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当前增速出现明显放缓趋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成因在于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力消耗殆尽，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形成接续。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思路是从关注数量增加的“高速”增长转向质量型“中速”发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应对“三重压力”
摘 要：2021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不过面临的下行压力也有所增加。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短期来看，“三重压力”主要源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表现为消费和投资需求恢复偏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居民和企业预期指标下滑。中长期来看，“三重压力”实际上源于中国经济近年来在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转型和长期经济增长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将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三者有机结合，其中，稳定政策主要应对“需求收缩”、结构政策主要应对“供给冲击”、增长政策主要应对“预期转弱”，这三项政策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三重压力”。同时，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之间还可以更科学地协调配合，从而有效提高政策的调控效率，更好应对“三重压力”并促进中国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宏观政策;三策合一; 三重压力;宏观调控;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一、引 言
2021年既是“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开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在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全年经济增速达到8.1%，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202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21年的经济工作也进行了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第三季度GDP增速的两年平均值降至4.9%，比第二季度的两年平均值下降了0.6个百分点，降幅偏大。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11月22日召开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发展遇到的新挑战交织叠加、超出预期”。202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三重压力”的首次提出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重压力”，宏观政策又如何更好地有效应对“三重压力”，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应该看到，“三重压力”的提出既是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也是对于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的深刻认识。因此，要深刻理解并有效应对“三重压力”，既要研究短期内“三重压力”的主要表现，还要从中长期视角探寻“三重压力”产生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将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主要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进而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新理论视角为宏观政策应对提供可借鉴的建议。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的主要表现
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尤其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是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表现的高度概括与凝练。
(一)“需求收缩”主要表现为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的增速恢复偏慢，经济出现负向产出缺口和负向潜在增速缺口
2021年中国经济三大需求增速呈现出显著差异。出口保持较快增长，2021年1—11月出口总额累计增速达到21.8%，两年平均增速高达12.4%，这主要与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产业链优势与韧性得到充分发挥等因素有关。相比之下，消费与投资增速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恢复得较为缓慢。消费方面，2021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7%，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0%，与出口的较高增速形成了鲜明对比。前三个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增长15.1%，两年平均实际增速为3.7%，显著低于人均GDP增速。投资方面，2021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2%，两年平均增速为3.9%，同样处于偏低水平。其中，支撑投资主要力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在1—11月仅同比增长0.5%，两年平均增速为0.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回落势头也较为明显，2021年1—6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额的两年平均增速为8.2%，而1—11月的两年平均增速已降至6.4%。
消费与投资增速偏缓直接导致了2021年國内“需求收缩”，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双双为负的局面。产出缺口等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差值。根据《潜在增速与宏观政策指数(2021年三季度)》的测算，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产出缺口保持在零附近，而下半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前三个季度产出缺口转为-0.1%，全年的产出缺口为-0.2%，负向的产出缺口呈现逐渐扩大趋势。潜在增速缺口等于潜在增速与潜在增速合理水平的差值。
潜在增速缺口的概念由陈彦斌和陈伟泽[1]较早提出。逻辑上，潜在增速的趋势应该由经济体相对稳定的长期经济结构因素所决定，并且当这些经济结构因素处于最优状态时，就决定了该经济体潜在产出的合理趋势。由此，潜在增速通常呈现为一条平缓的曲线，潜在增速的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合理增速保持一致。如果潜在增速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大幅度波动，那么就意味着潜在增速的实际增速较大程度上偏离了潜在增速的合理增速，即出现潜在增速缺口。据此，潜在增速缺口定义为潜在增速的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合理增速之差。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通常源于经济结构出现一定失衡导致潜在增速低于合理增速。陈彦斌和陈伟泽[1]指出，不仅实际增速会偏离潜在增速进而形成产出缺口，而且潜在增速也会偏离其本身的合理水平进而形成潜在增速缺口，这也是经济下行压力的突出体现。2021年的潜在增速缺口为-0.16%，虽然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2020年有所收窄，但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2016—2019年相比仍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二)“供给冲击”主要表现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与电力供应紧张等多重因素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生产约束加大
“供给冲击”通常是指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与生产能力的不利冲击。2021年，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供给冲击显著加大，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的影响，煤炭、石油等上游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10月份PPI同比涨幅达到了13.5%，创下21世纪以来的最高涨幅，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選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PPI同比涨幅分别高达103.7%、59.7%。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企业尤其是下游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显著增加。截至2021年10月末，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私营企业亏损数量比2020年同期增加了3.6%。二是在煤炭价格大幅上涨与能耗双控等因素的影响下，2021年下半年电力供应整体趋紧。由此，部分地区一度出现限电情况，这导致企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生产约束加大。三是受全球供应链恢复缓慢的影响，国际物流费用大幅攀升，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在2021年10月份一度触及5 600以上的高点，而2020年末该指数仅为1 400左右。全球物流成本的大涨导致外贸企业普遍面临“增收不增利”“有单不敢接”的困境。
(三)“预期转弱”主要表现为居民与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预期指标有所下降
就居民预期而言，根据中央银行的调查统计，2021年第三季度居民的收入信心指数、收入感受指数、就业感受指数与就业预期指数全面下行，分别从第二季度的51.0%、51.2%、44.0%和52.2%下降至第三季度的49.5%、49.7%、40.8%和49.4%，各项指数均处于50%的临界线以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也有所下行，在2021年6月份达到了122.8之后，7月份降至117.8，11月份略回升至120.2，但仍处于近年来的同期较低水平。就企业预期而言，制造业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从年内最高的59.2%和64.0%降至11月份的53.8%和58.2%。央行统计的第三季度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也没有延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持续回升的态势，而是较第二季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
之所以要高度重视“预期转弱”这一下行压力，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预期转弱”会不断自我强化。“预期转弱”会导致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更趋谨慎，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同时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反之又会加剧“预期转弱”，从而形成不断强化的自我循环。二是“预期转弱”将不利于预期管理，从而会降低宏观政策的有效性。预期管理是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来引导公众预期，以提高宏观政策调控效率的重要手段[2]。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主要应用于货币政策之上，在中国宏观调控中预期管理则被应用得更为广泛，不仅包含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还包含对公众经济增长预期的年度管理和长期管理[3]。比如，每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年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公布GDP增速等关键性指标的目标值，可以有效地对公众预期进行年度管理。再如，通过定期制定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与发布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可以对公众预期实施长期管理。然而，在公众“预期转弱”的情况下，尤其是“预期转弱”是由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减弱以及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时，预期管理会难以较好地对公众预期进行引导。这就会使得预期管理的效果受到影响，从而降低宏观调控的整体效率，难以较好地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由此可见，“预期转弱”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下行压力。
三、从中长期视角看“三重压力”产生的原因
“三重压力”的产生与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不仅中国面临“三重压力”，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甚至面临更大更多的压力。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三重压力”的产生也源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下行压力加大的某些迹象。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因此，有必要从中长期视角探寻“三重压力”产生的原因以更好地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一)债务压力持续攀升导致消费与投资需求偏弱，是“需求收缩”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消费与投资需求较为疲软并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中国经济的新现象，而是近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消费需求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的2015—2019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消费增速下滑幅度超过GDP增速下滑幅度的情况，反映了居民消费需求的走弱。2015—2019年GDP增速从7.0%下降至6.0%，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从6.9%下降至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12.0%下滑至8.0%，降幅均超过GDP增速降幅。就投资需求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尤其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出现了较快的下滑。2015—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10%降至5.4%，如果进一步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支撑(增速从2015年的1%上升至2019年的9.9%)，201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降至4%左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从10.1%降至4.7%。
导致消费需求疲软的因素是多重的，比如，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偏低、过往高投资发展模式挤占了居民消费等。
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长期存在的典型现象，已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发展模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与要素市场扭曲等方面进行分析[4]。不过，近年来中国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模式，收入差距有所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亦有序推进，因而上述因素难以成为近年来居民消费疲软的主因。除此之外，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GDP)较快攀升带来的偿债压力增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5]。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达到62.1%，2015年以来居民部门杠杆率一共上升了26.1个百分点，年均杠杆率的上升速度接近4个百分点，无论是与历史数据纵向相比还是与其他经济体横向相比，这一攀升速度都处于较快水平。中国居民部门62.1%的杠杆率水平不仅已经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也已经超过了德国(57.8%)等一些发达经济体。而且，由于中国存在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典型特征，因而国际上通用的“居民部门债务/GDP”的杠杆率计算方式还会低估中国居民面临的实际债务压力。如果采取“居民部门债务/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杠杆率计算方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压力已经超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从分布上看，中国居民债务压力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收入比要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测算，中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债务收入比或已达到收入最高的20%家庭8倍之多，收入在后20%—40%家庭债务收入比也达到了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2.2倍。高债务带来的偿债压力使得中低收入群体不得不削减消费支出，而中低收入群体又是整个社会消费的主力军，这就会对全社会居民消费增速造成显著的抑制作用。
近年来，投资需求疲软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持续攀升。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尤其是隐性债务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问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根据IMF等机构的估算，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是显性债务规模的两倍左右。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攀升主要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地方债务压力攀升挤压了地方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从而对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增速产生抑制影响[6]。二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更多地是依靠“借新还旧”的方式来滚动债务，因而需要大量的新增融资，由此会对企业部门可获得的借贷资金形成较为显著的挤占，从而导致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7]。以上两条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对投资需求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和民间投资难以提振，这也是近年来投资需求疲软的主要原因。
(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资本与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拐点的相继出现，是“供给冲击”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短期来看，2021年中国遭遇的“供给冲击”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下产业链与供应链迟迟难以修复等外部因素。但从中长期来看，企业供给与生产成本的上升是一个必然的长期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根据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明确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本质上就是要求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以往依靠低成本的粗放发展模式，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与人力资本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客观上看，中国过往的低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管制，是以牺牲一定的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的，不具有可持续性。比如，过往资金的低成本源于利率管制对存贷款利率的压低，较低的资金成本激发了投资需求，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等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的相关问题[8]。因此，在经济结构转型优化过程中，供给与生产成本的提高既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不仅如此，近年来劳动、资本与能源等生产要素均出现了供给拐点，这使得生产成本的上升趋势逐步突显。从劳动力角度看，2011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减少，2012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2016年有劳动意愿的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劳动力供给将会不断趋紧，从而推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从资本角度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国民储蓄率在2008年达到51.8%的高点后开始回落，2014年后回落速度进一步加快，2020年国民储蓄率已降至44.5%。储蓄是可贷资金的供给，储蓄率下降将会推动资金成本的进一步上升。从能源角度看，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要求下，能源等重要资源的供给约束将会进一步强化，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形成节能减排绿色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从而也将推动能源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企业供给约束收紧与生产成本的上升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必将面临的持续压力与挑战，也是经济结构转型必将经历的阶段性过程。
(三)潜在增速趋势性下降是“预期转弱”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一直保持在10%的较高水平，不过从2010年开始，潜在增速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从2010年的9.7%降至2015年的7.6%，2019年进一步下降至6.0%。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潜在增速预计为5.3%，呈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经济体体量的扩大，通常会出现潜在增速放缓的情况。德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经历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大多是在高增长开始后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十年开始回落[9]。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滑速度有些偏快，已经出现了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即潜在产出增速低于长期合理增速水平。潜在增速较快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等以往驱动经济增长的“老动力”减弱而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等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尚未完全成形，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动力整体趋弱，潜在增速趋势性下滑。潜在增速持续下滑会带来实际经济增速趋缓、居民收入增速下滑与资本回报率下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这些会直接导致公众预期有所减弱，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下降。
从潜在增速的现有趋势来看，中国要实现既定的“十四五”规划目标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难度有所增加，这也会进一步导致“预期转弱”。根据刘伟和陈彦斌[10]的测算，按照潜在增速的现有趋势，结合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生产要素的具体情况，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约为5.1%，距离理想的5.5%增速均值有一定的差距。同时，2020—2035年潜在增速均值预计约为3.8%，但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系列重要任务，需要人均实际GDP水平较2020年翻一番，即2020—2035年经济增速需要达到4.8%左右[11]。可见，按照现有增长趋势，到2035年难以完成人均GDP翻一番的任务目标，需要宏观政策进行充分应对才能够实现，因而经济增长目标实现难度的增大也就成为“预期转弱”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此外，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存在也对居民和企业的预期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预期转弱”。比如，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难以有效提振，是居民“预期转弱”的重要原因。根据测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之比从2015年的87.8%下降至2019年的86.3%，2021年前三季度这一比重进一步降至84.3%，由此表明，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居民收入增速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得更快，从而直接导致居民消费增速的低迷，亦是居民“预期转弱”的重要原因。再如，在债务结构上，居民部门成为推动宏观杠杆率攀升的主体，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2016—2019年居民部門杠杆率的增幅占到宏观杠杆率总体增幅的88%，较重的居民债务压力更加容易推动居民“预期转弱”。同时，企业部门中出现大中型企业杠杆率下降而以小型企业为主体的私营企业杠杆率被动上升的结构性特征。截至2021年10月末，工业规模以上私营企业杠杆率(总负债/总资产)相比于2016年末上升了7.1个百分点，而同期大中型企业杠杆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在私营企业投资与生产增速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杠杆率的被动上升凸显了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这也是企业“预期转弱”的重要原因。
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能够更好地应对“三重压力”
如前文所述，“三重压力”从短期来看是源于新冠肺炎疫情与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带来的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其实是反映了中国经济在经济稳定(总需求)、经济结构转型与长期经济增长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然而，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宏观政策理论仅聚焦于调节总需求以实现短期经济稳定[12]，难以为有效应对“三重压力”提供较好的借鉴。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通过将稳定政策(对总需求进行逆周期调节的狭义宏观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这三类最重要的宏观政策纳入统一框架之中[13]，可以更好地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重压力”。
(一)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框架下，稳定政策主要应对“需求收缩”、结构政策主要应对“供给冲击”、增长政策主要应对“预期转弱”，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三重压力”
其一，“需求收缩”的应对以稳定政策为主，短期内主要依靠更为积极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来扩大总需求。根据《潜在增速与宏观政策指数(2021年三季度)》的测算，2021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整体力度均相对偏小。2021年前三个季度，财政政策力度指数为47.8，不仅低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2020年同期的53.4，而且显著低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2016—2019年同期的均值51.8。货币政策力度指数为44.3，同样低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51.8，也低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2016—2019年同期的均值44.8。因此，下一步要应对“需求收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需要增加一定的力度。而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还要加强协调联动，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可以在拉动居民消费和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其二，“供给冲击”的应对以结构政策为主，增长政策为辅。应对“供给冲击”的关键在于两点。首先，在生产要素供给趋紧的情况下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这就需要使用结构政策进行调控。结构政策与结构改革不同，结构改革的核心手段是完善市场制度，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但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均处于完善的过程之中，仅依靠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不仅难以达到理论上的最优状态，反而会导致失衡的经济结构固化。此时，就需要结构政策进行调控，结构政策旨在打破结构粘性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失衡结构之间的嵌套循环，从而避免结构失衡的不利后果，并力图实现最优经济结构。其次，需要增长政策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摆脱对要素驱动增长模式的过度依赖，挖掘经济的新增长点并构建新增长模式，由此才能够更好地应对“供给冲击”。
其三，“预期转弱”的应对以增长政策为主，结构政策为辅。应对“预期转弱”的核心在于增强公众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与信心。主要的应对措施应是通过增长政策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力，扭转近年来潜在增速持续下滑的势头。增長政策要以促进科技创新与推动市场化改革为核心抓手，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促进科技创新既要发挥政府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完善市场环境以增强企业的创新激励。市场化改革要贯彻落实好《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文件中的重要要求，“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结构政策也需要在应对“预期转弱”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给予中小私营企业更多结构性支持，以更好地改善居民与企业预期。
(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框架下，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之间还可以更科学地协调配合，从而更有效地提高政策的调控效率和应对“三重压力”
其一，结构政策既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又有助于提高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从而帮助稳定政策更好地扩大需求。客观上看，近年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对总需求的促进作用不够理想，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究其原因，一些结构性因素制约了稳定政策的调控效果。以消费需求为例，目前消费需求疲软的重要原因在于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压力较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此难有作为。通过结构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能够有效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压力，从而可以更好地改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
其二，稳定政策可以帮助增长政策提升经济潜在增速，增长政策反过来也能助推稳定政策提高效率。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潜在增速与实际增速螺旋式下滑的迹象，从而出现了负向的产出缺口较小而负向潜在增速缺口较为明显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如果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缺乏配合，稳定政策仅平抑产出缺口，那么会导致潜在增速过快下滑的势头难以扭转，经济可能会面临失速风险。理想的策略应是稳定政策不仅要平抑短期的产出缺口，还要加大力度缩小潜在增速缺口，这样可以推动潜在增速水平向长期合理增速水平靠拢，从而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速，帮助经济摆脱潜在增速与实际增速螺旋式下滑的风险。反之，增长政策亦有助于为稳定政策提供政策抓手与发力点。当前稳定政策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释放的资金“脱实向虚”倾向较为明显，政策所释放的资金没有较好地流入实体经济，反而更多流入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既催生了一定的资产泡沫化风险，也降低了稳定政策的有效性。增长政策通过推动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既能够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又能够成为稳定政策短期内扩大内需的主要抓手，更好地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从而提高稳定政策的有效性。
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于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总表现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进一步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与社会政策的“七大政策”组合。相较于以往通常采用的“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表述，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将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纳入到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框架之中。从宏观经济理论范畴来看，会议提及的宏观政策属于狭义的宏观政策，即稳定政策;新提及的结构政策与理论层面的结构政策是一致的;微观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和区域政策等均属于理论层面的增长政策。由此可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七大政策”组合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在“七大政策”组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将有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应对“三重压力”，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如期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要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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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雅雯)
作者：陈彦斌 刘哲希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
〔摘要〕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当前增速出现明显放缓趋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成因在于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力消耗殆尽，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形成接续。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思路是从关注数量增加的“高速”增长转向质量型“中速”发展。路径选择是调整经济结构，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鼓励创新驱动;缓解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避免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困境。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创新驱动;“高速”增长;“中速”发展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13JBGP014);陕西省重点学科理论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
〔作者简介〕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文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127。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至于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当前增速出现明显放缓，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图1利用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描述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态势，以及在供给和需求视角上的具体表现。
1.整体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下降态势
从GDP的累计增长率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整体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下降态势，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143%大幅缩减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77%。具体分析， 2008年GDP增速呈现大幅下降走势，由第一季度的113%降至第四季度的96%。2009年第一季度降幅高达3%，随后出现持续攀升态势，逐步增至2010年第一季
图12008—2013年中国GDP累计增长率
季度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度的121%。但自此，GDP增速呈现长期下降态势，2012年第二季度达到78%，期间2011年的四个季度间降幅较小，由一季度的98%降至四季度的93%,经济发展相对稳定。2012年第二季度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稳定在77%。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下行压力加大。
图22008-2013年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
(累计增长率)季度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三次产业增速与GDP同向波动
从产业供给方面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波动情况与GDP增速的波动态势相似，总体上呈现为下降。特别是第二产业，产值增加率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12%下降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78%，降幅明显。具体而言，2008年一年内环比持续下降直至99%，2009年第一季度较上年同季度降幅高达62个百分点，后在2009年回升到99%，2010年第一季度较上季度增幅高达36个百分点，随后再一次呈现持续走低态势，2011年主要维持在105%左右，2012主要维持在83%上下，2013年基本稳定在77%上下。第三产业的波动和下降幅度都小于第二产业。产值增加率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116%下降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84%。具体而言，2008年一年内环比持续下降直至104%，后在2009年内又从79%回升到96%。但自2010年第一季度后再一次呈现走低态势且持续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9%，此后小幅回升，逐渐增至2013年第三季度的84%。而第一产业增长的波动情况与其他产业有所不同，未出现大幅度下降情况，但波动较大。在GDP和其他产业增长乏力的2012年，第一产业实现连续增长，由第一季度的27%增至第四季度的54%，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增加，但2009年第一季度又回落为35%，随后小幅攀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42%，自2011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底维持在36%-45%的较高水平，到2013年再回落到34%，这表明第一产业的增长波动加大，不稳定影响因素较多。
图32008-2013年中国需求
结构的季度波动态势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3.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持续低迷
在消费构成方面，外需变动巨大，内需相对稳定，投资需求波动较大，消费需求有小幅下降。首先，由进出口增长情况看，从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出口增长率由268%大幅下降167%，特别是2009年上半年，季度增长率分别为-2493%和-2213%，较上年同季度降幅分别为4936个百分点和4893个百分点。虽然在第四季度及2010年上半年大幅回升至4233%，但随后持续下降直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307%。尽管2013年第一季度突增到1327%，但其他季度基本保持在45%-63%。进出口增长率由以往长期保持的25%左右的水平下降到5%左右。从反映投资需求情况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看，其变动情况与GDP增长率波动态势基本一致，波动幅度较大，下降趋势却不明显。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基本保持在20%-30%的区间波动，但自2011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再由4454%上涨到616%，最高的2012年第一季度涨至7087%，此后又回落到20%-30%的区间范围。本文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变动情况分析消费需求变动，由图3可以看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206%下降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133%，期间，由2009年第一季度的1493%上升到2010年第四季度的188%，随后出现逐年下降趋势，2013年第一季度下降到126%。
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成因
1.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力消耗殆尽
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所推行的强调数量型的增长方式。推行数量型经济增长以强调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政府宏观调控为主，辅以市场机制，采用扩大有形要素，特别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粗放式生产方式，以外需为导向，以投资为拉力，关注国民财富总量的累积，实现富国的发展目标。然而在日趋严峻的生态约束和不稳定的国际贸易格局中，这种不计生态代价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现有的禀赋结构和发展要求，强调数量的增长方式对我国经济的推动力逐渐衰减，能量正趋于消耗殆尽。
要素投入结构方面，传统要素的成本不断提高，无形要素的贡献力依然较弱。在过去的高速发展中，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产权不明晰，监管不到位制度缺陷的影响，使得“低成本，高产出，高市场需求”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类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资源红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忽视资源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不计代价和机会成本的低效产出方式，致使生存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失衡。而大规模资源消耗，特别是能源消耗更进一步导致资源危机，不仅在当代发展中造成超高成本的负外部效应，也引发了代际间的发展不公问题，并危及后代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基数巨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劳动力持续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压低了劳动力价格，“廉价劳动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1〕。老龄化趋势逐渐显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衰减。同时，受地区发展差异制约，劳动力在区域和产业间的流动阻力较大，而且由于产业结构不断深化，现有教育培养方向不能协调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导致大量结构性失业，部分地区及部分产业甚至持续多年出现“用工荒”现象。可以看出，传统要素的红利正在消耗殆尽。
资本和技术等非传统生产要素比重较小，并且增长速度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甚至被认为只有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中心要素。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足，特别是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能支撑企业投资需求，这一严重的制度缺陷，特别是不完善的产权制度对资本积累和投入的制约，导致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微弱。而作为新增长理论中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不足，企业生产中存在技术滞后，对国外技术依赖严重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不仅缺乏技术进步的环境和条件，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不足，缺乏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协调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也缺乏适度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保障制度，导致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足。随着“资源红利”“人口红利”的衰减和环境约束的不断增强，我国要素供给结构面临巨大挑战，既有比较优势逐渐衰减，有形要素的成本不断提高，低成本要素投入结构已经不能支持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2〕。
在产业结构方面，尽管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但产业结构仍处低水准，进一步优化升级的阻力较大。“低附加值、低技术化、低集约化”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首先，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正在向现代化农业方向转型，以求实现“农业强国”的发展目标，但是生产方式受传统生产方式影响严重，农业产业化、合作化和现代化程度滞后。生产缺乏专业化和市场化引导，以及技术支持，地区生产的互补和带动作用薄弱，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就业人员逐渐流向其他产业，农业从业人员结构问题日趋突出，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我国粮食自给率持续多年下降。
其次，虽然第二产业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的产业重心，但从结构构成看，资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远低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高技术依赖”的产业比重较大。由比较优势下以对外出口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决定，导致在全球产业生产中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中低端水平，受国际贸易环境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薄弱，缺乏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新兴产业特别是环保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在主导产业方面，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同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发展缺乏自主性和市场适应能力。
再次，尽管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日趋增长，市场对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但是第三产业的潜力尚未被激发，服务型生产资料和消费的供给能力不足，不能支持第一、二产业的需求，对GDP和就业份额的贡献微弱，而且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流通部门，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提高居民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的服务部门以及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的比重不合理，且部分行业发展不协调，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存在严重泡沫，而金融行业市场化程度低。
同时，产业间也缺乏高效的协调机制以及合作互促机制。缺乏第二产业对第一、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以工促农的反哺机制在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领域都尚未建立健全，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此外，第三产业对第一、二产业的服务作用也明显乏力〔3〕。
在需求结构方面， 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呈现为：以外需和投资为主要拉力，而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在国外需求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际贸易格局变化，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我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份额正随着竞争的不断增加和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而大幅下降，“出口导向型”结构已不足以拉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4〕。在内需结构上，虽然投资需求的贡献率远高于消费需求，但投资结构存在诸多隐患，不足以持续拉动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向的结构失衡。在投资主体上，为了应对全球危机，预防经济衰退，政府逐年加大投资力度，主要集中于非生产性民生类投资，并存在重复建设和短期工程等低效率行为。同时，由于市场前景低迷，制度不完善，缺乏激励机制等因素制约，以及投资行业的局限，企业投资动力不足，部分行业的投资决策并未以市场为导向，而是以政策红利为导向，加重了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尽管消费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和归宿，然而居民消费率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对经济的影响较弱，这主要是受到我国居民消费观念和收入预期的影响，尤其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
战略目标方面，在渐进式改革进程中，我国经济仍然侧重政府主导下的国富目标，希望通过“优先部分地区发展，再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的非均衡、非公平的发展路径以求实现最终的全面进步。这种发展战略在取得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一是资源的错误配置。具体表现为过度强调推进“工业化”进程，以高要素投入实现高产出，但由于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以及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往往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甚至错配，缺乏竞争淘汰机制，加剧各产业发展失衡。二是走上一条非均衡、不公平的发展路径。由于依靠中央根据不同地区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导致区域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综合实力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报酬差距过大，由于初次分配主要是在企业中进行，受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国有制企业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工资报酬。而在强调公平的再分配过程中，也未能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机制，政府的财政收入过程不利于刺激企业生产积极性，支出过程不仅未能实现高效、公平的公共服务，还引发了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教育、卫生方面的不一致，进一步扩大了城乡间的差异。
当一国经济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经济结构的不稳定、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差距过大且公共服务滞后，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都将呈现为增速停滞甚至回落，如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和长期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目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可是在经济发展中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特别是金融管制过多，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受阻于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且所有制改革进程缓慢;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城镇化与工业化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使得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
2.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未形成接续
质量型经济增长是指在经济数量积累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相对于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数量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质量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5〕。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虽然使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一定数量的积累，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但这种增长方式已不足以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今后应重点强调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培养发挥竞争优势，强调非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以内需为导向，以消费为动力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旨在实现富民的发展目标。然而，由于创新驱动能力微弱，城镇化进程阻力较大，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使强调质量的经济发展方式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机制尚未形成。
在创新驱动能力方面，创新作为内生增长的核心动力，其创新驱动强调在有激励作用的制度环境下，通过知识技术创新，注重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扩散，并结合人力资本等无形要素避免传统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创新驱动能力尚不足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创新驱动的条件，特别是创新基础。人均GDP水平和教育水平有待提升，高效的创新主体依旧不足以满足创新确定的需求。此外，创新投入，特别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主要依靠国家科研投入为主，这使得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二是在创新驱动过程中，从研发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转化能力有限，缺乏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以及产业创新之间的协调机制。三是既有环境不能保证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特别是缺乏投资激励政策，且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严重制约企业创新动力。而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忽略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方向的发展方式则引起资源配置，特别是资金和人才不能配置到创新驱动的核心环节，阻碍创新驱动发挥促进作用。
在城镇化进程方面，城镇化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不仅体现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还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我国早已提出要“改善二元结构，加快城镇化建设”，但在过去的发展中，由于二元结构发展下的路径依赖以及户籍制度的影响，导致城镇化进程过度依赖资源红利，特别是土地资源，致使“农民城镇化”进程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剩余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由行政主导下的粗放规划不仅引起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协调，缺乏与之相适应的产业，而且这种空间蔓延式的“伪城镇化”还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此外，“三农问题”日益突显，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生产条件较差，产业化和现代化程度较低，生产能力有限;农村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与城镇差距较大;农民就业不足，收入增长缓慢，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而影响农民收入的根源正是农业效率低下。至于较低的农业效率，一是由于农业可分工程度小，就业空间有限，二是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体制约束〔6〕。同时由于未协调好大城市发展与小城镇建设、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等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水平不公平，导致城市和农村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差距逐步扩大，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引起严重的三农问题。
在区域发展方面，为实现全国经济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政府主导下，无论是经济政策制度，还是基础设施投资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导致地区发展严重失衡。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社会发展方面，我国区域间的综合实力差距都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地带间差距，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仍保持高速增长，但增速减缓;中部地区受发展软环境制约，崛起速度缓慢;东北地区虽有较好的硬件基础，但受产业结构限制，经济增速相对较低;西部地区进步迅速，但仍滞后其他地区。这种地区发展差异，不仅限制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加剧产业布局不合理，阻碍消费市场的扩大，还因为软环境差距扩大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差距，有碍于下阶段的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各区域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促进分工和产业布局，在共同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政策、价格体系引导下，使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条件和社会福利水平协调发展。但是由于区域发展失衡的累积效应影响，各区域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各地区的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阻碍了产业转移和市场的开发统一。
三、中国经济未来稳定增长
的思路和路径选择1.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思路
面对现有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困境，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影响是从专注数量增加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中速”发展。不仅注重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关注经济增长代价。不仅关注短期的经济增长，更注重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强调增加经济体的竞争能力，更强调增强经济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不仅要降低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还要注重在发展阶段上的跨越，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是指在注重经济效率的同时，应该强调社会的公平：一是要求资源配置高质量，这就要求协调市场和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减少政府的调控配置作用。二是经济结构高质量，特别是针对目前产能过剩和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等困境，应着重推进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是经济发展环境的高质量，应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推进，以及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利用协同机制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2.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
一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调结构，主要是为了改善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增加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首先，是要调整以资源和劳动力为主的要素投入结构，加大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比重，注重无形要素的贡献，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粗放型生产方式，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其次，是应调整第二产业独大的产业结构，加强对第一产业的扶持力度，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激励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创造经济增长的长久推动力。再次，应改善目前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需求结构，完善内需的拉动机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高投资效率和质量。强调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的贡献作用，并完善政府的投资决策，优化政府的投资行为。最后，应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一方面是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强化区域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是缩小城乡差距，强化城市对乡村的反哺拉动作用。
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鼓励创新驱动。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应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发展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强调创新驱动型内生经济增长。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要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全面、公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提升国民素质和居民预期。二要完善制度环境，在收入分配制度上，不仅要改善劳动报酬率与资本报酬率失衡的情况，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还要完善再分配过程中的财富流转路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利于扩大创新主体，加大创新投入比重。同时，应尽快推行有效的产权制度，保障居民的合法收益，提高其经济预期，从而激励居民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支出。最关键的应该逐步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弱化政府的干预机制，通过竞争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激励企业的创新投入。三是构建战略创新体系，注重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市场创新之间的协调机制〔7〕。
三是缓解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避免中等国家“收入陷阱”。“收入陷阱”主要与经济结构的不稳定、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差距过大且公共服务滞后，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有关，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度过发展困境，必须着力减缓经济的短期波动，控制经济持续下滑趋势。这就要求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淘汰机制，放弃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有助于培育竞争机制。二要推进所有制改革，一方面弱化国企垄断地位，打破行政垄断，改善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使其在相关行业发挥基础保障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应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提高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避免低效生产。三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体系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最后，应提高政府管理体制的科学性和高效性。促进实现公平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人民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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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琦)
作者：任保平 宋文月
“家电下乡”效果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从效率和公平视角分析“家电下乡”对农户、企业的影响发现，“家电下乡”的效果依赖于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最高限价和补贴率是否适当以及政府能否规避中标企业的道德风险等。政府要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扩大内需的其他措施。
关键词：“家电下乡”;财政补贴;经济效应;效率与公平;最高限价
一、前言
我国政府推出的“家电下乡”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减少外贸摩擦，促进内需与外需，振兴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家电下乡”活动正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地开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它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足够的关注。
“家电下乡”项目由国家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发起，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3个省1个市进行了试点。一年后，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财政部、商务部研究认为，有必要加快推进家电下乡。经国务院批准，在试点的3个省1个市继续实施的同时，从2008年12月1日起，山东、青岛、河南、四川、内蒙古、辽宁、大连、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陕西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开始推广家电下乡。从2009年2月1日起，家电下乡在原来14个省市的基础上，开始向全国推广，产品也从过去的4种增加到8种，除了之前推出的“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之外，本次家电下乡又新增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家电下乡工程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中标产品。在各地区实施的时间(含3个省1个市的试点时间)统一暂定为4年。
国家对家电下乡产品实行最高限价政策。如手机单价不超过1 000元等。另外，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可享受国家给予的产品销售价格13%的财政资金直补。家电下乡的补贴资金中央财政负担80%，省级财政负担20%。
这种对农户购买指定家电产品实行财政补贴的刺激消费政策，它的影响有哪些?它的实施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为此笔者通过对农户、企业、政府三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分别进行效率和公平视角的经济学分析。
二、效率视角的“家电下乡”经济学分析
从本质上说，政府推行“家电下乡”是想刺激农村的家电消费需求从而达到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主要看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能不能刺激农村的家电消费需求。
经济学强调需求的两个特征：购买欲望(W)和购买能力(C)。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形成现实的需求。影响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的因素很多。前者如消费者的偏好、相关商品(互补品)的价格、商品对消费者的重要程度、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社会风俗、消费环境等。后者主要由商品的价格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相关商品(替代品)的价格、消费借贷约束以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等决定(由于“家电下乡”实质上是一种价格补贴。本文这部分只讨论“家电下乡”通过价格补贴对家电产品需求产生的影响)。商品的需求曲线表示的是需求价格和需求数量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假定需求函数为线性的情况下，需求价格的变动引起需求的价格和数量组合点沿着同一条需求曲线上下移动。除价格以外，其他影响需求的因素变动会引起整条需求曲线左右平移。
由于市场上家电企业数目众多，企业进出行业障碍较少，家电产品同质性高的同时不同家电企业产品又具有差异化，本文认为家电市场类似垄断竞争市场。同时，从目前我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以及农村家电产品普及程度不高来看，笔者认为家电产品对于农村消费者价格需求弹性大，家电消费需求曲线具有负的斜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定家电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把家电需求曲线d表示在以横轴表示家电需求数量、纵轴表示家电需求价格的坐标系中，画出的曲线是相对平坦地向右下倾斜(如图1所示)。当家电价格P下降到(1%~13%)P′时，消费者的选择沿着需求曲线从A点运动到C点，需求数量由Q增加到Q′，需求数量增加的百分比大于需求价格下降的百分比。
为了更好地看清“家电下乡”政策的效果，笔者模拟了“家电下乡”前后农户、家电企业、政府三方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模型。
在图1中加入代表典型家电企业规模的边际成本曲线(MC)和平均成本曲线(AC)，它们相交于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N。为了简化分析，笔者假设国内某一典型家电企业并不采取差别定价策略，这意味者家电企业以相同价格在市场上销售家电产品(分析的结果也同样适应于其他情况)。厂商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1=MC)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定价，把价格定在P(大于平均成本AC)，得到最大化组合点(P，Q)，获得总额为DE×Q的超额利润(如图2所示)。事实上，由于我国家电企业相对国外家电企业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国外对我国家电产品的需求大，即使国外市场有进入障碍，家电企业在长期也能获得超额利润。这也部分解释了一些国家对我国家电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和抵制的原因。此时，政府并不需要干预家电市场，国内也只有家庭富裕的农户才有能力按单价P购买家电产品。
随着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危害的不断增强，影响不断加深，国外消费者的购买力大大缩水，再加上一些国家出台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对我国家电企业最直观的影响表现为需求曲线d向左平移到d′(d′仍然穿过平均成本曲线或d′正好与AC相切于AC的左边，这两种情况分析的结果相同)。厂商同样根据MR2=MC的定价原则把价格定在P′，得到需求数量Q″低于之前的Q，仍然得到超额利润FH×Q″(它小于DE×Q甚至可能为0或负数，具体如何取决于P″和此时AC的比较，一般认为P′会比AC略高，否则厂商发生亏损。但P′不会大于P，因为P已经超过国内一般农村居民的购买能力)。由于短期价格具有粘性和企业预期情况很快会好转，如果厂商继续要求获得P的价格，厂商只会得到Q″′(小于Q″)的需求数量，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不管哪种情况，相对以前，厂商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工人面临失业，许多家电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此价格仍然难以被农村居民接受，农村对家电产品的需求没有多大变化(如图3所示)。
作为家电企业和政府都不愿看到这种局面，采取积极的财政干预家电市场的政策呼之欲出。因而，在判断农民对购买家电愿望很强的基础上，根据农民对家电消费的弹性大、农村购买力不强的特点，国家对指定家电产品规定最高限价，并予以产品销售价格13%的财政资金直补。假定家电企业根据最高限价定价(实际情况可能会略低于最高限价)，把家电产品价格定为P″。实际上，就是“家电下乡”产品的单价由以前的P(P≥最高限价，不会小于最高限价，否则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政府就应该干预价格而实际上并没有干预)下降到(1%~13%)P″[P″≤P，只是(1%~13%)P″
当然，家电企业得到的超额利润可以大于财政补贴数额(a点在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交点以左的需求曲线上，如图5所示。这时，政府对单位家电产品的价格补贴小于企业销售家电产品得到的P′和企业的平均成本AC的差，家电企业得到的超额利润来源于两部分：一个是政府，另一个是农户)，也可以小于财政补贴数额(a点在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交点以右的需求曲线上，如图6所示。这时，政府对单位家电产品的价格补贴大于企业销售家电产品得到的P′和企业的平均成本AC的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补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家电企业的超额利润，一部分弥补家电企业亏损的平均成本)。
这里涉及到政府补贴的适度问题，a点在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交点以右的需求曲线上，这说明财政补贴对家电需求数量的拉动作用越明显(因为Q越多)，政府财政负担也越大，中标企业从政府得到的补贴也越多。
a点在哪里才是合适的呢?政府难道应该为企业的超额利润买单吗?如果把政府的最高限价P″定在等于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交点上的价格，结果会怎样呢?很明显，中标的家电企业在能获得正常利润的同时无法再从政府获得超额利润，财政补贴实质上使得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民获得了比产品平均成本价格还要低廉13%P″的实惠。P″能不能比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交点上的平均成本还要低呢?理论上说只要AVC
由此，可得到两种政府对“家电下乡”产品最高限价定价的决策程序：首先，根据平均农户对家电企业最大产能的最后一单位边际产品的边际支付意愿，权衡政府的意愿负担确定(1%~13%)P″，假设最后确定是M，然后根据等式(1%~13%)P″=M倒推出最高限价P″=M÷(1%~13%)，如果P″大于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交点上的平均成本，则说明企业会从财政补贴获得超额利润，13%的政府补贴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应该小于13%;反之，如果P″小于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交点上的平均成本，则说明企业会发生亏损，13%的政府补贴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应该大于13%。其次，直接规定最高限价P″等于企业平均成本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交点上的价格。也就是说，“家电下乡”的效果如何，关键是看政府补贴力度是否适当，也即最高限价P″和补贴率应该是多少的问题。
在图7中，如果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家电企业的需求曲线d向左平移到d′(这种情况只有在金融危机造成了国外需求和国内需求都大幅减少时才会发生)，使得新的需求曲线d′与企业平均成本曲线没有交点，情况又会如何呢?
显然，情况已经特别糟糕，除非能使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否则，政府实行的财政补贴“家电下乡”措施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这里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政府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快速行动是最好的选择。
三、公平视角下的“家电下乡”经济学分析
以上分析是从效率角度来看的，如果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还能得到更多结果。
(一)“家电下乡”对农户的影响
总体上笔者把农户分成两类：一类是“家电下乡”后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户;一类是不会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户。对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户而言，一部分对价格为P′或P″(这里不要求P′=P″)有支付能力的农户，原先要支付P′或P″才能买到的家电现在只需支付(1%~13%)P″就能买到。还有一部分支付能力在价格P’或P″和(1%~13%)P″之间的农户，现在也能享受原先无法享受的家电服务。当前的家电出口退税率为13%，“家电下乡”比照出口退税，对农民购买试点家电产品给予13%的补贴而言，可以说是把对出口家电产品的优惠政策直接用到我国广大农民身上。“家电下乡”等同于对他们实施了财政转移支付(“家电下乡”只是一种价格补贴)，切实减轻了他们的消费负担，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不过，对那些支付能力小于(1%~13%)P″和农村中相对而言特别富裕的农户(“家电下乡”前已经购买了家电产品的农户)来说，显然不会购买“家电下乡”产品。对由于特别富裕的农户已经购置不需要再行购置的，“家电下乡”反而能衬托他们的社会地位，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尽管这其中也会不乏一些犯“红眼病”的，但两相抵消，总的来说，他们会感到改善了。而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譬如子女多、教育负担重、身染重病等本来就靠举债或刚刚勉强度日)特别贫困仍然买不起“家电下乡”产品的家庭，“家电下乡”只会拉大他们和其他家庭的差距，相对降低其生活质量。
很显然，在这里我们看到，“家电下乡”会进一步补贴“富人”，致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从这方面看，“家电下乡”采取的价格补贴不如货币补贴(表现为需求曲线的向右平移)。政府是否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使本来更应该得到补贴的农户也能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呢(譬如实行有差别的补贴)?
(二)“家电下乡”对企业的影响
针对目前买方市场的现实，“家电下乡”直接影响家电产品的需求数量，从而对企业产生的效应尤其明显。但基于各企业所处的行业和企业规模大小不同，“家电下乡”对他们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对家电企业中的中标企业而言，企业面对的市场需求量Q′不仅大于“家电下乡”前的需求量，甚至会超过国际需求萎缩前的Q。“家电下乡”对他们来说，效果远远超过能增加他们的“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量。因为通过“家电下乡”，还能对中标企业的其他产品起到宣传的作用，从而增加他们企业的品牌美誉度。这种政府特许和补贴或多或少还会人为造成并加强被补贴的少数企业的垄断地位。“家电下乡”使这些企业在出口不利的情况下，能及时将企业经营策略调整到国内市场上来，迅速扩大销量，占有农村市场份额。“家电下乡”对他们已经构成实质性利好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利益。
对未中标以及中小家电企业而言，由于招标时间短、招标门槛高等各种障碍，这些家电企业只能望门兴叹(事实上，这次“家电下乡”中标的赢家都是国内的家电巨头，其中“海尔”、“美的”、“海信”、“TCL”等企业中标的产品数量都在70款以上)。“家电下乡”前这些企业避开家电巨头的激烈竞争，一直在“深耕”农村市场，有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规模，但仅一项政策，农村的家电市场一夜之间就“宣告失守”。由于价格已经相差无几，这些企业无论是在品牌、物流、资本、人员、技术、服务、成本上都无法与那些家电巨头抗衡，“家电下乡”无疑对他们在农村的市场带来很大影响。
最后，我们看看社会其他企业(生产“家电下乡”产品互补产品企业和其他企业)。对于生产“家电下乡”产品互补产品的企业而言，“家电下乡”无疑给他们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对于其他企业，不管是生产“家电下乡”产品替代产品企业以及生产与家电产品无关产品的企业，从消费者面临收入约束的角度看，其他企业产品和家电产品无疑都存在相互替代性，“家电下乡”促进了家电产品消费的同时也对社会其他产品的消费产生了负面作用。但考虑到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果会向右平移这些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权衡得失，我们不能马上得出优劣的评判。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1. “家电下乡”进一步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家电下乡”中的中标企业基本上是一些家电巨头，相对未中标企业而言，这些企业的工作人员普遍比未中标企业的工作人员能获得更好的报酬。另外，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农户都是愿意且能够接受价格为(1%~13%)P″的农户。“家电下乡”促使他们的境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可见，“家电下乡”进一步补贴了“富人”，使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2. 不适当的最高限价不仅不能达到最大限度地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拉动内需的目的，而且最终会导致财政支付给厂商超额利润。无论价格补贴为多少，企业不能接受低于平均成本的最高限价，而高于平均成本的最高限价等于对中标企业直接进行了财政资金的再分配，使企业间接从财政来源获得超额利润。
3. 补贴率是否恰当直接影响政府“家电下乡”项目预期的实现。在合适的最高限价条件下，补贴率越高，农户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承担的价格越低，财政对农户补贴的面就越广，农户对“家电下乡”产品的需求量就越多，“家电下乡”对内需的拉动也就越明显。反之，则效果有限。
4. “家电下乡”进一步加强了中标企业的市场垄断力量。中标企业利用招标门槛和人为的价格优势，抢占了很多中小家电企业的农村市场，从而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对市场的垄断力量。如果各家电企业在追寻这种市场地位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寻租，中标企业的道德风险无疑也会大大增加。
5. “家电下乡”存在坑农隐患。为了拉动消费又防止通货膨胀，最高限价往往都低于市场均衡价格，最高限价下的供不应求可能导致生产者粗制滥造，产品质量降低，形成变相涨价，进而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
(二)政策含义
1. 政府制定政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效率和某些制度并不能充分考虑分配公平，而我国贫富差距近年来也有日趋扩大之势。如果“家电下乡”不能针对特别贫困的农村居民采取补贴措施，不能及时对未中标以及中小家电企业进行妥善安置，势必会引起某些社会问题。
2. 要制定恰当的最高限价和补贴率确保财政政策效果最优。价格补贴既要能拉动内需又不能为企业的超额利润买单，还要惠及尽可能多的农户。推行“家电下乡”，适当的最高限价和补贴率必须并驾齐驱。
3. 要加强对中标企业以及相关单位、人员的监管和监督并继续探索扩大内需的其他措施。为了减少寻租纯损、防止中标企业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避免骗补以及其他损害农民根本利益有悖“家电下乡”初衷的行为发生，政府要加强对中标企业以及相关单位、人员的监管和监督。
另外，根据持久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理性预期学派理论，人们的消费不仅要考虑本期消费，更多地还要考虑未来的消费。收入的不确定性会极大地影响消费者的心理，挫伤消费者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和降低消费者积极消费的意愿。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消费信贷刺激，“家电下乡”并不能解除人们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并敢于即期消费，从而使“家电下乡”的效果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是否能圆满达到政府“家电下乡”的预期目标，政府还须考虑其他一些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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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杰 卿
The Economic Analyses on the Effect of "Electric Appliance Subsidiary"
Zhang Yueyo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Key words: electric appliance subsidiary; fiscal subsidiary; economic effect;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ceiling price
作者：张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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