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精选9篇)
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通常适用于判处短期剥夺自由的犯罪。最初采用缓刑的是1870年北美波士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后为马萨诸塞州采用,扩大适用于一般犯人。1889年布鲁塞尔国际刑法会议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各国相继采用
。缓刑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把缓刑权掌握在行政部门,称为行政制;一种是掌握在司法部门,称为司法制。司法制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缓宣告,另一种是缓执行。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
一、暂缓量刑的定义及特点
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暂缓量刑的特点:①对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为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作出有罪宣告。缓量刑不同于缓宣告制度,缓宣告,是对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暂时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如果没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决。缓量刑是以宣告行为人有罪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决,更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②对被告人暂不处于刑罚。缓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时判处具体刑罚。缓量刑不同于缓执行制度,缓执行,是人犯受刑罚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暂缓执行。缓量刑是暂缓适用刑罚,而不是暂缓刑罚的执行。③考察监管机构和人员健全。对暂缓量刑的人员,由设置的专门机关负责监管,并由专职的考察官进行考察。④考察监管程序规范。对暂缓量刑人员的监管考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采用暂缓量刑制度,能够真实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避免现行缓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
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一、当前农村民主制度改革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 民主选举制度还不完善。
一是村委会选举过程中, 一些非法手段影响着民主选举的公正性。二是乡镇政府对村民选举参与性不强, 往往只是布置任务、走走过场, 不善于发动群众, 提高群众参与民主选举的积极性和认识。
2. 民主决策缺乏效率和质量。
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工作干预太多;村委会自主性不强, 致使村民自治未能真正得到贯彻。有些地方用“一事一议”来决定事情, 过程太过繁琐, 常常因少数人不同意而使紧急工作不能开展, 影响大多数群众生产生活。如农村打井抗旱, 因个别农户或干部表示不同意, 最终影响农田的全年收成。村民代表会议题大都是按上级行政组织要求而确定, 参会人员由于对决策内容缺乏专业性常识, 并且事先未作充分调查或征求基本群众的意见, 而往往出现敷衍了事, 或村干部说了算等影响民主决策质量的现象。
3. 民主管理需要更广泛的群众监督。
有一些地方的村干部凭借家族势力搞“一言堂”, 损公肥私、作风粗暴等现象侵害了群众的利益, 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村务公开不落实, 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不能有效实施民主监督, 农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从而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 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4.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民主意识差的问题普遍存在。
虽然目前村级组织按规定都能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讨论决定村里重大事项, 但村民议事会的质量不是很高。主要表现在有些村干部思想素质低下, 法律意识淡薄, 开代表会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把村民代表视为陪衬, 以自已主观判断作为行动目标, 致使工作搞得一团糟和集体资产流失。少数村民代表在表决村务时, 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事就支持或损害自己利益的事就反对, 代表的只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大多数村民的利益。
二、今后加强农村民主建设的主要措施
1. 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 高度重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 把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作为关系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件大事来抓, 在政策上、程序上和物质上予以指导、支持与帮助。一是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使之成为农村民主建设的坚强堡垒和组织后盾。二是各级领导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把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纳入地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 做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共同进步, 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得到发挥。三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课题研究, 使理论与各地村民自治的成功实践经验结合起来, 总结并推广其中先进的、切实可行的和效果明显的农村民主建设模式。
2. 加强教育和培训, 提高村民和村干部的民主意识与议事能力。
目前我国农村的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 法律观念薄弱。因此, 要从加强培训入手, 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等法规, 选拔年轻有为的村干部进入相关大专院校进行深造, 以树立村干部的民主法治意识, 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 来克服各种形式主义和独断专行。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民主管理的实践活动, 树立村民代表主人翁意识和政治热情, 让其明白作为一名村民代表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保证村民代表会议的活力及其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 打破民主决策过程中干部的“一言堂”, 解决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只是为了“走过场”等问题。要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是最主要的组织者、引导者和推动者。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进程, 必须以提高农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为前提, 使之能真正有效地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力。
3. 重视村民代表的作用, 提高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
基层政府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应充分重视村民代表的作用, 要深入乡村进行走访调研, 找村民代表座谈, 关心他们的工作和困难, 征求并回复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这样村干部和全体村民才会重视村民代表的工作, 才能充分发挥村民代表的作用, 真正实现村民自治。要扩大群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目前一些村的民主决策过程中, 很多方案是村干部提出来的, 群众没有从根本上参与决策过程。今后应该允许村民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和方案, 以此来提高决策的民主程度, 保证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4. 坚持依法办事, 严格规范干部权力, 加大民主监督力度。
由于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制约, 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应着重建立村民代表议事和监督制度来实现村民自治。要在组成人员、职权和议事方法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重大事项需要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才能实施, 以对村党支部、村委会制定的村务大事和有关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监督。对村干部财权要严格限制, 要加强村财乡管, 改变以往“村民自治”即为“村官自治”。在民主监督过程中, 村务公开制度让广大群众有了监督的平台, 但群众的监督若要真正体现出来, 就需要开展广泛的民主评议, 通过对村干部的一言一行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使广大干部真正置身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 从而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5. 正确处理好上级政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
第一, 理顺与镇政府的关系。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 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对村委会工作不得发号施令, 应多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委会要依法搞好自治活动, 积极协助政府开展工作, 努力完成各项任务。第二, 理顺领导体制。要把村民自治与加强党的领导统一起来, 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搞自治。党支部要把发挥领导者核心作用贯穿于实施“四个民主”的全过程, 把党的意图变为广大村民的自觉行动。在村级事务上, 建立两委联席会议制度, 凡是村里大事难事重要事, 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由党支部会议提出解决方案, 最后依法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在工作落实上, 建立村委会向党支部、村民代表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制度。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度;注册资本;改革;完善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最低注册资本的取消是我国既2005年修改《公司法》后的又一勇敢尝试,并且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革新。
一、改革的原因
1.公司资本不能有效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资本在公司成立前确定,确实为保障交易安全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但是随着公司的经营,真正涉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应当是在资本运行阶段,而非登记的静态的注册资本。公司因经营活动造成资本的不断变化,所以仅仅依靠注册资本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是不可靠的。公司赖以对外承担财产责任应该是公司的资本。因此,就实际清偿能力而言,公司资本几乎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参数,应该以资产为核心构筑的整个公司信用体系来保障债权人利益。因此授权资本制有了其存在的价值,即公司在成立时,只需在公司章程中记载注册资本额和设立时发行的股本额,公司即可成立。对于没有缴足的部分,可以由董事会在以后的公司运营中,在公司成立后随时募集的公司资本制度,而且对变更资本的程序也予以简化。
2.打破人们只注重资本重要性的传统观点
公司资本,是指由股东进行出资,在公司章程中对出资数额进行规定,属于公司的财产的总和。它是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的基础,使有限责任制度良好的运行,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市场稳定。从这些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公司资本的一再放宽,授予公司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取消最低资本限额无疑是《公司法》制度的重大颠覆,不符合资本三原则,从而引起不少人质疑这次改革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如上而言,公司资本只是一个没有法律意义的静态的参数,但是在传统观点看来,只有看得到摸得着的资本才能切实保护自身的利益,从而忽视了资产的重要性。
3.造成大量资金闲置
法定资本制指在公司在设立的时候,必须在公司章程里确定公司的资本总额,而且应该一次认足且募足。它以资本三原则为指导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资本不变原则。传统的资本制度对资本的要求颇高,不利于资本的流通,大量的资金没有得到优化配置,不能有效的跟进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效率和收益范围上,兼顾市场安全和债权人的利益。
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优缺点
如今取消了最低资本的限制,将中小投资这的积极性广泛的带动起来了,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公司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但是废除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不等于废除注册资本制度,只不过是将股权资本的出资数额和期限交由投资者己决定,标志着我国公司法从资本信用的信用基础开始向资产信用的信用基础转变。这种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尊重企业自治的改革措施,将极大地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加强市场竞争,优化产品服务,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建立年度报告制度,允许公众查询,降低公司的运行成本,使之处于公众的监督下,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提高运行效率和公司的信誉度。简政放权,使我国的公司放弃被公权牵着鼻子走的道路,更加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同世界上其他企业相竞争。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同时也完善个人信用制度,有利于推动其他金融制度的建设。简化设立公司的程序,手续费和一些机构的胡乱收费都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此外,由以前的实缴资本制度催生的垫资的机构也将面临无市场而倒闭。
《公司法》之所以会保留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是有其道理的。我国现阶段信用体系不发达,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而且一些债权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差。如今虽然同时也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和年度报告制度,但是诚信制度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我国相关的法律体系和设施相当不完善,较之取消注册资本额度这一措施,完善相关制度具有滞后性,仍然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三、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
1.完善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期限
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建立公平规范的抽查制度,克服检查的随意性,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平性和效能。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設。注重运用信息公示和共享等手段,将企业登记备案、年度报告、资质资格等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示。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将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列入经营异常的“黑名录”,向社会公布,使其“一处违规、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成本”。
2.完善企业诚信制度建立的相关立法
建立公民信用体系,将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制扩大到其他的主体。若对公司设立存在相关的欺诈,则在一定期限内不能从事相关的设立公司的行为,或者对其设立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提出较高的要求,实行实缴资本制度。
3.实行有效监督
对资本的变动不需再像以前那样苛刻要求,由公众监督公司,在市场机制中淘汰公司。创立债权人长效保护机制,建立大小公司区分立法的新框架,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与公司立法应尽快并轨。
4.认缴制度
完善的公司的责任承担能力评估,在公司运营中及时向公众反映公司的信用,降低人们投资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教育,提高公民的素质,转变人们的观点,认识到取消资本最低限制不是拔掉自己最后的救命草,而是在动态中持续更好的保护债权人利益。
四、结束语
总之,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为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促进小微企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信用机制、公司治理机制、监督监管机制、责任保险机制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将对保护债权人利益、促进公司发展、实现整个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传丰.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D].吉林财经大学,2012
[2]王海峰.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变革的困境与出路[D].吉林大学,2013
在我国,自《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分行业、分所有制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制度,对相关事项的核算与报告作了许多规定,如《公司法》第六章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会计作了一系列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三章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从基本面看,与会计制度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方面,以报表种类的设置为例,工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编制的财务报表主要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和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而《公司法》规定企业除编制几个基本财务报表外,还应编制财务情况说明书,对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则没有明确要求。新近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则规定企业须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利润分配表以及分部营业利润和资产表等。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就可能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无所适从,比如一个从事产品制造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应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还是按《公司法》规定处理,是无从明确的,结果可能导致同一类型企业按照不同的规定进行处理,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会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损害
会计制度作为指导各企业进行会计处理的规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也即各企业会计人员均应自觉地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核算和报告,但在现实中,一方面,由于监督措施不力,导致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局部利益而在会计处理上“各尽所需”,主要表现在一些企业的会计人员置会计制度规定不顾,完全按厂长、经理的意图进行会计处理,导致核算不实、数据不真,或设置“两套帐”以应付财政、税务等机关的审查,更为甚者,一些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业务时,为了不得罪客户,不顾执业规范而按客户意图进行审计,提供虚假审计报告。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不严,纵容了违规违纪行为,比如一些企业虽然在审计或财务检查中查出了不少问题,但在处理上大多是“限期纠正”、“下不为例”,对负责人从轻处理或不予处理,这就纵容了会计上的违规违纪行为,致使一些企业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
二、深化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思路
会计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总体目标在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健全的、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根据这一目标,我们提出以下改革思路:
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
改革会计制度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规范到规范的动态过程,因此,从理论上说,会计制度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各不同阶段企业经营的特点。但事实上,会计制度变革与市场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市场经济发展作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会计制度变革是从属于市场经济的一种行政行为,缺乏内在必然性的因素;其次,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和连续性,会计制度变革则是依据一定时期市场经济运行的相对稳定特征,对原制度进行修正和革新,其变化具有间歇性和相对稳定性。以上两个方面表明,会计制度的改革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市场环境,而且要能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及其规范化的要求, 以便能指导和规范不断出现的新业务、新事项的会计处理。
1 建立能适应各个行业的统一的会计规范体系。适应这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应改革以行业会计制度规范企业会计处理的状况,尽快制定和颁布能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具体会计准则》,以使企业能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按统一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简化企业的会计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综合程度和可比性。
论中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与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经济与世界日益相融.面对现行会计制度体系的众多不足,应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构建会计制度,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完善会计制度,加快我国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强化会计制度执行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作 者:沈艾林 作者单位:淮阴财经学校,江苏 淮安 223001刊 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4(2)分类号:F235.19关键词: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 规范 体系
一、引言
放眼当今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使用频度最高的话语莫过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了。但在国内民事诉讼制度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今天,对国际民商事诉讼制度改革进行呼吁者却寥寥无几。当然有观点认为,涉外民事诉讼是内国民事诉讼的一部分,内国民事诉讼改革一旦大功告成,国际民商事诉讼的改革势必随之完成。这是一种先国内,后国际,或者视国际和国内为一体的观点。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简单而错误的认识,国际民商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是国内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切入点。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国正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比较关键的一环是法律制度的完备并且跟上国际发展的潮流,如若众多的投资者对我们的法律陌生或心存疑惧,这无疑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因此,我国的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应该采取“国际标准”进行立法或参照“国际标准”进行改革。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国际民商事诉讼制度还远远不能说成熟或完备,在一些方面仍存在不足。比如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法院管辖权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存在是一国法院审理有关国际民事案件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确定常常会影响实体法的适用,从而直接影响有关案件的审理结果,并最终影响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国际间争夺管辖权的斗争十分复杂和激烈。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权的规定,只有简单的四个条文,因此在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方面尚须研究与完善。本文将仅就如何完善我国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立法,以及如何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问题上贯彻合理性原则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
二、我国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根据
一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根据是一国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核心。一个国家对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确定,取决于它所采用的管辖根据。所谓管辖根据,系指一个国家的法院有权审理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案件的理由,是国际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关系同法院地国家存在的某种联系。基于主权原则,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不同的理由将对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赋予本国法院。因此,不同国家的法院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根据便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冲突。关于我国法院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根据,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中,也散见于其它一些法律法规。总结起来,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根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属地管辖
属地管辖权也称以“地域”为基础的管辖根据,是指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以一定的地域为管辖根据,由该地域所属法院行使管辖权。这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管辖根据之一。也是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主要根据。作为我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根据的“地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
所谓被告住所地,在我国是指被告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则是指被告离开自己的住所最后连续居住满一年的地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公民为被告时,如其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时,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该法第237条的规定,上述规定不仅适用于国内民事诉讼,同样也是我国法院行使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根据。值得注意的是,原告住所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要是指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亦可成为我国法院行使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根据。
2、标的物所在地或被告财产所在地
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被告财产所在地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做法,我国也不例外。在我国,该原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之中。我们通过对该条的考察,不难发现,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作为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①在适用时应受到被告住所地的限制,只有当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时,才允许以标的物或被告财产所在地作为管辖权的根据;②上述“地域”为管辖根据只适用于合同纠纷或其它财产性的权益纠纷,也就是说不具有财产内容的人身性质的争议,如人格、身份权、亲权等纠纷只能以住所地为管辖权的
关键词:举证时限,证据失权,制度完善
证据是诉讼法的生命所在,没有证据,就没有诉讼。因此,诉讼制度建设必须始终以证据制度的建设为核心。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证据制度体系一般包括举证、采证与认证等几个主要部分。其中,举证制度是证据制度的前提和基础,而举证时限制度又是举证制度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证据制度的建设必须紧紧抓住举证时限制度这一基础来进行。然而,中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举证时限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虽然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但是,中国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在实施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一、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举证时限制度,又称证据失效制度或证据失权制度,一般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该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该制度以诉讼效率为基本价值追求,其基本原理是通过限制当事人证据提出中的行使时间和排除逾期证据的效力,达到防止证据突袭和诉讼迟延的目的。
(一)价值论基础
举证时限制度以诉讼效率为基本价值追求,诉讼效率反映的是诉讼程序的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二者的比例越小,则效率越高。虽然公正在诉讼领域的意义始终具有根本性,诉讼效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到底是选择实体正义还是选择诉讼效率,这也必然牵涉到价值的取舍问题。然而没有效率的公正不是公正,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应该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必须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通过程序优化,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争取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在不同的个案中,应该根据案情和诉讼进行的状况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进行综合的平衡和考量,这也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二)法律真实的诉求
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复原”。在诉讼过程中人们通过一系列的证明活动使待证事实最大限度的接近“客观真实”。然而,诉讼受其自身效率价值以及特定时空和物质条件的制约,法官在法庭上认定的事实只能是拟制的事实,即“法律真实”。而“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这是无论多么优越的制度都无法消除的。也正是从这意义上来讲,举证时限制度也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虽然加以时间的限制可能会对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产生不利的影响,但这是为了保证程序整体的公正而作出的无奈的“选择”。否则我们连“法律真实”都无从知晓,又用什么来保证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呢?
(三)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显赫地位,从未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将这一原则引入民事诉讼,理论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实际上,诚实信用原则已在民事诉讼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根本就不存在是否需要引入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广泛的诉讼权利,如起诉权、辩论权、反诉权、处分权等,但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时,仍然要基于合理和善意,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拖延诉讼、诉讼突袭、恶意诉讼等滥用诉权的行为均为法律所禁止。禁止滥用诉权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已是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理所当然的该原则应适用于民事证据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应当承担适时举证义务而非享有随时举证的权利,举证时限制度反映了法律对适时举证的诚实当事人的尊重和对企图拖延举证或搞证据突袭的不诚实当事人的否定。司法实践中,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滥用权利或者随时提出新证据从而拖延诉讼的行为,以及在审理过程中利用证据突袭使对方陷入不利与被动的行为屡见不鲜。如果不在立法上对此加以否定和制裁,那么诚实信用原则就可能成为毫无法律约束力的道德宣言。
二、中国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举证时限制度在一审诉讼中不能得到全面落实,当事人采用程序上的权利拖延举证、拖延诉讼现象仍然存在。尽管举证时限制度规定了严格的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但其仍在证据失权的规定后详细列出了一些例外规定,如限定条件下的举证时限的申请延期、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以及管辖权异议、任意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提起反诉等都会使得举证时限对恶意拖延诉讼的约束难以完全发挥作用。当然由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与法律本身存在的矛盾,因而导致一线法官对此制度认识上的不统一也是造成该制度难以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举证时限制度无法对二审举证产生约束力。中国实行二审终审制,《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3项规定,二审法院要对上诉案件事实进行审理,“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当事人在二审期间仍可继续举证,一审失效的证据,在二审仍可作为“新的证据”使用。《证据规定》所规定的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对二审当事人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约束。因为民事诉讼法未规定,当事人对其一审期间未按期举证的行为在二审仍应承担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即使《证据规定》对启动二审程序的“新证据”作出新的限制性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因此,实践中仍存在为了拖延诉讼而不举证或不积极举证,或者一审故意不举证到二审才举证等现象。
3.《证据规定》中的举证时限制度本身有诸多漏洞导致其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典型的有以下几点:一是举证时限制度的设计就是为了能够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使其及时提交证据以确定争点,从而使法庭审理能够集中、快速的进行从而节约诉讼时间。但是《证据规定》第33条第1款的规定是法院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中应载明的有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及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等,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也大多如此。然而在此条的第2款中又规定当事人可以经法院认可自行约定举证时限。同一法律条文不同的两个条款存在着如些明显的矛盾,这显然侵犯了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权利。二是如何认定证据交换之日与举证期限届满的关系,这在审判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证据规定》第38条第2款规定,在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的案件中,“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然而对于“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应该怎么理解,又应如何界定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是指证据的交换必须在举证时限届满后庭之前审前进行,当举证期限届满日与证据交换日不一致时,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失权;另一种观点认为,“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即意味着在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如果确定的证据交换日晚于举证期限届满日,即使举证期限届满但在证据交换之日前提交的证据,法院依旧认可它的效力。
三、完善中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举证时限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幅度
笔者认为,对举证期限的幅度的限定是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审限的规定,制定一个合理的有上限和下限幅度,即规定最短和最长的举证期限。规定最短的举证期限的可以确保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有一个合理的时间空间;规定最长的举证期限可以使案件能在法定的审理期限内审结。审判期限是法律对具体案件审结的总的时间要求,因此不能突破,否则,审限制度的宗旨将无法实现。
由于审理程序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对适用不同程序审判的案件也应规定不同的举证时限幅度。在此法定的幅度内,赋予人民法院以自由裁量权。法院可根据具体的案情在总的审判期限内合理指定举证期限。如果当事人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幅度内就举证期限商定一致,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商定,法院不应干涉。因为当事人是诉讼的启动者,是诉讼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而法院是中立裁判者,相对于当事人是被动的,消极的。因此,对当事人合法的协商一致,法院没有理由干涉。在设置幅度时,应该考虑的时间因素有:答辩期间、审限期间、庭审及判决时间、各种送达时间等;应该考虑的案件因素有:案件适用的程序、案件的复杂程度、证据调取的难易等;应该考虑的其他因素有:法院审判能力状况、当事人素质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
(二)关于举证期限延长的完善
1. 应当延长的情形。
在实践中举证期限确定以后,会由于一些新的客观变化,使得原有的举证期限成为不公正,因而需要适当延长举证期限。但适当的延长举证期限,并不是重新确定举证期限,因此笔者认为延长的期限原则上应少于原来指定的举证期限。对于应当延长的情形,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增加诉讼请求。增加诉讼请求的前提是承认原有请求,只不过在原有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诉讼请求。因此,就应当允许对当事人在增加诉讼请求后就增加的请求另行确定举证期限,同样,对方也应有权在获知增加诉讼请求后相应延长其举证期限,这样可以保持增加诉讼请求后双方的平等对抗地位。第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参加到本诉中双方中的一方进行诉讼,要么是原告一方,要么是被告一方。其诉讼地位虽具有独立性,可以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但其提起的诉并不是独立于本诉的一个诉,因此,这种情形不可以另行确定举证期限。但由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在客观上毕竟引起了诉讼的变化,审理范围、内容也有变化,更涉及到新的证据的介入,因此,应当给本诉双方适当延长举证期限。第三,提起反诉、追加当事人。《证据规定》第3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前可以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但只在第35条中规定,“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对于当事人提起反诉、追加当事人的情况,却无任何举证期限确定的规定。笔者认为,追加当事人、提起反诉同变更诉讼请求都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不应被剥夺,举证时限作为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制度本就应当根据案情的需要予以延长。当事人举证旨在证明诉讼请求的成立以及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在被告提起反诉时,原告事先完全不可能知道被告的诉讼主张;而在追加当事人的情况下,追加的当事人事前根本不涉及该案,不可能对诉讼有任何准备,更何况提出证据材料。原先指定的举证期限根本不能满足当事人收集证据的需要。如果当事人在举证期限的最后一天提起反诉或者追加当事人,对方根本没有时间收集反驳证据。因此,既然《证据规定》规定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时,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那么对于提起反诉、追加当事人时的情况也应该有所规定,法院应当根据案情的需要适当地重新确定举证期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延长举证期限,使当事人有时间为反诉或者涉及追加的当事人的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当然若当事人认为可以当即举证的,无须重新确定举证期限,可以根据《规定》的规定由当事人协商或者由法院指定更短的举证期限。第四,新证据的提出。中国的《证据规定》第43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这意味着,逾期的“新证据”法院是可以例外地采纳的。第45条又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意见或者举证。”可见,中国法律对于新证据的采纳,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举证时限的延长,但是已明确规定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举证。然而,如何界定新证据?《证据规定》在“新的证据”的界定上,是以“新发现”为标准的。囊括了当事人的主观原因及客观原因所不能发现的证据。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原因,只要是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或者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就可以分别作为一、二审的新证据。按照“新发现”来界定“新证据”是不能鼓励当事人积极搜集、调查取证,这是对证据失权制度的突破,与《证据规定》对举证时限的设立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证据规定》对“新发现的证据”应明确规定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或一审程序中(再审案件中的原审程序中)当事人所不知道的而在其后才产生的事实证据或者因客观原因而不能收集的证据,排除当事人的主观原因,即因当事人主观原因而逾期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这样,才能保证《证据规则》确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一旦法院接纳逾期的“新证据”,必然要给予对方当事人一定的时间消化和提出反驳意见,才能真正做到举证程序中当事人的平等。因此,一方提出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法院所采纳的“新的证据”时,应属举证时限延长的情形,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延长的时间,也可以由法院按照案情的需要予以指定。
2. 依当事人申请可以延长的情形。
实践中,确实存在当事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举证而需适当延长举证期限的情形,因此,举证期限一旦确定即不能延长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应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情形下可以申请延长举证期限。这些情形应当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即:因不能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的出现阻却了该当事人的如期举证。如果系其过错所致,则应由其承担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否则,举证时限制度必然形同虚没。对是否满足这一条件,当事人还须向法院举证证明,以证实该条件成立,否则仍不能申请延期。这些情形包括:(1)因当事人自身的客观不能而无法举证;(2)案情复杂取证困难;(3)其他客观原因致一方当事人无法如期举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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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会计制度改革 会计对策 会计信息
前言
我国会计改革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它涵盖了会计制度、会计管理体制和会计教育以及会计观念、会计手段等方面。其中会计改革是以会计制度改革为核心和实质,它不仅决定了会计改革的成败,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会计改革所取得的成效。
1.会计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不足
1.1会计改革制度与企业改革存在一定的不适应之处
无法满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需求。我国的市场机制和风险机制日趋完善、形成,企业步入多元化的经营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企业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而现行的会计规章制度对账户设置要求较高、会计吹程序也较为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多元化经营的财务核算工作量,不利于核算工作的开展,难以做到综合全面的反映会计信息。
行业、企业之间的会计信息比较与分析困难。行业会计制度的执行造成了行业与企业之间的会计信息差异,不同的会计程序、会计方法以及会计原则的不同不利于进行骑在的投资对象之间的分析、选择与比较,严重影响了企业资金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应用。
投资主体实施企业财务监督困难。企业的投资主体主要依靠财务会计信息实现对企业的财务监督,企业中投资对象和行业的不同造成了企业财务监督困难,降低了企业财务监督的效率。
1.2我国会计现行制度缺乏系统和完整的结构
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系统性和完整性。我国会计现行制度多以常规的企业会计事项为基础制定的,因此现行的会计制度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系统性缺乏等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会计规范尚未形成完整的会计体系。近年来,我国产生了大量的会计分支如:质量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会计等随着会计的理论研究与改革的深化已经逐渐被人们所熟悉,但我国对于这些新增的会计分支尚未制定具体的会计准则规范和制度,造成了会计人员工作有心无力、会计处理随意性。
企业内部核算制度尚未健全和完善。我国众多的企业所执行的会计规范均属于同一层次,企业中的内部核算制度尚未完善,这对企业会计制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通常是造成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
1.3会计准则与国际化会计准则之间的不协调性
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规范与国际的会计准则在很多方面均存在不协调性,并且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严格限制或尚未应用那些已经被国外所广泛应用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这种情况阻碍了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步伐。由于以上差异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加大了会计的业务工作量 ,增加了会计信息的成本,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和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1.4缺乏一定的协调性和会计制度严肃性保障
我国的现行的大部分会计规范从表面上看与会计制度一般无二,但其中也存在了较多不协调方面。会计制度作为行业的管理规范,它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但在实际实施中,由于会计监督不力,执法不严等行为使其严肃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从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违纪行为。
2.会计制度改革的深化思路
2.1企业会计制度的构建
为了建立一套可以充分满足各行各业实施的会计规范体系,国家相关部门对企业的会计处理状况进行了统一的会计体系改革。这种措施不但简化了会计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程序,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综合程度。制定并完善各项会计处理规范。
2.2完善企业的会计制度、加强会计规范国际化进程
企业会计制度的完善应当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本改革原则。会计准则结构框架的构建必须要遵照国际会计规范来制定,并且我国的会计规范中的部分会计方法和會计程序的修正与完善也应参照国际上的会计准则。
加快我国的会计规范国际化进程并不是否定我国的会计规范特色,我国的市场经济现状和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我国的会计规范国际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是我国会计规范国家化的主要体现。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它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会计制度必须满足国家和社会主体利益,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尚处于薄弱阶段,因此,实行的会计制度会造成怎样的国际宏观利益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其次,我国市场经济始终处于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之下,这就要求制定的会计制度必须要在满足会计报告和企业经营业绩、会计核算主体的同时,也满足国家的宏观调控需要。
2.3加强我国会计制度的约束力合制度监督机制
加强各个会计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与外部监督相比较而言,防范性与能动性是自我约束的两大特点,也是会计制度顺利实施的主要措施。加强会计主体自我约束能力就是要制定的内部会计制度必须是依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准则选定各个会计主体,并要求其必须满足会计主体自身的经营特点与管理要求,该制度可以有效的规范企业的内部会计行为。进行各个会计主体管理的同时,首先应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局部利益的增进两方面出发,促使会计人员按照相关会计制度管理规定严格行使会计职责和义务,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也可在会计人员业绩考核中加入会计人员的会计制度执行与遵守状况的考核,加强会计人员的遵守会计法规的自觉性。
加强企业的外部监督机制。财政、税收、银行等有关部分属于会计主体的外部机关,我们应当定期实施监督和检查各个社会主体的实际会计核算情况,以保证对各个会计主体的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我们可实施各种形式的信贷优惠、嘉奖等鼓励措施,以提高会计主体对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度。对于违反会计制度并且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会计主体,可按照情节轻重与会计主体违纪金额大小等实施相应的处罚,以保证各会计主体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形象,使企业做到自觉遵守相关法规。同时要加强监督职能,审计部门必须按照相关职业规范实施审计业务并出具审计报告。对审计中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指出,限令企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整改,如不予改正或更正不及时的,我们也应在审计报表中加以披露,以保证社会形象,加强会计人员的自觉执行能力。
结束语
会计改革是我国会计领域发展进步的一大重要标志,是加快我国会计规范国际化进程的一大动力,是增强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的主要手段。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改革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强化我国现行会计改革的具体措施,促进了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推动了我国会计国际化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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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淑娟,女,1961.6.8,黑龙江省哈尔滨人,毕业于哈尔滨大学会计系,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财务 会计;就职于哈尔滨工大集团。
2008年,宜春市制定下发了《宜春市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卡制度改革方案》,标志着该市公务卡改革正式启动。目前,公务卡改革在我市已实施五年。五年来,这项改革开展得怎样?改革成效如何?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带着以上思考,笔者深入我市部分区县,对基层公务卡改革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有关调研情况如下:
一、宜春市公务卡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成效
五年的实践探索,宜春市公务卡消费从无到有、由点及面,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面迅速扩大。从县市看,除三区外,均启动了此项改革,实现了县市全覆盖。从改革单位看,2013年,全市开展改革的预算单位共计1 661个,比上年新增958个,占预算单位总数的89.6%,基本实现了除乡镇以外单位的全覆盖。二是发卡量和消费金额快速增长。2013年,全市累计发卡11 583张,比上年底增加8 094张,累计刷卡消费7 062万元,比上年增加5 569万元,增长近4倍。三是单位用卡意识逐步提高。目前,大多数预算单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使用,逐渐养成了勤于用卡且乐于用卡的好习惯。
公务卡制度改革的实施,进一步深化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规范了财政财务行为,减少了现金支付结算,提高了公务支出的透明度,控制了行政事业单位的现金流量和现金风险。改革进程中,部分县市结合本地实际摸索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上高县将公务卡改革工作列入政府重点督办工作,由财政、纪检等部门具体落实;万载县大力压缩授权支付额度,严格控制预算单位使用现金消费;奉新县根据年初部门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情况,结合本县实际,分单位下达公务卡消费参考目标,督促各单位落实;靖安县严格对照强制结算目录审核每一笔项目支出,违规支出一律不予报账。四县2013年公务卡消费金额分别为1 872.4万元、1 276.7万元、816.8万元和621.9万元,消费总额分别居我市10个县(市、区)前四位,占全市的比重分别为26.5%、18.1%、11.6% 和8.8%。
二、宜春市公务卡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尽管我市公务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全市整体情况来看,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总体进度偏慢;二是县市间改革进度不均衡;三是乡镇改革明显滞后。
具体分析起来,阻碍我市公务卡改革进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1.改革触及不当利益,部分单位找各种借口延缓改革。公务卡具有“雁过留声、消费留痕”的特点,将公务消费置于阳光之下,堵住了过去现金结算“无迹可查、无据可寻”的漏洞。因此,公务卡改革触动了在财务工作中存在“浑水摸鱼”情况单位的利益,导致部分单位视公务卡为“杀伤性武器”,从而找各种借口拖延改革。如有些单位认为公务卡姓“公”,届时会导致单位承担私人消费引致的所有责任,又认为参与改革后单位所有职工都必须办理公务卡,反而不利于加强内部财务管理;有些单位表示对刷卡消费不习惯、嫌保管POS机小票麻烦、对公务卡消费信息的保密性不信任,即使发了卡也不想使用。有些单位认为公务卡报账程序繁琐,即使使用了公务卡消费,但仍按原程序报账。理由五花八门,看法莫衷一是,导致一些单位采取观望态度,能拖则拖。
2.刷卡条件有限,公务卡消费完整性大打折扣。因为公务卡消费主要通过POS机完成,所以公务卡的使用频率和POS机的布设情况直接相关。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商家安装POS机积极性不高。由于刷卡手续费均要商户承担,且公款消费均要索取发票,导致商户经营成本上升,部分商户特别是中小商户不愿安装POS机。这种现象在小县城、乡镇尤为突出。二是有POS机不用。有些商户出于成本考虑,经常以网络不通、设备故障或可以提供付现优惠等借口来诱使客户支付现金。三是许多单位将公务接待转移到刷卡环境较差的地方。为贯彻中央厉行节约的精神,一些单位在公务接待中,纷纷将餐饮招待由高档次酒店转移至乡下、学校食堂、私人会所或普通小店,这些地方刷卡环境更差。因此,受以上因素影响,许多消费无法通过公务卡来进行,公务卡消费的完整性大打折扣。
3.公务卡结算体系不完善,制约改革进程。公务卡结算体系主要由银行反馈消费信息――公务卡结算软件读取信息―按操作流程还款三个紧密相连的环节构成。公务卡还款是否方便快捷,主要取决于结算体系的完善度。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三个环节均有待完善。一是银行消费信息反馈速度偏慢。受制于跨行网络清算系统,不同代理银行间的用卡信息传递至少需要三天,如果代理银行经办人员未能熟练掌握相关业务,信息传递时间可能更长。2012年,奉新县某银行就出现过由于岗位变动,公务卡业务衔接未能到位,一段时间内信息传递均超过十天的现象。二是银行信息系统和公务卡结算软件的契合度不强。有时银行信息数据早已发送,但用友软件显示未接收到银行信息,反复查询后仍难以明确是在哪个环节出现的问题。奉新县曾出现因系统不能读取信息,最终持卡者逾期还款而在银行卡征信系统中留下了“污点”的情况。三是公务卡结算软件的成熟度不高。我市于2012年上线用友政务软件大平台,距今仅使用不到两年,软件的部分功能仍需完善。部分县市反映,公务卡结算模块存在着反应速度不够快、报销流程稍显繁琐、界面功能复杂等情况。公务卡结算体系的不完善,会让持卡者觉得公务卡是“麻烦卡”,会采用各种方式抵触使用公务卡。
4.相关问责机制落实不到位,对改革不力者威慑力
不强。现行公务卡管理制度虽然对使用公务卡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如何对未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问责,各地还处于观望阶段。一是相关部门未能形成合力。公务卡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工作需要由财政、监察、审计、人行等部门分工协作,配合推进。但即使在改革进展情况较好的县市,现阶段也主要是由财政部门“单兵突进”,县市反映,财政部门虽然可以利用会计核算和资金拨付等方式来规范单位的公务卡消费行为,但这仅仅是推进改革的一种技术手段,一旦遇到深层次的问题,财政部门就显得力不从心。二是问责机制未有效执行。在公务卡改革制度设计中,明确了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弹性过大,由此造成对未参与改革或改革不力者网开一面,改得好理所当然,改得不好也安然无事,无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问责机制落实缺位,没有对改革不力者起到应有的威慑力,同时也挫伤改革执行较好单位的积极性,更引起一些县市对公务卡改革观望情绪仍然浓厚,改革难以进一步深入。
三、推进我市公务卡改革的建议
公务卡制度改革作为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延伸,在我市已开展5年之久,目前已到了从“量”到“质”的转变关键期。如不继续力推,改革将会半途而废。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四点完善建议。
1.加大公务卡的宣传培训工作,使改革深入人心。一是加大宣传,有的放矢。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利用报纸、网络、电视等各种媒介,对公务卡改革进行进一步的全方位宣传,大力介绍公务卡改革的相关知识等,使各预算单位尤其是单位领导,对公务卡改革形成正确的认识,引导其积极参与改革中来。二是加强培训,提升技能。将公务卡业务培训纳入部门决算培训范围,邀请相关技术人员,针对公务卡还款的流程和操作要点进行仔细讲解,以强化对各单位财务人员的培训,同时也可以解决单位财务人员因新老更替出现的业务操作脱节问题。
2.优化公务卡的使用环境,不断完善公务卡结算体系。一是加大对POS机的布设力度。鼓励银行抓住2012年底POS机刷卡手续费大幅度降低的契机,并将公务卡制度政策优势积极融入POS机营销理念,积极推广移动POS机,财政部门可考虑将银行的公务卡代理业务工作纳入对银行的工作考评,给予一定奖励。二是提高公务卡的结算效率。由于刷卡信息源均在各省分行,因此可向省财政厅反映相关情况,寻求高位推动,缩短刷卡信息反馈时间,并同时要求银行做好对本行公务卡业务经办人员的业务培训;针对公务卡结算模块中的一些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要求用友公司做好软件优化等服务工作,做好银行信息系统和公务卡结算软件“无缝对接”。
3.建立健全考核体系,客观评价改革情况。目前,各地公务卡仍处于“散兵游勇,各自摸索”的阶段,上级有关部门对该项工作的评判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很有必要建立一套标准的考核评价体系,用于指导评价各地改革开展。一是统一全市评价体系。将单位覆盖面、发卡量、开卡量、刷卡消费额等量化数据整合起来。对照公务消费量、强制结算目录情况,同时考虑县市经济发展程度、刷卡环境等因素,建立一套适合本地实际的公务卡改革综合评价体系。二是将公务卡改革纳入县市工作范围。可利用公务卡改革综合评价体系加强对县市改革工作的考评。对公务卡改革进展快、效果好的地区和单位,应给予通报表彰;对改革滞后的地区和单位,可以先予以口头警示,限期整改,到期仍“按兵不动”的,将进行约谈或进行全市通报,以达到激励和鞭策的效果。
4.严格落实责任追究机制,严惩公务消费中违法违纪行为。一是高位推动,密切配合。将公务卡改革进程列入政府督导工作内容,由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组成核查小组,不定期对预算单位公务卡改革的情况进行抽查监管,对于未使用公务卡结算或不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单位,可先进行提醒、警示,并限期整改,未及时完成整改的,暂停办理该单位的现金支出业务、暂停审批该单位的授权支付计划,达到震慑作用。二是落实制度,追究责任。完善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逐渐建立起使用公务卡的刚性机制,对于故意不使用公务卡、违反财经纪律或存在其他违规违纪行为的,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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