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税：国际比较与借鉴（精选8篇）
社会保障税：国际比较与借鉴2007-02-02 21:55:1
3一、引言
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由社会生产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组成，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稳定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各企业分散提取和管理，转变为目前社会化的收缴和管理。但是，现行的缴费方式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如覆盖面小、保障项目统筹层次低、征收力度不够、基金管理制度不
健全、政策不统一等一些问题，难以保证筹集社会保障收入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人口老龄化周期的到来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入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代替现行缴费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摆脱当前缴费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设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各国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讨了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重要问题。
二、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对应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社会保障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税或费；二是政府的预算拨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四是各种形式的捐赠。社会保障税，又译成社会保险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有的国家薪给税与社会保障税是作为一个税种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国家征收的薪给税实际上是按工薪收入预提的个人所得税。在欧洲的多数国家中，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险缴款的形式，之所以不称之为税，是基于这种缴款具有有偿性利益对等关系的考虑。但不管名称如何，他们的性质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大多数以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来弥补社会保障税收入与社保障支出之间的缺口。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依赖从社会保障税获得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一般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税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组织社会保障的
不同方式。按照社会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可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以及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一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
该模式的典型国家是德国。德国的社会福利方案体系较为完善，具体包括国家养老金体系、国家医疗保险方案、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方案。其中，国家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工资税提供资助，同时，还从联邦税收收入中取得占养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补贴。目前这一比例为％。国家医疗保险方案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工伤事故保险几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资税提供资金，失业保险几乎完全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而其他社会福利方案所需资金
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年德国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税收入总额为亿德国马克，而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年社会保障税收入上升到．亿德国马克；社会福利开支为．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
以上数据表明，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通过社会保障税筹集，政府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会福利方案。这也使得社会保障税在德国的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高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以上。
二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如俄罗斯、瑞典。俄罗斯的社
会福利项目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其他福利。具体地说，养老保险基金中来源于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占资金总量的％，其余％来源于预算，％来源于增值税，％来源于其他；医疗保险％来源于社会保险税收，％来源于地方预算；失业保险主要以社会保险税筹集资金，一小部分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赠；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来自于社会保障税，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罗斯主要福利计划的资金来源。
俄罗斯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年，俄罗斯社会保障税收收入为亿卢布，占社会福利支出亿卢布的．％。
瑞典的情况与俄罗斯相似，年该国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亿瑞典克朗，其中．％亿瑞典克朗来源于社会保障税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会福利计划
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年瑞典用于资助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一、引言
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由社会生产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组成，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稳定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各企业分散提取和管理，转变为目前社会化的收缴和管理。但是，现行的缴费方式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如覆盖面小、保障项目统筹层次低、征收力度不够、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统一等一些问题，难以保证筹集社会保障收入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人口老龄化周期的到来和家庭规模
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入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代替现行缴费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摆脱当前缴费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设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各国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讨了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重要问题。
二、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对应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社会保障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税或费；二是政府的预算拨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
资收益；四是各种形式的捐赠。社会保障税，又译成社会保险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有的国家薪给税与社会保障税是作为一个税种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国家征收的薪给税实际上是按工薪收入预提的个人所得税。在欧洲的多数国家中，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险缴款的形式，之所以不称之为税，是基于这种缴款具有有偿性利益对等关系的考虑。但不管名称如何，他们的性质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大多数以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来弥补社会保障税收入与社保障支出之间的缺口。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依赖从社会保障税获得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一般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税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组织社会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会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可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
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以及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关键词：双语,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方式
1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双语教学目标定位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球化, 必然出现一种对“全球化”工作语言的需求。英语正在日益成为事实上的“世界性”工作语言, 成为各国共同学习的首选外语。高校进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程双语教学是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并满足社会需要的重要途径, 也是教育部对高校教学教育改革的要求。
双语, 一般英译为“Bilingual”, 意思是“two languages” (两种语言) , 指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存在, 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历史背景的条件下, 可能或必须运用两种语言进行交流的情景。双语教学是通过英语 (或其他外语) 语言进行的专业课程教学, 是指非语言类学科中用外语进行专业课程的教学。双语教学的内容应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 以讲授内容为主线。一方面学习者通过双语学习的过程掌握本课程较严密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又可以培养学习者运用两种语言进行的思维能力。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是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 其目的是运用比较法, 通过对国际社会保障在社会保障理论、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领域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 在保障对象、享受条件、筹资模式、支付方式、保障水平、运行效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 使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少走弯路, 与国际惯例接轨。因此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专业高等教育中, 双语教学也是一个现实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程度和国际交流的加深使得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双语教学帮助学生构建比单一母语教学更为全面和扎实的国际社会保障理论基础, 培养学生在今后的国际社会保障活动实务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的教学目的出发, 双语教学的教学目标定位应该是在利用英语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保障实践中运用英语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专业课程知识点的讲授和学生的理解、接收是教学目标的首位。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受英语交流技能的限制和影响, 在课程讲授中涉及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 可以采用汉语作适当的解释, 母语的介入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和所讲授内容的难易程度而有所增减。另外, 在社会保障双语教学中, 教师应尽可能为学生创造全英语的环境氛围, 包括课件的准备以及在课堂上的讲授均使用英文, 让学生沉浸在英语语言环境中, 激发他们用英语进行自由讨论、提问的兴趣以及提升他们使用英语的能力。
2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
目前适合本科高等院校采用的双语教学模式主要有术语引导型、交义渗透型和完全渗透型三种双语教学模式。
(1) 术语引导型是指教师以中文讲解为主, 课堂上穿插使用英语术语。
(2) 交义渗透型是指教师使用原版教材, 根据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交替使用中英文讲授;要求适当地用母语讲授课程, 教材、板书、笔记、作业等使用英语, 而讲授时母语与英语较为灵活地互为主体语言, 便于英语为非母语的教师教学, 也便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3) 完全渗透型是教师用英语授课, 要求学生用英语答疑和完成作业及考试。整个教学均采用英语教学, 包括教材、讲授、板书、笔记、作业、讨论等均使用英语, 母语几乎不在课程教学中使用, 这种模式对英语掌握程度的要求最高。
结合本校实际教学的情况,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教学模式的选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校自身的师资出发, 客观地对待双语教学。学生的英语水平特别是阅读和听力方面还有欠缺, 突然改变教学方式会出现不适应。因此, 双语教学应分层次、分阶段地进行, 从部分用英文授课并辅以中文解释开始, 过渡到“英文教材、中文板书、中英文讲授”, 再到“英文教材、英文板书、中英文讲授”, 直到“英文教材、英文板书、英文讲授”。
3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双语教学内容
(1) 重点突出, 详略得当。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的总学时为48个课时, 在教学过程中, 如果面面俱到, 不分重点地将所有的内容都向学生介绍, 则学生很难掌握所讲的全部知识要点, 学习效果必然也不理想。因此, 要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尤为重要。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重点在于“比较”二字, 因此重点讲解内容应体现在比较的指标上。例如, 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国际比较的讲授, 重点讲授的内容应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三种模式 (即自保公助型、国家福利型、自我积累型) 及其对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模式的经济效应进行比较的方法;关于德国、英国、瑞典、美国及日本等五个发达国家近期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情况等的内容可以设计为学生的阅读材料;通过阅读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 从而领会各国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2) 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在进行双语教学的同时也可以采取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案例教学法的形式是多样的, 可以是课堂案例评析, 也可以是课外阅读、作业等形式, 但是由于课时有限, 主要应采取课堂案例评析的形式。教师在选取课程案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二是, 选择新近发生的案例, 如果总是选择陈旧的案例会让学生觉得课程与现实脱节而导致学习积极性降低。让学生掌握知识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进行高度结合。三是, 选择难易程度适当的案例。过难的案例会让学生觉得无从下手, 只能消极等待教师在课堂的分析, 大大削弱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而过易的案例可能不需要作深入的思考分析就能得出结论, 也会降低学生对案例的参与度。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原则原理对案例进行分析、推理、判断、论证, 逐步深入讨论, 最后得出结论。
(3) 考核方式。
对学生进行考查是一种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可以给学生的学习施加必要的压力, 也可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和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双语教学效果, 应该围绕双语教学的目的开展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考查方式包括开闭卷考试、论文写作、调查报告等, 教师要充分考虑各方式的特点, 结合学生的情况进行选择。如果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往往需要学生在考前做大量的强迫性记忆, 容易造成学生在复习时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背诵概念和条文上, 而忽略了对各种比较指标的理解和梳理。因此闭卷考试并不能充分测试出学生对本学科双语教学重要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开卷考试更能适应社会保障国际课程的双语教学目标定位。开卷考试由于本身的灵活性和覆盖面广等特点, 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的要求也就比较高, 能很好地检验出学生的真实水平。教师在命题时应以论述和案例题为主, 重点考查学生对已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分析推理能力。考核应该以人为本, 不仅仅局限于期末考试, 学生的课堂表现、平时的大小作业等都可以作为考核方法。考核内容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而且要注重英语表达能力, 双管齐下。
综上所述, 结合本校学生实际, 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 运用案例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为学生创设一个兼启发性、实用性及趣味性为一体的双语学习环境。
4 双语教学存在的困难及解决对策
(1) 选取教材方面。
目前在对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的双语教学过程中, 没有统一的教材使用标准, 教材的使用主要是直接使用原版或者影印版或者双语教师自己编写。从目前本校学生的英语水平看, 完全是英文原版教材并不一定适用。因此在进行双语教学过程中可以首先从鼓励教师进行双语教学大纲的编写和课程设计的大纲起步。参考吸收国外先进教材中的内容, 结合普通高校的实际情况, 形成有针对性的、合理的教学体系, 编写具有特色的双语教材。
(2) 师资队伍方面。
开展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课程双语教学要求教师首先应为本专业骨干教师, 同时具备扎实的外语运用能力。不仅要了解相关课程主流国家的学术与教学发展动态, 也要精通国内本专业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并能将该领域的研究进行比较, 避免单一的介绍而与实际现状脱节, 这无疑对社会保障国际比较双语教师的专业技能和语言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是双语教学的核心因素。能否成功地进行双语教学, 关键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双语教学的教师队伍。在专业教师中选拔引进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优秀人才作为双语教学的师资储备十分重要。
(3) 学生英语水平方面。
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由于英语水平有限这些学生在双语课堂上既听不懂英语, 也学不到专业知识, 自然对双语教学产生畏难和抵触心理, 给双语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怎样平衡这种专业知识的学习难度和英语学习的难度, 以及怎样平衡这种双语教学中汉语和英文的使用量, 这些, 都是我们教师思考的难题。就目前本校双语教师的实际能力以及学生的接受能力来看, 课内全部使用英语是很不现实的, 所以母语的配合作用不可忽视。在课堂双语教学过程中, 对重点、难点内容应结合汉语讲解, 以便使学生在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同时, 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可视具体情况, 从以母语为主、英语为辅过渡到母语和英语并重, 再逐步过渡到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
(4) 教学方式方面。
在教学过程中, 应改变传统的全程填鸭式讲授的教学方式。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循序渐进, 逐步加大英语所占比例。可以采用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在教师讲授完某一专题的内容后, 可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课堂讨论, 要求每一位同学都要参与讨论, 分组轮流回答教师的提问或作专题发言, 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以及自学能力。也可以采用原理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法, 另外, 在教学过程中, 提倡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设计和制作简洁、易懂的英文电子教学课件, 丰富教学内容。建设课程网站, 电子课件在网上公开, 帮助学生预习专业词汇、了解教师讲解线索和重点内容, 降低学习难度。让学生对比较陌生的专业英语有更强的视听感受, 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学的关键是课堂50分钟的互动, 在课堂上要激发学生的兴趣,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促使学生用英语能动地陈述、思考和解决问题, 教师应坚持用英语和学生进行交流, 以帮助学生克服不敢开口的胆怯心理。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努力改进和完善的。
参考文献
[1]郑鲁晶.浅议双语教学的目标、模式及资源开发——以《国际商法》教学为例[J].惠州学院学报, 2010 (1) .
[2]陈昭雪.双语教学与保持式教学模式[J].科技信息 (学术研究) , 2008 (15) .
［关键词］国际会计准则 风险信息 衍生金融工具 对策
中国上市银行为了更好地从海外融资，对会计信息的披露要求应尽量与国际惯例接轨，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高质量的银行信息披露需要借助于完善的会计体系予以实现。目前，对银行业影响较大的国际会计准则主要有IAS39《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IAS32《金融工具—披露与列报》和SFAS133《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会计处理》，上述三个准则提出了一套新的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本文把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制度与美德等金融发达国家的具体披露制度作对比，将为完善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提供具体的参考。
一、中美德具体比较
1.风险信息的披露比较
我国要求报告前一年所披露风险因素在本年内给银行造成的损失，以及本年内所存在的可能对其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种风险因素及相应对策，并且对各种风险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美国要求在管理当局的讨论与分析报告(Management’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中披露风险暴露、风险管理实务信息，包括证券化风险、贷款出售风险、信用集中风险等方面的内容，并要求进行定量分析。德国要求金融机构在管理层报告中披露一般风险、特殊风险、风险种类及各种风险的定量定性分析、金融集团风险管理状况等信息。
我国银行在风险信息披露与美、德相比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信息披露规范本身不完善，披露要求简略，可操作性低。我国要求对风险因素应进行定量分析，但没有制定相应的操作指南。以市场风险为例，我国只简单要求披露市场汇率、利率变动而产生的风险及银行的风险管理策略，定量信息的披露规定基本上是空白的。美国则详细规定了市场风险的定性定量信息披露要求，定量信息要求披露模型、假设、参数等，并提供了风险披露的研究案例。
2.利息收入披露的比较
利息是银行主要的收入来源，利息确认报告的正确性直接关系到信息使用者决策的正确性。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我国上市银行对利息收入的确认采用权责发生制，按期计提利息并确认收入，在附注中披露收入确认原则。
美国对利息收入的确认采用权责发生制并披露收入确认原则。对逾期30天～90天的贷款首先将本会计期间内的该笔贷款应计利息收入冲销，将以前会计期间的应计利息从贷款损失准备中冲销，以后按收付实现制确认利息收入。德国是以贷款本金的到期时刻作为应收利息停止计入表内利息收入的标准。在贷款到期前，视银行逾期的应收利息收回的可能性，来确定是否应确认为当期损益。通过以上比较，利息收入披露的差异在于:(1)逾期贷款利息收入计入表内的标准不同。我国和美国都是采用贷款本金和利息双重标准,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近,同时也更符合会计的稳健原则。而德国是以贷款本金的到期时刻为标准。(2)对于有欠息现象的逾期贷款,当企业还款时银行应当首先将其归还本金还是先归还利息。德国没有做出规定,我国和美国都要求先归还本金后还利息。从税收和稳健经营的角度出发,将这部分还款额首先作为贷款本金的归还是有利的。
3.衍生金融工具披露的比较
衍生金融工具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为规避风险和获取投机利润对初始投资要求较低的合约。但衍生金融工具在产生极高利润的同时也可能蕴含着巨大风险。近年来，衍生金融工具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我国衍生金融工具正在迅速创新，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要求将衍生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改变了长期以来衍生工具在表外披露的现状。有利于及时充分反映企业的衍生工具业务所隐含的风险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国外从1990年开始公布了一系列有关衍生金融工具披露的准则，如SFA105《具有表外风险和集中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的披露》、SFA107《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的披露》，并且在SFA133中将“衍生金融工具”改为“衍生工具”。对衍生工具的披露要求如下：(1)公允价值的披露;(2)衍生工具及套期活动的披露。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用公允价值计量衍生金融工具方面，我国已初步与国际接轨，还有一些披露细节需进一步规范。
二、经验借鉴
在以上比较看出，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本文总结了两点改进之处：
1.加强会计准则建设,完善信息披露规则
国际经验证明,会计准则不完善,财务报表就无法反映真实的财务状况。因此,健全的会计准则有利于保证银行编制出客观的、具有可比性的财务报表,以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建议成立银监会下属的信息披露委员会，专职负责银行信息披露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工作，修订完善信息披露准则。具体设想如下：对外，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银行信息披露方面的沟通和联系；对内，并结合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通行惯例的最新进展，提出上市银行信息披露规则的修订和改进建议，并在披露规则正式公布前征求各方意见，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体系。
2.逐步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规范和风险评价体系
一个审慎的会计规范体系和风险评价体系是实现银行稳健经营的基本保证。当前我国银行会计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在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基础上，加快建立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增强金融企业信息的可比性。基于风险评价体系的可保障性，设计一个层层递进的由商业银行法、企业会计准则—银行财务报告应披露的信息、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三个层次构成的会计规范框架体系。
2013年12月02日 09:39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许光建 吴 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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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不同的国家进展很不一致。有的国家或地区政府比较积极地推进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元化，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则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民营供应商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所起的作用依然十分有限。对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的做法进行系统总结和比较，对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全体城乡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即以什么方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基本原则，就是“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2013年以来，新一届国务院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重大部署，明确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引入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这一指导意见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对最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实施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探索和尝试的充分肯定，也为今后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指明了方向。
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从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的，至今不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并且在不同的国家进展很不一致，有的国家或地区政府比较积极地推进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元化，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则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民营供应商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所起的作用依然十分有限。对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的做法进行系统总结和比较，对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他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
在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government purchases of public services)是党和政府文件中和学术界的一般用语。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使用政府或公共服务民营化或政府服务外包、合同外包(privatization of government services, outsourcing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contracting of government services)等概念。含义都是基本相同的，就是把原来由某政府机构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项目，转变为通过社会公开招标、政府直接拨款等方式和程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企业、机构等供应商(vendors)承担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政府从公共预算中根据民营供应商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费用。
公共服务是由政府自身提供，还是政府向企业购买，或者由社会组织提供，除了与公共服务自身的属性有关之外，还受一国的文化及历史传统的影响。根据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对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公共服务模式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公共服务的提供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以美国、英国等国为代表，其公共服务倾向于向私人部门购买;第二类以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为代表，非营利组织在其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第三类以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代表，强调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主体地位。
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一种类型更加强调私人部门的作用，以美国和英国为典型代表，而二者的背景和路径也不尽相同。以英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实施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和福利制度，建立了由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坟墓”全面的公共服务的“福利国家”。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失业救助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大部分由政府低价提供，能源、电力、邮政、铁路等垄断性行业也基本由政府控制。之后，随着社会福利开支日益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差距开始扩大，财政赤字逐步增长，英国政府和公众开始意识到庞大的公共服务开支难以为继的财政风险。同时，由政府包办提供公共服务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官僚作风、运行效率低下，一度成为“英国病”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在英国进行了包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私有化改革，主要内容就是私营部门进入并主导了过去一个时期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领域。在供气、供水、供电等领域引入私营企业。在地方政府层面施行“雷纳评审”和“下一步行动计划”，促进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市场化。总的来看，英国公用事业私营化的实践，一方面缓解了公共财政能力不足，帮助公共部门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由私人部门提供公共物品鼓励了私人部门竞争，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继撒切尔夫人改革之后，布莱尔在担任首相期间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继续推进改革。该理论要求区分政府与市场分别适合提供哪些领域的公共服务，又有哪些领域适合公私部门合作。在“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推动下，英国进行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尝试。在公用事业领域引入竞争，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是自上而下地管理，使用者对于公共服务的感受是自下而上地反馈，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公共服务的使用者做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许多公用事业领域都取得了积极成效，其影响力很快向其他国家扩展，也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浪潮。
与英国公共物品提供机制改革的路径不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国有化过程，却存在着政府部门对公共服务过度干预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更多地实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掀起了以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运动，市场机制更多地被运用于美国的公用事业运营中。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对100多个机场的空管和一些军事基地功能的运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而州和地方政府实施公共服务市场化提供的改革措施就更多了。例如，佛罗里达州政府在1999至2007年期间，实施了130多次私营化和竞争性外包，节约了5亿多美元。应当强调的是，美国的公用事业私营化或者市场化模式与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多地采取了公共服务或政府服务合同外包的形式。通过服务外包，私营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可以提供多种公共服务，包括公园管理、卫生保健、学前教育、社会住房、老年人照顾、社区司法矫正服务等。少数地方政府甚至将一些一直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合同外包给了私人企业，比如监狱外包管理。
与英美注重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试图建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不同，以德国为代表的公共服务的第二种类型对于公共服务市场化、在公用事业领域引入竞争更为谨慎，并未出现过和英美类似的大规模私营化、市场化浪潮。与英、美倾向私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不同，受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慈善组织在德国公用事业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德国在公用事业引入市场机制上态度较为谨慎，为了减少财政压力，其地方政府希望借助市场的力量，把可竞争、可计量的事业型公共物品领域外包给了企业，社会性服务外包给了公益性团体。尽管德国政府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曾经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领域，主要采取政府业务合同出租和竞争性招标的方式来引进私营部门，提高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但是，德国采取了成本—收益分析、招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管理方法措施，有效防止了私营部门在公用事业领域垄断的可能，保障了德国公私合作在公用事业的成功发展。目前，德国政府向私人企业购买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违章车辆拖吊、垃圾处理等简单服务。德国公共服务的另一个特点是公民参与，公民不但有对公共服务的直接表决权，还可以在公共服务项目实施的不同时间参与项目，同时德国鼓励弱势群体成为志愿者，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德国公用事业市场化路径相类似的国家还有意大利、匈牙利等国。
第三种类型的公共服务提供主要强调了政府的作用，以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代表，各国具体情况又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不断推进已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但是由于本国的官僚集团和利益集团对公用事业民营化的不同形式的反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依然是政府。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东欧国家十分重视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加强社会保障作为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面对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的重大变革，随之而来的物价飞涨、失业人数激增、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社会贫困加剧使东欧国家已经困难重重的社会保障体制受到更猛烈的冲击，其缺陷和弊端更加暴露无疑：（1）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不适应多种就业形式并存的新的就业局面。尤其是社会保险，主要限于国营单位的职工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从而限制了劳动力向多种就业方向的流动，限制了其他经济成分中的职工获得社会保障的权益以及他们应尽的相应义务，因而也难以做到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分担风险。（2）社会保障事业多头分散管理，效率低下，规模程度极低。（3）社会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低，面对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老龄化形势难以发挥持久的作用。因此，要建立与市场经济和国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制，就必须改革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作用。
为此，东欧国家本着“人人有权享受，人人必须参与”的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以医疗、失业救济、养老金制度为重点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一）优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变承办单位及筹资渠道
东欧国家将社会保障的经营从国家预算中分离出来，改变过去由政府有关行政机构或企事业单位职能部门承办，按行政办法管理的方式，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基金，由统一的全国社会保障理事会按市场机制的原则进行管理。并改变过去社会保障基金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做法，将原有的由国家统包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造成多种经济成分参加、多层次的社会福利体制，即由国家、地方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由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三部分组成。这一新的社会福利体制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社会福利保护网，使社会的困难阶层获得社会福利保障，保持并改善现有的生活条件，支持预防性的解决措施。
（二）失业救济制度的改革
在过去40年中，东欧各国大多实行全面就业政策，由于实际上不存在失业，因而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大多没有失业保险这一项。近年来，失业已成为东欧国家体制转轨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旧体制瓦解的同时，就业状况恶化，失业人数剧增，1993年东欧地区的失业率平均超过了12%，随着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这一比例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仍在10%以上。1996年保加利亚的失业率为13.0%，匈牙利为10.1%，波兰14.0%，斯洛文尼亚13.5%。来势凶犯的失业浪潮不仅给东欧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带来巨大压力，还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东欧各国先后将失业保险列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帮助就业，东欧各国均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如匈牙利的全国就业政策利益协调论坛（即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和地方就业政策利益协调论坛（即州劳动事务委员会），以协调解决与就业有关的问题，平衡各地区间以及本地区内劳动力均衡分布。并设立了专门的失业救济基金，如互助基金、就业基金和团结基金，为失业者提供各种物质帮助和职业培训。同时通过立法为失业者提供法律保护。匈牙利《就业法》规定，凡原有工作的人失业后均可享受失业救济，刚毕业又找不到工作者可享受初业者救济。并对解雇做出严格规定，凡属于非纪律性的解雇，雇主应向被解雇者支付最终补偿，补偿条件和幅度因工作时间的长短而定。这样既可使被解雇者的权益得到保护，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失业救济的负担。
（三）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东欧各国先后将原由国家全额拨付医疗经费的办法，改为由投保为及其所在单位和国家三方共同承担。国家负责扩建保健设施、培养医务人员、实施全国性的保健计划，以及为卫生保健主管部门的日常活动提供资金。当由于客观因素导致医疗保险金额不足时，国家可为保证医疗保险事业的正常进行提供必要的补助。有权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必须加入医疗保险。投保人从工资中，或从开始经营活动之日起按规定定期缴纳医疗保险金。在职职工，包括职业军人、警察、消防人员等的医疗保险金，由职工本人和所在单位平均分担。领取退休金者的医疗保险金视实际收入而定，有的由社会保险公司全包，有的则由本人和社会保险公司均摊。失业者的医疗保险金由劳动局支付，在失业保障制度实施后，则由失业保障基金负担。领取固定社会救济者的医疗保险金由社会福利部门负责。农民个体经营者和私人业主的医疗保险金按规定定期由本人缴纳。社会保险金的缴纳比例是：波兰——雇主和雇员缴纳工资总额的49%；捷克——雇员缴纳工资收入的13.25%，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35%；斯洛伐克——雇员缴纳工资收入的11%，雇主支付工资总额的35%；罗马尼亚——雇员缴纳工资收入的3%，雇主支付工资总额的26%；匈牙利——雇员支付工资收入的11.5%,雇主支付工资总额的48.5%。
（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东欧国家因经济体制转轨而出现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使退休者领取的养老金严重贬值，他们的养老金往往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难以满足。在东欧社会化问题日益严重，老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1/3，且比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显得更为重要。在捷克，国家发放的养老金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固定部分，所有退休者数额相同，用来保证基本生活水平，它取决于国家的具体经济情况、社会费用标准。二为浮动部分，取决于退休者的工龄、工资情况。这种制度不仅可根据经济的发展状况灵活地加以调节，还可缩小养老金之间的差别，满足退休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还积极鼓励居民参加养老保险，以作为国家养老金的补充。捷克国会于1994年2月通过了新的养老保险法。新法的特点是个人自愿参加，国家予以赞助，养老保险由养老基金组织承办。凡18岁以上在捷克境内常住的捷克籍公民皆有有权参加这项保险，保险的金额自愿决定，但最低限额为100克郎，国家根据投保的.金额给予补助，一般为40—120克郎。即投保100克郎，国家补助40克郎，如果超过100克郎则再按一定的比例给予补助。例如投保额在100—199克郎之间，国家的补贴为40克郎再加上超过100克郎部分的32%。500克郎以上的补助金额为120克郎。除此之外，参加者在投保后的头两年，还可额外再得到25%的补助。
通货膨胀是造成养老金贬值的最重要因素， 为了确保退休者的利益不受通货膨胀的损害，东欧国家先后根据通货膨胀率对退休金实行补贴。捷克的新养老保险法使价格补贴制度化。该法规定，消费价格每增长5%——7%，就对退休金进行一次调整，调整的幅度参照实际工资的增长情况。波兰以混合方式对退休金进行保值，一部分按通货膨胀保值，一部分按工资涨幅保值，即国家养老金根据涨价幅度进行调整，而从投保中得到的退休金则根据平均工资的增长而提高。
二
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经过不断完善、改造，在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表现出与东欧国家相类似的缺陷和弊端：
1、覆盖面小，实施范围窄；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目前，我国的各项社会保险主要是在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实行，区县以下小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险很不健全，私营企业、个体劳动者和广大农村劳动者基本上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险。这种状况不能对所有劳动者的生活提供保障，也制约了劳动力在各领域间的流动，以及社会保险分散风险功能的发挥。
2、社会保障管理分散，缺乏完整的立法和统一的管理办法，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的管理格局是：劳动部门负责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失业、工伤、生育、医疗、死亡的政策制定和基金管理；人事部门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部分社会保险政策的制定；卫生部门负责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民政部门负责农村养老保险和城乡社会救济、优抚工作；各级工会负责一部分职工保险福利的事务性管理和服务工作。
3、保险基金来源不统一，使用不规范。社会保险经费的主要来源有：（1）国家财政拨款，实报实销，主要对机关事业单位。（2）企业短期福利待遇，如短期病假、产假工资，在工资总额中列支，医疗费由企业福利基金支出；长期福利待遇，如退休、退职人员待遇支出，从企业营业外收入中列支。虽然社会保险基金规定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且规定不明确、标准不一致，使所提款项差异大、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不能真正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
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其适应市场的需求，必须做到：
1、规范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首先应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合并，由国家设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部门，并在全国各地设立相应的机构，形成一个社会保障网络，统一管理有关事务。其主要职能是进行宏观管理，如拟定法律、法规和重大方针政策，监督实施、规划指导社会保障事业及其改革。其目的在于加强综合规划管理，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社会保障事业协调配套，改善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局面；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减轻企业负担。
2、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障基金，对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进行统一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主要用于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基金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管理。基金管理委员会还应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负责。基金委员会可利用筹集的资金进行投资经营，但应在国家严格的监督下进行，以确保投保人的利益不受损害。所得收益必须纳入基金，除一部分可留作储备金外，其余部分应全部用于投保人。为防止基金管理委员会利用筹资进行非法活动，国家还应对基金委员会的活动进行定期检查。
3、使社会保障制度普及化、社会化、法律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复杂多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应覆盖面广，标准统一，可适用于各类企业、各类工资制度和各种用工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为保证社会保障措施的顺利实施和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应尽快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制定出完善的《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劳动法》等法律，对立法条件暂不具备的应通过完善有关政策予以弥补。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资金。根据权益与义务配比的原则，社会保障资金应该由政府――企业――居民个人分项负担。从居民个人来看，预防性储蓄假说已经表明了个人在积极地进行自我保障，这为政府分担了很大一部分难题。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即它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根本上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状况的恶化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政府应该负起社会保障的大部分责任。
政府如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和变卖公有资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政策目标。
一．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费改税”的逐步推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一)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实质上是解决资金拖欠，使之能及时、足额取得的问题。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初步设想是将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等五大收费项目“费改税”。然而这一设想无助于改变目前资金筹集的困难处境。因为：(1)中国社会保障的范围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机关的职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收费理所当然地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会保障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征新税后，名称的改变不会对税源的扩大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2)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林达尔均衡在现实中极难实现，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税收征管严密著称的西方诸国中尚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法制极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平常不过。(3)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后，“欠费”现象是消失了，但不过是以“欠税”代替而已。因为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逊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种程度上还略胜一筹。政策性收费已经具有了税收的强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税都是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名称的互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统一的税率可以解决政出多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若要达到此目的，从行政上进行改革做到政令统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益的提高，并且应有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来保证――社会保障税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效力。
(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一般是以工资收入为课税对象，普遍实行累进税率。“职工个人以工薪收入、国有企业以职工工资总额、个体与私营企业主以缴纳所得税为纳税对象，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纳税由政府预算直接安排”的税制设计，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预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已开征的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源。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的课税客体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对企业的课税只不过是企业所得税的翻版。因为企业的计税额是纳入成本的，最终只不过是在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增加了社会保障税而已；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手从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缴纳社会保障税或直接由政府安排，这对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意义不大。另外，如果说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动因是要解决收费中的高成本问题的话，那么过高的税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税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课税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其所得税提高1％导致每筹集1美元的税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达到增加收入额的17％―56％。而中国，税收平均成本收入率接近50％。如果维持这样的税收收入――成本比率，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成本只会水涨船高，这恰恰与预期相反。
抛开社会保障税开征障碍的其它原因不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目前，政府以无偿的即期收入(税收)来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它在未来税收秩序理顺后自然应该是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有偿性收入筹资
发行长期国债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是许多制度设计者的底线，长期的国债可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须的资金，可以变现收现付制为基金制，且为国企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制度保障和充裕的时间。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如下：(1)宏观债务负担不高，国债负担率和财政赤字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2)居民应债能力偏低。整个20世纪如年代居民的应债能力基本上在1％上下徘徊，波动很小。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年均32．7％，增长既快且稳，低下的居民应债能力给政府以充分的发债空间。(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引起通货膨胀。1993年以后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斩断了财政赤字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下面对以上理由进行剖析。
1．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中国的财政债务与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因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公共部门债务或国有部门债务远大于现在所计算的财政债务。其中造成差别最大的两个项目，一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一是隐性养老金债务。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至少达1亿，这是资产管理公司将要接收的总额。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部分只能作粗略的估计。一是没有回收希望的坏帐，即按新的贷款分类法划分的第五类贷款。按目前的政策，这些贷款不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由银行自己冲销，这种不良贷款至少有3200亿(张春霖2000)；二是1月1日以后形成的不良贷款，它不包括在12000亿元之内，按估计应在8800亿元左右；三是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在3000亿左右(朱民)。如此算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当在27000亿元以上。除去可以回收的，这其中不良贷款的净损失将在19860亿元左右，占GDP的24％。相比之下，国家对国有职工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的总额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取决于未来几十年的一系列经济参数变化，包括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工资率等。按照世界银行19的测算，这部分债务相当于1994年GDP的比例在6％―40％之间。仅仅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和隐性养老金债务加在一起，占19GDP的比例最高可达64％。如此，无法得出中国宏观债务率在安全线以下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债悖论(刘溶沧1999)不存在。做出这样结论的一个根本依据是中国国有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由财政、银行、企业组成的“三位一体”，多年改革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这一性质。财政、银行、企业基本上仍然是国家的三个钱袋，相互间的独立性十分有限。中国仍然面临末完成的改革。
2．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一)财政因素
(1)财政债务重负。中国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不宜再大量发行国债。因为从中国经济“软着陆”之后，财政正在寻求一种平衡的运行机制，首当其冲的
便是大规模地消减财政赤字，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进程放慢了步伐。政府反危机时采用国债这一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府的债务偿付到了不得不借助于国际社会的援手时，财政风险就转化了货币风险，进而引起金融动荡。中国政府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曾被认为是防范亚洲金融风险的成功举措。在财政自身难保的形势下，巨额债务缠身的危险决定了提高国债的规模进而提高居民应债能力无异于饮鸠止渴。它只能是权宜之计而决不能长久。
(2)超金边债券的风险。超金边债券是政府吸引公众投资的有力武器，也是使政府陷入泥潭的罪魁祸首。超金边债券是起了加速债务规模膨胀的作用的。它不仅使效率的权衡机制受到损害，而且会使国债的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长此以往，国债规模势必失控，由此导致的财政危机和需求膨胀以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风险在所难免(张馨)。“超金边债券”如同催化剂一般使这一过程加速。
(3)国债幻觉的消失。随着税收信息不对称的逐步减少和居民纳税意识的提高，公众的国债幻觉也在不断的消失。人们不再认为持有国债是增加一笔财富，而认识到可能会增加未来的税收负担。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在高公债――收入比率的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达拉马格斯1988)。出于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减少国债的购买量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金融因素
(1)强迫储蓄和异常储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和风险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化的转变，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进行强迫储蓄成为必然。强迫储蓄可以认为是由于自愿事先储蓄、持币待购和谨慎性动机而进行的储蓄，它主要包括：(a)在制度变迁预期下为了预防不测之需的谨慎性储蓄，如养老、防病、失业的储蓄；(b)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性决定的储蓄，如居民为住宅这一最大的耐用消费品而进行的储蓄；(c)为即期消费易腐性而又是生活必需的商品进行储蓄；(d)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父母必须为子女的教育进行储蓄。异常储蓄是指由于税款的流失，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金融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而形成的储蓄，(刘保军)。随着国家金融存款实名制工程的逐步完成，居民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便得以明示。这样一来，居民用来应债的资金来源便不如现在这般充足。居民的实际应债能力便会大大提高，进一步提高它的余地便不会太大。
(2)过度储蓄的风险。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一致性，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是软约束，加上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和企业职工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社会契约”，使得国有银行在政府干预下难以对不能归还贷款的国有企业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力，(张军1994)。银行贷款回收不利，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而与此同时，居民对国有银行的债权却是硬约束，这一软一硬内含着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倒闭，在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利润的同时，它将不良贷款的风险外化给政府，即政府最终要对居民存款负全部责任，这必然会加大财政风险。众所周知，当前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财政无偿性收入比重下降的形势下，发债还钱成了唯一的途径。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同时，居民将银行储蓄变现，转而投资国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他实质上是在利用国家的信用吸储，在银行信用崩溃之时，同样依靠国家信用发行的国债还能有几人去买?居民此时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
(3)货币替代的风险。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居民对外币的需求大幅上升，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对资本管制的不对称性(即对资本流入管制较松，而对资本外流管制较严)都促使这种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资本替代。就其绝对量来说，1994年3月中国居民的个人金融资产约为2.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元资产占了130多亿，而到了年底，美元资产已上升为200多亿元。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的诺言，随着周边市场“示范效应”的扩散，居民的信心开始有所动摇。在连续数次降息之后，人民币名义利率已经低于同期美元存款名义利率，在“货币幻觉”的作用下，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的外流。据估算，1995年和1996年资本外流的数额已经达到了272.386亿美元和212.807亿美元，(李扬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数量一定有所增加。从长远看，这是侵害居民应债能力的一大隐患。
3．忧虑高赤字与高通胀在通货紧缩的今天有点不合时宜，但必须警惕这种可能谁都不愿接受的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通过税收融资的。如果政府正常的收入不能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则要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如果发债以后仍然不足以弥补，政府就必须通过“印票子“的方式融资。此时就会出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问题。而政府出于铸币收益的考虑，更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购买商品和劳务，除非公众相应增加对货币的持有(增加货币需求量)，否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物价的上涨与政府欲保有铸币税的矛盾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各国政府试图使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企图，几乎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持续的刺激，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扩张，有可能在刺激物价上涨的同时带来令人难以预料的后果。目前的中国财政正在危机之中，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原来所谓的宏观应债环境宽松境况并不存在。而且从货币政策的实施来看，一种“以毒攻毒”即以通货膨胀来应对通货紧缩的主张开始成为主流。财政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协调势必造成各自为战的结局。重刺激又会使已经回归理性的泡沫重新膨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三．公有资产出售第资
借用斯坦利・费希尔和威廉・易斯特利(S．Fisher and William Easterly)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种种基本方式可以用恒等式来表示：(1)财政赤字＝货币印刷+外汇储备+对外借债+对内借债；(2)D＝(初级赤字／GDP)―(铸币税／GDP)+(实际利率―GDP增长率)
说明：1、D＝政府债务／GDP；2、初级赤字＝公共部门非债务支出―(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资产出售收入+债务和铸币税以外的其它公共部门收入)。
(1)式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铸币税收人和资产收入来为赤字筹资。外汇储备是一种政府资产，是政府持有的对外国中央银行的债权，和本国政府持有的其它资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政府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外国政府债券或其它金融资产时，这一点就更为情楚。出售外汇可以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出售其它资产同样也可以成为财政赤字筹资的一种途径，尽管出售其它资产对国际收支和货币供应量产生的效应与出售外汇储备不同。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公共部门资产出售导致的收入增加可以计为初级赤字的减少。
(2)式表明政府在赤字中用铸币税收入和资产出售收入弥补的比例越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越不容易升高，因而也就越有利于强化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弱化财政
风险。如果可以用发行大量国债的方式来为社
会保障体制筹集资金，那么出售资产同样可以达此目的。资料表明，增加的政府开支主要投入了国有部门，发行国债就意味着国有部门的扩大，而出售资产则意味着国有部门规模不变或者收缩。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行国债只是一种筹资行为，出售资产筹资可以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手段，可以把宏观的总量政策与微观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按照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有进有退”的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度收缩战线，这样做有利于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的健康，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收缩国有企业要面临短期内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的考验，还不可避免地遇到现有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只顾眼前利益采取“政府分钱分物”、“企业跑步钱进”等轻车熟路的扩大国有企业规模“输血政策”的借口。20世纪如年代中期以前，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维持甚至扩大国有经济的地盘。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就必须通过银行和财政体系向国有企业注入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财政无能为力之后，政府只好依靠银行体系把居民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但是到20世纪如年代中期，这种做法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巨额不良贷款已经使银行体系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的根本性的化解银行风险的做法使得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从银行获取资金供应愈加困难。在面临“输血政策”和“改革政策”的选择时，后者的眼前风险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需要艰难和危险的探索等因素使政府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即对国有企业继续维持甚至增加资金供应，以缓解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减少社会上不稳定的风险，也可以保证现在对国有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利益集团继续保持其控制权。在不增加银行体系风险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就必须负担起把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的任务。给定政府现有的税收能力，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债务。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体制内矛盾的核心，不深入内部而仅仅依靠所谓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持股权等来搞活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二十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真正解开这――死结，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可行之路c当初以获取低现值为代价、而现在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劳动能力的居民要求将自己当年创造的价值变现来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无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考虑还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和政府应该支持这种要求，并从行为上加以可行性的操作。当前，出售的资产一定要是有价值的，应做到“舰女先嫁”(樊纲1999)。至于说要卖什么、卖多少，则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国有股减持的理论依据也在于此。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按照真实价参考定价，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四．结论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一) 委托代理理论。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代理机构, 承担着一种公共受托责任, 纳税的社会成员从总体上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委托人, 行使委托权利, 社会成员通过税费委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使社会成员和政府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作为纳税人的代理人, 代表纳税人筹集财政资金, 分配和使用财政资金, 有责任和义务对财政收支活动进行绩效评价, 以评价其财政收支过程是否合理, 是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同时, 政府的存在是通过政府职能的执行得以体现的, 而政府职能的具体执行又是由政府的各个部门组织承担的。在政府和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之间, 政府将各项不同的职责和权利交给各个部门, 可以被看作是委托人, 而各个部门接受相应的权利来履行职责, 则可以被看作是代理人, 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又构成了“委托-代理”关系。这样, 一个多重的公共产权“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了。
在此关系中, 委托人希望代理人诚实、公允地履行代理经济责任, 不仅要求实现其财产的保全, 还要实现财产的高效、安全运行。而代理人也具有向委托人交代或说明其在诚实、公允地履行代理经济责任的义务。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在财产经营管理上存在着法律、时间、空间和信息等诸方面的分离性, 使得委托人往往不能直接控制代理人的责任履行过程和会计报告质量, 必须借助于一个独立的第三者来实现这种控制, 这就直接导致了绩效评价的产生。因此, 委托代理经济责任的存在是绩效评价产生和发展的首要前提, 而绩效评价的本质目标就是要确保代理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
(二) 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现代经济学和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 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 如从“理性人” (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 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 的假定中获得绩效评价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 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 新公共管理又从企业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 企业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 企业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 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 (对企业来说, 产出就意味着利润, 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 , 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 等等。总之, 新公共管理认为, 那些已经和正在为企业所成功运用着的管理方法, 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企业所独有, 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共管理中。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3E”原则, 即“经济性 (Economy) 、效率性 (Efficiency) 和有效性 (Effectiveness) ”。
(一) 财政支出的经济性。
所谓经济性, 是指以最低费用取得一定质量的资源, 考察政府活动所耗费资源的获取或购买成本是否最低。财政支出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支出结构的合理性, 以克服财政分配不均等问题, 以便在各个公共部门和公共项目支出中建立更为有效的支出决策机制和支出优先排序机制。
(二) 财政支出的效率性。
所谓效率性, 是指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包括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取得一定的产出或者以一定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 简单地说就是支出是否讲究效率。财政支出的效率性以支出使用的环节为重点, 考察的是政府活动的资源耗费数量与产出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效率性原则是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公共支出在项目决策机制、项目实施进度比较、项目经济和社会效率取得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三) 财政支出的有效性。
所谓有效性, 是指多大程度上达到政策目标、经营目标和其他预期结果, 考察政府行为的产出与成果在质上的关联度, 即政府各项活动的实施是否能够形成合力, 促成既定政府成果, 以至目标的实现。
(四) “3E”之间的关系。
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是财政活动的先导和基础, 效率性是财政有效机制的外在表现, 有效性是财政获得最终效果的反映。从财政支出经济性研究发展到有效性研究, 是财政工作重点从重收入到强化支出管理的重大转变, 财政支出绩效是三者科学有机的统一。
三、绩效预算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关系
绩效预算是以结果为导向、以项目成本为衡量标准、以业绩评估为核心的一种预算制度。具体说, 绩效预算就是把增加资源分配与提高绩效紧密结合的预算管理制度。
(一) 绩效预算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都是公共财政题中的应有之义。
它们强调的都是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应对全体纳税人负责任;财政支出的各项资金, 经各预算执行单位的使用, 应为公务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而且要力争高效。因此, 二者都是要强化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的责任和效率。
(二) 绩效预算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一般而言, 当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开始与政府资源投入结合后, 政府预算管理模式会随其同步调整, 部分国家将由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模式转向基于绩效的预算管理模式, 并逐渐形成了世界性的绩效预算改革潮流。
四、典型国家公共支出绩效管理比较分析与借鉴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盎格鲁-美国模式”, 目前英国、美国、新西兰以及英语国家广泛采用;二是“欧洲大陆模式”, 又演化为两个分支, “拉丁”版本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所采用) 以及“日耳曼”版本 (德国、瑞士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采用) 。这两类模式都强调政府公共支出的受托责任, 但程度上有所不同。欧洲模式更为强调行政对议会的受托责任, 而英美模式强调的是政府对公众的受托责任。
(一) 盎格鲁——美国模式。
以新西兰为例, 在公共支出管理方面, 新西兰通过建立绩效管理和相应财务框架以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责任感和透明度。在新西兰的绩效预算改革中, 取消了原来对预算、人员和行政的集中控制, 赋予部门更多的自主权, 建立预算决策与执行的约束制衡机制;引入权责发生制预算制度, 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其特点体现为以下几方面:1、以立法推进绩效管理改革;2、实施预算原则的必要调整;3、新西兰的绩效管理重视产出和效率, 而不是预算的重新分配;4、推行权责发生制预算制度。
得益于以上措施, 新西兰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将占GDP约9%的预算赤字扭转为盈余, 并使某些机构的单位服务成本降低20%以上。尽管广泛的绩效合同与绩效预算在推广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新西兰模式的诸多细节也有待于进一步评价, 但应该说其改革还是相当成功的。
(二) 欧洲大陆模式之拉丁版本。
以法国为例, 法国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以公共会计网络作为绩效管理的基础性技术平台;2、法律框架的长期稳定, 为实施绩效管理提供了持久的制度支持;3、单独设立履行财政监督与绩效管理的财务监督机构。
(三) 欧洲大陆模式之日耳曼版本。
以瑞典为例, 瑞典模式中的绩效管理取向,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了相对规范化的机构财务评级体系;2、突出绩效预算管理中的产出和结果导向;3、适应绩效预算管理的要求, 灵活调整政府组织结构。
(四) 借鉴与启示。
从发达国家推行绩效管理的实践可以看出, 绩效预算的实行有很多限制条件:一是公共资产管理要到位, 使政府能够准确掌握公共资源的占有、使用情况, 并能对投入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二是要赋予部门充分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三是要具备一定的制度基础, 如实现现金管理全部在国库、细化国库管理, 实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制度, 形成完善的问责机制等;四是要有完善的实施方式, 财政部要与各部门签订完整的绩效合同, 在绩效目标的制定、评价指标的选择、绩效标准的确定等方面要有比较成熟的做法。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借鉴
一、企业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国际比较
一般来说针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国际上主要包括两大类：分别是产业优惠政策和区域优惠政策。
1.产业优惠政策
一般而言，这一类型的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不同国家自身经济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开展自身国家所特定产业与项目。同时，本类优惠政策也是目前国外的普遍使用的措施。例如，在日本，其针对于国内企业研究开发费以及科技发展支出，可以选择用作递延资产进行处理，也可选择到期进行全额扣除的模式，又或者是两者均选择。同时，其对于部分符合要求的费用还可以通过直接抵免应纳税额的优惠；而部分用在基础技术开发与研究的折旧资产，则可以依据当年本项支出的5%以抵免税额；而针对一些已缴股本低于1亿日元中小企业其科技的投入以及研究开发费的支出是可以根据当年本项支出的6%以用作抵免税额；而企业在有效运用能源、环保等方面的专项支出，可以根据6%额外抵免税额。在世界发达国家，其高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价值往往占了整体的60%-70%，明显要比我国的水平高。
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的作用有限虽然清理、规范部分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会扩大税基、增加税负，但同时调低税率可抵消部分因调整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所增加的税负。从名义税率看，虽然新税率提高至25%，压缩了其优惠空间，但比起28.6%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还是偏低的。在这种形势下，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调整不会改变外资进人中国的决策，但会优化引进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不用担心会出现外资出逃的现象。
2.区域优惠政策
在国外，区域性优惠政策关键在于让特定区域经济能够得以快速发展，进而针对这些区域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特定地区包括有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在法国，明确规定于开发区内的新办企业拥有免征企业税10年的优惠政策；在意大利，明确规定在在其国家梅泽洛地区新办企业均可以获取免征企业税10年的优惠政政策；在巴西，明确规定，所有于巴西东北部、北部亚马逊地区开办的公司，均能够得到减免税优惠等。区域优惠政策，不但已经被发展中国家普遍用在吸纳外资发展地区经济，同时也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使用，将用作于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手段。
二、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国际趋势
1.加大对中小企业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力度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各国普遍重视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法国、瑞士、荷兰、挪威、希腊、意大利、美国、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摩洛哥和中国等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这些优惠措施有：适用优惠税率、针对中小企业的亏损结转或研究与开发税收抵免方案、定期减免等一系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措施。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了一剂剂强心剂。
2.税式支出对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力度
美国的税式支出是对基准税制体系规定的一种优惠性的例外。税式支出报告包括全部税式支出，基准包括正常的税制基准和相关法律基准。加拿大对基准税制的定义较窄，只有税收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因素才被认为是基准税制。税式支出报告包括框架性和非框架性及部分临界线上的条款。意大利的税式支出包括所有的税收优惠，包括框架性和非框架性的，即指税制的基本规定、统一性和累进性的例外。英国由权威机构将税收减免分别规定为基准税制的组成部分或税式支出。区分税式支出和框架性的减免，后者尽管属于基准税制但在税式支出测算时仍然要考虑。德国财政补贴报告包括直接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法国使用税式支出的定义和基准税制。比利时将税式支出定义为收入放弃，税式支出报告包括影响政府收入的各类免税、扣除和宽免。
3.提高科研税收抵免
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鼓励科技创新，加大了科研税收抵免的力度。这些国家和地区有：韩国、新加坡、越南、爱尔兰、法国、荷兰、意大利、俄罗斯、卢森堡、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这说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推动本国科技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大科研税收抵免的力度。
4.增强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
世界许多国家采用税收优惠的方式去影响人们经济行为，以此来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美国政府把税收手段引入环保领域，其生态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直接税收减免、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税式支出措施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对研究污染控制新技术和生产污染替代品予以减免所得税。随后，美国不断加大对环境可以发展的支持力度。美国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控制环境污染债券的利息以及对净化水、气以及减少污染设施的建设援助款不计入所得税税基。同时，美国还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提供抵税优惠。
三、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在美国，就业的增长主要源于小企业，还因为通过税收优惠来和这些企业实现互动是比较廉价的，因此对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是一种实现联邦政府政策的一种恰当方法，那么在我们中国，中小企业也是活跃经济，增加就业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由于其规模小、抵御风险的能力低，需要国家加大对其税收优惠的力度，以更好地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力度。
2.增加科研税收抵免，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
对各国政府来说，尤其发展中国家，寻找一种能够促进科研發展并且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方法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但是，在寻找各种有效的税收优惠的过程中，人们必须承认的是增量的税收抵免是成本最低的方法。另外，要实现科技的高速发展，必须要能够优化科研税收优惠的制度、明确界定科研税收优惠、增强税收优惠之间的持续性和协调性。因此我们应该增强对科研税收抵免的力度，采取多种措施，发挥科研税收优惠对科技发展的最大效应，以期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
3.增强对环保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各国都在积极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地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而税收优惠成为各国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由于认定条件的苛刻或其他制度原因，造成税收优惠对可持续发展的引导效果较差。所以，我们应该加大对环保型企业的税收优惠的力度，清除各种制度障碍，积极引导企业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行为，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4.优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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