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东亚政治发展研究的整个过程充满了魅力。从始至终,我们为这项研究工作所深深地吸引。无论是在选题、立意和研究方法上,还是从调查与研究的实际效果看,这项研究都具有很高价值,在相关领域取得了具有探索性的,甚至是开创性的有益成果。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篇1：

东亚模式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东亚经济保持了近代经济史上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学者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并且认为这种模式具有积极意义。而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东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已经达到极限，且正在耗尽，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尽管“东亚模式”存在不少弊端，但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相比，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者：陈晔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篇2：

东亚民主转型的理论解释

东亚政治发展研究的整个过程充满了魅力。从始至终,我们为这项研究工作所深深地吸引。无论是在选题、立意和研究方法上,还是从调查与研究的实际效果看,这项研究都具有很高价值,在相关领域取得了具有探索性的,甚至是开创性的有益成果。

东亚政治发展进程的规律性特征

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相似性,呈现出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所获得的核心发现。

我们所说的政治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政体的制度、体制的变迁。如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威权体制转变为多元体制。

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呈现出的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特征是:五国一区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其政治制度及体制都先后经历了效仿西方政体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威权体制”阶段和“多元体制”阶段。

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与共同规律,但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亦有所差别,其中以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台湾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自由民主体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经历了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但尚未完全过渡到“多元体制”,泰国正处于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过渡的时期。

有关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理论一般认为,政治发展抑或民主政治存在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方面是对国民权利的保障和自由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权力的开放和多元共治。而东亚的历史事实与经验则显示,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并非同步协调实现的。在东亚政治发展进程中,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表现出有规律性的“对冲”现象,即权利扩大和权力集中并行现象。

在东亚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之初,大都经历了效仿西方建立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宪政的阶段。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体制”。然而,在这一时期,东亚国家大多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参与混乱,纷纷出现了体制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威权体制作为对于民粹主义混乱的制度救济,登上了东亚的历史舞台。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无一例外地起到迅速地稳定社会,开启快速工业化,改变社会面貌的作用。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威权体制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东亚五国一区的各个威权体制又以不同形式和路径向多元体制演化转变,有的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对抗与冲突,被称为“民主化”或“民主革命”。

(一)自由民主体制:高喊“默迪卡”的年代

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性特征是:效仿西方建立民主宪政体制,社会自由扩大,思想活跃;但社会动荡,腐败盛行;经济有所发展或恢复,但起伏不定。

东亚五国一区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尼都经历了比较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出现了“民权论”与“国权论”的争论和斗争,民权论者希望效仿英国建立议会制度,以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带动经济社会革新和发展。但民权论最终被国权论所取代,民权论者被从权力阶层中放逐,日本走上了日式君主立宪制的发展道路。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参照西方制度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最初的10年,日本经历了政治上比较活跃的时期,左翼思潮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泛起,工潮与社会运动不断。1955年体制建立后,日本社会形势逐步平静,开启了重建与发展的黄金期,迅速重新跻身于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列。

韩国战后仿效美国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但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社会纷争不断,发展迟缓,最终导致了“民主失败”。在这一社会形势下,朴正熙军政集团迅速崛起,夺取政权,建立起威权体制,从而开始了韩国快速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印度尼西亚建国后的十多年,在苏加诺总统领导下,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但自由有余,秩序不足,社会分歧加深,经济裹足不前,最终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发动的政变所推翻。在苏哈托的威权体制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新加坡从战后到1960年初,被称为高喊“默迪卡”(自由)的年代,直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新加坡进入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体制,同时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成就。

(二)威权体制:实现工业化的年代

东亚五国一区中,尽管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均无例外地经历了威权体制时期。威权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性特征是:人民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力集中,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完成工业化。

“威权主义”是西方学界创造的概念,用以概括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政治体制。我们部分地借用了这个概念,用以形容东亚五国一区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阶段的普遍实行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政治体制。但我们只是部分地借用西方学界的概念,一来是不准备制造更多的,让人感到陌生的概念;二来也赋予了威权体制以经过深入观察和研究后所得到的新内容,应当说,它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是一个新的概念。

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东亚的威权体制具有保障扩大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东亚的威权体制,在法律形式上一般具有宪政体制,而在实际社会政策与功能层面具有保障人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的特征;在威权体制下,实行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制度及政策条件,从而对社会形成了生产性激励,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威权体制下国家权力相对集中,有利于实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和管制,阻止了这一历史时期经常出现的强烈的政治参与趋向,保持了保守的社会秩序。同时,由于权力集中,威权体制的政权,倾向强力整合社会资源,集中民智民力,对工业化实施规划,促使工业化战略性发展的实现。威权体制下,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政治权力不开放,具有垄断性。

(三)多元体制:竞选的年代

随着工业化的实现,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领域纷纷发生变化,逐步实现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型。东亚多元体制的共同特征也十分明显:开放政治权力,普遍实现竞争性选举,选举为最重要的社会议题和社会景观;人民的政治权利有所扩大,社会自由度增加,社会福利也有所增加。一般情况下,行政性腐败有所遏制,而政治性腐败增加。

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级、利益集团不断涌现、成长,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在此基础之上,五国一区的政治体制纷纷向多元体制转化。多元体制与威权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开放。多元体制下,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政治主体可以通过竞选获取政治权力。

在东亚政治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多元体制演化为两种亚型:竞争型多元体制和协商型多元体制,韩国、台湾、印尼属于前者,日本、新加坡、泰国属于后者。

竞争型多元体制,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中存在相互竞争的精英集团,通过权力斗争获取执政地位。竞争型多元体制的表征是两党制与多党制。

协商型多元体制,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中具有一个稳定的权力精英集团长期掌握核心政治权力。长期执政的权力精英集团通过吸收社会精英、吸纳政治参与,通过协商方式,整合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关系,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协商型多元体制的表征是一党制或一党多派制。

协商型多元体制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政体形式。在现实中,协商型多元体制,在宪政体制层面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多元性质,即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各种政治主体可以参与权力竞争。但在实际的权力结构中,依然是单一主体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如日本“55年体制”和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在客观上,协商型多元体制是介于威权体制与竞争性多元体制之间的一种政治体制。

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体制

转变的原因与条件

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转型的原因与条件的探讨以及发现,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获得的第二方面重要收获,特别是“分配性激励”与“生产性激励”的归纳是其中重要内容。

(一)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体制转变的原因

从自由民主体制转化为威权体制是东亚政治发展的普遍现象。这种转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民主体制所产生的社会利益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分配的激励作用。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带来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带来新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成员身份的大变化,也带来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取新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进而获得更多财富的捷径是政治参与及掌握政治权力。而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权力开放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正好为政治权力的争夺提供了条件,对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分配性激励”,即产生了通过争取政治权力获得社会流动和身份改变机会的激励机制。政治权力的开放与争夺,带来了混乱与不稳定,严重影响工业化进程,导致发展停滞,加剧了社会矛盾,进而刺激和促使精英集团选择威权体制以集中权力,同样的原因也促使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威权体制。

东亚政治发展早期转型的实例,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是“明治十四年政变”,战后的“55年体制”应当说也具有某种类似的效应。韩国1962年的军事政变以及朴正熙军政体制的建立,印尼1965年的军事政变以及苏哈托军政体制的建立都属于自由民主体制转变为威权体制的典型实例。

由于威权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垄断,抑制了利益集团对于政治权力的觊觎和争夺,又由于威权体制对于民众经济社会权利一定程度的保障,其总体的社会效果是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对于经济利益与财富的追求,从而导致了另一种社会机制——“生产性激励”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

(二)威权体制存在、发展的条件

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都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大多维持了20~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表面上看,不少威权体制采取了高压政策,对于社会实施严厉的控制和管理。然而,在长时间内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发展,威权体制主要依据下列四项条件:

第一,维持高速经济发展,不断改善总体生活水平。

给予和保障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用以战略性发展,从两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动力与条件,东亚五国一区在威权体制下出现了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黄金期”。日本在进入“55年体制”后,创造了连续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韩国建立军政体制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9%;印尼自苏哈托政变后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7%;新加坡建立“59年体制”后,连续3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普遍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出现了目睹城市景观线改变的一代人,从而赋予了威权政体以选举以外的功能合法性。

第二,拥有具有统一意志和较严密组织形态的统治集团。

威权体制权力集中,呈现为典型的一种小规模集团对大规模社会成员的控制系统。统一意志和严密组织以形成内部交易低成本,从而构成小集团控制大群体的条件与能力。在自由民主体制对社会意识和组织的离散效应作用下,军人集团是社会里相对易于集中意志和具有组织资源的群体。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的权力精英集团,除台湾、新加坡以外,均以军人集团为主体并非偶然。

第三,集中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威权体制以推进发展为合法性来源,集中和汲取资源的能力就成为前提性条件。经济学界一般将东亚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而从政治角度观察,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机制就在于中央决策机构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因此,威权体制下集权的经济动机和效果均为保障经济快速发展,进而提供体制合法性。

第四,控制社会利益冲突,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

威权体制具有集中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但这样的体制同样具有集中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威权体制下,国家政权往往成为工业化时期频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焦点。因此,威权体制还必须具备调节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的功能。威权体制的寿命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这方面的体制功能。从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发展的实况看,调节社会矛盾与平衡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和成长的两大社会集团的关系,即新兴城市工人集团和新兴工商业集团。处理、协调对立的两大集团关系,是威权体制控制社会冲突,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核心和关键。这在新加坡被执政党概括为:“亲商”与“亲民”关系。

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

转变的动因与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政治发展纷纷进入了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阶段。认识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与条件,尤其是确认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是研究与认识东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和最具价值的问题。

(一)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

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过渡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这种历史转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其中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及在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带来的相应变化。

第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中出现了大型的新社会集团,如韩国的新工人阶级与财阀集团,台湾的本土新兴工商集团等等。新兴阶级与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对于威权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和冲击。韩国军政体制瓦解、台湾政党轮替、泰国近年来的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都在于此。

第二,社会心理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阶级、阶层、集团出现和成长过程中,大众心理、社会意识亦随之改变,主要表现为权利意识的增长,尤其是逐渐在经济、社会权利之外要求更多政治权利。在权力集中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众中的利益诉求集中指向政权,日益形成对政权的压力,即多种社会矛盾发生向“官民矛盾”集中转化的趋势,最终推动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这种情况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进程中普遍存在。

第三,精英集团分裂。作为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与基础的政治精英集团,在新的社会环境里也在发生分化;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精英集团内部分化始于政策分歧。在一定的诱发条件下,这些分化与分歧导致了精英集团公开的分裂。在存在外部压力乃至社会运动的环境下,精英分裂往往直接导致体制的转变。东亚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台湾国民党的分裂、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属于最为典型的事例。韩国朴正熙总统遇刺带来的军政体制衰弱的直接原因也是军政高层精英的分裂。日本“55年体制”终结以及自民党最终下台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内部派系的分裂。

(二)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

东亚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并非偶然发生的,但这种转变也绝非易事。在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中出现了许多动荡和曲折。从多个国家与地区转变的实际过程和经验看,只有当工业化、现代化初步完成,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精英形成,并形成一定程度的整合与默契,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上出现和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的时候,多元体制转型才能成功,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元体制,即开放权力并不会导致社会的分配性激励与混乱。应当说,新社会结构形成、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以及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形成,是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三大条件。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所谓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即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步稳定、固化新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努力,对于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至多带来某种利益的改善,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更不会带来身份、地位的改变。在这种基础性因素改变的条件下,开放政治权力和实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动力会有所下降,基本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就有可能得到保障。再配合以其他条件,多元体制才有建立和巩固的可能。

第二,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东亚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中,社会政治精英阶层也在随之变动,不断分化、组合,旧的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的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建立新联系,形成新的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这种共识与默契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共识与默契的基础上,不同的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引导和约束。不同精英集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群众的引导与约束,是权力开放和竞争体制下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和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由于精英阶层中不同集团的整合与协调关系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过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识形成。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心理状态也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基本倾向是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的社会主体,即占人口多数并拥有经济、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即对于现行社会制度和现有秩序的认同。新的社会保守意识,改变了社会氛围,进而抑制了“民粹主义”以及各种反体制的激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产生发展的思想条件。新保守意识为体制转型提供了社会心理条件与保障。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目睹了左翼思潮的衰落,而1998年以来印尼较为平稳地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则是当地伊斯兰的温和化。这些都显现了社会保守意识与多元体制转型的关联。

东亚社会变迁的理论解释

适应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要求,是决定和影响东亚政治发展的内在因素。这是我们对东亚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性解释。

随着对于东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及政治发展脉络认识的深化,我们逐步意识到,东亚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发展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民族振兴意识和经济发展要求,是长期影响东亚社会历史进程及政治发展的根本因素。

以往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以及有关民主政治的认识对于民主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解释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并最终被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结构所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威以及精英阶层也随之瓦解、消失或转变。与此同时,社会大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参与意识和行动不断增长,最终导致以权利保障、分权制衡、多数决定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多元民主体制形成。这类认识与论述,可以称为关于民主化的一般理论。

民主化的一般理论在一个很大的时空范围内,高度抽象地阐述了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民主政治产生发展的一般现象。虽然这类理论具有一定说明和解释力,但却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认知系统,对于揭示人类政治发展及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来说,显得过于粗略了。因为,根据这样的理论,第一,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民主政体是有所差别的;第二,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民主理念和近似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国家其效果与结果有很大差别,有的成功有的失败;第三,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国家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民主政体也有所不同。当然,也有人将民主政体差别和特殊性归因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及历史文化传统,但这同样是过于笼统而不确切、不具体的解释。

由于存在着这些疑问,关于民主的认识就有深化的必要和余地。在东亚研究中,与上述问题相关,我们有以下新的发现与认识:

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与民主政治进程的规律性特征明显地表现为:历史起点和发展路径的相同与相似。东亚国家与民族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背景和动因是外部殖民主义威胁及民族生存危机。作为对外来压力与刺激下的反应,东亚国家和民族被迫选择了工业化、现代化对抗生存危机。东亚政治体制的建构与选择是围绕着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进行的,实质上是在西方崛起与东方面临殖民主义威胁的时代,这一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寻求生存与发展、独立富强的社会解决方案。

在东亚政治的选择与建构,发展与反复现象背后的因素是,东亚国家与民族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历史条件、主要问题和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主题。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与地区在近现代历史过程中,包括思想现象在内的各种复杂纷繁的社会现象都是围绕民族独立与生存、发展的主题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势力伴随着寻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斗争进程而枯荣起伏、此消彼长;各种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兴盛与衰落也是为其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决定着的,有利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则兴盛,不利于工业化、现代化则衰亡。

发展的压力,改变落后面貌、追赶世界的历史性任务,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拨弄着东亚近现代历史的时钟,拨弄着东亚人民的命运,深远地影响着东亚的社会制度、民主政体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近代的历史迫使中华民族在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在追赶世界的道路上,艰苦奋斗、艰难探索。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原因,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世界格外地关注。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外的现代化问题,国别研究则更多。那时的研究带有开创和摸索的性质。然而,由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刚刚开始,自身的经验不多,加之其他条件的限制,那个阶段的研究基本是在文本层面上的,介绍进来的观点、学说虽不少,但无从验证,难于判断。

新中国60多年的探索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快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有了社会变革与转型的经历与经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再来观察和研究外面的世界,其意义就非同以往了。根据东亚政治发展研究的体验,我们对东亚五国一区的研究,实际上是基于中国经验的,是在具有了一定的工业化、现代化经历后,对于国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经历、中国的经验,使我们更容易看懂国外的历史与现实,更容易分辨现象与本质,更容易发现问题和解读意义。总之,中国的经验帮助我们超越了“观景”阶段,中国的经验给予我们分析和判断能力。

我们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但取得的成果是扎实可靠的。因为,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经验判断所获得的认识。它有新知识的发现,有旧知识的验证。今后,我们应当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作者：“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论文 篇3：

“后雁形模式”与东亚贸易结构的变化

[内容提要] 东亚贸易在雁行模式的带领下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贸易增长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快速发展。本文在考察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从产业的角度分析了东亚发展的新模式——后雁行模式。同时，对后雁行模式发展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关键词] 东亚　区域内贸易　后雁行模式　模块化

东亚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时提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赤松要对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纺产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注意到日本产业的发展通常都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在图表上相似于飞行中的雁阵，故而给予了如此命名，这是雁行模式假说的最初表述。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学者尤其是山泽逸平的发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对日本国内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人东亚区域内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是小岛清，之后赤松要根据小岛清的研究将“雁行模式”分为原型和两个引申型，原型表现的是在后进国发展过程中，工业品呈现出进口、国内生产最终到出口三个环节继起的形态;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国内消费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到资本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或从低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的过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产品的进口、生产到出口的过程在国与国之间传导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对“雁行模式”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体含义是区域内的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将成熟或具有潜在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待到这些产业在新兴工业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新兴工业国将这些产业转移至具备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又向新兴工业国投资，建立相对高级的产业。它主要描述通过国际投资所实现的东亚国家间产业分工和产业传递的格局，也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经济依次起飞的现象。这样最终形成了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特征、以比较优势为产业转移标准和依据的具有梯次差异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它促进了东亚区域内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向更高层次的转换，形成了东亚国家依次起飞和整体发展的良好局面。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终作为领头雁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条件为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来出现长达十余年的经济低迷，作为雁头的领飞与带动能力日趋衰弱;其次处于雁身位置的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正不断进行经济赶超，产业不断实现升级，不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与日本的产业结构差距不断缩小;再次中国正和平崛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东亚发展的“雁行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东亚“雁行模式”的变迁

——“后雁行模式”

依赖日本投资和技术扩散的雁行模式现在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明显，而在此基础上东亚经济体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这种新的分工格局被称为“后雁行模式”。所谓“后雁行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第二，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逐渐增强;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东亚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认为雁行模式的运行条件依然存在，同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一起构成了新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衡量及判断区域生产网络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据主要是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又可以从区域内贸易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1.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发展

近年来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区域内贸易比率1980年仅为33.6%，到2002年上升到51.8%，这一比率虽然低于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2002年欧盟的域内贸易比率为62.50%)，但已高出NAFrA 6个百分点。同时从1980到2003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虽然在1980年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均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可是到了2003年，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NAFTA，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包括欧盟15国和NAFrA在内的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东亚区域内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雁行模式时代，东亚各国(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很高。而在东亚区域内贸易蓬勃发展的今天，形势有所变化。下表1显示的是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矩阵。贸易结合度反映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贸易结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计算：贸易结合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出口额)/(B国进口额，世界进口总额)。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比值越大，说明两国间的贸易结合越紧密。

从横向来看，在2002年，东亚国家或地区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结合度一般来说都要大于其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而且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结合度绝大多数都大于1。从纵向来看，从1991年到2002年，东亚国家区域内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出现显著上升，而东亚国家或地区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却普遍下降。这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结合度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东亚区域内贸易在迅速发展。

2.东亚区域内产业内贸易的崛起

区域内贸易又可以分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过去的以雁行模式为主导的东亚发展模式以比较优势产业转移为主的，因而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东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产业内贸易也开始慢慢地崛起。产业内贸易可以由中间品贸易来反映，而中间品贸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贸易来衡量。下表2和表3给出了一些国家的零部件出口和进口贸易情况。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贸易占工业品出口贸易的份额从20.7%上升到25.4%，

进口份额从21.7%上升到24.5%。而东亚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其增幅明显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长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对较发达的NAFTA、美国和欧盟也不及东亚。到2000年，东亚的零部件进出口贸易份额都要大于NAFTA、美国和欧盟，说明当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相当，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国家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而NAFTA、美国等其进出口份额差距均相差较大且进口份额小于出口份额，东亚则相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的零部件贸易相对比较活跃，这有力地说明了东亚产业内贸易正在逐步崛起。

3.东亚区域内产业间贸易仍占主导

东亚的贸易新模式中，虽然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原来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们仍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国家的优势行业和由此引发的东亚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情况。

我们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产品的分类，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的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来考察东亚国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其计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Xi表示某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出口额，X表示该国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这种现行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是用某国第i类商品在世界同类商品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占该国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的比例来衡量的。如果该国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可以推断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下表4给出的是2000年东亚各国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我们看到日本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行业，韩国、新加坡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电子行业，除新加坡外的几个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农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中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在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上表亦显示了虽然东亚雁行模式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但是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差异，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间贸易依然存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东亚贸易模式中，与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所不同的是，东亚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正在逐步的发展起来，从而东亚的贸易模式就从雁行模式发展成为“后雁行模式”，而此种“后雁行模式”表现为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东亚“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机理

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除了东亚各经济体比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及其推动的投资一贸易关联机制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消费需求大幅扩张等因素外，还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1)国际分散化生产(International ProductionFragmentation)促进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所谓分散化生产，是指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东亚地区独特的区位特点恰好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分散生产、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首先，区域内各经济体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区域内不同发展层次的经济体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跨国公司将根据不同区位的优势配置各个生产环节，从而促进了不同区位间的联系。分散化生产的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有时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动，从而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

(2)模块化推动了产品生产的垂直分离，东亚发展中国家因而获得了参与贸易的机会。模块化是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过程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界面)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目前rr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块化特点。据资料显示，办公设备部件(37.5%)、通信设备部件(27.7%)、开关设备(12.7%)、电器部件(6.7%)四种产品占东亚中间品区域内贸易的八成以上，这四种中间品大部分属于IT产业产品。这样生产厂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术也可以进入某产业的生产领域，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品牌厂商退出产品的生产制造领域，而专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营销活动。这为东亚企业以OEM和ODM方式开拓国际市场以及美国EMS企业进入东亚设立全球性供应据点创造了机会，模块化的发展无疑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

(3)跨国公司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东道国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资的环境，跨国公司的投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如今，跨国公司尤其来自东亚内部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主体，而且是区域内贸易的组织者。在跨国公司的战略中，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块化生产的出现，跨国公司从其自己的利益出发配置各个生产环节，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石户和深尾等人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经营规模与该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东亚“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

问题及应对策略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是整体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内部的贸易流向中，单向的商品贸易流向占主导地位。这种区域内贸易结构的非均衡也就导致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面临的最大问题。

首先，东亚地区内商品贸易从总量上看基本是小额赤字;然而从区内各经济体来看，东亚的进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内，出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外。区域内贸易逆差国主要靠对区域外(主要是美国)贸易顺差平衡，因此东亚地区保持了区域内贸易逆差国通过对外部市场的顺差这种单向贸易流动来实现整体上的平衡。

其次，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区域内依赖度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中间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由1992年的50.9%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67.3%，即目前超过2/3的中间产品贸易是在区域内进行的，其中出口比重为64.9%，进口比重为69.7%，基本保持平衡。另一方面，最终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则由1992年的52.5%下降至2003年的47.6%，其中，进口比重为61.9%，而出口比重仅为38.8%。这也就意味着，东亚地区超过60%的最终产品出口是依赖于区域外市场的。

上述可知，东亚地区主要的最终产品出口市场在区域外，亦即区域内贸易发展的源头在区域外。如果最终产品在区域外市场上无法顺利消化，那么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最终产品的出口国，而且会问接影响到价值链上端的参与国，这样的贸易模式对外部的依赖性太强，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是脆弱的。因此确保最终产品出口市场的稳定繁荣对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持续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我们可以想到以下建议。

通过区域内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进一步释放最终产品需求潜力。消除区域内各国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贸易创造”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功能。目前，虽然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壁垒已经比较低，但进一步削减的空间还很大。进入2l世纪以来，东亚地区以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化合作进展很快，已有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完成谈判，进入实施阶段。可以预见，随着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区域内贸易将会获得更快的发展。但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应坚持“开放区域主义”的原则，因为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从长远看，东亚区域内贸易持续增加、经济持续增长的源头都不会限制在区域内。如果东亚地区采取过度的差别待遇措施，建成封闭型的经济集团，极有可能将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责任编辑：张晓薇)

作者：郑京淑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