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结课论文

科学技术哲学结课论文（共7篇）

科学技术哲学结课论文 篇1

2013709016 丁佳彤 哲130

1如果你的每一天都是同一天，你会怎么办？假如每天早上醒来，你都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状态，在固定的时间听到一成不变的广播，在绝对的时刻看到同样的事，遇到同样的人，听他们对你说同样的话„„无论你怎么改变，这些人和事还是会按照秩序一丝不苟的出现。尤其，当第二天清晨睁开眼睛，又是同样的生活，即便前一天在你的记忆里，你已经选择了死亡„„这个时候，你究竟该怎么办？！

也许傍晚入睡你会默默想：我今天做了件傻事，碰到了两个土鳖，说了N句蠢话，还他妈的错过了次艳遇，我好不后悔。如果今天可以重来，我会躲掉土鳖，我会抓牢艳遇，我会过得完美无缺„„

菲尔就是这样，第二个今天，他惊异。他尝试回顾昨天的任何一个细节，发觉只有自己清醒，其他人却并不自知，昨天怎样今天依旧怎样。然后，他终于明白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他选择逃避。逃避没有用，他失望，他自暴自弃，他开始消极，于是菲尔又在此做了最广泛的假设：抱怨、泡妞、抢劫、罢工、打人、撞车、自杀（电击、车祸、冻死、烧死„„），这些人类最阴暗的他都尝试了，从某种程度上，你也都“成功”了，因为他尝试了一切，却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可是这种方式也不能令他快乐。当他将注意力全部放到“求偶”这一主题上时，他却碰到了最棘手的状况：他花费了许多许多重复的一天了解瑞塔的喜好，可即使他了解了瑞塔的一切喜好，把某一天完美的像计划好一般，却依然无法得到美人的芳心和身体。因为他只想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去爱，只依自己的意思为中心。《运命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当一个又一个巴掌落在他脸上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当一切可怕的事都已被尝试，他终于知道了结果。他曾抱怨：“为什么重复的今天不是那个曾让我迷恋的黄昏？”与其抱怨，既然时间跟不上记忆，倒不如尽量使每天都比前一天都过得更有意义。他学习钢琴然后越来越熟练，他刻冰雕然后越来越逼真，他读书然后越来越渊博„„他不再是那个苦着脸骂街的主持人，他成了整个小镇的太阳。他用自己所有的钱帮助路边的老乞丐，却还是见证了他的死亡，此时的菲尔开始努力助人为乐，让每个人的一天都更加美好，让每一个陷入窘境的人都得以摆脱。他凭着自己日复一日的特异功能，接住从未道谢过的摔倒的小孩，帮老奶奶们修好了汽车，促成了一对情侣的婚姻，救了差点被噎死的先生„„终于在一个近乎令人惊艳的夜晚，他成了整个镇子的焦点。计划般帮助了每一个受困的人，他在舞会上弹得一支极具感染力的舞曲，每个人都向他道谢，他收获了瑞塔的芳心。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于是梦醒了，老天终于把时时在变的世界还给了他，也给了他全新的人生。明天，终于在无数个今天之后，轻柔地拥抱了菲尔。

当醒来菲尔发现自己的身边睡着心爱的人，他感叹：“anything different is good.”

佛教第一法印便是：诸行无常。即使菲尔的每一天都是同一天，也都因他的行为变得每天都不同。菲尔为什么觉得如此痛苦？四谛中的第一条真理是苦谛。苦谛是释迦牟尼在彻悟之后，对人生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痛苦。四谛中的苦谛所讲的，就是人生的根本痛苦与生命现象是不可分离的，苦苦、坏苦、行苦所以具有普遍之真实性。人生苦之事实，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们都有一种本能，固执地相信这个世界总有某些事情是快乐的，且贪嗔痴三毒束缚着人想追求更多。这正是人们不能解脱的缘故。而集谛所解释的就

是这三种根本烦恼的性质，以及如何由彼而生死轮回之事实，指出人生之所以苦的原因。菲尔以为自己逃不脱这种轮回，以为自己日复一日将要重复这生活，他的身心都面临着苦。于是，要得涅槃静，必须遵循道谛。

道谛主要指 “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指接受、认同佛法四谛等义理；正思，对佛法义理进行思考，获得理性的正确理解；正语，依佛法修正语言，不说妄语、粗语恶言、废话等； 正业，依佛法端正行为，力行众善，不作杀盗淫骗等恶业；正命，以正当的手段谋生，不从事有悖佛旨的屠宰、打猎、卖淫等不正当职业；正精进，以精勤不懈的精神致力于所修的善业、道业；正念，时刻把握自心，保持对自心的如实觉知，念念不忘佛法；正定，以佛法的正见为指导修习禅定，锻炼自心高度专注的能力。依戒修定，由定生慧，以智慧断烦恼，是基本的修行路径。

这些尽管看上去很难实践，但我认为追根寻底只一个善自护持。《了凡四训》核心思路便是“命自我立，福自我求”。若能扫相破执、明心见性，那便是好了。起初，那些阴暗的事不仅没有让菲尔快乐，也没有让明天真正的发生，而当他认识到正见，能正思，正精进以行正业，那一切苦都不再是苦。“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德，何福不可求哉？”且“举头三尺，决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由我。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佛家的说法是：每个人身上有两个神，一个叫‘同名神’，另一个是‘同生神’。同名神是男的、是白的、是计善的神；同生神是女的、黑的、是计恶的神。我们任何一个起心动念，是善是恶，他们都会记下来。所以梦醒了，老天终于把时时在变的世界还给了他，也给了他全新的人生。明天，终于在无数个今天之后，轻柔地拥抱了菲尔。

科学技术哲学结课论文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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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结课论文 篇3

晚清以降,“儒学”作为普适价值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其他宗教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哲学”这一新概念的引进,儒学开始面对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的命题。当“哲学”受到“科学”挑战的同时,儒学也受到“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挑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现代中国与儒学相关的两条线索:哲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哲学与宗教之争。

一、哲学与科学

作为一个经由日文中介的外来词,“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西方的学科。在张之洞的理解中,“哲学”与“自由平等”这样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与张之洞相反,王国维认为“哲学”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理学”,并建议以“理学”之名代替“哲学”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话语尚未全然兴起,“哲学”虽被理解为西洋之“学科”,但尚未被全然“科学化”地理解。如王国维,就同时力图证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注:王国维:《哲学辨惑》,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7页。)随着“科学”话语的兴起,是否具有“科学性”成为衡量是否“哲学”的一个标尺。中国传统之学与“科学”的距离,使得现代学人们在判定中国思想是否能称为“哲学”的时候颇多踌躇。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梳理了这一脉络:

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那么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没有哲学”的健康的欣喜。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也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在“姑且”二字中,能看到他的一丝无奈。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把哲学史有意识地称为“道术史”,连1903年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自己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也把哲学比作“道学”,但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注: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冯友兰的《郭象的哲学》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在文中,冯友兰指出:“看下文我们可知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

③(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尚志学会出版),第104、123页。)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的期待是:“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同样,虽然探讨了郭象学说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冯友兰仍着意将二者撇清:

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差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③

以“与科学并不冲突”,来为郭象学说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作辩护,可见当时“科学”话语的强大。与此同时,既然是哲学,就必须要有“系统”。冯友兰指出,虽然“上所引庄子注,究竟是郭象的,或是向秀的,”并不能够确定,但至少“以上所述是一个很好底哲学系统”。日本学者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一文中也指出,胡适之所以用“哲学史”来构建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是否“自身内部有系统”,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前提。(注: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第72页。)

在《哲学评论》的第一卷第二期,瞿菊农发表了《哲学与近代科学》一文。作者名下有小标题《牛顿与牛顿以前之科学的哲学》。作者开篇即言:

我个人以为在最近的将来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一定比较的着重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之哲学,一方面是价值哲学。Broad, Rusell, Whitehead, Cassirer等学者,对于科学之哲学,很下了一番细密的工夫,但这种工夫,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并不能说是已经有什么系统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怀悌黑教授,他总算是在往建设的路上走,亦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在价值哲学上用功,平常所说的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国家哲学,教育哲学,都可以说是应当以一种价值哲学做基础的。培黎教授(R.B.Perry)新出版的价值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s)便可以代表这种倾向。

我们现在且不问价值哲学的内容与倾向;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所谓科学之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哲学方面,很不幸的,许多康德以后的哲学家,脱离了科学的大潮流,结果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哲学成了空洞的意见,放弃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科学缺少了批评,渐渐的忘却了他背后的假设。现在的哲学有重新恢复从前批评科学的工作的必要。在科学方面,近年来一方面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一方面自相对论出来之后,数理物理学上有许多旧的假设,急待哲学来做一番批评工夫。因此之故,科学之哲学就成为现代哲学上急须研究的问题。

瞿菊农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哲学”必须结合“科学的大潮流”,指导科学,关注科学。为此,瞿菊农上溯到牛顿及牛顿之前的时代,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作了考察。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二十年代,“科学”思维是怎样影响着学者对“哲学”的思辨。《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日本学者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界之倾向》(程衡译注),在此文中,桑木也介绍了明治之后,“哲学”的引进如何不同于旧时思潮:

明治初年之学者和政治家均学了汉学教育,说政治与道德合一是人生最高的理念,将道德之研究看做对于社会指导者是最尊贵,是适宜的。于是此等学者开始学习西洋的学问时,如可以预想的,惹起最高兴味的题目,即是实践性质的,而当时之哲学亦不过是这样实践的哲学。其后与此题目相关的哲学体系大部亦输入来了。但此新哲学,自然是与旧思潮是处于相反地位。如既所述之思潮,即是儒教及武士道,此种思潮是单重人类的精神方面,要改革须先由现时的兴味的哲学开始不可。如此,贲撒姆(Bentham)及米尔(Mill)的功利主义,斯宾塞(Spencer)及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还有若干英美的哲学的科学,如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便是当时的主要科学。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注:译者原注:“英日文原文均系[主要题目],独德文为[主要科学],今据德文译成。”见《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第100、100、107、107、107、107、108、108、110-111页。)尚有若干政治家及实际活动的人们,实行翻译此等哲学者的著述,且要将此等学理应用在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用的此等科学的术语,多赖于此等学者的功绩。例如,[哲学](日读为(Tetsugaku)(Philosophie)一语,亦是由此等学者中之一人西周才应用。西氏又译了若干关于心理学,论理学之著作。②

在考察了西洋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之后,桑木严翼进而对“日本现代哲学的运动”进行了考察。桑木指出:“许多专门学者及非专门学者之中,想建设独创的思想的亦不少。为达到此目的而有两种方法:即直接的与间接的。前者是非科学的形式,大抵要于生活的实际的法则或哲学的方法的基础下寻出新的概念来。此种思想之特性第一是:直观的非论证的,第二综合的非分析的,第三实际的非理论的。要以此思想观念求独创的思想家,一般的均主张东洋文明较比于物质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的西洋文明,有精神性之优越性。”

③与此同时,桑木也指出:“我们更可以考察求独创性之第二的,即间接的方法。我所谓间接的意思,是要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此间接的作用或方法的研究,常受不能达到独创性之目的之非难,这就是科学者被一般人们和文学者所非难的地方。”

④在桑木看来,任何哲学体系的独创性必要有其“某处之根据,有时是西洋哲学,但是还是以东洋哲学为至。”⑤

在这里,桑木提出了“东洋哲学”的问题。桑木指出,“[东洋哲学]一语的意义,绝非单纯,所以学者研究以哲学的目的也非单纯。我们可以先区分印度及中国哲学之二大系统”。⑥桑木将印度哲学的特性定义为“主观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将中国哲学的特性概括为“客观的,实在论的,经验论的”,⑦并据此,将日本哲学理解为“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综合:

日本民族原始的精神极似古代希腊民族。自两个古代哲学输入之后,此固有的精神就因之稍变,其古代的文明亦因着此二源泉有了二大倾向,即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⑧

我所以于专门哲学者之对面,即关于所谓[俗人哲学](Laien-philosophie)附录几句话。因关于[哲学](Philosophy),有二不同之用法,即:作为科学之哲学与单是一思想之哲学。……在日本青年间所嗜好之哲学,较比专门学者,更是实际的,非唯理的,更是直观的,主意论的。除了尼采(Nietsche)及葛特(Goethe)外,德国的哲学及思想并不为此等青年所爱。有的由其实际的点来采取英美的哲学,有的採取法伊哲学,因为其存直观的与超睿知的特性。自然亦有要想结合此东西思想而创造新的哲学的。与此等哲学的学说相接近的尚有若干文学及艺术上之诸运动。到近来又有许多社会的与政治的学说输入来,研究了之后,常时与旧来的思想发生冲突。此等文学者因富于感受性,故常常作了新运动的开振者,于此照常是先于体系的思想家,而实际的人们则于最后应用于社会的法则及秩序上。⑨

在桑木的区分中,“科学之哲学”乃是一大重要分支。“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是通向“独创性”的第二途径,也是科学的时代,“实践的哲学”发生转向后最有效的途径。

由日本到中国,“科学”话语的强大,使得“哲学”不得不始终为自身作辩护,或力图证明与科学的紧密关联。所幸在现代中国,关于“哲学”与“科学”之争,始终也有另一种声音。王国维于“可信”与“可爱”间的徘徊,事实上正映证着他对于“科学”话语的怀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注: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张东荪的《因果律与数理》同样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该文有小节《从哲学上批评科学的两个柱石》。

③④⑤(注:《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第1、17、26、123页。)在文中,张东荪指出“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独立性:

西洋哲学中所谓唯理派(Rationalism)大抵就是作这样的论调。(参观拙作《名相与条理》载本年度东方杂志。读者请勿轻视这个唯理运动!须知科学即导源于此。不过科学因为又侧重经验上的实证,所以只是所谓自然的唯理派:即把理性主义灌入于自然主义中而为其副脉。但哲学上的唯理主义仍把理性为正宗以吸收自然,乃适与之相反。所以哲学总能在科举以外而自有其天地。

③……我撰此文的目的,于正面想说明唯理派哲学的本义以外,又想于傍面唤醒中国人对于如实的科学方法的迷梦。④

二、哲学与宗教

当现代中国学人开始探讨“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讨论“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儒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哲学”?学者们的共识包括两方面:(一)“儒学”是否能将自身由“宗教”转化为“哲学”。(二)“儒学”是重逻辑,还是重直觉。这两方面同时也紧密相连,即“儒学”是否能被视为“哲学”,取决于“儒学”是否吸纳了“逻辑”“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

冯友兰在《郭象的哲学》一文中对郭象哲学与佛家的区分,很重要的一点即:佛家是“形上学底”,郭象哲学是“认识论底”。“形上学底”就更接近于宗教,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认识论底”则更接近于“哲学”,“与科学并不冲突”。但与此同时,同期《哲学评论》又有许地山的文章《大乘佛教之发展》,这里对“佛教”问题的收入,也显示出在当时,“哲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分开。⑤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注:《先秦名学史》,第4页。)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以“科学主义”梳理中国哲学史传统。在《中国哲学的线索》(1921年)一文中,胡适将中国哲学的线索分为两层,一为“外的线索”,一为“内的线索”,并将“内的线索”归结为“逻辑”的“哲学方法”。胡适说道:

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伦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注:见《哲学与论理》(教育杂志十六年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在日后为《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写的文字中,胡适重复道: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注: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张菘年在为瞿菊农所翻译的William Ernest Hocking的Types of Philosophy(中文书名翻为《哲学大纲》)的序言中说道:

著者固也有他自家的见地。他的见地是属于唯心论的。但这也无妨。你读时,但凡遇到称扬唯心论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国哲学中心——是美国维新派泰斗罗依士的及门弟子。但罗依士却很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听过查理裴士的讲,极提倡,而且颇有贡献于记号逻辑(Symbolic Logic)。凡是学过记号逻辑的,头脑大体清楚。著者本书之有条理,不单因为曾在哈佛讲过多少遍,学过记号逻辑也许是一因罢。(注:该序言作于1931年8月,见瞿菊农编著《哲学大纲》,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年版。)

在这里,张菘年将“学过记号逻辑”作为称赞一本哲学史教科书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在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作者以1947年3月出版的熊十力《新唯识论》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的进步”,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其“逻辑”性。作者说道:

第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方法,恃性智,也恃量智。他不仅运用他的直觉,而且也是运用他的逻辑。我们虽可以说熊先生这部书都是体验的话,可是体验有得之后,他却以一种严格的逻辑表达出来。这部书系统的完整,说理的圆融,思想之深入而谨严,不是于逻辑有极好的训练的,决不能写。他提出来的主张,都有理由,都有论证,而决不是武断肯定的。这点我们不能不说,熊先生是把中国哲学过去的缺点纠正了。③④

(注:《熊十力哲学评论集粹》(《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73-674、674、675页。)

紧接着这一点,作者继续论证:

“我们更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态度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他也不像宋明理学家,要做什么卫道的工作……他只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而求理之是。这无疑的是哲学的态度,而不是宗教的态度。无疑的,熊先生也是把中国哲学的过去缺点纠正了。”③

在谢幼伟看来,与“道”、“形而上”相关联,就是所谓“宗教”。与之相反,哲学应当具有“逻辑”的一面,即,“站在真理的立场”,“求理之是”。

同样被谢幼伟视为“改正了中国哲学的缺点”的,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撇却纯讲逻辑的《逻辑指要》不谈,谢同样强调了贺麟“哲学方法”上的“逻辑性”:

“他也有论《宋儒思想方法》一文,对宋儒的直觉法颇表同情。不过,他所同情的直觉不是前理智的直觉,而是后理智的直觉。所谓后理智的直觉,也即是经过逻辑洗礼后的直觉。而且他复兼采‘分析矛盾破除矛盾以求统一’的辩证法和‘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的几何方法,所以贺先生的哲学方法,不用说也是兼有了直觉法和思辨法之长的方法。至他的哲学态度之不是宗教的,那更不待言。”④

谢幼伟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就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注: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第75页。)胡适将“格物致知”理解为科学的路向。在胡适这里,偏向科学、脱离宗教,被目为哲学之发展。但真正的儒者或许会对所谓“逻辑体系”持怀疑态度。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林宰平:“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但在当时,“哲学vs科学”的问题,很容易就转为““哲学vs宗教”的问题,也转为了“直觉/形而上vs逻辑/实证”的问题。

葛兆光先生在《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一文中称“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是一个“伪问题”,但同时也认为“伪问题”背后“隐藏有真历史”。(注: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在我看来,这一“历史”隐藏的正是现代学人重建儒学体系的努力。以“科学”理解“哲学”,从而使儒学脱离“宗教”的这一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径。从二十年代的“科学人生观”论战,到日后贺麟、张君劢、牟宗三以“直觉”重说中国哲学传统,这些都展现了现代中国学人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之争中的另一尝试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值得借鉴的。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多媒体技术结课论文 篇4

————多媒体技术在虚拟现实领域的应用

姓名张宏亮

班级10信科1班

学号10780107

系部电子与信息工程系

摘要：本文全面回顾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历史和研究背景，介绍了虚拟现实技术的构成和技术特点，分析了虚拟现实系统在遥现技术、仿真技术、对象可视化技术等方面的应用现状，并论述了虚拟现实系统的发展。

关键词：虚拟现实 虚拟环境 虚拟现实系统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又称灵境技术，是90年代为科学界和工程界所关注的技术。它的兴起，为人机交互界面的发展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为智能工程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界面工具；为各类工程的大规模的数据可视化提供了新的描述方法。这种技术的特点在于，计算机产生一种人为虚拟的环境，这种虚拟的环境是通过计算机图形构成的三度空间，或是把其它现实环境编制到计算机中去产生逼真的“虚拟环境”，从而使得用户在视觉上产生一种沉浸于虚拟环境的感觉。这种技术的应用，改进了人们利用计算机进行多工程数据处理的方式，尤其在需要对大量抽象数据进行处理时；同时，它在许多不同领域的应用，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1965年，Sutherland在篇名为<<终极的显示>>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包括具有交互图形显示、力反馈设备以及声音提示的虚拟现实系统的基本思想，从此，人们正式开始了对虚拟现实系统的研究探索历程。随后的1966年，美国MIT的林肯实验室正式开始了头盔式显示器的研制工作。在这第一个HMD的样机完成不久，研制者又把能模拟力量和触觉的力反馈装置加入到这个系统中。1970年，出现了第一个功能较齐全的HMD系统。基于从6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美国的Jaron Lanier 在8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Virtual Reality”一词。

80年代，美国宇航局（NASA）及美国国防部组织了一系列有关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广泛关注。1984年，NASA Ames研究中心虚拟行星探测实验室的M.McGreevy 和J.Humphries博士组织开发了用于火星探测的虚拟环境视觉显示器，将火星探测器发回的数据输入计算机，为地面研究人员构造了火星表面的三维虚拟环境。在随后的虚拟交互环境工作站（VIEW）项目中，他们又开发了通用多传感个人仿真器和遥现设备。

进入90年代，迅速发展的计算机硬件技术与不断改进的计算机软件系统相匹配，使得基于大型数据集合的声音和图象的实时动画制作成为可能；人机交互系统的设计不断创新，新颖、实用的输入输出设备不断地进入市场。而这些都为虚拟现实系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

其次，纵观虚拟现实的研究现状，VR 技术最早在20 世纪中期由美国VPL探索公司和它的创始人JaronLanier 提出这一概念, 后来美国宇航局(NASA)的艾姆斯空间中心利用流行的液晶显示电视和其它设备,开始研制低成本的虚拟现实系统,推动了该技术硬件的进步。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内,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进行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

美国作为VR 技术的发源地,其研究水平基本上就代表国际VR 发展的水平。目前美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感知、用户界面、后台软件和硬件四个方面。[2]

美国宇航局(NASA)的Ames实验室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将数据手套工程化,使其成为可用性较高的产品;在约翰逊空间中心完成空间站操纵的实时仿真;大量运用了面向座舱的飞行模拟技术;对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仿真。现在正致力于一个叫“虚拟行星探索”(VPE)的试验计划。[3] 现在NASA己经建立了航空、卫星维护VR 训练系统,空间站VR训练系统,并且已经建立了可供全国使用的VR 教育系统。北卡罗来纳大学(UNC)的计算机系是进行VR 研究最早的大学,他们主要研究分子建模、航空驾驶、外科手术仿真、建筑仿真等。

LomaLinda 大学医学中心的DavidWarner 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成功地将计算机图形及VR 的设备用于探讨与神经疾病相关的问题,首创了VR 儿科治疗法。

麻省理工学院(MIT)是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计算机图形学及动画的先锋,这些技术都是VR 技术的基础,1985年MIT成立了媒体实验室,进行虚拟环境的正规研究。

华盛顿大学华盛顿技术中心的人机界面技术实验室(HITLab),将VR 研究引入了教育、设计、娱乐和制造领域。从90 年代初起,美国率先将虚拟现实技术用于军事领域,主要用于以下四个方面:虚拟战场环境;进行单兵模拟训练;实施诸军兵种联合演习;进行指挥员训练。

在VR 开发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分布并行处理、辅助设备(包括触觉反馈)设计和应用研究方面,英国是领先的,尤其是在欧洲。英国主要有四个从事VR 技术研究的中心：[4]

Windustries(工业集团公司),是国际VR 界的著名开发机构,在工业设计和可视化等重要领域占有一席之地;BritishAerospace(英国航空公司BAe)的Brough分部,正在利用VR技术设计高级战斗机座舱;DimensionInternational, 是桌面VR的先驱。该公司生产了一系列的商业VR 软件包,都命名为Superscape;DivisonLTD公司在开发VISION、ProVision 和Su2pervision系统P模块化高速图形引擎中,率先使用了Transputer和i860 技术。

日本主要致力于建立大规模VR 知识库的研究,在虚拟现实的游戏方面的研究也处于领先地位。

京都的先进电子通信研究所(ATR)正在开发一套系统,它能用图像处理来识别手势和面部表情,并把它们作为系统输入;富士通实验室有限公司正在研究虚拟生物与VR 环境的相互作用,他们还在研究虚拟现实中的手势识别,已经开发了一套神经网络姿势识别系统,该系统可以识别姿势,也可以识别表示词的信号语言。[2] 日本奈良尖端技术研究生院大学教授千原国宏领导的研究小组于2004 年开发出一种嗅觉模拟器,只要把虚拟空间里的水果拉到鼻尖上一闻,装置就会在鼻尖处放出水果的香味,这是虚拟现实技术在嗅觉研究领域的一项突破。

我国VR 技术研究起步较晚,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现在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了开展VR 技术的研究计划。九五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等都把VR 列入了研究项目。国内一些重点院校,已积极投入到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是国内最早进行VR 研究、最有权威的单位之一,并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着重研究了虚拟环境中物体物理特性的表示与处理;在虚拟现实中的视觉接口方面开发出部分硬件,并提出有关算法及实现方法;实现了分布式虚拟环境网络设计,可以提供实时三维动态数据库、虚拟现实演示环境、用于飞行员训练的虚拟现实系统、虚拟现实应用系统的开发平台等。

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出了一套桌面型虚拟建筑环境实时漫游系统,还研制出了在虚拟

环境中一种新的快速漫游算法和一种递进网格的快速生成算法;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成功地虚拟出了人的高级行为中特定人脸图像的合成、表情的合成和唇动的合成等技术问题;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系对虚拟现实和临场感的方面进行了研究;西安交通大学信息工程研究所对虚拟现实中的关键技术——立体显示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JPEG 标准压缩编码新方案,获得了较高的压缩比、信噪比以及解压速度;北方工业大学CAD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开展计算机动画研究的单位之一,中国第一部完全用计算机动画技术制作的科教片《相似》就出自该中心。

再次，虚拟现实技术的构成，从本质上说，虚拟现实就是一种先进的计算机用户接口，它通过给用户同时提供诸如视、听、触等各种直观而又自然的实时感知交互手段、最大限度地方便用户的操作，从而减轻用户的负担、提高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

虚拟现实的定义可以归纳如下：虚拟现实是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如飞机驾驶舱、操作现场等），通过多种传感设备使用户“投入”到该环境中，实现用户与该环境直接进行自然交互的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因此具有以下四个重要特征：[5]

所谓多感知性就是说除了一般计算机所具有的视觉感知外，还有听觉感知、力觉感知、触觉感知、运动感知、甚至包括味觉感知、嗅觉感知等。理想的虚拟现实就是应该具有人所具有的感知功能。

又称临场感，它是指用户感到作为主角存在于模拟环境中的真实程度。理想的模拟环境应该达到使用户难以分辨真假的程度。

交互性是指用户对模拟环境内物体的可操作程度和从环境得到反馈的自然程度（包括实时性）。例如，用户可以用手去直接抓取环境中的物体，这时手有握着东西的感觉，并可以感觉物体的重量，视场中的物体也随着手的移动而移动。

是指虚拟环境中物体依据物理定律动作的程度。例如，当受到力的推动时，物体会向力的方向移动、或翻倒、或从桌面落到地面等。

虚拟现实系统的模型表示如图1。用户通过传感装置直接对虚拟环境进行操作，并得到实时三维显示和其它 反馈信息（如触觉、力觉反馈等）。当系统与外部世界通过传感装置构成反馈闭环时，在用户的控制下，用户与虚拟环境间的交互可以对外部世界产生作用（如遥操作等）。

虚拟现实系统主要由以下六个模块构成检测模块：检测用户的操作命令，并通过传感器模块作用于虚拟环境。

反馈模块：接受来自传感器模块信息，为用户提供实时反馈。

传感器模块：一方面接受来自用户的操作命令，并将其作用于虚拟环境；另一方面 将操作后产生的结果以各种反馈的形式提供给用户。

控制模块：对传感器进行控制，使其对用户、虚拟环境和现实世界产生作用。

建模模块：获取现实世界组成部分的三维表示，并由此构成对应的虚拟环境。

最后，来说一下虚拟现实技术的实际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前景是很广阔的。它可应用于建模与仿真、科学计算可视化、设计与规划、教育与训练、遥作与遥现、医学、艺术与娱乐等多个方面，遥现技术[6]是指当实际上在某一个地方时，可以产生在另一个地方的感觉。虚拟现实涉及到体验由计算机产生的三维虚拟环境，而遥现则涉及到体验一个遥远的真实环境。遥现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虚拟环境的指导。例如，在遥控宇宙空军站的开发计划中，从安全性以及费用的角度考虑，我们有必要使用空间机器人。这种空间机器人的特点是由地面上的操作员进行遥操作，或进行部分自主操作。对于像零件更换的固定操作可以完全自主进行，而对于故障检修等难以预测的操作则有必要依赖于遥操作。这时，虚拟现实技术和遥现技术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为研究新一代空间机器人的遥操作技术，日本开发了宇宙开发地面实验平台。该实验平台有人－机交互、计算机系统以及机器人系统所构成。现在，在该实验平台上进行了零件更换等空间机器人的典型操作实验，实现了实验平台的基本功能。

虚拟环境是计算机生成的具有沉浸感的环境，它对参与者生成诸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官信息，给参与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虚拟环境是一种新发展的、具有新含义的一种人机交互系统。

飞行仿真系统由四部分组成，即飞行员的操纵舱系统显示外部图象的视觉系统产生运动感的运动系统计

算和控制飞行运动的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系统是飞行仿真系统的中枢，用它来计算飞行的运动、控制仪表及指示灯、驾驶杆等信号。视觉系统和运动系统与虚拟现实密切相关，其中，视觉系统向飞行员提供外界的视觉信息。该系统由产生视觉图象的“图象产生部”和将产生的信号提供给飞行员的“视觉显示部”组成。在图象产生部，随着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现在使用称为CGI（Computer Generated Imagery）的视觉产生装置。在CGI中利用纹理图形驾驶可以产生云彩、海面的波浪等效果。另外，利用图象映射驾驶可以从航空照片上将农田以及城市分离出来，并作为图象数据加以利用。视觉显示部向飞行员提供具有真实感的图象，图象的显示有无限远显示方式、广角方式、半球方式以及立体眼镜和头盔式显示器等四种方式。

作为飞行仿真系统的构成部分，运动系统向飞行员提供一种身体感觉，它使得驾驶舱整体产生运动，根据自由度以及驱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万向方式、共动型吊挂方式、共动型支撑方式以及共动型六自由度方式等。利用该运动系统，飞行员可以感觉到实际飞机一样的运动感觉。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与虚拟生物对话的仿真系统。在该系统中，虚拟世界中的虚拟生物和现实世界中的生物一样，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并且能够动态地应付周围的情况。对于人的挑逗也能够根据情况的不同作出各种复杂的反应，甚至能够进行对话。通过引进虚拟生物，可以实现系统的自主性、交互性及其自然的魅力。

各个国家在传统上习惯于通过举行实战演习来训练军事人员和士兵，但是这种实战演练，特别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将耗费大量资金和军用物资，安全性差，而且还很难在实战演习条件下改变状态，来反复进行各种战场态势下的战术和决策研究。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使得军事演习在概念上和方法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即通过建立虚拟战场来检验和评估武器系统的性能。例如一种虚拟战场环境，它能够包括在地面行进的坦克和装甲车，在空中飞行的直升机、歼击机、导弹等多种武器平台，并分别属于红、兰交战双方。

在科学研究中，人们总会面对大量的随机数据，为了从中得到有价值的规律和结论，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认真分析。例如，为了设计出阻力小的机翼，人们必须详细分析机翼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因此人们发明了风洞实验方法，通过使用烟雾气体使得人们可以用肉眼直接观察到气体与机翼的作用情况，因而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机翼的动力学特性的了解。虚拟风洞的目的是让工程师分析多旋涡的复杂三维性质和效果、空气循环区域、旋涡被破坏时的乱流等，而这些分析利用通常的数据仿真是很难可视化的。[7]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总有许许多多的疑问有待解答。虚拟物理实验室[8]的设计使得学生可以通过亲身实践―做、看、听来学习的方式成为可能。使用该系统，学生们可以很容易的演示和控制力的大小、物体的形变与非形变碰撞、摩擦系数等物理现象。为了显示物体的运动轨迹，可以对不同大小和质量的运动物体进行轨迹追踪。还可以停止时间的推移，以便仔细观察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学生可以通过使用数据手套与系统进行各种交互。

在现行的电力控制室的设计中，控制台以及显示器的设计一般是用和实物同等大小的模型。研究人员使用虚拟现实技术研制了一个辅助设计控制室的系统。使用该系统可以自由地改变控制室内的配色、照明、报警、显示器的画面构成，以及各种仪表的配置等室内环境。另外，用户还可以在室内移动，以便从不同方向观察室内情况。

现在人们正在研究将图形与实际图象进行融合的系统。使用该系统可以用虚拟空间监视远方的现场，也可以给用户一种自由往返于虚拟空间和远方现场的感觉。但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输出装置。相信这种需要必将会促进虚拟现实技术中硬件装置的研制。

正如其它新兴科学技术一样，虚拟现实技术也是许多相关学科领域交叉、集成的产物。

它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电子学、传感器、计算机图形学、智能控制、心理学等[9]。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这个领域的技术潜力是巨大的，应用前景也是很广阔的，但仍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尚未克服的技术障碍。客观而论，目前虚拟现实技术所取得的成就，绝大部分还仅仅限于扩展了计算机的接口能力，仅仅是刚刚开始涉及到人的感知系统和肌肉系统与计算机的结合作用问题，还根本未涉及“人在实践中得到的感觉信息是怎样在人的大脑中存储和加工处理成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一重要过程[10]。只有当真正开始涉及并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技术实现途径时，人和信息

处理系统间的隔阂才有可能被彻底的克服了。我们期待这有朝一日，虚拟现实系统成为一种对多维信息处理的强大系统，成为人进行思维和创造的助手和对人们已有的概念进行深化和获取新概念的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1] 汪成为，高文，王行仁.灵境（虚拟现实）技术的理论、实现及应用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2] 姜学智,李忠华.国内外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现状[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4,23(2):2382240

[3] 蒋庆全.国外VR 技术发展综述[J].飞航导弹,2002,(1):27234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结课论文 篇5

论 文

学 院 ：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班级 ： 电气1106班 学 号 : 0909112923 姓 名 ： 蒋颖 指导老师 ： 贺建军

完成日期 ： 2014年5月4日

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摘要：计算机控制技术作为一门日新月异的先进技术，其提供的整套数据采集和自动控制系统以高可靠性、易用性方便了农业、工业现场的使用。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网络化和现场总线技术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发展。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建立的系统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使企业得以实现深层次的信息化，是目 前满足我国自动化改造与创新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关键字：计算机控制技术、农业、工业、应用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

一、计算机控制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1、工业生产

对工业生产过程进行计算机控制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减少环境污染的必由之路, 计算机控制系统已成为生产设备及过程控制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替人的思维成为工业设备及工艺过程控制、产品质量控制的指挥和监督中心。工业生产过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 随着计算机的进步、工业生产工艺过程控制要求的提高和生产管理的完善而不断发展。

近年来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在我国工业中的发展非常迅速。我国的许多大型企业、工厂由于在80、90年代引入国外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虽然扩大了生产能力，实现了生产自动化，但对生产中的数据采集和自动控制能力日益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我国核燃料厂的HRL微机控制称重系统为例分析在工业现场环境中，如何引入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技术，完成工业生产中各种预测和控制要求。

HRL微机控制称重系统，是给中国宜宾核燃料厂四车间称重装置开发的一套完整的计算机自动监测和控制系统。本系统具有设置称重、实时控制称重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报表打印、文件处理等多项功能。它能够实时监视和控制现场称重与核燃料装管，显示称重情况，测量称重数据，并随时对工作中的异常情况作出报警，以便工作人员处理，另外，还能输入各种如放行号、芯块批号等信息，作日报表以备存档。该厂编号为814厂，是制造提供给核电厂原子反应堆的原材料——芯管装核燃料和其他核产品的国家重量级工厂。在四车间，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线，用于将核燃料装管。其中，有3个工作台，在其上将核燃料装管、贴上条码、并称重。由微机控制称重系统完成装管控制，读条码，称空管和毛管的重量，传输回中心计算机并处理数据等工作。H R L 微机控制称重系统包括二层网络结构，其低层是现场总线将数据采集、设备控制、以及工控的远程I/O点连接在一起的设备层、上层是将PLC可编程控制器、工控机以及操作员界面连接在一起的控制层，完成管理和信息服务任务。

2、农业生产

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广泛应用于大型温室、农场的畜禽生产管理、农田灌溉、农机管理、农产品加工、农业科研等方面,大大节省了劳力,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进入20世纪90年代, 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增长率超过15%, 相当于这些国家同期GTP增长速度的3～5倍。

以德国为例：在德国农业科学研究中, 已广泛使用电子、信息技术等监测和自动控制各种试验场所,如试验室、人工气候厢、温室、试验农场以及试验区的试验监测、环境管理。环境变化的数据, 如温度、湿度、光照时间和强度、风向风速等各项要素, 均自动监测和纪录。位于不伦瑞克、柏林、海德堡、德森海姆等地的联邦农林生物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 在不同规模的试验温室系统中均采用计算机自动监测和自动控制, 研究人员可根据研究任务和其目的, 设置温室系统的温度、湿度、光照等之后由计算机运行来满足试验要求。德国还研究出许多用计算机编程控制的试验仪器和设备, 如带有计算机程控和数据处理功能的立体显微照相设备, 它可将生物立体图像快速准确的显示、存储、分析及进行各种处理;又如便携式自动数据库机, 可携带这种数据库机下农田、实验室, 随时将田间调查结果或试验数据直接输入数据库, 待工作完成后, 将数据库机连接到计算机上, 通过简单的计算机操作, 就可将数据自动转录到计算机里。农业技术宣传资料的分发,在德国也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农业技术人员在计算机上将技术资料内容编写好以后, 在计算机控制下自动完成印刷、折叠、装信封、印地址、封口、打捆、包装等一系列工作。在农业生产中, 装有遥感地理定位系统的大型农业机械, 可以在室内计算机自动控制下完成各项农田作业。

农业信息技术的主要成果之一体现在应用信息技术解决某个或某类农业问题,例如应用信息技术快捷地对实验数据进行组织、加工和处理, 分析土壤肥料的各种特性, 实现精细农作, 实现农业生产和管理的自动化和辅助决策。

二、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农业在信息技术上的某些科研成果已经具有较高水平，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1、计算机配置率较低

计算机在农村的配置率不高，不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促进农业生产。计算机配置率不高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的价格较高。虽然近年来计算机的价格有所下降，但对于农民而言，价格仍然相对较高。二是网络及通讯等实施不配套。我国农村地区面积广大、居住分散、经济发展不均衡，网络费用较高。在一些地区尚未普及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受到限制。

2、计算机操作人员

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其使用的主要群体是农民。一部分农民配备了计算机，但利用率较低，没有充分发挥计算机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调查显示，我国农民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高达70%，缺乏使用计算机的相关知识，而且相关培训较少，导致农民不能熟练使用计算机。而由于由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待遇低、工作环境差、生产周期长，导致优秀的人才不愿意从事农、工业技术工作。农业推广人才队伍得不到补充，原有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知识老化、技术落后，不能熟练掌握计算机使用技术。缺乏专业的计算

机使用人员，制约了计算机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数据资源科的建立

由于农业信息地区差别很大，各地区的特定数据资源库没有很好建立，很多省、市、县尚未建立起本地农业信息的资源库，因而信息资源的建设远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

三、计算机控制系统在农、工业方面的发展方向

目前工业计算机控制系统按结构层次基本上划分为: 直接数字控制(DDC)系统、监督控制(SCC)系统、集散型控制系统(DCS)、递阶控制系统(HCS)和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等几种,其中DCS是融DDC系统、SCC系统及整个工厂的生产管理为一体的高级控制系统,该系统克服了其他控制系统中存在的“危险集中”问题,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实用性。DCS和工业控制计算机技术正在相互渗透发展，并扩大各自的应用领域。原来一般流程工业的控制多选用集散型控制系统（DCS），离散型制造业的控制多采用可编程控制器（PLC）。随着DCS和PLC相互渗透发展继而扩大自己的应用领域，将出现DCS和PLC融合于一体的集成过程控制系统。工业控制网络将向有线和无线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但是,为了进一步适合现场的需要,DCS也在不断更新换代,近年来,集计算机、通信、控制三种技术为一体的第5代过程控制体系结构, 即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成为国内外计算机过程控制系统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就信息时代的现代农业而言，它正向着“精确农业”的方向发展，基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通过传感器收集土壤、植物数据，利用遥感技术提供农田作物生长环境、生长状况信息，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的地理数据管理功能，运用全球定位技术精确定位导向，通过专家系统优化决策和指令，自动监控的智能农机如自动控制播种机、施肥机、喷药机、收获机及智能机器人进行精确操作。可依据作物生长状况、土壤肥力、作物病虫害的细块分布进行农事活动，从而达到减少施肥量、用种量、施药量，提高产量和品质。加强对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统一规划和指导，逐步建立并完善各级信息资源，建立标准和数据更新体系，加强数据更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同时加强信息市场的管理和立法，避免信息数据库的重复建设，提高数据库的网络化水平，增强数据的共享性。大力开发和利用农业数据库，促进地方农业信息化建设进程，建立区域网与国内主干网、互联网接轨，实现农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农户全部入网。培养高级农业信息技术专门人才，以提高我国农业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力量，使农业信息技术走上实际应用——试验——推广的良性发展道路。

四、结语

计算机控制就是用计算机对一个动态对象或过程进行控制。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用计算机代替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常规控制设备，对动态系统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是对自动控制系统所使用的技术装备的一种革新。这一革新，改变了自动控制系统的结构，也导致对这类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发生较多的变化。参考文献

[1]周萍，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在工业生产现场的应用 [2]崔婷，计算机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科学技术哲学结课论文 篇6

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学生姓名： 学 号： 学 院：

班 级：

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程后，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演进、研究方法、研究对象都有了一定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热点问题都可以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得到解释和解决，下面我就围绕大家最关注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行一些论述。

一、正确认识民生问题的前提：树立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与利益观

民生问题是一个深刻而永恒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简单地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就学、就业、就医、养老等生活必需上面。人的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具有客观性。人的需要是指人为了自身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而对一定的事物产生的需求。人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之一。解决人的需要问题，满足人的需要问题，就是民生问题。人的需要与人的利益密切联系，人的需要与人的利益，就是百姓利益，就是人民生计。人的需要的对象，即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东西，如衣、食、住、行的物质产品；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东西，如文化、艺术、体育等产品及设施和场地；能够满足人的社交需要的东西等等，对于需要主体而言，就是利益，人的需要与人的利益，就是百姓利益，就是民生。追求需要的满足和利益，亦即改善民生，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驱动力，是推动社会和人自身不断发展的深厚动因。

要正确认识民生问题，要先正确认识“人”与人的需求。首先，我们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因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需要是他们的本性”。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有各种需求的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进行物质生活的生产，在此过程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形成后又会影响一个个具体个人的发展，社会与人是互生互构的，而不是对立的。在马克思之前，启蒙学者卢梭也曾指出，人的本性就在于“保存自己，怜悯同类”。可以说，正是人作为现实人具有各种需求，才促成了自身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其次，我们以前对“人”认识不够透彻，没有正确地对待人的需求。“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而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一段话，这种将人性简单的归结为阶级性，把人与社会、阶级对立起来，最终导致了“用脱离了人的抽象的阶级和社会概念，否定具体的个人的存在；用脱离了物质的抽象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利益，代替实际的人的经济利益；否定人的物质需要，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排斥人的生产活动，把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阶级性是人性中的一种属性，阶级关系也只是全部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人才成其为人。“正像社会本身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

最后，要解决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第一件事就是“解放人”，把“人”从“抽象的人”中解放出来，还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正确认识人，正确地对待人的需求(特别是物质需求)，才是真正地继承马克思主义，才能为解决问题打下思想基础。

二、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一个建立在经济问题之上的政治问题

关于民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我国古代先贤们早就把它同国家的安宁、政权的巩固联系在一起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左传》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民生问题关乎社会治乱与政权兴亡。改善民生为社会建设的关键，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主要包括发展社会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协调利益关系、完善社会管理、调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

首先，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不断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和根本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自此，为绝大多数人即为人民谋利益就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面鲜明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决定了为人民谋福利，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根本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高度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是我们党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不断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需要，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善民生正是实现成果共享的生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不仅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也包括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不仅要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各方面关系，也包括协调人的各方面利益矛盾，从而实现发展的可持续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就是要统筹兼顾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民生问题。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这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不断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需要，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改善民生，抓住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抓住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影响社会和谐安定问题的关键，抓住了推进社会建设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远历史任务，是在发展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其基本要求，就是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扩大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理顺分配关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是要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生动局面，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我国现阶段民生问题的凸现，是党的执政使命和人的需要的特点，特别是人的利益差异性扩大、人的需要满足程度差异性扩大的客观必然。而满足各阶层、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和利益，则是改善民生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执政党从满足最广大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入手，改善民生，一定会获得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巩固执政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

最后，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不断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需要，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和愿望。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形势很好，但随着我国由增量式改革向存量式改革的推进，市场机制在带来活力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之间利益的分化和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不平衡性实际上就是差异性。人们之间利益的分化和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意味着人们的利益、需要实现程度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呈扩大趋势。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体生活比较困难。与经济利益分化相伴的是经济上的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文化上的教育权的不平衡的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改革成本分摊和收益获得的不平衡性的加剧，不符合帕累托改进原理，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甚至会危及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注重社会公平，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和需要得到相对满足，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民生，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同时，人民群众期待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事关民生改善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活环境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等方面期望值更高。因此，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正是顺应时代，顺应民意的战略选择。

三、改善民生问题：一个持久的系统工程

改善民生问题，是一持久的系统工程。人的需要和利益的特点，决定了改善民生问题的持久性和系统性。人的需要的客观性、层次性、发展性，决定了改善民生问题的必要性和持久性。人的需要是客观的。改善民生问题，尊重和有效满足人的需要，不仅是尊重人的前提和逻辑要求，也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客观必然。改善民生问题，是执政党始终要高度重视和正确解决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绝不能一蹴而就。人的需要的多样性、社会性，还决定了改善民生问题的系统性。

首先，从内容上看，改善民生问题，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生活利益、文化利益的系统工程。人的需要不仅仅是物质的，它还包括精神的、政治的需要，因此，人的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它还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改善民生，自然就是一个涉及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系统工程。当然，首要的是解决与人们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亦即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教育、就业、分配、社会保障、基本医疗等问题。

其次，从主体上看，解决民生问题，党和国家各级组织、最广大人民、企业、社会组织责无旁贷。其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的增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党和国家各级组织制定和执行的正确政策起着主导作用。最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力，是要靠党和国家各级组织的组织、发动和政策引领，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的保证。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组织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从对策上看，解决民生问题，一是需要解放思想，树立共建、共享的观念：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精神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的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政治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需要。二是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使改善民生问题的各项政策得到制度的强硬和持久保证。三是深化改革，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突破口。四是加强监察、监督，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加强监察、监督，是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与民争利的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解决民生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

最后，从实践上看，着力改善民生，贵在贯彻落实。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抓好、抓实、抓出成效。善待民生，就是要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一是要结合实际，不断增强关注民生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但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相比，社会建设还相对滞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很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仍很困难。尤其是当前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努力增强关注民生、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的本领，急民生之所急，想民生之所想。二是要有效改善民生、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的办法措施和落实力度。民生问题在各地的表现各有侧重，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的关系，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增加投入和深化改革的关系。

关于建筑的科学哲学 篇7

《建筑的科学哲学》是我为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开设的建筑哲学课程的一部分, 其内容包括建筑学的认识论基础、建筑的理性问题、建筑理论范式、建筑学科的边界问题以及建筑研究的方法论。这些专题是在现代科学哲学的视野中加以探究的。关于科学哲学的概念, 大致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由《牛津哲学词典》给出的词条解释, 即: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对科学实践的反思所产生的问题的探究 (1) ;另一种理解是在20世纪初期, 石里克、莱欣巴哈等德国哲学家将科学哲学视为一种与传统的思辩哲学相对立的新的哲学 (2) 。英国哲学家罗素也主张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哲学的领域中。在此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似应称做“科学的哲学”。这种以现代逻辑为工具、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进行认识论探究的分析哲学传统, 不仅在当代科学哲学, 而且在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等领域都有较强的影响。

二、关于建筑学的认识论问题

建筑学的认识论问题涉及建筑知识的概念、信念的证成及解释, 现代证成理论是它的基础, 如果进一步探究的话, 就溯源至现代逻辑了。迄今为止,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建筑学的知识问题, 还不很常见。科学哲学家们在关于知识的复杂论证过程中, 一般是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知识加以例说, 分析哲学家们更倾向于通过日常事实以及日常语言的分析, 来说明知识的普遍性问题, 而很少用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加以例说。而建筑理论家们, 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在建筑学的知识体系内进行探讨的。这样的状态也许正应验了德国哲学家石里克的说法:各门科学从它们的共同母体哲学中解放出来, 则表示某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已变得足够清楚, 可以用来进一步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 (3) 。不过, 这里的问题是, 作为共同母体的哲学本身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如果20世纪由现代逻辑所引发的哲学转变, 特别是知识理论方面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那么过早脱离母体的建筑学的基本概念是否仍然足够清楚呢?

我们知道, 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系统, 建筑理论的起始, 一般是以罗马帝国的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为标志的。不过, 就理论的反思意义而言, 建筑理论似应出现得更早一些。像希腊建筑那样成熟的古典建筑体系, 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理论上的思考, 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因而, 建筑理论往往回溯至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 只可视为是就留存的书面记载的意义而言的。在那本书里, 维特鲁威提出了关于建筑的坚固、适用、美观等三项原则, 奠定了建筑学知识的基础。这三项原则一方面体现出很强的经验论特征, 如房屋的结构与构造的安全性问题, 以及房屋的使用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唯理论倾向, 如建筑构件乃至整体的比例与均衡的问题 (图1)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维特鲁威的建筑原则与基本原理为理论家们提供了大致的研究框架, 不过建筑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抵抗维特鲁威的倾向。对他的《建筑十书》的指责不外乎“语焉不详”、用语晦涩。其实这样的指责本身就是语焉不详的。由于维特鲁威的陈述涉及建筑学的知识基础, 对它的合理的批评应该建基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从认识论出发来考察维特鲁威的建筑三项原则, 就是以证成理论来分析其知识基础。而对这三项原则的证成, 意味着要论证维特鲁威相信这三项原则有其正当的理由, 而且也要弄清引起他拥有这三个信念集合的东西是什么, 同时也要辨明他的陈述的局限性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哲学家苏珊·哈克的精细表述的基础融贯论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这个表述的0基本原则是区分信念的状态含义 (S-信念) 与内容含义 (C-信念) 。信念状态与经验相关, 信念内容则是以命题的形式对信念状态的表达, 两者分别构成A关于p的S-证据和C-证据。最终在评价阶段, 通过刻画A关于p的C-证据有多好, 来完成A的信念p或多或少被证成的辨明 (4) 。以坚固这个信念集合为例。建筑要坚固这个S-信念, 即维特鲁威所相信的事物, 与人们 (包括他自己) 关于安全的经验之间有因果关系。但在现代结构力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 建筑何以能够符合坚固的信念集合, 却是难以判定的。因此在考察维特鲁威关于坚固的陈述时, 不能不考虑他所处时代的科学水平的限制。此外, 在相关信念证成的问题上, 也允许有证成程度上的差别。于是, 适合的被辨明项应该是:A的信念p在t时或多或少被证成, 这取决于…… (5) 。一个粗略的考虑是, 维特鲁威关于建筑的坚固信念在他的时代或多或少被证成, 这取决于他的C-证据有多好。他以命题的形式表达了与坚固有关的三个信念内容, 即:基础, 坚硬地基, 经过慎重选择的、数量充足而不过度节约的各种材料, 构成关于坚固 (A的信念p) 的C-证据。在这些证据中, 基础、坚硬地基是在经验上得到证成的, 基础要求其下地基具有坚硬的性质也是正当的, 而地基之“坚硬”可以得到直观的验证。从结构的角度来看, 他本该提出建筑的上部结构作为证据, 但他没有, 而是提出“经过慎重选择的、数量充足而不过度节约的各种材料”这个证据。这里所谓各种材料, 应是指构成基础及建筑上部结构的材料。经过慎重选择的材料应是针对其结构与构造的性能而言的。如果它们能够支持“坚固”这个信念集合, 必是具有足够强度的材料。然而“足够强度”这个信念在那个时代是难以确定的。维特鲁威想到的是将材料的足够的量与坚固联系起来, 在当时可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因为从经验来看, 同一种材料的构件, 粗壮一些的比纤细一些的要结实一些。如此看来, 材料的足够的量作为他的信念p的C-证据, 是可以接受的。

在维特鲁威以后, 建筑学的基本概念得到持续的探究, 新的概念也不断地引入, 诸如装饰、构造、结构、功能、形式、风格、体量、空间等。建筑理论史上诸多莫衷一是的争论表明, 诸多基本概念并非是足够清楚的。20世纪建筑理论对哲学与批评理论开放, 并越界至上述领域, 但是对当代科学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传统下的科学哲学了解得还不够, 更难以从认识论出发来重新审视自身的知识基础。不过, 我们并不能说建筑理论与现代认识论完全隔开了, 从杰弗瑞·斯科特在《人文主义建筑》 (1904) 一书关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原则的解释以及对后世诸多谬见的论述, 可以体会出一种辩明的分析精神, 只是建筑理论界对他的工作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威廉·J·米切尔在《建筑逻辑:设计, 计算, 与认知》 (1990) 一书中, 通过现代一阶逻辑将关于建筑的描述形式化, 可以视为很有意义的尝试。

1. 建筑理性

建筑理性是个敏感的论题, 涉及理性的概念、建筑的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等方面的问题。建筑理论界更多是在建筑历史的视野里考察建筑的理性问题的, 在那里, 理性与反理性成为不同建筑风格的有效归类的标准。通常人们将以希腊建筑、罗马建筑为代表的古典传统视为理性主义的, 将哥特建筑、如画的建筑与浪漫主义这个源于文学艺术的术语联系起来。而浪漫主义, 更多地与情感相关, 倾向于野性与激情, 与崇尚理智、讲究秩序和比例关系的理性主义相对立。

在对现代建筑运动的考察中, 学者们将这个时期的建筑师们分为理性主义者与反理性主义者两大阵营。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和J.M.理查德兹将新艺术运动、表现主义、波希米亚立体派以及维也纳学派划入反理性主义者之列, 丹尼斯·夏普则在所编辑的《理性主义者》一书中, 收录了彼得·贝伦斯、奥古斯特·佩雷、阿道夫·路斯、赖特、格罗庇乌斯、密斯、勒·柯布西耶、马歇尔·布鲁尔、威尔斯·寇蒂斯、贝索尔德·鲁伯特金、几位意大利理性主义者以及20世纪后期的几位非理性的理性主义者。其实这两个阵营并非泾渭分明, 只能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 就那个时代的技术能力而言, 佩夫斯纳所谓的反理性主义者这个术语太强了, 因为那些建筑师的作法不过是在理性的结构框架下添加了些活跃的因素 (图2、图3) 。因而夏普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6) 。相形之下, 夏普对建筑中的理性主义问题理解得要深刻一些。特别是他收录了杰弗瑞·布罗德本特的《理性与功能》、亨里克·斯科里莫斯基的《在建筑学和设计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等两篇重要论文, 这两篇论文探究了建筑理性问题的哲学基础, 是建筑理论界向哲学寻求理论支持的极有意义的尝试。

在建筑领域谈论非理性或反理性的问题, 是件冒险的事情。建筑从设计到建造都是要讲原则、讲方法的, 而原则与方法都是要合于理性的。在很多场合, 建筑理性体现出很强的特征。比方说, 为了抵御冬季严寒, 北方建筑的外墙部分封闭性很强, 南方常见的通风良好的外廊式建筑在北方是极不适用的。建筑对气候条件所作出的回应, 体现出一种很强的理性, 在这方面, 反其道而行之是难以接受的。再比方说, 建筑空间的公开性、私密性是与人的交往行为性质密切相关的。在建筑的处理上, 一般是以透明性对应空间的公开性, 实体性对应空间的私密性。这也是一种较强的理性。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人愿意将自己的私生活展示出来, 除非他或她有暴露癖。在空间形式的处理上, 一些指标也体现出很强的理性特征, 比方说观众厅、餐厅的人均面积指标, 是根据个体的人在开会、看演出、就餐时所需的面积、交通面积制定的, 高于它, 可以使人在空间中的活动舒适一些, 低于它, 使用起来就显局促。至于建筑结构与构造, 为了构成一个安全的、自成一体的系统, 更是要求符合科学原理的理性。凡此种种, 都是建筑所要遵从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基本理性。由上述的分析可见, 建筑的基本理性是由科学的原则所决定的, 是建筑合理存在的前提。即使理论家们所认定的那些反理性主义者, 在设计他们的非理性建筑时, 也不可能违背这样的基本理性。看来建筑上的非理性做法只能是在建筑空间形式的艺术处理方面。

2. 建筑理论范式

建筑理论范式这个概念, 起初是由凯特·奈斯比受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启发在《建筑新议程的理论化:建筑理论文集1965-1995》一书中所提出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指的是一种概念、结果以及程序的框架, 随后的工作在其中加以安排。根据奈斯比的分析, 20世纪中期以后, 建筑理论范式大致有现象学、崇高美学、语言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 (7) 。理论范式问题在建筑理论领域的提出, 语境主义的意义多于科学革命的意义。一个理论范式包含一些特别的信念, 它们只在本范式框架内可能是正当的, 或是可被解释的, 而在另外的范式中, 则可能是无效的。例如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下建筑的意识形态功能、建筑的阶级性等信念在其他的范式中就不会被涉及。另一方面, 这些范式来自哲学与批评理论, 在原来的框架内得到证成的信念, 在建筑理论的对应的框架中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仍然是成问题的。例如现象学中关于场所的概念, 在建筑理论中成了不容置疑的信念, 其地位被过高地估计。建筑环境与身体的关联、与潜意识的关联, 被指望有助于取消视觉的首要地位, 继而克服形式主义倾向, 但是人们并不去深究这样的关联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是有效的。比方说, 当一个人通过触觉获得某种材质的真的信念 (例如柔软、坚硬、光滑、粗糙等) 的同时, 也通过视觉对此加以认知。当他第二次见到这种材料, 如果他的记忆足够好的话, 或者这种材料并不是造假的, 那么他就无需再通过触觉也能得出这种材质的真的信念 (图4) 。关注触觉在建筑体验中的作用, 并不是为了否定视觉的优先地位, 而是为了让有关建筑的经验更丰富。

3. 越界

建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其边界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我们知道, 20世纪知识领域的倾向是迅速膨胀和不断的专门化。知识的专门化意味着知识门类之间的分界, 而且在一个门类之中也存在次级甚至更多级的再分。于是在庞大的知识领域里存在着多重界限。然而在相当多的埸合, 特别是在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应用科学门类之间, 此类界限并非是很清晰的, 有时甚至是彼此叠盖的。这样就存在着交接区域。真正的界限存在于学科自身区域和交接区域之间。20世纪的知识领域还存在一种倾向, 那就是越界。如果专门化可以看作是一种纵向趋势的话, 越界就可以看作是横向的趋势, 不过, 它并不阻碍专门化, 而是在专门化的领域之间留下连接, 使之以一定的普遍性与差异化的过程辩证地相关联。

越界通常在学科间的交接区域发生。按照福柯的说法, 越界就是将界限显露为界限 (8) , 那么, 越界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探明本学科领域和交接区域之间的边界, 以及交接区域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边界。前者是一般的越界, 后者是深度越界。越过这个边界, 就意味着进入另一学科的从教育到执业的专门化领域 (图5) 。一种情况是, 具有原本学科背景的越界者在穿越这个边界之后, 仍然保持其固有的身份。但在返回交接区域之后, 越界者新获得的专门化知识将叠加在原有的复合知识背景上。另一种情况是, 越界者进入新的专门化系统, 其固有身份发生变化。尽管如此, 其原有的知识背景仍将起作用。事实上, 大多数思想家只是越界至建筑学与哲学、语言学、文化批评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交接区域。建筑学作为与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学科, 其专业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是人们所熟悉的, 然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其生成机制又是常人所难以了解的。这样就产生对建筑的理解上的困境。一方面, 建筑作为一种具体的现象, 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足以使每个人对建筑的感受、评价都有话语权;另一方面, 高度综合化与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构成与传授系统、技术规范与注册职业制度构成建筑生成机制的核心域。一般而言, 来自人文学科的思想家们难以进入这个核心域。德里达曾经分别和埃森曼、屈米合作进行具体的工程项目设计, 这标志着哲学家向建筑生成机制的核心域进行了深度越界。特别是在与埃森曼合作的拉维莱特公园设计中, 自认为这种合作并非基于想当然的劳动分工:埃森曼提供建筑形态, 他自己提供论述;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他自己提出建筑形态的初始理念, 甚至还动手画出概念草图, 埃森曼为之取名合唱作品 (图6) (9) 。不过这种角色互换并不能贯穿整个合作过程, 为概念赋形最终还是由埃森曼完成 (图7) 。可见哲学家向建筑学的深度越界只能是暂时的、有一定限度的。这也说明了建筑生成机制的专门化方面的排他性和非开放性特征。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们对建筑学的越界大多是一般性的, 不过, 他们将自身的分析精神带入交接区域提供了建筑学以外的视角, 可说是敲开了我们的门户的他者, 这可能也是哲学向建筑学越界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Simon Blackburn:《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上海, p347。

(2) :赖欣巴哈著, 伯尼译, 《旧哲学和新哲学:一个比较》, 见《科学哲学读本》, 蒋劲松、刘兵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北京, p9—11。

(3) :石里克著, 李德齐译, 《哲学的转变》, 同 (2) , p7。

(4) :苏珊·哈克著, 陈波、张力锋、刘叶涛译:《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北京, p73。

(5) :同 (4)

(6) :丹尼斯·夏普编著, 邓敬等译:《理性主义者:现代与动中的理论与设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北京, p.iv

(7) :Kate Nesbitt:《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1965-1995》,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6, New York, p28。

(8) :《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edited by Neil Leach, 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1997, London, p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