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

收稿日期：2014-05-11作者简介：满其旺（1990-），男，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摘要：“依附理论”产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探索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之下，该理论的兴起表面上是为了应对以普拉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主义”在拉美的实践危机，实质上则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抗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 篇1：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二六”重要讲话的学习，结合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探讨党员在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节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创新;实践;发展

201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立足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就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为全党全国人民描绘出未来崭新蓝图，指引了光明前景。

在讲話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十八大以来5年期间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牢牢把握”，即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个牢牢把握”深刻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我党的思想路线和理论精髓，其中，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国情，而如何在这一最大国情的基础上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则要紧抓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本质上来说，“三个牢牢把握住”归根结底体现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揭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道：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回顾中国共产党96年的历史，就是党依靠人民，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成长史，所以，所谓不忘初心，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学习工作中不忘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

回首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研究了当今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背景下我国发展的大势，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找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前瞻性的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的同时，也取得了辉煌成绩。

在经济建设方面，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字之差，体现着我党对于小康社会认识的深化，表明了我党引导人民建成一个涵盖更加全面、目标更加明确的小康社会的态度，更反映了我党对于完成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对于完成这一对人民庄严承诺的决心和信心。为此，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目标，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政治建设方面，着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同时优化民主政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文化建设方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坚持开放，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亚欧各国交流联系，同时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

在社会建设方面，坚持共享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着重解决人民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努力促进教育公平，促进就业创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共同发展。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不难发现，过去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建立在我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认真负责的为人民群众解决种种问题之上的。在回顾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成绩，身处于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决胜时期，我们需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身为共产党员，我们应当做好以下方面：

首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与专业技能学习相结合。在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中，中共中央提出了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的具体要求，达到合格党员的要求，离不开政治理论的学习。只有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用党规党章约束自己，才能够时刻牢记党员身份，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只有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用系列讲话武装自己，才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时代紧跟中央步伐，统一思想行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工作，加强专业技能的学习。无论是“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一代接一代的努力拼搏，所以，人才是影响着我国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党员，我们不能仅仅只是政治思想领域的先锋模范，更应该是各个专业领域披坚执锐的尖兵。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抓政治思想建设，同样要重视自身专业技能的学习和提高，勤学专业知识，苦练技能本领，夯实理论功底，提高专业素养，在学习中兼收并蓄，用所有人类文明成果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在政治理论学习和专业技能学习的过程中，应当相互结合，把政治理论指引的新方向作为专业技能的发展方向，把政治理论指明的新形势作为专业技能发挥的背景环境，坚持把专业技能的完善和提升融入国家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之中。

其次，坚持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历经40年改革开放之后，在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我们未来的发展，不应该再是由劳动力和资源驱动的低质量的发展，而应该是由科技创新驱动的高质量的发展。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敏于创新。在学习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提高自我创新思维能力，在理论上敢于提出假设，勇于突破旧思维旧观念束缚。

在坚持创新思维的同时，也需要坚持社会实践，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在实践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基层一线磨砺自己的意志品质，锻炼自己的实务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创新源于实践，创新也最终要用于实践，脱离了实践，就等同于脱离了人民群众，我们的创新就变成了闭门造车，而无论创新的理论再美好，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同理，实践也需要创新指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没有创新，我们便失去了国家发展和民族存续的不竭动力。只有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利用创新解决问题，才能够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相结合。身为党员，我们必须树立正确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始终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但是，以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为先，从来不代表共产党员就必须放弃个人发展，相反，作为个体的党员有着良好的发展，整个中国共产党才能有良好发展，作为个体的公民有着良好的发展，整个中国才能有良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讲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相结合，以国家发展促个人发展，用个人发展成果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作出贡献，以实际行动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现在，我们正处在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节点，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

作者：王宁虎

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 篇2：

“依附理论”再认识及其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14-05-11

作者简介：满其旺(1990-)，男，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摘要：“依附理论”产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探索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之下，该理论的兴起表面上是为了应对以普拉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主义”在拉美的实践危机，实质上则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抗争。它在理论渊源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和几乎同时代相对式微的“发展主义”;运用“中心-外围”分析框架剖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的原因以及如何“走出依附”;抨击了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仍被国际上公认为一种独树一帜的学说。这一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国情来探讨现代化的理论，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诸多启示。

关键词：依附理论;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发展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50年代，经历二战的西欧、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之下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学者所主张的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思想。然而，这一现代化思想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的实践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促使人们探寻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即是拉美学者对自己地区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它曾在20世纪70年代风靡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被国际上公认为一种独树一帜的学说。本文试从其产生的背景、理论渊源、主要观点等方面来进一步剖析该理论，探讨其对中国发展的有益启示。

一、“依附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殖民地解放浪潮冲垮了原有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大量原殖民地国家取得解放和独立。这些国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大多选择了原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它们是受世界上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压迫的资本主义，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即所谓的“外围资本主义”。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虽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没有改变。经济受原宗主国殖民影响，以初级产品生产和原料产出为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第三世界国家”与世界市场的结合，完善了“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其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的作用，控制了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脉。“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上依然处于“殖民化”状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政策”[1]244。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国家的政治独立只是“首轮解放”，是一种“脆弱的解放”，只有实现“次轮解放”即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为政治独立提供根本性保障。这样，发展民族经济，逐步改变过去的不发达状况，推动社会现代化转型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识。如何才能实现转型?冷战思维主导下的西方理论界开出了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经验为样板的现代化“药方”。然而，西方现代化理论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理想中的成果，发达国家的经验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出现失误与滞后。在内外因素诱导下，拉美地区兴起了旨在借助自身力量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展主义”思潮，最终，经历了近十余年实践检验的“发展主义”以失败告终。“为了了解它之所以失败，就必须要创立一个新的理论，这个新理论就是‘依附论’。”[2]286

二、“依附理论”的主要内容

“依附理论”兴起于拉美，旨在探讨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的原因以及如何“走出依附”的宏观发展理论。其论者从拉美各国现实出发，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知识进行了跨学科研究，内容极其丰富。梳理该理论的理论渊源及主要观点，有助于我们系统把握“依附理论”。

(一)“依附理论”的含义

“依附理论”又称“依附与低度开发”论。关于“依附理论”，国内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认为：“出于应付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挑战，后来就形成为关于发展问题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其中包括一度影响较大的‘依附理论’。”[3]这里，罗荣渠教授将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新理论的一种，并认为“依附论突破了战后以来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认识到了第三世界处于对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依附地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3]。有学者则将“依附理论”简而概之，称为“探索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理论”[4]。笔者认为，“依附理论”即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部为切入角度，探寻社会发展问题，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外部因素出发，从“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中探寻发展中国家落后根源，将“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置于一个更加广阔视野下研究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该理论日趋多样化，明显分化为以下主要流派：以卡多索、法莱托为代表的依附发展论;以贡德·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论;以阿尼瓦尔·平托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依附论;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新依附论。

(二)“依附理论”的理论渊源

由于“依附理论”流派众多，关于其理论渊源，学界观点各异。罗荣渠教授认为：“这个新理论是拉丁美洲的历史和实践的产物，它主要有两个理论渊源：一个是激进的发展主义，最初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所倡导;一个是新马克思主义，由弗兰克、桑托斯、阿明等人倡导。”[3]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等人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殖民统治的性质、殖民地的阶级结构和革命性质。从那时起，逐步阐明了研究资本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民族问题，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这些观点构成了一个探讨依附国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开始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合适框架”[5]。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何塞·帕尔马曾指出，“依附论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源于结构主义”。部分学者认为其有三个理论来源，分别是结构主义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辩证分析学派。巴西著名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则认为“毛泽东对不发达和依附理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2]351。综合各家观点，梳理“依附理论”发展历程，笔者认为：从纵向上看，“依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横向上看，是对几乎同时代的“发展主义”的批判继承。

1.“依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在“依附理论”的理论渊源上，大多数依附理论学者认为“他们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6] 。关于二者的关系，罗荣渠教授在《现代化新论》中将“依附理论”归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发展三阶段之一，即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从该理论的内容方面，也可看出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的痕迹。“依附理论”强调外国资本和技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这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概括的金融寡头通过采取资本输出的形式控制着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契合;“依附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这与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卢森堡的世界体系观点存在一致性;“依附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受到限制，导致其处于落后状态，这一点显然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激进依附论者认为打破资本主义现存体系，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这与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相一致。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依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渊源关系。但是在不发达国家发展路径上，二者存在差异，而这恰恰体现了依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发展理论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受时代发展所限，将主要分析对象放在了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地区，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7]。而依附理论极具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反对盲目把西方历史经验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错误做法，主张独立的发展民族经济，从而走出依附，改变发展中国家落后现状。二是依附论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分得了利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已经丧失了在制度上谋求革命的动力。三是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在落后地区的破坏与重建的双重作用：“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8]然而，激进依附理论者只看到了前者，忽视了后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就必须与资本主义“脱钩”。四是二者在观察资本主义的方法上存在动态、静态上的差异。马克思以动态来观察资本主义并认为其起源于少数几个国家，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而向世界蔓延。依附论者则将资本主义看作一种静态的剥削体系，认为其始于16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没有改变过。

2.“依附理论”与“发展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拉美经委会所倡导的“发展主义”还在冲击着一些发展中国家时，旨在分析发达与欠发达关系、探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依附理论”开始席卷拉美地区。探寻“依附理论”的理论渊源，“发展主义”是始终无法绕开的一点。“依附理论”虽然是“发展主义”的挑战者，但其却继承了发展主义的“中心外围”思想和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观点。

“中心”指处于世界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支配发展中国家为其利益服务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外围”指生产、出口初级产品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经济星座’，其中心是工业国，由于受惠于这种地位和早期技术进步，工业国组成了为它利益服务的整个体系。生产出口原料的国家则以其自然资源的功能和中心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广大的、参差不同的外围。”[9]“中心外围”思想认为“中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起动力作用，“外围”只是配角，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在“中心”的影响下，产生“外围”经济结构的一种发展与变化过程。依附论者继承、完善了“中心外围”思想，认为“中心外围”结构中的不平等关系是一种综合性不平等，即政治、经济、投资、贸易以及文化上都存在着极度的不平等与依附。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发达、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的根源。

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发展主义的观点，“依附理论”继承了这一点。西方现代化理论者把现代化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今天在固有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则是以战后成为世界最先进国家的美国为主导。”[10]他们把现代化进程看做是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实质上是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 [11] 。然而，西方现代化理论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理想中的成果，反而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出现失误与滞后，它们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旨在利用自身力量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展主义”必然反对西方“现代化”。依附论者接过了“发展主义”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民族大旗，将拉美经济发展置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框架，从宏观上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依附论者对西方“现代化”思想的反思、抗争，改变了发展中国家问题任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用从西方角度、立场提出的理论去阐释的局面。

(三)“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

由于依附论者多从拉美各国具体客观实际出发，按照本国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导致“依附理论”内部流派众多，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其基本观点具有一致性。

1.强调发展中国家国情，摆脱欧洲中心主义

西方现代化理论在拉美地区实践的失败，使得依附理论者认识到了盲目套用西方历史经验的错误性，转而强调要了解发展中国家国情，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不首先了解清楚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地区居民过去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如何造成他们现在的不发达状态，就不能指望为他们制订适当的发展理论和政策。”[12]依附论者认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了解，是对发达与不发达状态的错误性认识，是掌握着发展理论话语霸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强加给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选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甚至认为，“这大概是科学领域中最强烈、最野蛮的思想干预之一”[13]。

2.控制与剥削：“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性关系

1946年，“发展主义”代表人物普雷维什提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思想，旨在从整体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关系。依附论者普遍采纳、完善了这一分析框架并使其成为依附论最具特色的分析工具。依附论者贡德·弗兰克将“中心外围”分析思路发展为“宗主卫星”结构理论。“宗主卫星”结构指从欧洲或美国的宗主中心直到拉美最遥远的边区村落的整个体系的各个部分。“宗主”是“剥削的中心”，“卫星”是“剥削的对象”。“不发达”是脱离了“未发展”阶段但又陷入了“宗主卫星”结构中而产生的依附性阶段。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将“中心外围”分析框架运用到分析发展中国家内部问题上，认为“中心外围”结构的不平等性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内“大都市”的中心和“落后地区”的外围结构，使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不平等的生产结构、贫富分化等状况，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依附结构”的状况。卡尔多索通过对巴西发展状况的研究，提出了“依附的发展”的概念，认为一定程度上，跨国公司的利益同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利益有趋于一致的可能性，最终可出现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三者的结合，形成“依附的发展”。但他同时认为，“依附的发展”并未根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中心外围”结构。

3.经济结构单一导致依附的产生，依附导致不发达

依附论者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沦为“附庸”原因时，将视角落在其经济结构上，认为经济结构的单一化导致了依附的产生，而依附最终导致不发达。拉美地区受宗主国影响，形成的是单一的种植园经济，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必然导致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一是依赖原材料出口和初级产品贸易的单一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极度依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二是单一经济结构导致其国内自然及人力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开发，造成经济发展的低质化;三是单一的经济，其自身是一种缺乏灵活性、适应性的经济，资金的转移和流动都十分困难。以上三方面相互作用，迫使拉美各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紧紧捆绑，进而成为依附于“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完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控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则培养了依附于外国资本的社会势力、一个丧失自主决策权的政府;在文化上，则培植了崇尚欧美文化的社会心理等。这些后果势必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自主性发展，巩固并延续着不发达。

4.变革与出路：构建新的国际体系，走非西方发展道路

依附论者基于拉美各国状况对其“不发达”病症进行了不同诊断，但从本质上来看，都把“走出依附”作为走向独立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在关于如何“走出依附”上，依附论者存在不同观点。贡德·弗兰克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的发展”状况归因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而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决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卫星国与宗主国处于微弱联系时，才是前者经济上最为发展的时期。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要改变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状况及依附地位，“就必须变革它们参加国际体系的方式和国内的经济结构，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实行这一变革的先决条件”[1]280。卡尔多索则把“依附”与“发展”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点，认为“依附的发展”是“依附”的一个“特例”，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由依附走向独立的一个必然的过渡性阶段。阿明主张发展中国家走向独立最重要的就是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上述观点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变革现存的不平等的国际结构，使之有利于不发达国家发展。二是走非西方的发展道路，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变革的“药方”，一类是社会改良的“药方”。前者以贡德·弗兰克为代表，主张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后者以卡尔多索为代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三、“依附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依附理论”内容庞杂、流派众多，是一种综合性理论。该理论力图从全面宏观的角度出发，以拉美现实为其理论依据和落脚点来分析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原因以及走出“依附”的路径。该理论虽存在诸多缺陷，但“对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北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14]。依附理论的众多观点对中国现实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依附理论所提出的非西方模式发展道路，启示着中国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附论关于“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性关系及经济结构单一导致依附的产生、依附导致不发达的分析，启示着中国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附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中心”与“外围”不平等发展状况分析，启示着中国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不断改善民生。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问题，马克思晚年曾明确表示，一个国家是否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15] 。依附论者继承马克思晚年思想方法，结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现实，从理论上否定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适性。针对如何摆脱“依附”，依附论者开出的“药方”虽各异，但本质上却具有共同性，即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国情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是中国根据自身国情所探索出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它既是在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的有力领导下走出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更是在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规律的把握中走出来的[1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6.8万亿，居世界第二位，现代化事业取得巨大成就。“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8]9我国发展之所以成就巨大，就在于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世情、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8]11。

(二)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依附理论”认为，“中心外围”结构中的不平等的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不平等，特别是经济、投资、贸易上的极度不平等与依附，这启示着中国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国内与国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附理论”关于经济结构单一导致依附的产生、依附导致不发达的分析，启示着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增强经济自主性。

1.处理好国内与国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依附论者深刻剖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性，运用“中心外围”分析框架探讨了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然而，对发展中国家“走出依附”的路径选择，部分依附论者却走向了极端，主张“决裂”、“脱钩”。“决裂”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所有方面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作“切割”;“脱钩”虽不拒绝与世界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但也主张发展中国家要脱离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的世界趋势，发展中国家只有迎接挑战、趋利避害，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才能使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这并不必然会掉入“依附”陷阱。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必须要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进一步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9]。

2.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依附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单一导致依附的产生，依附导致了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对“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地位，就是因为其经济结构过于单一，产品缺乏竞争力。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至关重要。而科技创新无疑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18]19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家的经济自主性，避免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掉入“依附”陷阱。

(三)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不断改善民生

依附论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将“中心外围”分析框架运用到分析发展中国家内部问题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内部“大都市”的中心和“落后地区”的外围结构，使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不平等的生产结构、贫富分化等状况，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依附结构”的状况。

当前，我国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存在差距，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多斯桑托斯所阐述的状况。因此，我国当前要注意发展中的协调性、平衡性。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推进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部升级;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落后地区扶持力度;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以避免出现“新的依附结构”。

四、结 语

依附理论产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探索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背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和“发展主义”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做了有益探索，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学者探讨自己地区经济发展理论的新局面。该理论虽存在诸多缺陷，但其“中心外围”分析框架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具有启发意义;其立足发展中国家自身国情的立场来探讨不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思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着理论契合点，深入分析该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把握我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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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1).

[17]许凤鸣.道路、理论、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重维度[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8-12.

[1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3(1).

“Attachment Theory” and Its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MAN Qiw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attachment theory; modernization; Marxism; Development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编辑：蔡秀娟)

作者：满其旺

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 篇3：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摘 要]国内学者立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视域，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渊源、创新发展、重大意义等问题。关于生成逻辑，主要观点有“双重逻辑说”“矛盾驱动说”“时代呼唤说”等;关于理论渊源，学者们提出了“基地与前提说”“理论之源说”等看法;在创新性方面，形成了“创造性发展说”“当代飞跃说”“系统创新说”等观点;在构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方面，先后有“书写下篇说”“建设性逻辑说”“新文明类型说”等概括。这些成果充分显示了本路向研究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渊源;创新发展

构建人类命運共同体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研判世界大势、破解“时代之问”的重要成果。该思想一经提出，就以其独有的现实针对性、理论创新性、所涉问题的广泛性引起国际社会和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就国内来看，一个多学科参与、多角度切入的态势已经形成，其中，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的研究十分活跃，学者们围绕构想的生成逻辑、理论渊源、创新发展、重大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每个问题上又有许多见解各异的观点，显示了该方向研究的独特价值。

一、从世界历史视野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诞生的基本逻辑

当今时代，人类正面临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①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时代之问”摆在了各国人民面前：任由霸权逻辑、冷战思维恣意横行，还是各国联手、共建共享人类美好家园，人类命运面临重大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紧要关头诞生的。从学理上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的深刻背景和内在逻辑，对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具有前提性意义和价值。对此，学者们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结合世界历史当代发展的最新态势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双重逻辑说”②。王公龙着重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诞生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历史逻辑看，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深邃思考、对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从实践逻辑的角度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人类的理性选择：面对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构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是理智的选择;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各国必须携起手来构建命运共同体;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世界秩序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为此提供了思路，也为世界历史发展指明了出路。

“矛盾驱动说”③。郗戈认为，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权力逻辑之间的对立统一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的当代表征是一系列的尖锐对抗：在社会空间上，资本逻辑推动社会生产总过程全球扩张、跨越界限的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领土界线与权力垄断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在社会结构上，资本逻辑全球权力支配结构与民族国家维持内部社会结构稳定性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在社会行动上，资本逻辑激发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其政治秩序稳定性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上述矛盾导致一种悖论性结构——人类在表象上的漠不关心、利益冲突与人类在实质上已经相互依存、命运攸关之间的对立，表明世界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相互依存性即潜在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正是《共产党宣言》揭示出的这一世界历史趋势构成自觉的全球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

“时代呼唤说”④。鲁品越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世界历史进程对新型世界秩序的呼唤。当今时代的世界秩序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后正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霸权主义国家片面追求自身资本的扩张，罔顾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伤害，必然陷入自我否定。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的分裂;霸权国家的寄生性扩张方式导致其内部产生就业危机与基本实力衰退，导致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尖锐;产业链霸权和金融霸权的过度膨胀直接导致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国家债务危机和就业危机，引发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潮流。这说明以普世价值为精神基础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趋向式微，世界历史发展呼吁新世界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合动力说”⑤。周雯雯等人认为，当今时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构成这一思想产生的综合动因：经济发展全球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经济动力，只有树立共同体意识，才能破解难题、合作共赢，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政治局势多极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政治动力，抓住冷战格局被打破的机遇，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是世界政治和谐、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政治动因;文化发展多样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文化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新文明观，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鉴指明了新方向;社会信息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社会动力，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推动世界各国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社会整体，信息化的世界社会系统所面临的新问题构成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动力;国际安全问题多样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安全动力，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交织混杂对世界人民的安全造成强大威胁，全人类只有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才能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源泉

世界历史理论源自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整体性发展趋势的直觉和探讨，从维科到康德都曾对这一理论作出过贡献;黑格尔是作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近代世界历史理论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具有哪些内容?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人类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基地与前提说”⑥。鲁品越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基地和重要前提。这一理论最早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后在《资本论》中得到深刻而严密的论证，系统阐发了资本使人类历史成为总体的世界历史的根本机制及其历史命运。其要点有：人类历史成为总体的世界历史是资本利用人类生产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力量实现自身增殖、进行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由资本所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其基础是经济全球化，由此引起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是孤立的国别发展史，而是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由此决定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历史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

“理论之源说”⑦。王公龙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之源。从哲学基础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地域性历史走向全球性历史的发展趋势，习近平由此出发，深刻分析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相连的客观事实，各国各民族普遍交往日益紧密和加深的现实存在，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理论视野看，整体性视野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思维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样秉持整体性视野看待世界现实和未来发展，旨在解决超越单个国家、单个民族的整个人类的问题。从理论旨趣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追求理想社会为目标。马克思认为，世界范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必然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转变。习近平主张，在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的21世纪，要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必须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解决当今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全球治理赤字等突出问题，探寻一条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

“内在逻辑统一说”⑧。郗戈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着深刻的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自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命运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个主要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将自发的人类相互依存打造为自觉的人类共同命运的能动实践，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从逻辑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的合理应对：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民族国家发展而开启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人类共同体视野，把中国发展与全球治理、实现中国梦以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和实践上统一起来。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合理利用和控制资本逻辑并推动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反对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自觉融入全球化，规避资本逻辑的同化与统治。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抓住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斗争以至相互转化的一系列中介点，使得双重逻辑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共同体建构、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

“方法论指导说”⑨。胡刘认为，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哲学视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首先，这一思想为解决当今全球化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将全球化看作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既超越了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也超越了把全球化与地方化简单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等众多内容，是引领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方法论自觉。其次，马克思从资本逻辑二重性的角度分析和把握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对于用矛盾的观点、方法分析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最后，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价值观定位。超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考察世界历史的鲜明价值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直接目的是克服和解决当今世界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在价值观上蕴含着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精华，站在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命运的高度，根据经济全球化当代发展的新特征、新挑战，提出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战略设计和实践路径，创新性地丰富发展了理论。学术界着重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新性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 “创造性发展说”“当代飞跃说”“拓展创新说”“系统创新说”等观点。

“创造性发展说”⑩。王公龙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造性发展。在理论特质上，实现了从理想蓝图到现实方案的跨越。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理想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筹划美好世界理想愿景的同时，提出了以“一带一路”为主轴的行動方案与建设平台。在实践主体上，从两个阶级转换为世界人民。资产阶级是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主体，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形成后的实践主体是无产阶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把世界各国人民看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力量。在实践方式上，从突出阶级斗争到强调国际合作。马克思寄希望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推动世界历史前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重视国际社会间的广泛合作，让人类在更为紧密的依存关系中实现普遍发展。在思维方式上，从注重深刻批判到聚焦共生共赢。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当今世界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的潮流，主张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共生共赢的共同体。

“当代飞跃说”。鲁品越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飞跃。第一，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的驱动力，不是资本扩张动力，而是世界各国与相关当事国的人民的共同福祉和互利共赢以及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需要。第二，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物质载体不是不平等的国际产业链、金融链，而是由相关国家共商共建并将各国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的交通纽带、能源纽带、经济纽带与文化纽带。第三，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应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世界各国人民为了自身利益与各方共同利益，通过平等协商与交往而形成的共同价值。第四，新时代世界秩序的政治军事基础不是靠军事基地、军事同盟制造保护国与假想敌的国际对立来维系的霸权主义秩序，而是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拓展创新说”。张春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新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全球化意识和国际合作观。就前者来说，创新发展表现在：一是拓宽了对全球化的观测视角。《共产党宣言》聚焦于全球化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大国关系、人类前途、世界难题等维度全方位审视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形成各国共建共赢的发展格局。二是扩展了全球化的价值主体。《共产党宣言》的价值主体集中指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尊重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现实，形成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三是实现了全球化价值追求的时代表达。《共产党宣言》提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各个国家、民族在实践效果上的共同获得感、彼此间的互利互惠。就后者来说，创新发展体现在：第一，具体化了国际合作观的价值取向。《共产党宣言》国际合作观的价值主体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其作了时代性和对象化的外延拓展，即平等相待的全球性伙伴关系、公道正义的世界安全格局、包容互惠的人类发展前景、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体系、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格局。第二，现实化了国际合作观的价值期待。《共产党宣言》国际合作意识的价值期待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价值诉求更为明确，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位一体的美好世界。

“系统创新说”。胡博成、田鹏颖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系统创新。在政治方面，提出发展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中谋求人类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相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抨击更具民主性与平等性。在安全方面，提出营造公正道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以防范资本扩张的双重性衍生的安全风险，较之马克思对资本野蛮性的批判更具建构性、时代性。在经济方面，提出并以“一带一路”为抓手积极落实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理念，相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资本主义交往方式的超越更具创新性与包容性。在文明方面，提出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普世价值”引发众多无法解决的难题，习近平主张在“共同价值”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在不同文明交流过程中促进人类文明的融合发展。在生态方面，针对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和逆自然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努力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中找到平衡点。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于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种新理念、新战略被对待的，有不少学者正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不过，从引发的思想效应来看，毋宁说，这个宏大构想以及作为实践形式的“一带一路”倡议，为破解当今时代全球性问题、谋划世界历史的新方向和人类未来命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维向度和想象空间，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对此，不少学者沿着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理论和现实逻辑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为数不少的学术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书写下篇说”。何怀远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探索出了一条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的并存发展之道，书写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下篇文章。第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形态的把握，实现了从分析世界市场到塑造国际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商品交换形成的世界市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努力让世界走向多元的、平等交往的国际社会。第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往主体的认识，实现了从揭露资本主体到尊重国家主权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市场的交换主体、交往主体是资产阶级，实质是资本;作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形态的国际社会，交往主体的代表者是主权国家。第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之路的探索，实现了从揭露文明霸凌到推进文明互鉴的发展。马克思揭露了资本文明的霸权实质以及市场共同体的异化性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超越对抗模式，以合作共赢探索世界和平繁荣的现实道路。

“思想力量说”。王公龙站在引领世界历史未来发展的角度，认为这一思想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思想力量。首先，为世界历史发展指明前进方向。迄今为止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利于霸权主义，不平衡、也不公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人类社会普遍受益，追求的是美美与共的世界发展新前景。其次，促进世界历史回归正道。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泛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各国通力合作应对难题和挑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让世界历史在克服挑战中重新步入正轨。再次，推动世界历史发展步入崭新阶段。自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生成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处于较量和对抗之中。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不断推进，世界历史进程也将跨入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转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過渡的新阶段：两种制度依然处于竞争和较量的状态，但有可能携手合作、谋求共赢。最后，整体提升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对外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意味着，落后国家可以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减少发展的曲折和代价，获得现代化发展的更大成就。

“建设性逻辑说”。丁立群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当代全球化即总体全球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第一，它是对当代全球化的准确定位，即全球化经历了从最初的殖民主义扩张到经济全球化之后，进入了总体性全球化阶段。第二，它的提出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已经由初期消解性逻辑进入到积极的建设性逻辑。全球化初期，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逻辑是文化普遍论与文化相对论，相互对立、彼此冲突，这是一种消解性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一种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相待、公道正义、共建共享、包容互惠”的关系，为当代全球化进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逻辑轨道开辟了美好前景。第三，它的提出意味着当代全球化的普遍性理念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是指人类在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基础上形成的“共善”。第四，它的提出使当代全球化的观念基础实现转型，即由以资本的扩张这种片面的物质价值和生存价值转变为以人类的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统一。第五，它的提出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维度升华为普遍性维度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当代全球化中贡献给世界的一种普遍而全新的思想、理念和行动原则，同时使中国道路之特殊性维度升华为普遍性维度有了切实的理论依据。

“新文明类型说”。吴晓明认为，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是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内的中国方案的世界历史意义所在。所谓国际秩序、全球治理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并为现代性所规定。自从“世界历史”被开辟出来之后，国际秩序的支撑要素就是理论上的国际权利体系、实质上的权力关系与结构。从本质上看，这一体系主要是由资本的全球逻辑和力量分布来取得基础定向，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仍然是在上述原理的支配下来建立和制定的，全球治理也是在这样的范围内活动和起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方案只有在超越现代性的前提下，才可能成为关于新型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真正倡议;而当今中国的发展，只有在超越现代性的历史性实践已然展开之际，才可能使这样的倡议保有其客观的基础，并体现出其真实的世界历史意义。应当肯定的是，对于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起支撑作用的两个根本要点已经在历史中充分发展并因而变得相当明晰，它们是：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采取社会主义的基础定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复活并重建其和平主义的伟大传统。

注释：

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14页。

②⑦⑩王公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③⑧郗戈：《<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4期。

④⑥鲁品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飞跃》，《哲学动态》2018年第3期。

⑤周雯雯、林美卿、赵金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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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会强系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姜荔雯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周 巍)

作者：刘会强　姜荔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