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评价是基于教育哲学的一种价值判断，对教育行为负有批评、监督和导向的功能。调查表明，基于功利取向的应试教育之所以愈演愈烈，其背后是教育评价失去了理性。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促进教育评价的理性回归。本研究从忠诚度、控制度、亲和度、愉悦度、激发性和自发性等六个维度，尝试建构一个引领教育健康发展的质性评价模型。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媒介哲学评价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论多元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学实践
【摘要】在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较快与较热，然而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当前教育技术学现状的基础上，从技术哲学、知识管理、绩效技术、媒介素养四个层面来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教育技术学实践体系”，探寻多元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学实践。
【关键词】多元视角;技术哲学;知识管理;绩效技术;媒介素养
引言
目前，有人认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素质在技术层面不如理工科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媒介素养层面不如新闻传播学专业，在教育教学理论层面不如教育学专业。形成当前困境的原因表现在：一方面是缺少对教育技术学专业尤其是教育技术学实践的正确理解;另一方面是教育技术学工作者没有准确地对信息化过程中教育实践的正确关怀。当然，我国仍有许多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者正以饱满的热情关注着教育技术学的实践活动，思考着教育技术实践问题，他们不辞劳苦地奔波在中小学教学现场，为一线课程整合的教师教学献计献策，谋求以技术为支撑的实践关怀。所谓教育技术学的实践关怀，笔者认为是对教育技术学的实践主体、实践地位，对符合现代教育实践的需求、实践的现存状态、实践条件以及保障的关注，是对教育技术学科的肯定。它的核心是实践价值，是教育技术学的正确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践行。
教育技术学是综合性学科，涉及教育学、传播学、信息科学等，其理论背景较复杂，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实践应该更多地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强化理论研究，形成“合适的人使用合适的技术做合适的事”的局面。其次，教育技术学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自身的媒介素养直接影响着实践的结果。每一个实践对象在应用媒介时，身处“拟态环境”之中，对信息的选择、理解、运用、建构都相差甚远。正因如此，在教育技术实践过程中，强化媒介素养教育是基础，是获取较好实践绩效的前提。第三，用技术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高教育绩效，从实质内容角度加以分析，就是实践主、客体之间的知识传承，说具体点就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显性知道与隐性知识的转化，要关注社会性知识个体化的同时个体社会化。所以，知识管理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实践的具体内容。最后，在整个教育技术实践过程中，离不开绩效技术的调控与评价，在技术硬件与数量增加上，重视技术软件和质量的提升。在整个教育技术实践框架图中，绩效技术不是具体的，有形的对象，更多的是在技术哲学的主导下，用绩效技术来调控我们今天的教育技术实践。
一 技术哲学：教育技术学实践的理论指导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真正的教育家是关怀实践的，并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对于教育技术学科来说，具有全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是教育技术学科有序发展的根本，毕竟，教育技术是为教育服务的。在技术特别是当代的信息技术正大踏步进入教育领域的背景下，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我们接受新技术的同时，必须要思考：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价值。
从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和模式来看，其主要目标是促进和改善人类学习的质量，而教育技术也就是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采用的技术实践方法，其价值指向是学习的效益促进人的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的教育价值问题最终归结到“人”的发展价值上。更具体地讲，研究教育技术的实践价值就是要说明教育技术对于教育中的“人”的实践价值，即对学习者和教育者的实践价值，就是要解释教育技术对学生和教师意味着什么，要阐释教育技术可以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要研究教育技术应该如何做等问题。
当前教育技术的实践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技术的认识误解;二是实践与理论脱节。对技术认识，主要集中于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手段，将教育技术中的技术简化为媒体，把技术视为工具，认为教育技术就是教学中所用的媒体技术，误解了教育技术的内涵，重硬件、重建设而轻软件、轻应用、轻教师培训，重视媒体技术而轻视媒体应用方法，重视硬件的使用而轻视教学设计等问题;另一方面认为技术等同于媒体，使教育技术实践者过多地把精力和资源放在硬件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上，忽视软件资源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导致技术开发缺乏正确的教学设计方法的指导，技术设计缺乏对教学过程的关照，技术使用者过于关注媒体硬件的技术开发，而忽视技术应用的价值。
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表现为理论空洞、不能指导实践、未能形成基于我国实践的理论体系。我国的教育技术起步较晚，更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与经验，这是必然的和有益的。但教育技术本质是一个实践指向非常强的领域，涉及到“教育”与“技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这两个方面差异巨大。所以，我国教育技术发展到现在，不能还仅停留在引进阶段，而应做大量系统、深入的工作，致力于构建符合我国教育教学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性与前瞻性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
技术哲学为研究教育技术实践的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从技术哲学角度来探讨教育技术实践，从内涵上讲，教育技术是为了满足教与学的需要而采用的物化技术和智能技术总和;从本质上讲，教育技术是人类认识教育和改造教育的一种本质力量的体现，是技术理性在教育领域扩展的中介与具体形式。桑新民教授就曾明确指出：“技术哲学是现代教育技术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首先，技术哲学引入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其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辨析“技术”与“教育技术”的概念与内涵，而是突出地表现为对教育技术领域批判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培养。無论是对于“技术至上主义”的剖析，还是对“工具理性”思潮的批判，都彰显了哲学批判的深刻性;其次，“媒体中心”、“技术万能”、“技术至上”、“工具理性”，从技术哲学角度对这些错误观念的剖析与批判，使我们认识到，教育技术领域很大程度上都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在于对技术的膜拜和对人的漠视。如果忽视技术与人的关系，那么教育技术就会永远找不到正确的方向;第三，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既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也是改变人自身的力量，最终必然成为促进人发展的力量。以“技术哲学”统领教育技术价值观、实践观，既出自于对教育技术历史和现实的检视，也符合技术的本质认识，更是考虑了技术与人的关系、与教育的关系。既是对“技术至上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也是对教育技术价值观的建构。
二 媒介素养：教育技术学实践的生态基础
英国传媒教育专家大卫·布金汉姆给媒介素养下的定义是：“媒介素养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
同时，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指出：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从这里不难看出，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媒介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媒介知识：是指对媒介的了解、
认识，使用，对媒介运行机制和操作流程的了解和掌握，以及利用媒介为自己服务的能力;媒介意识，指自觉利用媒介为自己服务;(2)媒介能力：是指对媒介环境、媒介内涵，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反思，能够利用媒介进行制作和创造的媒介能力;(3)媒介意识与道德，是指自觉利用媒介，积极关注并参与各种媒介活动，且注意媒介伦理道德的反思与批判的能力。
作为教育技术实践基础的媒介素养，就是要求实践者具有：(1)对媒介、媒介信息和媒介传播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认识和解读，能够正确理解不同媒介的性质和功能的能力;(2)具有较高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性地观看与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信息能力;(3)具有利用大众媒介为自己生活、工作、发展服务的能力，包括使用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4)具有对各种不良信息的正确辨认能力和免疫力，对各种媒介信息的正确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对于媒介传播的信息，信息受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有自己的意识、思考和需要，对传播媒介可以进行分析、选择，对传播内容往往从主体意识出发进行接收、加工、整理和判断，所以受者是信息解读者。所以有论者认为，“用解读者的概念取代受众的概念已是信息时代的必然。”
教育技术学的实践重在媒介教育，是针对现代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以培养人的媒体素养为核心，使人们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信息爆炸时代，不具备传媒素养的人就无法获得真正有用的信息。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并不困难，难的是分辨信息的价值，有效地利用信息。媒介教育重在启发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以求达到高度的自律和对媒介的有效利用。例如大学生上网是为了获得学习资料、看新闻和影音娱乐。真正到了网上，情况有所变化，学习、看新闻和影音仍占主流，但BBS和聊天成为上网的重要内容。这种信息需要的异化和对媒介理解的异化最终会导致人的思维认识异化，使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沦落成为“媒介人”，成为媒介的延伸。麦克卢汉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认为，媒介文化己经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的过程，将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生活在媒介文化所制造的仪式和景观之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生存”。
媒介素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生存能力和生活技能，教育技术实践指导受众正确理解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受众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任务，使他们能够主动的选择和接触传媒，解读、甄别传媒信息，这就是教育技术专业实践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同时，大众媒介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建构现实，身处“拟态”环境，我们的认知环境取决于媒介体制、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媒体对受众文化认同和需求的理解以及市场的需要等等。今天的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也只有通过媒介教育来培养受众认识和利用大众媒介的能力才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这也是我们专业实践的契机。
三 知识管理：教育技术学实践的具体内容
知识管理是以知识和知识活动为核心的管理，包括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开发、传递、使用和存储。其目标就是使组织内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共享，促进知识创新。对于什么是知识?众多学者都试图对知识进行定义，其中较为广泛接受的是：知识是一种像流体一样具有流动性的物质，其中混杂了已经结构化的经验、价值、有特定含义的信息及专家洞察力。它包括：人类对事物的基本认识和掌握的基本情况的事实知识;对产生和发生的某些事情或事件的原因和规律的认识原理和规律知识;能被应用于基本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基本技能的技能知识;知道是由谁创造的知识经验知识。这四个方面。前两类知识，对于学校来说容易编码，传播、共享、学习和应用，是显性的知识，需要与“人”结合个体的经验才能做到创新。而后两类的知识，对于学校来说，难以量化和信息化，是隐性的知识，需要营造知识共享的氛围，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才能做到知识编码化，转化为显性知识。
教育技术专业实践目的就提高学习效率，促进知识的有效转化，包括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社会化过程;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外化过程;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融合过程;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内化过程四个方面。在社会化阶段，实质上是隐性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创造出来的隐性知识的共享，也是成员之间经验的共享;在外化阶段，被大家分享了的想象与创意能够通过语言、图表、模型、概念得到表达，并在成员之间传递。知识的融合就是把新知识纳入到已有的知识结构之中，知识的内化就是将新的知识演进成个人的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这四种转化方式构成了知识创造过程，同时也是教育技术实践的过程。
教育技术学实践过程的核心就是能有效地促进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化，即隐性知识的外显化，显性知识的内化。一方面关注学习组织内将学习组织成员所拥有的个人化的知识资产转变为学习组织的基础资产，从而在组织成员中进行广泛地共享;另一方面关注怎样增进个人或团体渐进累增的经验，从而使组织成员能有效地将所获取的经验信息提升到知识层次，且对知识进行内化并运用自己内化后的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
知识管理的具体实践离不开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是实践知识管理必要的组织环境，因此，教育技术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必然要涉及到构建学习型组织，创造有利于结合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两种能力的组织环境，通过有效利用學习组织的知识资源来提高组织学习绩效。在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过程中，首先是个体层面通过学习和交流对知识的识别和直觉感知，然后是将获取的知识进行“外部化”;其次，通过信息技术在组织内部进行传递，在个体和团队中交流和沟通，形成共同的认知、解释、归纳和整合：最后在组织层面将学习的成果和知识进一步的传递和发展，个体和团队学习所积累的知识逐渐转化为组织学习，并且通过组织层面的应用进行反馈，形成不断循环的学习和创造知识的过程。因此，在组织学习过程中，知识管理就是在技术、理论与实践的推动下知识在个体、团队和组织之间不断的演进，形成组织的学习能力，从而有助于知识的获取和利用，实现学习组织的学习目标。 知识管理对教育技术学专业来说，无论在其知识分类，还是在对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方面，都有深刻的借鉴作用和意义。所以，知识管理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教育技术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迪，其实践范畴更加凸显教育技术的实践目的性，指向更加明确：其目的就是要实现教与学的最优化，即如何使教师头脑中的知识、智慧以最佳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这就需要利用知识管理技术来实现，其目的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用最佳的方式把适当的知识传送给恰当的人，促进人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
四 绩效技术：教育技术学实践的功能价值
我国教育技术经过近年来的大规模的硬件投入后，学校教学与学习效率并没有产生与投入相匹配的应用效益。各阶段的教育中硬件的大投入与应用效果的低产出矛盾突出日益严重。面对当前技术大众化，教育技术实践中已有的理论与方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很难独立承担复杂而艰难的教育中技术应用问题。通过对在商业和企业培训、管理中应用的绩效技术研究，发现其为教育技术学实践理论的拓展和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AECT 1994年出版的《教育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指出绩效技术是一种对项目进行选择、分析、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的过程，目的在于以最经济的成本效益影响人类的行为与成就。绩效技术是用一种科学化的系统观点来解决问题的手段与方法。它以组织的总体目标为导向，在分析绩效的基础上，制定最佳成本，获取最大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改进个体和组织的绩效。在我国教育技术的应用现状中，技术单纯的只是应用，技术研究也只是应用模式研究，缺少的是对技术应用之后的效益研究。2003年何克抗教授就曾指出，我国教育技术多年来最大的缺陷就是企业培训这一块，且从事与企业培训有关的绩效技术方面研究的专家极少。因此，当前我国教育技术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从整体上对绩效技术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实践和探索，寻求绩效技术对教育实践的应用。
本文中，笔者把“绩效技术”作为教育技术学实践的功能价值，重点强调的是“绩效技术”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其“思想”，即围绕绩效而展开技术应用。而这与我国较早开展绩效技术研究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祖忻教授的观点相似，即把“绩效技术”看成是对“教学设计”的延伸。绩效技术更应该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方法，而非仅仅只是教育技术学专业涉足到企业培训中的一个领域。唯独以此种视角来审视绩效技术，才能把其定位于教育技术学实践的功能价值。因此，从受绩效技术角度加以思考，教育技术学实践需要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关注个体的学习向同时关注社会教育绩效的改进;从关注知识型问题解决方案向同时关注能力型问题解决方案的转变;从关注学习过程与资源向关注学习结果与效益的转变;从关注学习方法向同时关注学习问题本身的转变;从关注微观教学过程与资源的研究向同时关注宏观教育问题解决的转变。
在教育技术实践关注绩效方面，我们认为技术不是简单的在教育中应用，而是应用新技术去解决教育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在做技术“追新族”的同时，不仅需要教育理论的知识，更需要技术整合的培训、还需要有很强的分析、组织、沟通、协调、规划等宏观管理能力。教育中需要的绩效技术专业人员，不仅要求具有很高的学科内容知识背景，而且具有较强的设计、开发、决策、咨询及管理等综合能力，他们不仅需要懂得某一方面的技术，更需要具有整体规划、设计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对于我们教育技术实践者来说，都是必需的，也是其专业价值体现。
教育技术中关注绩效技术的实践，技术更新，硬件投入本身带来的不是数量上的累积，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提升。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教育创新项目的实施，不是多建了几个实验室，多增加了几台计算机，更多的是促进了实践者的思维意识的改变。教育技术专业实践人员所做的只能是逐步实现从关注技术本身到关注技术与绩效的转变。传统意义上教育技术实践常常关注于微观个体的学习，而忽略了对整个组织绩效改进与发展的研究。个体学习更多的是解决知识积累，而缺少对能力的提升。所以，个体与组织教育绩效的改进才是教育技术实践者追求的最终目的。教育技术实践绩效问题的解决需要非常复杂而多样的技能，这并非单独的专业技术人员个体所能够解决的，必须学会与其它学科专业人员的协作与互补，这就要求教育技术专业人员要有极强的合作意识、协调能力，实现教育技术的实践价值。
结语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分析，结合教育技术学的“94定义”，我们构建了教育技术学的实践体系框架图(如图1)：
任何实践都离不开强大的理论支撑，在发展教育技术本学科理论时，更多的需要技术哲学理论来指导，强化用技术促进教育的发展;
教育技术学实践的核心就是优化教育教学，促进学生的知识提高，针对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采用知识管理，促进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互相转化;
教育技术是新技术的先行者，理应对新技术有更深刻的理解，这就需求教育技术实践者具有更强的媒介素养能力，所以媒介素养(媒介/信息生态)是基础;
在对整个教育技术学实践关怀之中，作为教育技术专业践行者，让社会认可本专业价值，在执行绩效技术的同时，调控着我们的每一个实践行动(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
所以，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就是建立在技术哲学理论指導下的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其实践的内容是知识管理，实践的基础与支持是媒介素养，实践的执行与控制是绩效技术。
作者：刘和海
教育评价的理性回归与“六维度质性模型”的建构
摘要：教育评价是基于教育哲学的一种价值判断，对教育行为负有批评、监督和导向的功能。调查表明，基于功利取向的应试教育之所以愈演愈烈，其背后是教育评价失去了理性。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促进教育评价的理性回归。本研究从忠诚度、控制度、亲和度、愉悦度、激发性和自发性等六个维度，尝试建构一个引领教育健康发展的质性评价模型。
关键词：教育评价 理性回归 “六维度质性模型 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基础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受到关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陷入了全面的信任危机。越来越多的孩子普遍承受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学业负担和功利期待，基础教育呈现出众多病态化乱象，说明教育评价已经失去了理性。
自泰勒以来，教育评价的理论研究日臻成熟。评价标准联系委员会认为，“评价是对某种对象的价值和优缺点的系统调查”[1]。更多的教育评价专家赞成把教育评价理解为“事实+价值”，即在“系统收集信息基础上的价值判断”[2]。时至今日，教育的真谛和价值目标已形成共识，就是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设计自我和实现自我，促进其道德和智慧的生成。但事实上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却在不断地摧残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官本位思想、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等病态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当以人为本成了一个遮羞的口号时，我们不能不为当今的教育评价而感到悲哀。著名学者资中筠认为：“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批判教育乱象，促进价值回归，教育评价应该勇于担当，且敢于发声。
二、调查与分析
1.抽样调查
(1)样本与方法
2015年10月，课题组用自编调查问卷，从评价方式、情感体验和控制度三个维度对学校的教育评价方式进行抽样调查。全部调查对象均来自江苏省苏中地区的12所四星级高级中学(其中学生1221人，教师120人)，用教育解释学的方法对回收问卷进行了量化统计和质性研究，见表1。
(2)量化统计与现象描述
表1表明，约98%的师生认为，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实际标准是分数和升学率;绝大多数学生和超过半数的教师拥有非常痛苦的消极体验;九成以上的学生和老师认为教育呈现高控制特征。
访谈发现，60.8%的教师表示自己在过去一年的教学中多次情绪失控，与他人有过冲突;83.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很难有耐心做学生的思想工作;83.3%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学校的管理方式简单功利，教育评价和督导已走入误区，令人担忧;有一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对所在学校有较高认同，认为自己能够体验到一定的愉悦、自主和成就感，但该校因为升学率在省内不领先而被行政领导责令整改，校长易人。
2.价值判断
分析表明，以升学率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教育，属于典型的应试教育。绝大部分人在教育的过程中拥有痛苦的消极体验，说明教育行为严重地伤害了人的情感，背离了教育的初衷。呈现高控制特征的管理模式潜隐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必须预防和坚决摒弃的短视行为。分析认为，功利主义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盛行，原因是教育评价严重乏力，甚至已经异化为一种虚设。教育评价在功利至上的应试语境下失语、失责，是当前基础教育乱象层出的主要原因。
3.分析与结论
(1)回归本原
教育是一项特殊的社会活动，一切教育行为都要从人的本性出发，最终还要回到人的本性。它不可能像制造产品一样简单复制，而是要因材施教，耐心守望，使一切教育行为符合人性，最终沉淀和生成高贵而丰满的灵魂以及富有创造性的头脑。教育能够使人自主发展，和谐相处，共同创造和享受美好社会带来的福祉。这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教育即生长”，哲学家卢梭和杜威对教育的本质早已经做出了精辟的阐释。也就是说，教育应该促进每一位受教育者天性和能力的健康成長，把他们培养成美好社会的建设者。任何背离了教育本质的行为，都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未来社会的伤害。
(2)价值判断
教育评价是基于教育哲学的一种价值判断，对教育行为负有批评、监督和导向的功能。应试教育泛滥的现实说明，目前的教育评价已经失效，教育评价的理性期待重建。
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认为，“我们衡量教育，不应该用狭隘的功利尺度，而应该用广阔的人性尺度和人生尺度”[3]。因此，好的教育评价必须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决反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追求，应该在运用量化评价的同时，更加重视对教育结果进行质性分析。好的教育评价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评价者要人格独立，真理至上，使教育评价真实有效。
(3)结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委员会在《学习：内在的财富》中宣称：“选择某种类型的教育，等于选择某种社会。”[4]教育是为未来社会奠基的工程，质性健康至关重要。质性健康，必须有教育者和评价者对教育价值的忠诚坚守。基于此，我们进行了“六维度质性模型”建构研究。
三、模型的建构与检验
1.模型建构
依据积极心理学理论，参照CIPP评价模式，课题组选取了“忠诚度”、“控制度”、“亲和度”、“愉悦性”、“激发性”和“自主性”六个维度，以人本主义为价值理想，从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视角尝试进行了“六维度评价模型”的建构研究。其中，“忠诚度”指向教育理念，是保证教育质性健康的关键。
(1)忠诚度
忠诚度，就是对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忠诚的程度，是衡量所有教育人良知和勇气的关键所在。
忠诚度在教育评价居于核心地位，它指向的是教育者的核心价值理念，考验的是教育者的人格水平和责任担当。当教育者失去了对真理的忠诚时，教育给人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将是深远和持久的。如果教育者绝对忠诚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信仰坚定不动摇，方向正确不跑偏，功利主义自然就难以滋长，更难以泛滥。
(2)控制度
教育行为必然包含一定的控制因素，但控制是一定要有度的。
面對升学率这个眼前利益，教育管理者很容易不自觉地突破控制的“度”，使管理变成“过度管理”，教育变成了“过度教育”。教育的全部方法都要基于爱和对人性的尊重。
教育管理要做到张弛合理，充满人文关怀。教育评价要能及时地遏止、纠正过度失偏的功利行为，使教育行为不逾矩，不过火，符合人性，恰到好处。
(3)亲和度
吉尔·哈德斐尔德(JillHadfield)说过：“班级里可能充满了欢乐、友谊、合作和渴望，也可能是沉默、不快、矛盾和敌意。”[5]要追求教育过程中人的情感的亲切与和谐，就需要教育者作风民主，拥有良好的亲和度。
从人文的角度看，教育管理文化应该是尊重人格、发展个性的人性文化。实践证明，只有民主才能培育民主，平等才能生成公平。专制和暴力行为，只会培养出专制和暴力，永远难以培养出民主平等的人格特质。
(4)愉悦度
教育的过程只有使教师和学生心境愉悦，才能生成知识的发现、能力的生成和人格的成长。“愉悦度”这一指征，指向了教育者的人格健全和心理健康问题。这一呈隐性特征的文化-心理因素，常常被人们忽视。研究表明，由管理者人格和心理健康问题而衍生出来的情感障碍，会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循环传递，双向影响。
教育管理者要对自己的人格特质和心理健康水平保持应有的察觉，要熟练掌握压力应对和情绪管理的技术，能及时调适自己的心态，确保情绪健康和人格健全。同时，还要不断陶养自己的性情，及时修正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方法论，常常更新提高自己的沟通艺术，使自己保持乐观的心境和积极的情绪，给他人带来愉悦。
(5)激发性
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詹姆士研究发现，在缺乏激励的环境中，人的潜力只能发挥出20%～30%，如果受到充分的激励，他们的能力可发挥80%～90%[6]。研究表明，好的教育应该富有激发性。
激发性，是指持续地激发人的动机和内在动力，使其心理过程始终保持激奋状态的心理特征，其外在刺激是激励，就是通过设计适当的外部奖酬和组织环境，借助特定的积极信息来激发、引导、保持和归化组织成员的行为，以有效实现组织及其个人目标的系统活动。教育管理的过程应充满着激励，使教师和学生身心解放，从而愉快工作，积极学习。
(6)自主性
教育有自己的特殊性，即教育性。说明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最高旨归，人的成长和发展是教育管理的最高目的[7]，而自觉自发、自主自动应该成为教育管理的最高境界。因此，好的教育，应该是着眼于生成人的自觉主动性。
自觉性是人的优秀心理品质之一，体现了个体对行为目标的意义理解和思想觉悟的较高程度。拥有自觉性的人能够积极主动，意志顽强，为达到既定目标而独立自主地努力[10]。当教育着眼于生成人的自主性时，就会着力够唤醒教人内在的进步欲望，积极启发人的成就动机，使他们能够自发地设立目标，主动成长，在追求自我效能感的过程中实现高峰体验。
2.模型的应用检验
2016年2月，课题组以“六维度质性评价模型”为工具，对江苏省苏中地区6所高级中学进行了抽样调查，全部样本为应届高中毕业生282人，六个维度以好、较好、一般、不好四个层级分别记5、3、1、0分。调查平均得分17.2分，其中最高得分23.4分，最低得分13.0分。6所学校中有5所得分较低，呈高控制性，其中愉悦度得分平均得分0.58分，说明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对学生的发展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良影响。6所学校的升学率和六维度检测得分排名分别为Q中学(1/5)、J中学(2/4)、T中学(3/3)、Y中学(4/1)、B中学(5/2)和H中学(6/6)，说明过高的升学率与学生的终身发展呈负相关。
课题组以“卡特尔16PF”为工具对六维度质性评价得分第一的Y中学48名同学进行了人格测试。分析表明，85.4%的被测人格发展良好，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受测者拥有较高的学习兴趣，在乐群性、稳定性、有恒性、敢为性、独立性和自律性等方面均呈良好的发展特征。
检验表明，“六维度质性评价模型”信度、效度良好，符合设计的原始意图。
四、思考与建议
作为探索，“六维度质性评价模型”发出了对真理(忠诚度)的呼唤。实践表明，任何一种教育评价模型，都需要对真理的忠诚和敬畏。否则，教育评价就会失去理性，教育就可能会偏离正常的轨道。
教育评价的现实尴尬，与利益一体、责任不清的行政主体有关。要实现教育评价的理性回归，就要积极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真人，说真话，做实事。可以尝试走“管办评分离”的路子，也可以引进多元评价模式，还可以强化舆论的监督和引导。但不管何种范式，都需要教育评价忠于真理，坚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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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瞿保奎.教育评价概念的形成：对文献的分析评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 戚业国，杜瑛.教育价值的多元与教育评价范式的转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6).
[3] 周国平.周国平论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委员会.《学习：内在的财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5] 朱永新.理想课堂的六维度与三境界[J].中小学管理，2014(12).
[6] 刘社瑞，李晓佳，王卫华.激励：打造媒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机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9] 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心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王道荣(1966-)，男，江苏连云港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商务分院心理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 王 颖】
作者：王道荣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路径
【摘 要】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是学术期刊适应中国高质量发展要求所确立的新发展目标、新发展内容、新发展方向及新发展方式。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既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社会功能与价值追求，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信息内容的建设、传播手段的创新，还包括学术期刊人才的培养与建设等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多环节、多个机构，是一个协同发展、联动创新的过程。
【关 键 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传播手段;编辑人才
【作者单位】杜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团体学术活动资助项目“高校学报回应中国社会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研究”(20STA023)。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各行各业均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乃至更长时期重要的发展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理念及研究成果的承载体与传播渠道，要服务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传播工作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践行方式。如何使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发展目標与价值，是期刊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简要分析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
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是学术期刊适应中国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所确立的新发展目标、新发展内容、新发展方向及新发展方式。它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不断走向繁荣，实现学术期刊服务党和国家及社会发展大局的价值追求;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通过学术引领能力建设、内容质量提升，实现学术期刊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传播目标;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加快传播载体的融合创新，提升传播力，走向传播方式与新媒介技术相匹配的发展方向;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使讲大局、懂学术、通技术、会传播的编辑出版传播人才快速成长的培养方式。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使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能够阐释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道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新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既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社会功能与价值追求，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信息内容的建设、传播手段的创新，还包括学术期刊人才的培养与建设等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之路是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针对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也不只是针对某一领域一时一事的具体情况而言，而是针对所有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所以，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均要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进行新的定位，明确自己的新发展重点和目标，以走出适合本地区、本行业和本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高质量发展要适应哲学社会科学新发展阶段的需要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5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注重回应时代的呼唤，努力把握时代脉搏，以建构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为目标，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等重大主题，研究“一带一路”的新建设、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乡村振兴、经济双循环发展、社会发展与治理、国家安全等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找寻历史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在各个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果[2]。可以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及研究成果的发布平台与传播渠道，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提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3]。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对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的要求，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宣传思想工作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加快提升内容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4] ;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要“追求卓越、创新发展”，加强优质内容出版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内容载体等，实现学术组织力、人才凝聚力、创新引领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明显提升，推动学术期刊“加快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努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代表国家水平的知名期刊”[4]。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必须应时代之变，积极探索，不断创新，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2.高质量发展是新传播技术提出的要求
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信息的载体，其物质形态随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一旦依托新技术的媒介形态发生变化，传统学术期刊也要在编辑出版和传播反馈的各环节进行变革，因为人类传播历史的演进过程就是媒介形态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口耳相传到文字形态传播，从纸质媒介传播到电子媒介传播，再到数字传播和网络传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形态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相较过去，当下的新媒体主要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兴科技手段，其类别丰富多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兴媒体，即以传播形态改变为主要诉求，强调体验和互动、内容生产日趋分散化和个性化的新兴媒体，如桌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互动性电视等;一类是新型媒体，其在传统媒介基础上衍生而来，传播形态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所传信息质量更高，传播效果更加有效[5]。媒介技术上的变化，使得多种媒介形态之间的区分不再明显，从而促进媒介的融合。伴随我国出版业的进一步改革，媒介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为此，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提出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数字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必须让自己走向与新技术匹配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高质量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读者的诉求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同样带来知识生产和知识接收方式的巨大改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知识的阅读使用者。知识的生产者希望研究成果能以最佳、最快的方式传播出去，产生更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读者希望能最便捷、最快速地获得自己所需的各种科研信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媒介使用习惯是促使学术期刊传播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他们阅读习惯的变化，对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1年4月23日发布了《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调查显示，手机阅读和网络在线阅读已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的主要方式，2020年有76.7%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9年的76.1%增长了0.6个百分点;71.5%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与2019年(71.6%)基本持平;27.2%的成年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较2019年的24.8%增长了2.4个百分点;21.8%的成年国民使用Pad(平板电脑)进行数字化阅读，较2019年的21.3%增长了0.5个百分点。从数字化阅读方式的人群分布特征来看，主力是18—49周岁的中青年群体，同时越来越多的50周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加入数字化阅读大军[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使用网络和移动终端、电子阅读器进行阅读已成为更多受众选择的阅读方式。哲学社会科学学術期刊必须适应读者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新发展趋势，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高质量新发展。
4.高质量发展是学术期刊自身发展与壮大的追求
编辑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组织者、选择者、把关者、优化者、传播者，他们始终秉持着为作者服务、为读者服务的职业理念与追求，聚焦党和国家发展所需。无论是在期刊内容的把握上，还是在传播方式的变革、传播效果的提升上，编辑都在积极思考，不断实践，积极寻找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方法，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内驱力。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说：“《文史哲》编辑部创刊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中国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你们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3]像《文史哲》编辑部一样的学术期刊编辑，也在顺势而为，应时而上，不断找寻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路径与方法，践行“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的理念，不辜负时代之需。
三、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多环节、多个机构，是一个协同发展、联动创新的过程。其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期刊管理部门要准确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历史坐标与发展方向，注重顶层设计，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
无论是官方管理机构，还是行业学会，均需加强对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管理与业务指导，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沿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第一，确保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学术期刊服务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发展需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就十分明确地要求学术期刊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二，确保以管理促发展，以发展实现管理目标。如202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报纸期刊质量管理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出版管理条例》《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对报刊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出版形式质量、印制质量提出明确要求，将期刊质量考核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并且要求期刊主管主办单位督促出版单位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并监督落实，将期刊质量纳入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之中。像这类有目标、有标准、有考核、有退出的管理，将有力地促进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2.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业务部门要处理好学习与研究、学术与发展、技术与发展、反馈与发展几个重要的关系
第一，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关注党和国家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研究现实发展之所急所需，在不断学习与研究中寻找学术选题。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化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在学习与研究中，编辑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认识能力等核心素养才会不断提升，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对学术期刊提出的新需求。
第二，注重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联动沟通，搜集学术信息、选择学术信息、优化学术信息、编辑学术信息、传播学术信息、反馈学术信息，形成学术界与学术期刊界的互动与促进，加快双方的创新与发展。学术研究成果是期刊的信息之源，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学术信息的传播载体，二者本就不可分离。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是由研究者和学术期刊、其他媒介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有学者提出，“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靠学术共同体中的名学者和名刊。只有名学者和名刊密切协作，互相激扬，才能创造出与我国走在世界前列的时代需求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7]。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良性互动，对哲学社会科学界而言，在期刊策划下可将最新、最好的成果以最快、最广的方式传播出去，实现学术信息的共享;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而言，从学术界获得自己希望的学术信源和选题，完成学术期刊引领学术、优化信息和把好关口的职责，将学术价值进一步扩大化，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传播的价值。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与哲学社会科学各研究团体联合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恰恰就是这两类团体协同发展的最好体现，可以说是将选题论证会直接搬到学术研讨会的现场，取得很好的效果。
第三，注重与传播技术机构的协同与探索，在传播技术上不断创新，实现传媒形态的深度融合与传播力的持续上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数据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便捷、快速的渠道。2020年，我国网民已达9.4亿，其中手机上网比例高达99.2%，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不能不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微信公众号是学术期刊与移动端二者融合的新探索，能有效提升期刊的学术传播力。但就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而言，很多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仍未开通微信公众号。一些开通微信公众号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传播形式缺乏场景化的思维，没有充分考虑移动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出现内容与场景的脱离、用户与传者的逆位、阅读场景与微信其他场景的隔离。所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微信传播应融入场景思维与平台思维，树立微信传播中的品牌意识，在技术上与一些小程序结合、与时空和场景结合，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等[8]，这样才能达到传播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注重与数据库等评价机构的沟通，合理有效地使用有关数据。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传播并非单向度的直线传播，而是多向度信息传播与反馈的交互过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传播的信息反馈，或是人际的，或是机构的;或是内容上的摘转评价、专家点评、二次文献收录，或是机构的引用评价、阅读量评价等。无论哪种评价，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传播效果的反馈，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起到参考作用，所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当合理而理性地对待这类信息的反馈，科学地判断学术期刊在传播中的优点和不足，促进学术期刊在传播上的高质量发展。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C刊公众号热文(二季度)，以CSSCI收录的91种高校学报来源刊为样本，采集2021年第二季度85种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数据，分析公众号的图文和篇均阅读量，发现第二季度的推文篇数累计阅读量有所增加，篇均阅读人次与第一季度持平。这样的数据有助于期刊在媒介融合的新阶段，加强期刊媒介融合的建设，也有助于被调查期刊了解期刊内容在微信传播与接受的基本情况，进而改进期刊的传播方式与途径，提升期刊及论文的传播力。
3.注重编辑人才的培养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编辑出版传播人才，这种人才是新发展阶段所需的复合型人才。首先，编辑知识结构具有复合性。编辑人才要有专业知识，在自己分管的學科领域应当是专家，这样才可和该领域的专家进行平等交流与互动。其次，编辑能力构成具有多样性。编辑人才既要有不断学习的接受能力，又要有与学者沟通的人际交往能力;既要有学术信息的选择与判断能力，又要有信息的编辑、加工、优化能力;既要有编前的策划能力，又有要有编后的传播能力。编辑缺少其中任何一种能力，都无法完成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以，加强编辑人员新业务能力的培训，补充计算机等其他学科人才对学术期刊的加持与助力，必将有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总之，当今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快速发展、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与巨大进步，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十分丰厚的土壤和强大的驱动力，也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和重大挑战。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时代所需、国家所需、期刊所需，还是学术期刊人的历史使命与价值追求，更是新时代、新技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新传播形态的高质量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术界与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协同创新，共谋发展。只有不断培养高质量的编辑出版传播人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才可长期持续且快速推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5-18)[2021-09-19] . http：//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6-05/18/c-1118891128_2. htm.
[2]王京清. 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J]. 人民论坛，2020(32)：6-9.
[3]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EB/OL]. (2021-05-10) [2021-09-19]. http：//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leaders/2021-05/c-1127428330.htm.
[4]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EB/OL]. ( 2021-06-25 )[2021-09-19]. http：//www. gov. cn/xinwen/2021-06/25/content_5620876. htm.
[5]宫承波. 新媒体概论(第七版)[M].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9.
[6]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权威发布[EB/OL]. ( 2021-04-24 )[2021-09-19]. https：//www.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12369739.
[7]徐祥民.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的名刊与名学者[J]. 中州学刊，2019(7)：169-170+172.
[8]陈心怡，方雪琴. 场景化思维助推人文社科期刊深度融合[J]. 出版广角，2021(16)：21-24.
作者：杜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