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精选7篇）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篇1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税收事业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就为我们的税收管理指明了方向。破解税收管理难题，以“创新”促管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真正实现“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宗旨，是当前基层税务机关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和看法。

一、税收管理创新的内涵

“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

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按照他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在管理学中,创新是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它是指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鉴此观点，我们认为，税收管理创新则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税收管理主体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的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调整和变革的过程。它涵盖税收征管、涉税服务、税务稽查、信息化建设以及内部管理等各个环节，同时包括税收管理理念创新、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和税收管理手段创新。它应具以下四个构成要素：

（一）税收管理创新目标。税收管理创新的目标与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以解决税收工作难题为起点，以管理创新提升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税收执法、行政效能的水平。具体目标体现：一是税收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税收执法机制；二是税收征管质量进一步提高，确保“应收尽收”的忠实；三是征纳税成本进一步降低，税收征管效率提升；四是纳税服务进一步优化,纳税人对税收征管的满意度和对税法的遵从度明显提升。五是内部行政管理进一步强化，行政管理和机关效能建设上新台阶。

（二）税收管理创新主体。税收管理创新主体是创新的具体组织者、承担者和实施者，主要包括税务干部与税务机关。税务干部作为创新个体，是创新的具体参与者与直接体验者，主要承担创新的开发、实施、检验、反馈、调整等职责。税务机关作为创新组织，是创新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主要发挥创新的发起、计划、评价、激励、推广等作用。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共同推进管理创新的顺利开展。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税收管理创新的客体即税收管理，它是创新行为指向的具体对象，是税务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以保证税收作用得以发挥的管理活动。具体包括了税源管理、税种管理、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税收信息化建设、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内部行政管理等活动。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内容。税收管理创新是对税收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手段等方面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管理手段的创新等。其中，理念创新是指导，制度创新是保障，手段创新是条件。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制度创新与手段创新必须得到创新理念的引领，才不会走弯路，而理念与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创新手段的运用，才能实现与税收实践的契合，但同时理念与手段的创新必须得到制度创新的配合和支持,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税收管理创新的意义

（一）税收管理创新是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迫切需要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税收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确保完成税收中心工作的压力日益加大。从外部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依法行政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税收工作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税收征管形势越来越复杂。从内部环境看，税源管理基础依然薄弱，税收执法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纳服务内容、手段、方式还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政风行风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尚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创新体制机制和具体措施办法入手，推进税收管理创新，提高税收管理应对新形势，把握新特点，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确保税收中心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税收管理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两年来，我们深刻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实体经济冲击的现实。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长期积累的产业层次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价值不高等矛盾逐步的显现，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认识和启示。在危机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努力提高税收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摆在国税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新的形势，只有坚持改革创新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借鉴先进税收管理经验，以改革的精神探索运用税收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以创新的思路建立“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税收管理的精益求精和与时俱进。

（三）税收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是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顺应管理变革与创新的潮流。税收管理创新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契机和原则，在岗位设置、审批方式、服务理念、行政执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变革。例如，税务行政审批权改革、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是对法治政府在管理创新活动中的运用；同城通办、一窗通办、“免填单”制度、自动排号系统应用、网上办税服务厅等创新活动的实施是服务政府理念指导下的产物；节能降耗管理，无纸化、信息化等活动则是建立效能政府的创新典型；税收管理员网上述职述廉，“两权”监督、一案双查等制度是对建立责任政府理念的回应。

三、税收管理创新的原则

税收管理创新不同于企业创新、技术创新，科学评价和把握税收管理创新，在开展税收管理创新应该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一）突出实践性

创新本身不是目的，它必须来自于实践，也用之于实践。税收管理创新活动的发起、实施及效果评估都必须与各项税收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以解决工作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提升税收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已任。它既是对税收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归纳，也是对实践经验的运用与演绎。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坚决反对创新的“文字化”“绝对化”倾向。切忌“只要新的就是好的”、“做的好不如说的好”的观点，人为割裂管理创新与工作实践的联系；切忌不顾创新对现实条件的适应性和实效性而盲目地追新求异。大量的创新工作异化为概念的炒作，必将导致创新的“形式化”和低效率。

（二）坚持持续性

管理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推进管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切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要把管理创新作为一项长期、持续的重要工作来抓，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持续创新、持续发展之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居安思危，居危思进。坚持创新的持续性就必须反对创新的“功利化”和“短期化”。在评价机制的过度激励下，管理创新目标易被扭曲，管理创新很容易带上功利的色彩。为了追求创新短期效果、树立创新典型，忽视创新的长期规划，脱离工作实际，依靠行政权力的强力推动，虽经包装后形象突出,光鲜照人，但却经不起实践与推敲，会很快被废弃，管理创新则变成“劳民伤财”。

（三）倡导主动性

创新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主动的调整。税收管理创新不应成为工作危机下的被迫反应和上级命令下的被动应付，而是在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下，主动地学习、主动地借鉴、主动地创造。创新的主动性包括自发创新与自觉创新。自发创新是税务机关在内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后,主动实施一系列自发性的调整。自觉创新指税务机关根据税收管理的客观要求和规律,有计划地组织税收管理创新活动，主动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创新的主动性就必须克服追求稳定和规避风险的倾向。作为管理创新主体，税务机关出于降低风险和减少创新成本的考虑，不是积极主动推进管理创新，而往往会选择“搭便车”、“坐、等、看”，使得税收管理创新成为被动应付上级考核的临时性、间断性、次要性的工作任务。

（四）强化规范性

创新不是胡乱作为，而是一种规范化的运作。税收管理创新必须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实施，受一定规范约束，成果也必须以规范性形式固定下来。首先，税收管理创新活动必须以税收管理规范为前提,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税收一般原则和规律的框架之内进行。无论是体制、机制变革，还是制度、手段完善，都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必须合理控制创新活动风险；其次，创新活动应形成一套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运行机制，规范创新程序步骤，明确创新主体的权、责、利，确保创新活动的发起、开发、组织、实施、反馈、评价、激励等环节的落实有力、推进有序;最后，创新的成果必须以规范性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制度性的规定，以巩固创新成果。这样既又有利于成果的推广宣传，又可成为下一次创新的起点。

四、税收管理创新的途径

管理需要创新，创新同样也需要管理。提升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创新能力，必须加强和改善对创新活动的管理。

（一）建立奖偿制度，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动力支持

上级认同和支持是税收管理创新的主要合法性来源。管理创新活动在资源分配、人事任免、绩效评价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约于这一认同和支持。因此，必须完善制度建设，增强激励，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动力支持。首先应建立创新风险控制制度。通过制度的运行，合理控制创新风险，营造一个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免除创新的后顾之忧；其次应建立创新成本补偿（资源分配）制度。目前基层机关的人力、物力与事业发展之间矛盾比较突出，而管理创新需耗费人力与物力。因此，需要对管理创新活动给予适当的补偿；最后应建立创新激励制度。建立客观公正的创新评价体系，让确有成效、具有可持续的税收管理创新经验得到肯定,成为创新奖励的依据。完善创新人才评价、配置和激励机制, 使创新型人才的创新得到鼓励、创新才能得以发挥、创新目的得以实现。

（二）拓展创新视野，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实现税收管理创新持续发展,仅仅依靠税务系统的内部力量是远不够的。税务机关应构建合作开放的税收管理创新模式，扩大创新活动的参与度，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知识和有效的信息,以提升管理创新能力。具体讲,一是要广泛吸收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创新。通过受理纳税咨询、企业走访等多种途径，充分了解纳税人涉税需求和困难，及时发现我们税收工作存在的不足，使税务机关的管理创新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二是要加强与政府各部门配合。主动寻求政府其他部门对税收管理创新的支持和建议,特别是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其他政府部门管理创新的好的做法。三是要加强与社会中介机构的合作。通过专家咨询培训、企业服务等形式, 充分利用外部人才和技术,借用社会力量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新技术和新方法。

三）建立学习型组织，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人力支持

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性”行为，税收管理创新需要税务干部拥有丰富税收知识、具有较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目的就在于提升税务干部创新素质，挖掘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是税收管理创新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一方面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增强干部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和团队学习。注重将学习行为有效地转化为创造性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性的工作,使税务干部对税收管理及可能影响税收管理的任何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及时获知相关知识和信息, 并自觉运用于税收管理及其创新工作。另一方面,加强创新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管理创新氛围，激发创新工作热情，变创新“独唱”为“合唱”，促进税收管理创新活动主动、全面、持续的开展。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为税收管理创新提供技术支持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篇2

从现有文献和财政补贴政策来看,对“营改增”税收效应分析的最大误区就是仅仅从单个企业应纳流转税额的变动来评估“营改增”的税收效应。我国在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是大势所趋,本文首先阐述“营改增”税收效应分析原则、分析方法,进而在对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的税收效应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二、“营改增”税收效应分析原则

(一)税收效应分析的负税人原则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增值税还是营业税都属于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间接税,其税负是可以转嫁的。处于生产流通环节的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而是在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时将税收转嫁给了下游企业,后者再继续转嫁,由最终消费者承担税负,即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是负税人。因此,只有从负税人的角度来分析才能真正了解“营改增”的税收效应。从宏观税收收入的角度来看,负税人税负增加对应于国家税收收入增加,反之亦然。从微观产业链之间税收负担分配的角度来看,负税人税负的增加或减少并不一定会产生相同金额的消费价格增加或减少,消费价格的调节速度取决于市场供求和行业竞争状况。但是,无论身处何种市场环境,企业清楚地理解“营改增”的税收效应是制定正确市场竞争策略的基础。然而,应该从哪些方面分析“营改增”对负税人的税收效应呢?

(二)税收效应分析的相关性原则

在假设流转税可以转嫁的前提下,一方面,分析“营改增”的税收效应不能仅局限于产业链上的某一个环节,应该从全产业链的视角来分析;另一方面,全产业链中参与企业众多,在分析模型中不可能把所有企业都包括进来。因此,就“营改增”这一事件的影响来说,还应区分相关方(企业应交流转税受“营改增”影响)和不相关方(企业应交流转税不受“营改增”影响)。分析房地产业“营改增”的相关方,应首先了解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的背景情况,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不动产的生产投入中既有增值税应税项目,如水泥、钢材等,也有增值税非应税项目。“营改增”之前,不动产及其附属物为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生产投入中增值税应税项目所包含的增值税税额到不动产环节就自动固化为建造成本。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最直接的结果是使不动产由增值税非应税项目变为增值税应税项目,实质的效果是打通了房地产全产业链的增值税抵扣链条。

假设,房地产业“营改增”包括不动产销售和提供建筑劳务,实施“营改增”后不动产销售的增值税税率为11%,提供建筑劳务的增值税税率为6%。应纳流转税受到“营改增”影响的企业,即“营改增”的相关方,包括上游提供建筑劳务的建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下游将不动产用于生产经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钢材、水泥等增值税应税物品的一般纳税人,“营改增”严格来说对他们就没有税负方面的财务影响。但是,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建筑企业的应交流转税就会受到“营改增”的影响,因此他们是相关方。对不动产的使用者来说,如果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对他们的应交流转税就会产生影响,应纳入分析模型的相关方。而对于购买住宅的普通居民,虽然他们是流转税的实际负税人,但是从应交流转税的角度来看,他们就不是“营改增”的相关方。

把房地产的使用者纳入分析模型也意味着,应分别分析使用者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两种情况下“营改增”的税收效应。

(三)税收效应分析的竞争性原则

“营改增”对产业链税负水平的影响结果(税负水平的增加和下降)传导至负税人,负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或下降的速度和程度取决于行业竞争状况和供求双方的地位。就房地产业来说,可以考虑两个极端情况:(1)如果行业竞争状况激烈而消费者又处于强势地位,可以预计“营改增”产生的税负下降的效果会很快体现为房价的显著下降。(2)如果行业竞争程度一般而消费者又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可以肯定“营改增”产生的税负上升的效果会很快体现为房价的显著上涨。因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想要获得合理的投资报酬率,只能通过税负转嫁的方式来保证获得所要求的投资报酬率。这也提醒国家决策部门充分考虑“营改增”可能造成的对住房价格上涨的冲击,提前制定应对政策。

三、基于产业链视角的税收效应分析方法

从产业链的视角来分析,要求从成本费用端和销售收入端两个方面来分析“营改增”的税收效应。在成本费用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成本费用项目按照项目的税收性质进行分类,目的是确定可以从成本费用项目中分离出来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在销售收入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根据项目类型和用户的纳税人身份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的销项税额是否构成下游用户的成本费用。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营改增”税收效应

如果不动产的使用者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且是为了生产经营目的建造或购入不动产,“营改增”后这些企业购买或建造的不动产将由增值税非应税项目变为应税项目,不动产生产投入过程中或购买价格中包含的增值税将允许抵扣。假设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入不动产,“营改增”的税收效应分析如下:

“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增值税应纳税额=房地产企业销项税额(X)-房地产企业进项税额(Y)(1)

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1)式中的销项税额成为其进项税额,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营改增”后增值税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后增值税应纳税额=“营改增”前应纳增值税税额(A)-房地产企业销项税额(X)(2)

(1)式和(2)式相加可以得到“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合计应纳增值税税额=“营改增”前一般纳税人应纳增值税税额(A)-房地产企业进项税额(Y)(3)

“营改增”前,房地产企业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合计应纳税额=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前应纳营业税税额(B)+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前应纳增值税税额(A)(4)

(3)式减(4)式得到:

“营改增”的税收效应=-房地产企业进项税额(Y)-房地产企业“营改增”前应纳营业税税额(B)(5)

(5)式清楚地表明,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房地产业“营改增”有两个方面的减税效应:一是“营改增”前包含在不动产生产成本中的营业税税额会取消;二是“营改增”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房地产时支付的增值税将可以全额抵扣。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来说,房地产业“营改增”具有双重减税效应。

从不动产由增值税非应税项目变为增值税应税项目这个更广的角度来看,(3)式的分析结果不但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办公和商业地产,同样也适用于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不动产投资项目。考虑到我国各类企业每年在不动产方面进行的巨额投资,房地产业“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就如同2009年把动产投资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纳入可抵扣范围,其巨大的减税效应是以前任何一个行业的改革试点都无法相比的。这也提醒我国财政、税务部门认真测算房地产业“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及其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制定恰当的应对方案。

(二)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营改增”税收效应

如果房地产的使用者不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如居民),“营改增”的税收效应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房地产使用者支付的增值税不能抵扣,增值税实质上具有与营业税一样的价内税的性质。在增值税税率确定的前提下,“营改增”的税收效应取决于产业链中受影响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服务企业)在“营改增”后增加的可抵扣进项税额,进而取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成本费用构成状况。

(三)建立分析假设

根据税负转嫁原理,可以假设除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外,其他相关方在“营改增”前后的经济结果保持不变。按照这个思路,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营改增”的税收效应: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营改增”后开发利润的变动额;二是“营改增”相关方“营改增”前后应纳税额的变化总额。具体假设如下:

1. 销售价格假设。

假设“营改增”前后房地产使用者支付的经济成本保持不变。该假设意味着“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价格的影响会因为使用者纳税人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假设“营改增”前房地产的销售价格为10000元/平方米,“营改增”后,保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经济成本不变意味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依然可以维持在10000元/平方米;保持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经济成本不变意味着含税销售价格依然是10000元/平方米,但不含税销售价格只有9009元/平方米,假设房地产业增值税税率为11%,销售价格=10000-10000×[11%/(1+11%)]=9009(元)。

2. 成本费用假设。

假设房地产开发上游企业经济收入保持不变。对“营改增”非相关方来说,“营改增”前后包含增值税的销售总价保持不变,“营改增”后价格中的增值税成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进项税额,意味着开发成本的降低。假设“营改增”前房地产开发企业购买的建筑材料的含税销售价格为10万元,“营改增”后应该依然保持该价格。开发成本就由“营改增”前的10万元变为“营改增”后的8.55万元,差额1.45万元变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进项税额。对于“营改增”的相关方——提供建筑劳务的建筑企业来说,保持经济收入不变意味着“营改增”后的销售价格应该是“营改增”前不含营业税的销售价格加计增值税销项税额。如果“营改增”前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劳务成本是100万元(包含营业税3万元),“营改增”后的成本变为97万元。提供建筑劳务企业的经济收入保持不变,但需要额外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取5.82万元(97×6%)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四、税收效应分析案例

(一)项目简介

假设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在开发一个住宅项目和一个办公楼项目,住宅项目的购买者都是普通居民,办公楼项目的购买者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后购买办公楼价格中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营改增”前后两个项目的收入和成本构成相同,如表1所示。

单位:万元

(二)开发利润变动分析

根据前文确定的销售价格和成本费用假设,“营改增”后住宅和办公楼项目开发利润变动情况如表2所示。

单位:万元

注:物料及设备租赁、建筑劳务产生可抵扣进项税额=2051.28×17%+1552×6%=441.84(万元),计算方法下同。

从表2可以看到,在本文设定的成本构成情况下,“营改增”使住宅开发利润减少94.28万元,办公楼开发利润增加896.72万元。由于产业链中其他企业的经济收入与成本比保持不变,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利润的减少或增加就是“营改增”对于房地产开发产业链的税收效应。这可以通过分析“营改增”相关方应纳流转税税额的变动予以验证。

(三)应纳流转税额变动分析

1. 住宅项目。

住宅项目“营改增”相关方包括提供建筑劳务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营改增”前后相关方应纳流转税税额的变化详见表3。

单位:万元

2. 办公楼项目。

办公楼项目“营改增”相关方除了包括提供建筑劳务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外,还包括购买办公楼的企业,“营改增”前后相关方应纳流转税税额的变化详见表4。

比较表2、表3和表4可以看到,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利润的减少或增加对应于“营改增”相关方应交流转税税额的增加或减少额,也等同于国家税收的增加或减少。对于住宅项目,“营改增”减少了开发利润94.28万元,表现为相关方应纳流转税税额增加94.28万元。在本案例假设的成本构成情况下,“营改增”增加了住宅开发产业链的税收负担。假设“营改增”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只获得最低合理报酬率,其必然会向最终消费者转嫁所增加的税收负担,导致房价上涨。而对于办公楼开发项目来说,“营改增”增加了开发利润896.72万元,对应的相关方应纳流转税税额减少896.72万元,说明“营改增”降低了办公楼开发产业链的税收负担。市场竞争将会迫使开发商把税负下降的收益转移给下游企业,降低下游企业不动产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注:假设购买办公楼的企业“营改增”前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分别为X和Y。

通过比较住宅项目和办公楼项目可以看到,住宅项目税负增加的程度与办公楼项目税负下降的程度是非对称的。住宅项目税负是增加或减少取决于房地产开发成本中可抵扣项目的比重,但是办公楼项目的税负一定是下降的,这正是“营改增”完善产业链中增值税抵扣链条所发挥的根本的税收效应。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正确测算“营改增”的税收效应,重新审视已有的财政补贴政策。

参与“营改增”试点的单个企业应纳税额的变化无法反映真实的“营改增”税收效应。“营改增”完善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营改增”具有绝对的减税效应,试点企业应纳增值税税额的增加不代表实际税负水平的增加。就如本文分析的办公楼开发项目,“营改增”使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纳流转税税额增加,但实际上“营改增”却对整个产业链产生了巨大的减税效应。企业完全有能力通过完善经营合同等方式合理地分享“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不可能出现产业链中只有某个企业税负增加,或者某个企业独享减税效应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到,以试点企业应纳税额的增加额为标准进行补贴是缺乏依据的,应对现有的补贴政策进行全面的梳理,取消不合理的补贴政策。

2.尽快明确房地产业“营改增”的实施方案。

房地产业“营改增”方案中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问题,该问题除了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成本以外,还影响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不动产的投资成本。“营改增”不但对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所需要的不动产投资会产生影响,而且对企业参与或者各地方政府自建的按企业化模式经营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具有巨大的减税效应(降低投资成本)。可以设想,必然有一部分企业会等待房地产业“营改增”政策的公布,待“营改增”实施方案明朗后才开始进行不动产投资,房地产业“营改增”方案迟迟不公开实施必然会影响企业的房地产、不动产投资进度。在目前国家鼓励企业投资的大背景下,更应及早明确房地产业“营改增”的具体实施方案。

3.关于房地产业“营改增”方案内容的具体建议。

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期限的划分;二是住宅项目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设置“营改增”实施过渡期。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包括不动产投资项目)投入周期长,一旦实施“营改增”,营业收入必然会按增值税税率征收增值税,企业将面临前期投入的开发支出由于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无法抵扣进项税额的问题,这可能是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最棘手的问题。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营改增”设置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内企业销售时按设定的税率收取销项税额,根据测算的开发成本构成推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而计算企业当期应交增值税税额。过渡期结束,企业即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标准程序计算缴纳应交增值税税额。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外的企业进行的不动产投资,一旦实施“营改增”,其购入的材料、劳务等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即应该允许按照现有规定申报抵扣。

制定住宅销售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营改增”极有可能会增加住宅开发项目的税收负担,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开发成本中含有相当比例的土地成本。从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双方的地位来看,由于需求方仍处于弱势地位,可以肯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轻易地转嫁所增加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导致住房价格上涨。因此,国家应考虑出台对普通居民购买自用住房的财政补贴政策,减缓“营改增”对房价上涨的压力。因此考虑设置“营改增”实施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交增值税进行适当的减免。减免的基本原则是相比“营改增”前的营业税税负可以有适度增加。过渡期结束后,再根据我国房地产市场状况决定是否取消税收优惠,按照正常税法规定征收增值税。

摘要：以单个企业缴纳税款的变动来判断“营改增”的税收效应忽视了“营改增”完善产业链中增值税抵扣链条,及其避免重复征收流转税的核心功能,难以反映“营改增”实际的减税效应。基于产业链视角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营改增”对企业的不动产投资具有十分巨大的减税效应,而对于居民购买住房征收增值税则可能会导致税负加重。本文建议:为企业建造不动产设置必要的“营改增”实施过渡期,以解决进项税额抵扣问题;对住宅销售制定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避免因税负增加导致房价大幅上涨。

关键词：产业链,房地产业,营改增,税收效应

参考文献

黄玲,向文彬.论“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J].财会月刊,2015(21).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税收策划 篇3

关键词：税务策划；财务管理；注意事项

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利用各种有利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投资、筹资等涉税事项做出适当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充分利用税法所提供的一切优惠，以达到少纳税、递延纳税等税后利润最大的目标，从而获得最大税收利益的行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税收筹划概念的认识及表述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但各种观点都揭示了税收筹划的本质内涵，即税收筹划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理降低纳税人税负的一种经济行为。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以“在遵循税法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降低税收成本，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的税务策划越来越受到现代企业的重视和关注。而且，税务策划的目标与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是相一致的。税务策划本身不单纯是一种财务行为， 而是和企业的经营行为息息相关， 节约税收支付等于直接增加纳税人的净收益，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财活动，它贯穿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同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税收的影响。因此，税务策划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税收策划与财务管理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税收策划对财务管理的影响表现在：

1.通过税收策划可以提高其财务管理的水平

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财务决策。税收筹划贯穿于企业财务决策的各个领域，已成为财务决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企业筹资决策中，不仅要考虑企业的资金需要量，而且必须考虑企业筹资活动所产生的纳税因素，并对筹资方式、筹资渠道进行科学合理的筹划，选择最合理的资本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必须考虑企业投资活动给企业所带来的税后收益，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企业在投资决策中要考虑税制对投资的影响。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中，生产规模决策、购销决策、存货管理决策、成本费用决策等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纳税因素，都存在着如何进行税收策划的问题。在企业的利润分配决策中，利润分配方式的选择、企业分得利润的处理方式、亏损弥补时间的安排等都受到税收法律的影响，税收策划离不开企业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它要求企业会计人员既要精通会计准则和会财务制度，又要熟悉现行的税收政策和税法，正确地进行纳税调整和计税，以使企业在税收政策和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其利润最大化。这样一来，企业必然要求其会计人员提高业务素质，从而使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2.通过税收策划可以规范其财务管理工作

税收策划作为减少税收成本最有效、最可靠、最可行的途径，必将被越来越多的经营管理者所采纳。这就要求企业要依法设立完整、规范的财务工作程序，进行正确的财务处理，才能实施税收策划。

3.通过税收策划可以增强其竞争力

企业通过税收策划可以降低其税负，减少现金流出量，从而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企业的利润和净现金流量，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4.通过税收策划可以帮助其制定正确的投资决策

税收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影响较大，因此，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税收因素。通过税收策划可以使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评估时将各种税收因素与非税收因素融合，从而使评估结果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

5.通过税收策划可以实现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通过税收策划可以延迟纳税时间，从而延迟企业的现金流出时间，使其利用资金的时间价值获得一笔免费的资金，进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帮助企业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任何一项税收策划的实践，都离不开财务策划手段的运用。通过财务策划可以充分进行税收策划的可行性分析、收益预测和成本认定。

6.财务管理运用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坚持经济原则。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合法节税，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在进行税收筹划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筹划成本，因此企业必须对预期获得的收入和发生的成本进行对比，只有税收筹划所带来的预期收入大于其成本时，税收筹划才可行，否则需放弃。

（2）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以守法为前提。税收筹划是利用税收优惠的规定等途径来获得节税收益，它是一种合法的行为，与偷税、漏税有本质区别。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以税法为依据，以保证税收筹划行为合法。

（3）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以企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由于税收筹划是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统筹考虑，既要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又要结合企业自身特定环境、经营目的来选择，不能只注重某一纳税环节的个别税负高低。

（4）税收筹划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理财活动，它要求筹划人员不仅要熟悉各种财务活动，而且还要熟悉税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企业要注意培养和招聘高素质、全方位的税收筹划人才。

参考文献：

[1]盖 地：税务策划理论与实务[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2]赵 娟：纳税策划在企业财务活动中的运用[J].财会月刊（综合），2005（3）.

[3]毛长珍：对企业税务策划的思考[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5（2）.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篇4

从税收法定主义看我国税收立法之不足

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法理论基本原则之一，为世界各国税法所吸纳。目前，我国税法尚未全面体现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在我国税收立法及执法中确立这一原则，对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提高我国税收法律地位，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渊源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亦称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法治思想和实践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其起始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当时，伴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英国国王的王权逐渐受到议会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制约。在12着名的《大宪章》中，议会迫使国王同意：“一切盾金及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许课税。”此即为“无承诺不课税”原则(1)。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为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当非法。”(2)从而确立了课税的立法权为议会专属。

1764---1765年，美国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率先做出决议：对人民课税依人民自身所为或他们的代表所为是防止过重课税的唯一保障，唯有人民代表才知道人民能负担何种租税，何种征税方法最易为人民接受。此即为“无代表则无课税”原则(3)。1787年的美国宪法全面贯彻了这一决定，国家租税的赋课征收权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力被赋予联邦国会。

法国于1789年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4条明确宣布：“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代表来调查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表示同意，有权监视其用途及规定税额、税源、征收方式和期间。”(4)以宪法的形式把赋课及征收租税的权力交给了人民及其代表。

现代社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如日本宪法规定：“课征新税或变更现行的税收，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5)比利时宪法规定：“一切租税都依照法律征收，除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外，不得向公民征收国税、省税和市人镇税以外的一切杂税。”(6)

作为现代各国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税收的构成要素只能由法律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只能由法律明定;没有法律依据，国家不能征税，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该原则摄含两方面要义：一是对政府征税权的制约。税收乃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国家要履行必要的公共职能，为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就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集中资源，课税即为主要形式。缴税便是公民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国家这种强制性权利如果不受有效控制，就可能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从历史上看，国家征税权的范围和界限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关系中冲突最激烈、矛盾最突出的领域之一，而税收法定主义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这种矛盾冲突的基本框架;二是税收法定主义还在于给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法律行为提供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现代社会，税收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民绝大多数经济行为都不得不将税收作为一条重要的指标纳入自己决策的参考因素。因而，预先知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将会有什么样的纳税义务，对公民的生活具有重要效能。而税收法定主义恰好能满足公民这一愿望，使之能在遵从税法规范的前提下凭个人理性和智慧去追求正当利益。

(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基本内容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内容，学者的理解大同小异。根据其起源及含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课税要素法定其实质上所要解决的是税收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实体法和程序法，就像法制的两个轮子，二者不可偏废。”(7)故课税的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都必须由民意代表机关制定，即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没有法律的规定，政府无权向人民征税。引申而言，凡涉及人民财产权的一切课税要素，都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而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决定，是为法律保留;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所作出的一切征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和执法机关不得执行，是为法律优先。

2、课税要素明定凡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及征收程序的规定，都应当尽量地明确，避免出现歧义，以此保证税法能被准确地理解和执行。其要义在于防止税法中出现过于一般或过于含混模糊的概念和条款，减少因税法解释被滥用而发生侵害纳税人权益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给予有效限制，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按照课税要素法定的要求，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执法权都是一种法定权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则是一种“自由”的权力，稍有不慎，就会滋生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象。而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行政违法导致的后果。因此，在税收立法中，应尽可能地使所使用的概念和所制定的条款意义明确，表达准确，并不得设置允许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条款。

3、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法定系指当课税要素得以完全满足时，税务机关就必须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和程序依法征税，纳税人亦必须依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和方式缴纳税款。根据这一要求，没有法律依据，税务机关没有减免税的自由，更没有不征税的自由。它无权选择纳税人，更不得与纳税人达成任何变更课税要素或征税程序的协定。如此，则构成违法;纳税人如果不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和方式缴纳税款，则构成违反税法的事实，将依法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法律制度一般是适用将来的，溯及既往与现代法治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法无明文不处罚不符。就税法而言，溯及既往的条款将破坏税收法定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税收法定主义所容纳。但溯及适用对纳税人有利的应该除外。如《俄罗斯税法典》规定：“任何税法的修改，不得溯及执行，对纳税人有利的应该除外。”(8)禁止类推乃模拟刑法罪名法定原则。一般而言，税法条款是刻板的、教条的，而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鲜活的。任何法律，都难以涵盖其所要规范的全部社会生活，且其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又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故在实践中，禁止类推适用将可能削弱税收负担公平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若不禁止类推适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且类推适用仅仅是形式上的法律适用，而实质上却为其行使无此权限的立法权，因而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相悖的。

二、我国目前税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前文述及，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国家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该原则的理论渊源，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学说。该学说反对君权神授而力主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任何人必须服从他人的权威。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完全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及行为方式。但是，自然状态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没有保障。因此，人们便相互缔结契约，个人都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公共机关，于是便建立了国家和政府。个人让渡给政府的部分财产权利即是赋税。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且永远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主权及其派生的税权当然也属于人民。这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主权在民”是一致的。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性质与资产阶级国家有所不同，但关于税收的地位和性质的原理是相通的。故在我国税收立法及执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9)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制定法律的形式代表人民行使税权。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作为国家主权派生的税权，也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第8条第8项规定，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制定。

但是，对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立法寥寥，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充斥

我国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只有寥寥几部，绝大多数为行政机关制定。这与税收法定主义所强调的税收法律应由民意代表机关制定不符。自1980年至今，作为税收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只有两部。一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后分别于1993年10月31日和8月30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作为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随后于1995年和分别作了修改。而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约30多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另外，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更是多如牛毛(10)。由此可见，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权。这一现象的产生，导源于1984年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1984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不难看出，这是一份无期限的空白授权书，结果，因这一纸授权书，造成了行政立法逐渐蚕食立法机关立法权的局面，且造成以下弊端：

1、导致我国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的法律级次总体较低，影响税法的效力。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才能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崇高的地位，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军事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11)。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可以从立法主体上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有利于发挥国家强制力对税法实施的保障作用。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才有领导、指挥、监督国家强制力的职权，有利于统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相互协调配合，共同负责实施税法。如果主要以行政机关作为立法主体，在上述诸方面必将大打折扣。

2、行政机关立法随意性大，稳定性差。由于行政机关立法程序比较简单，加之我国封建文化底蕴浓厚，这种文化底蕴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及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长官意识而导致随意立法，从而使所立之法稳定性差，且很难博得社会的认同，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和成本。特别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立法，集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金的使用者为一体，这就决定了其关注更多的只能是自身职能的需要和税收法律规范的秩序价值。

(二)现行税法规范兜底条款偏多，立法粗疏

我国现行税法特别是实体法存在兜底条款偏多、表述不清及概念模糊等现象，而兜底条款又均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确定，这不仅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关于课税要素应由法律明定之规定，也不利于税法的贯彻执行。例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扩大。该税种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纳税人最多的税种，同时也是征管难度最大、税款流失最为普遍的税种之一。究其原因，与作为规范该税种的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立法粗疏不无关系。该法仅区区14条、1500余字。其中构成税法主要要素的课税对象(12)、免税对象(13)、法定减征情形(14)都规定了兜底条款，并明文规定由行政机关解释确定，并且对直接影响税负的扣除标准(15)及程序要素中的征缴方式(16)均规定由行政机关明确。据笔者粗略统计，仅1994年1月至10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安徽省地税局制定的关于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达158件，约16万余字。“落一叶而知秋”。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规范之粗疏。这一现象的存在，造成了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规范不解释几乎无法据之执行的局面。于是，实践中作为税务机关直接执行依据乃财政部和各级税务机关制定发布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同时，又因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律规范中存在着层层授权的现象，又导致各地执行内容差异性较大，直接破坏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三)税务机关兼有税收立法权和税法解释权，致使追溯执行普遍存在

自1994年始，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横的方面看，税务机构自省级以下(含省级)分设为国家税务局系统和地方税务局系统。国家税务局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地方税务局系统则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从纵的方面看，我国税务机构设置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一致，即国家税务总局、省级税务局、市级税务局、(市)县区级税务局和税务所。税收法律规范的主要执行机构乃县级及县级以下税务机关。由于国务院在实行分税制时强调：“中央税、共享税收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17)加上当时推行新税制时相当仓促，致使新税制操作性不强，以至于不得不由国家税务总局或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财政部发文对新税制进行大量补充。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补丁税法”。由于我国税务机构设置达五级之多，故最高税务机关制定的涉税规章和涉税规范性文件到达主要执行机关---(市)县区级税务局及其以下税务所时，短则1月有余，长则达1年之久。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目前我国税收执法中普遍存在着追溯执行的可能。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税收立法无关，实质上却恰恰是由于我国最高税务行政机关拥有税收立法权这一与税收法定主义不符之现象所致;另一种追溯执行则是由最高税收行政主管部门所制定的涉税规定本身所致。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7月18日发布的《关于对青少年活动场所、电子游戏厅有关所得税和营业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021号)第二条规定：对电子游戏厅一律按20%最高法定税率征收营业税，第四条则规定一律调高50%的个人所得税定额。但文件最后却强调上述规定自207月1日起执行。这种追溯执行显然加重了纳税人负担，于纳税人无利，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关于追溯执行须对纳税人有利之要求，因而与税收法定主义相违背。

三、确定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构想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发展目标，加之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和对民主法治的向往，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乃大势所趋。19青岛市路小军涉税诉讼案中，其律师张涛对国家税务总局的批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表示置疑。他认为：(1)原告路小军所得3万元系被侵权而获得的“赔偿金”，而我国现行税法中没有赔偿金应纳税的规定。(2)国家税务总局对路小军适用税法之个案批复无效。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十一)项规定：“其他所得是否纳税，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国家税务总局的批复属越权行为(18)。无独有偶，20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杜力夫教授对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并明确宣布将为纳税人维权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他认为：《办法》中规定企业广告费用支出不得高于同期营业收入2%同样属于越权行政，越权当然无效。因为这一比例的确定应属企业财务制度调整范围，而该方面主管乃财政部而非国家税务总局。并同时指出，国家税务总局自行制定直接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涉税政策又指令所属下级税务机关执行，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19)。以上表明，改变目前我国税收立法现状已迫在眉睫。笔者认为，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现阶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制定《税收基本法》，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

我国宪法仅在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种规定没有、至少没有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因为税收法定主义最早是于1989年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由谢怀蜓芯吭苯樯艿轿夜来的，而现行宪法在1982年制定时当然无从体现尚未有所认识的税收法定主义(20)。因此，制定《税收基本法》，对税收、税法中一些基本问题作出规定，并对我国税收法定主义作出明确表述，准确划分税收立法及执法权限，对税收法律规范的效力及立、改、废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使其成为我国税收法律规范的母法。对上能够与宪法相衔接，对下能够统领和指导其他的税收法律规范。鉴于该法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代表赞同方能通过。

(二)立足现状，通过立法程序将现行较为成熟的实体性税收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层次

各种实体性税收法律规范直接规定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多寡而与纳税人自己及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理应为税收基本法律。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8项之规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制定。故应依法将国务院制定的各种税收实体性法律规范，依立法程序使之上升为法律，提升税法级次。国务院及财政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只能根据税法制定实施细则。鉴于这些执行性细则、规章有解释税法的功能，为防止其背离甚至任意歪曲税法原意，必须根据《立法法》和《税收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细则、规章进行限制，使税法不因“二次立法”而面目全非。此外，考虑到目前我国尚处在改革阶段，经济生活复杂多变及税收法律规范技术性较强等特点，有必要允许授权立法的存在，但每次授权都要向社会公开授权理由，且授权仅限于个别事项，做到授权内容明晰，语言精确，期限明确。同时建立对被授权机关的立法监督机制。首先，对其所拟草案由授权机关进行初审，及时纠正其偏误。其次，规定被授权机关所拟草案须经授权机关批准方可生效。最后，明确规定取消授权的各种情形。

(三)提高立法技术，力求条款缜密

1、提高立法透明度首先，在各级税务机关增设纳税人服务处，长年受理纳税人有关涉税情况反映，包括对税收立法的倡仪、立法目的的确定及对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的看法及观点等。然后由各级税务机关定期汇总至立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制定立法规划的依据之一。其次，由立法机关采取特定的方式和渠道，广泛公布有关税收立法信息，使立法过程直面社会。对于在什么环节征税、征多少税以及减免税等重大问题上，都应充分征求广大公民意见，确保民众对立法事项的了解和立法过程的参与，包括纳税人可经法定程序对税法议案提出质询。最后，应在大众媒体上刊播税法草案，提请纳税人在特定的时间内采取特定方式表达其对草案的修正意见，并定期公布受理情况及拟处理办法，以确保广大公民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2、实行立法听证制度税收法律直接触及公民私有财产权益，其调整的范围广、影响大。欲使税收法律能顺利得以执行，在立法过程中，可以吸纳西方国家较为流行且行之有效的立法听证方式。这样，不仅可以会集各方利益代表，使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碰砺均消弥于充分的对话和意见的交流，从而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而且可以直接提高立法的质量。因为“缺乏民意、民益的法，不过是逻辑构建的一具干瘪的木乃伊而已。”(21)

3、组织论证因为税法具有专业性极强的特征，故在税法草案初步形成之后，应组织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对草案进行论证和补充，使所立之法不仅具有操作性强、逻辑严密、结构完整之特点，而且还要将草案放到税收法律体系内部进行审核，检查各税收法律规范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然后，再将草案放到我国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去，按照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检查其与宪法及其他部门法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否一致。以此保证立法的高质量。

(四)取消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法解释权，保留财政部部分税收立法权和对税法的全部解释权

“依法行政是行政权力存在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权力系统中，行政权是最特别的：其一，行政权真正握有国家的实力，这在法治状态下同样如此;其二，行政权是主动性权力，积极主动行使权力是其天职;其三，行政权是最为活跃的权力，国家、社会事务的纷繁复杂为行政权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可见，行政权是最不可萎缩却也最不可膨胀，最需要自由而又最自由无度，最需要控制而又最难以控制的权力。”(22)具体到税务机关而言，税务机关是税收法律规范的执行机关，属国家行政机关序列。是国家税收法律规范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如果税务机关集税收立法权和执法权于一体，必然导致其权力膨胀，侵害纳税人权益将不可避免。因而，从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良好愿望出发，取消国家税务总局的立法权，特别是对有关实体性税收法律的制定和解释权就显得尤为必要。在税收立法权归位于立法机关的同时，鉴于税法调整范围的广泛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现阶段，可在一定范围内授权财政部部分税收立法权，在明确解释范围和权限的基础上，赋予财政部对税法的解释权。国家税务总局只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就有关执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且该规定主要约束对象应为税务人员而非纳税人。避免税务机关因角色的混同而遭至纳税人反感，同时也与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在要求相一致。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篇5

关键词:税收公平;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模式;混合税制模式;调节功能;公平分配

一、引言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然而,由于转型期的一些制度不完善,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自起就已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已达到0.47。从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看,我国最高收入10%人群与最低收入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至的23倍。当前,如果我国不尽快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则可能会危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独特功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发挥程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税制本身的公平性。所谓税收公平,是指国家征税要使各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一般说,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横向公平。即纳税能力相同者应缴纳相同的税。二是税收纵向公平。即纳税能力不相同者应缴纳不同的税。税收公平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和收入公平分配,而且也是保证税收制度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所以,长期以来,公平原则已成为各国税制建立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现行个人所得税在税制模式、税率结构、费用扣除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本身公平缺失非常严重,根本无法承担起遏制贫富差距扩大和公平收入分配的重任。正如着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所言:“个税没有体现公平,只是增加政府收人”。因此,依据税收公平原则,对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将是势在必行。

二、相关

从税收公平角度研究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文献已有很多,其主要观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主张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模式。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的税制改革目标,也是近年来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如,岳树民(2004)认为,应通过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课征制、调整税率设计、调整劳务报酬和稿酬等收入的税前扣除等措施,以体现个人所得税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徐蓉(2005)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和社会公平方面存在问题,难以体现税收公平,并建议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减少超额累进税率档次、提高法定费用扣除标准等。杨卫华(2006)指出,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应以实现公平为主要目标,但现行“个税”的目标欠明确,制度不健全。因此,必须调整“个税”制度,包括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合理设计税率、适时调整费用扣除标准等措施,实现公平目标。董洪(2008)分析认为,由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税率设计不合理、费用扣除标准有失公平、税收征管效率低下等因素,导致个人所得税制在公平方面的扭曲。他建议,实行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课征制,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和减少累进档次,合理设计扣除费用,建立严密有效的征管机制。刘春明(2010)也认为,由于分类征收制、税率设计不完善、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要素缺乏公平,并建议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征收制,合理调整超额累进税率和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二是主张实行综合税制模式。如,崔治文和杜延军(2005)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无法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税负水平和生计费用扣除存在不公平性。所以,应逐步改为以家庭为纳税人和以个人为纳税人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根据家庭结构确定生计费用,并适当调整税率。高凤勤(2010)也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由于分类课征模式、税率设计不当、费用扣除标准和征管模式不合理等弊端,导致其逆向调节作用明显,难以实现分配正义目标。所以,应当构建交叉型课税模式(接近于综合型课税模式),以消除分类课征的弊端。

以上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不难发现,它们提出的改革建议大都只是原则性的,非常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所以,本文将从税收公平的角度。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进行深入的探讨。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缺失分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是在1994年税改时建立起来的。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1.4%快速提高到的6.8%,成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第四大税种。通过1月1日和3月1日两次调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前者是从800元调高至1600元,后者是从1600元调高至2000元),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改善其收入的65%来自于工薪阶层的不公平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公平缺失的严重性,导致这种小的“修补”改革根本无法有效“撬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功能。

(一)分类税制模式导致个人所得税的“先天性”公平缺失,难以有效发挥其调节收入公平分配功能

我国个人所得税自1994年开征以来就是实行分类税制模式。这种模式与我国当时的特殊国情是相吻合的,主要表现在公民纳税观念相当淡薄、收入渠道较为单一、征管手段非常落后等。但是,随着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分配制度的调整,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和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在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多数占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甚至更低;而其他收入如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第二第三职业收入等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情况下,分类税制模式无法对个人的全部或主要收入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进行综合课征,从而导致个人所得税的横向与纵向“双向”公平缺失,难以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公平分配功能,甚至出现逆向调节作用。

1 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项征税条件下,由于应税所得项目的来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数不同,即使纳税人取得相同收入,也会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平,违背了税收横向公平原则。如,假定甲、乙、丙、丁四人的全年所得额均为12万元,但其所得项目类别有差异(如表1)。从表中看出,尽管四个纳税人的

全年所得额完全相同,但他们所承担的所得税负却有天壤之别。其中,乙的所得来源相对分散,既有工薪所得,又有劳务报酬所得,税负最轻,而丁的所得为生产经营所得,其税负最重,分别比甲、乙、丙多缴税额为5850元、7050元和1350元。然而,在综合税制或混合税制模式下,四个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往往是相同的。可见,现行税制模式有悖于税收横向公平原则,使个人所得税公平收入分配作用失效。

2 个人所得税的纵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项征税条件下,由于应税所得项目的来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数不同,还可能会导致个人所得税的纵向公平缺失,对纳税人的收入分配产生逆向调节作用。如,假定甲只有劳务报酬收入,全年取得收入共20次,每次收入均为2000元,全年收入为40000元;乙只有工薪收入,每月工薪收入4500元,全年工薪收入54-000元。此时,甲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4800元,而乙全年应纳税额仅为3000元,比甲少纳税1800元。显然,分类税制模式不利于贯彻“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税收公平原则,甚至使公平收入分配程度恶化。

(二)费用扣除制度欠合理,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费用扣除制度的合理化,不仅可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而且能够鼬突税收的人文关怀精神。现行个人所得税是采用分次分项的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费用扣除制度。这种做法虽简便易行,特别是1994年税改初期,在税收征管手段比较落后,不能对税源进行有效监控的情况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这种过于简化的费用扣除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

1 “一刀切”的费用扣除制度不能充分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目前我国的费用扣除制度没有考虑纳税人赡养家庭人口多寡、健康状况、小孩和老人等因素,而是采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标准,根本无法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如,假定甲和乙两个纳税人取得的收人数量、性质等条件完全相同,惟一不同的是两人的家庭状况。甲是四口之家的惟一劳动力,需供养老人、妻子和小孩;乙是三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妻子有一定的收入,两人共同供养小孩。在现行的费用扣除制度下,甲、乙两人的费用扣除额和应纳税额均完全相同,但是,他们的实际纳税能力却有较大的差别,乙的纳税能力要比甲大得多。此外,在分次分项扣除费用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违法行为。如,假定甲、乙、丙三个纳税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均为6000元,同时,假定甲为一次性收入;乙为两次收入或能通过不法手段将其一次性所得“分解”为两次所得,即4000元和2000元;丙为三次收入或能通过不法手段将其“分解”为三次所得,即3000元、2000元和1000元(如表2)。按税法规定,甲可按20%的比率扣除费用1200元,应纳税额为960元;乙可定额扣除费用和应纳税额分别为1600元、880元;丙可定额扣除费用和应纳税额分别为2400元、720元。可见,三个纳税人的所得总额及性质均完全相同,仅仅因取得收入的次数不同而导致税负相差较大。这显然严重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也很容易引诱纳税人违法犯罪。

2 部分应税所得项目的费用扣除标准偏低

在20和20两次调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之后,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严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然而,由于其他所得项目如劳务报酬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在近十几年来均未作任何调整,结果又导致工薪所得与其他所得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如,假定甲、乙两个纳税人每月的收入均为5000元,但是,前者收入为工薪所得,后者为一次性劳务报酬所得。根据税法规定,甲每月应纳税额325元,乙每月应纳税额800元,乙每月比甲多缴纳所得税475元。可见,同属于勤劳所得的两个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加剧了收入分配矛盾。

(三)税率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部分应税所得项目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

1 生产经营所得的税负明显高于工薪所得税负

在现行的税率结构中,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所得)是适用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工薪所得适用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虽然后者的最高边际税率45%远高于前者35%,但实际上,前者的税负往往要远高于后者。如,对全年工薪所得为96000元(平均每月所得为8000元)的多数中产收入阶层来说,其年纳税额为9900元,适用最高税率为20%;而对全年生产经营所得为96000元的个体工商户来说,其年纳税额(费用扣除按表1中的方法)为13410元,适用最高税率为35%。可以看出,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比工薪所得多缴纳税额3510元,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比工薪所得高出15%。实际上,现行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为960000元的居民企业也只适用25%的基本税率。可见,这种不合理的税率结构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具有明显的歧视“生产经营所得”之嫌,与当前我国鼓励“全民创业”的政策相悖。

2 勤劳所得的税负有时会远高于非勤劳所得的税负

现行税法对工薪所得和各类生产经营所得都是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对劳务报酬所得还有加成征税规定,但对利息、股息、红利、中奖等所得则实行20%的比例税率。在这种税率结构下,可能会造成勤劳所得的税负要远高于资本性收入或偶然所得的不合理状况,出现一种逆向调节作用。如某个人在购买彩票时中奖500万元,其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应纳税额100万元,而具有相同所得(指全年所得)的个体工商户或取得工薪的纳税人,则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为35%和45%,应纳税额分别为147.235万元和205.47万元。可见,生产经营所得和工薪所得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比中奖所得高出15%和25%,应纳税额分别达到中奖所得者的1.47倍和2.05倍。这种勤劳所得的税负要远高于非勤劳所得税负的不合理税率结构,从根本上违背了税收立法精神。

(四)税收征管不力,导致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加重

1 没有真正将自行申报纳税和代扣代缴制度落到实处

现行税法并没有强制要求所有纳税人都必须自行申报纳税,所以,主动申报纳税的个人非常少。而且,即使主动申报,其纳税申报质量也不高,瞒报、不报的情况相当普遍。对于代扣代缴制度,尽管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但作为一个部门性税收规章,其法律效力较低,加之对代扣代缴义务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明确,导致部分代扣代缴单位的领导不够重视,一些应税项目的代扣代缴责任难以落实,故意漏扣漏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必然会造成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平。

2 未建立起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

近年来,税务部门逐步加强了对高收入群体的重点税源管理,推行了全员全额管理办法,初步建立了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但是,这与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建设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个人收入财产登记制度仍未建立,许多交易活动都是通过现金形式实现,特别是

银行、工商、海关、房产等相关部门都没有与税务部门形成计算机联网,甚至国税与地税部门之间都没有实现计算机联网。所以,税务部门根本不可能完整、准确地掌握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信息,使许多收入渠道广、隐性收入多的高收入者偷逃税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这部分偷逃掉的大量税款成为许多非工薪高收入者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工薪阶层的工资单比较透明,应纳税款一般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结果造成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管住了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甚至还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

3 对偷逃个人所得税行为的处罚不力

从关联翻译理论视角看商标翻译 篇6

从关联翻译理论视角看商标翻译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关联翻译理论视角,对商标翻译进行了探讨.在关联翻译理论框架下,商标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行为,其目的是诱导译语的.潜在消费者购买译名符号所代表的商品,激发他们强烈的购买欲.因此,译者必须充分考虑原语作者意图与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努力追求原文作者意图(即商标命名者)及译语读者(即潜在消费者)之间的最佳关联性,以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通过对商标翻译方法的探讨,笔者最后指出关联翻译理论对商标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成功翻译商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作 者：李广伟 戈玲玲 LI Guang-wei GE Ling-ling 作者单位：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衡阳,421001刊 名：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HUA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89(5)分类号：H31关键词：关联翻译理论 商标翻译 翻译方法

从基层视角看税收管理创新 篇7

关键词：ZOT,税收管理员制度,纳税人特征

一、现状分析

自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税收管理员制度 (试行) 》的通知以来, 税源管理专业化、精细化取得巨大进展, 征管绩效, 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但是这几年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税收管理员数量、能力和职能之间的矛盾。税收管理员的职能包括税法宣传、日常税务管理、调查核实、纳税评估、纳税服务等, 扮演的角色涵盖信息采集员、纳税辅导员、税收宣传员、纳税评估员和税收监督员。随着企业简化工商登记改革, 未来纳税户数量会快速增加, 在管理员数量、质量不变的情况下, 矛盾将集中涌现。服务水平降低和征管风险增加, 已令传统“分户到人”税收管理员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对于如何改革, 目前一种是江苏省地税完全放弃税收管理员制度。按照规模、行业和特定类型对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和专业化管理, 提供针对性服务, 引入发达国家风险管理理念, 将有效的资源用于最需要管理的地方, 统一内部机构设置, 构建专业化的组织架构, 成立专门的纳税服务机构、风险监控机构、税源管理机构和税务稽查机构, 彻底打破“分户到人”的传统管理方式。此外一些省市在原有基础上, 结合自身特点也进行许多有益尝试。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否已经过时, 业内一直有争论。国税办函【2012】127号, 就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取消还是保留, 如保留应如何修改完善展开调研。本人作为一名基层税收管理员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管理员制度现今还不过时, 只是亟待改革完善。税收管理员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桥梁,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尚不规范, 法律环境尚不健全情况下, 有专人对纳税人服务仍不可或缺。主要原因有: (1) 税收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都处在变化中且内容复杂。 (2) 税种、税率过多。 (3) 企业会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财务数据不规范。 (4) 税务中介服务机构自律、诚信、规范性不足。 (5) 企业经营方式, 支付手段, 信息化程度千差万别。税收管理员制度改革的宗旨是服务与征管并举。单纯防范“征、管、查”于一体的执法风险而阻断税局企业间联系纽带, 不利于差别化服务。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 即提高服务水平, 又提高征管效率。必须分析纳税人特质, 研究影响纳税人满意、不满的心理因素。本文从ZOT理论视角和纳税人特征细分入手浅谈税收管理员制度改革思路。

二、ZOT理论及其扩展和意义

1. ZOT (Zone Of Tolerance) 理论

Parasuraman、Zeithaml、Berry 1991年研究发现, 顾客对服务持有2种不同层次的期望:一种是理想的服务即顾客渴望的服务水平, 达到或者超过这个标准就能给顾客带来满意或意外惊喜;一种是适当的服务即适当的服务水平, 它是顾客所能接受的最低水准的服务质量, 当服务质量低于这一水平时顾客便无法忍受, 从而会产生不满。渴望的服务和适当的服务构成了顾客对服务整体期望的上下限, 而在两种期望水平之间的区域被称为“容忍区”。若实际的服务落在此区间, 都是顾客所能接受的范围 (1) 。 (图一)

2. ZOT理论的扩展

⑴容忍区的重心与心理学期望理论

容忍区的实质就是顾客对所接受服务的期望, 当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选择时, 其目标并非是能够得到的最终结果, 而是这些结果的概率分布, 其模型一般形式为:

函数V表示对某项服务结果的评估值, 就是容忍区的重心。V越靠近适当的服务水平期望, 表示顾客对所接受的服务越不满;相反越靠近渴望的服务水平期望, 则表示顾客对服务越满意 (2) 。

⑵双因素理论

双因素理论也称为激励保健因素理论, 由美国科学家赫茨伯格首创, 后来被日本学者小岛外弘改进。当服务的卫生因素不能得到满足时, 顾客就会感到不满, 但是仅仅满足卫生因素还不能令顾客满意, 只有创造魅力因素才令顾客满意。卫生因素代表基本的核心的服务功能, 而魅力因素代表附加的服务价值, 如表一所示:

3. ZOT理论的意义

通过顾客特征细分、行业特征细分、市场特征细分, ZOT理论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定义目标市场, 提高服务效率, 更好地把握顾客心理减少服务失误, 并有针对性地给予必要及时的服务补救, 在满足顾客需要的同时, 节约服务成本。顾客类型和相应的顾客容忍区的特征如表二所示。当前国内服务单位在强调改善服务的时候, 一般不会对顾客特征进行研究, 随着业务发展, 顾客不满投诉增加时, 增加人员、扩大规模是主要手段, 同行业服务同质化现象普遍存在。

三、纳税人特征细分和税收管理员工作梳理

ZOT理论加上顾客特征细分, 可以为企业改善服务提供指导。那么ZOT理论加上纳税人特征细分, 是否可以为改革税收管理员制度提供指导呢?近期本人对本单位纳税人 (由于税制特点, 本文所指纳税人实为企业财务办税人员) 做了一次问卷调查, 共收集到223份有效问卷, 运用SPSS17.0软件对纳税人构成进行分析, 结果如下: (表四—表七)

从上面统计数据得出, 本单位纳税人主要构成是:女性占78.9%, 年龄20-40岁占82.9%,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96.4%, 3年以上从业经历占85.6%, 工作稳定性较好占72.6%。女性加上工作经验和稳定工作, 应该属于较为理性的顾客特征。她们渴望的服务水平和适当的服务水平波动幅度都比较小。

ZOT理论及其扩展阐明, 人们在满意和不满意之间存在较大容忍区间;满意、不满意常常来自体验与预期的偏差;容忍区的大小和波动与体验人的性格特征有关;满意多来自个性化服务, 而不满意多来自基本需求无法满足。

下面对税收管理员日常工作进行梳理。看看那些属于纳税人基本需求, 那些属于个性化服务。根据《税收管理员制度 (试行) 》的精神, 税收管理员工作分为六大类四十九项, 涵盖户籍管理、调查核实、咨询辅导、催报催缴、欠税管理、纳税评估、税法宣传、发票管理、日常检查、信息采集等, 几乎覆盖了除受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违章处罚和税务稽查以外的面向纳税人的所有涉税事宜。其中大部分日常工作都是重复的, 简单的, 属于纳税人基本需求。办好了纳税人不一定满意, 但是办不好肯定会不满意。当然也有一些如涉税事项提醒、办税资料填报辅导、差错更正、上门服务、甚至企业经营管理的税收建议等属于个性化服务, 往往给纳税人带来极大的满意。专人指导无形中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尊重和爱护。有事情找管理员是纳税人普遍存在的习惯和信赖。因此完善税收管理员制度到最终取消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四、改革思路建议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改革号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不断改善, 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用3-5年时间从现有税收管理员制度到江苏地税取消税收管理员, 分步骤完成征管改革是可行的。具体可通过以下六个方面逐步推进:

(1) 以信息化为支撑, 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发展成果, 大力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 用信息技术手段取代传统手工方式, 最大限度实现税收征管业务的网上运行。大力推行涉税信息、财务信息标准化建设, 为纳税评估, 风险管理、数据挖掘奠定物质基础。

(2) 以行业分类与涉税事项分类相结合, 对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 对管理职责进行合理分工, 对管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提高税收征管的集约化水平。

(3) 加强办税大厅标准化服务建设, 公示各类涉税事项办理流程, 所需材料, 明确办结时限, 最大限度稳定纳税人办税预期。办税大厅的职能除传统税款征收、税务登记、发票发售和代开外, 诸如催报催缴、初次纳税鉴定、建筑房地产项目登记、低等风险处罚等都可移至大厅办理。

(4) 以重点税源管理为着抓手, 充实管理力量, 完善职责配置, 切实提高重点税源管理水平, 建立专业化管理体制机制、全面引入纳税评估、风险管理技术手段, 让管理员在实践中掌握先进的征管方法, 使征管改革平稳过渡。

(5) 以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为保障, 实行人才强税战略, 努力造就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加强人才库建设, 培养选拔一批风险分析、纳税评估、反避税调查、税务稽查、纳税服务、执法督察和信息技术等专业人才。

(6) 扶持、引导、规范税务中介机构, 大力发展税务中介机构, 可以极大地缓解税务机关压力, 节约资源, 降低成本。

依托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 最终实现以纳税评估和风险管理为主的征管新方式。

注释

1A.Parasuraman, L.L.Berry, V.A.Zeithaml.Understanding customer expectations of service, 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91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