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精选8篇）
哲学是什么？不同的哲学传统有不同的答案。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传统。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时代，而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包含着一切学问，是对知识与智慧的追求与热爱。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方人对哲学有了不同的理解，哲学曾成为神学的附属。近代以来，哲学领域更发生巨大变化，科学革命促使自然科学与哲学分离开来；其他学科，如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也都纷纷独立，脱离哲学的怀抱。最后，哲学成为人们专门探究世界最根本、最普遍规律的一门学科。
中国哲学萌发于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西周的第一个统治者是周武王，但他在位很短就病逝，国家的统治权转到他的弟弟周公手中。周公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在他之前，“尊神、敬鬼”是中国的主要思想，周公制礼作乐，维系社会的平衡与团结，使世人关注的重心从鬼神转向人事。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萌芽。
春秋末年的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之风，其学生达三千人之多。孔子推崇周公的礼乐，并提出以仁义治国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最重要的哲学门派——儒家。
儒家成为官学以后，其经典著作被广泛推广，其他哲学门派多潜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次，有的也融合在儒家思想当中。
那么，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眼中，“哲学究竟是什么”？
中国古代哲学家及其主要思想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
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在知行问题
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现代文化的影响
中国哲学在人际关系的描述上是完美的，以至于历经千年仍成为人们在交际中的准则。例如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式的换位思考原则；子帅正之，孰敢不正式的以身作则原则。
孔子讲礼，何谓礼，我以为是社会秩序。孔子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概括社会关系，并为其制定一定的规范。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礼。倘或这么说吧，君臣实质就是上下级关系，尽管现在上级不会像君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下级仍然要尊重甚至是服从上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另一个精髓是老子的无为。虽然有些消极，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调节心理的良方。例如讲，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下面忘了）意思就是说天地之所以长久，圣人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你把它当成事它才是事，你不把它当成事，它根本就不是事。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思想火矩，是社会进步的精神源泉。文化具有传成性，因此古代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实现社会和谐，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可靠的政治保障，也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良好的文化条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党的文件中首次使用了“和谐文化”的新概念，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大任务。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文化自觉。
建设和谐文化既是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现代文明的呼唤
纵览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 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不断地斗争、融合, 其他如墨家、法家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主流的哲学思想。对于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哲学思想, 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而对于有些内容, 我们亦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 提取其中有用的部分, 使之成为对今天有所助益的思想要素。
一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我们基本可以理清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以下特征。
(一) 注重人生。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从生活的实践出发, 来研究各种哲学问题, 所以特别注重对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重所讲的心、性、情、意、良知等都表示出对人生、人性, 以及对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所关注的理想的人生境界———逍遥与解脱, 向往着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佛家追求成“佛”, 将达到涅槃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两千多年来, 对人生的审视, 对人的自我追求的关注, 始终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
(二) 注重践履。
知与行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哲学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理论方面, 更体现在这些理论的践行上。诚如孔子所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谓的“乐之”, 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 从而获得一种乐趣。道家的退隐, 墨者的身体力行……无不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仅关注理论的构建, 而且能做到言行一致。
(三) 注重道德。
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道德哲学, 儒家的“五伦”、道家的修身、佛教的向善都是以道德为第一要义的, 封建社会的秩序也是通过道德来维系的。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们的修养, 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四) 注重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而且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在追寻万物产生的本源时, 体会到“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 以达到“人和”的境界。中国古代哲学极力通过各种方式追求一种和合的境界。
二
几千年来, 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心理积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思想, 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且对促进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诚然, 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 其中自然存在着一些糟粕, 至今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作用。因此, 有人曾质疑:21世纪, 我们还需要接受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并使之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吗?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 应该被扔入故纸堆中了呢?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很多思想, 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来看待, 其中有很多精华部分与当今的时代并不相悖, 只要我们能够赋予它们新的涵义, 给予它们新的理解, 那么它们仍然会给人们以启迪, 对现实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今天, 当我们重新翻阅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 细细品味, 仍然会获得很多感悟, 而这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魅力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外来的冲击,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一再地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但一些西方消极的、错误的思想也随之而来。
生活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 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代大学生任重而道远。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期望, 但很多社会现象却不得不让人警醒, 很多大学生的现状不能不让人担忧:人本精神的缺失、精神文明的真空、公民意识的淡薄、生命尊严的淡漠、责任感的缺乏、社会道德的沦丧……这一切已为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将中国传统哲学导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并非是一种倒退, 而是希望能用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那一部分优秀思想和观念来震慑当代大学生的心灵, 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三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 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 中国古代哲学重视个人的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培养, 对当代大学生塑造具有高尚品格的情操, 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 很多大学生进入高校后, 便放松了自己, 对未来感到很渺茫, 于是把精力放在上网、恋爱上, 白白地虚度了宝贵的光阴;有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 取得荣誉, 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 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加强自身修养, 培养理想人格的时期。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将自己定位于何处, 这些都离不开个人修养, 以及思想认识的提高。
中国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都非常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的充实。在儒家看来, 人只有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 才有完善的理想人格, 因此就要努力充实个人的学识和涵养。孔子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 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孟子认为, 人无论在何时, 都要做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保持自身的操守, 不因名利损毁个人的品格。道家哲学认为, 虚假的名誉会给人带来伤害, 庄子认为:“名止于实, 义设于适, 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只要名誉与实际相符合, 善行与能力相适应, 就可以了。墨家也非常重视“修身”, 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
总而言之, 当代大学生应当注意自身修养的提高, 健全人格,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脚踏实地地学习, 老老实实地做人, 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也正是古人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被时代赋予的深意。
(二)
中国古代哲学主张正确地对待义利之间的关系, 对当代大学生面临义、利的矛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义和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争论的焦点, 在义利问题上, 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观点。在义利问题上, 当代大学生又当如何去抉择呢?当前, 有的大学生为了赚钱, 误入传销组织, 为不法分子所利用, 害人害己;有的大学生为了获取蝇头小利, 向自己的同学兜售一些“三无”产品;有的大学生违反学校的相关规定, 为了获取利益铤而走险……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在义利问题上曾做出许多不同的选择。儒家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祈求幸福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孟子也说:“欲贵者, 人之同心也。”但儒家哲人又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在他们看来, 物质利益只是人们为了生存的一种基本的、低层次的需要, 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 那就是对道义的追求。在道家哲人的面前, 名利富贵皆烟云, “圣人去甚, 去奢, 去泰”, 认为应当去掉过分的追求、过分的欲望和过分的企盼。庄子反对争利, 特别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
今天, 在社会主义社会, 每一个人都应当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关系。首先要肯定每一个人的正当利益,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当发生这样的矛盾冲突时, 应当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 个人应以大局为重, 必要时, 还应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当代大学生如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赚取生活所需, 这无可厚非, 高校往往也鼓励学生勤工俭学,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择手段谋取利益, 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 中国古代哲学推崇“仁爱”原则, 追求人际关系
的和谐, 对于当代大学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的大学生往往都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 是父母长辈关爱呵护的对象, 这也就造成部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点。但是进入大学以后, 远离父母, 大学生开始了集体生活。如果还继续保持“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 凡事只考虑自己, 那么, 这样的大学生将很难适应大学生活。
中国传统哲学崇尚“仁爱”的原则, 强调要“推己及人”, 关心他人, 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 应当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强调:“仁者自爱。”墨子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 提出了“兼相爱, 交相利”的思想。从仁爱精神出发, 我国的古人主张“和为贵”, 强调社会和谐, 讲求和睦相处, 倡导团结互助, 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始终坚持与人为善。
今天的大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同样应奉行这样一种“仁爱”精神, 努力搞好与同学、老师的关系, 凡事多做换位思考, 平等待人, 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道德的实践, 倡导言行一致, 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现象, 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 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某些大学生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如在考试时违反考试纪律, 与人交往时不讲诚信, 面对父母长辈颐指气使……这不禁使人们在心中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今天的大学生就是如此不讲道德吗?”
中国历史上的儒、道、墨、法、佛等各家都认为, 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道德的实践。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如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 以及刚健有为、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发愤图强、恪守诚信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深入人心。
而今, 当代大学生仍应践行这些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传统, 并要身体力行, 做到言行一致,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在当代大学生的表率下, 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 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有些哲学思想表现出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 属于精华的部分;有些哲学思想则表现出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 属于糟粕的部分。当代大学生应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积极思想, 并根据现实, 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 使这些思想能真正为我们所用, 为我们自身的发展, 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
摘要：对于中国古代哲学, 人们应该持正确的态度,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 这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哲学；精神价值；人学语义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03
一般地，哲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是内在统一、息息相关的。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既是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也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活的灵魂。哲学是文化系统的核心，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而哲学认同则是民族认同的关键环节。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思之流，可谓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早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传统和精神风貌，其中包括自己特有的民族风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今之莘莘学子，唯有穷年累月地“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才能尽究其意、体察三味并领略其独特之处。相比之下，科学则没有这个特点，譬如数理化就不分国籍，正所谓“科学无国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差别甚大，既有“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三种路向”之分[1]，又有“罪感”“苦感”“耻感”的文化之别[2]。耻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强调“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3]（P135），将“礼”“义”“廉”“耻”称为“四德”，当作为人处世之根本、人生价值之尺度。孟子认为，君子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3]（P135）。宋理学家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4]（P128）。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根据古人“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思想，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5]。以耻感文化为精髓的中国古代哲学，并非专注于形上玄想或者抽象思辨，亦非推崇超验本体或神圣教义，而是主张“道不远人”，天道人道乃一个道，天下一理皆从性起，万化一源皆是自生；并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就在于确立人人必须恪守的价值原则和做人标杆。概言之，中国古代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最大意义上的人学。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中的人学语义，对于强化“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突显当代人的主体地位和担当情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哲学之基本精神中的人学语义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重点是现实的人及其价值理想，始终把其目光投向人类自身理想价值的实现。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意义、人的尊严是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阐发其中蕴含的人学语义就成为后人从事哲学研究的根本支点。即使是在不得不涉及到自在的自然、遥远的彼岸、神秘的天道、抽象的理性时，中国古代哲人也总是结合人事而论之——就人事而论自然、就人道而论天道、就人本而论上天、就人伦而论鬼神，如此等等。与人生世事相联系、与社会伦理相牵挂、与日常生活相羁绊，这是中国哲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根本旨趣在于“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6]。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基本精神中的人学语义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节用爱人、博施与民之人本精神
以人为本或者以民为本的精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最古老的人文精神之一。儒家向来不问宗教神灵存在与否，也不关心与人无缘的纯粹自然，它把人道、人事作为中心问题来考察，仅就人事谈问题，彰显了一种强烈的人本、民本情怀。如，当子路问鬼如何时，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子路问死如何时，子曰：“未知生，焉知死？”[7]（P141）孔子对人生彼岸的事总是避而不谈、讳莫如深，“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7]（P85）。他关心的是教人如何积极地做事、如何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他教人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于律己，认为“人不知而不愠”[7]（P1）乃“入德之门、积德之基”。他要人知孝悌、讲诚信，认为孝悌乃为仁之本，君子要务本，本立而道生。他强调：三省吾身、忠而相谋，与人交厚、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与民、而能济众。可见，儒学是以人事讲“仁学”，换言之，仁学是儒学思想体系中的人本核心与精神实质，把“成仁”视为人生理想的终极目标，甚至把它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7]（P44），大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当然，儒家的人本论实际上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民本论，在孟子看来是“民贵君轻”，在荀子看来是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平政爱民”“隆礼敬士”“赏贤使能”。《大学》中总结道：大学之道在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而唯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才能施行仁政，做到修齐治平、内圣外王。
2.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之健生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P266）《周易》中的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之积极进取、崇尚健动的思想品格。这一点与西方古代哲学讲的“万物皆流、无物永驻”的思想，可谓异曲同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P115）。可见，二人都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视为一个流迁不止的运动过程。但是，二者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不是一味讲自然宇宙的自发生成，而是更强调人在宇宙生成中的人学意义。《周易》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3]（P282），《易传》认为“生生之谓易”[3]（P284），生生精神或者生命意识是中国哲学特有的做人原则，它激励人要自强不息、尚健尚动、奋发进取、直面人生。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无论面临何等艰难险阻和坎坎坷坷，都要至诚无间而百折不回、为穷所困而百折不挠、意志所向而一往无前、愈挫愈奋而再接再厉。我们坚信，只要恪守这种生生精神，实现“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迎来中华民族突驾神驹而快速腾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就不会遥遥无期。
3.实事求是、亲历亲为之实践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修学好古而实事求是，注重实践而历练人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哲学强调知行合一、知行并重，学以致用、建功立业。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诵诗三百，受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7]（P170）荀子认为，知行一如、不可两离，“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8]（P78）。墨子也强调知行合一、行重于知，认为“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如果“务虚言而馁行，虽辨必不听”，人人都要“赖其力者生”，“强力以从事”[9]（P54）。以后的中国哲人，如王充、王阳明、王夫之、颜渊等，都强调习行并重、实践第一，无论学习抑或做事，只要“日见之”，“日为之”，就可“无不能”，“无不巧”。人人都要在做事上磨练、在实践处建功。“有即事以求理，无立理以限事”[10]；人之为学，若仅仅心中能思、口中能谈，虽尽有千百义理，不能身行一理之实，学了又有何益？故而，人们只可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只要常常习而行之、笃而行之，“亲下手一番”、亲历亲为，就能无为而无不为、无往而无不胜。
4.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之利他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非常重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倡导克制私欲、利民为他，时时为他人着想，处处替苍生挂怀。譬如，墨子就推崇“兼相爱、交相利”，“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9]（P56）。故而，墨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兼相爱”的亲亲利他的和睦关系，每个人都应该出于爱心而关爱他人，这种爱心势必得到回应而互相关爱。在他看来，“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9]（P97）。这就是说，无言而不应，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道家也非常重视利他思想，把顺应民心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归宿，认为圣人并不考虑自己的私利，而是以感念苍生为己任。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11]（P52）但他批评说，天道是最公平的，处处为别人考虑，而人道则最失公允，总是为自己打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11]（P68）。老子认为，若失去利他之心，“是谓道夸”而“非道也哉”。儒家更是强调利他精神，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P70），“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P155）等。
此外，阴阳互补、相生相克、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之思辨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与人为善、和合圆融之包容精神，尊重民意、忧国忧民、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之入世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之开拓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担当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之大丈夫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重义轻利、顾全大局之家国精神……同样显现了中华民族专有而独特的优秀心理素质和高尚精神风貌，处处彰显着“以人为本”“民贵君轻”的主体心态和人学精神。鉴于学界对此已论及甚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中国古代哲学之价值取向中的人学语义
从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哲学常常结合人事讲智慧、融世界观和人生观于一体，在其基本精神中充满了丰富的人学语义。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哲学之价值取向上，同样把价值观与人生观“合二为一”，把对现实人生道路的探索与终极理想的价值关怀结合起来，其中蕴含的人学精神同样流光溢彩。中国哲人从不企慕超验的彼岸世界、从不诉求各种灵异的庇佑，其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创造、获得与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现实地、全面地对人生价值的期盼与落实，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对人生价值做出最高意义上的理解，从世界观的高度将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崇为普遍的哲学范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古代哲学将个人价值、群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类价值高度统一起来的关键在于，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自身必须成就一种非凡的理想人格、卓越的精神气概（浩然之气）。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深处具有一种内在超越的价值路向，认为研习哲学的真正旨趣在于，认识世界以范导人生，把握社会以成就自我。中国古代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启迪人生为基本主题的人生修养哲学，它特别强调捍卫人的尊严、凸显人的价值、争取人的利益、拔高人的地位。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认为“三才之道”的核心是如何做人；道家以天、地、人、道为“四大”，深信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四大”之根本；佛学倡导“直指人心”，佛性须向性中作，莫向身外寻，人生价值须向内诉之于完美人格的理想塑造。在如何才能“长生久视”、获得永乐的问题上，在如何才能修身养性、塑造完美理想人格问题上，中国古代哲学强调最佳的养生之道是通过“天人合一”的路径，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境界。从儒、道到法、墨，从先秦诸子到明清诸贤，人学一统，概莫能外。格致正诚、修齐治平，乃平生之所愿；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乃一世之所求。凡中作圣、尽职尽伦，以确定人生价值取向、找寻安身立命之本。成就完满理想人格、倡导经世致用之志，既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追求的人生主要目标，也是其治学的根本宗旨。
相比之下，西方宗教哲学关注更多的是彼岸和神域，他们向往的人生理想境界是“人神合一”或者与上帝“溟会”，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取向是成为“上帝的选民”。基督教认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因偷吃伊甸园里的智慧之果而犯下原罪，因而，每个人只有对上帝虔诚地祈祷，力行“十诫”（除了上帝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和敬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妻子和财物），才能识得“圣父圣子圣灵乃是三位一体”之宗旨，从而洗清原罪、道成肉身、重返伊甸园而获得真福。但是由于人生来就有这种原罪，此外还有违背上帝意志而犯下的种种“本罪”，人不能自我拯救，而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超凡入圣、实现终极价值理想。“原罪说”及其“罪感文化”强调，上帝代表爱，而爱就在每个人心中，上帝泛爱众生、爱无差等，因而能够“因信称义”，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只要凭自己真诚的信仰就可获得心灵救赎。但是，它又认为必须聆听上帝的灵异之音才能达到人神相通，必须依靠上帝的恩惠和神谕（神秘的启示和感召）才能获得重生和永生，得到与天齐一的永福；认为人若不信或不思悔改，就会受到上帝的处罚，要在地狱里受煎熬；相信世界末日的价值审判，认为无罪的人将进入天堂，而有罪者将下地狱。西方宗教哲学推崇神学语义而贬低人学理想，否定现世人生幸福和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选择了一条外在超越的路径，要求人们放弃当下的价值追求，只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才能通往神域、与天同寿。与之同出一辙，印度佛教也认为，人一出生就落入苦海之中，命中注定要经受生老病死等九灾十八难、千百苦乃至“无量苦”的种种折磨与烦扰。现世的人生是不值得留恋的，因为处处充满着各种灾难；人生价值理想在此岸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欲壑难填。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与当下人世遥遥相望的就是佛国净土，只有泯灭目前的人生价值而真心皈依佛门，才能摆脱苦难人生的各种羁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定惠双修、证成佛果，进入涅槃寂静、常乐永生的极乐世界。
与之相反，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取向强调自我超越，积极肯认现实人生价值，并强调人性中原本存在着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内在依据，反对西方或者印度那种泯灭人生理想和借助超验神灵而获救的意义诉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道既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也是做人的价值原则，自然之天就是义理之天，天理不在万物之外，亦不在人伦日用之外，这就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涵义。[12]换言之，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万物本体与价值原则是内在统一的，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譬如，孔门仁学就强调完全凭借主体自己的理性自觉，就能保证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人的精神境界的自我提升。孔子认为，修己成仁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而非外力强迫或者约束所致：“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7]（P44、P225）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3]（P182），并强调追求自我完善的“为己之学”的正当性，反对出自功名利禄之心的“为人之学”。后来，荀子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8]（P2）。在孟子看来，每个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与“善苗”，不虑而知为良知，不学而能为良能，良知良能为万善之源、做人根本，正因为存在这种“善苗”，才使得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善之“四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这种“善端”与“善苗”，君子因为存之、蓄之、养之而成为君子，庶民因为去之、弃之、贱之而成为庶民，只要有这种求善的价值自觉与理性自省，“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在凡中作圣，人生价值及其理想人格就能自我生成、自我实现。
此外，在实现人生价值路径问题上，中国古代哲学同样强调“内化”而非“外铄”，主张自我提升而非外在超越。孟子发挥了孔子“为仁由己”的思想，认为“尽心”“知性”就能“知天”，每个人只要尽量扩充自己原本就有的善之“四端”，就能够真正领悟做人的价值与意义；而把握了人的纯善本性与价值理想，就能达到“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唯有进入这种境界才能“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P203），最大化地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理想。此后，从朱熹的天下一理、谁“禀得来，便为我所有”[4]（P235）的价值愿望到陆九渊的“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13]的人学主张，再从王阳明的“心即理”“不须外面添一分”[14]的人生觉解到中国禅宗的“心性本净”“心性本觉”“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的人性结论，大都秉承了人生价值自我生成与自我实现的理路和方向。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理”“心”“性”于外虽是具有主宰意味的“自然之天”或“义理之天”，但是，于内则又是做人的价值之维、意义之源、生命之基，每个人只要克己复礼、乐善不倦，识得本心、反身而诚，就能内在超越、获得“天爵”，超凡脱俗、成圣成贤。中国虽没有外在地主宰人生命运的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但具有自我捕捉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内在依据和终极关切，这实属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之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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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二册）[C].吴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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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浅谈《孙子兵法》
（金融42班王宝强2141804050）
【摘要】 《孙子兵法》这本书在历经历史沧桑之后，不仅没有被逐渐遗忘，反而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办起事来多几分智慧，少走些弯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本书开阔思路、启迪心灵的作用也许更有意义。
【关键词】经营管理
；孙子兵法；五字诀；一法通，万法通；
经济金融；企业管理
【正文】上完这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导读选修课，自己对《论语》、《中庸》、《大学》、《庄子》、《墨子》、《心经》、《孙子兵法》、《传习录》等名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先贤们的思想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虽然有一些的文章确实晦涩难懂，但是自己能够有一些体会。但是我感觉自己对《孙子兵法》还是比较了解，所以接下来讲一下自己对它的理解。
《孙子兵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的必读经典，有的人认为它讲述的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内容，在现在我们研究它已经并无意义，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一法通，万法通。大道如一，《孙子兵法》的内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失去其价值。《孙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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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子兵法》着重强调“将”的作用，在经济、管理方面都有不可小视的指导作用。《孙子兵法》的名言“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对企业管理者同样十分适用。“修道”，就是树立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宗旨，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使企业在民众中有良好的信誉。“保法”，就是要健全企业的规章制度。孙子的“法”包括“曲制、官道、主用”等项：“曲制”，是组织编制，运用于企业就是把全企业分成很多部门、车间、作业组等；“官道”，是指管理者的职责范围、上下隶属关系，如总经理之下有分管生产、营销等等的副经理，各副经理之下又有许多科长；“主用”，运用于企业是指行政、采购、生产、广告等费用的管理以及有关的各种财务制度。一个企业把这些规章制度健全起来，就能如孙子所说的“治众如治寡”(《势篇》), 把企业管理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运转迅速。《孙子兵法》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应用由来已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最早将《孙子兵法》引入经营管理的是战国魏文侯时的白圭。他将孙吴兵法和商鞅之法的原理，用于生产经营，善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策略，取得了成功。目前，有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对孙子兵法的商战应用价值有深刻的体会。北京大学北大国际MBA中方院长胡大源说：“《孙子兵法》是对两千多年前大量战争实例的精辟总结。当今MBA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学生深入观察现实问题进而找出其规律的能力。每个企业都欢迎善于解决问题的经理人。”《孙子兵法》正是教你解决问题方法的本质的一本书。再看看外国人是如何评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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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价这部书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将《孙子兵法》引进了企业管理。日本学者村山孚说：日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个是美国的现代管理制度，一个是《孙子兵法》的战略和策略。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公开宣称孙子兵法是他们成功的法宝。他说：“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对其兵法认真背诵，灵活应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则说：“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 意大利埃尼公司总裁贝尔纳贝说：“关于战略这一题目，我正在读《孙子兵法》，这是一本关于战略的全面的教科书，今天仍能运用到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去。”以上那么多例子，均是这一代人类精英对它的理解。可见外国的管理人员对《孙子兵法》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我们作为一名经金专业的一名学生，更是要对它有着自己的理解，因为这可能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篇》开篇提出了为将的五字诀：智、信、仁、勇、严。这同时也是一个合格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五个要素。智，则能制定谋略，引导公司走上正确的道路；信，则深受顾客信任，公司的信誉招牌才可建立起来；仁，则部署归心，上下团结，全公司的力量才可被完全集中利用；勇，是说管理者需有决断，在紧急时刻一定要有当机立断拯救局势的魄力；严，重点强调内部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经理人要赏罚分明，有过必罚，有功必赏，切忌公私不分。“凡此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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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道理大家都懂，但能做到的人就可以成功。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信”应该排在第一位，诚信是为商之本，没有诚信，何以行天下？反观现在很多企业，为了短期的利益抛弃了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肆意欺瞒消费者，对大众的财产，甚至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样的行为是极为愚蠢的，身为一个企业家，怎能不知道细水长流的道理？公司的名誉一旦受到损失，则是需要数倍的投入才有可能弥补。
《孙子兵法》强调“将”的作用，自然极为强调用人之道。用人之道是将帅之道的根本“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好的领导者，不会强求部署承担胜败之责，而是通过选择合适的人选来营造有利的局势，伺机以势制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尧虽贤，兴事业不行，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惟在择任将相哉！”相似的，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说，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自全体员工的支持努力，如何揽才、惜才、用才对企业的成长尤为重要。卡内基曾说过：“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资金、市场全部夺去，但只要保留我的组织人员，四年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他去世后，墓碑的铭文是：“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善于使用比他自己更能干的人来为他服务的人。”担任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一定要有这种能够让别人来为你服务的能力。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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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之。”孙子这句话旨在点出上下一心的重要性。到了现在，则演变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企业文化是引导企业发展的，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员工的重要氛围。一个长盛不衰的企业，必定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美国皮克斯动画公司，其企业文化就非常鲜明，全公司上下充满创意的气息。进入公司，整个空间非常开阔，墙壁也是鲜亮活泼的红色白色，让任何走进公司的人都可以立即感受到企业的活力创意。为了让员工从繁忙的工作中得到释放，皮克斯集合了员工的创意，举办纸飞机大赛、转椅撞击赛等有趣新鲜的活动。在这里，员工的创意被完全地激发，回报给企业的是，皮克斯出品的所有动画，其创意、真善美的内涵都使其受到了广泛欢迎，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功。成功的公司永远只会选择认同并享有与自己同样价值观的员工，以营造并延续自己的企业文化。《基业常青》中说：“只有极度符合高瞻远瞩公司核心理念和要求标准的人，才会发现那里是他们绝佳的工作地点。几乎像教派一样，高瞻远瞩的公司对本身的主张、对本身期望达成的成就极为明确，根本不容纳不愿或不符合他们确切标准的人。”企业领导人，应该拥有此等魄力，“将听吾计，留之；将不听吾计，去之。”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段是我最欣赏的一段内容。孙子早就意识到“以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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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学号：2141804050 人为本”的重要性，战争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选择，而是最后的手段。战争开始前，能谈就谈，能不打就不打，因为战争是最消耗双方力量、对双方都有害无益的过程。孙子同时指出，能够不依靠战争手段就达成目的，才是最好的结果。“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与现今商场上的许多道理不谋而合。商场之道，和为贵。“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商场上情况正如战场一般瞬息万变，上一秒还是竞争对手，下一秒可能又成了把酒言欢的利益伙伴。凡事留一线不要做绝，日后或许还会有合作的可能。所以即便是竞争，不到最后，轻易不要撕破脸皮。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利是极不划算的买卖。“不战而屈人之兵”，给对手也留点空间，双方各退让一步，互利共赢才是现今商场最理想的状况。
中国古代哲学博大精深，从《孙子兵法》就可见一斑，其对当等待中国以及世界哲学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认识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如今人们的生活被现代化资源所充斥，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方面往往被忽视，希望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尤其是先进的哲学思想，能够被继承和发扬，随社会的不断进步一同向前发展。参考文献：
[1]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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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感
哲学总是产生于我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根基即文化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问题与动摇之时，产生于长期的文化传统遇到挑战和崩溃之时，“礼崩乐坏”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哲学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做法，它是从总体上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与追问。哲学涉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根本前提与背景，它不像其他科学那样是从学科内部产生的，而是从外部产生的。哲学是对人生根本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的根本思考与回应，是对生命根本问题的引导。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哲学则是这种悠久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史相比较于西方哲学史要简单些，先有先秦时期百家争鸣，而魏晋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显得略为单调，除了佛教哲学之外，基本都是儒家哲学独领风骚，这种场景知道清末才有所缓解。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出诸子与王官关系：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有共同的经典作为思想的资源或出发点，中国传统哲学起源上的这两个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关注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实际上是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与探究。先秦诸子“论实际问题之语，诚较空谈玄理者多”，在思想方面更是人人推崇要对世道人心有所匡正，例如，孔慕大同、老称郅治、墨尚兼爱。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就只有实践哲学，相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往往都是从实践问题上升到思辨问题。中国古代的哲学都是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进入汉朝后，儒学与道学争斗不休，又不停的相互补充，逐渐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要取向。汉初黄老之学盛行，黄老之学对经历了长期苛政，和战乱后的汉初，在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武帝即位后面对着虎视眈眈的藩王和匈奴，黄老的无为之治已经满足不了西汉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武帝“罢黜百家”。至此，西汉完成了统治思想的转折。
读《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感
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很深的现实联系，它是以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根基，能在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儒学中关于树立纲常名教、确立宗法等级秩序、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政治伦理规范等基本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必需。两汉之后，儒学的地位虽每况愈下，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在确立王道政治和宗法制度等方面，其理论作用并未丧失，尤其是在伦理道德的领域内，其权威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三纲五常”依然是包括割据政权在内的每一个朝代所依赖的指导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儒思想成就了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玄学与汉代儒学不同，汉代儒学以经学位主流形态，其思想资源大多在先秦儒家的六经，注重以师法和家法相传而授，很少融合儒家之外的其他资源。玄学在其产生之初，以名理之学为依托，试图融合儒、道，阐幽发微，究竟天人。至东晋，又多与佛教思想相融而和。玄学不仅是一种哲理形态，也是一种生活形态。玄学家们力图通过以现实生活作为践履他们玄思的试验场，努力以生活进程本身知内在超越的可能性，希求呈现出人性和生命本身的双重韵致。所以说，玄学的本质还是一种实践哲学。
佛教至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从一种外来的印度宗教，最终演化为富有汉文化特色的中国宗教。在其扎根中国社会的艰难历程里，佛教与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本土思想既冲突又融合：一方面佛教始终在接受中国固有传统的思想整合，在汉代被视为求神成仙的道术，在魏晋又被比为附为玄学清谈，到了隋唐则形成了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宗派；另一方面，佛教也在改变和丰富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道教的唐代重玄学、宋代内丹学，儒家的宋明道学，无不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激荡。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互动，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壮阔历程，其实也是中国佛教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佛教受中国本土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思想源泉之一。佛教的心性论即使佛教与道教的契合点，也是儒道两家哲学发展的理论刺激。佛教的宇宙论，实践论，生命观，伦理观等，也都丰富了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
在佛教昌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基本完成，道教不同流派及其相关经典的大量涌现之时隋唐儒学一方面在承续汉魏经学，另一方面又在同佛道思想交涉，也最终导致了儒学哲学的重大发展。
读《中国古代哲学史》有感
明代中后期是心学思想风靡天下的历史时期，程朱理学遇上了空前的挑战。王守仁创造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即阳明心学，从而打开了明代学术新的格局。阳明心学与正统的程朱理学是背道而驰的，它强调必须“返求本心”，这也是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根本分歧。心学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在知识界孕育出了一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为人们开辟了一种思想的自由风气。
清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乃至学术领域的控制，大力提倡朱理学，重用理学名臣，刊刻理学名著。又通过威迫利诱、阮永见识的两手一方面推行开科举取士，设立使馆，查禁反清书籍，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寓禁书于修书等一系列文化政策，不仅圈定了清代知识分子治学的范围和个人学术导向，而且也构成了清代哲学新的表现形态。
都说中国人不注重环保，远的欧美不说，就说就近的韩日新加坡，环境保护都做得很好，在被成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乱掉垃圾者会被处以严厉的处罚，甚至要接受鞭笞。那些国家的公民，环保概念已深入大众意识，已经是生活中的一种自觉的习惯，反观中国，近几年虽然环保意识有所提高，但远远未能普及到广大民众。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而忽视环境保护、牺牲生态利益，急功近利。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罔顾环境生态利益，而环保部门在地方政府政绩和企业业绩联合面前无权无勇，理直气不壮，反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奈若何？
在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据有关学者统计表明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我国环境污染的不完全经济损失大约占当年GDP的2.1%~7.7%；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大约占GDP的5%~13%，两者之和大约为7%~20%。看到这组数据我很吃惊，这意味着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完全吃掉了一年的GDP总额！我们发展的背后是用整个生态做交换的！
我开是怀念我们的先人及那个时代，官员不知GDP为何物，也没有高高耸立的烟囱，有的只是鸟语花香，青山绿水，还有关于先贤对于天、地、人、道、自然的深刻思考。华夏文明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刀光剑影，金戈铁马下刻画出古老的岁月痕迹，然而先贤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一片锦绣河山。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古代贤哲对“天人关系”、“人地关系”不仅有深刻的认识，提出过极为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见解之深刻，今天很多人都思之莫及。并且以其指导人们的实践，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论者和代表应当首推庄子。庄子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要顺应客观规律，“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这样才有可能达“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境界。荀子则较庄子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的思想。他主“制天命而用之”，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改造自然。易传则综合了庄子的“顺天”思想和荀子的“制天”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强调人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传》)。说的就是在自然现象发生前引导自然现象变化，尊重既存的自然事实，尊重客观自然现象。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使“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唐代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辨证思想(《天论》上)，认为天人之间既有对立性又有统一性。北宋张载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人类要尊重万物，友善对待自然。宋明理学的程朱学派、陆王学派都提出过“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并对“万物一体”论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认为人与万物、自然处于和谐、均衡与统一之中，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天人协调是最高的理想境界。总之，“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是主张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来考虑，既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又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关系。
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早在周代，人们就提出：“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聚篇》)东周的管仲不仅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主张对山泽林木实行国家垄断，提出“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管子·立政》)的观点，而且把保护山泽林木作为对君王的道德要求，提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立为天下王”的思想(《管子·轻重》)。汉代的杨孚撰写了《异物志》，主张广泛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从而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指出，“天下之病”许多都是由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同时，古人还认识到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主张适度开发自然资源。孟子认为：“数罟不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荀子也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本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主张都充分体现了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维护生态平衡，使自然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思想。中国自古就有较发达的农业文明，而土地又是农业的根本，因此中国古代许多农学家非常重视土地的养护，提出了种地与养地相结合，合理使用土地，维护土壤养分平衡的理论主张。《吕氏春秋》就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土壤肥力辨证观。儒家从“仁民爱物”的核心价值观出发，要求统治者按季节节律来役使民众，避免对土地的超负荷使用。古人还提出过要保持资源再生能力的思想，反对采取灭绝性的方式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吕氏春秋·义尝》中写道：“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指出：“孕育不得杀，壳卵不得采，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其年不得食。”这些思想主张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要建立在维护资源再生能力的基础之上，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是“生”的哲学，“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周易》哲学观点。它是在生命的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古代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生”是它的核心问题，“和”是它的精髓，表述了非常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唐代儒道佛三家开始交融合一，究其原因，就是它们具有共鸣的内核，生态伦理思想就是其中之一。三家关注的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而是纵横联系到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文明。儒家“仁爱”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仁民爱物，仁爱万物”思想，主张把仁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道家“道法自然”思想，是“天人一体”的哲学。它主张“道生万物，尊道贵德”，认为人、生命和万物是平等的；主张顺其自然，“无用之用”是自然内在价值。它主张“自然无为”的生活，要“因任自然”，反对“以人灭天“。佛教博爱万物，认为生命应当尊重和平等，有”扫地不伤蝼蚁性命“之说。佛祖也曾舍身割肉喂鹰。
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尊崇生命敬畏生命，以人为出发点，普及社会，自然界，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重视责任和使命，不仅是治国平天下，还有对自然生态爱护。人类本是自然一部分，发乎自然归乎自然，顺理成章。仁人志士多隐于草泽，出于草泽，历史上已有数不清的陶渊明。当治世的理想遭遇怀才不遇的现实，他们隐遁于松柏之间，以自然之力洗涤心灵的创伤，保持高洁的情操，或思考人生、理想，或酝酿思想方略伺机复出，这就是古代传统的隐士情结。
中国人骨子里都有崇尚自然的情结，只是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沾污，忘却了血液里沉睡的自然情怀，只是近几十年我们似乎忘的理所当然。中国传统建筑采用木石砖瓦为建材，亭台楼阁斋馆榭一体，引入自然界山水花草鸟木，顺应自然。最典型的是当中的园林艺术，山水相间，移步换景，明暗、高低、空间、色彩、气味、均将自然融入其中，令人惊叹！但是把视觉放到近半个世纪，在工业化大兴土木纷扰的烟尘中，青山不在，绿水断流，古城被拆，鸟鱼不复，取而代之的无数的钢筋水泥，污水废气，我们妄想征服自然，结果带来物种灭绝、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生态失衡等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反扑已用现代科技武装全身的人类，真是可悲、可叹。中国古代哲学，古代哲人的思想中充满生态智慧，有宝贵的生态伦理观念，是今天我们确立现代生态伦理观念的优秀思想和理论资源，是我们走向思想现代化的基石。开发这种宝贵资源，建设中国生态伦理学，就会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使之具有强大生命力。
在渺茫的宇宙面前，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何其渺小，我们对地球外的空间充满未知，我们孤零零地生活在宇宙的一角，但人类绝非渺小，“人生代代无穷已“人类有自己的智慧传承，只要人类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秉承自然和人类演进的意志，人类文明就能永续传承。
人是伟大的！
参考材料来源： 2哲学】、绿色化学课件、【《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余谋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
那么, 什么是自由意志呢?自由意志本身有三个重要的要素:任意性、选择性、自律性。这三个要素缺一则不成其为自由意志。任意性在于思想本身是自发的, 没有被强迫也没有被束缚的;而选择性则代表着一种理性的选择, 是一种思考后的结果;意志本身也需要坚持, 就是一种选定之后的执着, 这种坚持, 就是它的自律性。
自由意志很早的就已经在古希腊萌芽, 我们所熟知的苏格拉底之死, 便可以是其很好的体现。
在苏格拉底被雅典城的居民投票判处死刑后, 他的一部分忠实的学生前往牢中探望, 希望苏格拉底可以逃走去往其他的城邦落脚从而可以保住性命。但是最后的结果我们是知道的, 他并没有选择逃走, 而是选择尊重雅典城邦的法律, 最终被处死在雅典。在这个故事中, 苏格拉底并没有被强迫和束缚, 他可以选择逃走从而保住性命, 但是他说:“我的肉体告诉我要逃走, 但是我的灵魂却要求我忠实于雅典的法律。”这就体现了他理性的选择, 并且他一直执着的坚持。这便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当然本文所主要关注的不在于西方, 而在我们中国自身。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自由意志”会打上引号, 因为我认为,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我没有找到所谓的自由意志。
在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没有意志的自由, 道家和佛家提倡放弃执着、放弃人为性、放弃目的性, 最终可以得自在、自为乃至无为。在这里, 我们看到, 在西方早期哲学里, 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等也提倡放弃功利, 放弃小利, 但是他们所提倡的这种放弃却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 比如自身的荣誉或者集体的幸福等。相比而言, 在道家和佛家学说中, 他们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去掉欲望的“以天心为己心”。这样的一种自由是有任意性的, 这样的一种自由是有任意性的, 虽然最后和自然融为一体, 天人合一, 但是却没有了目的性和自律性, 它不能成为自由意志。在庄子的学说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所追求的那种“吾丧我”的完全的忘我境界。在这种境界中, 不是人选择自然, 而是自然选择了人。这样虽然是一种逍遥无羁的状态, 但是却不能体现出人的自由意志。
然后在儒家的学说中, 自由, 实际上是无自由的意志。表面上看来, 是可以选择的, 实际上, 却是无可选择。因为对于任意性, 中国古代, 尤其是儒家, 历来都不认为是一件好事, 通常称其为“人欲”。儒家是一贯反对的, 认为是万恶之源, 而主张加以节制, 甚至是诛灭。特别是“私欲”——个人的欲望及其追求。
所以他们提出:灭人欲, 或者是以道制欲。当然有人会提到, 古代的西方不是也提倡节欲么?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讲的节欲, 是要理智的对待自己的欲望, 但是他们节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欲望, 比如荣誉。并不是为了消灭欲望, 而是为了满足更大的欲望。而中国儒家节欲是为了“存天理”因为人欲有碍于天理, 有碍于三纲五常。使人戴上了精神的枷锁, 文化心理模式不同, 同样是节制, 节制的目的和说法却不同。
荀子在他的书中就把人的任意性基本等同于动物性本能、生理欲求:
若夫目好色, 耳好声, 心好利, 骨体肤理好愉佚, 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恶》
我们眼睛喜欢好看的颜色, 耳朵喜欢好听的声音, 心里喜欢得到好处和利益, 身体肌肤喜欢愉快, 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本性。这些东西不能说是自由的, 而是必然的, 天生你有一个这样的肉体, 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欲望。所以这样一种任意性在荀子认为他不是一种自由。不过虽然荀子否定了任意性, 但是他关于“心”的概念, “心”的选择性, 和西方的自由意志是有相近之处的。他提道:
心者, 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 自使也, 自夺也, 自取也, 自行也, 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 形可劫而使诎申, 心不可劫而使意易。
你的嘴巴可以受别人钳制, 你的形体可以被人屈伸, 但是你心中的意思, 是无人可以改变的。所以心是超越于情感欲望动静之上的“知”, 即对“天道”的知。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解蔽》
人凭借心来知天道, 心又凭借什么呢?虚壹而静, 是使自己的内心一致, 把一切外在的目标, 外在的执着都放弃以后, 虚心, 使自己的内心变成一种单一的、单纯的、没有杂念的内心。内心安静、平静, 可以知天道。以一统多, 以静制动, 以道制欲, 这就是以天道为意志, 却排除了任意的自由。有意志、有选择。意志就是天道, 但是没有了任意性。所以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表面看来, 荀子的这种意志也有“选择” (心容其择) , 也有自律 (自禁、自使、自行、自止等等) , 但选择的标准不是自由自发的, “自禁自使”等等的“自”也不是原发的, 而是“知道”之后经过与天道认同而自居的。
孟子也有提到“心”的概念。孟子的“四端”:
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辞让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
虽然孟子认为“四端”不是外部给予, 而是自身固有的。但实际上, 所有“四端”都不具有任意性, 而是对待外部事物和他人的关系、态度、反应, 所以随时可能遭到放佚。所以这也不是原发性的选择, 而是我们把自身置于一定的关系之中时, 才会有的。当然还有我们最津津乐道的一段话: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人们在鱼和熊掌, 生和义之间可以选择, 心的作用就是能够选择。那么选择的结果:舍生取义。儒家的圣人、贤人, 他们都是选择了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这当然是一种高尚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不是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呢?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因为生也好, 义也好, 两者都不是由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生, 是因为你生为动物, 你有一个肉体, 这个你没法选择;而义呢?是天道, 天定的。你的自然的身体和对义的追求其实都是天定的, 虽然这两个“天”看似有所不同, 一个是自然之天, 另一个是天理天道。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中国古代哲学里的“天人合一”其实就是把这两者合二为一了, 所以其实, 我们看似是选择, 实际上却是无可选择。因为归根结底, 中国古代哲学里面不讨论自由意志, 而讨论的是天道。
不过, 虽然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我们没有找到像西方自由意志那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也拥有类似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意志”。在传统的道德生活领域里, 特别是在士大夫阶层, “自由意志”是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可的。孔子讲“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孟子则讲至大至刚之气, 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之气。庄子则更强调个人的内在自由意志, 并把这种自由意志凌驾于现实的权位、名利之上, 那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睥睨万物的傲然气质, 乃是庄子对士人“自由意志”的高度肯定。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些不满朝政的士人, 归隐田园山林, 恪守自己的意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 成为士阶层重视个人自由意志的最为简练的表达, 陶渊明的田园诗, 大多数是抒发自己适志称情而不愿屈己阿世的情怀, 是中古时期正直士人崇尚自由意志的典型代表。在《归田园五首》之四中, 他强调了自己的愿望:“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在《悲士不遇赋》中, 他宁愿消除任何世俗的非份之想, 而尊重自己的情感意志之自由:“靡潜跃之非分, 常傲然以称情。”在《归去来兮辞》中, 抒发了诗人摆脱“心为形役”的官场生活之后的喜悦心情。隋唐以后, 一些极力摆脱科举束缚的士人, 多少都表现出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尊重, 特别是晚明的一些士人在经历了几番科举失败之后幡然醒悟, 毅然决然地走上与科举制度决裂的道路, 或寄情山水, 或从事科学的探索, 都表现了鲜明的追求自由意志的价值取向, 继承了传统士人的优良作风。
所以, 我们不能贸然的下结论说中国的思想史上没有自由意志, 只不过我们不能够用研究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来中国哲学。当然, 我们也必须看到, 在科学, 哲学都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 自由意志在西方人民的生活中体现的更加明显和重要, 而在中国, 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究其原因, 我们并没有重视中国哲学中真正的瑰宝, 也没有让“天道”进入我们的生活。或者进一步说, 在道德生活中, 我们并不缺乏“自由意志”, 而真正所匮乏的乃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和法律领域里的人权观念。这样我们在别人的眼中, 拥有的永远是一种另类的自由。
参考文献
[1]张法祥, 柯美成著:《荀子解说》, 华夏出版社, 2009年。
[2]梁涛著:《孟子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摘要：文明不断进步，文明史关乎民族的总体性格且塑造着人类文明。在世界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我国文明拥有厚重的底蕴且折射出民族深层的心灵状态。古代文明积攒了珍贵艺术及文学，这些要素拥有无尽的活力生机，是文明的精华。对于此，有必要解析古代文学及艺术显现的各类特征，探析主要特征，为后续的深入解析提供参照。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主要特征
古代文学艺术拥有多样的特征：在独特民俗及地域影响下，文学艺术凝固了人本的深厚内涵，有着趋同的特性。古代文学融汇了个体情感及更广的社会趋向，二者是并重的。同时，文学艺术整合并汇聚了多方传递过来的文明要素，拥有多样的审美情趣。古代艺术及文学反映出直观形态的民族性格，文学艺术由此而融汇于传统文化。在古代时期内，文学艺术带有厚重的影响；在现今社会中，这些传承的珍贵文明也会显现长久的影响。
一、深层的人文内涵
文学艺术自古就依循了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的。我们民族拥有根本的创造力，这种力量是潜在的。在古代文明中，人类衡量了现存的万物，是世间的精灵。定势思路下的这种文化衍生得出了以人为本，人本烙印于深层内心。相比于更为敬重神灵的其他民族，我们民族更注重于人类，觉得人生应能构建功德且获取更高层次的愉悦心情。追寻幸福及彼此的关爱，实现根本的内心理想。例如孔子，为达到设定好的内心目标，不惜舍弃原本安逸及温暖的日常作息，废寝忘食以至于没能感觉出自身正在衰老，这就折射出自信及充实的人本内涵[1]。
人本思路也注重了应有的正确追求，要追寻真善美。相比于儒家，庄子超脱了繁杂的日常，对待生命持有浪漫及本真的心态。庄子珍爱自然，在超脱环境之内寻找出自由，这也从另一视角折射出个体更高的本真及尊严，符合人本思维。古代艺术诞生于真实的人间，但超脱了平日生活，歌颂了人类本源的创造价值及动力。例如《山海经》创设了神话意境，优美意境让人更加神往。
艺术产生初期，艺术品可被用作祭祀。然而，即便早期创设的多样艺术品也更紧密关系着平日生活且拥有生活气息。例如：鱼鸟等图形被描绘于彩色陶器，另外各类容器常常刻有图腾类的神秘景物，这些都折射着深层的内在追求。河姆渡早先培育的文明、其他区域采掘出来的多样文物也显现了日常所见的生物形状，反映了直接状态下的先民生活。
二、注重双重的文艺功能
古代艺术及传承的文学都注重抒发情怀，也更注重教化，在更广范围内融汇了个体及社会。艺术及文学拥有双重的本身功能，二者都不可予以忽视。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发源于古代且拥有了教化的厚重内涵。早在春秋战国，儒家把诗歌看成教化必备的承载，借助诗歌以此来推进教化[2]。各家著书立说，是为宣传本身拥有的社会愿景及宏观理想，社会及个体不应被割裂。强烈关注政治，诗歌及多样艺术都应服务于根本的道义。
从总体视角看，艺术及古代文学承载着双重的情感抒发，既有社会教化又有个体深层的情感。例如：明太祖很欣赏剧目，借助剧目以此来传递自身的教化内容，改善社会风化。在《琵琶记》之中，妻子娴熟、子女孝顺这一道德优势尤为凸显，这种剧目指引着人们行善，注重教化及人伦。从客观视角看，这种剧目也显露了批判的倾向，暴露社会弊病因而有助督促改进。戏曲采纳了个体视角然而折射出更广的社会内涵，兼具双重的性能。此外，绘画的多样作品也表征了外在形态，寄托了厚重的内心情绪且融汇了诗画意境。
三、善于接纳改变
传统文艺拥有深藏的底蕴，古代文学艺术相对来看应是稳定的且反映民族特质。但与此同时，古代文艺也应经过接纳而被现代接受，融汇于共有的精神本质。在根本的导向上，要注重不变的价值认知，例如坚持向善且打击淫盗、坚持高尚而摒除庸俗。秉持根本的趋向，这种前提之下也要趋向于包容，真正与时俱进。孔子拥有这种俱进的思路，时代精神被融汇至艺术文学的内在实质。从题材及形式、外在的风格看，文艺都在历经长久的更新。
例如：《左转》充满了情感，强化道德判断，这种原则是不可变更的。但与此同时，这种巨著也显现了随着时代而变更的内在精神，含有抒情的意蕴。只要社会更新，多样的文学及叙事题材也将随之快速变更。随着时代变更的文学艺术添加了多样的色彩，更值得体悟及欣赏[3]。
四、结语
经过历史洗礼，古代艺术及文学传承下来，成为共有的民族财富。古代文学承载了厚重的文明基因，艺术记载了多年累积的日常习俗及优良品格。这些文化要素拥有鲜明的本体特征，也指引着未来的进步走向。探析古代文艺的特性有助于体悟深层的根本内涵，传承优良艺术及文学。
【参考文献】
[1]莫砺锋.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J].文艺研究，2011（10）：35-48.
[2]吴建民.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生命本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 6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