物、心理和社会医学模式。由于现代医学模式体现了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内在统一，因此，本文将现代医学模式称为生物、社会和精神医学模式，这与前一种表述实质是一致的。现在医学模式与人性蕴涵的契合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医学与人性自然性蕴涵的契合。人性的自然性蕴涵着人是有生命的肉体组织的存在，人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就是构成人身的物质结构。这是一个由运动器官系统、消化器官系统、排泄器官系统、内分泌组织系统、循环器官系统、感觉器官系统和神经组织系统组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系统。其中各个器官系统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协调有序地发挥功能，既同外部自然界保持着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变换，参与自然界的生活，又在自身的内部自然保持有序地进行新陈代谢的内稳状态，从而形成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使人体成为不断再生产自己的生命有机体。人的有生命的肉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也绝对依赖于自身以外的自然界，并服从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生命运动的一般规律。所以，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

生物医学就是研究人的生命的肉体组织，并探寻人的肉体组织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生物医学在认识人体形态、结构、生理、病理状况的基础上，全面把握人体各器官的内在联系，探讨疾病产生的生物和理化致病因素，了解生命过程的物理、化学的变化根据，寻找诊断治疗疾病的良方。生物医学实质上与人性的自然性是契合的。生物医学所面对的人是具有生物特性的人，其所研究的主要是人体内一系列生物学的机理变化以及自然界状况对人体的影响。由于人性的自然性是人存在的物质前提，因此，研究人的生物特性是医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社会医学与人性的社会性蕴涵的契合。人性的社会性蕴涵着人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物质关系主要包括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以及血缘关系；精神关系包括人们在物质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家庭与婚姻关系以及宗教道德关系，还有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他社會关系。现实的人的本质就是这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汇集点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决定其是处在社会中心、中间地带还是边缘地带，决定其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水平、价值取向、思想观点等，从而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别开来。

社会医学就是从社会层面来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现象的本质，以达到维护人类健康之目的。人作为社会人，其身心健康受多种社会因素影响，其影响的因素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文化的，还有婚姻家庭的。经济因素主要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人们的健康程度，处于不同生产关系中的人们，心态是不相同的。政治法律因素，主要是国家政权机关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法令、法律，其通过作用于卫生事业来影响人们的健康。文化因素主要是指其所受教育程度及思想道德状况，文化水平高，卫生习惯好，预

防疾病的能力强，健康水平就高；稳定的、进步的道德状况、崇高的精神追求有利于人们的健康。美满的婚姻家庭关系，使人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失调的婚姻家庭关系，则导致心情抑郁、疾病缠身。

现代医学模式倡导医学研究社会与健康的关系。由于人是具体的人，其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现实社会背景之上的，因此，社会医学应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探索当前社会关系的变迁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影响。目前，社会医学热衷于研究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价值多元化与现代人身心健康的关系，彰显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医疗实践中，现代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全面了解病人的社会背景，即了解他们家庭情况、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在做出医疗决策之前，医生必须了解病人与家人的关系和家族病史；询问病人最近的社会地位变迁，知晓其喜悲与疾病产生的因果联系；通过病人的经济状况弄清病人的职业、居住环境及对患病的态度；观察其心理活动判断病人意志是否坚强；透过病人政治态度、价值理念，洞察病人的梦想和忧虑。全面了解病人的社会背景，医生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拿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满足病人身心健康的需要。

3．精神医学与人性的精神性蕴涵的契合。人性的精神性蕴涵着丰富的内容：首先，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不仅能够认识外界对象、现象，而且能够反观和认识自己的身心状态，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和心理活动作为意识的对象，可以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等，从而控制着自己的力量，调节着个体和周围现实的关系，即人成为自己的主体，因此人才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才能不断地追求和塑造理想的世界。其次，人有情感和意志。情感是人对客体是否符合自己需要的某种心理反应、内部体验，是人的行为不可缺少的因素。意志主要反映人的意识对于人的活动及其对象的目的性和调控性。正是人的情感和意志，调动人认识世界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体现人的精神力量。最后，人是“自由的存在物”，通过认识外界事物和自身进入自由状态，能够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正是这种创造性活动把自身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并赋予主体意义，因此，创造是人的活动区别于其他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和内在根据。人的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的本质力量都是在创造活动中产生并展现的，也即是人通过完成创造超越自然界对自己的限制，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人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和历史的“造物主”，人类的进化因此不再表现为生物的进化，而主要是人的智能和思维的进化、精神和文化的进化。人以自己的创造性从自然界中获得了自由，使自己的生活成为生动、有意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使现实的人超越人的现实，建构起一个本质上面向未来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理想世界。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精神性蕴涵人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能力，在创造性活动中成为个性自由的人。

精神医学与人性的精神性蕴涵是一致的。首先，现代医学承认病人知情同意权，是医学对人的意识性的肯定。人能自觉认识外在事物，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计划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外在事物。因此，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病人能通过医生的帮助，了解自己的病情，选择符合自己实际状况的治疗方案。现代医学给病人提供了展示自主性的机会，对恢复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现代医学强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注重医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对病人情感需要的尊重。医生耐心地倾听病人的诉说，一方面让病人体验医生对他的关注和关爱，产生积极的情感反应，更主动配合医生治疗；另一方面医生能更充分了解信息，更能理解病人的两难境地，更易于理解他们的痛苦、希望，甚至他们的沉默。最后，现代医学注重精神疾患的研究，是对人追求精神价值的肯定。人之所以为万物的灵长，在于人有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追求，即对理想的追求。理想是指向未来的，是一种完美的无限的境界。人总是向往着完美，而生活于现实的人都是具体的人，都是有局限的人。现实中的我与理想中的我是有差距的。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人便会产生精神痛苦。由于精神的无形性，精神疾患对人的健康影响是巨大的。因此，现代医学注重研究精神疾患的病因，借助于人文学科分析病人价值追求与现实的矛盾，缓解精神痛苦。

三、现代医学模式在医学发展中的价值

现代医学模式是生物、社会和精神医学模式，反映了人性的多样性统一，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现代医学模式对医学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1．倡导全人医学，全面实现医学的目的。人性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体，这是现代医学模式的人性底蕴。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体现了人的全面性：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和精神人。因此，人的健康既受制于生物因素，又受制于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首先，现代医学模式倡导医学探寻疾病产生的生物原因，帮助患者摆脱躯体疾患的病痛，这是患者生命整体健康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对疾患有效的控制和处理，患者生命的整体健康是没有根基的，是苍白无力的。但是，仅仅将医学停留于此，则会把患者的躯体从患者生命的整体中剥离出来，医生眼睛里只有病原体、症状、病灶……活生生的、整体的病人渐渐地从医生的视野中淡出，更多关注疾病的治疗及实验报告上的客观数据，忽视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命的价值体现。其次，现代医学模式强调社会因素对人的健康的制约性，注重研究社会与人的心理健康、心理疾患与躯体疾患的关系。人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等的变迁对其心理状态有很大的影响，而人的躯体和心理是一个统一体，人的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人的躯体健康。现代人的心态除受制于自然环境外，更多来自社会的压力，医学关注社会致病因素是现时代的要求。最后，现代医学模式推崇精神医学。人作为社会人，在追求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产生了人对精神需要的追求。当精神需要难以满足时，人的躯体、心理健康都受到威胁，人的整体生命健康无法实现。现代医学关注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追求，研究精神需要与身心健康的關系，使人的生命健康得到真正的关爱。现代医学模式承认人是自然人、社会人和精神人的统一体，具有引导医学朝着全人方向发展的价值，使医学成为全人医学，全面地实现医学维护人类健康的目的。

2．推动医学科学与多学科的融合，体现医学发展的整体性趋势。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自然科学向着整体化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与此相联系，医学科学也日益出现整体化的发展趋势。现代医学模式以人性为其底蕴，要求医学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使医学能从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角度出发研究医学现象，从而有利于全面地把握生理、病理和药理的本质，完整地揭示生命现象，从统一整体上解决医学疑难问题，进一步提高人类医疗和健康水平。自然科学有助于了解人的生理状况，研制更多的新技术运用于临床治疗，维护人的健康；社会科学有助于了解人

的社会关系，从人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的变迁、家庭婚姻的和谐度等方面了解人患病的原因，解决人的道德、社会等问题；人文科学有助于了解人的生命的本质，理解人的感情、梦幻、意识、痛苦和精神死亡等问题。现代医学科学与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产生了诸多边缘学科，就是医学整体化趋势的反映。

3．树立新的价值理念，实现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刘虹在其所著的《论医学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一文中指出：“医学科学精神强调尊重临床客观事实、尊重医学规律、依循实证方法、遵循规范的程序；强调临床发现的客观性、精确性和效用性；强调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作用。”医学科学精神以求真求实和推崇理性为特征，并不关心人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医学人文精神强调尊重患者情感世界、尊重患者意愿、依循整体观念、遵照仁术的信条；强调临床客体的感受性，追问依循的价值性，追求医学的人性化，重视情感因素的倾入。医学人文精神以求善求美和关注情感体验为特征，生命的价值被置于一个重要的地位。现代医学模式承认人性的多样性，为医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提供了现实依据。医学科学精神的求真求实，是对人的形而下的把握；医学人文精神的求善求美是对人的形而上的体验。人作为自然人、社会人和精神人的统一体，本身就是有形和无形的有机的结合体。现代医学模式认为医学自然性、医学社会性和医学精神性三者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就是告诉我们，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的人文精神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现代医学的完整结构；只有实现两种精神的理想整合，才能促进现代医学的健康发展。医学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医学人文精神交织着医学科学精神的维度，医学科学精神蕴涵着医学人文精神的精髓，二者形成张力，弥合分歧，互补共进，在观念层次上相互启发，方法层次上相互借用，学科层次上共同整合，精神层次上互相交融。

4．强化预防意识，促进预防医学科学的发展。现代医学模式植根于人性，不但揭示了人类疾病产生的生物原因，更看到疾病产生的社会精神原因。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诸多的疾病皆源于激烈的竞争、严重的污染、不良的环境、不良的生活方式，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艾滋病等。对于此类疾病，医生无法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手段从人体中将它们驱除出去，治疗只是尽力延长病人的生命，而不能彻底治愈，因为医生无法改变其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现代医学模式要求医生要科学地指导病人，改善人群生活方式，调整饮食结构，改变不良行为，纠正不良心态，加强健康教育，强化预防意识，把生物预防或医学预防扩大到社会预防和心理预防，从单纯的治疗型向预防保健型转化，促进预防医学的发展。

簡言之，现代医学模式具有人性底蕴：生物医学与人性自然性蕴涵的契合、社会医学与人性的社会性蕴涵的契合、精神医学与人性的精神性蕴涵的契合。因此，它倡导从生物、社会和精神三个视角了解人，使全人医学得以形成，从而将医学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融为一体，实现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推动预防医学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人类健康。

作者：秦桂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