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论文(通用10篇)
管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管理哲学却有强烈的地域差别,
在中国管理实践进程当中,有一个人一直被中国管理界顶礼膜拜和推崇,他就是彼得•德鲁克,管理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经验主义学派又称为经理主义学派,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当代的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对世人的卓越贡献与深远影响,无愧于“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以他建立于广泛实践基础之上的30余部著作,奠定了其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的地位,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管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管理是什么(what),管理为什么(why),如何管理(how)。现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管理上面,却忽略了对前两个问题的研究。
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中如何建立自己的管理哲学,指导并服务于管理实践,如何创造一种适合管理哲学自身的方法论,而非完全的应用拿来主义?在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当中,管理的客观环境日新月异,管理哲学如何随之变化? 我想不管未来如何发展,思想“管理丛林”如何“茂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都是十分有参考意义的事情,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指“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企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作用于存在。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哲学原则,随着中国经济日益繁荣发展,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也将迎来其极其辉煌的时刻!
求同原则
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 其活动涉及方方面面, 所以我们在确定自己的经营哲学时, 不能单纯以某种文化为基础。因为,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变革, 从大清国的洋务运动到爱国学生的五四运动, 从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到共产党的新民主运动, 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改革, 在这些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运动中, 传统儒家思想、西方自由思想、马列毛邓主义不断博弈, 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传统儒家、马列毛邓、西方资本主义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多元文化局面。其中, 儒家文化是已经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东西, 主要存在道德伦理领域, 虽弱但深, 它是底蕴文化;马列毛邓主义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 它既是强势文化也是招牌文化;资本主义主要存在经济领域, 它是流行文化。三种文化在不同重领域各有侧重, 我们应该针对其不同领域择其善而用之。
如在处理政企关系时, 我们应当以马列主义为主导;在处理人企关系时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处理企企关系时, 要以西方竞争主义为指导。这三种文化在中国并非各守其位, 而是相通相碰。我们要从共识中寻找基本的哲学观点。儒家讲人本, 西方讲人道;儒家讲天人合一, 西方讲环境保护;儒家讲等级, 马列讲阶级;儒家讲中庸, 马列讲辩证;儒家讲专制, 马列讲专政。西方文化出于达尔文进化论, 马列同样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都讲竞争、民主、科学、和谐。三者的共同之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都不同程度的重视人、都讲事物的矛盾。三种文化的相通之处即为我们管理哲学的生生之地, 由此我们产生了以下三个基本管理哲学: (1) 坚持伦理人的“人本观”, 抛弃西方的“自然人”、“经济人”的人本观, 慎对马列的“系统人”的人本观。 (2) 坚持处理矛盾的“中庸”思想, 即持经达变、时时中的, 保持中道。有条件的吸收西方非此即彼的理性思维和日本式的大和思维。 (3) 坚持以“同而不和”的原则求道同, 将中国的人理与西方的物理统而用之, 道统, 术不统。反对道、术排异。
存异原则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中国遭受最大的是西式文明的强力传播与渗透。故在处理中国与国外文明冲突, 构建中国企业经营哲学时, 首要的是应清楚的认识中国与西方在诸多文化方面的差异问题。西方传统的基本哲学思维方式是二分法, 也就是通常说的“一分为二”。即把思维的对象都分割为两部分:A或非A。中国传统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三分法, 也就是“一分为三”。即把思维的对象都视为一个整体 (一、太极) , 这个整体中都有两种趋势 (两端) :阴与阳;阴阳相荡而生像, 被称为物。对企业间的关系, 西方认为:A企业, 或非A企业———B企业。相互分立, 同业互相排斥, 互相竞争, 遵循“物竞天择, 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实行大鱼吃小鱼式的商业竞争。竞争就是战争。中国认为:企业以类聚, 以群分, 分刚柔, 分阴阳;阴阳、刚柔相推而生生不息, 向前发展。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构成一种生态体系。对企业管理的认识。西方:把企业的员工一分为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中国:一分为三, 上以下为基, 礼贤下士, 关爱下属。西方:长于分割, 注重实体, 有世界是由实在的物质粒子构成的观点。中国:长于整体思维, 注重相互关系, 有“精气为物”的观点。存异的主要目的是正确认识西方社会的思维和管理方式, 尊重他们, 而不是忽视或蔑视他们。以同破异, 然后再将自己的企业价值渐渐植入异域民族而获永生。
以人为本原则
比尔·盖茨认为, 微观的经营管理不能只靠制度, 更重要的是靠人, 企业要走向人本管理, 第一步是学会尊重员工。对于哲学来讲, 最基本的就是关于人的哲学, 所以哲学简直可以称为人学。你如果想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更美好, 那么哲学是必不可少的。哲学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保障。可以说, 美好或幸福的生活几乎是每个人的追求或愿望。那什么是美好或幸福的生活呢?事实告诉我们, 即便有了充裕的物质生活, 我们也并不一定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真正的幸福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寻找得到, 可见, 幸福首先是人对生活的一种看法, 是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只通过物质上的激励并不能完全满足人性的需求, 你只有承认人有精神上的需求, 你才能管理好人。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对人的哲学有高度把握的哲学家, 人为理想而活着, 只有了解员工的需要, 树立起企业目标与方向, 才能吸引员工;只有满足员工需要, 才能激励员工;只有了解消费者需要, 才能引导消费;只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心理, 才能使企业发展, 而这一切都需要哲学指导, 没有哲学、脱离哲学搞管理是不行的。人的哲学是围绕妥善处理五个方面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 (1) 对人性的假设 (善、恶) ; (2)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征服、协调、支配) ; (3) 时间取向 (过去、现在、未来) ; (4) 行动指向; (5) 人群关系。一个企业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以人为中心的关系, 不仅无法将企业管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而且连最基本的企业管理都难以开展。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其核心就是人, 孔子, 仁者爱人, 所谓爱人, 无非就是人际关系的协调中的一种理想状态。企业管理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领导与员工、员工与消费者、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各种矛盾等, 使他们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是企业活动的灵魂, 是企业行为的先导, 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支配着企业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战略决策等等, 企业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层次无不渗透着这种经营管理思想。
社会利益原则
在企业哲学中, 最难解决的一对矛盾就是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还是“崇高理想”的问题, 同时, 它也是企业能否成功构建管理哲学的关键。一般来说, 优秀的公司追求的是务实的理想主义。例如世界500强的默克公司, 在明知道推动一种叫做美迪善计划肯定不会赚钱时, 仍然决定投入生产并免费赠送给病人。在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时, 它的负责人乔治·默克二世解释了这种矛盾:“我希望……表明本公司同仁所必需遵循的原则……简要地说, 就是我们要牢记药品旨在治病救人。我们要始终不忘药品旨在救人, 不在求利, 但利润会随之而来。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 就绝对不会没有利润;我们记得越清楚, 利润就越大。”这就是企业哲学, 既是务实的又是理想的。你想赚越多的钱你就必需学会放弃越多的钱, 这听起来是矛盾的, 甚至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优秀的企业家往往能够领悟这种哲学, 因为这需要胸襟, 需要眼光, 更需要与众不同的毅力与耐心。越是简单的就越是复杂的, 企业要生存就必需要有钱, 必需利润最大化, 但企业不能只因为钱而存在, 因为企业的人不能只因为钱而生存, 所以必需有超越金钱之上的力量来支撑企业生存下去的理由, 这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将企业中人的精神发挥调动起来, 让工作变得有意义, 精神的力量可以使企业获取长期稳定的利润。所以说利润只能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 但它不能成为企业生存的最终目标, 正如人不能没有钱而生存, 但绝不能为了钱而生存的道理是一样的。短视的企业其理想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将企业作为赚钱的机构, 而将职工作为赚钱的工具。其结果是职工纷纷流失, 而企业在惨淡经营一阵后也就销形匿迹过早夭折。
只有这些有着为大众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崇高理想的企业才能获得真正的存续与持久发展。
辨证发展原则
哲学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哲学而论,西方哲学是哲学,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但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都可以称之为哲学。
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亦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在现代的传承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因为它们都涉及同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
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三大形态: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
然而,把中国哲学归属于哲学的名下,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往前说有黑格尔,最近则有德里达。黑格尔的观点众所周知,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
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无独有偶,2001年9月访华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思想,不过他并没有与像黑格尔那样贬低中国哲学,而是主张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传统,乃是源出于古希腊的东西,而中国文化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
本来,说中国没有哲学,就如同说西方没有儒家、道教和四大发明一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目前全世界踏上的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是西方人开拓的,而且评价标准也是由西方人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那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侮辱,这意味着中国古老文明无论多么灿烂辉煌,毕竟没有达到比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显然,遭遇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当它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中国盛产思想,它包含哲学,文化、历史,甚至宗教。而哲学正是中国国有思想的一条河流。
《企业文化方向》在职硕士研究生 招生简章
为提高在职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理论素养,培养较高层次的复合型管理专业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经北京市学位办公室登记备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北京举办企业文化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一、学校及专业介绍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兼有部分理工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尤其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领域具有突出的整体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是中国人民大学师资力量最为雄厚的学院之一,现职教师中有41名教授(其中博士生导师41人)、24名副教授,拥有包括管理哲学在内的9个硕士点、9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在教学科研领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二、课程设置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企业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实施课堂教学。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公共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国哲学专题研究 西方哲学问题研究 管理哲学专题
专业课: 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 西方管理哲学史专题 中国管理哲学史专题 中国管理哲学原著选读 东方管理哲学专题 领导哲学专题 管理伦理研究 管理哲学专业英语
领导哲学与领导艺术 人力资源与用人艺术 战略管理专题(选修)中外管理案例哲学分析(选修)企业品牌的策划与塑造(选修)企业文化概述(选修)周易:关键点(周易和管理、乾坤大义、周易卦解)选修课美学:关键点(塑造企业家的成功人生)选修课
三、授课师资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组织师资力量授课,授课教师均具有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职称,或拥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以及国内长期从事企业文化的专家学者等。
四、学制与学习方式
学制二年,采取集中讲授与自学相结合的学习方式。集中授课定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或燕山大学进行,一般周末上课或远程教学,专题讲座根据课时合理设计安排。(上课及讲座时间安排可根据学员情况进行调整)
五、招生对象
全国各行业董事长及董事总经理;人力资源或企业文化负责人员;党政部门与企事业单位各级管理工作人员;高等院校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其他有志于提高专业素质和理论素养的管理哲学爱好者。
六、报名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能坚持在职学习者。
2、原则上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七、硕士学位申请
学员毕业后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颁发“中国人民大学企业文化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符合学位申请条件者(获学士学位满三年),可以按照国务院学位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办的有关规定,申请硕士学位。
八、学习费用
学费:24000元/二年。学员的食宿费、差旅费等由学员本人自理。
学员若申请硕士学位,申请费及相关考试、论文指导、论文答辩等项费用均按国家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规定另行交纳。
九、报名注意事项
1、开课时间:根据教学点安排
2、报名方式:个人报名,亦可系统组织报名。
3、报名手续:持身份证原件或扫描件、最高学历的原件或扫描件、本人学位证书的原件或扫描件件、电子版蓝底证件照,200元报名费;
4、填写报名登记表;
5、有论著者交电子版论著;
6、报名时无需原件,入学报到时必须带上上述证件原件,以供复核。
中国人民大学 教学站
[北京]金主任:010-66234920、***
[秦皇岛]李主任:0335-8063717、***
曹玲
(学前教育2班学号:111001167)
摘要: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出现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人思维上的问题,是一个被动思维的问题。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多元的碰撞与交流,正在使这种思维方式逐渐地走向瓦解,这对于中国适应日益开放的宇宙环境来说是件必然的好事情。所以,在此关键之际,我们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哲学反思,就显得格外迫切和必要,尽管这是一篇枯燥的文章。
关键词:舶来品康德独断论历史前提根基批判性对话
人类,总体对教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今天。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证券交易以及如何维持交易的稳定。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教育在整部人类史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类若想长久维持种族的延续,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环境的持续稳定,就一刻也离不开教育,这是显而易见的;哲学,像风一样有着自由的个性,我们看不到它的形貌,它却无处不留下智慧之影。笔者坚信任何一个忽视哲学的民族和国家,都不会走得长远。从词义上分析,教育更倾向于动,热心地实践和再实践;哲学更倾向于静,冷静地旁观与迫近事物本质的沉思。
所以,不可想象教育一旦离开了哲学会发生什么悲剧。中国哲学历来强调辩证,阴阳相抱,动静和合,自然一体,不可分离。因此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已是不必再质疑的了,对于人类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如何让教育哲学更好地服务于宏大的教育事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所进行的教育哲学研究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对其进行展开哲学反思的前提。
一、“教育哲学”是舶来品吗?
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在许多人看来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原因有以下两点:
1.从中国教育界对“教育哲学”下的各种定义来看。中国教育哲学家黄济先生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
1中的根本问题。” 黄济先生在此尤其强调教育哲学的哲学性,但却略显空泛,完全按照研究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理论问题,将教育哲学几乎等同于哲学本身,似乎有些不妥。这显然是没有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完全是对西方教育哲学界各家之言的概括和总结,因而缺乏真正的哲学灵性。
无独有偶,中国教育哲学家桑新民先生认为:(1)“从定义来看,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又是教育的基础理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哲学是教育观和教育研究的方法论。(2)“从研究的对象看,哲学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1 黄济著:《教育哲学通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系,教育哲学则研究教育领域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3)“从研究的方法、途径来看,哲学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教育哲学则是对各门具体教育学科知识的概括总结,概括总结不是要形成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而是要揭
2示贯穿其中的普遍规律。” 桑新民先生更是直接将教育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暂且不论这种定义正确与合理与否,单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
另有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范寿康先生“把‘教育哲学’定义为‘研究教育学的假定的科学’”石中英先生认为:“范寿康先生之所以作此定义,实在是深受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3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哲学界对“教育哲学”的定义完全来自西方,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教育哲学”是从西方来的,中国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但与此同时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国是有自己的教育哲学的。
2.从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教育哲学。石中英先生认为:“中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学科前史。早在古代,我们的思想家们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就不局限于一些琐碎的见解,而是经常从哲学或人生的角度来论述。”4 而笔者也有幸读过儒家经典之菁华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宋代朱熹和吕祖谦主编的《近思录》。因而对此深有感触。譬如《近思录》有言:“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5 另有“教育学家陈元晖把《中庸》看成是我国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6 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教育哲学之冰山一角的显现罢了。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古代圣贤的很多教育主张都是极具哲学智慧的。
只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引入了西方的知识分类方法,并以此来强行评价和衡量博大的中国教育哲学,在对教育哲学下定义的时候,完全忽视了能够支撑一个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文明所固有的哲学精髓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哲学研究所带来的启迪。
因此说,回答“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这一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笔者坚信: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概念可以暂时属于西方;但是作为一种实存,中国自古就有,不会为西方概念而生或灭。在此笔者想请教一下中国当代的教育哲学界,照搬西方的分类法和概念定义来对自家本有的教育哲学实体进行划分评价,会不会发现太过于牵强和简单化了?至少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学习和借鉴,也许不是真正有效的学习和借鉴。
二、当前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与历史前提的澄清桑新民著:《当代教育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第14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朱熹,吕祖谦编订:《近思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3456
乍一观,教育哲学与历史前提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必然的关联,但是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尽管笔者也认为教育哲学,无论是哪一流派,都是可以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存在的,而且不存在单一的铁的规律体系是人必须完全去遵循的。当我们研究教育哲学的时候,我们会在柏拉图、亚氏、卢梭等等西方大哲那里得到来自不同时空的启迪和对现实的终极关怀。因此,我们说教育哲学可以指导教育活动更好地进行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不同教育哲学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不同的,尽管今天已是全球化时代,但东方与西方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文明体系,本质上的差别是显然的,可以向资本与市场屈服的一直是一些人,而非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实体。
所以,我们不能在强调教育哲学哲学性的永恒性的同时,忽略其各自产生的前提——时空背景的不同。二者不可不兼顾着来考虑。
首先,关于我国当前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石中英先生在《教育哲学》中提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是:(1)“教育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教育实践”;(2)“教育哲学研究的视野狭隘,参与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太少。”7 这虽然是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但笔者认为原因是同一个。抛开体制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单从学者个人奋斗的角度来看:一是我们在教育哲学研究的活动中依旧受五四语境的干扰,我们总以为来自西方的都是极好的,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在我国也是可以效仿的。我们忽略了自家的实际,中国即不是德国,英国也不是美国,十年文革已经险些断了中华的文明之根,而我们的双目却至今仍旧一直在盯着西方,忽视了对自身的深入研究与探索;二是我们从事教育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过严格的哲学逻辑训练的,很少有经过训练而怀有彻底怀疑态度的,我们当前关于一切教育哲学理论的批判看似都是很辩证的,但没有几个是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来对外来物进行批判性考察的。
其次,在我国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中,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性。西方有许多好东西。但凡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须承认,更需借鉴。但是我们必须澄清历史前提,既然东方与西方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关系,那么也就无必要认为古与今是绝然对立的关系。导致近代中国在物质文明上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的思维再也不能停留在五四时的水平了——非黑即白,流于表象分析,陷于独断主义,对一切新事物盲目热情地推崇,不加以彻底严谨地考察和批判。当下,我们对自家自古以来就有的教育哲学缺乏深刻地探索,然而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骨子里又都有着中华的血统,离开自己的文明根基,而简单地依靠研究西方的教育哲学来发展教育哲学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教育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去转身挖掘和继承自古就有的教育哲学实体,我们就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也难以有愈加广阔的哲学视野,难以真正参与到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中去。
我们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才能让西方全面认识中国的教育哲学,才能展开深刻而公正的中西对话与交流。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即是坚信跟随西方教育哲学亦步亦趋,就可以拯救中国的教育哲学。但是笔者仍然坚信只有自家能救得了自家,旁者也许可以推你一把,但不能代替被助者走下去,否则,被助者既不能获得拯救,也会彻底丧失自身,永世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金岳霖先生认为:“教育的内在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得到个性的完善和发展,使人类优秀的文化得以幸存、延续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8 笔者以为中国教育哲学研究当下的任务便是先让其自身获得彻底的哲学反思,澄清前提,获得教育哲学应有的独立个性以及研究者思维上的解放。
参考书目:
【1】.《教育哲学》,石中英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当代教育哲学》,桑新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近思录》,朱熹,吕祖谦合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教育哲学通论》,黄济著,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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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剑波
大思想家孔子和其他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盛世,出现了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的繁荣。三教包括:佛教、道教、儒教,九流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农家、杂家。
一、孔孟儒学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我理解的知识分子积极入仕儒家思想的描写。
儒家主张率真、合礼、推己及人且不问后果的仁爱精神。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时,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韦编三绝,积极去游说,宣传自己就是他们积极入仕治国的体现。他们一生中读圣贤书,闻天下事,谈到国家安危则忧之哀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达济天下”可以说是历朝来很多文人的人生信条。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文人的所有理想,忧国忧民、为国奉献是他们的追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对这种思想所产生的行为的很好诠释。
半部《论语》治天下,大部分封建集权统治独尊儒术,利用儒家思想来统治国家。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广大民众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很多都形成了温顺善良的性格,不到最后一步绝不造反,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吧。
二、老庄道学
“宁生而曳宁尾涂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知识分子清静无欲,崇尚自然的另一种选择。
在封建时代,积极入仕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每朝可见,有时候性命都难保,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三国魏时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是典型的代表。他们常集于山阳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挑战。这或许可能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但是这种放浪形骸皆自然,鄙弃礼仪道德做性情中人的做法对后世乃至今世有很大的影响的作用。不管是从开始领悟自然即能逍遥,在无边虚无中体会有限存在,还是时代让他们感觉理想和现实差异很大,变的不愿留骨而光,但这种无拘无束融入自然的生活能够让人回归原始那份本性,回归豁达的率真。
这种与积极入仕对立的老庄思想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条出路。进则儒,退则道;顺则孔孟,逆则老庄;进而得天下,退可居田园。这两种思想构成了知识分子主要的精神境界。
感悟:
关键词:南柏经营哲学,中国企业,经营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先生有一段广为传播的名言:是否持有优秀的“思维方式”、“思想”, 这决定了我们的人生。经营也一样, 企业业绩乃至企业寿命全部取决于是否具有出色的“思维方式”。
他在这里所说的企业经营的思维方式, 其实就是经营哲学。正是依靠独创的“稻盛和夫经营哲学”, 他才取得了许多彪炳史册的经营成就, 成为日本乃至全世界企业界的“圣人”。
近年以来, 中国的企业家已经逐渐领悟到了经营哲学的重要性, 其中一些并且意识到了, 中国的企业更需要适合中国国情和独具中国特色的经营哲学。而“南柏经营哲学”的横空出世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式经营哲学”的空白, 受到了许多中国企业家的欢迎和期待。
一、南柏经营哲学闪亮登场
2011年10月13日, “2011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如期举行。众多中国企业家不仅分享了“日本经营之圣”关于企业经营和人生的精彩演讲, 而且聆听到了南柏先生关于中国式经营哲学的阐述, 领略到了“南柏经营哲学”的独特魅力。
南柏先生在论坛上明确提出, 除了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以外, 中国企业家更需要中国式经营哲学。他从中国人与外国人有何不同讲起, 深刻剖析了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的现状以及面临的困惑, 进一步详细探讨了经营哲学这个概念, 并且利用一幅太极图形象生动地演示了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经营哲学、中国式经营哲学究竟能解决什么困难、中国企业家究竟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哲学等问题, 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用他自己生动有趣的语言把深奥的哲学问题讲解得通俗易懂。
那么, “南柏经营哲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据南柏先生介绍, 其核心思想为“道法自然, 多维思考。”具体内容可以表述如下:
究一维根本——太极——道法自然, 解决企业发展思路的问题;生二维能积———二仪———厚德载物、以人为本, 解决企业福报的承载问题;循四维消长———四象———政治资本、道德资本、文化资本、人才资本, 解决企业的战略问题;观多维变化———八卦———多维和谐 (天时、地利、人和、众合、心安、诚信、他利、势成) , 解决企业的战术问题。
此外, 南柏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哲学程式, 他认为一个人的人生结果=思考方向* (德商+量商+才商) 。其中思考方向意为定力和正确的思维, 德商量商才商分别代表着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志向大小和天赋天分等因素, 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能否取得成功和得到快乐。
参会的许多企业家纷纷表示, 与稻盛和夫先生比较起来, 南柏先生的经营哲学或许更适合中国企业家, 因为毕竟南柏先生更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他们认为, 中国的经济环境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许多企业也正面临着发展瓶颈和转型的问题, “南柏经营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们的一场及时雨。
二、中国企业需要中国式经营哲学
在过去的30年, 中国企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然而, 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开始暴露出来。为了解决这些负面影响, 仅靠方法、工具、手段等策略上的改进已经不够了。企业的经营者必须发自内心改变自己的经营之道, 改变自己的处事哲学, 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也就是说, 企业发展到了必须遵循经营哲学的时代了。事实上, 一些中国企业家已经依靠“经营哲学”给自己的企业找到了长久发展的动力, “罗莱家纺”即为一个有力的例证, 这家企业正是在“经营哲学”的影响下成功实现了企业转型。
同时, 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在思考, 应该如何导入适合自身企业的经营哲学体系?
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当下纷繁复杂的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中, “中国式经营哲学”是相对空白的, 大部分企业都在借鉴来自欧美以及日本的成功经验, “世界500强”成为争相模仿的榜样。然而如前所述, 中国企业发展已经走过了原始积累阶段, 到了必须面对“人”本身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国企业是中国人的企业, 必定带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只有符合中国特色的经营哲学, 才能创造出最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南柏经营哲学”应运而生。据了解, “南柏经营哲学”并不是空穴来风, 更不是纸上谈兵式的空乏理论, 而是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并行之有效的中国式经营哲学, 其“道法自然, 多维思考”的核心思想早已被广大企业家所熟悉并尊崇。多年以来, 南柏先生以及他所在的东方智慧开发研究院已经为推广和传播这套经营哲学做出了许多努力和探索。因为根植于5000年华夏文明, “南柏经营哲学”更是深得中国式经营哲学之精妙, 从而受到了更多中国企业家的欢迎和追随。
据了解, 参会的中国企业家们有很多都非常关注中国哲学和文化, 都希望能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找到适合自己企业经营发展的智慧。“南柏先生的经营哲学让我受益匪浅。其实我自己在经营中一直都在断断续续地思考这些问题, 今天听到他的论述, 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位同时也是诗人的参会企业家感叹道。
三、南柏经营哲学是企业家“心灵鸡汤”
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超过八成的中国企业家自认幸福指数低。这表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正面临来自企业价值观、企业传承等多种困扰, 患上了“习惯性纠结症”。
“赚钱不再能够让人快乐”成了中国企业家们的共同困扰:83.5%的受访企业家表示很难感受到幸福。在阐述感受不到幸福的原因是, 位居榜首的原因是“新增财富的增加不再能够带来快乐的感觉”。
调查结果显示:65.8%的企业家表示自创业至今, 企业价值观 (为什么做企业) 产生了变化:其中53.1%表示“有变化, 最初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近年来越来越转向自我价值的实现”, 而12.7%则表示“有变化, 最初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近年来有些盲目”。而另外有34.2%的企业家表示自己的企业价值观从未发生变化。其中有20.2%的人表示一直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仅14%的人自始至终就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些困惑无疑阻碍了许多中国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如果说, 西方经营管理哲学教企业家们如何把事情做好, 把企业做好;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人。”南柏先生表示:“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 不仅有效, 同时也能够让企业更好的平衡企业盈利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这正是南柏经营哲学诞生的基础, 也是中国企业家最迫切需要的“心灵鸡汤”。
据介绍, 南柏先生开创的东方智慧开发研究院被誉为“中华儒商学院”, 已经培养拥有经营智慧、文化涵养和社会责任的各行业企业家近万名。于2007年创立的“十分孝心基金会”, 长期致力于培养人们的孝道、忠诚等传统美德, 受益社会学员近10万。2010年创立的“南柏讲堂”常年面向社会讲授国学经典, 将优秀传统文化以“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普及给社会各界。南柏先生因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传播与教育的卓越成果, 2009年被录入《世界华人名人录》, 也被中国企业家们誉为中华传统经营智慧的“活水源”。
目前, 中国企业发展的“温州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有眼光的中国企业家应该看出来了, 单纯“掠夺式”的企业根本无法做大做强, 中国企业必须遵循经营哲学规律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时代呼唤适合中国企业的中国式经营哲学, “南柏经营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闪亮登场, 必将为中国企业的转型和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姜汝祥.中国企业需要新管理哲学[J].商学院, 2010 (01)
[2]王育琨.稻盛和夫的经营真谛[J].光彩, 2010 (07)
于向东、施展的对谈,勾画出1949年来中国外交的实际面貌。今日外交的利与弊,皆源于毛时代奠定的外交基础。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冷战格局下,中国起初“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最终被毛所勾勒的一整套世界主义的外交理念重塑。这一伟大构想与中国的体量相符合,中国也因此具有了真正独立国家意义上的外交。但超前的宏大蓝图缺乏现实物质条件的支持,高悬于现实之上的形式主义终成今日中国外交的最大贻害。中国与世界互相塑造的过程刚刚开始,如何破除桎梏,以主动的姿态获取新知,是眼下中国外交建立起自身哲学的最关键之处。
对当代外交哲学的再塑造,最重要的进路之一,恰是回归中国传统外交的历史,寻找一种代替性的思想资源。作为绵延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体,中国长于那些处理复杂关系的精深技艺。而在今日国际关系的处理中,中国仍应具有天下胸怀的承担。在盛洪看来,在全球治理呼声愈高的时代,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应当接续道统,重拾儒家“以天下为一家”式的世界观念。这一观念体系更宜于在一个冲突四起却又利益粘连的世界中维持公义与和平。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即意味着能够在国际争端中肩负道义。若仅在现有体系下纠缠于主权概念,无益于建设一个富有价值正义的国内制度,更遑论提供公正的国际规则,与全世界一同走向天下文明。
中国传统外交理念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间的碰撞,并非一个需要刻意设计的新话题。中国这个“世界大门口的陌生人”,在摸索学习世界游戏规则的同时,也困惑于理念与现实间的差距。石之瑜将这一龃龉处理为中美两国文化原则的内在差异,展现出中国在“核心利益”这一基于个体权利的概念面前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如果不能基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定义利益与承担这一组元概念,而只试图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性手段使用,那么,基于其上的所有输赢都是暂时而脆弱的。
——浅谈庄子的哲学思想
姓名:刘跃
学号:20095664
班级:2009人力资源管理一班
经过一学期的的中国哲学智慧课程的学习,在老师的精彩的课程讲授下,对中国古代各家的基本情况以及思想主张有了大致的了解,其中对道家的思想有着特别的兴趣。谈到道家思想,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国文学史第一奇才——庄子,他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名周,宋国蒙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自根”、“无所不在”的,强调自然的自生自化,而否认有神的主宰。他又认为“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从“道未始有封”,达到“万物皆一也”的见解。他看到一切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却忽视了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他主张通过“坐忘”,做到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起贵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定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在美学上提出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者自美”、“至乐无乐”等见解来阐发美的起源与本质以及美感等问题。庄子的哲学思想达到了很高的思维水平,对后世影响很大,通过我对《庄子》的部分章节的解读,深深的感受到庄子文章汪洋恣肆,想象丰富的个性特点,接下来,我想着重谈一谈庄子的以下思想。
一、生死齐一——庄子的生命观
自古以来,许多人本能地把死亡看成人生的最大悲剧,陷入对死亡的无尽恐惧中不能自拔。对此,我们欠缺的是一种对死亡的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庄子的生命观是建立在“道”,即自然基础之上的守性保真的生命观。庄子把老子的养生思想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强调以“自然无为”为养。庄子认为,除社会因素外,对于人的生命的伤害主要来自个人的欲求。《庄子·骈拇》篇:“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号各异,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1-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山,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此为精神方面的追求。小人、士、大夫与圣人所傲之事虽然有为名为利的不同,但是都是以伤害本性和牺牲生命为代价的。庄子认为“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既然“命”作为必然性,意味着人生的际遇是定然如此而不可改变的,是既无力抗拒也无法逃避的,个人所能做的只能是改变对命运的态度,随顺事物变化。思想上有了这种自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处于什么环境,内心就不会受到伤害,就会始终使自己的心境处于“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的这种安命不是否定“命”这种必然性所带给人生的困境,而是表现为对这种必然性的顺从,而顺从涵盖超越之义。《庄子·田子方》有生必有死。这是固然之理、本然之性,不可违抗。人只能对之采取不执即安命态度,做到“安时而处顺”。人若能这样,即可超越“哀乐”之情,从必然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得到精神上的最终解放,体验到心灵上的自由。
二、关于私人的感觉能否直接判断的思考
《庄子·秋水》篇记载了庄周和惠施这两位老朋友散步中的一次辩论:“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的第一句话很平常,小学生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小鸟在快乐地歌唱。”从平常处发现其不平常,惠子提出了一个精彩的问题:“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呢?”快乐是一种内在的感觉,超出我们的观察之外。我们如何体会他人的快乐呢,我们又如何证实呢?这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庄子的回答也很精彩,他使用的是反证法:“如果说不同个体间的感觉完全无法感知,那么你也不是我,你又如何可能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因此,如果认为其他个体的感觉完全无法感知,就会使辩论无法进行。这是反面的回答,庄子其实也已经给出了正面的回答,也就是第一句,庄子看到鱼儿“出游从容”,因此他认为鱼儿是快乐的。然而,这种判断是间接的。鱼儿也有可能内心很痛苦,外表却作出一副“出游从容”的样子。正如小孩子有时也会装出疼痛的样子,以博取大人的同情与爱护。对于私人感觉,他人无法进行确定的判断,私人感觉难以直接判断的难点在于,私人感觉的对象在内心之中,而不在外境。
三、读庄子外篇《马蹄》——无为而治
此篇有力的抨击了政治权利所造成的迫害,描绘了自然放纵的舒适自在,从而形象地阐释了庄子学派“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和回归自然的人生理想,作者以马与埴木为喻,指出统治者一各种法令,刑罚来治理天下,就像伯乐治马一样,烧、刻、烙、驰、骤、整、齐,名目繁多,无所不施,使人们纯朴的自然本性遭受了扭曲和残害,同时作者又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至德之世”,人们无拘无束、放任自由。安居乐业的社会图景,既肯定了道家道德规范和“弃智绝圣”的思想,又驳斥了儒家“仁义礼乐”等主张,表现出对自然放任、纯朴天真的人性的礼赞和憧憬。这种社会理想,代表了当时社会小生产者阶层的愿望,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尽管它也是一种在当时社会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庄子的哲学思想是由以道为实体的本体论,万物齐一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和具有诡辩特点的辩证方法论所构成的,是一个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和独特思维方式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我们应当发扬和学习庄子思想积极合理的部分,对封建落后的思想予以摒弃。
我对哲学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对哲学史更是从没有过涉猎。冯友兰先生的这部《中国哲学简史》是我第一次阅读这方面的书籍。
全书的篇幅并不算太长,作者也尽量选用了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像我这样的读者读来也还不至于感到吃力,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度。限于学识和作业篇幅,我仅对全书最让我感兴趣的有关儒学中理学与心学的内容谈谈我的一点想法。先说说理学,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有这样的表述:“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着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摘自《中国哲学简史》)读这几句话,我的第一印象是,朱熹所说的“理”似乎和现代人对科学的看法有些相似。既然万事万物有理,为什么中国智慧的古人没有去探求,去发现,建立现在几乎完全是由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呢?书中提到关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一则故事。王阳明年少时听说了“格物致知”之学,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古代读书人的迂阔实在让人觉得好笑。虽然明白“万物皆有其理”,但却将“格物致知”寄托于个人的思考(在我看来是空想),以期最终达到某种“顿悟”的境界,缺乏科学理性。
说到王阳明,就自然要提到新儒学的另一派:心学。心学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相比之前说的理学,心学对我而言就更难以理解了。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冯友兰先生这样解释“良知”: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
格物致知,明万物之理。不论是心学还是理学,似乎都有这样的要求。中国古人并不缺乏对万事万物的思考,并不缺少探求真理的精神。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值得被赞颂和令后世自豪的。可对世界的深入思考并没有为古代王朝带来先进的科学观念,没有能够带来一次科学革命以推动技术进步,以致这个最强大的帝国逐渐被西方拉开了差距,这无疑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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