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逻辑小议论文

摘要：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本文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和适应转换来解读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片名英译；本研究发现符合生态翻译学原则的这个电影片名对这个电影走向国际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生态翻译学的翻译原则也为影视翻译在内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借鉴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逻辑小议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逻辑小议论文 篇1：

高中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摘要:语言与文化关系紧密 ,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要充分挖掘现有教材的文化内涵 , 在课内 、课外进行文化的渗透 , 了解语言文化的内在关系,以便更好地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 : 语言 ; 文化 ; 语言文化的关系 ; 教学运用迁移;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这个概念是从英文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即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以前,这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所关心、研究的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伴随网络的诞生,人类生活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球的眼光,这一切使得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跨文化交际也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语言习得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关系密切。按照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文化”所下的广义的定义,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语言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承载着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传承文化和传播文化最重要工具,语言也是一个社会群体标记,体现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特性。是语言创造了文化,而文化也影响语言和语言的使用,丰富语言的表达方式。

文化具有鲜明的的民族特征,不同文化之间自然会产生差异,这些差异有宗教、哲学、道德方面的表现,更有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表现。文化差异反映到语言上,就成为语言上的差异,这就是语言的文化特性。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内敛,追求中庸,受到称赞和表彰,必有一番自谦之词或归功于集体,而西方文化中,人们推崇个人至上,追求自由主义,受到赞美和称赞,总是用“Thank you”坦然承受。在中文词汇中,凡涉及“猪”和“狗”的,多数用于贬义,因而有“狗仗人势”、“猪狗不如”的贬义词,而西方文化中,猪是聪明、文雅的象征,狗有忠诚、勇敢的特性,“dog”极少用于贬义,也不会有“stupid pig”的词汇。在英语中,常用狗来比喻普通人的生活和行为,习语“a lucky dog”(幸运儿)、“top dog”(重要的人)、“my old dog”(我的老朋友)、“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day”(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时候)等等。这里举的例证并不证明不同文化的孰优孰劣,只是说明语言的文化特性。在当今时代,随着文化交流的加强,不同文化会相互渗透与融合,形成了大量的外来语词汇和局部族群的语言变体,如黑人英语(Black English)、墨西哥英语(Chicago English)和亚洲美国英语(Asian-American dialects)等,这些也都说明语言的文化特性。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的使用一定要遵循文化的特性,否则对方可能不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甚至会因误解而产生误会。

新课程标准对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有了明确的归定:“在英语学习的较高阶段,要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以下是课程标准中对八级文化目标的描述:

1.理解英语中常见成语和俗语及其文化内涵;

2.理解英语交际中常见典故和传说;

3.了解英语国家主要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的经历、成就和贡献;

4 .了解主要英语国家与中国的生活方式的异同;

5.了解英语国家人们在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与中国人的异同;

6.了解英语国家主要宗教传统;

7.通过学习了解英语国家文化;

英语教学不仅要传授英语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培养他们应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个意义出发,可以将英语教学看作是跨文化教育的一环。虽然现在跨文化教育得到重视,跨文化意识加强,但十几年应试教育下我们的学生普遍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把学习语法和词汇当作英语学习的全部。实际上,语法和词汇只是语言学习的基础,不是语言的全部。二是学习方法陈旧。学习中只注意词、句的理解,不注重章节。三是语用能力强,文化素养低。只注重口语的训练,忽略语言的文化内涵。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制约了英语学习的效率,也会影响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近几年高考英语试题更突出语用,注重对真实语言和语言运用能力的测试。无论是听力、单选、完形、阅读还是书面表达对跨文化语用方面内容的考查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所以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进行文化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面积提高高中外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

一、高中英语跨文化能力培养

从前述我们知道,语言承载着文化的丰富内涵,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因而学习一种语言,必须掌握这种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英语学习也同样需要掌握英美文化的内涵,在英语教学中,单纯的语言学习是枯燥的,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诱人的。

1.在教学中注重英美文化的导入

当内容涉及到Different Ideas about Food and Drinks时,可引导学生自己来对比中西方在饮食方面的差异。学生了解有关中国人和西方人饮食习惯的信息是:中国人喜食鸡肉、鱼和海鲜,美国人爱吃牛排;茶在中国和英国都是the national drink (举国饮用的饮料),但英国人喜欢在茶里加糖、牛奶或柠檬。如果提问学生:“‘红茶’英语怎么说?”学生都不假思索地答道:“red tea”。其实“black tea”才是正确的,学生会感到不可思议。那是因为中国人和英国人着眼点不同,同是茶,我们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故称“红茶”;而英国人注意到茶叶本身的颜色是黑的,故称“black tea”。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往往是约定俗成的,不能完全用母语的搭配规律套用到英语学习中。教材里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文化信息,如:西方节日习俗、中西方对待老人的不同态度、西方人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等等,在学习有关课文时,除了运用“对比法”、多媒体手段以外,还可以采取让学生讨论或上网查找资料等方法,逐一让学生了解。同时,通过这些方法也培养了学生有意识地运用文化背景知识的能力。实践证明,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越丰富,理解课文内容的能力就越强,学习英语的信心也就越足。

2. 词汇教学

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词汇中的成语,典故,谚语等更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在词汇教学中要充分挖掘英语词汇的文化内涵,归纳、总结、对比这些词与汉语含义有别的特殊文化含义。比如 dragon( 龙 ) 在汉语中是吉祥动物,中国人将自己比作龙的传人,还有望子成龙的说法。而在英语中龙则是一种凶猛的怪物,常被看作邪恶的象征。因此,在译亚洲四小龙时就不说 Asian Four Dragons ,而要经文化转义而译成 Asian Four Tigers 。比如在学习第二册 Unit 10, Lesson 39 时,可就汉语里的“酒”字进行文化渗透。英语中不同的酒类有独自的名称,如 spirit, wine, beer, brandy, champagne 等。而汉语里没有分别表示不同酒类的单独名称,而要在统称的“酒”字前加上其他的词来区分种类,如白酒、葡萄酒、啤酒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中外不同的饮酒文化。对于英语中大量的成语、典故、谚语等,在学到相关词语时教师要不失时机地介绍给学生。如 to shed crocodile tears( 掉鳄鱼泪 , 猫哭老鼠 ) , You are a lucky dog. (你是一个幸运儿) ,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 (入乡随俗)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等等。告诉学生对一些词语切不可望文生义,要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特殊处理。

作者：马 莲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逻辑小议论文 篇2：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片名英译

摘要：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本文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和适应转换来解读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片名英译;本研究发现符合生态翻译学原则的这个电影片名对这个电影走向国际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生态翻译学的翻译原则也为影视翻译在内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汉英翻译;《我不是潘金莲》

一、电影片名的简述及其翻译

(一)电影片名的特点

一个好的电影的片名是一个电影的点睛之笔，电影片名本身对于电影的宣传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张茜(2009)认为电影片名具有简洁，易懂和有吸引力三个特点。简洁指的是受电影屏幕及空间限制，电影名会浓缩在几个精炼的字上;易懂指的是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其间不能出现晦涩难懂、生僻难记的字或者词，以及专业性很强的术语等等，而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有吸引力指的是电影基于一种商业活动，如果票房上有成功，片名就要有吸引力，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让观众一见就有购买欲望，比如《夏洛特烦恼》(英译：Goodbye Mr.Loser)，当观众看到这个名字就会很自然地思考“夏洛”为什么烦恼而被吸引去看。

(二)电影片名的功能

而电影片名的功能，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其经济属性也愈发地凸显出来了。白艳丽(2013)更是从传媒经济学的视角指出，电影片名具有广告功能和营销功能两大功能。这里的广告功能指的是利用电影片名传递信息从而引起观众的关注，必须反映电影的中心和主线，比如电影《一个人的武林》(英译：Kung Fu Jungle)，这样的一个电影名字就能够反映武术教头夏侯武遭遇武痴封于修挑战，在香港武林掀起血雨腥风的故事;其次电影片名能够让观众第一时间注意到它们，比如电影《你的名字》(英译：Your Name)，电影片名在体现电影主题的同时，也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最后，电影片名能够引起观众的联想，《阿甘正传》(原名：Forrest Gump)这样一个中文译名，就会让中国人自然地联想到《阿Q正传》，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久受欢迎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而营销功能主要指受众市场和广告投资两个方面，是电影的投资方利用商业技巧进行的宣传工作。

(三)电影片名的翻译

这里的电影片名的翻译特指汉英之间的片名翻译。郑玉琪，王晓冬(2006)总结了三类英汉翻译的原则：信息传递原则，美学欣赏原则和文化重构原则。所谓信息传递功能值得是电影的名字更够给观众提供足够的信息去做比较和筛选，然后决定是否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是不是要去看，比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原名：Slumdog Millionaire)，从片名观众就可以了解这个电影是一个励志故事;或者电影《拆弹部队》(原名：The Hurt Locker)，从这个片名也同样能够看成这个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拆弹部队的故事，等等。所谓美学欣赏的原则指的是片名除了传递信息之外可以有美学欣赏的价值，这对于电影的营销也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电影Waterloo Bridge，直译的话就是“滑铁卢桥”，并没有什么美学价值，也不能足够的吸引观众，而已成“魂断蓝桥”即保留了信息价值，又能很好的凸显美学意义，很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堪称经典。而对于文化重构的原则指的是在翻译片名的时候能够体现译入文化的元素，这样更够被目标观众接受，正如上文提到的《阿甘正传》(原名：Forrest Gump)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文化元素使影片广为流传。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由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胡庚申提出的全新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或者解釋为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它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翻译是一个“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8：13)。这种译者适应选择的理论被概括为为“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能够对翻译本体作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胡庚申，2004：181);该理论“致力于揭示和复现翻译之本来面目，并试图找到一种既有普适的哲学理据、又符合翻译基本规律的译论范式”(胡庚申，2004：182);并提出一个“关联序链”，阐释了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内在逻辑，(胡庚申，2011：5)，其中包含语言，文化，人类三个要点;同时，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胡庚申，2011：8);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11：8)。关于生态理性，胡庚申(2009;2010)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关于生态环境，胡庚申(2001)认为其要素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并指出这个概念要比“语境”更为宽泛。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三、《我不是潘金莲》片名英译的生态翻译学翻译原则解读和整个电影的翻译包括字幕翻译一样，电影片名的翻译也是电影跨文化走向国际市场成功的关键一步。对于国产电影而言，一个好的片名翻译同样意味着在目标市场的成功，这样的一个片名翻译也应该至少具备普遍电影片名的功能和特点。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看，这个翻译中，“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也就是说译者要有一个适应选择的过程，电影作为文化产物的同时，更是一种流行的商品存在，所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应该包括译者与原剧本、投资人、目标观众、译评人及译语环境等诸要素(蒲红英，马静：2013)，所以译者首先要适应和了解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才能更准确的进行翻译选择活动;之后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进行一种翻译实践活动，即从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进行转化地过程，这样使读者观众能够跨越文化的差异，适当地接受其所传递的信息和文化涵义，从而解读这样一个翻译的文本产物。

(一)语言维的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对于语言维，胡庚申(2011)指出“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所以在翻译这个片名的时候，就要考虑定位目标观众的语言习惯，语言表达特点，从而选择合适恰当的语法结构和表达风格来翻译，从而满足其需求。这里的原语是汉语，译语是英语，定位的目标观众是英语国家的广大观众，《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是李雪莲的前夫骂李雪莲是“潘金莲”，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李雪莲开始状告他，而后但一件事很快变成了另一件事，为了纠正一句话，李雪莲告了二十年的故事，这个片名以第一人称的表述了作为故事当事人的诉求，这样的表述也很好的体现故事的一个主题特色，而英译片名I Am Not Madame Bovary 同样也是第一人称的表述，在英语语言中有着同样的效果和作用，同时这个翻译也做到了语言的结构对等。所以这个翻译是遵循了一个语言维的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过程的。

(二)文化维的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对于文化维，胡庚申(2011)指出“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翻译是一种带有跨文化倾向的实践活动，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正是有文化元素的存在才使得翻译活动变得具有意义和价值，而带有文化倾向的翻译才更能让译者产生心理共鸣，也才更能让译者以文化背景的知识和概念了解译作。电影片名《我不是潘金莲》中，“潘金莲”这一词是具有很强文化内涵的词源，潘金莲，《水浒传》中人物，也是《金瓶梅》进一步深化的人物。几百年来，她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堪妖艳、淫荡、狠毒的典型。在中国道德观念中，很少有人同情她的遭遇，这就是潘金莲。至后，极度演绎而活在戏剧舞台文学作品中，成为茶余饭后的坏女人样板。在《金瓶梅》中，其经历、性格、生活等得到了多方面的重要的充实，从而塑造成一个美丽风流、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女人。潘金莲是西门庆的第五房妾，最后死于武松之手。然而潘金莲的历史原型和小说完全不同。潘金莲是知州家的千金小姐，住在距离武家那村不远的黄金庄。她喜欢武大郎武植，经常接济他，并与他私定终身。两人结婚后和睦恩爱，养育了四个子女。也就是说“潘金莲”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具有负面意义的不良女性的代名词，如果翻译好这样一个文本，就要寻找目标文化中相似或者相同背景或者文化涵义的代名词。Madame Bovary(汉译：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小说的主人公，她一度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却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在这样的两个故事，两个异域的女性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也就是说存在文化元素的对等或者相似，并且包法利夫人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界广为人知的角色，同样具有大众的文化共识。所以I Am Not Madame Bovary这一译名在以对等文化内涵的前提下，选择和适应大的目标文化范畴的前提下，将影片的内容和主旨体现出来，借助了目标文化信息，同时也能够提高观众的认知意识和使观众对影片所反映的价值观有所思考。

(三)交际维的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对于交际维，胡庚申(2011)指出“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在翻译电影名的时候要达到一个交际的目的，这个交际既是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也是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目的的交际，那么这样的翻译就是失败的。这样比较，电影片名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转化，更进一步的是信息的传递，信息传递成功了也就代表交际的目的达到了。也就是交际目的的实现最好的体现就是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能够产生相同的读后感受，在电影上，就是原片名观众和译片名观众产生相同的观后感受，这就是影片翻译，片名翻译成功的体现。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英译：I Am Not Madame Bovary)在实现语言维和文化维的适应和适应选择后，也的确让目標观众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也就是实现了交际维的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展现了影片的主题，吸引了目标观众的观看欲望。

四、结论

如果说电影是一门有声的视觉艺术，那么电影名就是电影的点睛之笔。而电影名的翻译更是电影宣传和传播的一张名片。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三维原则”给翻译实践，尤其是电影片名的英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突出了翻译生态环境下的多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过程，使译者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集语言，文化和交际目的于一体，更好地实现翻译的效果和目的，这样的翻译作品也更够让译文读者理解文本的主题和内涵。因此，译者在进行跨文化翻译实践的活动时，可以参考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三维原则”，进行翻译活动，更好地做好翻译实践。

注释：

引自http：//movie.mtime.com/229639/plots.html.

引自http：//baike.so.com/doc/4520090-24193787.html.

引自http：//baike.so.com/doc/374545-396673.html.

参考文献：

[1]白艳丽.传媒经济视角下电影片名的经济功能探析[J].中国传媒科技，2013，06.

[2]贺莺.电影片名的翻译理论和方法[J].外语教学，2001(1).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

[4]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6]胡青青.浅析电影片名的经济功能[J].电影评介，2011，08.

[7]李群.片名翻译对“忠实”的颠覆——电影片名翻译的现状及理论根据[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5).

[8]龙千红.英语电影片名佳译赏析——兼谈电影翻译对译者的要求[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

[9]陶嘉玮.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片名英译[J].当代电影，2014(4).

[10]蒲红英，马静.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电影片名翻译[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

[11]王炤，井永洁.文化语境顺应与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

[12]吴爽.从电影片名看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

[13]叶玲，章国英.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解析英文电影片名的汉译策略[J].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12(2)：35.

[14]张茜.中英文电影名的现状及特点[J].文艺理论，2009，10.

[15]郑玉琪，王晓冬.小议电影片名的英汉翻译原则[J].中国翻译，2006(2).

[16]Hu Gengshen.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J].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3(4)：283-291.

作者：卢建兴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逻辑小议论文 篇3：

论译制片中的异化翻译及其跨文化传播作用

摘 要：电影作为文化的输出产品，为广大观众打开了西方文化之门，深受中国观众喜爱。随着国外电影不断涌入中国市场，影视字幕翻译也随之兴起。对于译制片中的字幕翻译，目前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倾向于归化翻译，而另一种是倾向于异化翻译。尝试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讨论异化翻译的作用。

关键词：翻译;翻译腔;跨文化交际;影视翻译

新中国的电影译制片历史可以追溯至1945年5月，东北电影制片厂进口译制了中国史上第一部译制电影《普通一兵》。[1]此后，随着电影技术和设备的不断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进一步的文化交流，电影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男女老少颇为喜爱的一种文化载体媒介。三十年来，大量外国译制片引进，让中国观众享受电影艺术与娱乐的同时，也满足他们一睹国外文化的好奇心。电影译制身后有着一支精良的团队，其中电影翻译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配合配音的口型需求，早期大部分的译制片翻译和配音都会夹杂着些“洋味”，以求彰显异国风情。近些年，受到信息时代的冲击，外国文化产品屡见不鲜，网络流行词汇甚嚣尘上， 许多电影的译制片配音版翻译采取完全归化的翻译方式，选用网络最热门流行话，段子，方言等来传递电影中的含义，受到了部分观众的欢迎;但是另外也有许多观众，在看到荧幕上的外国人念着中国古诗词，说着“地沟油”“偶买噶”的时候，感到了不适。对于此现象，笔者认为，电影作为跨文化交际的载体，在翻译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异化”与“同化”的平衡，否则，将造成文化信息的丢失或误传。此文将结合“陌生化”理论及翻译异化理论进行阐述。

一、传统译制片的“陌生化”手法

(一)“陌生化”艺术手法的内涵

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凡是艺术都要有几分近情理，却也要有几分不近情理…要有几分不近情理，“距离”才不至于过近，才不至于使人由美感世界回到实用世界去。”[2] 与之相似的，便是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 [3]他认为，人们每天运用的日常语言存在大量的重复性，这种重复性导致了人们对语言的麻木，使得人们对语言所唤起的形象的感觉也变得麻木。在文学表达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以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给人以新鲜感，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感知。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不仅适用于一般的文学创作，对电影中人物语言同样适用。传统译制片的翻译便是在尊重原片的基础上，对中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将国外文化中的语言表达带入到翻译中去，创造出了新鲜的表达方式。

(二) “陌生化”手法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当观众选择国外电影走进电影院，他们在荧幕上看到的是与其截然不同的外国人。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外国人的文化，性格，语言都是极为陌生的，电影在这个时候以其特有的表现形式充当了一个文化传递工具，告诉观众，某个国家的文化是怎样的。就观众的期待而言，他们在等待是与他们以往经验截然不同的文化体验;就事实情况而言，国外引进的电影作为他国的文化输出，一定含有浓郁的异国文化痕迹，而这种痕迹以语言形式输出的时候，如果不做“陌生化”处理，很可能显得“过于违和”。这也是中国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外国人用流利地道的中国话吟诵中国古诗词感到不适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译制片团队一般会根据配音以及人物的口型对语言做一些调整，以达到既“陌生”又“熟悉”的效果，这样观眾才会产生文化差异感，这样也更符合电影中透露出的异国文化和情怀。

二、“陌生化”手法在译制片翻译中的体现

(一)异化翻译及其文化传递

奈达认为：“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甚至比双语言功底更重要。处理影视作品中的文化因素时，语言层面的文化差异可以首选归化策略，历史层面上的文化差异则可考虑异化策略，但二者不可断然分开的，影视作品的归化和异化的配合使用才能相得益彰，翻译时应顾及影视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以及情节发展需要，因为适合语境的语言才最有意义。”[4]

施莱尔马赫曾在《论翻译的方法》一书中提出：“翻译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5]劳伦斯韦努蒂将前一种方法称为“异化法”，将后一种称为“归化法”。[6]

异化和归化常作为一对概念同时出现并作为对比互相解释。所谓异化，简而言之，就是保持源语言的语言文化和语言特色，但这个可能会导致目的语言的受众感觉“不顺耳”“拗口”。但也有可能因不同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内涵的思维模式给目的语言受众全新的体验模式。在我国，“五四”前后出现的“洋腔洋调”“洋味”“欧化”“西化“等概念得到了相当一部文学家、翻译家和学者的支持。例如傅斯年认为“用直译的笔法去译他;径自用他的字调、句调，务必使他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7] ;鲁迅提出翻译“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8] ;而周作人支持“翻译文体”，更甚“翻译腔”，他认为“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当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9]。 可见，适度的保留一定的外国文的语言特色，可以达到传递异国文化的目的。如果刻意将文化差异性减弱，反而失去了“洋味”，观众或读者对异国文化的好奇心也无法得到满足。

需要指出的是，适度的洋腔在词语搭配，句法结构上会与本族语惯常表达有所区别，但是并不违背目标语受众的接受习惯。中文目前的说话、书写方式很多都受到了西文/日文语法和词汇的影响，甚至白话文运动很多都是直接使用的西文的内容。一些常见的表达法如“某种程度上而言”“理论上讲”这些日常说法在中文里原来是没有白话的。但这些翻译成目标语言后，有新鲜意义，对目标语言有裨益的，也能更好的帮助受众理解原文逻辑，这是异化翻译的正面积极作用。

(二)译制片的翻译原则

译制片是将国外原版影片进行翻译配音处理后的影片。目前在影院上映的国外电影，一般都有原音字幕版和译制配音版两种。配音版的翻译，不仅要符合语意，还要为了对上演员口型，更进一步斟酌用词，断句，语序等。不论配音译制片还是字幕译制片的台词翻译，译者都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信息传递原则、美学欣赏原则和文化重构原则[10]，也必须考虑到时间制约和空间制约。因此，译制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语言层面，还要同时参考翻译配音后画面和声音的效果，观众如果发现演员口中讲出的话与其口型不符，就会有失真感，从而破坏观影时的代入和投入感，所以译制片翻译的要求尤其复杂，要求词，声，画三者协调。欧美人在讲话的时候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一般比国人要丰富得多。译制片的配音演员在具体配音的时候，为了保持语音和画面的一致，或多或少要有更夸张的语调和语气，或者尽量模仿电影原有的语调和语气。

(三)译制片中的异化翻译

大多数观众都对八九十年代央视电影频道播放的译制片中的“嘿，老伙计”“噢，我的天”“真是见鬼”“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这样的常见短语印象深刻。严格来说，这些表达既不是自然的中文，也不全是英文，他们既承载了电影中源语言的文化风情，也包涵着中文。

译制片翻译的是从国外引进的片子，描写的是国外的人和事，风情思想语言都是国外的，想要完全还原异国风情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不改動画面声效等元素下，对电影中的语言进行一定的再创作。因此，译制片中存在着异国情调，洋腔洋调是客观且必然存在的。实际上译制片一直颇受观众喜爱，这些短语并不妨碍观众的理解，也符合影视翻译中的翻译原则。夹杂着文化陌生感的表达，往往使得影片中异域情调的喜剧或悲剧效果被强化，且多年来，许多观众已经对这些短语耳濡目染。如果过度强调语言层面的归化，依赖目标文化的语言资源、本土经验、认知图式，而无视观众对“洋片”的文化诉求，将导致影视作品传播中的“洋味”尽失，影响广大观众的观影体验。

3 结论与建议

译制片的翻译，由于受到视听双频的制约显得尤为复杂，在现代翻译体系中也未有系统的理论出现。但作为跨文化交际的载体，电影在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文化层面交流的作用不可忽视。作者认为，比起网络流行用语式归化翻译，译制片翻译应当对具有一定的文化交际作用的源语言进行异化翻译，从而达到文化上的陌生感。而对于影视作品的译者来说，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也更要考虑广大观众的感受和需求，特别在译制片翻译上，多思考一下观众们走进影院想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由此作为翻译的目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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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ubbed film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祁秀春

作者：凌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