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两型社会环境论文

[摘要]受行政化影响，我国应用型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严重缺失，政府指令式的办学方式和“一对多”的及时性政策无法满足现代大学发展的需求，同时，这种将学术与行政挂钩的行为也是滋生校园腐败和引发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因此，去行政化是当前应用型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两型社会环境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两型社会环境论文 篇1：

改革开放40年来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政策演进与展望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政策演进历程大致分为补偿教育、拓展教育、全民学习三个阶段。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学习型城市日益增多、社区教育日趋广泛、学习资源日益丰富、学习者参与率不断提升、全民学习氛围日益向好。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因地制宜、服务发展的政策理念和政策措施。为进一步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应加快终身学习立法、成立部门间协调机构、扩大学习资源供给、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建立完善激励机制。

关键词 学习型社会;政策分析;补偿教育;拓展教育;全民学习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人类要向学习化社会前进。此后，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学习型社会创建活动。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通过采取自学考试、函授等多种形式，有效推动了全民学习、终身学习。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大力发展社区教育、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等多种途径，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可喜进展。

一、学习型社会的政策演进历程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有限的教育资源主要用来保障全日制普通教育的运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逐步得到重视。我国教育系统正在逐渐从“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终身学习”转变。总体上看，依据受教育群体的不同以及学习者参与学习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将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政策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补偿教育

改革开放前，由于经历“文革”时期的严重破坏，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高校的大门接受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各类人才短缺，急需“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但是，已有的单一的高等教育形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为此，国家设立并逐步完善了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高考等学历补偿制度。这些制度不仅使一大批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圆了大学梦，极大提高了全社会的学历层次，而且基本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要。

一是创建自学考试制度。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是一条腿。1980年5月，中央书记处在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为了促使青年人自学上进，应该拟定一个办法，规定凡是自学有成绩，经过考试合格者，要发给证书，照样使用。1980年10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关于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核制度的决定》。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报告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批准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主要有专科、本科等学历层次，与普通高等院校学历层次水平的要求一致。自此，我国自学考试蓬勃发展起来，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没有围墙的开放型大学”。

二是开展广播电视教育。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谈到中国恢复教育的艰难和人才短缺的严重问题。希思介绍了英国利用电视等现代教育手段举办开放大学的情况，并表示愿意提供英国开放大学的有关资料。英国开放大学20多万名学生的教学规模和在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等方面的经验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邓小平表示，我们要利用电视手段来加快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197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举办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新事物，对于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培养大量又红又专的人才，将会起重大作用。”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大力支持广播电视大学的筹办工作，切实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注意总结经验，努力把广播电视大学办好”。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报告指出，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各地广播电视大学相继成立，揭开了我国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推进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的序幕。仅在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广播电视大学共招收非学历教育结业生200万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161万人，毕业104万人，年平均学历教育毕业生占全国毕业生总数的17.1%，极大缓解了人才紧缺问题[1]。

三是举办函授教育和夜大学教育。为解决在岗人员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问题，我国建立了成人高考制度。成人高考制度可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兩个时期。“文革”前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大学函授教育和夜大学教育，此外，还有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广播电视大学等机构。函授和夜大学，均由学校单独招生。其他业余高等学校实行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1986年，原国家教委对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促进了成人高教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二）拓展教育

20世纪90年代初期，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90年代中期，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下岗、转岗人员急需再就业培训。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大众对非学历教育也提出了许多新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及时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推动各种非学历教育，有效满足了社会各界对非学历教育的需求。

一是大力开展再就业培训。1998年4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动员各类学校大力开展再就业培训的通知》，提出：面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力开展对下岗、转岗人员的再就业培训。要结合本地区实施再就业工程要求，做好再就业培训工作，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开展再就业培训。要根据劳动力市场和下岗职工的实际需要开设培训课程，举办有针对性的培训，促进培训与再就业的紧密结合;要以职工再就业必需的知识、技能为重点，认真组织教学，帮助他们树立创业、竞争意识和信心。对已经实行职业（岗位）资格证书制度的，要按照相关要求组织教学，以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再就业培训有效解决了下岗转岗和再就业问题。

二是大力开展社区教育。2000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途径。在部分大城市的区（县）和部分中小城市进行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目的是在一定区域利用各类教育资源，开展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此后，我国社区教育蓬勃开展起来，全民素质不断提高。

三是积极开展农村成人教育。200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成人教育的若干意见》，针对农村成人教育在完成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任务后，对进一步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管理薄弱，投入减少，工作进展不力等实际，提出农村成人教育要紧紧围绕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巩固提高扫盲成果，继续开展初、中等文化教育;以实用技术培训为重点，增强农村劳动力掌握和运用先进实用技术的能力;积极开展乡镇企业职工岗位培训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和安全生产知识;积极开展“绿色证书”教育、农村基层干部、后备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时事政治、民主法制、人口环境、科学普及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教育活动，反对邪教和封建迷信，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要因地制宜，积极创造条件，采用联合办学、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在有条件的县和乡镇成人学校举办职业教育和自学考试教育。开展农村社区教育实验，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化社会。 农村成人教育若干意见的出台，不仅提升了我国广大农民的素质，也在逐步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

（三）全民学习

进入新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与知识的急剧增长，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创新的频率加快，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提高，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增加，学习日益成为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的迫切需要。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印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的通知》，提出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在加快普通教育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社区教育，推进教育培训的社会化。开辟教育培训新途径，加快发展远程教育，建立覆盖全国的教育培训信息网，形成终身化、网络化、开放化、自主化的终身教育体系。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活动，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任务。自此，我国走上了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之路。

一是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2004年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全国“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的实施意見〉的通知》，倡导终身学习理念，提高职工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着力提高职工的创新能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环境，形成全员学习、全程学习、团队学习和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氛围和机制;努力建设各类学习型组织，为职工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成才机会;促进人才队伍建设，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努力造就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实施意见的颁发，有效推进了学习型组织建设，全国掀起了建设学习型组织的热潮。

二是积极推动学习型社区建设。2016年6月，教育部等9部门颁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初步形成，内容形式更加丰富，教育资源融通共享，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发展环境更加优化，居民参与率和满意度显著提高，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建设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600个，建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200个，全国开展社区教育的县（市、区）实现全覆盖。推进社区教育发展意见的颁发，成为社区教育迅速发展的“助推器”，我国社区教育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三是积极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2014年8月，教育部等七部门下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提出在全国各类城市广泛开展学习型城市创建工作，形成一大批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完善、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学习机会开放多样、学习资源丰富共享的学习型城市，充分发挥这些城市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到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市（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创建学习型城市工作覆盖率分别达到90%、80%和70%;各区域都要有一大批县级城市开展创建工作。学习型城市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文件印发之后，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迅速开展起来，有效推动了学习型社会建设。

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成效与经验

（一）主要成效

1.学习型城市日益增多

20世纪末我国部分发达城市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目标，1999年上海市率先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2000年北京市提出“率先建起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基本框架”。一批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地级城市政府，先后做出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决定。截至2017年，我国已有近百个城市启动学习型城市建设，初步探索了若干富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城市建设路径和经验。

2.社区教育日趋广泛

自20世纪末我国开展社区教育实验以来，各地把社区教育纳入社会经济及教育发展规划。2010年以来，进入城乡广泛开展社区教育的新阶段。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三级社区教育网络中共有区级社区教育中心830个，街道社区教育中心6729个，居民委员会社区教育中心557601个。截至2016年底，教育部已设立122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和127个示范区，各省共设立500多个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有力促进了办学网络、资源共享、师资队伍、学习方式等的发展，提升了教育服务区域居民学习的能力[2]。社区民众通过参与社区教育，丰富了生活、提高了技能、产生了获得感、提升了幸福指数。

3.学习资源日益丰富

远程开放教育拓展了学习空间，网络学习、移动学习渐成新时尚。我国已建立一所国家开放大学和5所省级开放大学，明确了开放大学的战略转型及科学定位。开放大学已成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平台。同时，网络学习、移动学习，成为民众学习的新选择。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人数达到5亿，手机作为第一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教育部依托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于2009年以来，先后评选出52个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和7个“全国城乡社区数字化学习实验基地”。许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常州等建立了终身学习数字化服务平台，受到学习者的普遍欢迎。据统计，2012年，“上海终身学习网”注册人数超过122万人，平台总点击量超过一亿人次;天津终身学习网的累计访问量超过607多万人次[3]。

4.学习者参与率不断提升

据统计，2017年，全国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学生为927.3万人次，接受中等教育的学生达4538.3万人次（含成人扫盲）[4];2000-2016年，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达2920多万人，网络教育本专科毕业生达1540多万人。全国接受高等学校非学历继续教育注册生数达927.37万人;全国远程开放教育机构年继续教育培训近1000万人次;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达17.76万所，在校生5120.47万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参加社区教育和活动的人员达到11582万人次（含老年学校）。30多年来，全国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数累计超过6400万人，累计报考人次2.65亿，累计报考科次6.24亿，超过1600万人获得本专科毕业证书[5]。我国每年参与成人继续教育培训学习活动人数约在3.37亿人次，成人继续教育非学历教育年培训率约为劳动力总数（以9亿计）的37.5%[6]。

5.全民学习氛围日益向好

2005年以来，教育部已在全国连续举办了13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推动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参与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10个省市扩展到2016年31个省、35个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240个地市州、1628个县（市、区）。2005-2010年五年间，各地参与活动周人数超过1亿人次。2013-2017年遴选确定百姓学习之星589位，终身学习品牌项目387个。优秀成人继续教育院校（培训机构）179个[7]。全民终身教育活动周参与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内容不断丰富，活动重心不断下移，活动影响不断扩大，活动实效不断显现。全民学习活动周营造了良好的全社会学习氛围，极大调动了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热情。同时，由宣传文化部门牵头的400多个城市举办读书节、读书月、读书季活动，与终身学习活动周形成互补互促、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8]。

（二）主要经验

1.政府主导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政府开始引入终身教育思想并予以倡导和实践。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首次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迄今，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等已出台50多部重要政策，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見》《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等。这些政策有力推进了学习型社会建设。

2.多方协同

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十分注重充分调动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多方协同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如《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由教育部、民政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九个部门联合颁布;《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由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再比如，终身学习活动周，由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联合多地共同举办。这些都是部门协同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充分体现。

3.因地制宜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在建设学习型社会过程中，无法一刀切。对此，政府在政策文件中给予了充分考虑。比如，《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提出：“各地应根据财力状况，加大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企业依法履行职工教育培训和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责任。鼓励社会资金积极投入学习型城市建设。逐步形成政府、用人单位和学习者分担学习成本、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正因如此，各地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上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格局。此外，许多地方根据各地实际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如福建省、上海市、太原市、河北省分别制定了推进终身学习的立法。这些地方立法有效推动了地方学习型社会建设。

4.服务发展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的重大战略和重点任务，及时提供培训服务，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也是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成效的一条基本经验。比如，1998年，教育部根据大批职工下岗需要培训的实际，出台了《关于动员各类学校大力开展再就业培训的通知》;2001年，教育部教职成司根据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需要培训的实际，出台了《关于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通知》;2004年，教育部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培训的实际，出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2004年，教育部、建设部根据建设行业技能型人才紧缺的局面，出台了《关于实施职业院校建设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通知》;2005年，教育部根据农民实用技术不足的实际，出台了《关于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计划的意见》;2007年，教育部、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根据保安服务业人才紧缺的实际，出台了《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保安服务业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通知》;2014年，教育部等九部委根据老年服务业人才短缺的实际，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2016年，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了《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等。这些文件的出台，既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了学习机会，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三、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展望

（一）加快终身学习立法

纵观世界各地，凡是学习型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注重终身教育立法。如美国于1976年出台了《终身学习法》，日本于1990年颁布《终身学习振兴法》，韩国于2000年制定了《终身教育法》，英国于2000年颁布《学习与技术法》等[9]。即使在国内也是如此，凡是制定地方性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法规的地方，学习型社会进展一般都比较迅速。如福建省、上海市、太原市、河北省等。总体而言，与全日制普通教育相比，全民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涉及面广、参与学习人员数量庞大、具体事务纷繁复杂，如果没有具有权威性的法律制度作保障，要形成共识并取得实效是很困难的。因此，建议加快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立法，确保各地依法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二）成立部门间协调机构

多年来，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可喜进展的经验之一，就是多方协调共同推进。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重复学习现象，如农民培训，各级政府部门、工青妇部门、各种协会组织等，举办的培训学习班次不少，但接受培训的人员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员。培训没有形成合力，资金、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深化，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任务日益繁重，许多工作已经大大超出一个或几个部门的范围。特别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以后，涉及部门或原有的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冲突更为复杂。因此，在新的形势下，需要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部际协调指导机构，统筹指导继续教育，实现分工协作，统筹推进。

（三）扩大学习资源供给

丰富的学习资源是学习者多样化学习、个性化学习、时时处处学习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各级政府、大中专学校，以及协会、学会等各类社会组织，甚至有些教育企业，根据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发展需要，结合各类学习群体的实际，积极开发各种学习资源。如网络课程、在线学习平台、手机APP学习软件系统等。运用信息化手段，帮助人们方便快捷地学习，使很多人从中受益。但是，总体看，我国多样化的学习资源供给还不足，尤其是针对许多特殊群体、专业群体的学习资源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在全世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真正实现以信息化带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实现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跨越式发展目标，这是摆在各级政府和学校以及各类社会组织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國内外的实践表明，在学习型社会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和课程建设过程中，政府投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英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学员只要持有学习账户学习有关课程就可以抵消部分费用。日本为建立教育设置公民馆，1971年投入10亿零7000万日元，1978年投入90亿零1600万日元。韩国2007年投入2.7亿韩币用于建设课程资源[10]。在我国，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之所以走在全国前列，也是与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投入分不开的。对于处在学习型社会初级阶段的我国而言，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保证我国学习型社会加快建成。

（五）建立完善激励机制

实践证明，学习者的学习是否得到及时激励，对于学习者持续学习具有重大作用。近年来，国家专门立项，由国家开放大学牵头组成课题组，系统深入研究学习者的学分积累、认定、转换问题，并研究探索了建立学分银行问题。截至目前，国家层面的学分银行已进入试点阶段。同时，许多地方政府也积极着手研究这一问题。比如，上海、慈溪等地的学分银行已经实际运行。总体看，学习者的学分积累、认证与转换，以及学分银行建设，由于涉及面广、任务量大，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积极总结经验，试点先行，尽快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沟通衔接，给学习者以及时的激励，使所有学习者的学习都能够可持续。

参 考 文 献

[1]杨志坚. 历史视野中的广播电视大学[J].中国高等教育，2011（9）：10-12.

[2]教育部职成司. 2015年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情况统计[EB/OL].（2016-07-28）[2018-09-15].http：//www.shequ.edu.cn/Pages/News.

[3][6]陈乃林. 我国距离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有多远[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6）：1-8.

[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Z].北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18：10.

[5][7]张昭文. 努力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J].职业技术教育，2017（34）：21-24.

[8]教育部职成司. 全民教育活动周[EB/OL].（2016-07-28）[2018-09-15].http：//www.shequ.edu.cn/Pages/News.

[9]吴遵民. 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7-343.

[10]代宁，吴南中. 终身学习经费保障体系的国际观察及对我国的启示[J].今日教育，2013（4）：40-41.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Policy of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Lu Caichen

Key words  learning society; policy analysis; compens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education; learning for all

Author  Lu Caichen， research associate， Ph.D student of China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8）

作者简介

卢彩晨（1967- ），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职业教育理论与管理，终身学习（北京，100088）

作者：卢彩晨

我国两型社会环境论文 篇2：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我国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思路与对策

[摘要]受行政化影响，我国应用型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严重缺失，政府指令式的办学方式和“一对多”的及时性政策无法满足现代大学发展的需求，同时，这种将学术与行政挂钩的行为也是滋生校园腐败和引发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因此，去行政化是当前应用型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公共治理理论视域下，为推动我国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的进程，应当合理定位政府与应用型院校的关系，切实落实办学自主权；实现应用型院校“管、评、办”分离，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完善治理结构与权力制约机制；提升大学章程的实施效力，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关键词]公共治理理论 应用型院校 去行政化 高校管理 高等教育 行政权力

[作者简介]熊志灵（1983- ），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讲师，硕士。（广西 桂林 541006）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一般项目B类“转型发展背景下民办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JGB486）

當前，我国应用型院校行政化现象日益严重，政府对应用型院校治理结构的权力渗透使得其办学自主权逐渐受到削弱，造成了我国应用型院校“千校一面”的尴尬局面，同时校园贪腐、学术不端等乱象层出不穷。此外，应用型院校行政化不仅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还破坏了教育的生态环境。因此，加快我国应用型院校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进程势在必行，这是焕发应用型院校办学活力、丰富应用型院校内涵以及促进应用型院校自我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促进应用型院校回归教育本质、重塑大学精神的必要手段。

一、理论基础

1.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是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共行政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而形成的，其实质是社会多元化主体对政府治理模式与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范式的继承与超越。公共治理理论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以及治理结构网络化三个方面。首先，政府在社会事务治理中仍发挥主导作用，但却不再是权力中心，其管理职能逐渐向社会组织转移，并构建多元化治理模式。其次，公共治理更加注重治理的效率与质量，其不仅要求政府学习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与理念，还要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以实现治理手段的多样化。最后，各方治理主体要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树立网络化治理权威，以取代政府的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按照苏联模式对高校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制，加之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内应用型院校官僚气息浓厚，校内行政机构过于臃肿，过度的行政化严重阻碍了院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公共治理理论对应用型院校行政化改革至关重要。一方面，由于我国应用型院校的治理主体主要还是各级政府，导致先进的治理理念与模式无法被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所利用。而公共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政府实现职能转变，这与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的要求相一致。另一方面，公共治理理论强调治理手段的多样化，这为教授参与课程设计、学科建设、校务决策等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教授治校是促进应用型院校发展及去行政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应用型院校要将教授治校作为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2.学术自由理论。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价值追求，其最初之意是指教师的教学自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大学的自治。当前，学术界尚未对学术自由的概念界定达成统一意见，但可将其理解为学术范畴内的自由。从积极和消极的学术自由层面上来讲，积极的学术自由是指学者在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中进行学术研究，在没有外界权力介入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消极的学术自由是指使学者在规范的学术氛围内专心地进行学术研究，而不受权力分配、人际关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可根据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是否受到法律规定的制约而划分为精神与权利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理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思想自由是学术自由的本源。虽然学术自由的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其本源仍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实现学术自由的前提。第二，表达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是促进科研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而学术交流只有在表达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同时这也是对思想自由的最佳阐述方式。第三，学术自由的目的在于推动人类对知识和真理的掌握。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利于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而知识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支撑，学术自由是人类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保障。

二、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的意义

1.焕发应用型院校办学活力的必由之路。我国应用型院校内部一直以来都存在体制僵化、管理理念落后、发展活力不足等诸多弊病，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缓慢。应用型院校发展活力是指应用型院校与外部其他系统进行物质、信息交换的能力。由于我国的教育资源是由政府掌控的，使得应用型院校的发展不得不依附于政府部门，发展活力也随之逐渐丧失，导致应用型院校的行政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受行政化影响，应用型院校在办学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其办学自主权、学科设置等是由政府决定的，这种指令式的办学方式和一对多的及时性政策难以适应现代大学的发展需求，同时这种将学术与行政挂钩的行为也是滋生校园腐败和引发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

2.丰富应用型院校内涵的客观需要。党的十九大要求高等教育发展应当立足教学质量的提升、学科结构的优化、公平正义的彰显，同时还要求应用型院校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明确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目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但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我国应用型院校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之受行政化的影响，导致应用型院校贪污腐败、学术造假现象层出不穷。应用型院校是进行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地方，只有形成自由、公平的学术氛围，才能使应用型院校回归教育的本质，重塑大学精神。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使得政府在应用型院校的内部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用型院校在学科设置、学术研究、职称评定等方面缺乏自主权，学校内部机构完全按照政府的模式设置，官僚化倾向严重。因此，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是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实现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首先要给予应用型院校充足的办学自主权，使应用型院校拥有独立的大学精神；其次，保障应用型院校的学术自由，使应用型院校重新回归教育的本质。

3.促进应用型院校自我发展的必然需要。应用型院校的发展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一方面，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理顺并稳定教育與人、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发展关系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教育变革的内在动力，教育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只有遵循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才能进一步推动应用型院校的发展。其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切实可行的教改计划是推动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方面，应用型院校行政化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政府的行政权力打破了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得应用型院校的教育内容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政府的行政权力破坏了高等教育的生态环境，使高等教育脱离了教育的本质，本是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地方却变得功利与世俗。因此，去行政化是满足应用型院校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这一切要求应用型院校构建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进行全面深化改革。

三、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我国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对策

1.合理定位政府与应用型院校的关系，切实落实办学自主权。政府与应用型院校关系的本质在于应用型院校决策权力的分配与行使。只有合理定位政府与应用型院校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应用型院校回归人才培养的本位。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完全的政府管制模式和高校自治模式都是不合理的。政府对高校的严格管制会侵害高校的自主权，不利于高校的现代化发展，而政府管制的缺失会导致高校自主权的滥用。因此，合理定位政府与应用型院校的关系是保障应用型院校职能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学术自由是应用型院校职能本位回归的具体表现，而学术自由的实现要求政府与应用型院校之间必须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政府应从管理者的身份转变为服务者的身份。（1）加快推进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给予应用型院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保障应用型院校的学术自由，使学术权力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应遵循依法治校的理念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而不是将权力渗透到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中，直接干涉应用型院校的内部事务。（2）取消等级划分制度，削弱行政权力。一方面，立足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应用型院校的去行政化；另一方面，弱化政府的行政手段，健全应用型院校去行政级别的机制与路径，保障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平稳运行。

落实应用型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是实现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首先，要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权力清单制度的核心是要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建立与应用型院校之间的新型关系，规范政府教育行政权力的行使，并保障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同时，还要向社会公开透明政府教育行政权的执行情况、执行流程，加强对政府教育行政权的社会监督。其次，探索应用型院校办学自主权的权限范围。随着我国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进程的推进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应用型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也逐渐扩大。在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的同时也要明确其办学自主权的权限范围，以避免权力的滥用。

2.实现应用型院校“管、评、办”分离，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应用型院校“管、评、办”分离的实质是构建应用型院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以保障应用型院校有充足的办学自主权，同时还有助于加强对应用型院校内部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实现应用型院校“管、评、办”分离，首先要实现主体的分离。政府应制订促进应用型院校发展的宏观计划，为应用型院校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保障；应用型院校应回归教育的本质，落实依法、自主、独立办学的主体地位；社会应加强对政府教育行政权力的监督，加大对应用型院校腐败犯罪的曝光力度。其次要实现职能的分离，明确三方的具体职责。政府主要承担政策的制定、资源的配置以及监督引导等管理职能，使应用型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科学合理；应用型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办学自主权，营造学术自由、表达自由、思想自由的高校氛围，健全民主制度；社会组织要承担相应的监督职责，为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提供监督评估服务。最后要实现方式的分离。政府应改变指令式的办学方式和一对多的及时性策略，深入推进依法治校；应用型院校应完善自身的治理体系，着力建设与各利益主体相关的协调治理体系；社会各界要为应用型院校改革提供专业、科学的监督与评价。

应用型院校的人事制度与教学质量密切相关。（1）应用型院校人事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当前国家人事改革的宏观背景，着力于建立适应现代大学制度的应用型院校人事管理体系；遵循优胜劣汰原则，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扩大人才的引进渠道，提升应用型院校的发展活力。（2）改革教师评价制度。首先，将教师聘用制作为当前人事改革的核心，加强对教师的岗位管理，实行教师评聘分离制度；其次，完善教师考核机制，公平公正地对教师的工作进行评定，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素质。

3.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完善治理结构与权力制约机制。为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还需优化应用型院校治理结构，引导各方相关主体参与到应用型院校治理中来，确保应用型院校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1）推进校长负责制建设。巩固党委在应用型院校中的领导权，明确校长与党委领导的职权范围，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应用型院校领导的思想作风建设，促进党政协调配合。（2）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学术共同体，即院校内部具有相似价值观念、科研方向、专业技能的群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对平衡高校权力、营造学术自由氛围有着重要的意义。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首先，要明确各方行政权力的范围，保障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行政权力应为学术权力让步，确保学术权力具有真正的决策效力。其次，要充分吸引学术精英参与到学术共同体建设中来。去行政化不仅是对政府教育行政权力行使的规范，同时也是对应用型院校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和完善，而这些又依赖于学术精英们的积极参与。

加强应用型院校理事会建设。理事会是应用型院校与社会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是应用型院校实施民主监督、科学决策的重要组织形式。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必然会涉及理事会建设。西方国家的高校理事会拥有较大的决策权，我国应用型院校理事会的职能仅限于咨询和监督功能，而加强高校理事会建设是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型院校理事会。此外，要向公众加强理事会议程、主题及结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完善理事会会议制度和规则，调整理事会的成员结构。

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而当前我国应用型院校内部治理主体权责不明，缺乏权力制衡的机制。因此，健全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制约机制、规范治理主体权力的运行是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的必然要求。（1）构建保障学术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划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职能范围，确保学术权力在有效的载体上运行，提升学术委员会的地位并给予其充足的发言权，使其承担管理学校学术研究的职责；另一方面，努力营造学术自由、表达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降低行政职能人员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在应用型院校内部形成清晰民主的决策模式。（2）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一方面，健全应用型院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引导教职工积极进入院校内部治理体系，并给予教职工一定的决策权；另一方面，使教师主导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以及其他学术活动，提升教师在教职工代表中的占比，尊重教师的重要意见。

4.提升大学章程的实施效力，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大学章程是应用型院校管理的重要依据，对应用型院校摆脱行政权力制约、重塑应用型院校治理结构至关重要。首先，丰富大学章程的内容。大学章程的内容要立足当前的实际国情，做到既不拘泥于形式又不脱离国家法律体系。因此，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从大纲和细则两方面充实大学章程的内容。其次，完善大学章程的执行机制。不仅要提高大学章程的可操作性，还要加强对大学章程执行的有效监督，使应用型院校的权力始终处于大学章程的管辖中。最后，維护大学章程的效力。不仅要给予应用型院校足够的大学章程制定权，还要通过法律程序审议大学章程。

当前，学术界尚未对依法治校理念的实施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对高校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难以实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高校的纠纷问题，这对应用型院校的体制改革造成了巨大障碍。因此，首先，要在法律层面上对应用型院校进行重新定位，明确应用型院校的法人地位，完善行政法律理论，为应用型院校法律地位的确立提供法律支持。其次，明确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应用型院校的权力。虽然我国法律法规明确了应用型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范畴却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因此，通过法律的途径明确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利是推进应用型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国内教育资源的整合，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教育行政行为的依据和责任，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

四、结语

高等教育是推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而行政化使得我国应用型院校的发展脱离了教育的本质，使得应用型院校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改革迫在眉睫。基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促进应用型院校去行政化改革，还应重新定位应用型院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给予应用型院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完善应用型院校的治理结构、权力制约机制以及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唯有如此才能使应用型院校重新回归人才培养和学术自由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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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鹏程，黎宗仁.竞争视角下的大学“行政化”本质与“去行政化”路径选择[J].大学教育科学，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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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飞，王运来.制度拯救：大学“去行政化”及其合法性的复归——基于组织社会学角度的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2（2）.

作者：熊志灵

我国两型社会环境论文 篇3：

推进我国两型家庭建设思考

摘要：两型家庭建设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细胞工程。当前我国两型家庭建设的实践急需两型家庭建设的理论作为指导。深刻论述了两型家庭建设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两型家庭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两型家庭建设几点对策。

关键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家庭

两型家庭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家庭的简称。两型家庭建设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细胞工程，党中央明确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其中，把建设两型社会落实到家庭，就是要建设两型家庭。随着两型社会建设深入的展开，推进两型家庭建设越显迫切。因此，开展对两型家庭建设有关问题的研究，明确两型家庭建设的重要作用，分析我国两型家庭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寻求推进两型家庭建设有针对性的对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两型家庭建设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细胞工程

两型家庭是指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牢固树立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核心理念，养成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习惯，形成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家庭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目标的新型家庭模式。两型家庭建设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对传统文明家庭理念、结构、功能、生活方式进行改造，形成两型家庭模式的过程。

两型家庭建设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细胞工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两型家庭建设是按照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重塑家庭生活方式的过程，它是对传统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延续和升华，是以社会细胞家庭的优化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中国有13亿人口和几亿个家庭，是世界上是最大消费群体，每个家庭，每个人在消费生活中能够树立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理念，形成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对两型社会建设有决定性的影响，反之，两型社会建设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

第一，两型家庭建设有助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意识水平，营造推进两型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不管社会成员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从事什么工作，社会成员都来自家庭并生活在家庭之中，家庭教育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生活方式的潜移默作用，对家庭成员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两型家庭建设要求以家庭这一微观主体为载体，对家庭成员进行以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为核心价值观念的教育，普及与家庭生活相关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知识，这无疑会提高家庭成员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意识，进而促进全社会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意识水平的提高。家庭生活方式，是社会成员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两型家庭建设要求重塑家庭生活消费的模式，要求家庭成员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积极参加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各种公益活动，通过大力推广和使用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产品，通过投身于家庭植树和认领养树活动，营造公共绿地，使家庭消费两型化，生活两型化，行为两型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方式的两型化过程中，必将两型习惯化，将这种习惯带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就会形成两型生活方式，营造两型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

第二，两型家庭建设能够充分挖掘生活消费领域中的节约资源潜力，也是生产领域中废旧物品资源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家庭是社会生活消费领域的最重要主体之一，家庭生活与周围的环境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能源、原材料、水等家庭产品的从外界输入，家庭消费环节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垃圾作为输出排放到环境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大量的物质需求和消耗，污染排放量逐年增加，就目前我国家庭与环境组成的这个系统状况而言中，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有巨大的节约资源潜力可挖。两型家庭建设从家庭输入的产品来看，就是要求家庭内部从点滴做起，从家庭生活的细节入手，自觉使用节约产品，节约利用家庭资源，提高家庭物品的利用率，真正使物尽其用。对一个家庭的点滴节省，充分利用资源，可能是一个小数目，但对于国家而言，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从家庭生活的输出端来看，家庭生活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生活垃圾和废旧家用电器等物质，很大部分是企业循环经济的重要原材料。两型家庭建设要求家庭对这些废旧物质首先进行分类和归类，向生产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大量的再生资源，企业利用再生资源生产再生产品，减少生产领域资源能源投入和污染物排放。

第三，两型家庭建设对生产领域的微观经济主体具有绿色导向作用。我国现在的市场已经是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家庭消费方式和行为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生产方式和内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家庭生活对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消费选择可以向生产领域发出价格和需求的市场信号，刺激生产领域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从而推动两型产业体系的发展。来自家庭市场需求动因还会刺激节约资源技术、清洁技术、生产技术与工艺的研发与应用，不断降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产品的成本，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增强，进一步鼓励整个社会的绿色消费导向。

2我国两型家庭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两型家庭建设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两型社会建设真正落实到实处，进而缓解我国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力推进两型家庭建设十分迫切。但从目前我国两型家庭建设的实际状况来看，还存在许多问题。

2.1家庭节约产品普及率较低，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处于自发状态

据调查，目前家庭使用较普遍新产品主的是节能灯和节能开关，而太阳能产品、节能电器、节水龙头、节水马桶使用率不高。家庭生活垃圾中有多种成分构成，这需要进行分类才能最终有效处理，而家庭对其进行分类是回收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而目前在家庭对这些生活垃圾的分类上，还处在自发状态，一些居民环境意识较低，不愿意收集或是认为分类收集比较麻烦，一些居民则不清楚如何进行分类，也不知具体的分类标准。因此，对垃圾的分类很不充分和完整，致使我国生活垃圾利用大打拆扣，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2.2有关两型家庭建设的外在社会环境建设有待加强

营造有利于两型家庭建设良好社会环境是两型家庭建设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并不能有效支撑两型家庭的建设，一是对两家庭建设重要意义宣传不够，对节约资源和环保产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对两型家庭中出现的先进典型宣传不够。二是对两型家庭研究不够，也不深入，致使两型家庭建设的实践缺乏有力理论指导。三是政策的支撑力度不够，一般来讲，人对节能环保产品是感兴趣的，但是这些产品的价格比较高，限制了人们的购买，这需要政府制定有利于人们购买政策。同时市场中存在一些不法企业利用打着节能环保产品的旗号，销售假冒假劣产品，这影响了人们购买使用环保节能产品，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打击这种行为。四是社区的节能环保建设示范和引导作用急待提升。

2.3两型家庭建设的实践状况不平衡

目前两型家庭建设的实践正在全面展开，但在具体的建设中存在不平衡现象。从参与的主体看，老年人参与程度高于青年人，女性参与程度高于男性，知识层次较低的家庭参与程度高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家庭参与程度高于经济条件较高的家庭。从内容看，采用节能、节水、节电、节油、节粮的行动比较多，但有关家庭环保的实际行动上比较少，对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比较注重节约，而对住宅节约环保考虑的比较少，家庭生活垃圾的分类工作也进展缓慢。

3推进我国两型家庭建设的对策

两型家庭建设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细胞工程，根据两型家庭建设的内在要求，以及我国两型家庭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要推进两型家庭建设，必须取如下对策。

3.1加强与有关两型社会建设理论观念的宣传教育，塑造两型家庭建设的新理念

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宣传两型社会建设的内涵、意义、目标，增强广大家庭的资源、环境忧患意识；通过加强节能环保的有关知识的教育普及工作，让居民了解节能环保知识和技能，以便使家庭更有效开展节能环保活动；通过组织开展节能减排家庭知识竞赛、环保知识专题讲座、开展护绿、爱绿、保洁签名活动，提高家庭节能减排的意识和能力；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和正规的学校教育方式，培养孩子的节约意识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孩子从小节约的良好习惯。

3.2坚持开拓创新，建立健全两型家庭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

为使两型家庭创建活动的实效性和长期性，必须建立健全两型家庭的长效管理机制。一是建立健全两型家庭评比标准和创建工作评估标准，建立相应的操作性强、量化目标明确的考核体系。二是建立联手运作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加大对家庭两型基础配套设施的投入，启动一批节约资源、能源的家庭实事化项目，通过企业与社区家庭代表签订两型家庭共建协议，以废旧品置换作为两型生活服务基础性的交换方式，鼓励家庭成员以再生资源换取节能生活用品，换取高品质生活，形成政府主导、企业承办、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体系。三是丰富创评机制。从环境保护意识、家庭生活习惯、节约利用资源和家庭生活环境等创建指数进行量化，依照考核评定标准，探索建立申报自查、检查验收、公示通报等制度，实行动态管理，防止创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随意性，使两型家庭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四是健全激励奖励机制，促使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个人和家庭的节能环保行为，对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家庭予以奖励。

3.3建立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回收体系

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回收体系是两型家庭建设的重要物质前提。目前我国家庭生活垃圾回收并不理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其中原因除了居民环境保护意识较低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国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利用的回收利用体系。在实际中，大部分城市和地区都是将不同分类垃圾桶中的垃圾通通放到垃圾车上，然后直接压碎就送到垃圾场，进行焚烧或者填埋。因此，建立生活垃圾回收体系显得特别重要。第一，明确规定垃圾分类收集的具体要求和处罚条例，以法律形式确保垃圾分类回收的顺利进行。第二，加强教育，提高公众垃圾分类回收意识和能力。第三，在住宅小区加强分类收集配套设施的建设，建立回收公司，设立固定和流动的物资回收网点，逐步建立我国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3.4培育两型住宅理念，践行两型住宅的实践

家庭住宅是家庭生活重要组成部分，节能、简约、适度、环保型的住宅是我国两型家庭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国家庭在住房选择和装修上环保意识较差，追求多宅和豪宅，房屋装修中的浪费现象比比皆是。我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资料显示，我国每年由于装修浪费的费用达300多亿元，且人们对这种浪费也是司空见惯。据有关调查，我国有92.3%的家庭对装修污染缺乏正确认识，70%以上的家庭装修污染超标，而污染严重超标达16～40倍的已占到34%。因此，培育环保、节约、适度住房消费的理念，践行两型住宅的实践尤其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鼓励家庭选择适合于自己生活的住宅面积，提倡家庭住宅的绿色环保设计，充分利用自然光源、自然通风，多选择绿色环保建材，选择经济、实用的绿色装饰材料，提倡采用节能、节水型用具，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浪费等途径，来培育两型住宅的理念，践行两型住宅的实践。

作者：陈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