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哲学（精选8篇）
曹玲
（学前教育2班学号：111001167）
摘要：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出现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人思维上的问题，是一个被动思维的问题。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多元的碰撞与交流，正在使这种思维方式逐渐地走向瓦解，这对于中国适应日益开放的宇宙环境来说是件必然的好事情。所以，在此关键之际，我们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哲学反思，就显得格外迫切和必要，尽管这是一篇枯燥的文章。
关键词：舶来品康德独断论历史前提根基批判性对话
人类，总体对教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今天。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证券交易以及如何维持交易的稳定。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教育在整部人类史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类若想长久维持种族的延续，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环境的持续稳定，就一刻也离不开教育，这是显而易见的；哲学，像风一样有着自由的个性，我们看不到它的形貌，它却无处不留下智慧之影。笔者坚信任何一个忽视哲学的民族和国家，都不会走得长远。从词义上分析，教育更倾向于动，热心地实践和再实践；哲学更倾向于静，冷静地旁观与迫近事物本质的沉思。
所以，不可想象教育一旦离开了哲学会发生什么悲剧。中国哲学历来强调辩证，阴阳相抱，动静和合，自然一体，不可分离。因此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已是不必再质疑的了，对于人类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如何让教育哲学更好地服务于宏大的教育事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所进行的教育哲学研究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对其进行展开哲学反思的前提。
一、“教育哲学”是舶来品吗？
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在许多人看来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原因有以下两点：
1.从中国教育界对“教育哲学”下的各种定义来看。中国教育哲学家黄济先生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
1中的根本问题。” 黄济先生在此尤其强调教育哲学的哲学性，但却略显空泛，完全按照研究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理论问题，将教育哲学几乎等同于哲学本身，似乎有些不妥。这显然是没有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完全是对西方教育哲学界各家之言的概括和总结，因而缺乏真正的哲学灵性。
无独有偶，中国教育哲学家桑新民先生认为：（1）“从定义来看，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又是教育的基础理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哲学是教育观和教育研究的方法论。（2）“从研究的对象看，哲学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1 黄济著：《教育哲学通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系，教育哲学则研究教育领域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3）“从研究的方法、途径来看，哲学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教育哲学则是对各门具体教育学科知识的概括总结，概括总结不是要形成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而是要揭
2示贯穿其中的普遍规律。” 桑新民先生更是直接将教育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暂且不论这种定义正确与合理与否，单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
另有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范寿康先生“把‘教育哲学’定义为‘研究教育学的假定的科学’”石中英先生认为：“范寿康先生之所以作此定义，实在是深受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3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哲学界对“教育哲学”的定义完全来自西方，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教育哲学”是从西方来的，中国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但与此同时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国是有自己的教育哲学的。
2.从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教育哲学。石中英先生认为：“中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学科前史。早在古代，我们的思想家们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就不局限于一些琐碎的见解，而是经常从哲学或人生的角度来论述。”4 而笔者也有幸读过儒家经典之菁华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宋代朱熹和吕祖谦主编的《近思录》。因而对此深有感触。譬如《近思录》有言：“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5 另有“教育学家陈元晖把《中庸》看成是我国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6 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教育哲学之冰山一角的显现罢了。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古代圣贤的很多教育主张都是极具哲学智慧的。
只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引入了西方的知识分类方法，并以此来强行评价和衡量博大的中国教育哲学，在对教育哲学下定义的时候，完全忽视了能够支撑一个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文明所固有的哲学精髓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哲学研究所带来的启迪。
因此说，回答“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这一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笔者坚信：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概念可以暂时属于西方；但是作为一种实存，中国自古就有，不会为西方概念而生或灭。在此笔者想请教一下中国当代的教育哲学界，照搬西方的分类法和概念定义来对自家本有的教育哲学实体进行划分评价，会不会发现太过于牵强和简单化了？至少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学习和借鉴，也许不是真正有效的学习和借鉴。
二、当前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与历史前提的澄清桑新民著：《当代教育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第14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朱熹，吕祖谦编订：《近思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3456
乍一观，教育哲学与历史前提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必然的关联，但是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尽管笔者也认为教育哲学，无论是哪一流派，都是可以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存在的，而且不存在单一的铁的规律体系是人必须完全去遵循的。当我们研究教育哲学的时候，我们会在柏拉图、亚氏、卢梭等等西方大哲那里得到来自不同时空的启迪和对现实的终极关怀。因此，我们说教育哲学可以指导教育活动更好地进行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不同教育哲学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不同的，尽管今天已是全球化时代，但东方与西方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文明体系，本质上的差别是显然的，可以向资本与市场屈服的一直是一些人，而非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实体。
所以，我们不能在强调教育哲学哲学性的永恒性的同时，忽略其各自产生的前提——时空背景的不同。二者不可不兼顾着来考虑。
首先，关于我国当前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石中英先生在《教育哲学》中提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是：（1）“教育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教育实践”；（2）“教育哲学研究的视野狭隘，参与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太少。”7 这虽然是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但笔者认为原因是同一个。抛开体制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单从学者个人奋斗的角度来看：一是我们在教育哲学研究的活动中依旧受五四语境的干扰，我们总以为来自西方的都是极好的，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在我国也是可以效仿的。我们忽略了自家的实际，中国即不是德国，英国也不是美国，十年文革已经险些断了中华的文明之根，而我们的双目却至今仍旧一直在盯着西方，忽视了对自身的深入研究与探索；二是我们从事教育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过严格的哲学逻辑训练的，很少有经过训练而怀有彻底怀疑态度的，我们当前关于一切教育哲学理论的批判看似都是很辩证的，但没有几个是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来对外来物进行批判性考察的。
其次，在我国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中，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性。西方有许多好东西。但凡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须承认，更需借鉴。但是我们必须澄清历史前提，既然东方与西方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关系，那么也就无必要认为古与今是绝然对立的关系。导致近代中国在物质文明上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的思维再也不能停留在五四时的水平了——非黑即白，流于表象分析，陷于独断主义，对一切新事物盲目热情地推崇，不加以彻底严谨地考察和批判。当下，我们对自家自古以来就有的教育哲学缺乏深刻地探索，然而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骨子里又都有着中华的血统，离开自己的文明根基，而简单地依靠研究西方的教育哲学来发展教育哲学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教育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去转身挖掘和继承自古就有的教育哲学实体，我们就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也难以有愈加广阔的哲学视野，难以真正参与到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中去。
我们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才能让西方全面认识中国的教育哲学，才能展开深刻而公正的中西对话与交流。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即是坚信跟随西方教育哲学亦步亦趋，就可以拯救中国的教育哲学。但是笔者仍然坚信只有自家能救得了自家，旁者也许可以推你一把，但不能代替被助者走下去，否则，被助者既不能获得拯救，也会彻底丧失自身，永世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金岳霖先生认为：“教育的内在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得到个性的完善和发展，使人类优秀的文化得以幸存、延续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8 笔者以为中国教育哲学研究当下的任务便是先让其自身获得彻底的哲学反思，澄清前提，获得教育哲学应有的独立个性以及研究者思维上的解放。
参考书目：
【1】.《教育哲学》，石中英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当代教育哲学》，桑新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近思录》，朱熹，吕祖谦合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教育哲学通论》，黄济著，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一、回归中国哲学经典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 中国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医学、科学、文学、艺术, 乃至风俗习惯, 等等, 都直接受到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 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成就, 又要继承本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 所以学习中国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哲学的意蕴内涵在不同的哲学经典上, 要想把握中国哲学特质及其演变的逻辑, 离不开对中国不同时期哲学经典的把握。
过去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家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些是直接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和哲学架构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 这样就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方法对于彰显中国古代哲学的学理特征、提炼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色有着重大意义, 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叙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胡适运用的方法主要是西洋的实证方法, 对于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方法的意义, 却没有真正从理论建构和创制的角度为中国哲学增添新的内容, 这种方法的发展和进一步运用倒是阻碍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发展, 也限制了中国哲学原本教化作用的发挥, 因此金岳霖先生认为该书美国式的“成见”过多。他认为《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 此书给人一种奇怪额定印象, 让人觉得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 作者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许多进展, 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 诸多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 比如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任继愈先生的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文化, 与中国哲学的精神难以达到完全的相契。当然我们可以吸收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优势资源来建构中国哲学, 但是如果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自身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哲学文化系统, 那么很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精髓。所以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深刻意蕴, 就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经典中去探寻中国哲学活的精神, 挖掘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性教化功能, 揭示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 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 其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经典:一是可以把历史上经过诸多艰难曲折才获得的哲学劳动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重新反刍一遍, 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诸多典型经验教训, 锻炼、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二是可以对历史上独立形成的哲学范畴的体系、哲学斗争的焦点、哲学发展的“圆圈”进行认真的分析, 揭示其规律和特点, 解剖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文化系统中哲学创造的这一个历史类型, 继承这份珍遗产;三是可以吸纳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 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中国哲学经典教学改革的方法
经典教育法在有些课程中也会应用到, 但由于课程性质的不同, 对此方法运用的具体手段也应有所差异。就经典教育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运用而言, 需要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注重经典教育与人生智慧的启迪相结合, 从而达到传统经典的人生智慧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目的。因此, 要想使得经典教学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运用中达到良好的效果, 必须探讨新的教学方法。
首先, 引导学生做好课前阅读准备。通常在经典教学的课堂上, 教师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中国哲学经典作者的观点、影响、评价, 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讲授某部经典之前, 规定学生需要在课前做好经典阅读的准备。比如在准备讲解《道德经》这部经典之前, 可以要求学生通过阅读《道德经》事先了解以下内容:老子的生平简介、《道德经》简介、《道德经》主要观点、《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哪几章、《道德经》的人生哲学和《庄子》的人生哲学的区别等。这样在教师课堂讲授之前, 学生有了大致的了解,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讲解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为了突出本课程是引导学生吸纳经典人生哲学中的智慧这一目的, 所以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阅读准备时, 需要帮助学生筛选经典中与人生问题相关的那部分内容来阅读, 避免平分秋色。
其次, 注重分组讨论和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的比例。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当用于小组讨论、交流, 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 组织讨论、交流, 教师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者、活动的组织者, 其次才是讲解者。比如在讲《论语》这部经典的时候, 教师提出供小组讨论的问题可以有:《论语》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与《论语》有哪些相契合的地方, 《论语》中表现人生智慧的有哪些章节, 《论语》和《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何相似和不同, 《论语》中的哪些内容对你影响最深。可以引导学生将小组中对这些问题思考结果进行概括并形成报告, 然后派小组中的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报告, 报告之后,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 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比如教师可以在小组对《论语》的人生智慧讨论之后, 总结这种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其长处表现在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 其短处表现在等级主义、专制主义、奴才主义、“发乎情止礼义”的中庸之道、压抑个性和情感调人世现实、忽视抽象思辨等。为了达到以上教学效果, 必须扩大平时成绩在整个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可以各占一半, 平时成绩包括课前准备情况、课堂讨论、小论文等。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体系中的比例, 其主要目的就是激励学生能够学会积极主动地学习, 避免期末考核中一张试卷“一锤定音”的片面性。
最后, 教师对经典的诠释要以增长学生的人生智慧为目的。作为经典, 虽然其具体思想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整部经典蕴含的精神能量只要与经典阐发所激越的人生智慧相沟通, 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彰显出来。《论语》尽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解释, 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 其作为经典的意义就是在代代中国人的口诵日记中潜在地发挥着一种人性教化的作用, 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和人心不断向善。这一强大的教化作用应该在《中国哲学与人生》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出来, 使之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从而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讲解《庄子》时, 就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思路来深入剖析庄子的人生哲学。第一,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庄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 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 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 神奇复化为神奇, 神奇复化为臭腐, 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第二, 生命的意义何在?《庄子》借庄周梦蝶的寓言来表达人生如梦的感叹:“昔者庄周梦为胡蝶, 栩栩然蝴蝶也, 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俄然觉, 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 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 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第三, 《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古之真人, 不逆寡, 不雄成, 不谟 (谋) 士, 若然者, 过而弗悔, 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 入水不濡, 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第四, 达到真人境界的途径是什么?一是吾丧我,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 仰天而嘘, 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 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 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 不亦善乎, 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 汝知之乎?’”二是坐忘与心斋, “堕肢体, 黜聪明, 离形去知, 同于大通, 此谓坐忘。”“若一志, 无听之以耳, 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 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 心止于符;气也者, 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虚者, 心斋也。”最后, 通过老、庄、禅比较来凸显《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老子是以无情展示其人生哲学,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而庄子确是有情的, “与物为春”, “万物复情”, “与天和者, 谓之天乐”。禅的“落叶满空山, 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 水流花开”、“万古长空, 一朝风月”三种境界彰显其对无情与有情的超越。《庄子》的内容纷繁复杂, 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而言, 我们只关注其人生哲学, 所以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展开, 就可以让学生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大概, 通过与老子、禅宗人生智慧的比较, 又可以凸显庄子人生智慧的特点。面对当下的各种困境, 《庄子》给我们的启迪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些困境, 超越这些困境,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全新的境界, 进入到一种精神极度自由放松的状态。
三、中国哲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经典是指古今中外重大知识领域的原创性著作, 是世界各族文化的根本, 是全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 是被历史证明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文化精髓。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中经典教育而言, 其目的不是追求直接回到经典本身的文句和文意当中, 而是运用现代教育方法, 使得学生了解并吸纳中国哲学经典蕴含的人生智慧, 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智慧。所有经典教育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 进行哲学经典教育是维系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心理结构、共同的精神价值, 根本缘由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传承着共同的经典。因此, 梁启超曾说, 《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 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 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 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而在不同的经典中, 哲学经典又显得尤为重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展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重现和恢复传统民族心态。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高度, 而文化思想的高度又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成员所具有的经典的学习能力和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一个民族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民族成员在人文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其次, 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对中国哲学经典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 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许多典型的经验教训, 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指出:“训练思维能力, 迄今为止, 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而哲学史的就是一部部哲学经典的延续, 所以进行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提高历史的分析和鉴别水平, 看到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 如何逐渐由浅入深, 他们在认识的曲折历程中, 如何不断克服谬误而发展前进的。
最后, 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启迪智慧, 提升境界。传统经典承载的是民族精神, 经典教育以此为依托, 可以为现代人的人性和人心的显发提供精神家园。经典教育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梳理民族心态,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促进心理健康。比如《论语》的人生启迪有“你就是自己的上帝, 变通比执著更重要, 人无无虑必有近忧, 成功需要勇气更要智谋, 胸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道德经》的人生启迪有“知道满足是富有, 坚持力行是有志, 轻诺必寡信, 勇于不敢, 少取反而获得”;《庄子》的人生启迪有“与物为春, 无用乃为大用”;《坛经》的人生启迪有“破除贪、嗔、痴”。可以看出, 儒家经典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 礼乐教化的智慧, 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 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 逍遥的智慧, 超越物欲, 超越自我, 强调得其自在, 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 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 无执的智慧, 启迪人们丢掉外在的追逐, 消解心灵上的偏执, 破开自己的囚笼, 直悟生命的本真, 这些经典对于人生智慧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无根的, 它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根基,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诸多中国传统经典的延续。经典教育对于人文素质的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 我们要重新梳理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 结合学生当下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惑给予新的诠释, 启迪智慧, 丰富心灵;在运用经典教育这一方法的同时, 需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 注重启发式教学, 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法, 从而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 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使得这一高水平建设课程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刘仲林.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9.
【关键词】教育；教学内容；创新；哲学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为所有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人们称之为“李约瑟之谜”。他还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中国科学在历史上曾如此之辉煌，为什么在近代却落后了？这的确让国人大伤脑筋，也甚感自卑。至今仍象梦魇一样压在国人的心头。新儒学大家梁漱溟先生曾给出一个解释，就是依据其人类文明之三进路的观点来看，似乎中国人是不需要科学的。但是这依然无法解释中国科学历史上的发达。
“李约瑟之谜”的阴云尚未散去，钱学森在晚年又为中国人提出一个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以获得诺贝尔奖为例，新中国六十多年来，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目前唯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是没有接受过大学学历教育的），或者说中国新中国以来的六十年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一名能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做出理论创新的人才。“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全国人的重视，成了一个钱学森难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试想历史上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并不落后，而在思想上，先秦的诸子百家自不必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与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一直到民国时期的新儒学，曾产生了多少世界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人类思想的大厦里熠熠生辉。为什么单单到了新中国，就再培养不出举世承认的大师了呢？初看起来，似乎是新中国的教育政策出了问题，亦或是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造成的，实则不然。本文将证明造成钱学森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自身出现了重大的缺失——教育的哲学贫困，即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教学内容中缺乏应有的传统哲学知识。那么中国传统的教学内容包括什么？近代中国教育哲学之贫困是否是一事实？如果是，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教育的哲学贪困为什么造成了钱学森难题？以下分述之。
一、传统中国教育对哲学的重视
据说在法国，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的所有学生，只有通过哲学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而哲学会考的题目就有“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或“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这样深奥的哲学问题。甚至是小学阶段就就有哲学知识的教学。说明近代以来我国教育的哲学贫困，并不需要将我国的教育同法国的教育中对哲学的重视进行比较，我们只需对我国教育的内容做一个古今的比较就会发现这一事实。
我国清朝以前的教育，从内容上看，是十分重视哲学内容的教学的，表现为历朝历代的教育都以读经讲经为主。为了有一个简洁、清晰的了解，我们以表格的形式总结我国历朝教育的教育机构和教学内容如下：
注释：
1.此处只是介绍了历朝中央官学的教育机构和教学内容，没有介绍地方官学和私学（除春秋战国时期外）的内容。
2.至少从唐朝开始，我国的教育就出现了专科教学，如唐朝的律学、书学、算学等；南宋的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清朝的兵刑、天官、河渠、乐律等。此表并没详细体现。
3.根据曲铁华主编：《中国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白光耀编著：《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王志民、黄新宪著：《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考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相关内容整理编写。
由以上表格可知，中国传统教育中，无论是先秦之六艺，还是汉朝以后的五经，还是宋明以后的四书五经，传统儒家哲学在基础教育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一直到清未莫不如此。学生入校完成基本的识字后，就要读《论语》、《孝经》。然后就要专门学习《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五经。所有的经书都是哲学之经典，涉及到现代哲学知识分类体系中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哲学知识类型。事实上就连为识字而编制的三字经，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哲学的启蒙教材。“人之初，性本善”不是表达人性为何的一种哲学观吗？魏晋之后在私学中，道、释两家的思想在教育中也得到了承认和重视。
我国自西周以来相沿设立的太学，其教学内容一直都是以五经为主。以五经为太学的基本教学内容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古代大学教育的重点是哲学知识，一方面表明哲学教学的方法是经典的阅读和讲解。
二、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哲学贫困之事实与形成过程
中国教育的哲学贫困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1月19日民国教育部颁布的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而到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对大学教育亦做出系统之规定后，也便造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根本缺陷，这一根本缺陷就是中国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哲学知识的缺乏，笔者称之为哲学的贫困。中国近代教育无法再造就原创之科学理论，无法再造就世界级大师己是确定无疑的了。
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清未洋务运动时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兴办的一批学习西文（即外国语）和西艺（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的西式学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堪称近代中国新教育之代表，且有大学教育之雏形的当属京师同文馆（同期的还有上海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统称同文馆或外国语学堂）。早期同文馆的学生是从八旗子弟中选出的“天姿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同文馆的课程既包括外文，也包括国文，国文仍为四书五经。[1]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后，我国才正式把西方的自然科学作为教育的内容。当时招入天文算学馆的学员为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己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2]此时，这些学生都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国文功底。另据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国文馆八年课程表的记载：“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3]可见，在当时学生的学习中汉文经学是当然的必修课。以奕欣为代表的洋务派之中体西用的办学理念在课程内容上表现为国文经学一直是学生学习的必修课，这些都是合理的。
到了1895年，情形发生了重大变更。1895年，清王朝在甲午海战中失败，以及后来像严复等一些维新人士提出西学体用的教育观点后，[4]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就被维新派贬为“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所以到了1895年10月，当时的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时，这所在维新派“西学体用”指导思想下建立起的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便无读经讲经一科了。[5]而读经讲经一科彻底从中国教育中被废止（排除哲学作为一专科出现以后的哲学专科教育）则始自中国近代教育开始的第一套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在规定这一学制的一系列法令之《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在其《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令》、《大学规程》中也再不见“读经讲经”一科了。虽然章士钊在1925年提出了“读经救国”一说，也很快就被新文化的大潮湮灭了。
新中国以来的教育无论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中也没有中国传统哲学之一席之地。依据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设置的国家规定，在基础教育的九年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科目有品德、语文、数学、体育和艺术（包括音乐和美术）。[6]在高中阶段，以高考为指向的教育内容就更无读经讲经之一席之地了。那么大学阶段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蜇行实施办法》之第四条、第七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授予学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和要求没有明确的要求。授予硕士学位的课程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一门外国语；授予博士学位的课程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两门外国语。可见，整个高等教育的学位授予对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做要求的。这里我们必须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新中国以来的高等教育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授能否替代中国传统中读经讲经式的哲学教育。本文认为，就指导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而言，是不能替代的，事实也没有起到哲学教育的作用。原因有以下几点：（1）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至少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接着“维新”而讲的创新。那么一切创新都从传统中开出来，不知传统而谈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谈。（2）中国传统哲学丰富多彩、流派纷呈，儒、道、释、墨、法，各展风采，各有所长，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完全替代。（3）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侧重于政治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并不强调对本体、人性、人类的认知等哲学问题的讨论。尤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使国人认为形而上学的东西都是错的，至少是空的。但是放弃对“道”的追问，则很容易迷失于“器物”中。（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活的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法兰克哲学派的理论不断在推陈出新。反观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显得固步自封、踌躇不前。（5）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专门从事其研究的学者之外的其它学科的研究者和学生的心态中已经不再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沦落为意识形态和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权威引述。大家论证自己的观点时甚至很少再引证马克思的著作，如有引证似乎也只是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已，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没有起到对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哲学的贫困造成了钱学森难题的原因分析
如果说一切理论都是上升为哲学的一种表达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教育以来出现的哲学贫困，直接造成了钱学森难题。其原因有三：
（一）哲学的贫困所造成了通识教育的失败
中国传统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是很成功的，其内容就是传统经典，包括五经、四书，其方法就是读经讲经。只有在对这些经典十分熟悉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进入更高级的研究机构通儒院，学生才可从事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的研究工作。[7]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之教育学制及规律的总结，一直在这一教育理念的指导和教育体制的规范下，中国的教育在近代以前为全人类培养出了无数的思想导师和科学巨匠，既使到了近代依然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师人物，如辜鸿铭、梁漱暴、熊十力、费孝通、陈焕章等。这些大师的成就也许还是得益于他们的中国传统教育基础吧。反观近代以来我国的教育一直陷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争论之中，还是以专业教育为主。所以高中教育中也存在着文理分科。即使是在大学教育的通识教育中，哲学经典所占的比重又有多大呢？我国近代以来通识教育的失败，不再有可能培养出在任何一门知识领域都具有自己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从而有可能做出进一步创新，形成创新理论或创造新枝术的人才。
（二）哲学的贫困造成了研究创新的不可能
创新的研究要么是理论的创新，要么是方法的创新，要么是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技术的创新。无论是理论的创新还是方法的创新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首先，理论创新离不开本体论的知识。创新的理论也就是解释某现象的新的最根本的理论，而最根本的理论也就是某事物的本体论，这也必然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其次，一个伟大的、创新的科学家必然有一颗伟大心灵，伦理学是塑造一个伟大心灵的必要知识。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一文深深震撼，因为我们从那篇短文中看到了一颗天才的大脑背后被我们忽略的至美的心灵。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被污垢遮蔽了，那么他的智力同样会被污垢所遮蔽。而至美的心灵来源于对好的生活的追求，来源于对道德原理及规范的辨识。而所有这些关于善恶好坏的判断都离不开伦理学的知识。再次，方法的创新更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哲学中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正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是对知识本身是什么、又如何可能的回答。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一个个体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创新还是对于一个民族的理论创新，没有哲学的支撑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哲学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学问，因为至少到十八世纪，人类的一切学问都还是只表现为哲学。
（三）哲学的贫困导致教育不可能成为好的教育
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原理和方法，那么哲学也就必然是教育学的基础原理和方法。其表现为教育的目的需要哲学的指引，课程教材的价值需要哲学的批判、教学内容需要哲学做为根基、教学方法需要哲学作为依据。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孔子，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们都是依赖教育来验证他们提出的哲学理论，也依据他们的哲学理论去评价所生活时代的教育。所以，一切教育都需要哲学来作为教育实践的理论指导。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发现，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几乎同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由此，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在所有的学科教育中贯彻德育当然是重要的，因为中国的教育有着深深的“德育优于文采”的传统。但是，也许在所有学科的教育中融入哲学教育同样重要，因为我国的教育更有着深深的“读经讲经”传统。当然这对任何一个从事教学事业的教师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但是，这却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欣等奏。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第十七页，转引自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5页。
[2]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奕欣等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四十六，第3-4页，转引自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14页。
[3]《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1879）刊第19-23页，转引自
[4]如严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体用的提法宣传，尊民判君，尊今叛古（和下面的2均参见白光耀编著《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方60页
[5]1895年创办的天津北洋西洋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次年1896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历经1912年之北洋大学校，1912年之国立北洋大学、1928年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1929年国立北洋工学院，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联合大学，1946年的北洋大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现今的天津大学。
[6]近几年来，在小学教育阶段教育主管部门似乎倡导类似于《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中国传统教育的蒙书走进课堂，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似乎我们只想到了这些教材对塑造人的道德品质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其哲学价值。
[7]参见公布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之《奏定学堂章程》之“癸卯学制”，转引自白光耀编著：《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健康与寿命问题。无论是中医和西医，都需要面对并解决其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二者应该联手，互相学习，共同探讨东方医学、西方医学，为了人类健康不断改进提升整体医疗水平。
中医学不像西方医学，仅仅作为医疗科学，中医学还包含着中国哲学、人体学、环境学、天文学、气象学、矿物学、植物学，以及重要的人文学--中医在诊治和指导养生时会考虑人的灵魂、心情、伦理等等。因此从事中医治疗与研究，多少要知道些中国哲学，否则就不能全面理解中国医学。中国是56个民族的共同体，说到中医学，不仅指汉族人民传下来的医学经验和知识，也包括藏族、蒙古族、苗族、回族、傣族等等少数民族的医学智慧。
中国医学对人体的认识有六个特征：整体性、个体性、系统性、关联性、中和性、协调性。一个人就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地球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每个人的遗传史、身体结构、生活环境、习惯、得病原因等都不一样，对每个人的治疗也就都不应该一样。在一个系统中，某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会产生关联，甚至不同部位的细胞都是有关联的，各个器官结构相互协调时，人才是最健康的。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在中国前的典籍中就有详细论述。从20世纪后半期起，西方医学也开始意识到人体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这说明两者在慢慢靠近。
整体性背后反映的哲学思考是什么呢?首先，宇宙是一个整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体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与宇宙息息相关。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种针灸疗法叫耳针，各个器官都与耳朵有关联，在耳朵上反映人的整体布局却和人的.正常体位方向相反。又如足疗，主要按摩脚掌部位，却对身体各个部位的健康有好处，甚至可以治病。我自己有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前我在陕西咸阳开会，遇到一个足疗医生。他刚按摩没多久就问我，“你是不是颈椎受过伤?”“你心脏有一点点小毛病，但是没有大碍。你腰椎也不太好。”我身体上结构性的、器质性上的病竟然在足部都有反映，被他发现了。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在三年前开始爆发，而这个成阳的足疗师在10年前就发现了。
中医在诊断时，不仅针对疾病本身，还会考虑到患者的心情和情绪感受去综合判断。中医理论认为：精神与肉体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医与西医的一大区别：中医治人，西医治病。
中医认为，每个人先天情况不一样，原生家族、成长环境、经历、食物都不一样，性别、年龄等等也会不一样，应该实行个体化治疗。关于中医的系统性，有一个可见与不可见的问题，比如经络。中医有很重要的经络系统，但是如果将人体进行解剖，即便放在电子显微镜下察看，也是找不到这所谓的经络在哪里。这说明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经络，但是不能解释、不能證明并不说明其不存在。
中医的协调性包括三个方面：与自然协调，自身各部分的协调，心与身的协调。季节、气候对人体的健康关系很大，比如中医讲究“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就是看到了人体与自然的协调。很多人会进行体育活动，锻炼身体，这就是自身的协调，各个器官互相协调。我自己对自身的协调深有体会，如果我晚餐吃了两个鸡腿，再吃牛排、沙拉等等，就会到夜里3点也睡不着：食欲得到满足了，但是肠胃的接受能力跟不上，造成了自身的不协调。身与心也要协调，如果心情不舒畅，身上也不会痛快。
中医诊断方法有“望、闻、问、切”四种，处方则有“君、臣、佐、使”四种;中医讲究“一人一方”，“7到10天换方”;中医治疗方法除了中药之外，还有针灸、推拿、按摩等，无论什么诊断、治疗方法，都讲究“扶正祛邪，身心兼治”。我女儿在六七岁时，长期感冒发低烧持续了4天，虽然不影响她上学、玩耍，但是情绪总是不高，去了很多著名医院，都没治好。后来遇到一个老中医，吃了他的药，到第5天，女儿的低烧停止了，开始活蹦乱跳了。中医不仅治病，也能防病，通过养生、太极、气功等方法，健身强体。中医还提倡食补、药膳等。中药大多是植物，本身就可以作为食物，这就是“药食同源”。
此外，中医还有“带病生活”和“带毒生活”这样一种在现代医学看来似乎荒谬的理论。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艾滋病。中国有一种疗法，曾在非洲被广泛使用，效果显著。我曾经去非洲访问过那些病人，也访问过医院、医生，按中国医学的方法治疗，有些染上艾滋病的采矿工人、卡车司机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可以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了。但是如果让他们去医院化验会发现仍然是阳性。病和非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带毒生活”最好的例子是有些中药材里含有重金属，如果要完全排除，医疗就会陷于困境。很多人不知道，在一付处方里还有另外一些药在抵消重金属的副作用，只要能够总体上控制，不影响病人的健康和生活就行。
中医在中国历史上是建立了许多伟绩的，比如根据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史籍记载，曾大规模爆发过的瘟疫有1400多次，再加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乱，可谓多灾多难。但中国人口一直稳步增长，从没有出现过像欧洲一样不止一次爆发、每次死亡数千万人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农业国家，老鼠很多，鼠疫容易发生。幸运的是，我们有中医，避免了赤地千里不见人烟的惨剧。病灾屡发，又从与疾疫的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温病”理论和疗法。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中医作为其中发展完善的一支，丰富了人类的医学宝库。因此，中医应该学习西医与其他民族的优秀医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并与世界其他医学一起，携手维护并促进全人类的健康。
当前中医学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因为不同文化的长期隔绝因而彼此误会己久，中医不易被一些国家和民族接受;由于对人体和宇宙认识的差异，难以融合;医学领域的接触与合作牵涉面广，涉及到科学、政策、教育、企业等各个领域。总体而言，中医与西医的差异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西医重分析性，相对精确;中医重综合性，相对模糊;西医重求共性，更有重复性;中医重个性，更有变化性;西医依病定，相对标准;中医因人异，相对灵活;西医针对病灶，更有直观性;中医针对全身，更有经验性。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山水之诗，歌鸿雁之章。
在这个秋冬之交，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和“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4次讲话，与10余位领导人举行会谈，向与会者讲述了寓意深远、包罗万象的中国哲学故事。
山水之道
--8日，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说：“中国有个寓言叫‘愚公移山’„„愚公的精神感动了天神，两座山在人和神的共同努力下被移开了，愚公的家乡同外界实现了互联互通。”
“愚公移山”典出《列子·汤问》，讲的是愚公不畏艰难开山修路，子孙相继的故事。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始终以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意志品格著称于世，而“愚公移山”之类的远古传奇正是先人们豪情壮志和不懈追求的写照。而今，只要亚太人民坚定信念，就定能克服困难，开辟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宽广道路。
--10日，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说，2000多年前，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意思就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涓涓细流，泽被万物。亚太经合组织以太平洋之水结缘，我们有责任使太平洋成为太平之洋，友谊之洋，合作之洋，见证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繁荣、进步。
老子的话见诸《道德经》，讲述了至善如水，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欢迎宴会上自始至终贯穿的“水”的寓意，不仅点明中国奉行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对外交往准则，倡导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还表达出对亚太地区同舟共济的期许。
--在10日致辞中，习近平还说，明天我们将相会在燕山脚下雁栖湖畔，正式拉开领导人会议的序幕。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儿有山有水，大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共商亚太发展大计，共谋亚太合作愿景。
孔子之语收录于《论语·雍也篇》，以山水来形容智者和仁者，水是柔、动、善变的，山是刚、静、恒定的。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领导人聚首北京，大家虽然秉性不同，但正如山水可以融合，APEC将搭建一个求同存异、共商发展的平台。
哲学之深
--10日，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叫水立方，对面是鸟巢，这两个建筑一方一圆，蕴含着天圆地方中国的哲学理念，形成了阴阳平衡的统一。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圆地方”包含了从几何形状到阴阳属性多重涵义，包含着天地对立统一关系的寓意。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社会乃至自然的平衡，这一理念体现在器皿、建筑等方方面面，在这里透露出一种对亚太地区和谐平衡的愿望。
意象之美
--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开篇说，“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银杏的黄，枫叶的红，给北京这座古都增添了色彩。
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秋词二首》。习主席用秋冬之交的天气和美景给演讲开篇，烘托出宜人的氛围，寄托着对于秋冬之季召开的APEC北京会议的美好期待。
--11日，习近平在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中说，每年春秋两季，都有成群的大雁来到这里，雁栖湖因此得名。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就好比21只大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今天，我们聚首雁栖湖，目的就是加强合作、展翅齐飞，书写亚太发展新愿景。习近平还说，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让我们以北京雁栖湖为新的起点，引领世界经济的雁阵，飞向更加蔚蓝而辽阔的天空。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描绘出一幅江水雁过图。“一花不是春”节取自“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语出《古今贤文》，其意是只有一支花朵开放不能算是春天，只有各种各样的花竞相盛开，春天才算真正来临。
关键词：中华传统修身文化;哲学渊源;探究
人类文化的产生伴随着人类演化过程的信息传递，天地万物的讯息产生并融汇渗透就形成了文化，而文化是独以精神文明为导向的融汇和渗透。从词源来看，“文化”一词本意为耕种、养育、培育、发展和尊重。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①《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化为变化、变易、造化”。文化从本义来看是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和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传承演化进程中形成的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简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通过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表现形态来呈现的各种民族风俗、文明和精神的总称。
一、修身文化内涵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开端就以儒家学术为奠基，形成了一整套的关于对人、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对社会行为规范的追求，――即“仁义礼智信”等，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步以此为基础发展为一整套趋于完善的传统文化体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对每个人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就是修身文化。修身文化是将为人修身的文化，是一种适应社会、适应历史发展的道理，它以“人性之善也”(《孟子告子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思想为出发点，以“圣人之德”(《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古圣先贤”(《红楼梦》)为个人修身目标，展现了内涵丰富的修身文化体系。中国修身文化起源于人的原始体验，是以人生实践为起点的，进而发展和演化为一种专门之学。
二、修身文化的哲学渊源
中国哲学以儒、释、道三家影响最为深远，尤其是儒家思想更是深深地铭刻于国人的精神“心底”。修身文化源于中国哲学儒学思想，更是受到儒学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哲学从个人生命体的构成分析人和宇宙，认为一个生命体的诸多构成，与大宇宙息息相通于实存性的小宇宙之中――身体。②“敬身为大”(《礼记哀公问》)的“根身”文化经过历史淘洗和积淀，最终得出了“即身而道在”(《尚书引义》)的哲学抽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章句上》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正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是儒学的身体观。天人合一即为人道合一，天地为吾父母，民众为吾同胞，万物为吾朋友，寰宇之一切无不与我相关，一切道德活动都是个体应当承受和实现的义务。“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人与天是体承一道，合二为一的整体。对于修身来讲，只有超越了个体小我，行仁义，尽人道，才能合乎天道，入圣域。所以，“至善”一旦落实到了“敬身”，对身体的至高膜拜就生命化了、宇宙化了、哲学化了，“不亏其体，不辱其身”(《礼记祭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大雅A民》)的格言，尊身、贵身、正身、守身、洁身、致身的信条，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修身提高到人生哲学的高度。中国哲学以修身为体道过程，以修身为通天理为途径，强调了修自身即为悟宇宙之道、即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见，中国哲学对修身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深远影响。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在讨论天与人的关系时是将二者相分离的。在西方哲学看来，个体人是在与宇宙自然的搏斗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这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意识。由于天人相分，西方哲学从此就衍生出一系列的二元并立――心物并立、人神并立、主客体并立、神人权并立、自然观与人生观并立，理性与非理性并立、事实与价值并立、自由与必然并立等等。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西方哲学就要分别研究自然本体和人的认识。西方哲学更多的关注是理想世界里的现实人。什么是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等。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本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修身”即为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自我改造”，即通过个人实践来改变自我，使个人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更能适应客观世界。通过中西哲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修身具有浓厚的哲学基础，修身文化源于哲学，甚至我们可以说：修身文化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哲学的发展又对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哲学的浑厚历史积淀为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牢固根基的作用。而且，中国哲学中修身文化自始至终突出和强调实践之行，即“礼，履也”(《说文解字》)，这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本质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内涵相溶互通。所以说，修身文化源于哲学，而且修身文化又纵横于中外哲学和古今哲学。
注释：
①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6.
②康怀远.中国修身文化的和谐意蕴与当代教育价值[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5):86.
当代中国哲学既包括中国本土哲学思想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 也包括在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其他哲学形态。姚新中认为, 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方式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各个二级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甚至相互排斥, 导致二级学科过度专门化, 不同学科之间知识难以贯通、思想陷于孤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在寻求突破和创新, 但一定程度上面临范式转换的“瓶颈制约”;中国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在寻求进一步交流融合之道, 但缺乏开创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等等。
姚新中认为, 当代中国的“大哲学”在于其理论层次的高度、理论底蕴的深度和理论视野的广度。当代中国“大哲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 它自觉把当代中国的哲学问题放在世界哲学发展和哲学各学科互通的语境中来理解, 提出和解答的问题既具有历史渊源又具有时代性;其次, 它从世界视域和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回答问题, 自觉摒弃“一叶障目”的狭隘眼界;再次, 它不再把哲学当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外的另类学科, 而是将其作为渗透于其他学科并为之提供思维方式指导的方法论、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 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转型 社会思潮 价值观
一、转型社会特殊阶段：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问题的思考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分配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更是对“转型”这个词的词义最新和最深刻的诠释。在这种大的环境和形势下，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单位社会”已经开始逐步消解，熟人社会开始逐步被公民社会所取代。同时，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开始不断增强，开始通过各种行动策略为自己谋得最大化收益。因此，人们博弈和较量的最主要战场——市场——无疑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最关注的领域和研究的焦点，对有关市场经济和与之相联系的公民社会的知识的介绍也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转型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不同行业和地域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差别：农民整体的生活状况和水平仍然有待于提高；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内陆沿海省份经济总量仍然差别显著；西部大开发仍然亟待向纵深跃进。人们身处于一个不断分化的异质性社会之中，并纠结于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之中。由此，社会开始出现分层和分化的倾向。与之相呼应，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也应该呈现个性化和多元化特征，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不能一而统之和一而化之，而应该在坚持国家大政方针和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因时甚至是因人而制宜，充分利用不同地域的不同教育资源，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性和导向性的作用，为促进社会再有机化的形成发挥其无可比拟的作用。
社会转型也意味着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再分配体制下，中国城乡绝大多数人口在经济方面具有“被决定性”的特征，而这又作为主要原因决定了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性，即国家通过“思想主导型”或“政治主导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达到其政治动员的目的。但这种始自革命战争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了挑战。随着人们经济自主性和个体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那种传统的灌输和说教式教育模式已经逐渐丧失了其续存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教育。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注意自身教育理念的创新和教育方式的转换，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逐渐“赢得”受教育者的信任，并最终确立起自己在意识形态教育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且这永远是一个“在路上”的探索过程。
同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充分培育公民的现代意识，使他们实现从“微权意识”向公民权意识的转化。所谓“微权意识”，是指公民缺少对自己社会权利的认知、运用、维系和维护，而公民权意识则正好与之相反。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普通民众具有强烈的公民权意识，因为它是一种基于契约关系的经济形式，要靠规则甚至是法律来维系，而非通过血缘和熟人关系来达到自身对利益的主张和诉求，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实质和公民权意识的具体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传统人”逐渐转变为“现代人”，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感，对自己的社会存在状态和历史使命有清楚的认知，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能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也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出发点和着力点。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实际情况一定要有极为透彻的解读，并从中总结出一些核心的与基本性的理论问题，把它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够既直面现实而不流于形式，又深入人心而不显唐突，在潜移默化和春风化雨中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使他们既能够以平和的心态融入到当下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去，又能够心怀梦想和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二、厘清各种社会思潮：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论问题的思考
在正确反映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特殊国情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必须能够对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思潮做出有力回应，在认识论方面对这些社会思潮的是非曲直给出清晰的回答，这样才能显示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真理性，同时指导普通民众正确和清醒地认识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和舆论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这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目前社会的现实情况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上述功能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后殖民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潮等都对普通中国民众的思想认识造成了一定冲击，使他们认清这些思潮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具有的一种责任。
虽然中国一直在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妄图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进行内部瓦解。他们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文化渗透”，用他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来解构我们的意识形态：丑化和歪曲某些英雄人物，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其昭彰性的目的就是颠覆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蜕变，进而为最终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前苏联”打下充分的“群众性”思想基础。这样类似的思潮有的是通过非正规渠道蔓延，有的则是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披上学术的外衣，通过主流渠道“合理合法”地对普通民众进行“灌输”和“洗脑”。后者更为居心叵测和防不胜防，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
自福柯和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纷繁的理论以来，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层出不穷，其目的之一是解构话语霸权，并拒斥被普遍推崇的规则。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这些理论不断攻击中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扰乱普通民众的思想，混淆他们的视听。活生生的历史事例告诉我们，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防微杜渐，国家就有受到颠覆甚至是解体的风险，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使这些“理论”有了滋生的丰厚土壤，他们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当然，我们不能对这些后现代理论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中某些理论和说辞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实践不相符合。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些思潮一定要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使普通民众能够从认识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的高度辩证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们离资本主义社会和后现代社会都相去甚远，因此我们的认识只能是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实践，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应该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才是对中国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真理性认识，这种认识是相对性真理和绝对性真理的辩证统一。从相对真理的角度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民应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的宏观概括；从绝对真理的角度讲，它们也是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公民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先决条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更应理直气壮地宣讲党的意识形态，使民众逐渐学会辨真伪和见真知，最终水到渠成地接受和信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正如列宁所说：“如果认为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内容是真实的。”
通过上述分析也可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经常思考各种理论和思潮给受教育者思想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并对此及时做出回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达到使人明正视听，并为普通民众答疑解惑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最终也会成为净化社会思潮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三、正视社会各种现象：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问题的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价值中立的和价值无涉的，还是有自身价值取向的？毫无疑问，后者应该是当今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攻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世界充满正能量，使人们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去融入和改造世界。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该经常对教育理念和方式，包括教学案例的选取，围绕其价值观问题，不断进行追问和反思，以期使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能够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给出是非论断，而且能够因势利导，引导人们对事物的善恶美丑做出价值判断。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并具有强大内生性发展动力。
信仰问题是当前中国普通民众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看，大多数民众的信仰是主流的、正面的和积极的。但信仰缺失甚至信仰扭曲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一些人精神空虚，拜金主义倾向严重；一些人精神麻木，通过信奉某些“超自然的东西”来慰藉自己的心灵。这其中不乏一些高知、高能甚至是高官的存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青年人甚至热衷于一些邪教的歪理邪说，演绎了现代版的“不问苍生问鬼神”，一些活生生的事例就在我们身边。由此可见，我们应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大众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这种信仰是一定会实现的。而对某些“超自然存在”的崇拜，轻则会使人误入迷途，重则会使人走火入魔。因为从根本上讲，它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他们的目的是险恶的，他们的宣讲有时候也是天花乱坠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些邪教的丑恶嘴脸，在传递正能量的同时为民众的人生发展指明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还应该对社会上的很多现象给出价值观方面的评判。例如社会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差距、人口过多、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思想道德水准滑坡和腐败等现象。它们无疑正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抱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这些现象是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也要经历这些曲折和承受这些代价。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缩短这个阵痛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普通民众能够正视这些现象，以发展和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并从价值的社会历史性这一特点去审视和评价它们，进而以更平和的心态投身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
思想政治教育还应直面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热点事件、热点人物和热点话题，并把它们作为学科进化的增长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点。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的选择和行为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抑或彰显其独一无二的社会存在状态，抑或是通过“标新领异”而使自己成为公众人物，进而为自己谋取巨额经济利益。从较早的“芙蓉姐姐”和“凤姐”，到后来的“郭美美”，他们的“事迹”都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话题。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些角度去分析这些事件产生的原因，并以价值具有客观性和主体性等特点为依据，指出这些人物和事件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们随着时代发展必将消失的规律性。目的是使人们在面对类似选择和为了达到类似目的的时候，能够更加从容而不过分偏激，从而做出符合社会价值规范和合乎社会道德要求的选择。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存方式。而在价值观方面对社会热点事件做出评判显然符合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目的，因为它能够使人类以善和美的方式去实践和行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的生活。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也是要使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真正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在与万事万物和谐相处的同时，合乎规律地从自在走向自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民众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发展与国家进步的内在一致性和辩证统一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被外界任何情况和条件所左右，始终一心一意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对人性关怀意蕴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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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水（197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