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保障研究

中国养老保障研究（共8篇）

中国养老保障研究 篇1

老龄化问题凸现，公民养老保障条件差异悬殊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日益发展，老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

各国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课题。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5989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2%(将近1/8)，比提高约0.44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天津、江苏、北京、浙江、重庆、辽宁、山东、四川、湖南和安徽等11个省市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今后，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以年均800万人的规模递增。，随着新中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中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的第一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龄老人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大幅增加，空巢化趋势日益突出。全国老龄办的调查统计表明，城市“空巢”家庭已达49.7%，农村“空巢”类家庭达到了48.9%。无论城乡，“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十一五”期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与“十五”时期相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工作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从全国来看，当前的养老保障体系只覆盖了很小的范围，据统计，70%以上公民未在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之下，城市中约有10%左右的老年人没有养老金，农村老年人中约有80%以上没有任何养老金，许多农民根本不知道养老保险为何物。

全国与地方养老保险金制度设计中，不同类型人员享有的养老资金标准(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农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标准以及非就业人员享受的养老资金标准)之间差距悬殊。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因与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增长直接挂钩，以较高速度持续增长，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却缺乏合理增长机制，导致两者差距日益增大。另外，由于当前国家养老保障制度只考虑各种就业人员，导致非就业人员与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也完全处于不平等状态。

整体上看，当前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实施中存在的差异悬殊的普遍现象，折射出我国老年人在养老待遇方面因身份不同而出现的严重不平等性，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极不相称。

建立系统的普惠化、均等化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

养老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建立一个科学的、切实有效的社会系统工程体系，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实现，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

在社会系统中，任何主体(无论是个人、家庭、组织、社会、国家还是人类)客观上都具有“安全与发展”双层目标架构，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生活还是老龄事业及老龄公共服务，也都具有“安全与发展”双层目标架构。

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实力能够承担普惠化与均等化的基本老年保障(老年生存保障)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其公民进入人生的老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前，还不能公平地享受到普惠化、均等化的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的享有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解决基本老年保障的普惠化、均等化，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并使我国不稳定的出口依赖型(外需拉动型)经济系统，向稳定的内需拉动型经济系统转化。

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央应当尽快将普惠化、均等化的基本养老保障措施，作为刚性指标列入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绩效指标之一；应当在普惠化、均等化的社会保障系统工程体制下，通过建设国家级社会保障系统工程的信息技术支持平台，实现全体公民社会保障信息的共享，使跨地域自由流动的任何公民(包括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居民身份证或公民卡实现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障)“一卡通”；应当建立可持续(如定期)进行数据更新的国家老龄系统工程模型，使重大老龄问题的预测、决策、管理做到“胸中有数”。为此，在设计和实施老龄系统工程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工程中，各级决策者应当澄清以下几点认识：

（1）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障普惠化、均等化，不是指当前就要实现所有养老保障内容的普惠化、均等化，而是指事关老年人起码的生存安全(“低端安全”)的那部分养老保障。老年人需求的多样性，要求老龄事业与老龄公共服务的多样性。政府与市场在养老产品(包括资金与服务等)供给上，有不同的侧重，应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

(2)认识和解决老龄问题，不但要算货币账(易衡量价值、有限价值)，更要算货币不可衡量的超货币帐

(难以衡量价值、不可衡量价值乃至无限价值)。

(3)在老龄系统工程框架下，养老保障包括资金保障与非资金保障。资金保障，是以资金货币形式提供给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如养老保险金、老年津贴等；非资金保障，是以非资金非货币形式提供给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定期为老年人体检、老年公寓等。非资金保障有

些是直接提供的，有些是从资金保障转化过来的。

(4)彻底扩大基本养老保障的覆盖面，不仅覆盖所有就业者，也要覆盖所有非就业者，以及作为雇主的公民。

(5)基本养老保障的普惠化、均等化应当尽快上升为刚性的、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而不应当仅仅在政策层面。

(6)基本养老保险是基本养老保障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基本养老保障的全部内容。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障普惠化、均等化，首先要求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障的物质基础——基本养老资金(包括保险金及其它资金如老年津贴)全国统筹。

中国养老保障研究 篇2

“银发潮”之猛

来自民政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 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2.12亿, 其中15%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15%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曾对中国的养老模式做过一次专项调研, 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缪瑞兰指出, 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 而中国只需27年就可完成这个过程。

更令学界担忧的是,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孝道”和家庭养老, 但是落实这种“孝道”的现实基础却在逐渐弱化和动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家庭结构的变化, 如今中国主流家庭结构已转变为只有一个孩子, 这意味着年青一代的养老负担将变得非常繁重。此外, 中国有相当多的老人独守家中, 成为空巢老人。即使是与父母同居一个城市的年轻人, 也因高强度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而很难抽出时间给予父母更多陪伴。

养老院之痛

近年来, 在国家扶持政策和市场机遇的刺激下, 各类社会化养老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然而, 就在养老日益成为资本竞相追逐的“朝阳产业”的同时, 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 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养老资源分布不均衡、养老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渐渐暴露出来。

记者了解到, 当前护工群体主要构成为进城务工人员, 专业度不足。而我国护工专业也仅开设三五年时间, 面临招生困难、师资不足、教材缺失、认可度低等问题。为此, 护理人员培训成为不少民办养老机构的“自选动作”。

养老服务法规的缺位也是困扰养老行业的一大问题。福建安心民办养老院院长宋达说, 养老院多是风险高发群体, 出险率极高, 但当前涉及养老机构纠纷多参考《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缺乏明确法律支持, 导致现实中因养老服务发生的纠纷往往因参考法规的不同而结果悬殊。

养老保障之误

“我们现在的养老还是强调家庭责任, 没有解决养老由国家承担的主体责任。如果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就会发现, 针对老人的服务应该是福利性的、社会性的, 只有利用社会化的机制才能实现风险共担和代际补偿, 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认为,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养老困境, 最核心的议题就是要明确养老的责任归属。

由于老龄人口大都受到慢性病的困扰, 老年人最需要的是康复性医院。但在国内, 除非是做手术或罹患重症, 否则老年人很难等到住院治疗的机会。刘继同认为, 中国不仅缺乏医养结合的机构, 而且也缺少提供临终关怀的医院, 因此加快医疗机构的多元化发展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专家指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养老模式上应该借鉴国际经验, 比如与中华文化渊源很深的新加坡就利用税收优惠对奉行居家养老传统的家庭给予鼓励, 凡是与老人合住的家庭都会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 而计税则是以家庭收入做标准, 充分考虑家庭的收支需求, 而非个人的收入水平。

上海幸福9号老年乐园董事长王振认为, 中国应效仿西方国家的做法,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养老医疗社会服务产业。他说, 与其由政府出资办养老院, 质量参差不齐, 不如由政府补贴市场来建设养老机构和日间看护机构, 而补贴的标准则取决于政府、社会以及老人、子女对这些机构运营质量的评级和监督。

中国养老保障研究 篇3

关键词：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人口年龄结构

一、我国人口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至2012年为止，全国总人口数为135404万人，2012年全年出生1635万人，死亡966万人，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2.10‰、7.15‰和4.95‰。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1年，育龄妇女人数更是达到3.8亿的峰值，之后逐渐趋于减少。育龄妇女结构的变化，加上急剧的人口老龄化，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地下降。200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为10.33%，2010年为13.26%，到了2013年老年人口总量突破2亿人。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持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影响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造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949年60年代，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基本上是年轻化，“光荣妈妈”的头衔吸引着大批育龄妇女生育，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严重上升趋势。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逐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70年代初以来，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年龄结构的转变。到199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完全成为成年型。随着出生率的下降，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已逐步向老年型转变。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养老保障需求影响分析

（一）数据说明。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收集到的年度数据包括（时间从1990-2012）。在这一部分，我们以计量经济学的协整理论（Cointegration Theory）为基础，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考察中国人口不同年龄对养老保障需求的影响。

（二）单位根过程和协整检验。单位根检验是针对宏观经济数据序列、货币金融数据序列中是否具有某种统计特性而提出的一种平稳性检验的特殊方法，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很多种，包括ADF检验、PP检验、NP检验等。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单位跟研究是时间序列分析的一个热点问题。通常的经济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操作产生的伪回归问题，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经过一阶差分，t统计量等于-4.438731，临界值均大于t统计量，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同同一方法检验lnx2、lnx3、lny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可以做协整检验。协整分析是判断不平稳序列间是否存在一致稳定的关系。在多变量方程组中，对于一组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检验，Johansen-Juselius的方法优于Engle-Granger的两步法。因此我们采用前一种方法来确定模型中协整向量的个数。Schwarz信息标准法常常被用来确定VAR中恰当的滞后长度。由信息标准法确定最佳的滞后数为1。Johansen检验表明在1990-2012的样本区间内，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协整的向量或长期的均衡关系。

这就是变量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各变量都是对数形式，这些估计系数反映了长期的弹性，从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对于养老需求增长有最大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变量间的短期关系，我们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动态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协整向量的系数C=（1.00000， -3.459332， -3.223279， 0.518393， -13.09349）。式中的值根据lny，lnx1，lnx2和lnx3做了标准化。因此方程可以表示为：Et=lny（-1）+3.459332lnx1（-1）-3.223279lnx2（-1）+0.518393lnx3（-1）-13.09349

根据Hendry（1995）的从“一般到特殊”建模方法，首先取这些解释变量的差分及其滞后项和此阶段的纠错模型，然后逐渐排除一些不太重要的变量。经过对一般误差纠正模型（ECM）的检验，发现下列的误差纠正模型与数据最吻合。

（三）VAR模型的构建及检验。VAR模型，即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 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根据所研究的案例与数据，得出自回归模型为：

LNY = - 0.0679542276289*LNY（-1） + 0.110925277703*LNY（-2） - 1.08753389386*LNX1（-1） - 0.0080149941265*LNX1（-2） - 2.16532002362*LNX2（-1） + 0.207355873814*LNX2（-2） + 1.27560419049*LNX3（-1） + 0.883453707318*LNX3（-2） + 23.1353360428

这期城镇居民参加养老保险与上一期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成负相关关系。15-64岁人口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养老意识增强，所以对参加养老保险人数有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其影响也较大，所以两者相关系数较大。

利用已给数据对构建的VAR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AIC和SC两信息准则的计算结果都比较小，说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度较大；对模型进行AR根稳定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VAR模型的单位根都在单位圆内，即模型是稳定的。

综上，VAR模型通得过稳定性检验，可以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绘制出养老保障和老龄化规模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下所示：

为了分析老龄化规模对养老保障的贡献大小，用Eviews做出方差分解的结果。城镇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对65岁及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的脉冲响应在2年后达到最大，并趋于稳定。城镇参加养老保险人数预测对0-14岁人口的脉冲响应在减小，且在第二年达到最小并趋于稳定。方差中65岁及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0-14岁人口的贡献在逐年增长。其最大贡献率依次为70%、10%、4%左右。从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65岁以上的老人对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影响最大。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导致我国人口增长类型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低级模式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高级模式，也由此引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导致了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持续增长，而青年一代为了养老更有保障，也加入参保大军。

参考文献：

[1] 康彩霞，王宏.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制度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9）：106-107.

[2] 张桂霞.加拿大老年人口状况及发展态势[J].热带地理，2011，（5）：526-530.

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对策研究 篇4

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对策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进一步明确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时,“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浙江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显著,特别是农村更为突出.面对社会转型,传统孝道文化淡化.子女赡养、土地养老功能弱化,破解农村养老已迫在眉睫.如何以科学发展观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挑战,对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 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组 作者单位：刊 名：浙江经济英文刊名：ZHEJIANG ECONOMY年，卷(期)：“”(8)分类号：关键词：

养老保障-资料 篇5

人老后，体弱多病，又没有固定收入，极容易陷入贫困。所以，如何养老成为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公民年老后有获得救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有成绩也有挫折；尤其是，1992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的先天缺陷，在向全国推广过程中被紧急叫停；农民本是交钱养老，却为制度设计的失误买单……

共和国辞典：养老保障

2011-10-26 第 52 期

共和国辞典

.50到80年代 ：农民养老没保障，职工国家全包

我国首部宪法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虽然宪法开宗明义规定了人年老后有获得救助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得到。在长达四十多年里，农民养老只能靠儿女，没有得到任何制度性保障。而国企工人及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

探访“五保户”成了风景线

国有企业职工及事业单位人员养老由国家全包

1951年2月，我国颁布了第一个劳动保险方面的管理规定，即《劳动保险条例》。《条例》在养老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由于历史条件原因，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制度，没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而是以单行法规和条例的形式逐步形成的。建国初期，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多数人员实行供给制，对其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的困难由组织保证供给。1950年《中央级直属机关暂行供给标准》

规定的供给项目，就包括老年优待金、保健费等等。

195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正式规定了退休职工的待遇标准。

根据规定，国有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个人不需缴纳任何费用。

农村养老的制度缺失

建国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关专题：《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二元户籍制度》、《二元义务教育》），年老后，理应获得国家的保障。遗憾的是，50年代年至80年代，农民养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极少数老弱孤寡残疾才获得集体的保障。

对于老弱孤寡残疾的保障，主要依靠“五保”制度。这项制度始于1956年。1956年6月，一届人大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其第53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给，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借口，农村养老保险的建立条件已成熟

农村养老保险长达四十多年的制度缺失，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借口，而是政府的失责。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1913、1919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中大部分国家最初没有将基本养老保障制度。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也存在着差别，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但同这些国家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平均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比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的条件。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制约因素，中国农民之所以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是因为中国社会背后的价值追求。”（焦开山：《中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终结》，光明网)

80年代后农民自费养老，公务员养老国家全包

从80年代起，我国开始改革原有养老保险制度，大体方向为从国家全包转为个人、企业、国家三方承担。养老保险的改革进程不一，大部分地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退休金制度，即个人无需缴费，各级财政承担退休人员的所有退休金。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建

立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

养老双轨制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后，职工养老需自己缴纳部分

改革开放后，中国老龄化问题凸显，原有的养老保险模式难以为继。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改革养老制度，先后出台了若干文件，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1991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要求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社会统筹和部分积累。1997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金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号)，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方向。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采取“老人”老办法，“中人”过渡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且规定个人缴费为工资的8%，并全部进人个人账户；企业缴费全部进入统筹账户，养老金的月标替代率为59.6%。（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

间的比率。）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缓慢：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仍是国家全包

1997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金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后，要求统一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此后，“十五”计划纲也明确提出“适时改革并完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十七大报告再次要求

“促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可是，由于这种改革是既得利益向自己开刀，养老保险改革困难重重。2008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并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试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该项试点工作进展缓慢，试点政策至今还未正式实施。

所以，时至今天，大部分地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退休金制度，各级财政承担退休人员的所有退休金。

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立，农民全部承担养老费用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1986年 12月，民政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报告》。1987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并确定“以民政部为主先行进行探索和试点”。

经过试点的经验积累，1992年民政部颁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下文简称“农保”），确定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开始向全国推广。

按照《农保方案》，养老保险费的筹资上，实行“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但实际上，国家并没有提供财政支持，集体

补贴只是镜中水月，农民个人交费为主”实际就是农民自已养活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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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保险：失败探索 问题多多

1992年开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在推广过程中，由于制度设计存先天缺陷，农村养老保险被紧急叫停；农民本是交钱养老，却为这制度的失误买单……

3元养老金，不如半天讨饭钱

“农保”方案向全国推广，1998年覆盖全国65%乡镇

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颁布后，农民养老保险逐步推广到全国。到1997年，农民养老保险发展到高峰，积累金额140亿元，全国参保人数超过8000万，试点县（含县级市、区）达2000多个，约占全国县级单位的三分之二。虽然名为试点，但其覆盖面已经达到中国农村人口的10％左右。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21个县(市)和65%的乡(镇)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有8025万人。

急刹车，1998年朱镕基叫停“农保”推广

就在农保高歌猛进时，巨大的财务风险也在悄然聚集。农保于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时，正值中国经济周期处于高通胀阶段，最初以非专业方式承诺的计息标准和增值收益必然地偏高。随着1997年中央银行多次降息，农保基金的支付风险显著增加。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临，随之，国内开始金融领域的整顿。“农保”被列为保险业整顿的工作之一。

1998年8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对整顿保险业工作小组上报的《对农村养老保险的不同意见》做出批示：“农村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两天后，时任总理朱镕基对同一份材料做出批示：“农村实行社会养老保险不具备条件”，“要逐步过渡到商业保险”。

1999年，国务院要求清理整顿“农保”，政府主动退保

在领导层定调之后，1999年，《国务院批转整顿保险业工作小组保险业整顿与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

务。

据《财经》2006年《农保不相信乌托邦》一文显示，内陆省份“清理整顿”的通行做法是简单退保。

“株洲市郊区是湖南省最早推行农保的地方，目前农保的“退保率”高达90％以上。原因是政府“主动退保”，即地方政府主动把保费退给农民，也不

再承担责任。”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下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保司）统计，截至2005年底，中国参加农保的农民达到5442万人，占农民总数的5.8％，基金积累达到310亿元。在1997年农保“高潮”期，全国参保农民曾高达8000多万人。目前已退保的农民为2000万左右。”（常红晓 何禹欣：

《农保不相信乌托邦》，《财经》，2006.9.4)

退保时只退本金，农民：不给利息，这不是坑农民吗？

按照相关政策，退保时是连本带利的。可是，一些基层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却只退本金，许多农民颇有怨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农民袁金玉对记者说：“1993年的200元保险费，如果存到银行，现在也有三四百元了，但是政府退保却只给本金，不给利息，这不是坑农民吗？”

“农保本来是上级强行推进的工作，后来出了问题，却谁也不管。我们在基层做具体工作的夹在中间，既要面对农民，又要应付上级，真是左右为难。”株洲市民政局工会主席、原农保局局长陈一匡叹道。”（常红晓 何禹欣：《农保不相信乌托邦》，《财经》，2006.9.4)

农保问题基金被挪用

农保制度向全国推广后，由于缺乏对资金的有效监管，部分地区农保基金被挪用。

“今年2月，云南省红河州民政局局长罗理诚擅自挪用农保基金428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引起国内舆论高度关注。其实，这只是全国农保基金挤占、挪用之冰山一角…………据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省委课题组2001年调查，当时湖南省农保基金共计4.84亿元。其中违规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8367万元，占基金总量的17.2％；地方政府挪用4197万元，占基金总额的8.7％；农保机构挤占挪用1204.4万元，占基金总量的2.5％。上述三项占基金总额的28.4％。”

（常红晓 何禹欣：《农保不相信乌托邦》，《财经》，2006.9.4)

农保“保小不保老”，60岁时投保每月拿不到1元

除了农保基金被挪作他用外，此《县级农村社会养老方案》存在着“保小不保老”的问题。由于农村养老保险采取的是完全积累型模式，即建立在个人账户基础上的先积累后受益；积累时间越早获益也就越多，短期积累几乎是无意义的。农村养老保险规定投保对象为20-60岁的农村居民，如果一次性缴保费100元，对于现在20岁的人来说到60岁开始领保险时，每月将能拿到14元;对于现在是40岁的人来说，每月将只能拿到1元；对于59岁的人来说，到60岁时每月拿不到1元。

参考文献;常红晓,何禹欣：《农保不相信乌托邦》，《财经》，2006.9.4;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袁志刚：《养老保险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障十分不公平，农民养老基本没有保障，城镇居民需自己缴纳部分，体制内人员养老则是国家全包，这种附加身份限定的养老保障制度，有悖于宪法精神。

http://news.qq.com/zt2011/ghgcd/52.htm

http://news.qq.com/a/20111026/000037.htm 这是10月2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天津、内蒙古、江苏、山东四省（区、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据新华社电 10月24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滨海新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天津、内蒙古、江苏、山东四省（区、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经济走势，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要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

温家宝在天津调研要求巩固经济良好局面 来源：所属栏目：

温家宝在座谈中说，要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合理增长，优化融资结构，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要完善财税政策，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重点，把钱花在刀刃上。信贷政策要与产业政策更好地结合，切实做到有保有压，保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要，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支持民生工程尤其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继续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投资。

温家宝强调，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首要任务，继续搞好物价调控。

>>现场

国家要想应对危机须实体经济发达

在考察过程中，温家宝在一家企业的会议室与来自新兴产业的几位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几位企业负责人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意见。

“第一个，税收政策，现在增值税很厉害，17%，对新兴企业的财务流转有很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国家的金融政策实际上还没有赶上国家的产业政策。”天津芯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钧说出了企业发展的困难。他的公司从事集成电路的高中端核心装备制造，许多产品打破了国外垄断，公司技术人员中有70%以上是硕士和博士。

温家宝说，“这是一个民营企业，从人员数量看又属于小微型企业，又是个创新企业，我觉得，我们的税收如果从结构性减税讲，首先应该面向这类企业。金融贷款或社会融资，我觉得应该重点支持有发展的高端制造业。”

座谈会最后，温家宝说，“金融危机已经四年了，这四年给我最深的教育就是一个国家要想能应对危机，必须有发达的实体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又必须有创新的和科技的产业作为主导。这样我们就会减少泡沫经济对财政金融的冲击，也减少国际金融市场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今天我想讲的一句话：我们要把很大的力量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来。”据中广网

>>名词解释

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 篇6

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是建安工程造价的组成部分，是由建设主管部门为建筑企业代收，用于建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专项资金，其来源是国家规定的建筑工程费用定额标准中的养老保险部分，建设单位按建安工程造价的2.6%向建设主管部门缴纳后，不再按建筑工程费用定额标准像施工企业支付，建设单位在确定工程投资时应计入工程造价内。这仅仅是提取办法的改变，而不是新增加收费项目。

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是属于社会保障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企业向社保机构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唯一资金来源。众所周知，建筑企业按国家统一规定的预算定额，没有自己产品的定价权，其养老保险资金的来源不同于一般工业企业。实行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管理，其目的是为切实解决建筑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问题，保持行业和社会稳定。

鉴于上述原因，鲁政办发（1995）77号文件规定：“凡我省境内的新建、扩建、技改、维修项目和土石方工程，构件制作安装、建筑装饰、桩基础、道路桥涵 堤防等工程项目，部分投资来源、隶属关系及所有形式，均应在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办理工程开工手续10日内，向工程项目所在地的建筑业主管部门交纳劳动保险费，并凭交纳证明办理开工手续”。潍政发（1996）64号文件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应及时足额交纳劳保费用。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免。对擅自开工及瞒缴少缴、扩大项目提高标准不补缴或者抗缴劳保费用的建设单位，除令限期补缴外，按日加收20%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劳保费用专户”。

中国养老保障研究 篇7

1.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仍作为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方式而存在着,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主要表现为:首先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四二一”的家庭模式逐渐增多,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必然随之而减弱,如果缺乏有效确实的保障力量的加入将会给家庭和社会的养老带来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入侵,年轻一代受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孝敬赡养老人的道德价值观念也发生着淡化,新一代年轻人也深受社会竞争压力等问题的困扰而成为影响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与否的因素;再次,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空巢”老人的出现,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工作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切实下降。被征地农民中很大一部分都表现为年龄较大,身体素质较差,受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在缺乏土地切实保障状况下家庭养老功能基本难以持续。

2.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不完善。全国各地在针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面存在的缺失积极探索制定了相关政策,具体可分为六种类型:一是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具体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二是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三是就这一特殊群体建立具体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四是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五是将其纳入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六是将其纳入商业保险模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国对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视,这些政策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农民解决了一定的后顾之忧,基本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被初步确立,但由于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在中国各地初步尝试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仍存在一些实际持续运转等困难。

3.缺乏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在土地征用之初,被征地农民的生活还是可以在一次性补偿的支持下安稳度过,但随着时间推移,受农民收入情况、身体健康状况和年龄等的影响,被征地农民的后续养老保障问题较大。一方面,不少农民个人缴费能力是很有限的,持续性也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由政府出资支持的话具体责任难以到位,在出资机制上政府所缴纳保险费用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取,加上各地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大量投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物价上涨,养老金的发放标准也必须做出相应提高,这样无形中带来了很大的资金短缺漏洞,这个问题也是影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4.立法滞后与相应保障机制缺失。立法滞后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明确的监督监管运行体制,由于受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影响,中国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目前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尤其是在制度的运行,资金的管理监督和资金的保值增值方面都难以达到法律层面的规范。此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统筹层次过低,除了有借用商业保险之外各地的养老保障制度试行还处于村级范围,再加上部分村组干部素质不高,村务事项公开流于形式,财务公开缺乏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土地征用费用以合法或不合法的形式流失,严重损害了这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相应法律规范的滞后和保障机制的缺失也影响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二、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发展的攻坚阶段,城市化的发展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化的滞后会影响到中国人地关系趋于紧张,导致农业劳动生产力降低,导致中国城镇第三产业缺乏动力。而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又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之间是一种紧密联系的过程,必须充分发挥其相互促进的积极效果使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保障体制更加完善和谐。近年来,中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被征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合理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到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有效征用。

其次,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关注到占广大多数农民的切身利益,增加农民收益,健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近年来由于被征地补偿安置引起的争议屡见不鲜,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的不和谐音符,征地是社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的一种必然现象,却成为引起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解决好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利益的补偿及后续的养老保障问题。

此外,完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根本出发点是要维护农民切实利益,实现中国城乡养老保障一体化发展。近年来,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差较远,鉴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快速实现城乡同等的社会保障是不现实的,必须通过不断缩小差距逐渐接轨才能最终实现城乡养老保障的一体化发展。

三、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体系

(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原则

1.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较快发展,因此对建设用地保持着较高的需求,也正是基于此造成了建立和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现实需要,但在较短时期内以较低征地成本获得土地的现状也是必须面对的,在建立和完善这一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初期只能从低水平广覆盖开始,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在经济基础相对较为薄弱的欠发达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开展必须以当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现状为基础而展开。

2.坚持集中管理下的分类指导原则。在中国建立统一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基本需要,但必须在此前提下根据中国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则进行分类指导,制定出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障需要。

3.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实行三方分担原则。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养老保障资金如果全部依靠国家来拨款会在无形中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无法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建立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方式,在土地的征用过程中,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集体和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征地补偿金,这就要求在保护被征地农民的保险权益是,当地政府和集体以及个人必须共同分担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保证兼顾效率与公平。

4.确保城乡制度相衔接原则。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最终归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与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应该是相区别体现各自特殊性,又应在两者之间保留一定的相通与兼容,以便实现最终意义上的衔接与统一。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确保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基本需要。

(二)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路径选择

1.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目前来看中国的土地征地制度有失公平,主要是因为中国征地补偿是根据土地的原有用途即农业用途来补偿的,这显然是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背道而驰的,因此对于征地制度的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应该是按照被征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在原来的征地补偿制中包括土地原有用途补偿损失、附着物和青苗损失补偿和迁移安置补助,因此建议在此基础上增加几项补偿,包括社会保障费用补偿,鼓励建立专项社会保障基金并由政府集体和个人集体出资保障其顺利运行;其次还包括土地新用途的增值补偿费用,现实表明,这些土地被征用后会较之前农用时期产生巨大的级差地租,并且农民应该享有这部分增值后的收益,以便用于由于通货膨胀后的生活贫困带来的养老保障等问题;最后还可以针对被征地农民进行相关教育培训,及时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就业信息普及和技能培训,真正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2.合理确定缴费及待遇水平解决资金问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与平衡是确保此项制度顺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落实养老保障资金的收入与支出及保值增值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实行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模式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的模式,实行三位一体的部分积累制,政府出资不低于保障费用总额的30%,并且资金直接从土地出让金中直接划拨到统筹账户;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费用总额的40%;个人缴纳部分则可以从安置补助费用中抵缴,并且在缴纳时间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民收入的不稳定等因素,实行有一定弹性制度的保障金缴纳,可以按月、按季或者按年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缴纳。

3.建立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在中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强制实行的,但政府仍有责任对这部分农民参保进行有效引导,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向被征地农民宣传该制度的意义及农民参保后的受益情况,消除农民心中的怀疑态度,增强农民的自我保障意识,变被动消极参保为主动参保。需要确保被征地农民在合法权利遭到侵害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让他们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尊严,有效促进其再就业。

中国养老保障研究 篇8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06-02

一、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1.家庭养老模式功能简化。人口老龄化迅速到来，加重了家庭养老的负担，老年供养人数的上升，使中青年的劳动人口压力加大。我国大部分老年人口都分布在农村，专门用于养老的开支使很多农村家庭无法承担。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实施了控制人口不断膨胀的计划生育基本政策，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同时我们看到这一政策对家庭养老模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家庭规模的变化。家庭内部人数和劳动力的减少，使家庭收入必然减少，赡养老人所需的物质要求无法保障。二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内部结构向小型和集中化发展，供养人口大幅下降，出现严重的供求失衡。

2.土地养老功能退化。自我国实施养老保障制度以来，农民这个大群体一直未被纳入到养老保障体系之内，从政府到农民等各个阶层都认为农民既然已经有了土地，就完全可以不再需要为其提供其他专门的养老政策和制度。现实情况表明如果仅仅依靠土地根本无法满足现代的养老需求。原因如下，首先土地养老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收成好坏，而我国气候现象多样自然灾害频发，土地收入并不可观，难以满足养老需求。其次，失地农民人数不断上升。自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快速发展的乡镇及县级企业占用了大面积的耕地，目前我国的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相差越来越大，在人口稠密地区更是如此。耕地的减少无疑会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再次，近些年我国随意征地现象严重。许多地方政府不按法律政策的规定就随意征收土地，导致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徒有虚名，造成了无地可耕的景象。

3.保障范围狭窄且不健全。就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障现状来看，农村养老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保障范围极其狭窄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总体参保人数较少；二是参保的主体主要集中在村干部领导和乡镇、村办企业的职工阶层，纯农户屈指可数。与保障范围狭窄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现实情况看来，我国目前有能力和愿意参加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农民，大多数都来自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这些居民整体来说经济条件较好较富裕，而贫困地区的农民则无能力无意愿参加。

4.管理缺乏规范性，基金保值增值存在困难。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障基金都是以县级为单位进行统一集中的管理，但由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起步较晚，技术不发达，机构设置不合理不完善，基金管理不成体系，监管出现漏洞、执行不当等问题，使很多地方政府在管理和使用养老保障金时出现了挪用、盗用的不良情况。这将会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政府和人民遭受巨额的损失，同时影响了政府的威信，降低了农民参加养老保障的积极性和自愿性。同时，由于我国的养老保障在管理方面没有形成规范的系统，农村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与运营由各个主管部门各自负责，多个主体的管理必然造成运转成本上升、资金有效利用率较低的弊端，出现责任时则相互推诿和扯皮。

5.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当前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以民政部制定的《方案》为基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稍做修改后制定的。其法规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特别是对保险基金的占有、盗用和挪用等行为，没有规定有效的限制和惩罚措施。目前农村保障基金管理中的违规行为相当普遍。

二、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问题的对策研究

1.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一是按照我国实施城乡统筹的发展要求，集中快速地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强县乡的经济实力，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逐步缩小我国的城乡差异，提高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根据本地实际实施放宽城镇户籍限制的政策，逐步消除二元结构的身份制弊端，将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产生积极影响。在实施引导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时，必须保证农村老人的生活来源和所得养老金不会因劳动力的输出而受影响。同时，加大国家财政扶持力度，当前工农业发展失衡，国家在政策制定上要向农村倾斜，促使农业人员实现平等收入和公平待遇，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后，才会有多余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养老保障的计划中[1]。

2.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在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上，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农民也要加强自身的权利意识。政府不仅是这一理念的执行者和推动者，也是责任的主体。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的责任。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障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农民在达到法定年龄时得以维持基本生活的重要举措，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给以支持。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得力于充足的资金保证，政府作为农村养老的责任主体，有义务按照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养老保障承担相应的财力和物力，它对所有农民负有最终责任。

其次是法律的责任。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发展需要政府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以便为养老事业的顺利推行营造完善的法制环境。由于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涉及的领域较多、范围较广、管理实施难度较大，对信息交流和信用协调的要求都非常高。因此，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

再次，加强相关宣传和道德建设的责任。在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政府既要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还要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不断加强相关舆论宣传和道德建设。当前许多民众仍然对老年人存在消极看法和落后观念，这就需要政府及时加强尊老、敬老、爱老思想的宣传引导及教育，使爱老、养老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农民自身的权利意识主要表现在当前我国的家庭和社会都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寻求自我保障非常有必要。老年人不应只是养老保障体系中的被动接受者，更应该是养老保障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为自己未来养老储备资源，将是年老后可获得的最可靠的保障来源。因此，提早树立养老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有意识地积累养老资源，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表现，也是个体对自己的养老所承担的无法推卸的责任。这正符合当代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3.构建多层次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类型不再是单一的农民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农民工、失地农民、经营型农民、乡镇企业农民等多种类型的人群。要想实现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障的全覆盖，就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模式，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养老保障政策。就农民工来说，流动性大是他们的特点，当他们由城市返回农村时如何做好养老保障账户的衔接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现在我国村镇企业日益增多，很多农民选择在附近的企业工作，那么这一类农民的养老保障怎么进行、由谁缴纳保险费用都是需要有专门的政策来加以规定，才能得以规范化操作的。

4.基金运营和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拓宽养老金保值增值渠道。为了防止某个时期我国财政收入不足，国家需要事先筹集部分资金，作为农村养老保障的储备基金。就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不仅法律上规定了政府每年应向储备基金注资，更关键的是要开辟多种渠道，筹措养老储备基金。随着我国物价水平的不断上涨，如何实现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既要管好每一分“养老钱”，也要确保其保值增值。这样我们就要选择是养老金封闭式运行还是开放式运行。封闭运行是为了确保基金运行的安全，但是面对目前我国的物价水平其不利于保值增值；开放运行是为了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但是市场风险难以掌控会给养老金的运作带来一定的风险。鉴于这种情况，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新农保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由这样的专门机构来统一运作全国的新农保养老金，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农村养老保障的基金是我国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保命钱，需要引起相关保障部门的重视，在管理和基金监督上采取行动。要建立长效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基金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可以建立保障基金的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集中管理，共同监督。建立相应的财务制度、预算编制、资金投资管理等相关规定，成立部门管理养老保障基金的收支和预算的执行[2]。同时建立基金监督委员会，包括政府的审计部门、监察部门和省人大等相关部门，将基金纳入专门部门存管，以确保基金的监管和防止挪用、浪费，还要严格监督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以达到监督政策法规的执行和资金收支的运营，确保农村养老保险的利益。

同时，要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加强和规范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专门账户管理，并逐步实行养老金的集中支付，加强社会保险机构的建设，建立和完善保险基金的审查审计机制，强化审计部门的监督作用，从而保证基金征收、管理、发放和监督的有效分离，彼此之间相互制约，以确保农保基金的完全和完整。

5.加大立法和相关的政策制定与衔接。有法可依才能使农村养老保障的运营具有规范性；有法可依才能给予农村居民稳定性。可以考虑制定关于农村养老保障基本法律，同时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内容、基金来源及支付标准、基金的运营和监管、机构的管理、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使之有法可依[3]。由于我国农村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地方政府必须要根据各地的现实情况，在全国性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在与全国性养老保险法律不冲突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具体规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养老保险法的完善积累经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出现了纯农民、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分化，针对不同身份的农民，应制定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这将为我国整个养老保障事业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宫晓霞.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财政支持研究[J].财政研究，2011，（8）.

[2]刘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如何走出困境[J].决策与信息，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