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论文题目（精选8篇）
1、大众传媒与美国政府处理国际危机研究
2、甘肃特色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
3、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事件中我国网民的态度研究
4、国际电视节目模式在中国的生产与消费
5、中国媒体对国际重大事件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泰国大学生中国形象认知调查与国际传播策略反思
7、中国应对国际规范传播的社会机制研究
8、中国大陆电视剧国际竞争力培育的政策体系创新
9、传播学视野下的城市“情感结构”
10、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时媒介传播研究
11、从新闻社会学视角看美国国际新闻报道的建构
12、基于公共关系理论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形象塑造
13、我国传媒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14、国际展会中对外传播的内容研究
15、中日语言国际传播比较研究
16、公共外交视野下体育赛事的传播策略研究
17、从新华社看我国媒体国际传播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18、省级电视台国际频道运营策略研究
19、我国报纸的国际环境新闻研究
20、孔子学院国际传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1、从棱镜事件看网络空间国际关系变化
22、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国际新闻报道研究
23、中国城市的国际媒体形象
24、论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与作用
25、数字时代下的两岸电视国际新闻对比研究
26、美国之音停止中文广播探因
27、国际新闻驯化视野下中美报纸的利比亚战争报道研究
28、上海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管理探析
29、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理论与策略研究
30、人民网国际新闻报道研究
31、都市报国际新闻报道框架研究
32、从媒介战略管理视角看央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33、“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电视新闻报道研究
34、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发展研究
35、论CCTV-4中文国际频道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36、大型会展的跨媒体传播策略研究
37、中国对外广播新变化探析
38、电视纪录片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39、国际媒体如何解读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
40、网络时政论坛维护及治理
41、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文化类栏目品牌化研究
42、“国际在线”网站泰语版的国际传播现状分析与发展策略研究
43、中国中央电视台掌握国际媒体话语权的路径研究
44、徐福典故源流及国际传播
45、中国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
46、创联凯尔国际传媒机构发展战略研究
47、汉语国际教育视野下的“汉语桥”节目分析
48、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下的品牌化战略
49、中国与韩国电视国际新闻报道比较研究
50、大型国际会展的文化传播功能探讨
51、国际英语频道在播包装研究初探
52、欧盟的国际规范与传播方式研究
53、中国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动因与收益
54、央视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策略研究
55、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56、从驻华国际媒体透视其涉华国际新闻的产制
57、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国际话语权的提升策略研究
58、软实力视域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对策研究
59、论我国国际旅游品牌打造中的国际媒体公关策略
6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国际传播方式的研究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1、新形势下广播电视台编辑工作的策略探析
2、广播电视编导创新思维培养探析
3、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编辑业务创新与发展研究
4、解析广播电视新闻编辑技巧
5、从微电影实验室建设探析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6、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影视后期系列课程中的应用
7、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编导的创新改进
8、广播电视新闻编辑的主体意识与受众意识
9、广播电视编导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10、大学生手机视听APP使用状况调查研究
11、新形势下地方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发展对策分析
12、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下的发展探索
13、浅谈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编导的创新与改进
14、广播电视编导创新思维对电视节目质量的影响分析
15、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编辑业务的创新发展
16、媒体融合时代广播电视编导的转型
17、从编导文化素养看节目质量
18、不断提升广播电视编辑的职业素养
19、编导专业“3+3”人才培养模式及运行机制
20、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下的发展
21、论广播电视编辑在工作中应具备的能力
22、编辑职业素养对电视台发展的重要意义
23、现代传媒中广播电视编导的核心作用
2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再思考
25、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编导工作的改进策略
26、“互联网+”时代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建设
27、关于现代广播电视编辑工作创新的思考
28、探讨广播电视编导创新思维培养
29、广播电视编导的素质要求分析
30、大数据时代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复合应用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31、传播学视野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定位再思考
32、论广播电视编辑的主体意识与受众意识
33、新媒体视域下广播电视编导的职业素质探析
34、关于广播电视编辑的综合素质提升研究
35、广播电视编导的情商和培养措施
36、如何提高广播电视新闻编辑综合素质
37、全媒体视野下广播电视编导创作方式思考
38、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策初探
39、广播电视新闻编辑的素质提升策略
40、基于新媒体背景下广播电视编辑业务的发展和创新研究
41、关于传播学视野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定位思考
42、浅谈如何提升广播电视新闻编辑素质
43、试分析现实环境下的广播电视编导发展
44、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现状思考
45、浅论岗位培训对提升编辑记者素养的作用--以威海市广播电视台岗位成才为例
46、关于现代广播电视编辑工作的新思考
47、浅谈如何提高县市广播电视编辑的素养
48、对广播电视新闻编辑创新的分析以及思考
49、关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新型就业前景的思考
50、提高广播电视编导综合素质的几点建议
传播学论文题目
1、传播学视角看微信公众号的传播要素
2、从整体到多元：论传播学本土化的地方性视角
3、传播学视域下跨境电商平台上广西特产英译初探
4、国家传播学会重庆论道
5、符号学转向：互联网语境下传播学研究的新走向
6、传播学研究的科学取向与“人”学迷失
7、传播学视域下音乐理论教学发展研究--评《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
8、传播学视域下网红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9、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基于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
10、传播学视域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走红原因探析
11、传播学视角下电影翻译中的文化意象分析
12、教堂空间与谣言生产：明末清初反教谣言的传播学分析
13、融合创新与文化重构--对近年几档电视戏曲栏目的传播学思考
14、融媒体时代运动员“网红”现象的社会传播学解读--传播游戏理论
15、全球南方、社会主义探索与批判传播学新想象--中印比较三人谈
16、传播学视角下研究生管理工作的实践
17、中美主播约辩事件的传播学解读
18、传播学视域下音乐教学理论的发展研究--评《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
19、数学与传播学的渊源探讨
20、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核心期刊互引研究
21、传播学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建构
22、浅谈微博语言的特征--微博语言的传播学分析
23、从传播学视角探析IP剧的火爆现象--以《亲爱的，热爱的》为例
24、交通天人：商周时期巫文化演进的传播学考古研究
25、传播学视角下的严复编译研究--以赫胥黎的《天演论》为例
26、传播学视阈下典型的英美音乐剧歌词定位与探索
27、传播学视野下的电影《侠女》的影像符号探析
28、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副文本研究--传播学视角
29、依托竞赛平台的传播学实践课程教学改革
30、传播学视域下明星“人设崩塌”的原因分析
31、基于CDIO 教学模式的传播学实战化教学改革探讨
32、刑法“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传播学再解读
33、网络时代新闻传播学基础课的教学探讨
34、从传播学视角浅析博主“@老师好我叫何同学”走红缘由
35、传播学视角下的知识付费平台传播模式探析及展望
36、论高校新闻传播学课堂互动的建构与优化
37、大众传播学视域下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
38、传播学视角下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研究
39、基于学科融合背景下的舞蹈传播学构想
40、传播学视阈下纪实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历史认知研究
41、基于传播学的中国当代文学“三阶段译传模式”
42、传播学视域下探析“吃播热”现象的原因
43、融合与创新：认知传播学的国际视野与中国学派--中国认知传播学第六届年会暨国际认知传播学术论坛综述
44、人工智能与计算传播学
45、传播学视野下的马术翻译探究
46、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融入的传播学策略
47、用传播理论进行传播学教学改革的探讨
48、传播学视角下国企网页英译评析--以重庆国有制造业企业为例
49、理论谱系与本土探索：新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70年(1949-)
50、学科建制下的规范化：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70年(1949-2019)
51、关于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几个事实问题--与韦路教授商榷
52、学术公众号运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为例
53、中国传播学SSCI高被引论文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
54、传播学视域下的APP社交表情符号情感化研究
55、传播学视阈下的湖湘名人著述译介研究
56、传播学视角下公共演讲策略的有效运用
57、传播学视域下甘肃天水社火舞蹈的传播价值与途径
58、传播学视域下中日“佛系”文化差异的探析与反思
59、论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论文选题及知识生产的“系列设计”--兼评《民国新闻史人物》
1 理解“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当时表达为“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称之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异文化背景里成长起来的人可能会在长相、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自己不同,于是这样的传播者就有可能给别人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别人会认为他是无知的、或是有文化困惑感的。事实上,文化上的误解经常导致人与人之间互相不给机会,更可能导致紧张程度的提升,因此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我们必须让自己降低对差异的陌生感,通过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分析接受差异的存在,最终提升传播效率。
1.1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
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三种能够区分文化差异的变量,它们分别是: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1]。
文化层面上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揭示的是,人们是如何定义其与他人的关系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主动、崇尚个人成就的文化,而集体主义则倾向于强调集体的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在个人主义文化力,“我”是最重要的,然而在集体主义文化力,“我们”才是压倒一切的。
(2)高语境与低语境[1]。
文化传播方式的不同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选择高语境还是低语境的传播。美国学者霍尔曾提出了高语境传播和低语境传播两个概念。高语境传播指的是:在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换句话说,具有高语境传播系统的文化是比较传统的,传统塑造了集体的行为和生活模式,让人们表现出极度的礼貌,与他人的关系也是含蓄的、非直接的。相反,具有低语境传播系统的人群大都被鼓励要展示出更为直接的传播方式。
(3)高权力距离与低权力距离[1]。
权力距离描述的是个人意愿接受权力差异的程度。来自高权力距离文化的人将权力视作生活的一部分,且倾向于强调它的强制性、指示性的特征。在这些文化中,权力上的优势者和从属者都会将对方视为与己不同的,从属者更容易服从于优越者。相反,来自低权力距离文化的人,则认为权力只能在具备合法性的情况下才能被使用。因此,他们只会使用专门的合法性的权力。低权力距离文化里的优越者和从属者大都会强调他们各自都是相互独立的。
1.2 理解文化差异
一种文化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是低语境的还是高语境的,以及权力距离如何等都影响到其成员在交流中的喜好和选择。一般来说,似乎个人主义的文化总爱使用低语境传播,而高语境传播则在集体主义文化里占据主要位置。因此,低语境传播文化里的人们总是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进行交流,而高语境传播文化里的人们则喜欢更直接一些。因此,当来自不同权力距离文化的人相互接触的时候,我们必须提早注意到它们的差异,否则很容易产生相互的误解。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优越的时候,我们就又在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我们不该用我们自己的文化规则来要求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因为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总会把那些异文化者的反应是为奇怪或怪异的。因此“消除对差异的陌生感”是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的最佳途径。
1.3 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模式
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模式以两种理论为基础:一是建构主义理论,一是意义的协调处理理论。建构主义从心理学视角主张个体通过采用彼此的视角来合作建构意义。而从社会角度认为,人类互动遵从参与者之间对于行动与阐释的协商规则,这使他们能够相互合作来产生双方都能接受的意义。
在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模式体现了一些不同于以上两种模式的观点:
(1)它将跨文化传播定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协商建构意义的一个象征性过程;
(2)它强调传播者清楚自己在跨文化处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3)它强调意义是跨文化冲突的中心;
(4)它认为跨文化传播需要传播双方的合作与协调;
(5)其研究重心在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互动模式,它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沟通状况,换句话说,它研究人们如何在相互之间建构意义;
(6)确定研究目标后,它要求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强调直接观察、深入阐述、系统分析,从参与者的角度进行解释。
其实,除了文化差异影响读解外,听、说也常会导致误会,双方要努力找出各种可行的方法促进沟通。据利伯曼说,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一些“潜在的意义”,“参与者可以理解这些意义,但它们却没有确切的语义内容”[2]。比如,利伯曼发现跨文化互动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含糊”,还比如在这种传播中沉默可以表达一定的意义。利伯曼认为跨文化传播绝不可能在理解与意义上完全清晰,进而他提出跨文化互动与传播本身无关而与风俗习惯有关,因此,他强调“分析时也要考虑政治背景”[2]。应该说,利伯曼关于跨文化传播的这些观点是很有趣的,但他认为跨文化传播中绝不可能有确切理解的悲观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 跨文化传播效果提升的使用
跨文化传播学者列举的异文化在思维、行为等方面的差异,为我们在跨文化的情境下更好的开展信息传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以下各环境中,我们需要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提高传播的技巧,以求更好的传播效果[3]:
(1)大众媒介跨文化传播。
在大众传播环境之中,尤其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对外宣传的时候,只是把本国的传播内容直接翻译成另一种传播语言,然而却忽视了异文化的表达差异,最终导致传播效果受损,甚至是适得其反。事实上,当我们面向异文化受众时,首先要注意的是不同文化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差异,并通过对异文化环境中的阅读习惯以及思维习惯来重新设定信息传播的表达方式。
(2)人际传播方面。
生活中人际交流十分普遍,人们所处地域的不同、群体特征的差异等都会引起异文化传播的隔阂,尤其是当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时,高权力距离与低权力距离的差异性就显得尤为突出,此时此刻甚至无需语言,仅凭穿着、打扮、身形姿态等非语言交流就已经给人们的传播活动造成很大的障碍,因此很容易造成交流之前便已经形成的交流抵触。所以在人际跨文化传播中首先应当考虑的并不是寻找异文化人们之间的差别,而是应当挖掘人们身上所共有的特征,对于高语境人群来说要尽量适应低语境人群的含蓄,而低语境的人们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去接受张扬的高语境人群。
(3)组织传播方面。
在组织传播中,组织的领导,应该针对不同成员的文化背景,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
参考文献
【1】特里.K.甘布尔迈克尔.甘布尔.Communication Works.第七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
【2】Kenneth B.Liberman,The Hermeneutics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J】.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1984,(26):153-83.
关键词：企业文化；对内传播；对外传播；实践
企业文化，是指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日趋成熟稳定的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以及以此为核心而生成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生活信念、企业风俗等。企业文化的传播，既要充分尊重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又要重视其在企业内部传播的独特性。
现代企业文化传播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文化传播的主体——人；企业文化传播的客体——企业文化信息本身、企业文化传播的媒介或模式、企业文化传播的效果等几个方面。按照企业文化接收对象的不同，将其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种传播模式。
一、企业文化的对内传播
现代企业要打造优秀的文化氛围，必须在企业内部进行有意识的文化传播，这种传播的主要内容指的是企业中已经成熟的优秀行为模式，包含三个层面：企业文化的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和制度层面。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两个体系和三项工程的建设来
实现。
（一）企业理念体系建设
企业的基本价值理念是企业文化的灵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企业文化建设，源于企业理念的提炼，行于企业理念的培育，是思维和行为永世不竭的动力，是团队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它应该是得到了全体员工的一致认同的。
（二）企业行为体系建设
通过建立并宣贯落实企业《员工手册》、《企业文化手册》、《员工行为规范》、《员工道德规范》、《员工守则》、《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年度（或长远）工作思路》、制定实施《文明礼仪手册》、《员工文明用语》等，不断深化标准化管理，做到事事有依据，处处讲规范，不断完善企业行为体系建设。
（三）开展安全文化工程实践
开展安全文化工程实践，就是激发员工“我要安全”的本能意识，培育安全在心的理念，形成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实现安全长驻的良好局面。一是提高企业决策层安全文化素质。具体分为安全思想道德素质、安全决策知识素质、安全决策组织管理素质、安全决策能力素质。二是着力提高企业管理层安全文化素质。牢固树立人本管理的观念，充分应用现代化管理的新技术、新办法，使其真正掌握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企业内的一系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切实提高安全管理的全面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提高企业操作层的安全素质，通过完善安全制度，充实安全文化内涵，在广大员工的灵魂深处构筑坚固的安全防线。
（四）开展学习文化工程实践
学习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引领和支撑企业成长为学习型组织的文化；是一种鼓励个人学习和自我超越的企业文化；是一种促进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强调开放、创新、应变的企业文化。在具体的实践中，要着眼于构建“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良好氛围，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以创新为动力，提高员工的学习力，构筑员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和谐、健康发展。
（五）开展廉政文化工程实践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认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的总和。是廉洁治企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反映。首先抓教育。通过适时开展党性原则教育、核心价值观、忠诚企业教育、廉耻取向教育、幸福认知教育、典型警示教育、权力责任教育等等，在思想深处自觉构筑牢不可破的拒腐保廉的堤坝。二是抓监督。完善事前监督、重点监督、民主监督的制度和运转机制，从源头堵塞管理漏洞，铲除各种滋生腐败的土壤。三是树典型。用正面典型感召人，用反面教训警示人，随时拨正对廉耻价值取向的正确认知。
二、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
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以树立企业良好形象为目标，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手机等媒体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社会责任、员工风貌等多方面的宣传报道，让广大的产品客户、社会大众认识一个真切、真实、正面的企业形象。可以通过一个体系建设和两项工程实践来达到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
（一）企业形象体系建设
全面推行《企业视觉识别系统应用手册》，准确规范使用企业标识、标准字、标准色和造型图案等，表现企业严谨、规范和向上的企业风范。
（二）开展服务文化工程实践
服务客户是企业的生存之本、效益之本、发展之本、形象之本。首先是完善流程体系，树立大服务观念，遵照“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的服务理念，优化业务流程，通过服务流程全员化、超前化、集约化和高效化实现服务流程最大化。其次是建立服务制度。三是养成良好的服务习惯。坚持创新服务理念、服务文化、服务制度、服务手段，用文化来渗透人心，激励超越。四是拓展服务张力，把服务品牌升华为服务品质。
（三）开展执行力文化工程实践
企业兴衰，重在执行。仅就执行而言，不过是完成任务而已，而执行力文化，则应上升为无怨无悔的执行，千方百计的执行，不打折扣的执行，自觉自愿的执行。
参考文献：
[1]韩飞雪，李维意.论现代企业文化的传播模式[J].《中国报业》，2012年10期.
[2]丁雅敏.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文化传播模式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
题目
一、关于以下“中国梦”的内容写一篇新闻评论；或是关于最近的某一时事热点写一篇新闻评论；
“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第一部分时政背景
1.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七位成员2012年11月２９日集体出现在国博“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新任总书记习近平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习近平重申了十八大报告中的两个“一定能”，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引人注目的是，他进而提出第三个“一定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2.在２９日的讲话中，总书记还向全党提出三个“必须牢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3.12月21日，“汉语盘点2012”揭晓仪式在京举行，经网民推荐、专家评审、网络票选等环节，“梦”、“钓鱼岛”分列国内字、国内词第一。据介绍，在票选阶段，“梦”作为国内字便一路领跑。南方日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该活动公布国内字结果时对“梦”字的解说是：奥运梦、飞天梦、航母梦、诺贝尔奖梦，GDP赶英超法，一一兑现，“可见，国运来了，挡也挡不住”。
题目
二、从您接到面试通知到进入公司办公室填写资料，就您的所想，所见写一篇通讯稿；
题目
我再次被音乐吸引了，它变成了《上海滩》。音乐是歌舞厅的霓虹，姗姗的舞姿。又变了，又变了，音乐是琵琶的飘逸，古筝的洒脱。音乐是字正腔园，余音绕梁的《苏三起演》。
品着书，听着曲。
看到“中国文化”，看到“苏三”与mp5时登场。“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我一惊，原来音乐，戏曲也是文化。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忘记民族文化的我们，也是背叛。
书中说：就在我们忘却鲁迅时，美国西点军校却早已把《孙子兵法》定为必读教材，西方的商家也纷纷用《孙子兵法》来指点迷津。也正是我们对外来文化津津乐道时，西方学者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令我们震惊的命题——21世纪毕将是儒学的世纪。看来，我们确实到了该反思名族文化的时候了。
反思是必须的，而传承的是经典。学不完的汉字完完全全盖住了26个字母的反反复复。五千年的文化，从中汲取的是五千年的精神。中国闯荡五千年，风风雨雨走过来，瞬间可贵加瞬间，累计一个中华五千年。
五千年，五千岁，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
我喜欢中国，喜欢她的老。阅历无数，却又蓬勃发展，四大发明造福百姓。
我喜欢中国，喜欢她的美。花枝招展，婀娜多姿，长城、长江、黄山、黄河，美的不俗却又出众。
我喜欢中国，喜欢她的彩。热血染红旗，红旗迎风飘……黄河流水不枯竭，孕育黄皮肤。绿色奥运喜举办，金牌夺第一。
我喜欢中国，应为她是我的母亲，因为她有文化。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变的是——黄皮肤爱中国，中国是位好母亲。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中国文化数不胜数。
“中国文化”你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你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个画，你是历史可爱的脚印，让人参不透你，却让我们溶入母亲你炙热的胸襟。
倾听，细品，欣赏，学习，中国文化融入生活的每个角落。“茶”、“音乐”……“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中国文化。铭记她吧——中国文化。
低碳生活更依靠观念转变 02.科技创新，人才更重要
科技创新，体制更重要
03.新技术在创新过程中起的作用更大
新模式在创新过程中起的作用更大 04.科技创新的弊端能被它的益处所掩盖
科技创新的弊端不能被它的益处所掩盖 05.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更重要
科技创新的技术基础更重要
06.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是支持大于抑制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是抑制大于支持 07.科技创新对创新人员没有要求
科技创新对创新人员有要求
08.在科技创新途中，领导者更重要
在科技创新途中，技术人员更重要
09.以丰厚的物质奖励来让大学生自愿参加科技创新是可取的以丰厚的物质奖励来让大学生自愿参加科技创新是不可取的 10.科技创新，应该注重“新”
科技创新，应该注重“精” 11.山寨文化阻碍了科技创新
山寨文化没有阻碍科技创新
12.人类的惰性是科技创新的源动力
人类的惰性不是科技创新的源动力 13.科技使传统意识进步
科技使传统意识退步
14.大学生教育应当更注重知识创新
大学生教育应当更注重实践积累 15.媒体舆论更能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学校教育更能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16.科学研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科学研究，解决问题比提出问题更重要 17.分专业教学对培养人才的利大于弊
分专业教学对培养人才的弊大于利 18.科技让人与人之间缩短了距离
科技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扩大 19.环保更注重个人道德观
环保更注重科技发展 20.科技创新更注重思维突破
科技穿行更注重日常积累
.科技让人与人之间缩短了距离
科技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扩大 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更重要
科技创新的技术基础更重要
科技创新，人才更重要
科技创新，体制更重要 科技创新更注重思维突破
科技穿行更注重日常积累
《手册》的正文分四个部分:跨文化传播,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 这四个领域所共有的两个关键性概念是“传播”和“文化”,而在研究方法上共有的一个主要特点则是比较研究, 这是将四个领域融为一炉出版这部手册的基本原因。 这四个部分的结构非常明晰, 每一部分都以一篇关于该领域的“导论”开始,接着的一章讨论该领域的有关理论,随后的四至六章围绕该领域关注的某些核心问题展开细化的讨论, 结尾的一章则是关于该领域研究议题的综述。 弄清楚《手册》的篇章结构和编者的用心所在,有利于充分利用这部参考书。
鉴于《手册》编者之一贝拉·莫迪(Bella Mody)在《手册》中译本“序言”中着重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本篇序文将着重围绕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展开讨论。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 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本是一体的。 《手册》编者认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是一个大的范畴,“涉及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所进行的面对面的传播行为”;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是对不同文化中发生的传播行为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也就是说,从文化与传播研究的概念出发,文化间传播涵盖了跨文化传播。 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这两个概念互相替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虽说跨文化传播是文化间传播的一个分支,但有时这个分支却长得异常粗壮。 在《手册》中,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各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与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并列,而且,在篇章数量和篇幅上,跨文化传播要远远多于文化间传播,前者由导论加八章组成,而后者则由导论加六章组成。 或许因为这类情况的存在, 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些“模糊逻辑”。 然而,就学科逻辑而言,跨文化传播是涵盖于文化间传播之下的。 所以,《手册》第一章对该书所涉各学科的发展做历史性回顾时,只有三个学科: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 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尤其是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了解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手册》第二版的出版是美国文化间传播研究长期发展的结果。 细数起来,这已是美国文化间传播领域第三部以研究手册形式出版的重要参考书。 对这三部手册的内容做一个粗略的比较, 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该领域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的轨迹。由Sage出版社于1979 年出版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3体现了该学科初建阶段的特点。 正如其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提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还是一个“跨学科的和创新的”(第7 页)概念。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直接或间接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文献不断稳步增长。 至20 世纪70 年代,许多心理学家、 人类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已经对文化间传播过程的种种细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学科整合起来。 出版该书的目的就是有助于制定基本规则, 从而使文化间传播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 编者希望通过该书的出版提供必要的概念和理论的框架, 以便使文化间传播过程中的细节和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得以整合(第11 页)。 该书中各章节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叠合,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管理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等。 编者坦言,作为一种借鉴了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文化间传播在当时仍然不可能给出明确的学科范围和界限, 而有一点是能够被认定的, 即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文化与人际互动的关系(第14 页)。 而从学科发生和演化的早期历史进程来看,研究者们是从“文化对话”和“文化批评”这两个途径推动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的(第14~21 页)。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理论思考,概念框架,文化间传播的议题,数据和资料问题,具体文化的研究,应用研究与培训方法。 从这六个部分的划分可以看出, 该书从总体上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概念、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一些实际研究的案例,同时,作为一个学科,文化间传播自创建初始就体现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整整10 年以后,Sage出版社于1989 年又出版了一部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手册,即《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4。 这部手册的出版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卫星通信和相关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 跨越国境和跨越地区的信息流量猛增, 大大改变了传统通信和传播的格局,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 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始于50 年代的发展传播研究,越发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许多组织和机构, 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流动不平衡的现象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因而,由“不结盟运动”组织在70 年代发起,倡导“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缩写为NWICO)5的运动,其高潮体现为1980年发表的麦克布莱德报告, 即 《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虽然有别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与文化间传播交叉,因为它们都涉及文化与传播这两个核心的要素。 此前,在《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中就已经有些章节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6,此处将国际传播(包含发展传播)列为手册书名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势头。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该书的宗旨在于“总结国际传播、文化间传播和发展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试图将这三方面的研究纳入到同一个大框架下进行考量7。然而,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编者选择书名的本意可能是要体现当时传播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 但各方面条件似乎并不成熟。 从“前言”中的某些表述来看,编者自己甚至对于文化加传播这样的学科发展尚持有一定的保留:“综观本书的内容,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学科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9 页)不过,事实上,这部手册的主要内容仍是围绕文化间传播展开的,在全书23 章中只有5 章是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 与10 年前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相比较,《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一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对具体的“传播过程与效果”或“传播情境问题”的研究,都更为丰富和成熟。 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该书尤其注重研究者的视角问题, 一方面继续强调研究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 防范和克服本族群文化中心主义; 另一方面则深化了关于主客观视角的分析研究。 威廉·古狄昆斯特和西田司(William Gudykunst and Tsukasa Nishida)用30 页的篇幅集中讨论和总结了理论视角的问题, 他们比较了主位和客位研究路径的特点,指出两者不可偏废,并从理论构建的角度对这两种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8。 与此同时,大卫·约翰逊和弗兰克·塔特尔(J.David Johnson and Frank Tuttle)执笔的一章对于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机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 则显示出学者对于该学科在整体上有了更深的把握9。 这部手册使用了约一半的篇幅讨论文化间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 涵盖了从传播者个人到传播群体、从传播媒介到传播方式、从传播者心理因素到社会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 在关于传播情境研究的部分, 则包括了对传播者的身份认同和人际间密切关系的研究, 以及对文化间传播人员的培训方法等问题。
又过了12 年,Sage出版社于2002 年出版了《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的第二版。 虽说是以同样的书名冠以不同版本,《手册》 第二版并非在第一版内容基础上的简单修订, 而是几乎完全重起炉灶另行编写的一部新书。 全书共29 章加上4 篇导论和1 篇前言,44 位撰稿人中仅7 位曾参与 《手册》第一版的撰稿。 在《手册》第二版中,文化间传播和国际传播(含发展传播)的内容各占一半篇幅。
从《手册》第二版可以看出,文化间传播在20 世纪最后20 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一个学科已经相当成熟。 无论在前言、导论还是具体篇章中,已不再见到早年研究者对于本学科的基本概念或定义的犹疑踯躅之词。 文化间传播就是一门融会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传播学学科, 以研究跨文化和文化间的人际沟通传播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为对象的。无论是《手册》各篇章中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文化间传播实践的具体研究,都大量地涉及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及研究成果,然而,读来却顺理成章,使人感到这些学科与文化间传播学之间不仅交叉, 而且已经整合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能够体现文化间传播学科成熟性的另一方面是,该学科诸多分支领域的各个研究方向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献, 其中包括大量原创性的实证研究和跟进性的研究,以及许多案例研究。10这对于编撰专业研究手册类的参考书尤为重要, 因为其中收编的文章主要是对本学科或某些特定分支进行综述性的论述, 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支撑才能真正做到言之有据、令人信服,才能具备权威性的参考价值。 《手册》 第二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每一章都参考了大量研究文献,但凡理论的探讨、模型的建立、观点的提出无不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佐证, 各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大多在百种左右, 而第六章所列出的参考文献多达141 种。 《手册》的中译本对每一章末尾所列参考文献(以及书末附录中的索引)采取了原文照搬的办法, 这将有利于从事深度研究的学者对文章所引文献追根寻源。 毕竟,在手册类参考书的综述性文章中对于所参考的文献只能一带而过, 读者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研究的具体问题、方法、结论等,必须查考原始文献。
前后20 多年里出版的三部研究手册,勾画出文化间传播学科发展的系列图谱, 这些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知识的参考, 而且对于了解这个学科的历史发展也十分有意义。 相比之下,《手册》第二版是该学科趋于成熟时的集大成者。 不过,作为一门学科的综合性参考书,《手册》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 手册的内容有很明显的“美国中心”色彩。 文化间传播研究的各个领域的创始人主要是美国学者;在学科创建早期,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现实或是以美国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无论是美国国内的亚文化还是国外的其他文化)之间的碰撞为背景的。 随着学科的发展, 许多研究将重点移向东西方文化间的传播研究, 其中的东方主要以日本为主, 西方仍以美国为主。 囿于这样的背景,所研究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当然有其局限性。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借鉴这方面的理论和观点尤其要审慎。 即使是那些所谓东西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究竟是否可以直接移用于中国,必须经由批判性的审查, 最好能够参考建立理论所依据的原始文献再做决定。 原因很简单,“东方”或“西方”本是一个粗略的地理概念, 而将其作为文化概念则显得过于笼统,尤其是所谓“东方文化”的概念,难免抹煞东方各个国家和族群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局限性的另一个方面是手册内容的覆盖面的问题,即手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科发展的全貌。 尽管这类手册的编者通常都希望其内容能够全面一些, 但由于种种原因, 包括组稿人和编者的专业背景、撰稿人的研究领域、时间和版面的限制,以及其他的因素,手册的内容总是有选择性的。 此外,由于文化间传播这个学科的重心之一是“文化”这个几乎不可定义的概念, 加之该学科的基本内容还涉及诸多其他学科, 这也必然会大大增加编者对手册内容的划界和取舍的难度。 在《手册》第二版中,因为受限于版面,也因为学科界限的模糊,加之当时某些相关专著新近出版, 编者割舍了文化间传播学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关于“群体间传播”(主要是美国社会中不同族群或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的研究,跨文化心理的研究,文化间传播中的权力研究和性别研究等11。 所以,如果要深入了解文化间传播学的全貌,必须在利用《手册》的同时参考其他相关著作和文献。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二版的两位编者分别是威廉·古狄昆斯特教授和贝拉·莫迪教授。 古狄昆斯特是美国著名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活跃在文化间传播的研究领域,很快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并亲自领导和参与了包括美日和美韩之间的传播研究等一系列研究项目,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他参与主持编著了《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 》第一版,又与莫迪合作主持编著了该书的第二版。 十分不幸的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多产学者于2005 年因突发中风去世,年仅57 岁,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莫迪女士是美国著名的发展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的学者, 长期担任科罗拉多大学全球媒体研究的讲座教授, 于2014年荣休。 莫迪是来自印度的移民,她先后在印度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曾在印度、加拿大和美国的多所高校和机构任职, 并曾作为专家受聘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组织和机构, 对于发展传播和国际传播有着第一手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著述甚丰。 这次《手册》中译本出版,请莫迪教授作序,她欣然应允,我们非常感谢。 在序言中,莫迪以宽广的全球视野,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问题。 她尤其关注媒体对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结合学科发展的趋势提出一系列问题。 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莫迪在《手册》中译本序言开宗明义的那段话:“……作为一位从第三世界移民到美国的学者,同时也是这本2002 年出版的《手册》编者之一,我敦促中国读者将这本书作为一个进行相关研究的出发点来看待,而不是一个仿效的模板。 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并非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完善的,或者说,在许多方面是并不完善的。 因此,除非西方所采用的研究问题、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能够针对中国(或者你们所研究的具体国家)的某些具体问题,否则没有理由照搬西方在研究中所采用的问题、框架和方法。 ”
莫迪的这番话, 可谓一位从事了一辈子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学者的肺腑之言, 也可以说是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国际学者的现身说法。 作为来自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又供职于西方高校并主持过许多国际研究项目的资深学者,莫迪深知世界不同族群、国家之间的文化鸿沟, 也明白任何建立于文化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与具体文化情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同时还了解在大量第三世界的研究中由于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做出误导性或错误性结论的情况。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莫迪的话既是忠告也是挑战。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手册》涉及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尤其是如何切实地推动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学科建设可谓迫在眉睫。 自从20 世纪80 年代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概念被介绍到中国以来, 这个学科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 具体说来,中国的文化间传播研究的发展主要为两块, 一块在传播学,另一块在外语教学和研究。 由于受到高校学科设置传统的影响, 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主要侧重于新闻传播、大众媒体传播和网络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而人际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则比较弱, 如果要作为一个学科或子学科来说则尚处于起步阶段。[1]当今中国文化间传播研究的领军人物主要来自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 成立于1995 年的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是“隶属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的“全国性民间学术组织”,12这体现了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特色。 学会的成立和正常活动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国际的学术活动相当频繁。 虽说学科发展始于外语教学和语言文化研究,近年来学科研究的面在逐步拓宽,越来越多非外语教学的研究者加入其中, 产生了一批跨学科研究、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成果。 但要构建中国版的文化间传播的理论,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间传播的学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2]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已经取得了大量成熟的研究成果,可以援为参考,但决不可简单地全盘照搬作为中国文化间传播的理论和原则, 这正是莫迪的苦心所在。 从学术服务于社会的角度来看,21 世纪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和强化文化间传播的研究。 然而,无论在建设中华多民族的和谐社会方面, 还是要服务于和平崛起的大国走向世界, 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间传播研究至今仍是短板。 这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当然也是学科发展的极好机遇。 时代在呼唤,呼唤一切有志于此的各学科的学者投入更多的努力,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的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 我们希望,《手册》中译本的出版能够有益于这方面的努力和发展。
在《手册》中译本的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章永宏编辑自始至终的支持, 谨此表示由衷感谢。 《手册》的翻译出版是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27)“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的子项目之一,特此鸣谢。 同样要感谢的还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潘忠党教授、复旦大学廖圣清教授和范丽珠教授、北京大学甘怡群教授,他们为《手册》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和资讯。
2015 年6 月
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文化传播因为具有“不动而屈人之兵”的强势的思想意识渗透作用，其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与直接的、显性的传播效果相比，文化传播的效果是间接的、潜在的，同时也是深层次的、持久性的。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由于传媒和记者的文化责任意识还不够明确，以至于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疏漏和偏差。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我国传媒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积极有效的文化传播，以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实现文化建设，从容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坚持以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核为支柱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每一个环节都保持清醒的文化责任意识
记者的文化责任之所以更能够显出其“知识、思想、业务等综合功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以及文化传播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普遍深入性。
文化是什么？“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文化意义之一），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和特质（文化意义之二）；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文化意义之三）。”②由此可见，从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到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与个体普遍的历史发展过程等，文化由内而外、由精神到物质，无所不在，纷繁复杂。这就使得“传媒和记者在文化构成的每个环节中都在起作用。我们平时看似简单的一个传播行为，实际在完成积累、批判（鉴别）、创新（表扬）、推广四个动作。”③换句话说，记者的每一个传播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并完成的，因此都与文化传播、文化建设不可分割。
但是，由于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传媒和记者在职业化的工作状态中，往往首先意识到的是自己的传播责任和政治责任，而对隐含在每一个传播行为中的文化责任缺乏足够的重视。文化传播，并不仅仅指媒体对文化信息的传播，它同时还包括传媒与记者的职业行为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含量。比如传播内容的选择，报道语言的运用，评论事实的观点，舆论引导的设置等，从内容到形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元素都能够影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就拿语言的运用来说，语言是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内容的，它是民族文化最明显的标志。规范的语言运用就是记者文化责任的一种表现，但是有些报纸在新闻事件的叙述中随意夹杂网络语言、英文缩写字母，采用暴力化用语以及历史名词、成语的滥用等，破坏了民族语言的纯洁和严谨。如果说文化无所不包、无处不在，那么传播过程中处处都能够显出文化的印记。因此，记者在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保持清醒的文化责任意识。
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充分的自信
现代生活中，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传媒和记者因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缺乏充分的自觉与自信，在文化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些导向性失误。例如对西方节庆信息爆炸式的大幅報道，对国外人造美女炫耀式的详尽介绍，对“小资”行为方式的崇尚，对富豪生活的膜拜，对流行文化的追风——受众长期受到这一类报道的浸染，加之美国大片、韩国电视剧、日本动漫等多国文化产品的输入与作用，纵横交错，潜移默化，无形中动摇了其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对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而受这种影响最深的就是青少年一代。
青少年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中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用本民族的文化产品去熏陶青少年，用本土的文化传统影响青少年。但是，我国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青少年在文化的交流传播中，接触到大量的外来文化并形成思想观念上的接受认可，因此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种信仰。所谓“儒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观。我们可以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端，但是必须尊重和维护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一个文明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必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④传媒和记者的文化责任就在于：确立文化传播的导向，保持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充分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在传播过程中自觉做到传承与创新并重，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延续华夏子孙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用好媒体话语权。
注重对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阐释
“社会发展是建立在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系统的障碍会给社会带来政治动荡，经济系统的失调会引起经济危机，文化系统的紊乱会造成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混乱，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⑤文化和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彼此联系又相互影响。二者互渗互动，关系密切。而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因此，我国传媒也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传播促进文化建设。但是，目前文化传播还存在哗众取宠、重名不重实、片面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的浮躁之风。
例如获得社会高度认可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这恰恰反映出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中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装饰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和商业交流“搭台”服务的。文化传播的终极目的不在“文化”，而是借助于文化的魅力创造经济效益。因此，所谓“文化热”，看上去热闹，但实际上“热”的中心不是文化，甚至本末倒置，抛弃了文化本身。
理念的偏差带来的是运作的失当。例如媒体关于地方各种文化节的一些报道，重名目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内容，最终是以经贸宣传为焦点，以招商引资的成果为考量的，“文化”这个台子上的主角不是文化而是经济。再如媒体关于各类文化活动成果展示类的报道，社区文化、群众文化、广场文化、娱乐文化等名目不一，内容相同，看上去给人以文化建设如火如荼的感觉，但大多报道仍然仅仅着重于形式，并没有深入到文化本身。另有一些报道，牵强地将各种报道贴上文化的“标签”，用以显示对文化传播的重视。例如报道地方政府对企业家的奖励，标题为“亲商文化”；报道社会组织的商业拓展，标题为“营商文化”等。事实上，文化的无处不在使它并不需要时时处处都贴上标签，这就像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家，只言片语便可见其深厚。假如不是饱学之士，越是手举文化的标牌反而越会显示出自己的浅薄。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涵养，不能只是靠对活动名目和活动过程的浏览，它是需要媒体传递出实实在在的民族文化的本质内容的，如果仅仅是冠以文化的名目而文题不符，反而会消减文化一词的原有分量。
总之，记者在文化传播中责任重大。“文化决定了你的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决定了你使用的语言、你的非语言行为和你与他人的联系方式——文化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和无所不在的；它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⑥就像是牛仔裤、麦当劳、跆拳道，作为具体的文化产品或文化形态，带给人们的其实是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传播也必须重视对具体的民族文化形态、文化内容的选择报道，否则，所谓文化传播，就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喧闹的空壳而已，记者的文化责任也就无从谈起了。
注释：
①③梁衡：《一个记者的责任与成功》，《新华文摘》2007（9）。
②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④⑥拉里·Ａ·萨默瓦［美］等：《跨文化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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