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研究论文

由于彝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缓，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面临着新的困境。因此，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突出政府责任：修正父权家庭的“女卑”，使妇女平等地参与养老保障；加快彝区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妇女养老保障水平；巩固彝族家庭养老的“堡垒”，探索多种养老保障新模式；提高养老保障相关制度法规“清晰度”，维护妇女相关养老保障权益。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研究论文 篇1：

信贷与保险市场双轮驱动视角下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完善研究

[摘 要] 基于内蒙古和山东省4个地区的调研数据，运用多重响应交叉分析、二元Logit和多项Logit等方法，对农户的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民贷款经历对购买养老保险具有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养老保险需求方面，有过贷款经历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子女养老;保险品种选择方面，金融知识了解程度、贷款经历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也发现学历越高，会减少子女养老需求，而会增加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这个结论折射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应该从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两方面入手，双管齐下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同时应该加強对农民进行保险教育，适应新时期的养老方式。

[关键词] 信贷市场;养老保险;Logit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近些年来，为构建起较为全面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深化改革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基础上，我国相继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特别是2009年9月开始推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广受关注。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不仅包括新农保，而且包括商业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内容。于此同时，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尽管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融资需要，但总体而言，农村贷款规模增长是十分迅速的。这同样对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有一定的影响，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可以看作农村金融市场的两个轮子，共同驱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发展。基于此，本文旨在挖掘普惠金融新时代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研究信贷市场发展对农村养老体系的影响，以期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市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农村保险市场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陈其芳(2016)认为，目前我国有超半数以上的农村居民不愿意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还未充分发挥其保障作用[1];李姝等(2018)对“城乡居保”农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2];张川川和陈斌开(2014)研究表明，“社会养老”对传统“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但当前效果有限[3];王增文(2015)发现，“养儿防老”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互助养老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提高农村居民对新农保制度社会认同度的关键在于提升制度的“水平”覆盖率及制度替代率[4];陈其芳和罗荷花(2016)发现，在新农保市场中存在“逆向选择”现象和“邻里效应”[5];柳晨(2017)研究了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因素[6];张川川等(2017)发现新农保的实施使农村中老年人预期依靠养老金养老的概率显著上升，预期依靠家庭养老的概率显著下降[7];常芳等(2014)在个体、家庭、社区和县级4个水平综合分析了农民新农保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8]。成志刚和曹平(2014)认为，新农保政策内容、经办服务正向影响参保人满意度，间接影响参保人信任度[9]。

近几年已有的文献对农村保险市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和社会养老能否替代传统养老方式上，但是，没有深入到保险市场内部进行研究，保险市场内部同样存在着多个保险品种，对不同险种的选择反映了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已有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对新农保的参与度，但对商业保险的参与度研究相对较少，对此应该有所补充。

同时，在研究农民保险参与度的时候，应该把信贷市场纳入到研究范畴中，信贷和保险可以看作农村金融市场的两个重要部分，好比左右手一样，研究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也应该考虑到信贷市场的成长状况。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农业保险和信贷的关系进行分析，比如：冯庆水和黄艳宁(2015)认为，农业保险和农村信贷的互动机制对农村的发展具有较高的支持效率，但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且区域差异较明显[10];任乐等(2017)认为，农业保险作为抵押品替代信号能够有效缓解农户所受信贷配给，增加其信贷可得性和信贷额度[11]。但是，这些研究视角都是农业保险对信贷的作用机制，而较少考虑信贷对保险的影响，更没有研究对养老保险的影响。信贷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实现的。

农村信贷和养老保险的关系可以从农户微观视角进行研究，农户既要通过信贷渠道满足资金需求，也要通过养老保险渠道满足生活保障需求，已有的研究关注的是生产领域农业保险和信贷的关系，但没有从农户自身角度研究二者的关系。虽然表面上看二者关系不明显，但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得出，农户参与信贷市场的意愿和参与保险市场的意愿有着一定的联系，二者不能割裂开来。信贷参与度反映的是农户对经营收益的追逐，而养老保险参与度反映的是农户对解决后顾之忧的需求，二者恰恰是农户实现福利增进的两个方面，是驱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两个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绝不仅仅依靠保险市场的发展，信贷市场的发展同样为之保驾护航，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和农村保险市场研究的需要，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需求层面出发，走访了内蒙古赤峰、呼伦贝尔、通辽与山东济南的农村居民，从基本情况、信贷经历、保险购买3个方面着手，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了解他们的资金需求问题、在信贷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以及保险购买状况，并进行归纳、分析、总结，研究农村居民购买保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的创新主要是：将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结合起来，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农户信贷参与度、金融知识和其他因素对养老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基于农户谨慎投资心理，说明有过信贷经历的农户减少养老保险购买，从而反映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缺陷。应该同时完善信贷市场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实现普惠金融的政策目标。

二、调研农村信贷和保险参与现状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我们对济南的垛庄镇、刁镇等多个乡镇，通辽的保康镇、舍伯吐镇等乡镇，呼伦贝尔扎兰屯的成吉思汗镇、中和镇等乡镇，赤峰五家镇、平庄镇等乡镇的农村居民进行了调研，此次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700份，收回问卷612份，其中有效问卷597份，有效率为85.42%(如表1)。

问卷分为3个层次：家庭信息层面，主要包括所在地、性别、年龄、收入、学历等方面;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层面，主要包括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是否参与过银行借贷款、在生活中有无贷款需要、借贷款途径等;养老保险购买情况层面，主要包括所希望的养老方式、是否正在接受政府等补助、是否参加了养老保险、投保档次等问题。

(二)调研样本基本特征

1.样本农村居民文化程度

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能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金融素养。因此，将一个人的学历作为调查指标。从样本农村居民的调查结果来看，小学及以下的有147人，占总数的24.02%;初中学历的有142人，占总数的24.18%;高中学历的有135人，占总数的22.06%;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有173人，占总数的28.27%。从数据上看学历分布水平比较平均，高中以上学历占有一定比例，说明目前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较高，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是一种文化趋势，顺应了当今社会对文化程度的一般要求。

2. 样本农村居民年人均净收入

从样本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来看，收入小于2 000元的有72人，占总数的11.76%;收入在2 000—3 000元的有81人，占总数的13.24%;收入在3 000—4 000元的有131人，占总数的21.41%;收入在4 000—5 000元的有128人，占总数的21.41%;收入大于5 000元的有185人，占总数的30.23%。

3. 样本农村居民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

从样本农村居民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来看，很了解的有38人，占总数的6.21%;比较了解的有120人，占总数的19.61%;有点了解的为227人，占总数的37.09%;不了解的有212人，占总数的35.46%。目前从数据上来看金融知识普及程度在农村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

4. 样本农村居民的养老方式意愿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希望子女养老的有103人，占总数的16.83%;希望个人积蓄养老的有119人，占总数的19.44%;希望养老保险养老的有348人，占总数的56.86%;其他为27人，占4.9%。由此看来，调查地区的人对于购买养老保险的意愿还是比较高的。

(三)农户信贷参与度和养老保险购买现状分析

1. 不同地区样本农村居民对养老保险购买和贷款经历比较分析

表2数据显示，相对少部分的农村居民有过贷款经历(包括房贷)，大部分的农村居民从未向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贷过款。同时，440人具有养老保险，约占总人数的75%，没有养老保险的人群仅占25%，说明样本农村居民大多购买养老保险。通过对比4个地区的养老保险购买程度和贷款经历，发现赤峰购买养老保险人数最多而具有贷款经历的人数较少，呼伦贝尔购买养老保险的人数最少，而具有贷款经历的人数较多。

2.农村居民贷款缘由分析

农村建设不断加快发展的步伐，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调查的样本中大部分人没有贷款经历，在没有贷款经历的人群里占比大的是：小学学历以下99人(67.3%)，在家务农144人(60.8%)，人均年收入3 000元及以下54人(66.7%)，对金融知识不了解161人(74.2%)，没有贷款需求253人(85.5%)，认为贷款难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抵押物114人(59.38%)，希望子女养老77人(74.8%)。在有贷款经历的人群中占比多的是：初高中74人(50.0%)，个体户39人(61.9%)，人均年收入4 000元及以上79人(42.7%)，对金融知识比较了解71人(59.2%)，有贷款需求192人(63.8%)，认为贷款难的原因主要是等待时间过长85人(44.50%)，养老方式希望是养老保险养老170人(48.8%)。样本农村居民大多以农业生产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选择贷款的大多还是具有较高金融素养的人群，农村居民贷款的方便程度、居民选择贷款的渠道等也是是否有贷款经历的重要衡量标准。

3.样本农村居民贷款难的原因

对于不选择贷款的原因，认为路途遥远的有89人，占14.54%;认为手续复杂审批太麻烦的有457人，占74.67%;认为借贷时间短的有123人，占20.1%;认为等待时间长的有191人，占31.21%;认为缺乏担保品的有192人，占31.37%。目前借贷手续复杂和缺乏抵押物依然是贷款难的主要原因。

4.影响农户购买养老保险的因素

运用统计学中多重响应交叉分析方法，得出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和固定工资，而农村的固定工资大部分又来源于打杂工，如饮料厂等小作坊，农村居民随着年龄的增加，收入一般会减少，因此会更多地考虑商业养老保险来给自己一份保障，所以养老保险的购买大多集中在40岁以上人群。40—49岁、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初中文化，收入在4 000—5 000元之间，收入来源以农业收入为主，对金融知识比较了解的农户群体中，买保险的占比比较大，不参加保险的原因中，认为具备自我养老能力购买保险的占比比较大，认为养老保险业务方便的群体更愿意买保险。

5.影响养老保险的购买意愿的原因

文化程度和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对购买意愿影響显著，高中文化水平的人仅有26.2%没有购买养老保险，这侧面反映出对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影响养老保险的购买意愿。同时保险业务的方便程度和经济水平也显著地影响着购买意愿，在保险业务很方便的情况下，78.5%的人都选择购买养老保险。而年龄在30岁以下，学历在大学及以上，家庭收入在2 000元以下，以投资收益为主要经济来源，保险业务办理不方便的农户群体中，大多数不购买养老保险。不参加养老保险的原因中，缴费水平偏高是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农村居民自身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手续的繁简，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村居民是否选择购买养老保险的重要考量标准。

(四)信贷参与和养老保险购买的交叉分析

1.样本农村居民信贷行为和商业保险的交叉分析

表3数据显示，在频率中占大多数的是参与一种市场行为的农户，或者购买商业保险但没有参与信贷，或者参与信贷但没有购买商业保险，这说明农户对信贷和保险的参与度在某种意义上的互相排斥性。同时发现，参与信贷的农户群体中，未购买商业保险人数明显多于购买人数，而在未参与信贷活动的人中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差距不明显，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面分析认为，信贷和保险可以看作农村金融市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户而言，分别对应他们的投资行为和保障行为，但为何出现购买行为互相排斥的现象，这反映出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样本农村居民信贷行为和新农保的交叉分析

表4数据显示，新农保在此次调查地区的参与程度较好，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参与了新农保，在参与信贷的农户中新农保购买人数要小于未参与信贷的人群中的人数。因为新农保政策较为优惠且国家补贴，经济条件较为良好的农村居民一般都会选择参与新农保。但为何参与信贷的人群却较少购买新农保，这个结果和前面的购买商业保险是类似的，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经过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对比4个地区的养老保险购买程度和贷款经历，发现从数据上来看金融知识普及程度在农村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而且大多数农村居民从未向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贷过款。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养老保险购买意愿，保险参与度也有较高的水平，这些都与调研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和较低的信贷参与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进一步衡量决定农户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并研究信贷参与度对养老保险购买行为的作用机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

三、农户购买养老保险行为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一)模型构建和变量选择

本文研究农村居民购买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分3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研究农户选择养老方式的影响因素;其次，研究农户购买各种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最后，研究农户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形成相对完整的农户养老保险购买行为的因素分析体系。根据前面描述统计中各因素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购买的影响，整理得到表5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一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1.农村居民养老意愿方式影响因素分析

将“所希望的养老方式”作为因变量，以“其他选择”作为参照系，做多项Logit回归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6。

回归结果显示：有过贷款经历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子女养老;身体状况越差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养老保险养老;学历越高的农村居民养老意愿倾向于其他，对子女、储蓄和保险都是负向影响;办理养老保险业务的方便程度越高的地区农村居民对养老意愿并无明显的影响;政府提供补贴后保险购买意愿越低对养老保险需求越小。

2.农村居民城乡基本养老保险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将“所购买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险种”作为因变量，以“以上都没有”做参照系，运用多项Logit回归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自变量的影响是以回归系数的形式输出，结果如表7。

回归结果显示：贷款经历和身体状况对养老保险品种选择无显著影响。学历越高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选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但是不显著，同时会显著减少新农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选择;办理养老保险业务越不方便的地区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选择其他险种;金融知识了解程度越低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减少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增加新农保的购买，但不显著;政府提供补贴后保险购买意愿越低越倾向于减少各种保险的购买，尤其是新农保。

3.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影响因素分析

将“是否购买了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做二元Logit回归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8。

按照回归结果，年龄、身体状况、年均纯收入3个假设变量没有通过检验，说明这3个变量在各因素同时影响下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不具有明显的作用关系。学历、金融知识了解程度、普惠金融了解程度、贷款经历、有无低保、投保档次、办理保险业务的方便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学历越高、没有低保、投保档次越高、金融知识了解越多，越会增加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办理保险业务越不方便、普惠金融知识了解越多、有过贷款经历的农村居民越不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三)实证结果分析

1.计量检验的综合结果

综合前面3个计量回归表格，可以总结出各个因素对于农户养老保险购买状况的影响。身体状况、学历、贷款经历、地区业务的方便程度同时影响了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情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险种的选择以及养老意愿。并且，身体状况越差的人倾向选择养老保险养老，并倾向于选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学历越高的人所希望的养老方式为“其他”，但最终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并选择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有过贷款经历的农村居民更希望子女养老，并减少商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购买;地区业务的方便程度越好，农村居民更希望养老保险养老，并增加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减少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购买。接下来，将根据回归结果具体分析原因。

2.养老保险购买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1)学历的高低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购买情况成正相关。一般来说，学历水平越高，知识面更广，观念更为前沿。且统计分析得出，学历越高的人很少选择在家务农，工作一般在外并获得城镇户口，而且这部分人收入一般也较高，因此他们会选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而非新农保，同时也会增加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

(2)对于身体状况偏差的农村居民，由于本身的健康问题，会希望养老保险养老，且农村养老方式已从依靠子女养老转变为个人储蓄和養老保险养老，所以这部分人会增加对养老保险的购买。

(3)农村居民所在地区养老保险业务的方便程度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购买情况成正相关。一般来说，农村推行的新农保由村委会统一办理，加上部分养老保险的上门办理，增加了农村居民对养老保险的放心程度和办理的便利程度，因此会促进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购买。

(4)金融了解越少，越是减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减少城镇养老保险购买，同时微弱增加新农保购买。那么反过来意味着，金融知识越多，对相对新型的保险品种更为认可。

(5)信贷经历与养老保险购买意愿成负相关，这是此次调查一个最大的发现。一般认为，有过信贷经历的农户缺少资金时更多选择银行借款、有更多的借款途径，说明其观念相对比较前卫，思想对农村新事物较为开放，因此可能会更多选择购买对自己有利的养老保险。但结果恰恰相反，这折射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3.信贷和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前面对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养老选择和保险品种选择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农村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

农村居民的信贷经历对买保险是负面影响，同时增加农村居民子女养老的意愿，这好像和常识不符。有信贷经历的农村居民一般都是对金融有所了解的，其金融知识储备较好，但为何他们反而更偏好于子女养老，而没有更多投资于保险?根据实证结果，普惠金融知识了解越多，也会减少保险的购买，而且，学历越高，也会减少新农保和城乡养老保险的购买。这进一步验证了一个判断，越了解金融的农村居民，越少购买养老保险，这种悖论实际上反映出农村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

农村贷款市场存在的缺陷使得参与信贷的农村居民深知农村金融市场的问题，所以对购买养老保险比较慎重。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村信贷市场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农村居民面临借贷难的现状。近年来，利率持续走低，而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农村居民仍然很难借到优质贷款，对于农民的贷款利率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第二，正规贷款途径偏少。民间信贷(高利贷)大量占据农村信贷市场，扰乱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

第三，对农村居民的贷款缺乏针对性。通过调研发现借贷难的原因大多为：缺乏抵押担保品、审批程序过于复杂、额度太小满足不了需求，没有根据农村实际状况设计出适用性高的贷款产品。

农村信贷市场的缺陷和保险市场是有关联性的，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都是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一个市场的波动必然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影响到另一个市场。农村信贷市场由于存在缺陷使得农村居民出于谨慎投资的需求对购买养老保险具有规避心理，所以参与过贷款等金融知识较丰富的农村居民会选择退出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以规避其不利条件。

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市场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

第一，养老保险强迫性特点突出。新农保有强迫性，规定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不用缴费，每月可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这规定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反感，同时使一些无子女赡养的老人领不到保险金等种种问题困扰着农民，使农民对新农保失去信心。

第二，保障水平偏低，覆盖面偏小。农村经济虽然较过去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收入水平，因此导致缴费水平低，大部分投保档次在300元以下，最终收到的保费偏低，难以满足农村居民老年的基本生活需要，使得投保的积极性偏低。

第三，保险产品设计上有缺陷。农村保险市场养老保险品种单一，适用性不强，难以满足我国广大农村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第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难以有效运行。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相当分散，不能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在近几年利率持续走低的情形下，其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受到重要影响。

因此，信贷市场和养老保险体系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对其运行机制更加了解的人会主动退出养老保险体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调研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养老保险需求方面，有过贷款经历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子女养老;学历越高，会减少子女养老需求;身体健康程度越不好，对养老保险需求越高。②保险品种选择方面，金融知识了解程度、贷款经历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呈负相关关系，学历高会增加商業养老保险购买，而年龄、身体状况、年均纯收入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不具有明显的影响。

农民贷款经历与购买保险经历的负相关，折射出农村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民信贷仍然具有一定的障碍，保险市场也难以很好地满足农民需求。同时，农村信贷市场的缺陷和保险市场是有关联性的，信贷市场的缺陷使农民对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的不信任，减少了部分有购买能力居民购买意愿。信贷市场反映了农村居民收益获得渠道的健全程度，而保险市场则反映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这两个市场是相互影响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农村居民既要通过信贷市场获得资金进行生产经营，也要通过保险市场分散风险，缓解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同时完善农村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建立健全信贷和保险双轮驱动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健康地发展。

(二)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从政策上应该同时完善农村信贷市场和养老保险体系，双管齐下，促进农村居民福利的提高。一方面，改变农村信贷市场目前进入门槛高、信贷手续复杂、村民贷款难的现状，增加居民获得资金的渠道，降低贷款成本，农村居民收益有了保障，他们会考虑购买养老保险来减少未来身体疾病可能带来的较大的经济负担，这就从信贷市场的角度出发促进养老保险的购买;另一方面，健全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开发出适合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险产品，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转变他们的养老观念，既要政府加强财政投入，又要强调保险市场的发展，通过商业养老险的有益补充，两者相辅相成，逐步实现养老方式从依赖子女养老到依靠养老保险体系养老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强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农民能够对养老方式和养老保险的选择有比较理性的认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保险品种。也要加强对农民进行养老保险知识的普及教育，增强农民的保险意识，转变养老观念，适应新时期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

总之，通过对农村信贷市场和养老保险市场各自存在的问题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分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以更加健全的农村信贷市场和养老保险市场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从新的视角出发，实现普惠金融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其芳.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6(1)：59-62.

[2]李姝，姜春海，傅先慧.“城乡居保”农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2400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J].财政研究，2018(3)：78-86.

[3]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11)：102-115.

[4]王增文，Antoninette Hetzler. 农村“养儿防老”保障模式与新农保制度的社会认同度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5(7)：46-56.

[5]陈其芳，罗荷花. 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6(8)：142-146.

[6]柳晨.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因素[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7)：114-119.

[7]张川川，李雅娴，胡志安.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预期和出生人口性别比[J].经济学(季刊)，2017(1)：749-769.

[8]常芳，杨矗，王爱琴，等.新农保实施现状及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基于五省101村调查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4(3)：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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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庆水，黄艳宁.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互动机制运行效率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5(11)：378-385.

[11]任乐，王性玉，赵辉. 农户信贷可得性和最优贷款额度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农业保险抵押品替代视角[J]. 管理评论，2017(6)：32-42.

Key words： credit market; endowment insurance; Logit

(責任编辑：张丽阳)

作者：李程

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研究论文 篇2：

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

由于彝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缓，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面临着新的困境。因此，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突出政府责任：修正父权家庭的“女卑”，使妇女平等地参与养老保障;加快彝区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妇女养老保障水平;巩固彝族家庭养老的“堡垒”，探索多种养老保障新模式;提高养老保障相关制度法规“清晰度”，维护妇女相关养老保障权益。确保彝族农村妇女能平等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的稳定、团结和发展。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最终进入老龄社会的趋势和过程。”[1]《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16)》指出，“以65岁以上老龄人口看，预计2030年达到2.8亿人，占比为20.2%;2055年达到峰值，4亿人，占比27.2%……在2040年前，农村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速度是全国的两倍。”[2]另外，据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见表1)，在现在以及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中国农村老龄妇女在整个老龄人口中所占比例增加的趋势日趋明显，逐渐将呈现出“高龄人口农村女性化”的特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3]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期以及深水区阶段，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缓，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村妇女在经济、政治、性别等方面又均处于弱势地位，其养老保障体系建设长期处于滞后的水平，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养老方面的基本保障则面临着新的困境，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构成了严重障碍。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据凉山州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末全州户籍人口512.36万人，其中彝族人口为265.73万人，占总人口的51.9%。[4]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显示彝族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7.1%。[5]可见日益加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将影响到彝族农村妇女生活。因此，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突出政府责任，出台相关政策倾斜，加大扶贫力度，巩固好以家庭养老为基础，多种养老方式共同发展，来完善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确保彝族农村妇女能平等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的稳定、团结和发展。

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现状分析

养老保障是政府通过立法的制度性安排，以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为原则，在居民因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为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建立的一种经济保障模式。

新中国建立之前，彝族地区依然是延续千年的奴隶制社会，是在以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以及“家支”文化深远影响下进行养老;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凉山获得解放，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彝族地区“一步跨千年”由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时期养老保障的实质是以家庭为主，集体为依靠的非正式制度，而土地保障可以说是政府和社会给予农民的最大养老保障。改革开放后，养老保障进入多元化阶段，政府不断建立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如1996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意见》、2006年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201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等，引发人们的养老保障思想发生众多变化，从对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的现实调研情况来看 ，在问到“您对自己的养老问题的打算”时，约占67.2%的妇女选择依靠儿女或配偶进行养老，只有约占15.1%的妇女选择参加各种保险解决养老问题，而希望依靠农村社区养老的，总量上不到5.3%。這反映出总体上家庭养老依然是彝族农村妇女选择养老最主要的途径，同时也显示出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

目前，从实际的调研情况来看，彝族农村妇女的养老保障主要有四种方式：①家庭养老，随着农村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其保障功能正在“弱化”。②土地保障，关于彝族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在不断“虚化”。③农村社区养老，由于当前彝族农村经济落后和观念固化，缺乏构建的基础性条件，其保障功能正呈现“幻化”。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其制度设计以及立法方面难以体现性别差异，其养老保障功能显示着“僵化”。

1、青壮年妇女养老负担加重，老年妇女缺照料，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弱化”

家庭养老是指靠子女、配偶和其他直系亲属实现对老年人的供养。养老内容包括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三个方面。[6]从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来看，全国农村65岁及以上女性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70.6%(见表2)，可见家庭养老仍然是目前农村妇女最普遍的养老方式。

受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影响，凉山彝族农村人口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与外界接触少，其民族固有的“家支”文化对传统家庭养老机制有着不可替代的维系作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彝族农村青壮年逐渐进城务工，因此对传统的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养老造成不小冲击。而彝族女性大多在父母包办的婚姻下早婚早育，不得反抗。如彝族谚语说“姑娘早嫁好，尸首早抬好”、“报仇由家支商量，开亲由父母商议”。[7]而彝族社会传统的两性分工，使得妇女婚后不仅要承担家务劳动，还要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如彝族谚语说：“妻子找回的成丈夫的口粮，丈夫找回的成妻子的钱财”、“钱财由妻子开支散尽，粮食因丈夫消耗散尽”。[8]从对凉山彝族农村地区的调研发现，在经济供养上，约占84.7%的彝族高龄老年妇女的个人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家庭成员供给”，约占71.9%的彝族青壮年妇女的个人经济来源主要是“务农收入”，这就造成大部分青壮年妇女不仅留守家中负责照顾老人和小孩，而且还要进行大量农业生产，妇女养老的经济负担加重;在生活照料上，约67.3%的彝族高龄老年妇女认为自己“缺乏”和“非常缺乏”生活照料，而传统的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养老，由于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平均一个家庭外出务工“1-3人”占74.2%，青壮年妇女大多留守在家中，承担部分男性的养老责任，生活上同样也缺乏照料;在精神慰藉上，由于儿子大多外出务工，女儿出嫁外地，在问到“您隔多久和子女联系”，约占76.3%的高龄老年妇女选择“有时”、“偶尔”和子女联系，另外约占67.7%青壮年妇女在闲暇娱乐方式选择“在家看电视”来打发时间，长期精神文化缺乏，导致精神苦闷。

2、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突出，加之土地经济效益降低，土地养老保障功能“虚化”

土地是民族地区农村妇女重要的生产资源，也是妇女进入老年后重要的养老保障。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没有土地的农村妇女占21.0%，比2000年增加了11.8个百分点，其中，因婚姻变动(含结婚、再婚、离婚、丧偶)而失去土地的妇女占27.7%，而男性仅为3.7%，因征用流转等原因失去土地的妇女占27.9%(其中，获得了补偿等收益的占87.9%，未能获得的占12.1%，比男性高1.9个百分点)。2010年，农村妇女无地的比例高于男性9.1个百分点。”[9]可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突出。

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0]但彝族社会是实行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历经数千年的演变，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组织始终如故，而女性只能居于从属地位，如彝族独特的父子连名谱系，只计男人，不算女性，女性的家庭历史地位由此而湮没。因此彝族妇女的土地权益等往往也被边缘化，比如彝族谚语说“女儿长到十七岁，娘家没了她的地”。[11]总的来说，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表现在：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确权登记;二是宅基地分配权得不到落实无法确权;三是确权后土地流转所得收益难以获得。并且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村规民约中都有“已出嫁女性不参加集体土地收益分配”，“因离婚将户籍迁回村的离婚女，不享受村一切福利待遇”这样的条款，[12]另外约占75.6%的妇女认为如果仅仅依靠土地耕种，并不能满足她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开销，可见，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进一步“虚化”。

3、凝聚型农村社区未形成，妇女传统观念固化，农村社区养老保障功能“幻化”

社区养老以社区为载体，以社区基层组织为主导，发挥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多方面的力量，充分动员社区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为老年人的安居、养老提供全方位的支持。[13]据四川统计年鉴(2015)数据显示，2014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8264元，社会福利院数(含敬老院)是80个，社会福利院床位数(含敬老院)是11182张。[14]

凉山彝族人口大多居住在自然环境恶劣、信息交通闭塞的偏远高山地区，在彝族农村尚未形成有凝聚力的“社区”，因而农村社区养老呈现“未来式”，其养老保障功能“幻化”。目前农村幸福院赖以运行的资金和管理人员主要来自于本村集体经济收入、 本村干部和村民。[15]在对凉山彝族农村妇女进行实际调研时发现，首先，由于彝族农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少，缺乏相关构建社区养老保障的运行资金和专业服务人员。其次，约占88.1%的妇女反对或者非常反对“将家中老人送去敬老院及其他养老机构养老”，而且只有7.1%的人赞成或者非常赞成“将来自己去敬老院及其他养老机构养老”，因为“家支”文化规定老人的养老是由幼子来承担的，一旦“家支”内的老人得不到赡养时，全家支每个成员都有义务尽到赡养义务，所以彝族农村妇女普遍认为进入社区养老院养老会给整个“家支”丢脸，她们并不能接受农村社区养老的新模式。基于这两方面，农村社区养老的保障功能并未有明显作用。

4、相关政策制度未向妇女群体倾斜，妇女参保少档次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僵化”

养老保险是政府通过立法的制度性安排，以权力和义务的一致性为原则，在劳动者因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达到法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后，为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建立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16]近年来，随着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并轨，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但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在普及过程中仍存在许多困難。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农业户口女性中，享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比例已达95.0%，能够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比例仅为31.1%。”[17]

据凉山州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全州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人数达到398.2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192.96万人。[18]彝族农村妇女大多文化水平低、其对养老保障政策制度的认知有限，在对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进行调查时，约71.2%的妇女是通过“亲戚、朋友、邻居的介绍”来了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约占68.3%的妇女是没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而那些参保的妇女被问到“您参保的最主要原因是”，选择“丈夫认为应该参加”，“子女认为应该参加”约占62.3%，同时参保妇女中约占71.4%选择参与(凉山州)缴费档次的最低档100元/年，可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功能呈现“僵化”。

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存在问题分析

由于受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导致的城乡壁垒，再加上地理位置、相关政策、历史文化等原因的影响，使得农村地区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特别是地处偏远的彝族农村更是处于普遍相对贫困的状况。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以及“高龄人口女性化”的特征，解决彝族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的紧迫性日趋加重。从调研的情况看来，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存在问题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彝族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角色固化，参保受制于家庭决策

彝族社会构建的以女性从属地位的“家支”文化，其父权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更是根深蒂固，使得彝族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彝族谚语有不少歧视女性的内容，如“女人没有喉结，容易听信于人”、“鸡啄的不是粮食，女人说的不算话”、“女人只会说不会做”。[19]

在家庭养老保障方面，妇女“照顾者”角色标签化。尽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20]事实上，在彝族农村，男性与女性参与家庭养老的机会并不平等，养老主体的选择基本按照“先男后女”的顺序来进行，妇女基本上是以儿媳的“照顾者”角色来参与养老。尽管女性在家庭养老的过程中费心费力，但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经济来源是家中男性，所以并不能撼动男性在家庭养老保障方面的主体地位，由此导致长久以来彝族农村妇女难以被认为是家庭养老的主体。在对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进行调查时，反对或非常反对“女儿应当承担全部赡养责任”占85.7%，在问到“您愿意接受女儿养老吗?”71.4%的妇女反对或非常反对接受女儿养老。将近66.6%的人认为“妇女就应该留在家赡养老人和照顾孩子”，这样的性别角色定位，使得妇女“照顾者”的标签更加明显。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妇女是否参保受制于家庭决策。在彝族农村进行调研时，由于受性别歧视思想的影响，彝族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低，决定权往往掌握在男性手中。而“新农保”采取的是自愿参保的原则，这样就容易造成非制度化，不具备利益再分配的功能。因为妇女参加与否受制于家庭决策，彝族农村妇女在家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直接影响其参加“新农保”的公平性。

2、彝族农村妇女经济地位低下，在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处于被动地位

在家庭养老保障方面，妇女参与家庭养老的过程依附于男性。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农村在业女性主要从事非农劳动的比例为24.9%，男性为36.8%……城镇和农村在业女性的年均劳动收入分别为男性的67.3%和56.0%……农村老年女性的首要生活来源为其他家庭成员资助的比例为59.1%，男性为38.8%。有23.1%的农村老年女性仍在从事农业劳动。”[21]从调研情况来看，妇女的家庭经济收入选择主要由“男性”获得占81.6%，可见彝族农村男性收入普遍高于女性，彝族农村妇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依靠家庭和丈夫，在其经济自立难以实现的条件下，女性很难有能力和地位赡养自己的父母。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彝族农村妇女参保缺乏资金。一方面，在彝族农村，由于经济条件落后，妇女很可能都拿不出足够多的錢来参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另一方面，在整个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过程中缺乏妇女参与决策，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往往没有向妇女等弱势群体倾斜，使得妇女无法承担参保费用。

3、相关养老保障制度法规不完善，妇女权益更易受损

在家庭养老保障方面，不仅缺乏全国统一的农村家庭养老法律和制度，而且凉山彝族地区也缺乏专门针对民族家庭养老的地方性法规，更谈不上针对彝族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低下这一现实情况，出台相关维护妇女家庭养老保障权益的法规，所以，由于这方面立法的缺陷，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发展，甚至影响了彝族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土地养老保障方面，妇女的土地权益更易受到侵犯。彝族农村妇女能否根据法律政策规定平等享有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征地补偿安置、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诸多财产权益，完全取决于她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目前没有一部法律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标准。由于彝族农村妇女“从夫居”的人口迁移模式，使得村集体和家庭(而非法律)拥有了分配家庭成员土地权益的决定权。另外，由于受土地政策和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宅基地和承包地几乎不能在市场上流转，农民也不太可能出售土地来养老，在问到“您愿意把家中的土地集中起来经营置换成社保吗?”约87.6%的妇女选择“非常不愿意”和“不愿意”，可见土地对于农村妇女的重要性。因此，在土地无法较好流转的背景下，留守妇女与老人在田间的劳动量无疑加重，而“高龄女性化”的人口结构使得老年妇女在没有退休制度的情况下想要获得养老的经济保障，能动就要下地干活，不能动就只能依靠子女赡养。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缴费年限过长、捆绑式的参保模式等问题也影响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彝族农村尤其是妇女群体的贯彻落实。在对凉山彝族地区农村妇女进行调查中，问到“您认为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存在最主要问题是”，选择“缴费年限过长”的频率最高，其次是“捆绑式参保”等。在问到“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总体评价是”时，约占54.7%的妇女认为“一般”，可见养老保险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满足妇女养老需求。而目前在立法方面，只有民政部1992年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和199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这两部规范性文件规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关内容，但在其中并没有明确制定维护农村妇女群体养老保障权益的法律法规。

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的对策

习近平在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2]习近平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23]在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任何地区、任何民族均不应被忽视，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妇女这样的弱势群体更应受到特别的关注与照顾。因此，完善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提高民族地区农村妇女的养老保障水平，加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修正父权家庭的“女卑”，使妇女平等地参与养老保障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揭示了“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父权束缚了中国女子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发展。[24]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得到空前的解放，我国先后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男女平等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

鉴于目前“家支”文化对于凉山彝族家庭养老模式影响深入，所以，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重视并尊重民族文化，支持凉山彝族农村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养老，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修正父权家庭的“女卑”，将男女平等的国策贯彻其中，尽快出台维护妇女家庭养老保障权益的法规，保证子女享有同等的家产继承权，保证女性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为赡养老人提供基础性条件。

2、加快彝区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妇女养老保障水平

经济发展的水平对养老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影响重大，任何有关养老保障制度的确立及其发展都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来支撑。目前，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养老保障水平明显高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因此，对于地处经济不发达的彝族农村妇女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将妇女作为重点扶贫群体，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妇女扶贫项目，不断提升贫困妇女的发展能力和受益水平。使贫困妇女数量大幅减少，妇女贫困程度不断降低”。[25]因此，在横向上要提高彝族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以及养老保障水平，纵向上政府的养老保障政策向彝族农村妇女等弱势群体倾斜。

首先，在横向上注重将彝族农村优势产业转化为主导产业，带动彝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比如围绕彝族手工刺绣这一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彝族农村妇女心灵手巧的特质，实现居家手工刺绣，开展不同项目，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彝族农村妇女的养老保障体系奠定经济基础，进一步提高妇女的养老保障水平。

其次，在纵向上强调将性别因素考虑其中来制定政策，并将其融入养老保障政策目标及政策措施中，使本就处于弱势群体的民族地区农村妇女受到更多政策帮扶。如政府加大对彝族农村妇女参保的财政资金支持比例，减小妇女个人上缴的参保费用比例，同时以更加优厚养老金来提高妇女参保的待遇水平。

3、巩固彝族家庭养老的“堡垒”，探索多种养老保障新模式

彝族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地方政府供求量少，无法为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彝族农村传统“家支”文化的深入影响，家庭养老仍然是维持地区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在整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彝族农村家庭养老形成了一个个坚实的小小“堡垒”，因此必须巩固好家庭养老的基础性作用，再探索多种养老保障新模式。

首先，继续发挥好家庭养老保障的基础性作用。彝族地区农村深受“家支”文化影响，出于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应去粗取精，大力发挥其维系家庭养老的积极作用，同时探索多层次的彝族农村养老模式，比如居家养老的新模式，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不断探索新模式，来真正保障老年人的“老有所养”。

其次，完善彝族农村社区养老保障服务机制。一方面，创新“医养结合”养老新模式。将农村社区养老机构与农村社区卫生医疗机构整合，将部分医疗机构转型为老年人医院、康复医院或护理医院，并开展双向转诊等服务。另一方面，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质量，主导形成老年人互助小组、邻里互助小组等社区老年人组织。

4、提高养老保障相关制度法规“清晰度”，维护妇女相关养老保障权益

认真落实彝族农村妇女的养老保障相关制度，需要对其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机制进行有效立法監督和管理，以法律形式规范彝族农村养老保障执行者的职责和参保者的权力义务，畅通和规范妇女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等渠道。

第一，完善彝族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相关法律法规。首先，要实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战略目标，国家必须结合彝族地区农村的经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制定专门的适合彝族地区农村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障法律法规，才能有效保证彝族农村妇女保障权。其次，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纠纷的救济制度，加强对农民解决养老保障纠纷的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强化乡镇司法所建设，扩展法律援助范围，将农村养老保障争议纳入其中。[26]最后，在涉及土地承包权利的性别中立的条款需要进一步考虑到集体和家庭分配的现状，在程序上和救济条款中更加明确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权利边界和实现路径，才能确保达到立法预期的公平。

第二，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养老保险机构和管理人员，细化分工，落实个人责任，分别负责养老基金的收缴、管理和使用，并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另一方面，将家庭养老纳入乡规民约，约束不孝行为。建立利益诱导和激励机制，强化子女提供养老服务的功能，健全农村家庭赡养协议书和敬老保证书的签订和检查兑现制度，落实子女赡养父母的法律责任，对不尽赡养义务，歧视、虐待甚至遗弃老人的子女，应引导舆论进行批评、教育，被子女遗弃的老人由乡(镇)、村有关组织送福利院供养，所需养老费用由乡(镇)、村通过行政手段，采取强制性措施，向其子女征收，真正体现“制度化”特征，对虐待老人触犯刑律的子女，由司法部门来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加强对彝族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监管。从政府层面来监督，各级政府应当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情况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接受它的监督。人大有权通过审查报告或者质询、检查政府工作或者罢免政府组成人员以及受理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检举控告等方式进行监督，以敦促和推动政府履行其养老保障责任。从社会层面来监督，加强对养老保障相关制度落实的监管力度，动员妇女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选派妇女代表和其他不同群体代表，组成监督组负责监督养老保障相关制度实施状况，及时反馈保障制度运行中存在的漏洞。

注释

[1]关信平主编.社会政策概论(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2)：328.

[2]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主编.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16)[EB/OL].人民网，http：//money.people.com.cn/n1/2016/1212/c408684-28943163.html.

[3]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4][18]凉山州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凉山调查队.凉山州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凉山统计信息外网，http：//tjj.lsz.gov.cn/index.php/Article/View/cid/39/id/429.html.

[5]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6]李国珍.新农保体制下农村老年人养老研究：以湖北仙桃范湾村和汉川洪北村的调查为例[M].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5.P5.

[7][8][11][19]阿哲阿依，AZHEAyi.从彝族“乐比”看女性的传统教育[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65-70.

[9]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5-15.

[10]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mlr.gov.cn/zwgk/flfg/tdglflfg/200406/t20040625_572243.htm.

[12]晋雅雯.土地确权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6(30).

[13]邓大松，刘昌平.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19.

[14]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编.四川统计年鉴(2015)[M].四川统计网，http：//www.sc.stats.gov.cn/tjcbw/tjnj/2015/left.htm.

[15]高灵芝.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定位和运营问题及对策[J].东岳论丛，2015，36(12)：159-163.

[16]史柏年.社会保障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第2版)：94.

[17][21]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5-15.

[20]全国人大法规库，婚姻法[EB/OL].人民网，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847.htm.

[22]新华社.习近平：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協调可持续发展[EB/OL].全国老龄办官网.http：//www.cncaprc.gov.cn/contents/2/174584.html.

[2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9-30.(01版).

[2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45.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全文)[EB/OL].中国新闻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15/09-22/7537577.shtml.

[26]杨娅婕，雷杰.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9(2)：102-103.

作者：杨露 张禧

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研究论文 篇3：

德国养老事业对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启示

摘要：从21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老年人口大量增加，比重逐步上升，正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德国和我国在老龄化程度、社会结构方面情况相似。因此，德国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的优秀做法和成功经验，对我国养老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老龄化;“时间储蓄”;养老保险

收稿日期：2016-11-10

基金项目：江苏省老龄委重点课题项目“江苏养老产业十三五规划研究”(JSLLW201505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江(1982-)，男，江苏赣榆人，南京理工大学公务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机关党委委员，江苏省社区发展研究会理事，淮阴工学院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研究;李力扬(1991-)，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5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老年人口逐渐增加，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逐步加快。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不仅完全进入了老年型，而且老化程度日益上升。加快推进养老事业的发展，建立科学合理且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社会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德国是目前欧洲最“老”的国家，也是养老事业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的优秀做法和成功经验，对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德国养老模式的现状和特点

德国作为世界上首个建立基于保险的社会养老体系的国家，与那种确保老年的生活水平不低于贫困线的基于税收的养老体系不同，德国养老体系是以保障老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与工作期间基本相同为主要设计理念，其养老体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1889年社会保险制度设立至1957年。德国的养老保险完全依赖融资体系，即政府依靠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进行筹资，以此达到基金积累的目的，作为德国长期以来养老的唯一支柱。这种设立国家基金的做法逐渐演变为法定养老保险的通用模式。

(二)1957年至2001年，德国政府以现收现付作为保障老人正常生活水平的通用做法。在这一体系下，养老体系虽然得以扩展，但是隐含着对雇主和雇员的伤害，即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向政府支付的养老保险费用被立刻用于同一时代的养老事业中，而并不能确保在自己年老之时依然能够获得与年轻时支付费用相当的养老保险服务。这种代际之间的养老体系的确立以1957年以阿登纳为首相的联邦德国政府改革养老保险体系为主要标志。

(三)2001年至今。随着经济总量、社会结构和政治风气(1992年，东德正式并入西德的养老体制)的不断变化，德国现收现支体系的养老保险模式受到挑战。在保持以往“三大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自愿养老保险)体系的情况下，不断增加能够支撑国内养老资金要求的其他元素，比如涵盖稳定缴费水平、延迟退休时间等关键参数的调整，形成了多支柱的养老体系，史称“里斯特改革”。面对养老体系回报率的下降和养老金成本的上升，德国持续推进养老体系改革，逐步形成了三种成功的养老模式。

一是居家养老护理模式。这种模式下，原有的居住场所仍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对于那些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不需要提供特殊护理，社区只对他们进行日常起居类的简单服务。对于那些能夠部分自理的老年人，以不离开原有生活环境为原则，依托居住场所周边的养老机构上门提供的护理服务，针对老年人无法自理的活动和事项进行服务。同时，为了抑制老年人社会化功能降低等现象，机构还提供日间护理中心，不仅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护理，还能够增强社区内部老年人的资源链接。还有一部分老人可以享受托老所提供的短期照护服务，如家庭成员因故无法完成日常照顾服务的，或在康复阶段无法接受来自家庭照顾的，都可进入托老所享受短期托老服务，其时间以两个月为上限。

二是老年住区模式。受城市管理中网格化思维的影响，作为一种新型的居家养老模式，老年住区式养老降低了政府和养老机构对老年人提供服务的难度。通过集中居住的方式，将养老的空间格局变得紧凑，提高了服务效率。老年住区式养老以照护式公寓为主要服务场所，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老年人从原有老旧社区搬离，入住政府统一修建的居家服务监护式公寓，老年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以购买或租赁的的方式取得居住权，但大部分个体选择租赁而不是购买。由于入住主体的特殊性，政府在设计公寓时就充分考虑了老年人因生理因素变化可能导致的行动不便等问题，因此公寓整体进行了适老化设计，充分配备无障碍设施，同时考慮到部分老年人面临精神健康的困扰，公寓内部还在部分场所添加了其他诸如远程电子求助器或闭路电视监控等硬件设施。老年居住区模式与居家养老护理模式各有异同，相同的在于二者都以居家养老为服务原则，相异之处在于对“家”的定义为何，即前者强调搬离原址，聚群而居，以统一服务为指导思想;后者强调保留原址，机构入驻社区，减少老人对环境改变所产生的不适，以“落叶归根”作为主要服务理念。相比老旧社区，新型公寓无论在硬件配套设施上，还是在服务获得的方便程度、专业程度等软件设施上都更适合老人在此安享晚年，而西方国家鲜有类似“落叶归根”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这一养老模式得到较多德国老年人的认可。

三是养老机构型模式。大多数情况下，居家养老护理和老人住区护理模式能够囊括大部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多数机构也能够在这一模式下提供完善和高效的居家养老护理和养老住区服务。因此，只有当上述两种模式都无法为老人提供所需服务的情况下，德国老年人才选择最后时刻接受养老机构的服务。目前德国共有1.24万家类似的养老机构，按照举办方式的不同，养老机构可以分为三种，即慈善组织举办的养老机构、个人举办的养老机构和公立养老院。

德国老人没有养儿防老的概念，主要靠国家和社会维持，他们多数是几个老年人在一起相互扶持或者是依托社会组织的照料，快乐、自由而又独立的安享晚年。纵观德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呈现出四大特点。

第一，基于养老地产的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已经成为德国最主要的两大养老体系。在资金来源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占据绝大部分。在政府资金的支持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催生了很多本土的著名养老地产。如德国奥古新诺集团、不来梅老年住宅以及蕾娜范集团等。这些养老地产在德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有的甚至走出国门，为他国带去先进的养老范本和提供一流的养老服务。2006年德国奥古新诺集团在中国设立了首家颐养中心，通过高品质、多样化的服务为老年人在志趣相投的群体中提供自主、稳定和高水准的生活。在养老地产建设方面，政府考虑到应当为养老机构获取资源提供便利。政府采取的做法是缩小空间距离，因此德国的养老机构和社区一般会毗邻养老地产。这样，养老地产与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能夠获得充足的资源，并使之能够提供给社区内的老年人，以此来满足辖内老人的养老需求。

第二，“储蓄时间”计划高效实用。养老体系中的“时间储蓄”是指低龄人群以志愿者的身份为高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服务时间和内容由工作人员记录并形成档案，当志愿者满足接受养老服务的条件后，可以获得档案中记录的与其之前服务时间相等长度的服务。这一计划的实施使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得以壮大。由于志愿者数量众多，因此老人获得的服务具有及时性和可调性。另一方面，大量的低龄群体以参加志愿服务的方式来进行个人的“时间储蓄”，降低了德国养老服务队伍的压力。

第三，政府补贴充足合理。德国法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缴费，[1]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通过调整养老保险金的缴费率来应对财政压力。在这部分收缴的养老金和其他用以民政服务的财政收入中，政府根据老人的需要，将需要接受服务的老人按照不同护理级别区别对待，给予包括资金支持在内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支持。具体说来，居家养老型老人或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因不同护理级别获得的支持不同，而相同护理级别的居家养老型老人和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获得的支持也不同。这种对不同类别、级别采取不同的补贴标准的做法，使得财政支出的利用率得到显著提升，养老机构也能“对症下药”，避免了政府“大包大揽”式的投资。为了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政府还对参与护理的企业给予财税支持。对于开办护理机构或养老机构的企业不仅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税收豁免，还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补贴，国家将财政补贴的职权下放到地方，方便掌握一线情况的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财政拨款，补贴标准也避免了大而化之的统一给付，而是以床位作为标准，给予每个床位16 000欧元的一次性财政补贴。这一做法催生了大量民间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使德国养老模式的参与主体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相互依托。居家养老不等同于家庭养老。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适应于农业社会，其基本支持系统为血缘关系，责任主体和支撑单位为家庭或宗亲，[2]而现代意义上的居家养老导源于工业化，其基本支持系统为社会关系，责任主体与支撑单位包括家庭、社会与政府。[2]同时，机构养老也不等同于市场化养老，西方养老体系以养老服务机构作为主要支撑，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带动了整个养老产业的进步，但养老事业本质上是公益性的，市场化只是为了丰富不同经济实力老年人的选择。在德国，以年龄为界，年龄在80周岁以下的老人以居家养老护理为主，以机构养老为主要选择的是80周岁以上的老人。满足获取护理条件的老人首先可以享受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为其提供的养老照护，而随着年龄的增加和自理能力的下降，部分老人选擇进入机构养老。中国在2013年提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原则是注重统筹发展，即统筹发展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其他多种形式的养老，实行普遍性服务和个性化服务相结合。这一目标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现。

二、我国养老事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老年人群体呈现基数大、增速快、寿龄高、空巢多等特点。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逐年加大，2009年全国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2015年底已达到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4386亿人，占总人口的10.5%。养老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推动和加快养老事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高龄化、家庭小型化、需求多层次化等因素对现行养老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养老服务供给双方的矛盾日趋激化，单一、纯粹的“供养”模式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

(一)养老服务供给数量不足。虽然我国在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但客观地讲，我国养老服务资源供给能力和队伍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仅在床位的提供方面，我国较西方老龄化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床位数的最低标准还有不小差距。从老年人接受专业化服务的角度来看，在所有提供的床位中，自理型床位居多，医护型、护理型等包含附加专业服务型的床位较少，千人拥有床位数与“一床难求”的现象依然存在，服务提供的专业化水平相对不高。科学完善的养老服务应当十分重视老年人的需求，应包括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精神关爱、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法律维权和临终关怀等。目前，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仍侧重于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而对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其他服务重视不够。[3]

(二)社会力量养老相对薄弱。近年来，国家加快推进民生保障工作，养老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在保障以政府为主导的法定养老模式的基础上，不断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以不同程度地参与老龄事业建设，但在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方面仍有可完善之处。受制于养老服务立法的滞后和政府工作职能转变的效果，在资金、场地、人员等方面，仍存在较高的门槛，另外在手续简化、程序规范、信息公开等可以为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提供便捷服务的方面，仍然存在可完善之处。社会力量在兴办养老机构时普遍面临着土地难落实、补贴难享受、融资渠道少、投资收益低等困境。这也导致了虽然在数据上，社会养老机构的数量令人鼓舞，但是在微观层面，多数养老机构存在规模小、床位少、发展慢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三)养老服务内容形式单一。虽然我国养老模式种类相对齐全，但是服务项目不多、服务质量和水平不高，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服务还远远谈不上。医、养、护一体的养老机构数量较少，多数养老机构仍然停留在基本生活照料上，对面临不同困境的老年人如失能和失智等困难老年人缺乏分类照护，基本项目虽多，但菜单式服务项目缺乏，为失独、半失独老人和社会困难老人服务能力偏低，服务缺乏针对性。同时，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医院与老年人家庭医疗契约服务关系的建立，也对双方获取有效资源产生制约，本应方便老年人的诸如上门诊视、健康查体、保健咨询等服务受到影响。

四是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东西部和城鄉发展还不平衡，总体上城市相较农村更好。而在养老事业方面，鉴于城乡二元格局的对立，政策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农村敬老院不仅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力度上，还是所获得的政策倾斜上，其彰显出来的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养老机构。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养老的压力大量转移到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养老工作的难度。尤其在西部较落后地区，养老设施非常少甚至没有，部分地区仍是空白。而一些设立了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也存在条件差，管理服務不到位，基本生活设施配置不齐等现象，老人生活很不方便。养老设施的缺乏，一方面说明养老产业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有效需求不足。农村老年人得到的社会保障不足，如收入水平较低、生活缺乏保障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的重要原因。

三、德国养老事业发展对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启示

我国在社会结构、市民化程度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等方面与德国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德国养老事业的改革过程和发展现状与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在外部发展环境、发展阶段以及养老保障主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高度发展的德国养老事业对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和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归位政府责任，辅以补贴、扶持和监管

“养儿防老”作为中国传统的生育理念，为中国家庭中的宗族延续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在德国一类的西方国家并不适用，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步较早，在资本和经验方面都得到了丰富的积累，因此德国的养老问题基本依靠国家和社会而非家庭。鉴于此，国家在民生工程建设的开展过程中不仅提出，要在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前提下，应当充当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主体，在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财政补贴以及专项监管等方面，充分发挥其重要职责，确保养老事业高效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将养老事业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顶层设计科学化。依赖现有人才队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协、网上调查和直接走访等手段，不断收集适合我国具体发展情况的养老体系建设实施意见，对意见进行科学评估和分析并作出设计，具体包括：政策制定、资金扶持、技术完善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在政策制定方面，应当对相关政策进行更细致的梳理、更科学的完善、更条理的细化，建立科学合理、配套完备的社会养老服务业管理机制，加快养老服务产业及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合法性构建，给予社会有志之士以建设资金、土地征用、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更大、更多的政策扶持，促进民间力量参与养老，推动我国养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加大投入力度。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要持续推进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确保增幅不低于地方财政收入增幅。要通过贷款贴息、直接融资补贴、融资担保等形式，引导包括本国和境外资本进入养老行业。要建立分类明确、重点帮扶，建立健全对特殊群体如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人补贴制度。要加大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力度，激励专业服务人员进入养老服务事业。要通过税收减免、简化手续等方式对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机构给予一定的奖励和日常补贴。

第三，要注重管理评估。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对养老服务评估指标进行强制性的统一，并以此形成确立养老服务监管的制度基础。地方各级政府要明确自身发展养老事业权责，形成规章制度，建立完善严密的问责机制，对擅用职权占据省内养老资源等违法乱纪现象进行规制，确保适龄老人能够公正、平等地获得服务。对于一线服务人员，要通过建立养老服务监督机制来促进服务水平的提升。应当十分重视来自服务对象的声音，收集他们的评价和意见，舆论媒体应当充分发挥正向引导和监督作用，利用其受众群体多、传播能力强等优势，增强社会公信力。同时，要将专业评估从行政权力中分立出来。通过设立养老服务业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养老机构进行专业化评估，并尝试建立养老服务绩效考核制度。

(二)鼓励社会投入，有类别、分层次地实现有效供给

社会化养老参与养老事业是德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特色之一。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在政府主导下，大力鼓励社会参与，以此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对象公众化和服务队伍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

第一，要十分重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将市场规律和竞争机制融入养老事业发展中来，提高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参与养老事业建设的积极性，努力实现资金投入的多元化和服务运作的市场化，切实提高养老事业的公益性和高效性。要采用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不断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养老事业的活力，发挥专业服务优势，保证老年人享受高质量的服务。要规范社会组织评估和退出机制，明确准入资格、机构等级并不断发挥机构特色服务的专长。

第二，要创新服务内容方式。建立健全老年群体养老需求评估机制，根据老年群体的不同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政府应当提倡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对老年医学、护理、营养和心理的研究，构建专业化、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养老护理机制。要加快创新以房养老和医养结合等养老模式，探索发展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养老地产业。要统筹推进养老保险制度创新，发挥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自愿保险等多险种的保障能力。

第三，要全面提升服务水平。要丰富养老服务内涵，不断提升对老人的物质保障、医疗保健、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能力。要注重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道德建设，通过免费培训、外出参观等多种方式，提高持证护理人员的比例和护理水平。要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增加从业岗位吸引力，减少人才流失，引进和培养高级护理人才，不断壮大养老事业人才队伍。

(三)强化群众参与，促进供求双方和谐双赢

德国养老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全民参与养老，无论是年轻人参与的“时间计划”，还是老人之间的互助养老，都在优化养老资源配置的同时，大大增强了服务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些都值得我们广泛借鉴。

第一，要树立科学养老理念。一方面，加大对养老知识和养老重大意义的宣传，努力转变传统社会观念，形成尊老、养老、爱老的人文社会环境，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在全社会倡导科学合理的养老观念，引导老人由被动的家庭型养老转变为主动参与养老事业建设、养老模式选择和养老服务效果反馈。同时，要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和权益保护，努力实现养老服务科学化、综合化、均等化和社会化发展。

第二，要發挥社区邻里作用。要借鉴德国互助式养老模式的经验，发挥邻里照顾在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要充分整合各方有效资源，积极推动社区养老，全面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功能，发挥社区在养生健体、托老助餐、康复照顾、心理疏导和精神关爱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老人参与社区活动，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社会生活。要发挥社区辖内社会组织专业作用。

第三，要彰显志愿服务价值。要大力倡导志愿服务精神，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事业。要加大养老服务志愿者的培训力度，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道德伦理观念，拓展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要借鉴德国“时间计划”模式，建立科学长效的志愿者服务时间累积兑换和评价机制，建立安全稳定统一的“时间管理”系统，提升志愿者参与养老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王学东.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現状和趋势[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04)：53.

[2]丁建定.居家养老服务：认识误区、理性原则及完善对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02)：21.

[3]侯学元.试论养老服务事业与产业的双重属性——以江苏省为例[J].社会福利 (理论版)，2013(12) .

作者：吴江 李力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