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前景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以及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城市社区服务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地方政府对城市社区有效管理的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论述城市社区服务发展的必要性之基础上，对城市社区的定义与服务范畴、城市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以及地方政府改善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主要思路进行了探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前景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前景论文 篇1：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和直接投资发展研究

摘要：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与会各国政府与我国地方和企业等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共识和务实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围绕“五通”合作格局已经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交往更加密切，贸易往来更加通畅，重点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稳步推进，多边互信合作开展初见成效。经济合作方面，贸易和对外投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度推进，我国作为该倡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迫切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对外投资情况做出评估、总结和思考。因此，文章分析总结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对外投资情况，并提出相应的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双边贸易;对外直接投资

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

1. 贸易往来密切，贸易规模稳步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数据缺失)，过去五年，中国对“一带一路”63个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10 340.32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2 670.55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5 648.58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7 043.98亿美元，进口则是从4 691.74亿美元提升至5 626.57亿美元。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总体都呈现逐年递增且稳步提升的趋势，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规模都是如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双边贸易蓬勃发展，双方存在着经济和贸易互补性，贸易潜力巨大。

2. 贸易分布不均，贸易伙伴集中。本文选取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分别将2018年中国对各沿线国家的货物出口和进口规模进行排序并分梯队进行归类，由于进出口规模不同，因此归类的规模标准也互不相同，具体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出口方面，处于中国出口第一梯度的“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共有18个，占沿线国家总数的28.6%，但对其贸易规模为5 966.90亿美元，共占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规模总数的84.7%;第二到四梯度的国家数占比分别为25.4%，25.4%和20.6%，对其的出口贸易规模占比分别为11.4%，3.2%和0.6%;進口方面，中国进口规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伙伴国有14个，占国家总数的22.2%，从这些国家的货物进口贸易规模是4 790.7亿美元，占到总数的85.1%。其余三个梯队分别占到国家数的28.6%，27%和22.2%，进口贸易规模占比分别为13.6%，1.1%和0.1%。因此，无论从出口还是进口角度，中国对沿线各国的贸易来往并不是均衡分布的，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波兰、土耳其、菲律宾、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捷克、缅甸、哈萨克斯坦、伊拉克、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等二十多个国家，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规模达到了全部63个国家贸易总量的80%～90%，贸易集中度高。

3. 中国和沿线国家均获得贸易红利。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是越南和印度两个国家，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规模从2013年来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且增长十分迅猛，2018年分别达到了842.2亿美元和770.2亿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双边贸易规模较高的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这些国家主要都是亚洲周边国家，由于地理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需求等因素都从中国有较大的进口规模，主要分布在300亿美元～500亿美元之间。进口方面，越南和马来西亚是中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国，2018年分别从其进口641.5亿美元和634.9亿美元。其次，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进口规模也较大，基本集中在300亿美元～600亿美元区间内。同出口情况一样，中国的进口来源国主要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的邻近国家。此外，伊拉克、伊朗、菲律宾、印度、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规模在10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伊朗、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家并不是我国主要的出口伙伴国，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为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能源合作也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重点。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对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和消耗量十分巨大，自然资源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日常生产需求，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因此“一带一路”推进的能源贸易合作可以切实解决我国能源短缺问题。

从贸易规模和涨幅来看，东亚是与我国贸易来往最密切的沿线区域，其中越南是发展最快的“一带一路”沿线国，从2013年以来，其与中国的货物贸易增速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越南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其路上与中国西南部有长达1 300公里的共同边境线，海上也与中国存在着重叠海域，是中国西南出海通道的必经之地。中国可以通过越南建立进入南亚和东南亚并直达欧洲的多条贸易路线，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在越南推进意义重大，越南是作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支点，承担着桥梁作用，因此“一带一路”也带动了越南对外贸易和经济蓬勃发展。此外，数据显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等国也纷纷搭乘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快车，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二、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1.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涨幅大。根据《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为126.88亿美元，2017年上升至206.94亿美元(不丹、摩尔多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数据缺失)，涨幅近一倍;同时，我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从2013年的1 078.44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582.88亿美元，涨幅仅为一半。相比之下我国近几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投入规模大，增速相当快。存量方面，2013年～2017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呈现阶梯式增长，但也有个别国家投资存量在下降，例如阿曼和匈牙利等。2013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17.8亿美元，占到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9%，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位列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越南、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阿联酋、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塔吉克斯坦、也门和匈牙利。2017年末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 543.98亿美元，占全部直接投资存量的8.5%，存量规模位于前列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阿联酋、泰国。

2. 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度高。中国对外投资水平最高的是新加坡，从2013年以来一直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且一直保持增长状态，2013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流量为20.3亿美元，到2017年已经增长至63.2亿美元，投资规模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较高的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老挝和泰国等，对这些国家2017年的直接投资流量在10亿美元～20亿美元之间，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国家相对的投资环境较好，经济有较好的发展空间。相反，近年来中国对伊朗、沙特阿拉伯、蒙古、卡塔尔、斯里兰卡、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波兰和阿塞拜疆等国家的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有两种可能，可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良好，增加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有一种情况是因为不看好市场前景，中国减少或者撤回了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根据经验判断，这些国家出现直接投资负值的情况应该是后者。

同时，将2017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排序并分梯队归类，结果如表2所示。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和占比情况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是两极分化的，前两个梯队(10亿美元以上)大约33.3%的国家能获得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92%～93%的直接投资，且这占比情況呈连年递增的趋势：2013年占比为92.1%，2017年则上升为93.3%。因此，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并不是均衡的，也从侧面说明并不是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值得投资的，尤其是一些经济体量很小，市场不稳定或者发展前景不明朗的国家。

三、 “一带一路”双边贸易投资往来的挑战

1. 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政治局势不稳定、法律制度不健全和恐怖主义盛行等政治风险，且很多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较缓慢，但自然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内部很容易因资源争夺产生政治冲突和矛盾。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国的地方军阀力量强大而导致恐怖主义盛行和民族宗教矛盾突出;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也处于政治民主化转型的不稳定时期，易爆发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问题。此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给“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带来新困难。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先后放弃与中国合作建设水坝项目，马来西亚也叫停了中方参与建设东海岸铁路和能源管道项目等。实际上这些投资项目被叫停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这些国家资金实力薄弱，早期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背负了大量外债，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成员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国际贷款政策来左右这些国家的投资决策。

2. 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分布不均衡。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一带一路”国家总体上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都偏低，大部分都处于一般便利化和不便利水平。同时，沿线国家的便利化水平差异相对很大，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最高，南亚地区和蒙古、俄罗斯地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较大的贸易和投资障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劳动标准不统一和金融市场融资困难等，都会大幅增加双边开展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的成本。另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便利化水平较高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吸引外资的能力较强，能有效促进双边经贸合作的开展，但是很难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其周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低下，两者便利化水平不均衡，形成了断层，从而很难实现“以点带面”的经济增长模式。

3.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层次和投资侧重点不同。“一带一路”参与国以发展中国家居多，但彼此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工业化进程又有较大差异，因此沿线国家对海外投资的接受和利用程度也各不相同。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和社会制度较为完善，市场中第三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这些国家对金融业、服务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的投资需求较高，也更贴合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因此这类相对发达的国家投资回报率较高，越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从而进一步拉动本国经济的增长，也加大了区域间发展的差距。此外，处于工业化早中期的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经济结构也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这些国家对外国投资的资金和技术的限制较多;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经常面临人均GDP较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创新等问题，过度接受外国资本和对外开放反过来会对其本国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可见我国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需要做到全面多样高要求，针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诉求开展合作。

4. 国际直接投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2012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回报率开始逐年下滑，整体呈现下降态势，影响波及全球，这势必会对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带来一定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8》显示，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为6.7%，明显低于2012年的8.1%。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下降使得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对扩大对外投资的兴趣减弱，风险增大，这是造成近年来直接投资流量呈低迷态势的主要原因，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全球直接投资的长期前景。此外，“一带一路”主要致力于建设沿线国家的基础配套设施，而这类项目合作时间长，融资困难大，对资金需求较大，而相关国家较为滞后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又加剧了投资回报率的不确定性。

四、 政策建议

1. 扩大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两者联动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较大的贸易和投资互补空间，我国应利用技术、资金和产业等优势积极与沿线国家实现生产要素和市场对接，因此鼓励企业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并加大对其的直接投资力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当前，沿线国家存在巨大的出口贸易发展潜力，国家应鼓励普惠金融、信息通信、绿色医疗、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企业积极“走出去”，同时企业应该加快转型升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多边贸易合作，努力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我国政府应引导企业在沿线国家高铁、航天、建材、水力发电、互联网信息服务等薄弱行业进行投资，充分发挥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企业要针对东道国的行业发展现状制定对外投资方案，同时促进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发展，避免出现投资方向过于集中和单一等问题。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正效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还能扩大企业的技术型产品出口，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从而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发展，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与贸易融合发展。

2. 充分考虑要素禀赋的差异性，选择性地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覆盖众多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基础配套设施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联系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时必须要结合东道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区域特点，围绕东道国的优势领域展开投资合作。例如在资源禀赋方面，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天然气、石油、煤炭、铁、锰、铬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资源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与这些国家开展能源矿产领域的投资合作对于缓解中国的生产资源压力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建了多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增加了能源进口渠道，有效缓解了国内能源供求矛盾。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要注意均衡适度，尤其是对中亚及西北亚等周边国家的投资，要避免出现企业投资区域扎堆的情况，这会导致中国跨国投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从而降低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資收益，不利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3. 加强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都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国家间的贸易发生会受到通关效率的直接影响，为了实现有效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和贸易的融合发展，必须加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说，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跨境交通运输设施，尤其是建设公路和铁路的专列运输线路。公路和铁路是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运输的重要途径，是区域经贸往来重要的纽带和桥梁。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有利于构建进出口贸易的物流网络和流通渠道从而保证国家之间更好更快地进行商品贸易，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从而促进双边贸易额的增加，贸易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最终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快速发展，实现经济利益的整体性发展。

4. 提升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实施了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相关政策，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整体上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较大;此外，由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沿线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经济和贸易分别设置了不同程度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总体上存在较多贸易和投资障碍。为了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与贸易的融合发展，降低贸易成本，我国政府应与沿线国家的政府和商贸机构等加强合作与交流，健全双、多边贸易合作机制，降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尤其要提高海关的通关便利程度，简化通关手续，优化通关环境，这对一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有重大意义。新加坡正是因为在发展早期就改善了海关通关流程和手续才有力的促进了其贸易和经济发展。

5. 重视和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其中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我国政府和企业要充分认识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尤其是信用风险，根据穆迪评估报告，多数沿线国家的信用状况相对较弱，其中42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别或不在穆迪评级范围内，这意味着潜在执行风险较高。因此企业和投资者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慎重投资，加强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做到投资安全与利益并重。我国相关金融机构要跟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审查业务，保障我国跨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当中的利益。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应该建立特定的金融监管组织，从宏观层面进行审慎监管，维持区域投资合作的安全与稳定。

参考文献：

[1] 朱明侠，左思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研究[J].理论探讨，2019，(1)：103-108.

[2] 李晓钟，徐慧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8，(10)：4-9.

[3] 任志成，朱文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5)：103-111.

[4] 孙茜茜.“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位论文，2018.

[5] 崔启东.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8.

[6] 张伟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融合发展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学位论文，2018.

[7] 徐赟.我国在“一带一路”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J].上海经济，2018，(2)：117-129.

[8] 郑周胜.“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J].当代金融研究，2018，(1)：107-119.

作者简介：王悦(1994-)，女，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

收稿日期：2019-04-11。

作者：王悦

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前景论文 篇2：

关于地方政府对城市社区管理能力的思考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以及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城市社区服务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地方政府对城市社区有效管理的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论述城市社区服务发展的必要性之基础上，对城市社区的定义与服务范畴、城市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以及地方政府改善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主要思路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地方政府;城市社区;城市社区服务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国家的倡导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城市以基层社区为依托的社区服务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为解决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因社会变迁加速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开僻了一条有效的途径。通过对身边社区细心观察和了解，深切体会到在新形势下地方政府对发展城市社区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发现到现阶段我国的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同日益变化的现实需要相比，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客观要求相比还不能完全适应，也还存在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应当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如何提高地方政府对城市社区管理的能力是个值得深刻探讨的问题。

一、城市社区的定义与服务范畴

社区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一般而言，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共同体。构成社区这一共同体的要素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有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地域界限;第二、有一个以一定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第三、有一个维护该地区的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第四、有一套维持该地区和社会群体生存发展的生活服务设施;第五、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具有一种地缘上的归属感、参与感和心理上的认同感。这五种要素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区位体系就是我们所指的社区。

尽管我们在理论上可以把社区作一个这样的界定，但是由于社区的存在和发展受到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因而对社区的认同会有差异，尤其是在城市中，由于人口集中，成份复杂，社会和经济的活动频繁，不仅具有各种复杂的制度、信仰、语言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而且具有结构复杂的各种群体和组织，因而对城市社区的区划更为复杂。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城市社区是按照功能划分的以行政区划为主的生活社区，具体是指城市中的以街道或居委会这两个层次划分的区位体系，包括辖区范围内的所有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内。

二、城市社区服务广泛开展的必然性

城市社区服务是指在一定层次的城市社区内，建立在自愿、自治、自助、互助基础上的，既面向全体社区成员又突出重点对象和特殊需求的福利性服务。在我国所倡导建立的社区服务是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以民政部门为主导，以街道办事处为基础，以群众为主体，以城市居民委员会为依托与辖区企事业单位相互联合，建设服务没施，组织服务队伍，开展服务活动，引导群众实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加强社会服务是改革开放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社会分工专业化的进程大大加快，新建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家庭对社会的需求愈加丰富，呈现出高层次、多样化。与此同时，随着计划生育的开展和保健水平的提高，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渐明显，老年人保障和青少年教育等社会问题愈加突出。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旧城区的成片改造和高层居民小区的普遍兴建，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客观上造成了对社会化服务更广泛的需求。正是适应这种客观的社会需求，社区服务在短短的几年中便广泛迅速地发展起来，并显示出坚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的地方政府应该更好地引导社区服务的开展。

三、城市社区服务存在的诸多问题

1、城市社区服务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

一般来说各地社区服务状况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状况是呈正比关系的，但是这种认为社区服务发展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在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可能由于党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倡导和支持，通过充分发动社区居民参与而获得超前发展，继而反过来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反之有的地区虽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地方政府不够重视，社会缺乏支持，群众没能参与，而使社区服务发展滞后，继而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见，社区的发展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我们的地方政府去做，我们地方政府应该充分重视城市社区服务的发展。

2、社区服务的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普遍不高

目前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社区服务设施中专职的社会工作者，另一部分是来自于社区内的一些行政或者企事业单位并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普通居民，他们属于志愿服务人员。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支社会服务工作者队伍存在着人员少、素质差及水平低、年龄偏大等问题，他们几乎没有受过专业化、正规化的训练，其服务方法多是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在服务技术方面是传统的、落后的，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尤其在挖掘社区潜力，运用社区资源，与服务对象建立积极关系，把握社会工作者角色身份，发挥社区机构的功能等方面缺乏规范化的技术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区服务质量的提高，地方政府在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方面也有相当多得工作要做。

3、法规建设不配套导致各部门间协调常常出现矛盾

现在在我国各地开展社区服务所依据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中的相关规定、民政部门制发的社区服务文件和民政部门拟报政府批转的地方社区服务发展规划，除个别城市制定有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外，其他许多地方开展社区服务工作并没有更具权威性的法规可循。但由于社区服务是一项涉及面广的工作，它往往需要民政、公安、司法、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城市规划、城建管理、房地部门、市容及工商管理等部门和工、青、妇、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协调配合，现在由于各部门行政上的关系，大家对社区服务工作缺乏认同感，再加上无法律法规约束，各地在实践中常常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行动，故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举步维艰。

四、地方政府改善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主要思路

我国的城市社区服务事业经过地方政府十几年的积极引导和发展已逐步从蓬勃兴起时期迈向了稳定发展时期，但它毕竟是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因而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应当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改革的深化和工作的改善而逐步得到解决，而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在解决城市社区服务发展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1、健全地方法规建设，为社区服务创造良好的条件

由于各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结构、服务需求等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地方性法规对社区服务的指导和规范十分重要。所以地方政府必须大力加强社区服务的地方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工作。从实践情况看，这些政策法规应包括各项服务的管理办法、社区服务业务的指导和评比检查考核的有关规定、发展社区服务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办法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规定，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调节各种关系，从各方面扶持社区服务事业，从制度上保障社区服务的稳定发展。

2、理顺体制，健全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系统

社区服务管理体系主要有市、区、街、委四个层次，市、区两级以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为主要任务，以制定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法规、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开展评比检查考核等为主要内容。通过广泛的社会合作，使得社区服务工作在城市基层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行为。街道社区服务的协调管理机构，则以工作的组织实施、资金的筹集使用，各项服务的管理为主要任务。居委会的社区服务组织，以开展具体服务为主要任务。当前应当大力加强对居委会工作和活动的领导，使其按照相关法规所规定的职责积极地开展各项活动。

3、地方政府对社区服务要因地制宜，努力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

我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别很大，即使在一个城市，不同社区在人口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都有很大差别，无论是职业、收入、文化程度、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不同社区的主体成员对社区服务的需要层次、要求程度、承受能力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必须对这些具体情况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种服务方式。

4、地方政府要大力发展居民互助服务

目前各地普遍存在着重视地方政府对社区设施的服务，而忽视居民互助服务的倾向，但实际上在社区服务中，居民互助服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许多发达国家，居民互助服务在社区服务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在社区服务方面美国的许多做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在美国参加社区互助服务的工作人员太多是志愿性服务，他们社区服务志愿人员活动的标准是每周无偿为社区服务4小时。这样做不仅提高了家庭和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增进了人们的满足感、社会感和成就感，而且居民对社区的主人翁意识大大增强，改善了社区的人际关系。其实在我们身边很多的普通居民对参加互助服务的愿望也很强，但现在没有很好地组织，使得这种宝贵的资源白白浪费。地方政府对于这种普通居民的志愿性服务应该积极加以引导，充分利用资源开展社区服务。

5、开展城市社区服务，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根据城市社区服务的现状，我们认为不加强政府的社区服务管理职能，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增多，必然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甚至导致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或不信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均已发生变化，尤其是利益的分散化，使得发展社区服务单纯依靠以往那种政治灌输或意识形态的传统方式已不可能。地方政府应该从发展经济入手，充分发展社区化服务，但经济的发展不是指日可待，社区化服务也不是一徽而就。因此，必须考虑目前这种状况，采取适合社区发展的具有群众自我服务特征的城市社区服务方式，通过提供服务解决社区社会问题，形成社区整合。这样地方政府职能通过社区服务这一方式输入基层社区，然后通过基层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最终实现地方政府职能在基层社区的整合。这一结果向外输出，就成为政府职能对社会稳定的贡献。所以说，有效地开展城市社区服务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吴家庆.徐容雅.地方政府能力刍议[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

[2][美]奥斯特罗姆等主编. 美国地方政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孙金富. 社区服务与社区工作[M].北京：百家出版社，1991。

[4]陈喜强.城市社区服务范畴新论[J].广西社会科学，1999.(3)。

[5]唐钧.北京市城市社区服务发展的特点和发展趋势[J].北京社会科学，1992.(2)。

[6]刘福荣.社区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J].江西社会科学，1996.(2)。

(作者通讯地址：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作者：叶玮 喻柳

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前景论文 篇3：

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把集约高效放在首位

石化行业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过去十余年，我国化工产品生产能力高速扩张，但仍存在供应缺口。为提升基础保障能力，许多地方以乙烯、对二甲苯(PX)等产品为重点，加快化工型炼厂建设，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然而，由于需求结构升级、材料替代等原因，我国化工产品需求增速将比“十二五”明显放缓。而许多企业在上项目时“贪大、贪多”，在追求规模优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的快速扩张，可能导致石化行业新一轮产能过剩，并带来能源安全、生态环境隐患、资金沉没等多重风险。建议在推进我国能源革命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以集约、高效为准则，明确石化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深入推进石化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去产能”市场机制、提高新上项目技术水平和优化国际合作模式，引导我国石化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一、石化行业“投资热”或迅速形成新的产能过剩

我国石化产业经历了数十年发展，已积累了超过8亿吨炼油能力，但乙烯、丙烯、对二甲苯等产品仍大量依赖进口。“十三五”时期，为增强烯烃、芳烃等化工产品保障能力，我国提出有序建设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在大力发展石化产业的同时，也稳步开展乙烷制烯烃、丙烷脱氢、煤制烯烃等产业升级示范。但随着行业效益好转、市场有序放开、项目审批权下放等，我国炼化产能迅速攀升，产能扩张速度超出预期，出现明显投资过热。

(一)当前化工产品供不应求，石化产业具有发展的市场基础

进入本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我国石化产业处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之上，乙烯、丙烯、PX等主要石化产品产量都实现了翻番。以乙烯为例，2017年我国乙烯产能超过2400万吨，产量达1822万吨，比2008年的988万吨几乎翻了一番，跃居全球第二大乙烯生产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和消费升级，全社会对于石化产品的需求也在高速增长，国内生产能力仍显不足。如图1所示，2016年我国乙烯、丙烯和PX需求量(当量需求量)分别达到3781万吨、3368万吨和2150万吨，自给率仅为47.1%、74.1%和41.9%;下游聚乙烯、乙二醇、苯乙烯产品的自给率分别为56%、40%和70%。由于禁止废旧塑料进口等政策的实施，预计国内用于生产塑料的乙烯需求还要进一步增加，供应缺口巨大。石化产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表现。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相比，当前我国石化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主要产品人均产能(如图2所示)均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在建项目数量多、规模大，产能扩张速度远超需求增速

巨大的市场供应缺口刺激了石化行业项目投资。据统计，“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建设并投产一大批石化项目，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广东、辽宁等地区，同时湖北、江苏、河南等地区也都有项目投产。除此之外，在地炼企业聚集地山东，16家地炼企业联合成立了山东炼化能源集团公司，通过“抱团取暖”方式参与到市场竞争格局之中，改扩建项目“遍地开花”。为在竞争中获得规模优势，多数新上项目都具有大体量和大装备特点，使得产能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而在需求方面，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尽管全社会对于化工产品的需求仍将增加，但增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需求增长基本趋稳与产能大幅扩张，或将导致产能过剩问题。以PX为例，随着舟山石化、恒力石化等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预计2020年我国PX产能或将超过3000万吨，是当前产能的两倍以上。根据石化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未来PX需求增速仅在6%左右，即便完全不从国外进口，2020年PX产能利用率也可能跌落至80%左右，由当前自给率严重不足迅速转为供大于求。

(三)非石油工艺路线发展势头迅猛，将挤占石化项目市场空间

作为石油化工的重要替代，煤制烯烃、乙烷制烯烃等工艺具有一定的资源和成本优势，最近几年已成为社会资本关注焦点。煤制烯烃方面，近几年我国煤炭行业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需求回落、市场低迷，为给煤炭“寻找出路”，煤制烯烃已成为许多煤炭资源富集地区转型发展和延长产业链的重点。根据现有在建项目统计，2020年我国煤制烯烃产能将达1200万吨，比2015年水平增长1.4倍，煤制乙二醇产能也将出现年均20%左右的扩张态势。乙烷制烯烃方面，随着原油价格回调，乙烷制烯烃的成本优势越来越明显，又由于工艺简单、技术成熟、投资门槛较低等优势，乙烷制烯烃成为我国中小型民营化工企业向上补齐产业链的重要选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在建拟建乙烷裂解项目合计乙烯产能超过800万吨，对于乙烷的需求量高达1000万吨。煤制烯烃、乙烷制烯烃等替代工艺快速发展，将与传统石油化工共同抢占化工产品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炼化领域产能过剩问题的恶化。

(四)石化项目国际竞争力不足，国内市场可能被进口产品瓜分

石化产业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但由于原料和工艺路线等原因，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资源优势、技术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从全球格局看，由于资源和成本因素，化工产品原料轻质化已是大势所趋，全球乙烯产能中轻质化原料产能占比合计已超过50%，传统石脑油路线产能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在原料轻质化过程中，美国和中东地区异军突起。美国在页岩气革命带动下，乙烷产量大幅攀升、价格大幅下降;中东地区油气富集、轻烃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依靠这些优势，相关地区乙烯产能快速扩张。在成本方面，根据美国IHS公司分析，以2018年平均价格计算，中东地区和北美地区乙烷制乙烯工艺生产成本在170—300美元/吨，不足石脑油路线的60%，未来这一差距很可能还会被进一步拉大。相比之下，我国即将上马的石脑油工艺项目成本偏高、工艺复杂、副产品较多，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地位。随着发达国家石化产品需求趋于饱和，国际石油巨头必然将焦点转向我国市场，不排除未来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来抢占市场空间的可能。未来我国石化产业发展将面臨国际上低成本产品的激烈竞争，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五)燃料、材料替代将拉低市场需求，产能过剩将更加凸显

在过去一段时期，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刺激了燃料和材料替代的发展，近几年相关替代技术、装备、工艺、产品都陆续取得了突破，将对未来石化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在交通领域，当前我国成品油、尤其是柴油生产能力已经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尽管新建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在成品油和化工产品生产调节方面更加灵活，但整体炼油能力和成品油生产能力还将持续增加，预计2020年我国炼油能力或将接近10亿吨。而近几年全社会成品油需求增速已经明显放缓，未来电动汽车、高铁的迅速发展还将拉低成品油消费增速，2020年我国炼油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届时扩大成品油出口很可能会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在化工产品方面，基于生物技术的环保材料发展迅速。例如以木本、禾本和藤本植物等可再生生物质资源为原材料生产的生物基复合材料，对合成纤维、橡胶产品形成了替代作用;使用淀粉基降解材料替代发泡塑料制作餐盒等一次性消费品，已开始商业化应用。上述燃料、材料替代将拉低全社会对于化工产品的市场需求，未来传统石化产品产能过剩问题更为严峻。

二、石化“投资热”和产能过剩将引发能源、环境、安全等风险

我国石化行业产能迅速扩张，虽然有利于实现对于大宗化工产品的进口替代，但由于大量项目集中上马、集中投产，有可能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随之还将引发一系列潜在风险，包括加大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加剧国内的资源环境压力，存在资金沉没损失风险等。

(一)进口替代模式加大了能源安全保障难度

石化产品进口替代(从直接进口产品转为国内自主生产)，相当于由进口产品转为进口原料石油，虽然解决了产品短缺问题，但也增加了石油消费。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2018年原油进口量已突破4.6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70%。据初步统计，未来5年左右时间，我国国内乙烯和PX产量预计分别增长1200万吨和2000万吨左右。为满足生产所需的原料，需再增加石油进口近1亿吨，相当于目前国内全部石油产量的一半，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将进一步上升。与化工产品国际贸易相比，石油贸易所带有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安全、价格等风险更高。考虑到美国近10年一直致力于实现“能源独立”，石油对外依存度已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其能源战略腾挪能力和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同时，中东、北非、伊朗等石油主产地的地缘政治日趋复杂，国际石油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我国从海外进口石油的成本可能不断提高，能源安全保障难度越来越大。

(二)项目投产加剧了重点地区能源环境压力

“十三五”时期，我国新建石化产能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石化企业不仅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见大气污染物，也会排放出大量挥发性有机物(VOC)，造成复合型大气污染，增加了区域环境污染治理工作难度，长远可能还出现“化工围城”“城围化工”矛盾。同时，石化项目由于能源消费量巨大，给全国和地方完成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也带来严峻挑战。据测算，2020年之前能够投产的石化项目在正常开工状况下，对应能源消费量接近1.5亿吨标准煤，而“十三五”时期全国能耗增量指标仅为6.8亿吨标准煤，仅是新上石化项目就用掉了其中的22%。石化项目与“双控”矛盾在地方层面更为突出。以浙江为例，“十三五”时期浙江一次能源消费增量控制目标为2380万吨标准煤，但仅浙江石化舟山项目能耗增量就达4080万吨标准煤，一个项目的投产就意味着全省整个“十三五”能耗增量控制任务难以完成。

(三)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易引发金融等风险

石化项目具有典型的资金密集型特点，对资本的需求大、投资门槛高，项目建设以后的还本付息压力也非常大。一般情况下，石化企业都会和项目所在地政府及相关机构以联合出资、共同持股等模式合作。在此类合作框架之下，政府不仅需要预先支付石化项目“三通一平”等前期成本，还经常需要为企业担保以获取银行贷款。这种模式的潜在风险是让政府背上了较为沉重的债务负担，与“去杠杆”要求相违背。同时，如前文所述，未来我国石化产业或将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企业一旦出现开工率不足、产品滞销等情况，其经营效益必然受损，严重时有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等问题，还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任务，各级政府对于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规制将越来越严格，将对石化能源消费形成硬约束，中长期来看，石化项目的经营成本和发展前景还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三、对策及建议

(一)将石化产业发展纳入我国能源革命和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

我国正处于推进能源革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作为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石化产业，其发展定位、产业形态、工艺路线和产品结构，都要与能源革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相一致。在建设高质量现代经济体系背景下，石化行业要转变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思路，积极顺应能源革命、环境保护、消费升级、国际合作、技术革新等新的发展大势，加快实现绿色转型。建议调整炼化等产业發展规划和重点，全面停止新建传统炼化项目，加快既有产能改造升级，适应能源多元化、清洁化变革趋势。推动传统石化企业多元化发展，探索“服务型制造”模式、参与建设运营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由能源生产商转型为能源服务提供商。

(二)深入推进石化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炼化产能过度扩张

为避免石化行业“投资热”形成新一轮产能过剩，建议以“全国一盘棋”视角重新审视石化产业发展，立足国内化工产品市场需求，严格控制石化产能盲目扩张。对新上项目实施产能等量替代，重点地区还应实行减量替代。我国石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老旧、落后产能，尽管近两年有一些产能的退出，但截至2017年底，我国年炼油能力在200万吨以下的产能还有近1亿吨。未来应加快淘汰工艺技术落后、安全隐患大、环境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鼓励企业间的兼并重组，集中产能、能耗、环保指标打造拳头项目，推动石化产业减量发展。建议研究制定产能置换方案，充分利用安全、环保、节能、价格等措施，推动落后和低效产能退出。探索建立“去产能”市场交易机制，鼓励跨地区企业间的产能指标交易，做好产能交易与能耗、排放交易制度的衔接，并为指标交易提供制度保障。

(三)坚持技术领先原则，提高新建石化项目智能化、高效化水平

能源利用效率是石化产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评判指标，也是产业和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核心体现。在规划石化产业发展时，应以提质增效为首要任务。对于新上项目，应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标准来严格要求，大幅提高新建产能节能环保安全标准。同时，应扩大石化产业智能制造试点范围，鼓励炼化企业开展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试点，建设能源管理信息系统，提升企业精细化管理能力、挖掘节能提效潜力。在产品方面，建议走差异化发展路线，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避免低水平恶性竞争。加快调整炼化行业产品结构，加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产量及结构占比，提高单位产品附加价值、降低单位增加值能耗。通过推动产品结构的多元化、高端化和差异化，提升石化产业能源生产力，弥补我国石化行业在成本方面的劣势。

(四)优化国际合作模式，以国际产能合作取代低端产品出口

我国石化行业产能过快增长，而国内市场需求增长有限，未来不可避免需要依靠外需市场。如果不改变当前“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届时石化产业也可能出现其他行业已经发生的“两头在外”“费力不讨好”等诸多问题。现实情况是，我国石化产业在资源、环境、技术、成本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与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环境污染治理的总基调不一致。建议未来通过配额管制、税收调节、政策引导等方式，优化国际合作模式。一方面，应严格控制成品油和低端石化原料出口，减少出口产品的“隐含能源”，倒逼石化产业集约高效发展;另一方面，应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优势产业和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跨国经营，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

作者：符冠云　田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