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论文

封建经济论文（精选7篇）

封建经济论文 篇1

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是“普照的光”。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打上深刻的烙印。下面从消费需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几个层次，对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作点探讨。

贡赋和地租为需求基础的商品经济

消费和有效需求是形成市场的经济基础。在秦汉至唐中叶以前，君主是国内剩余产品的主要所有者。巨额的贡赋收入形成庞大的有效需求。贵族地主和官僚地主是当时地主阶级的主要部分。他们的地租收入量仅次于封建国家的贡赋收入量，也形成巨大的有效需求。君主、各级官吏、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大都居住在城市中，用他们的收入与工农业生产者相交换。各地的土特产品、奢侈品通过贩运贸易流向城市，形成繁荣的城市商业。当时的商业主要是满足以城市家庭为支柱的消费需求，坊市制的发展正与此相适应。人数众多的农民只是在地方小市场上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唐宋以后，地主制经济发展，到明清时期，庶民地主、中小地主在土地占有上已占显然的优势。贡赋收入和地租收入仍然是国内有效需求的主要来源，但地租收入已向上位移，提升居首要地位。试以清代乾隆年间情况为例作粗略说明。

清代乾隆间，全国耕地约达8亿亩(折亩后的税亩)。如地主占有一半，是为4亿亩。每亩租谷按一石计，合米5升，全国地租总量为2亿石米。石米按银一两计，地租收入形成的有效需求约为银2亿两。

乾隆间，封建国家的各项赋税收入每年约为银4千万两。另有漕粮400万石，石米按银一两计，国家整个财政收入为银4400万两。赋税收入仅为地租收入的1/4左右。

但值得指出的是，乾隆末，全国人口已达3亿。农民按90%计，是2.7亿人口，农户一家按三口计，是为9千万户。当时农民商品生产发展，商品消费增加。如从高每个农户年消费银一两计，约共为银9千万两。已超过国家财政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却不到地租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的一半。

唐宋以后，城居地主逐渐增多，但大量中小地主们仍居住在农村。直到明清时期，商业虽然仍主要是满足以城市家庭为支柱的消费需求，但满足乡居地主与广大农民农村家庭为支柱的消费需求已日显重要。这正是宋代以来草市发展，明清时期市镇发展的重要原因。

总之，自秦汉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贡赋和地租所形成的消费需求所拉动的。明中叶以后，特别是清代，广大工农群众的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始日益显露。市场的经济基础走向坚实。

个体农民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

秦汉至唐中叶，农产品和部分手工业品主要由地主与商人组织生产来满足社会的商品需求。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即有反映。晋人江统也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农民的商品生产发展。农民的商品生产成本低，具有竞争优势，遂逐渐排挤商人和地主的商品生产而占领市场，成为第一市场主体，成为农产品和某些重要的手工业品(如棉布)等商品的主要供应者。农民经营是地主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农民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供应者，正是这到特征贯彻的必然结果，他们在維持我国众多人口的生活和开拓商品市场上，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比西欧中世纪发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农民在市场中具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在西欧，一直到14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开始发生的时候，市场交换活动还主要是由封建领主所进行的`。

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中除棉布和丝绸等产品仍由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所生产之外，其他如油、酒、糖、烟、纸、铁冶铸、铜、铅、煤矿、井盐等产品的生产，也出现了沿着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与“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两条道路发展，从小生产向大生产演进。

小生产、大市场的商品经济

地主制经济下的农民，经营规模小，生产能力低，其产品既要满足自己消費需要，如要交纳租赋，产品自给量在其产品总量中比重很大。从一家一户农民来说，商品率低，商品量少。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每个农户种植不多商品性农作物和生产不多的商品性手工业品，集中起来就可以构成巨大的商品堆积，不但能形成稠密的集市贸易，也可以形成具有很大商品流通量的集散市场和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清代人口巨增，农户数量大量增加，加之地区分工发展，其情况更会如此。粮、豆、棉、棉布、丝绸、果、茶等都已成为大宗贩运商品，形成许多重要的区域间贸易。

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是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清代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流向城市，与皇室、官吏和地主的租赋相交换，仍在继续发展，同时，与前述农民有效需求的增长相适应，粮食产区、手工业品产区和原料作物区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即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扩大，发展了长距离贩运贸易，这是国内市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展。

在国内贸易特别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从东南沿海直至广大内地，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以市镇为骨干，与墟集相串联的多层次市场网络，小生产形成了大市场，为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条件。

封建经济论文 篇2

关键词：理学经济伦理,封建小农经济,发展与促进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 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 从总体特征来看, 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 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 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 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算落后, 生产力仍在发展, 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 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 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 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 面对新的社会变化, 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 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 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 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 企图以扼止“人欲”为代价, 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 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 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 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 走向烂熟。毋庸置疑, 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 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 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 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 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 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理学经济伦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价值在于:促进封建小农经济发展, 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着积极作用, 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着消极作用。

从总体上看, 理学经济伦理对封建小农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 维护和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法家族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唐代中叶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从土地所有制结构来看, 形成了封建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和皇帝、皇室宗亲、官僚贵族、官 (乡) 绅地主、自耕农、佃农等多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从社会生产结构来看, 形成了以耕织一体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条件下的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之间的特殊联系以及农民与手工业者、与商人的经济联系;从分配结构来看, 形成了国家赋税徭役、官吏俸禄、地主地租、工商业利润以及农民劳动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资料等多层次经济利益分层。理学经济伦理把社会伦理问题与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活动纠缠在一起, 将经济与伦理相重叠, 最后完全从这一思维背景中提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信息和方法, 将政治和经济等各种矛盾作宗法伦理的化解和处理。这样, 理学经济伦理一方面像一块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伦理规范的经济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条坚硬的河床规范着经济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 以防其肆意泛滥。它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它的人伦道德之网, 不仅给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又加上一条伦理纽带, 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和多层次性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体化、集权化和稳固化, 从而具有极大的调节和聚合作用。

第二, 适应了宗法制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理学经济伦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 强化家族血缘宗法关系, 相信这是一种最合理的生产组织形式, 由此推而广之, 可以达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稳定。正是中国的宗法小农经济与理学伦理相结合, 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的繁荣。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追求私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恩格斯也强调:“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 正是人类卑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但是理学的公利主义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 因而在现实中发挥着巨大的正面作用。这个基础便是宗法制小农经济。因为在家庭或家族内部, 成员之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一般会更重视情感心理的需要, 集体感与凝聚力都是非常强的, 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确乎具有极高的地位。应该指出, 小农在一定的时期是具有很大创造力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小农的经济行为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 他们是一种富有进取心并能对资源作最适度运用的人。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 但效率很高, 它渐趋接近一个‘均衡’的水平。在这个均衡之内, 生产因素的使用, 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现象。总之, 小农作为一个经济人, 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2]可以说, 对于宗法制的小农经济, 只要政府能“为政以德”, 努力扶植并加以保护, 至少能给一条生路, 他们就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学经济伦理的愿望。然而, 尽管统治阶级都希望有这样的经济繁荣, 但其贪婪的剥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续做到“为政以德”, 天灾人祸总会把宗法制小农经济推向绝境, 于是农民们铤而走险, 揭杆而起。

第三, 适应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这突出地表现在重农主义、均平分配原则和崇俭黜奢消费观方面。“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中华民族属于农业民族, 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 历来重视农业生产。重农主义作为封建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应遵循的伦理规范, 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宋代以后, 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 一些思想家们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 则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宋代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社会生产力都是处于停滞状态, 特别是没有新的科学技术的刺激, 新的生产方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 社会财富的日趋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贫富自发两极分化, 只能使财富进一步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劳动又不经营的寄生性的地主阶级手中, 农民失去土地之后, 除了做佃农或沦为乞丐外别无出路, 因而不仅不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反而会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更大破坏。理学的均平分配论对当时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有助于把社会各等级分层的财产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从而保持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 促进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暂繁荣。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 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4]生产力越落后, 消费水平就越低, 社会越贫穷, 消费结构就越简单, 反之亦然。中国古代社会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形式, 它只能提供粮食和衣料。这种小农经济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饭曾经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温饱问题至今在不少地区仍未得到最后解决。可以设想, 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会是多么艰难, 正像经济史告诉我们的, 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也只不过是勉强解决温饱, 仓库里有一点余粮, 而大部分时期, 除少数人以外, 难免啼饥号寒。历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温饱作为太平盛世的根基、礼乐文明的前提呢?因此, 以温饱为社会消费目标, 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崇俭黜奢的消费原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 以此作为消费伦理是明智与现实的。它缓和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稳定了国民经济;确保了积蓄, 备战备荒;有利于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统治阶层的奢侈性消费。

第四, 适应了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需要。自从有了社会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换, 商业是封建自然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理学经济伦理虽然轻商, 但并不否认商业存在的合理性, 其经济伦理思想广泛地涵摄商业行为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 商品经济水平低下, 市场规则不完善, 加之受到种种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与阻碍, 价值规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对商品经济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商品交换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欺诈性。理学提出的伦理道德法则作为一种作用于人的心理, 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心态协调统一的力量, 自然有利于维持封建商业的正常秩序。商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促使买卖的公平进行, 也愿意接受理学伦理道德教条的约束。例如封建社会后期, 民间商业运行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的“伙计”制度, 就是我国商人利用理学经济伦理关于“人和”的文化资源, 将传统的宗法家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的一项创举。商业“伙计”制度的产生, 不仅给日益发展壮大的商业补充了力量, 带来了利润, 而且也增强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从而促进了古代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 理学经济伦理还以一种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商业行为, 这就是商人们大都同理学有着世代相沿的“血缘”关系。他们中不少人自幼熟读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书》, 深受理学伦理的熏陶, 从小就树立了践履儒学理想的抱负和志向, 只是由于在科场中累试不第, 或因家庭牵累, 才弃学经商, 弃儒为贾。商人与理学的这种特殊关系, 足以表明商人与理学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所以, 商人们尽管埋头于苟苟营利的生意场上, 却并没有遗忘理学的谆谆教诲, 而且当他们在商场上发迹之后, 其中不少人跃跃欲展少年志, 弃商学儒或捐钱入仕。这对于他们来说, 既是一种社会荣誉, 一种事业成功的装饰, 又是一种难得的资本, 会给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带来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单从伦理动因来看, 正是因为理学既不否定商业的存在而又轻商抑商, 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才长期处于稚嫩状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宗法制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极限。理学经济伦理对当时社会运行机制无条件的维护无疑会阻碍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 从而妨害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事实上, 自唐宋以后, 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 主要是依靠开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约化的程度来实现的。到了明代中叶, 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 就明显地受到了边际效用递减律的影响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33.

[2]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45.

封建经济论文 篇3

关键词：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经济调节；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Ｆ092．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02－0168－04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

在国富和民富的相对关系认识上，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6]，表明当时的管理者只看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强势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7]。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有了很大进步。

此外，国家视角还有一重含义在君主对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现。桑弘羊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8]而到封建社会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9]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在提高，自身经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君主所有权观念在不断淡化和减弱。

2．国家占据经济管理优势地位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当政者认识到自身必须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才有利于调节措施的进行，管子轻重论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10]“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１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顺势而为，非常灵活地调节经济。当市场流通中有较多的谷物时，国家控制货币，则货币的相对价格高，当国家收购谷物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较多，则谷物相对价格高，这样在货币与谷物的相对价值运动过程中，因国家占据垄断地位而总能够保持经济调节的优势地位。在这一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大垄断商人的角色。在对外贸易交换中，这一原则相应演变为保持对外贸易优势地位。“天下轻，我重”[12]，“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出口相对价格高的商品，进口相对价格低的商品，借此达到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3．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必须是在充分占有经济信息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下单个市场参与者所无法做到的。经济信息的迅速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国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优势可以促进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管子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同时，“国轨布于未形，据于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14]“国轨”是管子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旦规划形成，宏观经济调节便依此展开，绝非随意而为。另外，《管子》中问篇、八观及入国等篇列明了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详细问题，其设计非常细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为一国经济管理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国商业价格情报系统。《旧唐书·刘晏传》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15]。可见政府为获得即时信息不惜花费大量开支，在实践中价格信息在政府调控经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议：“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16]由此，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个商业信息报告体系，使得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相机制定决策，调节供需，平抑物价。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必要性

国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经济实践表明单独实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家干预是主基调，封建社会管理者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这一国策。

在理论层面，管子最早以朴素的方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17]然而，与西方同样是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但引出的结论却很不相同。亚当·斯密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原则，管子得出的却是国家干预的结论，“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18]，故必须有政治权力（在管子看来，这是超阶级的）出而为之指导，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在抽象的经济人概念掩盖之下，中西方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明显的差异。

此外，管子还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出发说明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性，“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饥民”，“物适贱，则助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与年景差时粮食价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还有一些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所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20]，表明粮食高产区和低产区粮价相差约二十倍。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生活过分信赖自然条件，外界自然环境变化会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剧烈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服务变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组织调剂，本着安定百姓生活的社会公共性目标（而不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在谷物丰收时收购存贮，到谷物歉收时投放市场，或将谷物从高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以调剂余缺，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稳定经济和价格的作用，他们会在商品丰裕时故意压低市场价格而后收购，或在市场商品短缺时囤积居奇，使得短缺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以期在抛售时获取更多利润，这样做无疑会使商品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议中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乏，民有所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商业领域，兼并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各朝经济管理者普遍持打击态度。汉代桑弘羊在主张国家经营盐铁时，指出专卖政策是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22]，“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23]王莽认为，对垄断性商品应该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从中牟取暴利，剥削普通劳动人民。他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垄断行业推广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产生兼并垄断，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会产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变法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摧抑兼并同时也与巩固封建统治直接相关联，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原则在于交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经济实力过强，必定会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危及统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贾所经营事业一般规模较大，如盐铁业，必然聚众独处，时间一长难免产生脱离朝廷统治的倾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桑弘羊对此就曾提到：“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26]

在讨论兼并产生的原因时，经济管理者也认识到由经济个体自身素质的高低差异带来的经济后果，桑弘羊说：“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论及此点，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

三、封建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的措施和目标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政府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为这样做可以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公共性目标、维护政权稳定性目标和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政者的最佳选择。而一般意义上的重农抑商国策，所要限制的是民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则不在其列。随着朝代更迭，具体调节措施包括名称多有变化，但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国家经济大部分比重，因此调节政策主要围绕农业领域展开。一般常见的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常平，对手工业产品实行专卖，在农业信贷方面实行政府专营。

管子提出由国家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贷或租与农民，同时运用价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户兼并压榨农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里，国家在市场丰裕、物价较低时购进，在市场短缺、物价高起时卖出，一则平抑物价，二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三则打击富豪大户，一举三得。

汉代桑弘羊推出的经济政策中平准政策与管子类似，明显有变化而且直接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盐铁酒的专卖。因为盐铁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能够产生丰厚利润，以往富豪也多经营盐铁业。在桑弘羊实行专卖后，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30]，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巩固了封建统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盐铁酒专卖、货币统一铸造、工商业征税和五均赊贷，其中五均赊贷是王莽经济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评定物价，并以“市平”价格作为标准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如购买和抛售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赊贷则是由政府组织资金进行贷放。在这里，“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是实现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扩大了财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则是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普通劳动人民利益，同样是一项政策同时实现了三项目标。

王安石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资金贷放于农民，其政策目标在稳定粮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摧抑兼并，他还要求三等以上人户担负四分利息，而这些富户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这一目标上走得更远。

明代丘浚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与省力役、薄赋敛并列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丘浚所提稳定价格与前朝历代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扩大政府收入两项目标，表明他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应当停留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的稳定这一层面上，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个体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应当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谋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谓封建社会经济调节政策的集大成者，观察论述面广，对历朝历代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悉数进行了整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转变，提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只保留了“平物价”一项，同时在货币制度、财政预算、海外贸易、漕运、常平等方面提出诸多更加科学的政策主张，颇有新意，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Ｍ]．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９98：288；362－364；303．

[2] 管子·五辅篇

[3] 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

[4] 管子·国蓄篇

[5] 管子·揆度篇

[6] 商君书·说民篇

[7] 大学衍义补卷二Ｏ，总论理财之道上

[8] 盐铁论·复古

[9] 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戒滥纵之失

[10] 管子·国蓄篇

[11] 管子·山权数篇

[12] 管子·轻重乙篇

[13] 管子·山至数篇

[14] 管子·山国轨篇

[15] 旧唐书·刘晏传

[16] 大学衍义补卷二六，铜楮之币上

[17] 管子·禁藏篇

[18] 管子·禁藏篇

[19] 管子·国蓄篇

[20] 管子·轻重乙篇

[21] 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一

[22] 盐铁论·禁耕

[23] 盐铁论·复古

[24] 汉书·食货志

[25] 王临川集卷八二

[26] 盐铁论·复古

[27] 盐铁论·刺权

[28] 盐铁论·错币

[29] 盐铁论·贫富

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 篇4

一、背景和目的

1.背景

封建割据势力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兴资产阶级和为了各自利益互相借助

2.目的

改变现状，富国强兵，巩固封建统治

二、主要改革及其措施

1.主要改革

法国路易十四的改革          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

普鲁士腓特列二世的改革      奥地利的开明专制

2.相同措施

加强中央集权                鼓励发展工商业

加强军事力量                重视科技教育

三、改革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

1.性质

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实行的封建性质的改革

2.作用

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

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军事扩张的资本

3. 局限性

未能触动封建统治基础

反对封建制度300字作文 篇5

寒假期间，我读了鲁迅先生19——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呐喊》书中情节引人入胜，作者写得妙语连珠，读后使我收益匪浅，有许多感慨。

书中第一篇《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他对“吃人”社会发出的勇敢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孔已己》讲述了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惨遭遇。最后因偷东西被打折了腿。《故乡》描绘了经过十多年生活磨难成卑躬麻木的“木偶人”。《药》讲述了老栓用夏喻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赞扬了夏喻的革命精神，痛惜民众的落后与无知。

孙中山先生也曾打倒过迷信和封建制度。他铲除了妇女缠足的陋习，受后人尊敬。中国改革开放后，慢慢实现了人人平等，男女一样，使女孩子可以上学。

从科技论封建帝国的衰落 篇6

那么为什么一向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会在新航路开辟后逐渐走向衰落呢?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 其是由满洲贵族建立的统一皇朝。对于长期主宰中原的汉人来说, 是一次汉文化与汉人地位的动摇;作为新的满族统治者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统治者主张“满汉一体, 华夷一家”, 使新兴的帝国巩固了统治基础。此外, 康熙设立“南书房”、雍正设置“军机处”、乾隆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等使皇权的高度集中——中国封建帝制达到了顶峰。

在封建社会中, 皇权的集中与国人思想的被动性往往是成正比的。“汉化”政策的促使下, 中庸的儒学是正统思想的地位坚不可破, 文字狱更是对国人思想最大的迫害。康熙时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期的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吕留良案等;乾隆时期更是数不甚数。这些必然抑制人民群众思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学之士唯唯诺诺专心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 对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推动微乎其微。

当时的人民群众思想不仅受到了束缚, 在生产生活中也有所限制。自古以来, 小农经济一直为我国主导经济, 一方面, 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 但另一方面其却把众多劳动力局限在了土地上。再加之统治者对重农抑商的推行, 使科学技术的信息流通受到了巨大阻碍。

清朝在外交上的日趋保守, 说到底是封建体制的外化表现。在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制度面前, 封建制度的落后暴露无遗。闭关锁国和海禁在顺治时期最早实施, 到康熙时完全垄断对外贸易。康熙之所以这样做, 主要原因还是害怕汉人和海外联合起来反抗清朝。因为满洲人自入关以来, 一向担心海寇, 此时中国的造船业发达, 所造出海贸易的船只, 出去的多回来的少, 使统治者产生疑窦。康熙在对外关系上不能摆脱其固有的狭隘性和敏感性, 由对汉人不放心想到汉人会与西洋人联合。此外, 统治者对外国来华贸易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西洋人的东来, 一定程度上有侵略和殖民的企图, 对他们进行防范无可厚非。但清朝所采取的限制政策也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保护中国利益不受侵害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中国也因此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 在科技领域错过了交流和提高的机遇, 所造成的后果严重而影响久远。

天朝心态, 中国统治者自古都有。天朝心态与历史遗传有关, 其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上。1793年, 英王派遣马噶尔尼率领庞大师团以及携带价值一万三千英镑的礼物, 以向乾隆祝寿的名义来到北京。近六百件礼物, 代表着英国最新的科技水平, 其中不仅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战舰模型、望远镜、秒表、透镜以及西洋画等, 还有武器, 如榴弹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进贡如此之多礼品多多少少含有炫耀和示威之意。双方举行会谈结果以失败告终, 英国提出许多乾隆不能接受的要求:在境内自由贸易、指定小岛给予英商存放货物、免税或减税、传教士自由传教等。

对于英国国王的要求, 顿时引起了乾隆的警觉和不满, 乾隆近乎是以逐客令的方式让英国使团悻悻而去。在乾隆看来:“天朝抚有四海, 奇珍异宝, 并不看重。你这次进贡的物品, 念你远道诚心敬献, 我令有关衙门收下。但天朝从不贵重奇巧, 更不需要你国所置办这些物件”。在这种心态下, 昧于科学的乾隆不屑一顾, 满朝文武大员在看英国人演示时就像看热闹一样。一个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机遇就这样轻易的溜走了, 没有引起统治者的任何回味和反思。

虽然此时的中国还是世界强国, 但由于统治者并没有重视西学, 此时的科技水平早已落后于西方。西学难以融入中国社会, 不仅有其本身的原因也有外因。清政府一向自负, 在他们看来, 盛世之下, 大清帝国与他国只有主藩关系, 不可能平起平坐;而西方人主张平等、自由的观念与清政府的意愿正好相悖。再加之, 西方采取“强盗式入侵”的方式打开中国国门。例如, 传教士的任务是宣传宗教, 然而他们甚至想用西方的宗教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 这就与清朝的统治产生了矛盾与冲突。西学的传入, 并没有激起危机感和对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奋起直追, 反而是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和对固有文化的更加保守。

中国正因为综上所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交流失之交臂。马克思曾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 不顾时势, 安于现状, 人为地隔绝于世, 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自新航路开辟以后, 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迅速发展, 中国却作茧自缚从而丧失了发展的机遇。当后来西方殖民者发起挑战的时候, 几代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一条历史的定律。

封建帝制的功绩, 历史要记住;封建帝制的教训, 后来者要反思——我们要坚持走科技强国之路, 在全球化中崛起。

摘要：人类的整个发展取决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谁阻碍科技的发展, 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纵观科技发展的轨迹, 他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经济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的巨大进步。自古以来, 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创造了许多珍贵的科技文物, 无论是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医药学以及建筑、纺织、陶瓷、造船、水利建设等方面都颇有建树, 如测量天体和演示天象的浑天仪、古代数学体系《九章算术》、农学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冶炼的鼓风技术、土木工程的里程碑赵州桥以及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

关键词：科技,衰落,封建,帝国

参考文献

[1]王简辞.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浅析[J].理论月刊, 2002年05期.

读《“封建”考论》 篇7

具体我是什么时候起关注这个问题的呢?现在已记不起了。若干年前，本校历史学院离休教授薛国中送一篇文章给我看，题为《秦汉社会性质再思考》。该文认为，秦汉以后中国社会，虽然在西汉初、西晋初时期，周代的封建制度曾经回光返照，但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且与周代封建制不尽相同。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不能称为封建社会。该文建议称为“专制主义社会”。我当时读了这篇文章后，尽管觉得它的论点与我们几十年来读到的、而且相信的中国自秦至清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论点完全不同，但认为有说服力，很有创见。后来，《武汉大学学报》虽然发表了这篇文章，但可惜未引起什么影响。再以后，我读到李慎之先生一九九三年发表的《“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一文，其中提到“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已经开始了“中国封建制度辨析的工程”，而且完全同意天瑜同志反对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意见。慎之同志是我很尊重的、我认为极有思想的朋友，他的这些话使我产生了阅读天瑜同志有关著作的意愿。天瑜同志调来武汉大学以后，我们成为同事，有机会了解到他撰写《“封建”考论》的计划，就一直想拜读他的大作。现在有幸读到了。虽然读得不够仔细，今后还要读，但大意是了解的，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本认真做学问的人下了很大功夫的、可称为科学的著作。它不同于时下有些“著书只为稻粱谋”的人所写的书，容易让人发现不足、缺点甚至硬伤。我读过一遍，尚未发现问题，甚至疑问。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水平有限，阅读又不仔细的原故，但它确实对所研究的问题的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全面、很周到，而且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论证不厌其烦，反反复复，既有条理，又很确切。可以说，它把自秦至清中国社会不应称为封建社会的道理讲得很透彻。

其次，这本书对纠正我国社会科学界、理论界的一个重大误识做出了重大贡献。它运用充分的材料证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始终坚持历史演进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反对将欧洲史的发展轨迹泛化为普世性规则，并多次谴责那些随意将个别推及一般的论者。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有别于欧洲，从来没有说自秦至清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将解放以前的中国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的，首先是列宁。后来，斯大林歪曲马克思思想，提出了错误的社会形态共性论和历史单线进化论，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甚至控制了一个时期的中国理论界，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理论界的误识。本书揭露并纠正了这种误识，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于周代，而且封建社会在周末崩溃后，接踵而兴的并非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种君主专制社会：这种社会是封建社会的否定，当然不能称为封建社会。在本书出版前，也有中国学者做过纠正这种误识的工作，但据我所知，这本书的论证最有说服力。

第三，本书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抱着政治的目的谈学问，在政治面前胆怯做学问，都是难以接近真理而容易陷入荒谬的。本书引李慎之先生的一段话证明：中国人之所以误认自秦至清社会是封建社会，乃是抱着政治目的。这段话是：“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feudal，feudalism这样的西方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见本书382—383页)本书还举出不少事例证明，有些严肃而渊博的学者其所以改变自己对封建社会本义的正确看法，是由于他们顶不住当时政治大气候对他们的无理要求。从这一角度看，本书作者的学术勇气也是值得称道的。

最后，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和作者商榷。第一个问题：对于违反中国历史上本义，违反马、恩所称封建社会本义，将自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这种“语乱天下”的滥用，冯天瑜同志是坚决主张予以纠正的。对此，我同意并且支持，因为这有利于扫除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障碍，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但是，我记得李慎之先生在某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资深革命学者李锐认为，这种滥用已经约定俗成，改正起来非常不容易，只好将错就错。的确，近两三年来我写文章，为了纠正这种滥用，往往觉得很费笔墨，扩大篇幅，还不容易说得圆满。因此我想到能否有一种调和办法。这次读《“封建”考论》，有两段文字触动了我。一段是290页引自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另一段是364页引自东京大学西岛定生教授的“将长达二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官僚政治的持续存在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这样的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也是很不相同的”。这两段文字提醒我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人们既有权将中国周代社会和西欧中世纪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也有权将自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就像著名作家和一般市民都有权叫“池莉”一样。但是，为避免“语乱天下”起见，应有所区别，可以将自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新封建社会”或“后封建社会”。当然，这种历史分期命名法，与冯天瑜同志在其书中提出的历史分期命名标准的第二条“循旧以造新”不符，但这种做法在中外历史上是不少见的。比如，王安石将他实行的“新政”说成是“法先王之政”；又比如，美国的里根总统将他实行的有悖于罗斯福“新政”的保守的内政政策，称为是学习罗斯福的“新政”。总之，这是我的一种初步想法，是否可行，尚待探讨。

第二个问题：本书在第十八章正式提出“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来命名自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并提出了如此更改的理由。对此，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我认为，在自秦至清的中国社会里，君主的影响和作用实在太大、太突出、太根深蒂固，对这段历史命名如果不提君主，似乎不大适宜。因此，我认为“君主专制宗法社会”似乎比“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好一些，因为君主是最大的地主，甚至是地主的地主，君主专制也就是地主专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初步想法，提出来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