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学术论文（精选8篇）
刚入学的新老生见面交流会上就有师兄说学校会提供很多学术讲座，这是我们积累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自己意识到了硕士阶段跟本科是不一样的，作为研究生，我们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创新思维，拓宽知识面，充实创新所必须的知识基础。多参加与学科相关的科研与创新方法讲座十分必要。在听说学校专门制定了学术讲座制度，会定期或不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教授们为我们开办学术讲座时内心很激动，很渴望参与从中学到一些知识，了解当前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回顾这一年多参加系seminar的学习，发现自己在了解到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的进展动态和领略到各位大师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还学到了很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能力，比如如何选择听取学术报告的机会？如何为出席学术报告会做准备？如何从学术报告中获取最大的信息量？如何把所听的学术报告与自己的科研工作结合起来？等等。
记得参加的第一次讲座是美国匹兹堡大学Daniel Berkowitz教授学术讲座，Daniel Berkowitz是一位法制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他同很多国外教授一样非常具有人格魅力，讲解时肢体语言很丰富，例子大多被他讲的生动活拨。那次他给我们讲的是有关苏联解体后俄罗期经济增长的两大转变，听完后对于自己比较陌生的俄罗期增长方式有了初步了解，以及也学到了在研究这类问题时应如何选取数据和研究方法。比较遗憾的是虽然在听之前与同学打印出了论文，但没有细细看只粗粗地浏览了一遍，以致很多地方都没来得及抓住重点。这次听报告后紧接着没两三天就参加了经济学系和岭南实证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的双周Seminar，讲的是产业集群与企业边界的建构，是与我们专业所学的相差蛮远的，产业集群还了解企业边界却完全不知，不过听到教授详细的讲解后倒是产生了想深入学习一下的兴趣，对于报告中提到的结构二重法这个新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相关的搜索。虽然总体上来说理解的不是那么到位，也还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开阔了视野，让我决定以后看书查阅资料的范围要更大更广。这次Seminar跟同天的前沿计量方法的实证应用讲座相比，身边同学都认为后者更适合我们，毕竟前沿计量方法更为我们所需，经主持人介绍知道当时给我们讲的是曾于纽约大学博士毕业的一名优秀人士，他在上学期间就跟着导师发表很多优质论文，现研究的都是前沿问题，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在学术上很是谦逊，还记得讲座间的提问环节我们一位师兄指出他使用的条件马尔可夫链应用于经济时间序列存在一个隐藏条件，这会导致其他情况无法使用该方法，他笑笑说师兄问的很好，这是他还没解决的问题之一，还让师兄讲座完后跟他讨论一下。从他身上以及作的报告中我们的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之后配合时间又陆续参加了好几次，像对经济学的多学笠思考，国际政治经济互动视角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信息功能等讲座，这么些讲座听下来发现，要想通过聆听学术报告增长知识对自己有很大提高，必须做好一些事前准备和事后回顾，比如首先要知道如何选择，参加哪些学术报告对自己帮助最大，师兄师姐们告诉我们学校学术活动、学术报告很多，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每次都参加，要做正确的选择，学术报告一般来说可分为：鸟瞰型、专题型以及讨论型，鸟瞰型的报告人一般会对我们分支学科或相关专门性话题做较为全面的总结和综述，侧重于纲要性的、趋势性的描述和分析，不会拘泥于细枝末节。这类报告对了解学科发展的全面动态，增进综合知识，把握科研方向极有助益。师兄们特别青睐于它们；而专题型的报告人是对经济领域中一个范围较小的专门性话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描述，内容通常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或动机；问题的归纳与表述；问题的解决方法与结果；结果分析。我本人还蛮喜欢听这一类的，因为只要事前的准备像阅读相关文献，列出自己心中的疑惑，一席讲座听下来会解开自己心中的不少疑问，也会在事后更加的关注这一小块的研究动态，比如，有一次尹咏雅给我们讲的中国员工对于处理冲突方法的选择，首先一听这题目就知道要讲大概是什么了，自己很有兴趣，尹老师给我们介绍到冲突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分类，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要判断是哪类冲突，产生冲突的原因，处理冲突的方法有很多，这其中该如何选择等，在讲的过程中老师举了很多例子，非常形象生动，整个报告听下来很流畅很有层次感，报告完很多同学都有跑过去与老师讨论，让我印象很深刻，对管理学中事故处理这部分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讨论型的一般；形式不那么正式，论述不一定完整，结果经常有不确定性，会上经常有激烈的争辩和讨论，这一类我发现只有当我对这一部分内容了解的比较深入才会明白，不然坐那听别人精彩辩论自己还是云里雾里不太能判断谁比较在理一些。选好要听的报告后要做的准备我也在听了很次讲座后总结出一些：例如，报告人的背景，他们的学术背景、专长、学术成就、治学特点等等，他们对此次报告内容所做的研究，报告主要内容，涵盖范围、专业特点、模型与方法、主要结论、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同时，最好带着问题去听报告，例如，想为自己拓展什么样的知识范围、向报告人当堂提出何种问题、报告后如何请教报告人等等。总之，准备得越充分，收获就越大。
当参加的学术讲座越来越多时，我发现，虽然不同报告的主讲人他们研究领域不同，优秀之处却大同小异，他们的口头表述都组织的非常有逻辑性和顺畅感，ppt也都有自己的高明之处。我们不仅能从学术报告中学习到相关的知识，更能领略各专家的口才艺术，开阔视野，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讲座听的多了，也慢慢可以把许多专家们的思想潜移默化的转变成自己的思想。要带着不同的心态去听报告，这样收效才会不一样，从听报告、得收获的角度挖掘聆听过程的乐趣；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听报告，抓住报告人的金玉良言、警句妙言，尽最大努力去消化报告内容；还要以对比提高、增进知识的意图听报告。对于与自己专业相近的报告，应不断比较自己原有的知识或认识，从中总结报告人的对自己的启示，为改进自己的工作做铺垫；对于不是自己的专业方向的报告，应搜索可为己用的线索，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的缺陷或不足之处；当然最重要的是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听报告。到了报告会，就把自己置身其中，融入报告会的环境和氛围，积极思索，大胆发问，以求提高。
这一路报告听下来，学到了很多学术长辈的研究理念、态度和方法，收益获多。一个学年结束了，交完学术讲座这篇心得论文，这门课就告一段落了；但是，这是终点，同时也是起点，即便是到了研二，或者更以后，我想，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去聆听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或是自己感兴趣的学术讲座。努力进取，全面平衡。
一、研究背景
2011年7月30日北京大学钱思进教授发表博文《教育界剽窃造假的另一恶劣案例,中国教育界学术打假和惩治腐败的艰难》,本文长达的6 500余字,详叙了对其学生胡震本科毕业论文打假的过程。也许由于钱教授的特殊身份,(2)他的这一长篇博文又把“学术不端行为”这一令中国学界难堪的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其实,学术不端对公众来说早已不陌生。早在1994年,就发生过北师大教授伍铁平指称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德江是“学术骗子”之事。近年来,中国学界的这股歪风大有愈刮愈烈之势。学术不端行为已经从简单的剽窃、抄袭、占有他人研究成果,抄袭海外著作;发展到伪造、修改研究数据,或是直接捏造成果。当今的学术界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当前学界的学术不端的问题虽然是随着教育产业化、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加而越来越严重,但究其根本,可以归因于内外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精神的丧失是为内因。学术精神是诚笃的精神,其本质应该是探求真知,为科学而科学。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是诚信已经迷失、荣誉感与道德感集体弱化,长期以来被看做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日渐被腐蚀,故而学术界也有了“抄袭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被抓住了”之类的对于不道德的默许与麻木,致使学术精神逐渐淡化甚至丧失。其次,制度的缺陷是为外因。当前中国不单缺乏对学术行为的有效监控制度,更缺少对已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惩戒的制度。这种在制度设计上对公平与正义的缺失,造成了对比与采取学术不端行为能获得的丰厚收益(如更高级的职称、更多的被敬仰、更高的收入等),此行为的成本太低。这从客观上纵容甚至鼓励了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败坏了学界的声誉,阻碍了真理的发掘与科学进步,直至破坏经济增长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所以,治理学术不端行为、重建学术秩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还要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强调道德建设的同时制度的完善也是刻不容缓的。但是,坚持制度变迁源于内生演化的学者认为,在学术环境整体上仍在恶化、道德和荣誉感集体弱化的时代,通过从外部建构制度是不能解决当前频繁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的。通过加强道德建设,使制度得到其自身演化的土壤,内外促进相互加强,确实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术不端的行为。但是,从加强道德建设着手,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而且道德和荣誉感集体已经弱化的时代,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推动,已经恶化的秩序很难找到新的出路,只会沿着既有的路径,愈加走向崩溃。因此,本文认为通过外部构建制度、加强制度建设,对于解决当前的学术不端是可行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以下依托广义效用理论与博弈论知识,对制度建设在解决学术不端行为问题时的重要作用给予经济学的证明。
二、经济学基础
(一)广义效用函数
在现代经济学中,效用是消费者对不同的商品和服务排序。它是一个仅与消费相关的概念,据此构建的效用函数为:
上式中U是消费者一定时期消费商品与劳务所获得的效用总和,X1,X2,…,Xn表示n种消费品的消费量。效用函数连续、可微。以上关于效用的界定属“狭义效用范式”,把偏好抽象为单一的经济偏好,忽略了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情感。为了把经济学的最大化方法应用于人类整体行为的研究,森和贝克尔等学者把“狭义效式”改建为广义效用范式体系。在广义效用范式中,效用指行为主体在实现自身需要的任一行为过程中所获得的心理或生理上的满足状态。据此构建的广义效用函数为:
上式中U表示行为主体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效用总水平,H1,H2,…,Hn表示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需要而采取的n种行为,比如经济、道德、情感等等。
(二)相关博弈论知识
本文所讨论的学术不端行为问题是一个大群体的集体行动问题。在这个由n人参加的集体行动博弈中,对于每位参与人i有纯策略空间Si,Si中包含诚实科研探求真知与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两种策略,则本博弈的标准式为G={S2…,Sn;u2,…,un},学者(即参与人)选择策略,以最大化自己的支付为目标,即
当策略组合{s1*,…,sn*}满足对每一参与人i,si*是(至少不劣于)他针对其他n-1位参与人所选策略的{s1*,…,s*i-1,s*i+1,…,sn*}最优反应战略,即:
则策略组合{s1*,…,sn*}是该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也是本最优化问题的解。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多人博弈的囚徒困境
现有某学者A要就未来的科研工作是采取诚实科研探求真知的策略或是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的策略作选择。决定他这一决策的效用U=u(p)(1)的支付p,由这项决策能带来的收益y(由y1经济收益和y2情感收益两项组成,y=y1+y2)与成本c(包括c1科研所需要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等所带来的成本和c2采取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要付出的成本两项,c=c1+c1)的差,故有:
U=u(y1,y2,c1,c2),其中y≥0,y1≥0,y2≥0,c≥0,c1≥0,c2≥0
社会在对学术不端行为有弱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采取学术不端行为,通过欺诈,可以得到高的收益y而只付出很小的成本,由此达到高的效用满足U。这一效用是广义上的效用,其中既包括经济上的高收益带来的效用满足,也包括由于获得的更高的职称或是学术地位所带来的情感上的满足而获得的效用。而且此种情况下,选择采取学术不端行为的成本很低:首先,通过伪造、篡改和剽窃等获得的科研成果只需要付出很小的努力,很低的时间、金钱、精力上的成本;其次,由于行动群体庞大监督困难加上缺乏对学术行为的有效监控制度,采取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另外由于更缺少对已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惩戒的制度,导致欺诈即使被发现惩罚也很轻,选择采取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要付出的成本很小。(2)所以从广义效用的角度来看,当要就未来的科研工作是采取诚实科研探求真知的策略或是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的策略作选择时,在对学术不端行为有弱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若是选择了采取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学者只需以很低的成本为代价,就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情感上获得了高收益,实现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每位学者都偏好他人选择诚实科研探求真知的策略,而自己选择学术不端行为。故而,对于单个学者而言,采取学术不端行为是本博弈的纳什均衡。
但是,采取学术不端行为的学者的效用最大化是建立在其对其他人利益损害的基础上的。例如,学术不端行为造成科研资源、学术地位方面的不正当竞争;如果相信了虚假的学术成果必然被误导,试图在其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会是南辕北辙,付出很大成本而收效令人担忧。所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不能同时达到集体效用的最大化。同时,某些学者通过采取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把成本转嫁他人,得到了高收益而没有被惩罚,这将激励更多的人开始逐渐尝试学术不端行为,造成学术环境日益恶化,形成典型的多人博弈的囚徒困境局面,出现了个人最优与集体最优(3)相悖的局面。
(二)制度建设是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加强制度建设是必经之路。用强制性措施来加大对于采取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通过影响学者在作决策时的预期成本与收益,以改变其最终支付,对于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蔓延、重建学术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要就未来的科研工作是采取诚实科研探求真知的策略或是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的策略作选择的某学者A来说,他的决策依赖于所选择策略带来的效用:
为便于分析不妨设效用函数U=u(y,c)为线性函数,U=ay+bc,a>0,b<0
由上文分析知:
y=y1+y2
c=c1+c2
c2=ρd
故,效用U与y1,y2正相关,即经济与情感收益越高,相关决策能给参与人带来的效用水平越高;效用与c1,c2负相关,科研所需要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等所带来的成本越高,采取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要付出的成本越高,决策能给参与人带来的效用水平越低。由于c2=ρd,所以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概率ρ,与效用负相关,即被发现的概率越高,选择欺诈行为能给参与人带来的效用水平越低;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被发现后受到惩罚带来的损失d,与效用负相关,被发现后受到惩罚带来的损失越高,相关决策能给参与人带来的效用水平越低。相对于当前的弱的制度约束下,采取学术不端的高收益、低成本导致的囚徒困境,制度建设对于摆脱当前的困境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该完善对学术行为的有效监控制度。在一个大群体的集体行动中,由于成员众多,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在由n位学者构成的群体内,某位学者是否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往往无人知道,即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概率ρ很低。只有完善对学术行为的有效监控制度,才能提高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概率ρ,以提高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要付出的成本,从而降低采取欺骗的支付。在这方面,当前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例如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就是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对剽窃、抄袭、篡改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快速检测的系统。其次,完善对已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惩戒的制度,提高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因受到惩罚带来的损失d。通过远大于从事学术不端行为可能得到的收益的巨大成本,使得试图采取不端行为者因无利可图而放弃欺诈行为,从而能有效维护良好的学术秩序。相对于国外,这方面中国目前尚缺乏公正统一的制度,缺少专门接受和处理对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举报的机构,造成对于已经被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常常不能及时公开或者轻重不均,甚至也有不做处理、不少不了了之的,如此不仅造成采取不端行为的低成本也导致了不公平、不公正。最后,应该完善对学术成果的审核制度,以提高真正采取诚实工作努力科研的学者的收益y。例如,在中国当前以英文为主的SCI已成为普遍的考核标准,我们已经放弃了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评判的责任,丧失了评判的能力。如此就使得那些善于迎合SCI的学者获得了更高的收益,而不善此道的人或是逐渐丧失学术地位、被淘汰出全局;或是“努力制造”SCI,以“好不好是质量问题,有没有则是性质问题”为口号,甚至不惜炮制没有学术价值的垃圾文章,以此获得高的收益。
摘要：近年来,国内的学术不端行为可谓是愈演愈烈,不仅影响了学术界的声誉,而且严重阻碍了知识创新的进程,对社会进步也是危害巨大。以广义效用和多人囚徒困境理论为依托,剖析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并简要指出摆脱学术不端困境的途径:即完善对学术行为的监控、审核和奖惩制度。
关键词：学术不端,广义效用,多人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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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学 学术型硕士 培养质量 创新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3C-0071-04
我国经济新常态使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生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伴随而来的培养质量问题逐渐凸显。在当前我国坚持创新发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已成为众多学者探究的热点和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随着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及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西要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广西的区域经济发展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与此同时，对高校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也随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此，本文以广西大学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为调研对象，全面调查和分析其培养质量现状，探究当前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提升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质量的策略，从而不断满足广西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对创新创业人才的现实需求。
一、调查样本和主要内容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以广西大学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现状进行问卷调查，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培养机制下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研究生的质量现状，而且有助于发掘现有研究生培养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找到提升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着力点，进而更好地完善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
本次调查问卷面向最近五年广西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的全体研究生，包括已经毕业和在读的硕士研究生。由于该专业的性质，每年招生人数较少，近五年共招生65人，已毕业30人。故本次调查问卷总体样本数较少，总共回收的有效问卷为43份。其中，男生占41.86%，女生58.14%；已经毕业人数为11人（占25.58%），在读32人（占74.42%），其中，一年级9人（20.93%）、二年级13人（30.23%）、三年级10人（23.25%）。
（二）指标选取及问卷设计。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紧密围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目标的总体设计思路，以研究生培养模式运行中的关键因素为设问重点，根据培养环节和培养诸要素等相关因素提取评价指标，试图通过分析学生的回答来找出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研究生培养质量如何进行评价和衡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毕业的研究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学校的培养、管理模式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研究生对自身各方面发展的需求。目前国内外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大致有四种视角，即学术视角、过程视角、效益视角和就业视角。本调查基于此，并根据研究所面向的群体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对人才的培养需求，选取了专业素质、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去向、工作满意度、外语运用能力、研究生感受、工作区域等9项指标。 二、调查结果与问题分析
（一）培养目标缺乏明确的导向性。研究生各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人才特色培养的根本，培养目标应紧跟社会的需要，具有明确的导向性，既要让学生学有所成，又能满足社会对特色人才的需求。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广西大学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业去向比较广泛，意向工作单位分散在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等各行各业。其中，毕业生的工作单位已经尘埃落定，留在机关单位的人数为0，基本集中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且在国有企业的占首位，高达54.55%。相比之下，目前在读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却更倾向于选择机关单位，走为政府部门工作的道路，比例达到37.5%，选择去国有企业的仅占18.75%，比较符合当下公务员热的时代背景。并且，已毕业的研究生选择自主创业的记录为0，而当前在读的研究生却有少部分愿意毕业后进行自主创业，笔者认为这和时下国内创业热潮的影响有关。然而，已毕业和在读的研究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选择，即无人选择继续升学。由此可知，传统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学生的培养目标缺乏明确的就业导向性，学生的就业选择在短短几年间跟随着社会的潮流不断发生变化，而自身所研究的学科影响力极其微弱，对其就业选择没有显著的引导性和影响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广西唯一一所“211工程”高校，广西大学应当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输送更多的高级经济管理型人才，而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更是应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智慧支持的生力军，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在已毕业硕士研究生中，工作区域属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仅占36.36%，可见原有的培养目标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社会需求脱钩，缺乏明确的社会导向性。
（二）拔尖人才培养和激励措施不足。近年来，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招，研究生教育从以往的精英教育逐渐向大众教育转变，尤其是热点专业更是几十个研究生一个班，而上课的老师只有一个，或者一个导师带多个研究生。如此一来，研究生的课堂很难实现老师与学生互相探讨，实现一对一或一对二、三的教学模式，进而任课教师很难发掘学生的资质，为有潜力的人才提供特别辅导以培养拔尖人才。实际情况如图2所示，调研对象中的在读群体，在学术上表现优秀的极少，有65.63%的研究生都只是在一般期刊上发表过1篇文章，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的仅有18.75%；而对于已毕业的研究生群体，在读期间科研产出如图4所示，无论是一般期刊论文或是核心期刊论文，能发表2篇以上的人数为0，大都集中在0-1篇，同时，在读期间参加重要学术会议的次数也集中在1-2次，并且，获得奖励情况也不太乐观，所获最高奖励为省级奖励，获奖人数仅为总人数的9.09%，而72.73%的研究生从未获得过任何奖励。另一方面，由调查结果可知，已毕业研究生在读期间，获得奖学金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18.18%，其余81.82%的研究生从未获得过奖学金。由此可见，传统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存在较为明显的漏洞，即缺乏对拔尖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措施。
（三）研究生外语能力跟不上国际化步伐。研究生国际化素养是当今时代对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而研究生对英语的表达、写作、学术交流沟通等方面的运用则是国际化素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然而，传统培养模式下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存在较大的距离。可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研究生对英语的表达和学术交流与运用情况。调查结果正如表2所示，不管是已毕业还是在读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大部分都只是勉强可以运用英语进行表达和学术交流及论文写作，能够非常熟练或者比较熟练使用英语的仅占极少数，完全不能使用英语进行表达和学术交流的研究生也不在少数，在已毕业研究生中占36.36%，在读群体中则占18.75%。二是研究生的英语六级成绩。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是由一项由国家统一组织和评定的，用来衡量应试者的英语能力的全国性考试，因此英语六级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研究生的外语水平。调查结果显示，在读研究生中，英语六级成绩在425-500分之间的占71.88%，在500-600分之间的仅占15.63%，在600分以上的人数为0，而在425分以下的占12.5%。由此可知，大部分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英语六级成绩仅仅满足合格的要求，并且还有少部分人不合格，优秀者更少。综上，传统区域经济学培养机制下研究生的外语能力普遍较低，无法与国际接轨。
三、思考与建议
（一）创新教育理念，突出区域特色。当前我国多数高校的教育管理观念还停留在传统阶段，管理方法因循守旧，即便是大力提倡教育改革，也不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创新，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要从本质上进行教育改革，就要创新教育理念，完善培养目标，突出区域特色。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研究生“专业知识+实践能力”的二维素质培养目标已不能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因此，本文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理念，即“国际化+本土化+创新型”三维素质的个性化人才培养理念。新的教育理念看似矛盾，实则不然。首先，研究生的国际化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是时代的要求。研究生只有立足国际视野，具备国际学术思维、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才能将知识无国界、思想无国界发挥到极致，才能知晓并借鉴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例，成为高级研究型人才。其次，区域经济学研究生的教育需要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因此，高校在推进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同时，立足于本土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联系地方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构建具有高校所在区域特色的研究生知识和能力培养体系，引导研究生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兴趣，并积极投身于地方经济建设。最后，21世纪是一个创新型社会，强化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是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必然需求，也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要求。
（二）提升生源质量，完善质量监控体系。从调研结果的分析可知，现有的培养机制缺乏对拔尖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措施，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是为社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必须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严格把关。为此，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努力提升生源质量，提高复试环节考核的规范性，确保入学的研究生具备良好的基础；二是增强激励措施，加大各类奖学金额度，发挥校内学术组织的引导作用，遴选各学科资深教授担任拔尖学生导师，负责对“精英计划”内学生的课程体系、科研训练，学术研究与发展进行规划。指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和对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及学术道德的培养；三是完善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体系，以保障研究生在学制内得到足够的科学训练和系统的知识学习。
然而，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控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系统的工程，监控的实施必须与时俱进，能及时掌握、反馈、控制培养过程中出现的与目标不符的活动。鉴于此，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控体系应加强过程监控，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监控体系和问责机制，严抓研究生培养的每一个重点环节，包括课堂教学、课程考核、实践能力考核、学术交流活动、学位论文选题，中期汇报、学位论文结题汇报、论文答辩等重点环节，无论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从学校到职能部门、学位点、导师等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根据研究生个性化教育的需要，汇集权威的教授组成院级学术组织，并赋予相应的质量监督职能和权力。院级学术组织掌握本院学科建设的脉络，熟悉学科发展的特点，可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监督和评估发挥重要的力量。
（三）中西合璧，引进国际化教学模式。研究生英文能力的提升，教学过程的优化，实践能力的提高等都离不开国际化教学模式的引进。因此，应构建具有本校特色和区域特色的课程体系，中西合璧，引进国际化的教学模式。可以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进行：第一，采用“seminar”教学法，授课与研讨相结合。教师指定研究题目或范围—学生课前进行初步研究—撰写发言稿—与其他学习者进行交流—根据交流反馈结果修改并撰写完整的报告。seminar教学的宗旨是培养学生的研究精神和独立或合作研究能力，非常适用于研究生的课堂教学。第二，中外研究生合班授课，促进中外融合。改变原有外国留学生独自上课的模式，将国际留学生与我国研究生集于一个课堂，合班授课，在相互学习和影响中，中外学生之间的友谊既能得到促进，中国研究生的英文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又可以获得提升。第三，采取中英文双语教学、全英文作业考察、全英文论文考核的授课方式。这种方式目前在香港的高校中普遍使用，虽然对老师和学生的要求都比较高，但是却能有效地培养研究生的英文思维习惯，提高研究生在学术论文写作、英文文献阅读、日常口语运用、本专业国际理论知识的学习等各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双语教学模式一旦在研究生教育中普及，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研究生的国际化素养和英文水平。
（四）增强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区域经济学专业是应用经济学下的一个重要二级学科，致力于培养研究区域经济开发、区域合作发展、区域政策与产业布局等有关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培养都应该肩负着为政府、为社会提供人才的使命，然而，纯理论型的培养教育无法满足社会对研究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因此，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培养更应该偏向于实践教育，减少理论学习的时间，增加参加公共部门、企事业单位或其他途径的社会实践时间。学校应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合作建立教育平台，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生提供专门的工作实践机会，让在读研究生以学生身份亲身参与到社会部门的运行、决策、活动执行当中。由于这种教育实践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学生在锻炼过程中能快速磨炼专业能力和提升专业素养，大大减少毕业后就业的磨合期，工作适应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在实践教育期间，各实践部门可以按照正式员工的标准对研究生进行严格要求和训练。
同时，毕业考核方式多样化。一方面，在为期一年的实践学习中，若是研究生能为所在实践部门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如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做出具有影响力的策划方案，写出一份出色的项目研究报告，参与重大的产业布局改革，做出受到有关单位认可的经济发展规划等此类贡献，均可以视为与毕业论文同等的学习成果，在满足其他毕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顺利毕业和申请硕士学位。另一方面，研究生在实践过程中，根据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对社会产生的认知，积极进行创新创业，并获得实质性的成果，可写成创业成果及项目发展建议书，作为获得毕业证书的方式之一。不过，这种考核方式必须建立一整套严格规范的审核及监督机制，以防止弄虚作假或权力干预的行为发生。这种考核方式的改革将会激励研究生在实践过程中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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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7日上午在商学院128学术报告厅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裴长洪研究院关于《世界当前经济贸易形势分析》的学术报告。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历史性剧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危机与动荡此起彼伏，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相互交织。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加强战略谋划，增强应对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裴长洪研究员对世界贸易形势、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多方面的阐述。
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
通常来说，世界经济增长与世界贸易增长存在正向的关系，而且世界贸易的增速要快于世界经济增长。
2011年全球贸易总体呈现两个特点：
第一，伴随着全球经济下滑，世界贸易呈现回落的态势。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大幅跌至-10.7%，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大跌幅。2010年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世界贸易增长率大幅回升至12.8%，是自1980年以来最高的年度增长率。2011年世界贸易增速基本维持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
第二，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好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下降幅度较大。发展中国家也维持更加强劲进口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维持相对高的增长率，市场需求大幅增加，从而带动进口增加。
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疲软
对于2012年的全球贸易走势，大体预测是，伴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全球贸易增长将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速上。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判断：
第一，先看当前国际贸易先行指标的走势：
先行指标变化显示国际贸易增长回落。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先行指标，该指标的变动通常能提前反映未来国际贸易走势的变化。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自2010年5月份达到3838高点之后一直处于下降的通道。虽然2011年9月和10月出现小幅的反弹，但也远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
另外，国际航运市场不景气。从集装箱运输市场（HRCI）来看，国际集装箱指数自从
2010年3月达到916点之后，也一直处于回落的态势。所以，国际航运和集装箱市场走势不支持贸易强劲增长。
第二，决定贸易走势的主要因素：
一是香港贸发局出口商信心指数持续下滑。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城市，其出口商的信心直接反映了未来贸易走势变化的走势。香港贸发局通过调查出口商从而编制季度出口商信心指数，该指数显示从2010年2月份达到顶峰59.1后持续回落，尤其是2011年三季度的出口商信心指数只有49.5。该指数的分水岭是50，如果高于50意味着信心扩张，低于50意味着信心收缩。因此，出口商信心指数的收缩意味着2012年世界贸易的增速将会放缓。
二是2012年贸易融资风险上升。作为反映国际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的风险衡量指标泰德利差，从2011年8月到10月上涨了2.5倍，一般来讲，当泰德利差上行时，则显示市场风险扩大，市场资金趋紧，银行借贷成本提高，也连带提高贸易企业的借贷成本。说明由欧债危机引发的银行业危机开始影响贸易融资。
三是高位徘徊的失业率导致贸易保护会进一步加剧。2010年由于经济下滑导致三大经济体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衰退结束之后两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失业率仍将处于较高水平，所以，2012年各国的失业率会继续攀升。鉴于各国失业率往往是出台更具保护性贸易政策的重要催化剂之一，所以，2012年各国一定会出台更多的保护本国就业和产业的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条件恶化，并且还面临着几个大的挑战：一是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将继续保持上涨态势；二是劳动成本持续上升。中国工资将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上海等地工人工资，仅比美国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由此可见，未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制造将在沿海发达地区日益丧失竞争优势。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几个新机遇：
第一，中国的市场优势凸显。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范围以及工人的高素质让很多企业选择“坚守中国”。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接受调查的350家企业中，有61%的企业是在中国生产、采购，并供应中国市场，仅供应美国市场的企业占10%，供应中国和美国以外市场的占8%。
第二，产业配套能力是中国的新优势。很多工厂之所以选择留在中国，通常处于以下考虑：迁移生产基地既费钱又费时，而且新的市场尤其是中国以外的市场存在未知风险。部分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企业会转移出去，但其他领域很难，如笔记本电脑生产商，这个行业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很少，且非常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实际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且国家规模较小，正是东南亚一些国家难以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的整体搬迁的原因。
第三，中国工人素质成为新优势。有关调查表明，同制造业的其他变量相比，中国工人的素质评级良好。根据调查反馈，虽然中国在物流基础设施等方面得分较低，但工人素质一项得分很高。而且，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的优势也同样明显。
第四，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出现新优势。随着近年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产业，中西部加工制造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从而延续了东部已有的要素禀赋优势。重庆、四川、广西等地相继成为出口贸易后发优势地区。
第五，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由于发达国家需求恢复缓慢，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的弹性将较小，而体现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将较大。这种新的需求将带动我国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其他高端装备制造业将可能培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第六，企业“走出去”具备新优势。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也具备企业海外发展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持续高速增长，高速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港口码头、电站、学校、医院和市政工程等建设项目，数量多、规模大、水平高，我国工程建设企业的竞争力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已经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此外，我国部分制造业和资源开发行业也具备了海外投资的优势因素。
第七，人民币正在成为新优势。目前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扩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也将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将成为新的交易工具出现在国际金融舞台和世界货币市场上。
第八，金融体系稳定和外汇储备的优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纷纷陷入困境，而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流动性充裕，经营稳健，不良
活跃于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的食货派，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这个学派中的学人，人生轨迹或政治理念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几乎无人言及他们的学术。新时期以来，人们逐渐把食货派的政治理念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分开，重启对食货派的研究，呈现出由冷变热的趋势。但从对该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看，虽然从多个层面对食货派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缺乏对食货派的灵魂人物陶希圣学术转向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只有将陶希圣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脉络中，对其学术历程中的转向进行系统梳理，才能深刻认识鞠清远、武仙卿、何兹全、曾眷、连士升、沈巨尘等一批青年学子景然相从，迅速形成一支气象殊异、引人侧目的食货派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陶希圣的学术转向进行探讨，以期推进食货派的研究。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史学向近代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转型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渐次兴起的，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1927年，因国共合作破裂而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这次政治大转变激发了人们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的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陶希圣指出:“在今日，与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如对中国社会加以深刻的观察。要解决问题，须先知问题之所在，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便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不知道中国问题，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绪论但是，中国社会乃是过去社会演进的结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单观察目前社会是不够的，所以要深刻认识现实的中国就必然要求人们回顾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社会运动的苦恼期中，所引起过的。它们同时被提出，又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据。当时学者们的一项共识就是:“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于是，各个政治派别及关心现实历史发展的人都出来发表意见了。每位研究者都大胆提出他自己的主张，并各是其是“对于这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社会史问题，在中国、在日本、在苏联，青年人、老年人，实际家、理论家，都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霎时间，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论文论著大量涌现。1931年上海神州出版社创办《读书杂志》，在创刊号上特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讨论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遂上演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由深重的革命要求引发可贵的探寻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了关键作用。唯物史观第一次被马克思应用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其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马克思唯物史观经过李大钊的广泛介绍，1929年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样是受这个规律所制约的。郭沫若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次重大变革，开一代风气之先。唯物史观被视为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风靡一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郭湛波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匙”。学术界普遍运用唯物辩证法，沿着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所面临的远非兴奋，而是混战得一团半蓦“这几年来，虽有不少的人用了新的方法来解剖这谜样的社会，并且曾经过了好几次的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者，但结果仍是各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真有人觉得‘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叹!
二、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
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
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一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芯”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一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
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迂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踩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稽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
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三、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允‘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决算”。叫绪论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一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屏，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旧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399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卿》、《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7时法读本》等。
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陶子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
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
在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史书最多，差不多在每本书中，都有一个主张，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甚至在同一本书内，也有冲突。傅筑夫指出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前后观点冲突“起初还以为是偶尔如此，可以放过不提，那知道逐章细看下去，都是扑朔迷离!”“关于封建制度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本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奇书上，有时虽也偶尔提到，但不是前后冲突，便是笼统万分。马乘风对陶希圣的观点豹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指责“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已崩溃、春秋时代封建制度趋于崩溃、春秋时代是封建社会时代、春秋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度崩溃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可能”“这五项根本不同的见解，若是分之于五个根本不同的作家或著作，犹有可说，事实上，竞出之于陶先生一人之口，真不知陶先生何以自圆其说?对于自己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的现象，陶希圣在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也承讥“本书各论文依执笔时期的先后，内容时常有冲突矛盾的处所”。叫绪论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
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料的处理方面犯有不少错误。杜荃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主要针对陶希圣的史料问题进行了“不甚客气”的批评。他说“我仅仅读了那么一小段，便觉得差不多句句都有问题。以下我便不敢再读下去了。一来以下我还没有甚深的研究不敢多谈，二来我怕的是错误的观念先进了我的脑中，所以我也不敢多读。”“我希望陶君对于历史更要有详细的精密的认识，然后再下论断。傅筑夫对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批评的要点之一也是认为陶希圣处理史料时有诸多的错误。马乘风认为，陶希圣“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关于史料审视之不严的问题，陶希圣自己也坦言道:“各篇的论题非常广泛，所用的材料也不过疏略的大体的，没有经过多少考证的工夫。”叫绪论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
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
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而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一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一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
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
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一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宇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时代或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异《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眷《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
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宇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网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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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与三农发展：
挑战与前景
议 程 安 排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八届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十三分论坛议程安排
时
间：2016年12月16日全天（星期五）上
午：08：30～11:50
下
午：14:00～18:30 地
点：外专公寓Ⅰ号会议室、Ⅱ号会议室、Ⅲ号会议室
开幕式（08:30~08:50
外专公寓Ⅰ号会议室）
08:30~08:35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敏娟教授致开幕辞
08:35~08:40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夏显力教授简要介绍本次论坛情况 08:40~08:45 研究生院副院长霍学喜教授讲话
08:45~08:5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主任王倩讲话
主旨报告（08:50~09:50
外专公寓Ⅰ号会议室）
报告一（08:50~09:20）
报告人：丁少群 教授（西南财经大学）
报告题目：我国社会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寿险市场结构创新
报告二（09:20~09:50）
报告人：赵敏娟 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报告题目：生态系统服务与价值评估
合影留念：09:50~10:00 学术交流安排
1.上午安排：
第一组
时
间：10:00~11:50
地 点：外专公寓Ⅰ号会议室 评
委：王
静 教授
张道军 博士
10:00~10:15 蔡
洁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基于交易成本认知与
农户禀赋双重视角
10:15~10:30 姚柳杨
Is clean air criteria enough for ensuring welfare maximization？
using choice experiment to value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10:30~10:45 杨
柳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分析
——基于TPB和多群组SEM的实证研究
10:45~11:00 李
卓
“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
——乡村精英流失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综述
11:00~11:15 王洋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研究 11:15~11:30 薛姣姣
苹果种植户农药残留认知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1:30~11:50 提问及评委点评
第二组
时
间：10:00~11:50
地 点：外专公寓Ⅱ号会议室 评
委： 李
桦 教授
郭占锋 副教授
10:00~10:15 张
珩
产权改革与农信社效率变化及其收敛性: 2008~2014 ——来自陕西省107个县(区)的经验证据
10:15~10:30 亓红帅
村干部最优激励契约及努力水平研究 10:30~10:45 王怡菲
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覆盖的驱动因素研究
10:45~11:00 于传岗
农地流转是否分权？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下的最优流转
机制设计
11:00~11:15 黄
腾
专业化农户生产性借贷行为及其福利影响 11:15~11:30 冯学良
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吗？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11:30~11:50 提问及评委点评
第三组
时
间：10:00~11:50
地 点：外专公寓Ⅲ号会议室 评
委：姜志德 教授
闫振宇 博士
10:00~10:15 杨
扬
林地经营规模、经验资本与农户林业信贷可获性
——基于Double-Hurdle模型的微观实证分析
10:15~10:30 许彩华
农户经营规模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
10:30~10:45 苏岚岚
农民创业能力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业绩效中介效应与创业动机调节效应的分析
10:45~11:00 张国磊
社会舆论下的村干部：动机、风险与回应
——基于Q市S村的调研分析
11:00~11:15 牛影影
煤炭资源富集区耕地资源社会价值定量评价
——基于山西省高平市251份农户调研数据
11:15~11:30 度
阳
基于证据权模型的退耕还林（草）驱动力因素分析 11:30~11:50 提问及评委点评
2.下午安排：
第四组
时
间：14:00~15:50
地 点：外专公寓Ⅰ号会议室 评
委：姜雅莉 副教授
淮建军 副教授
14:00~14:1
5王
倩
农户粮食生产效率与农地流转互动影响实证分析 14:15~14:30 何学松
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来自中部地区2005-2014的经验证据
14:30~14:45 冯晓龙
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与适应决策
——以陕西省苹果种植户为例
14:45~15:00 李
博
谁是贫困户？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的国家逻辑与乡土困境
——基于西海固地区A村精准识别的过程分析 15:00~15:15 于艳丽
林权改革、市场激励与农户投入行为
15:15~15:30 于林霞
黄土高原苹果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15:30~15:50 提问及评委点评
第五组
时
间：14:00～15:50
地
点：外专公寓Ⅱ号会议室 评
委：张晓妮 副教授
陈
伟 博士
14:00~14:1
5刘明月
禽流感疫情补偿标准测算：基于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视角 14:15~14:30 蔡起华
社会信任如何影响农户参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行为？
——来自1440户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
14:30~14:45 耿宇宁
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能同时实现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吗？
——基于陕西省猕猴桃种植户的问卷调查
14:45~15:00 佀连涛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研究
——基于9省920个被征地农户样本的分析
15:00~15:15 刘鹏伟
农户水资源脆弱性感知与适应性策略
——以农业节水技术为例
15:15~15:30 何岩岩
陕西省农用地资源禀赋的格局演变及空间分异研究 15:30~15:50 提问及评委点评
第六组
时
间：14:00～15:50
地
点：外专公寓Ⅲ号会议室 评
委：骆耀峰 副教授
陈 靖
博士
14:00~14:15
彭艳玲
不同收入质量对农户差异化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陕、甘、豫、鲁四省份微观农户调查数据
14:15~14:30 胡
伦
西北旱作农区现代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减贫增收和再分配
效应研究
14:30~14:45 段
培
小麦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选择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14:45~15:00 詹国辉
新常态下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的满意度是否关联？
——基于江苏农村(2005-2014)的分析
15:00~15:15 翟黎明
政府不同介入场景下的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效果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实证分析
15:15~15:30 蒋
伟
生计资本视角下西北地区经济发展驱动力研究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15:30~15:50 提问及评委点评
15:50~16:00 休息
第七组
时
间：16:00～17:35
地
点：外专公寓Ⅰ号会议室 评
委：汪红梅 副教授
石宝峰 博士
16:00~16:1
5魏
娟
土地细碎化、劳动力结构与果农技术效率 16:15~16:30 李
昊
中国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基于29篇文献的meta分析
16:30~16:45 贾
蕊
信贷约束、社会资本与节水灌溉技术采用
——以甘肃张掖为例
16:45~17:00 陈胜东
移民农户、搬迁扶贫与政策满意度
——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搬迁移民农户的调查
17:00~17:15 郭
格
外部冲击、社会网络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
——基于甘肃张掖的调查数据
17:15~17:35 提问及评委点评
第八组
时
间：16:00～17:50
地
点：外专公寓Ⅱ号会议室 评
委：吕德宏
教授
邢成举 博士
16:00~16:1
5徐
涛
节水灌溉技术补偿政策选择实验
——以民勤县膜下滴灌技术为例
16:15~16:30 乔
丹
社会网络、推广服务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
——以甘肃民勤县为例
16:30~16:45 梁
凡
风险中击与农户贫困脆弱性研究
——以秦巴山区为例
16:45~17:00 张旭亮
“蝉噤效应”：农民土改运动中政治参与的再认识 ——基于权力间距与体感压力双重因素的考量
17:00~17:15 李
河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及预测
——以宝鸡市陈仓区为例
17:15~17:30 韩利丹
资本禀赋、经营方式与林地流转 17:30~17:50 提问及评委点评
第九组
时
间：16:00～17:50
地
点：外专公寓Ⅲ号会议室 评
委：陆
迁
教授
王雅楠
博士
16:00~16:15
张
颖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责任测度研究
16:15~16:30 周升强
农户生计资本的区域差异比较分析
——基于四大区域农户收入分级视角
16:30~16:45 姚自立
冲击与回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逻辑研究
——基于关中农村的实地考察
16:45~17:00 黄
露
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影响分析 17:00~17:15 吴爱娣
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17:15~17:30 颜
俨
纳入公众偏好的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分析
——基于选择实验法
17:30~17:50 提问及评委点评
17：50~18:30： 闭幕式
地 点：外专公寓Ⅰ号会议室
17:50-18:00
夏显力副院长致闭幕辞并宣布获奖名单 18:00-18:30
一、自主治理理论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是奥氏最负盛名的著作。全书以探讨“怎样才能对由许多个人共用的自然资源实行最佳治理”这一看似“老套”的问题而展开。通过案例研究, 她指出自主治理也是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推翻了只能依靠私有化或国有化路径的观点。她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分析了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 总结出其中的设计原则, 为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公共事务治理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传统理论认为个人理性最终会走向集体的非理性, 集体行动无法实现集体利益, 只有国有化或私有化才能走出这一困境。奥氏则指出, 国有化方案将政府视为全知全能者, 私有化方案忽略了资源的异质性, 二者都没有考虑到创立或使用政府/市场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她反对用公共或私有、国家或市场的二分法来解决问题。在她看来, “在现实场景中, 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经常是相互啮合和相互依存的, 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绝的世界里。”
跳出二分法的窠臼后, 奥氏提出将自主治理作为替代方案, 由集体行动的参与人自己设计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在于, 在信息问题上, 参与人远远优于外部人, 而且监督和惩罚的成本可能更低。自主治理理论试图回答, “如何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形成集体行动。
(一) 自主治理的前提条件
组织集体行动, 要解决的三个核心问题分别是新制度的供给, 可信承诺, 和对个人是否遵守规则的监督。新制度的供给指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然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公共物品, 因此理性人会选择搭便车———不为供给新制度做出努力, 但是仍然享受制度变迁的收益。这就构成了二阶困境:即使新制度将给所有委托人带来对等回报, 但由于理性人的搭便车冲动, 制度供给的动机仍会被削弱, 改进规则的行动很可能无法实现。然而, 现实中却有很多自主组织克服了二阶困境。奥氏认为, 制度供给取决于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 依托于一定社会资本。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过程, 制度资本可以自然增长。而政府、司法、惯例及地方组织等外部的政治制度又会影响制度成本。
即使有人致力于改进规则, 但若没有人做出可信承诺, 保证遵守规则, 就仍然不会有新制度的供给。可信承诺是指:在集体行动中, 单个成员怎样使他人相信, 即使有违规的诱惑, 也能保证遵守规则?当违规行为可能不被发现时, 如何知道他人是否遵守规则?如果违反规则的收益, 在扣除违规后所面临的惩罚时仍然高于遵守规则的收益, 那么个人就会放弃遵守承诺。所以只有当人们能监督遵守规则的情况时, 才能解决可信承诺的问题。
按照一般理论, 人们互相监督的成本很高, 而由此带来的收益由所有集体成员共享, 所以集体内的个人不会进行有效监督。但奥氏通过案例研究发现, 成功实现自主治理的制度, 都把监督作为实施集体行动的副产品, 降低了监督的成本。
(二) 自主治理的设计原则
奥氏考察了一些实现了有效治理的制度安排, 从中总结出八项设计原则。这些原则能回答成功的自主治理如何通过集体行动解决监督问题和可信承诺问题。
1. 清晰界定边界。
对公共池塘资源的边界和有权使用的人做出明确规定。一方面, 清晰的边界能阻止外来进入者毁坏资源;另一方面, 在位者不用担心未来的收益, 贴现率降低, 过度使用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2. 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
各地公共池塘资源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各不相同, 根据具体特征来制定规则, 有助于维持资源的存续性。
3. 集体选择的安排。
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这是第二条原则得以实施的基础。
4. 监督。
监督者应由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或对占用者负责的人来充当。一方面, 人们可以把掌握的信息纳入到规则制定中, 改变监督的成本和收益。另一方面, 奥氏假定在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中, 参与者会做出“权变式”的承诺, 即“只要其他人遵守, 我就遵守”。实施监督就能了解其他人是否遵守规则, 监督活动为监督者自身也带来了信息。
5. 分级制裁。
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或有关官员的分级制裁, 制裁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
6. 冲突解决机制。
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和官员之间的冲突。
7. 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
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如果政府认为自主组织设计的制度“不合法”, 而试图代之以政府制定的规则, 那么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也不可能维持。
8. 嵌套式企业。
在一个多层次的嵌套式企业中组织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的活动。资源占用者首先被纳入一个小范围的、低层级的组织, 然后再被纳入高一级、更大范围的组织。这种模式成本更低, 因为小单位的成功能积累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处事模式, 有了这种社会资本, 人们就可以发展出更复杂的制度安排。
这些设计原则体现出有效的公共资源治理的制度特征, 解释了某种制度安排能成功维持公共资源存续、实现集体利益的原因。奥氏还特别用这些设计原则检验了未能达成有效治理的案例, 发现失败的案例都或多或少违反了这些原则。因此可以说, 这些设计原则是决定自主治理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奥氏的另一个研究成果便是多中心理论 (1) 。事实上, 自主治理理论是以多中心理论为基础的。在多中心理论之前, 传统的秩序理论是市场秩序和国家秩序。亚当?斯密认为,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 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客观上将使所有人受益。而霍布斯则认为, 众多的自主组织和个人将在竞争下处于混乱与战争的丛林状态, 因此必须由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将秩序强加给独立的组织和个人。前者构成了市场理论的思想基础, 后者则构成了国家理论的思想基础。
(一) 公共经济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源于对不同城市公共安全服务系统的研究。美国早期的公共服务系统规模都很小, 数量却很多。到20世纪中期, 这种零散的公共服务系统由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而受到指责。人们认为它效率不高, 浪费资源, 于是很多公共服务系统被裁撤和合并。但之后的研究却表明, 系统规模的增大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升。为了检验公共服务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奥氏开始关注城市警察服务系统。通过调查研究她发现, 在巡逻、犯罪调查等直接服务方面, 中小规模警察组织的生产效率要高于大规模的组织。因为直接服务往往依赖于对当地人口及社会环境的深入了解, 机构规模过大反而丧失了这方面的优势。而在入警培训、犯罪实验室分析等间接服务方面, 由于要依靠昂贵的设备或资源, 需要大规模的服务人口才能实现规模经济, 所以小规模的警察机构一般不直接生产, 而是与大规模的警察组织签约, 或与相邻警区合作来获得。奥氏的研究表明, 公共经济的结构和绩效往往不是反映在单位层次上, 而是体现在组织间分析层次上。
警察服务正是一种集体物品。许多“零贡献命题”已经说明市场逻辑在处理集体物品的供给问题时只能得到次优结果。而采用国家逻辑解决这一困境时, 又面临着偏好加总失真、信息失灵、官僚机构规避责任、寻租腐败和激励扭曲等诸多问题。集体物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它必须由个体聚合成的集体消费单位来提供, 才能避免供给不足。集体消费单位的目的是将个体偏好有效地汇总成公共需求, 再按此需求安排生产、分配以及成本的分担等问题。有关集体物品的提供、生产, 与此相关的生产和消费组织, 以及这些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了公共经济。警察服务的研究说明, 公共经济的组织模式与公共服务的性质密切相关, 即应根据集体物品的属性和种类选择组织形式。集体物品的多样性决定了公共经济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和运行体制的多中心。
(二) 集体物品属性与多中心理论
奥氏指出, 人们对公共经济的秩序缺乏了解, 所以得出了很多以单中心理论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单中心秩序无法解释现实中复杂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这些政策也无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绩效。表1中对比了集体物品属性与单中心、多中心理论的基本假设。可以看出, 单中心理论的假设忽略了行为人的信息问题和机会主义行为, 它假设个人偏好可以合成集体偏好, 领导能完美地根据偏好组织生产, 生产者会严格执行指令。而多中心理论与此不同, 它考虑了行为人的信息传递问题和策略行为, 更接近集体物品的属性。在多中心治理下, 可以存在不同规模的集体消费单位, 这些治理当局在空间上重叠交错, 凡是有效的治理规则都可以被周边当局了解和借鉴;在治理当局内部, 人们可以制定和修改治理规则, 充分利用分散化的信息。在这套体系下, 没有任何主体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决策权不再属于“一个单一的终极权力中心”, 而是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形成了多个中心。
注:表格由笔者根据《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相关内容加工整理而成。*奥氏的论述中并未明确提出, 但已隐含在其他假设中。
多中心理论使消费者可以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来, 解决了偏好表达、信息传递与激励的问题, 保证了集体物品的生产效率, 同时激发了公民和公民组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但奥氏并不认为多中心制度具有绝对优势, 她告诫说, “城市公益物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提供都是存在困难的, 很难确定何种制度安排是最优的。在能够确定何种可能的制度安排组合会激励较高而不是较低绩效之前, 人们需要研究特定城市公益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特性。”因此, 多中心制度并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途径, 更不是最佳途径, 需要结合特定集体物品的自然属性和不确定性环境中人的属性, 来选择治理方式。
三、理论贡献评述
奥氏的研究对公共事务治理提出了独到见解, 引导人们关注依靠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解决公共资源困境的制度安排, 揭示出市场和政府之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打破了制度选择中市场和政府之间非此即彼的认知局限, “把经济治理从经济学关注的边缘推到了前沿”。
首先, 奥氏的研究拓展了集体行动理论, 为走出公共资源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奥氏发现, 世界上很多自主组织, 依靠自主治理成功地使共用资源存续了很多年。在这些案例中, 共用者自主设计了各种制度安排, 兼有政府和市场的特征, 但并不是传统的私有化或政府强制干预。回顾奥氏的研究, 她始终反对政府/市场、国有化/私有化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因为这种粗糙的分类不仅无法揭示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而进行的各种尝试, 更糟糕的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 限制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求解。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她才能敏锐地发现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
其次, 奥氏的研究发展了公共经济理论,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公共事务治理的多中心理论。公共经济理论聚焦于非纯粹私益物品的供给问题。她的警察服务研究表明, 集体物品的属性非常复杂, 应根据特定服务的具体属性来确定多样化的消费和生产形式。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服务规模和供给模式是适合所有公共服务的, 反映在社会秩序上, 就是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规模不一的特定管区都是决策中心, 它们之间通过复杂的竞争、协作和互动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再次, 奥氏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 使其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奥氏获奖, “让人出乎意料不光是因为她的研究领域, 更是因为她的研究方法”。她的研究始终与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联系在一起。她曾连续15年研究不同城市的警察服务, 也曾研究了大量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案例。她的研究都不是从抽象、完美的理论模型出发, 而是开始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 这与当今经济学中模型化、数理化的研究路径有很大不同。这种研究方法为她的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实证基础。此外, 她还特别注重跨学科分析, 研究中经常结合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 理论上的兼容并包进一步增强了学术成果的解释力。
最后, 奥氏的理论在城市治理、公共资源治理、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构建等领域都有很高价值, 但在学习和借鉴奥氏的研究成果时, 还需要辨别理论的适用性。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如何正确地理解和使用理论至关重要。自主治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小规模公共资源。使用者长期生活在一起, 有解决公共资源使用困境的社会资本, 而且使用者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 贴现率非常低。这些都是形成有效治理的必备条件。如果忽视了这些适用前提, 将自治模式推广到大规模的公共资源使用中, 或是社会资本积累薄弱的系统中, 只能带来消极后果。多中心治理与理论强调在社会治理中由多元化的主体取代政府这一单一主体, 形成不同规模的治理与当局并存的态势, 通过竞争和协作实现公共事务治理。在多中心模式下, 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条件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去。但如果据此就否认政府的功能, 甚至以为社会组织将取代政府的作用, 也势必不可能实现善治。事实上, 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协调竞争秩序, 防止社会分层和相互隔绝, 形成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 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信等。因此, 恰如奥氏本人一贯坚持的, 任何理论模型和观点都不能无限放大, 也没有任何制度安排是绝对最优的, 都必须结合系统的复杂性作出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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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我国“转型期贫困”呈现城市化倾向，即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快和城市经济转型，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困现象从农村向城市蔓延，城市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和多元化。以社区为本，通过社区设施建设和社区发展计划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有针对性的社区服务和创造更多的根治贫困的机会。
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我国总人口的流动率由2000年的8.1%，上升到2005年的11.3%，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6.5%。相应地，我国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寿命由2000年的5.4年上升到2005年的7.9年，又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0.8年。我国人口的流动率和平均流动预期寿命在过去10年间都增长了一倍。也就是说，我国人口流动出现常态化和长期化趋势。这样的趋势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传统微观人口学对人口行为还有几个方面未曾研究，包括家庭人口行为能力、偏好、生态。根据这种局限性我提出“行为人口学”。在现实人口活动中，很多情况下人口活动背后的行为机制并非完全理性的，无论是影响人口自然变动的择偶、婚姻、生育活动还是影响人口迁移变动的区域迁徙、流动都存在大量有限理性行为。并且这种行为有着复杂的决策机制，也会产生一种独特的人口学后果。很多人口现象只有从有限理性行为的角度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所以非常有必要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对人口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新的构建。
王金营（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目前的区域消费需求不足与区域消费差异状态的人口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城镇化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外来人口流入率以及劳动力人口等人口因素对区域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且人口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区域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我国区域人口城镇化滞后发展阻碍区域消费内需扩大；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减缓消费模式优化；人口流动聚集效应带动区域消费水平提高，应当充分利用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发挥区域消费优势。
陈卫民（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院）：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比较低，2011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3.35%，第三产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仅为35.7%，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对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国即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将迎来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为此，需要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加强政策推动，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这不仅是积极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经济“保增长、调结构”目标的重大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