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模式研究管理论文

编者的话：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什么，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本期“中国模式”栏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转型路径、中外比较以及新模式探索中产生的新认识和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展望和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前景，对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社会保障模式研究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保障模式研究管理论文 篇1：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规范管理模式研究

摘要：社会保障基金体现出一种双重信托的性质——缴费主体与国家间的第一层信托关系和国家与市场主体间的第二层信托关系，第一层次信托的成立具有强制性，第二层次的成立具有自治性。为保障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健康发展，应厘定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为鞭策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受托人能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而管理信托财产，需要在第二层信托法律关系中确立两个行为准则——忠实义务和谨慎义务，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完善的关键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社会保障基金信托;谨慎义务

一、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随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到，“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宋明岷，2012)，我国开始逐步接受和推行社会保障基金的信托管理模式，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社保基金资产是独立于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社保基金托管人的资产”，《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和其他为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

然而，立足于我国当下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实践(郭晋晖，2014)，如何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近两年来，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状况明显好转：2011年基金投资收益率0.84%;2012年基金投资收益率7.01%;2013年基金投资收益率6.29%)，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模式到底应如何构建、如何发展?本文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信托模式、权益关系、忠实义务、谨慎义务等进行分析，从而试图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规范化进路。

二、 基本模式：社会保障基金与信托的双重契合

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权之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与信托原理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国家作为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名义上的所有人，社会保障基金体现出一种双重信托的性质：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本身，即劳动者或其雇主基于对国家的信任而依照社会保障的相关法律条款而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从而形成社会保障基金;二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的受托人，将按照市场规则去选择专业的受托人，以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与增值。

1.社会保障基金的第一层信托关系--缴费主体与国家。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第一层信托关系中，公民是委托人，国家作为受托人，公民基于对国家的信赖，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从而集合而成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体现出一种私益和公益相混合、自益与他益相并存的信托模式。具体而言，社会成员一般是为了自身私益而让渡自身部分财产(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是由于社会保障之性质，决定了社会保障基金的信托之目在追求私益的同时又带有公益。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委托人和受益人相重合，即缴费的私人主体本身就是社会保障基金的受益人，从而社会保障基金是一种自益信托。但是，作为负有缴费义务的社会成员所在单位，并非受益人，用人单位只是出于法律的强制性和社会责任分担而缴纳社会保障费用，在这一层角度上社会保障基金又是一种他益信托(杨燕绥，2012)。

2. 社会保障基金的第二层信托关系——国家与市场主体。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第二层信托关系中，国家作为社会保障基的委托人，为了更好的管理社会保障基金，将按照法律规则去选定专业化的受托人，受托人将基于信托合同去规范化地运营社会保障基金，来达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根据信托的基本性质，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托带有公益性和他益性的属性。国家是委托人，受益人是全体社会成员，从信托目的来看构成一种公益信托，同时由于信托利益的归属不是委托人本人，那么社会保障基金属于他益信托。第二层信托设立后，被选任的受托人应履行亲自管理的义务。在这一层信托关系中，为了防范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风险，信托监管制度的构建将极为重要，它将接受委托人、受益人、相关行政机关以及专门监管机关的严格监督。

三、 核心机制：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权义关系

社会保障金信托管理的权义关系，是指由法律所调整的在信托当事人之间形成的、以信托财产(社会保障基金)为中心的权利义务关系(朱大旗，2007)。基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独立性原则，来厘定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样有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1. 社会保障基金信托之委托人的权义关系。信托之特别成立的关键条件之一是信托财产的转移，即委托人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委托人一旦将信托财产移转给受托人，原则上即不得越俎代庖，而行使受托人之权限，且为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原则上也不再赋予委托人任何权利。在社会保障基金信托中，无论是社会保障基金的委托人，还是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委托人，除了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信托财产之外，即承担交付移转财产的义务，亦无需承担其他任何经济上的义务。

在第一层的信托关系中，第一层信托关系的委托人——缴费主体，一旦完成社会保障费用的缴纳，他就基本上退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过程。在第二层的信托关系中，第二层信托关系的委托人--政府，它的这重身份源于第一层信托关系的受托人地位，政府除了按照法律规定严格选择合格的受托人之外，还应对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活动进行一种宏观审慎性的监督。例如，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以及复制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事务有关的账目及其他文件，当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存在不当行为或违约行为时，委托人有权要求弥补损失。社会保障基金信托设立后，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活动中，若因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出现盈亏或产生第三人的债务关系，委托人——政府也无需为此承担法律上的偿债义务。

同时，应予以注意的是，当前各国的社会保障法(或社会保险法)都明确规定了政府在社会保障活动中承担法定的出资义务，但是这种出资义务并非基于上述委托人的角色，不应将其与信托中委托人的义务关系进行混同。这种出资义务乃是基于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在社会保障过程中必须承担的财政补贴或资金补助的法定责任。

2. 社会保障基金信托之受托人的权义关系。信托之特别成立的第二要素是应依信托契约之内容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即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而对信托财产负有为他人利益进行管理和处分的义务。对于受托人，一方面负有行使信托财产管理和处分之权利，另一方面又承担着不得违背职务或逾越权限之义务(王文宇，2008)。

对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受托人，在第一层的信托关系中受托人为政府;在第二层的信托关系中，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人即为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受托人，受托人除了能按照法律的规定或信托契约的约定能获取信托报酬之外，不存在其他相关的利益分配。对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受托人，其固有财产和信托财产不能混同，应实现账户与管理上的双重分离。受托人一旦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过程中，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的损失，受托人一般不需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除非受托人违反的法律上或信托契约的事先规定或承诺。

3. 社会保障基金信托之受益人的权义关系。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受益人指因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社会保障基金)而享受信托利益的人(所有社会成员)。按照信托的基本原理，当受托人违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分别管理义务、直接管理义务以及忠实义务之时，信托关系的受益人是权益的直接受影响者，故在逻辑上受益人应站在监督受托人的第一线，从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因此，受益人一般享有比较广泛的信托权利，除了有权查阅、抄录以及复制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事务有关的账目及其他文件，还能要求受托人对解释所进行的信托投资事由等。但是在社会保障基金信托中，由于受益人是一个极为分散的群体，难以对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运营形成有效的监督，对此仍应强化多元并举的监管体系。

在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双层信托结构中，受益人始终保持不变——社会成员。社会保障基金信托中受益人的受益权之取得，虽不是等价付费但也是一种有偿取得，只要社会成员或其雇主首先依照相关法律缴纳了社会保障的费用，受益人才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的基本待遇。同时，受益人只有达到法律规定的一些条件(如基本年限、具体情形)，才能享受请求给付社会保障的待遇。同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委托人，受益人亦无需因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盈亏而产生的第三人债务而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

四、 关键制度：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忠实义务和谨慎义务

1. 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忠实义务。忠实义务又被概括为“利益冲突防范原则”，即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唯一地为受益人利益而管理信托事务，严禁在信托管理中为自己或第三人谋利。它主要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禁止受托人利用其信托管理地位而获益;二是禁止以自有资金购入信托财产和以信托资金来购买自有资产;三是禁止与受益人交易，受托人须保证交易的绝对公平与公开透明(周小明，1996)。鉴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性质，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应禁止为自己和第三人谋取利益，它的忠实义务可引申为分类投资和信息披露的两个要求。

对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分类投资，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用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领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压力而建立的储备基金)、补充保障基金(即企业年金)和其他保障基金。对于社会保险基金，因其以现收现付为主，除了留存必要的备用金，一般应以年度平衡为标准，不应出现大量剩余。对于一个年度内，应限定于投资于风险小、周期短的金融产品，如货币型基金;对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于其规模过大，为避免给国内经济制度带来负面效应，主要应限定于投资海外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年金，因其具有明确的个人所有权，应当由完全的市场化经营(王显勇，2012)。

对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信息披露，信息披露是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受托人定期且及时地向社会披露具体的运营状况，以防止受托人的违法违规操作，提高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安全性。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般都通过健全的法律规定对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信息披露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例如，美国自1941年开始，就每年发布一个“信托人报告”，到2004年起，从第一份报告开始的每一年度的报告都能在网络上找到(王洪春、卢海元，2006)。鉴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状况，应建立定期信息披露和临时信息披露相统一的披露体系，定期信息披露主要公布基金投资的成本与收益等，临时信息披露主要是针对可能影响社会保障基金信托正常存续的重大事件，此时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受托人应当承担强制性的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应大力开展社会保障基金的信息化建设，以形成社会保障、财政税收、企业、银行之间的信息共享系统，并要求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各个环节都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只要不涉及法律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都应向社会及时准确的公布。

2. 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谨慎义务。谨慎义务，受托人在信托管理中负有运用通常谨慎的人在处理自己财产时所应有的谨慎和技巧之义务(徐孟洲，2006)。对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谨慎义务之标准，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原则，受托人应承担高于一般受托人谨慎义务的专家注意义务，即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受托人应在投资过程中具有最高程度的谨慎。其实由于对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受托人的选拔具有严格的准入要求，因此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受托人应该具备良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受托人也能对社会保障基金信托投资对象的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进行更高级别的监测、判断与调查。

我国《信托法》第25条第2款规定：“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不难得知，对于受托人谨慎义务的条款规定得极为抽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从法律技术的手段而言，这便决定了我国对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谨慎义务应进行专门的规定。对此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第404条第1项，对受托人的谨慎义务进行了细化性的规定——“谨慎人的谨慎标准”——“受托人在将有关的联邦雇员养老金基金资产进行信托投资的过程中，应当”运用充分的注意、技能、谨慎与勤勉，即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具有同等能力和对事物具有同样的熟悉程度的人在处理相同性质与相同目的的事务时通过会运用的注意、技能、谨慎与勤勉。“1995年美国《统一谨慎投资人法》第2条第3款更是对受托人谨慎投资义务的具体要求进行了列举性规定(具体列举了8项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财产和将该项财产运用于投资时所应当考虑的因素。如整体经济条件、通货膨胀或紧缩可能造成的影响，由投资决策和策略产生的预期的税收负担等)，这为受托人对谨慎投资义务的承担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标准和依据。

基于上述简析，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谨慎义务，至少应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受托人必须行使充分的注意、技能、谨慎和勤勉的义务;第二，受托人在投资时应进行多项目的科学投资组合，并对投资的资产类别、投资比例等应进行直接的数量限制，以最大程度地规避投资的风险和保障基金的安全;第三，受托人必须严格控制成本，并确保投资收益不低于法定的最低收益率。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双重性的硬性指标，社会保障基金信托投资的年收益率不应低于同年度的通货膨胀率再加三个百分点，并且应超过当年的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20%以上(汪泓，2008)。

五、 结论

在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成立过程中，第一层次信托的成立具有强制性，第二层次的成立具有自治性，第一层次信托关系是第二层次信托关系存在的基础。两者都基于对国家主体的信赖，才能实现国家作为信托关系主体身份的转换——由第一层社会保障基金的受托人转变为第二层社会保障基金的委托人。不同于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第一层信托——国家作为一种公法主体，第二层信托法律关系的主体——国家乃是作为私法上的民事主体，按照意思自治原则与选择的市场主体缔结信托契约，并对受托人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

但是，对于我国当前的立法现状，我国民商事性质的《信托法》难以为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持;同时基于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主要应遵循商法自治原则和公权介入原则，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也非我国《社会保障法》所能完全调整。社会保障基金信托作为民商法和社会法的交叉性产物，应根据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的特点，另行制定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特别法律规范，这样才能对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的管理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持，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信托管理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宋明岷.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郭晋晖.全国社保基金跑赢通胀.广东千亿养老金分享高收益.第一财经日报，2014-03-27.

3.杨燕绥.社会保障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朱大旗.金融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王文宇.金融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6.余卫明，贾楠.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受托人的谨慎义务.时代法学，2013，(6).

7.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8.王显勇.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研究.经济法研究，2012，(11).

9.徐孟洲.信托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重点项目：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统计测度、国际比较与影响因素研究”(项目号：2013LD03)。

作者简介：谢冰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周迈，湖南外贸职业学院工商学院讲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肖宏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助理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4-06-08。

作者：谢冰清　周迈　肖宏伟

社会保障模式研究管理论文 篇2：

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与创新

编者的话：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什么，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本期“中国模式”栏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转型路径、中外比较以及新模式探索中产生的新认识和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展望和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前景，对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当今世界主要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

由于各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社会转型程度、政治经济体制、国民需求及传统习惯等等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及其项目设置在不同国家、地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即便相同项目，保障的范围和达到的标准亦不一样。“社会保障模式”所反映的，便是社会保障制度及其项目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安排与运作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社会保障模式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分。由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保障研究与实践中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这里我们以公平(政府)为横坐标，以效率(市场)为纵坐标，组成一个坐标系，首先对社会保障主要模式做一理论上的划分(见图1)：

根据图1，可以将社会保障主要模式划分为四大基本类型，处在第一象限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公平的，也是有效率的;处在第二象限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注重效率，但对公平体现不足;处在第三象限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的一种类型，属于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或建立之初、十分不成熟)的一种状态;处在第四象限的社会保障制度，过度强调公平而忽视了效率。

对应当今世界的主要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兼顾公平、效率的，可称为社会保险型，起源于德国，当今以美国为最典型;注重效率、忽视公平的，典型的是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制度，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强调公平、忽视效率的，则属于福利国家型，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大致可归到此种类型。从第二象限按顺时针旋转到第四象限，政府的作用渐强，市场的作用渐弱;从第四象限逆时针旋转到第二象限，市场的作用渐强，政府的作用渐弱。

比较而言，处在第一象限的社会保障制度即社会保险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比较适应，是一种相对合理的社会保障模式。当然，在该类型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如何求得公平、效率的平衡对各国来说始终都是一个难题。而另外两种主要社会保障模式，也都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之处。

中国社会保障新旧模式转型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不久，即着手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从那时至今，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实行的是“国家保险模式”;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变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偏向社会保险模式)正在形成之中。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据此国家为城镇企业职工建立了劳动保险制度。其后，国家为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城乡“三无”人员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及针对全体国民建立了充分就业制度。最初的社会保障制度被称为“国家保险模式”，其根据来源于列宁的“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的著名论断。该模式在保障目标上突出社会公平，其基本特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由政府包揽一切社会福利并理论上面向全体国民。该模式与充分就业紧密关联，公民取得职业即得到了享受国家保险的权利(在农村则由集体保障充分就业，但未实行劳动保险)。

应当承认，最初实行的“国家保险模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推进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但这一模式也存在着国家及企业(单位)负担过重、助长个人的依赖思想、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管理分散、城乡差异大、法制化程度低等各种严重缺陷，总体上，该模式突出了公平而忽视了效率。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国家保险模式”已无法适应市场化的要求，确立新模式、变革旧制度成为历史必然。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从城镇首先展开的，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分界线，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于八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末期。这一时期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来推进的，目的在于解决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不协调的问题。第二阶段开始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的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不再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而是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社会工程，原来的小打小闹的改革已无济于事，这一时期已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确定为建立新型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项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引进了个人缴费机制，真正体现了责任共担的原则，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与完善(增加了失业保险等重要项目)，改变了职工对单位、国家的依赖思想，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层次趋向多元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趋向统一，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社会保险法》正在全民征求意见中)。

基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城镇、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明显已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并妨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现实，国家自新世纪初启动了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程，目前，低保制度已在农村实现了全覆盖，“新农合”已经覆盖80%以上的农村地区及居民，“新农保”也于2009年下半年开始试点。

总体上，随着改革不断推进，我国正逐步建立起以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为主体，且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有机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覆盖范围广、社会化程度高、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待遇合理、管理体制统一协调的社会保障新格局。

中国社会保障新模式与国外的比较

中国社会保障新格局已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模式存在本质区别。与当今世界主要社会保障模式相比较，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模式——强调保障金的筹集由单位(雇主)、职工(雇员)、国家分担，保障待遇的分配带有一定程度的互济性，政府要对社会保障承担主导作用等——更接近于“社会保险模式”，从城镇已经进行的改革和农村正在进行的改革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时，这一模式也或多或少的带有当今世界其它两种主要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例如其两个最重要的保障项目——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城镇职工都设有个人账户(“新农保”也探索建立个人账户)，资金来源于个人及

单位(集体)缴费，具有强制储蓄性质，类似于“强制储蓄模式”;其所实行的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其对国家事业单位职工实行的退休养老制度及公费医疗制度、其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的住房福利制度等等，又和“福利国家模式”接近，或带有一定的“国家保险模式”的痕迹。

因此，中国形成中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以称之为“偏向社会保险(模式)的混合保障模式”。这一模式注重借鉴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几种主要社会保障模式的成熟经验，同时又强调结合国情，避免其它模式的不足与缺陷。

当然，由于该模式从旧模式演变而来，尚带有一定的原模式的色彩，需要进一步改革;同时，借鉴过来的他国经验也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特别是与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磨合问题;再就是，中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模式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离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新模式探索中产生的新认识

这里，我们无意揭示形成中的新模式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仅就探索新模式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的认识加以概括总结。其实，对新模式的探索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创新。除此之外，探索中形成的新认识还包括：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角色定位的认识、对适合现实国情的社会保障理念的界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看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模式推进策略的见解、对传统保障在新模式中的地位的观点等等。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都要涉及和处理的一对矛盾。“福利国家模式”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国家保险模式”过于强调公平而严重伤害了效率，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理想模式;理想的社会保障模式，应当是将公平与效率加以合理兼顾的模式。西方国家及我国在处理这一关系方面都有不少深刻教训，值得总结、汲取。

——关于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角色。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物品，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角色举足轻重。但在“福利国家模式”下及在过去“国家保险模式”下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保障事务的做法，其所导致的无效率，显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社会保障由政府主导，政府在制度安排、必要的资助、制度监管、待遇保障等方面必须充分履行责任，同时，市场、个人及家庭等主体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适合现实国情的社会保障理念。鉴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即便是少数富裕地区，实际生活也不过小康水平。显而易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福利国家”道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只能依据现实情况，走“低标准”或“保基本”的道路。“底线公平”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当奉行的基本理念，在项目设计、待遇标准上都要体现这一理念。

——关于传统保障在新模式中的地位。建立在儒家“仁爱”学说基础上的中国传统保障强调家庭(家族)保障、邻里互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传统保障和社会保障相比，其物质保障固然水平低、不牢靠，但因其建立在初级关系的基础上，其在提供精神慰籍、情感保障方面的功能独具，不可忽视。中国在社会保障新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应当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实现传统保障与现代保障的优势互补。

——关于社会保障新模式的推进策略。和其它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国情更为复杂，地区差异大，城乡差异大，人群差异大，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的法制化程度低，因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必须体现渐进性的策略，应设置较长的过渡期，实行多元化的具体改革方案，逐渐过渡到相对统一的模式。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

作者：李迎生

社会保障模式研究管理论文 篇3：

不同社会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水平的比较研究

摘 要：通过对不同社会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水平进行比较研究，选取社会保障的相对规模、政府社会保障财政责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衡量指标，从多角度分析了投保资助型、国家福利型、强制储蓄型等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代表性国家社会保障水平，得出国家福利型和投保资助型保障模式的国家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强制储蓄型保障模式的社会保障水平中等的结论。同时与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提出了对中国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借鉴举措。

关键词：社会保障模式;社会保障水平;国际比较

引言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成员享受的社会保障经济待遇的高低程度。它以量化指标的形式来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内部机制的运行状况[1]。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和发展的几百年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建立和发展起了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本文选择美国作为“投保资助”型社会保障模式国家的代表，英国作为“福利国家”型的代表，新加坡作为“强制储蓄”型的代表，对中国的特色社会保障模式进行研究，将不同社会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水平从不同侧面的衡量指标进行比较，探索、分析和总结出社会保障运行与发展的规律，从而得出提高中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借鉴性的经验举措，促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化、结构合理化。

一、不同社会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水平的评估指标分析

(一)从社会保障的相对规模来看

国际上把社会保障相对规模，即社会保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用公式表述为：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GDP)*100%。表1为美国英国新加坡中国和世界平均的社会保障水平计算值。

从表1中的数据发现：新加坡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高，美英两国次之，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最低，而且同其他国家存在很大差距。2008—2012年，中国社会保障相对规模一直稳定在3%—4%左右，而新加坡的社会保障相对规模占到GDP的25%左右，美英两国的也在10%—15%范围内，世界各国平均社会保障水平保持在9%左右，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甚至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二)从政府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来看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不仅有益于一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对消除贫困和提高福利水平有着巨大作用，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因此，各国十分重视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国际上通常采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各国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

数据来源：表中数据是根据何平、金维刚、汪泽英的《部分国家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分析》整理所得。由于未找到2007年新加坡的相关统计数据，因此，列举以上几个国家以供类比[1]

由表2数据发现，从政府社会保障财政责任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与英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偏低，上升空间比较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额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将会继续增大，中国政府正在为社会保障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财政责任，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仍需强化。

(三)从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来看

各国国民经济规模有大小之分、人口有多寡之别，即使各国用于社会保障的国民经济资源的比重相同，每个居民平均获得的社会保障金额也会不一样。所以，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更能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情况。由于各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数据很难找到，本文选取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来代表，借以分析和研究。

从表3中的数据来看，四个国家及世界各国的平均人均医疗卫生支出都随年份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其中，美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最多，其次是英国、新加坡、世界平均，而中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在这几个国家中排名最后，且和几个国家差距十分悬殊。美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是世界各国平均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9倍左右，英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4倍左右，由此推断，英美两国属于高层次的社会保障水平。新加坡属于中层次的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最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平均的水平。这样的差距不仅仅是国家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影，更是社会保障历史的悠久程度差距的体现。

二、不同社会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的总结

社会保障水平一方面代表了社会成员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反映了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状况。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必须建立更全面的指标体系，对社会保障水平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的评价。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发现，四种社会保障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优缺点。

第一，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和水平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这说明社会保障水平具有刚性原则。但不论哪种社会保障模式，其社会保障水平都应该遵循一定的适度原则，社会保障水平如果太低，将无法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社会保障水平过高，也会给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发展带来压力。

第二，虽然实施强制储蓄型的新加坡其社会保障相对规模较高，但从政府社会保障财政责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等多方面的综合分析和对比，发现福利国家型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高，其次为投保资助型，强制储蓄型为中等层次的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层次最低，这与中国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较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等问题有关。

第三，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从保障相对规模、政府财政责任、人均保障支出等多方面都大大低于其他社会保障模式的代表型国家，而且也严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说明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极低，在很多层面上起不到保障的基本作用，急需大力提高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

三、其他社会保障模式对中国的借鉴

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不一样，社会保障模式产生的效果也就全然不同。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很不成熟。通过对不同社会保障模式下社会保障水平的比较，我们得出以针对于提高中国社会保障水平的舉措。

(一)立足国情确立社会保障水平目标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近几年国民经济有了较快增长。但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市场经济处于完善和发展阶段，社会问题较多，加之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老龄化速度急剧加快、城乡二元制结构突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都会有很大差距，社会保障水平不可能一刀切。因此，目前社会保障水平目标不宜过高，项目不宜过多。宜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扩大受保覆盖面，提高待遇水平，提供以基本社会保障为主，由以城镇为主逐步扩大到乡村，促进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和完善，真正建立起一个面向社会的“安全网” 。

(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拓宽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增加资金来源渠道，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这既强化了社会保险的“安全性”，又能够满足各方面的不同需求，尤其是会不断完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扩大项目的覆盖面，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

完善社会保障的调整机制，确保受保群体的待遇给付会随着社会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变动而自动进行调整。同时，要提高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提升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和社会化水平，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管理体制，理顺管理关系，统一机构，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向更加正规化方向迈进。

(四)加强国家对社会保障的监督和管理力度

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通过制定社会保障方面的基本法及其他配套法规，将国家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社会保障的主要项目、基金的管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等内容明确地固定下来，使得国家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和管理过程中有明确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从而使得社会保障事业的管理达到法制化和规范化。

总之，中国必须从实际出发，建立具有创新意义且与本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模式，加强城市社会保障力度，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并重，实现效率与公平共赢。

参考文献：

[1] 吴焕章.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综合评价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2.

[2] 何平，金维刚，汪泽英.部分国家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分析[J].中国社会保障，2006，(9)：30-32.

[3] 贾桓宇.社会保障水平国际比较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5，(12).

[责任编辑 王燕文]

作者：孙佳琪 李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