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精选5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

第一篇：中国社会问题论文

建构“社会中国”: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与挑战

内容摘要 以“社会中国”为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1980~1990年代的改革阶段、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在社会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垄断”,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退却”,再到“国家再临”的演变过程,从而使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二元“社会中国”到三元“社会中国”再到“福利地区”。在新世纪,面对经济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开始强化国家在公共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出现了社会政策的急剧扩展,新的社会政策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图景依然模糊,“省域公民社会身份”的形成或是破题之处。

关键词 社会政策 公民身份 社会中国 二元社会中国 三元社会中国

作者 岳经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广州:510275)

自18世纪以来,近代西方国家分别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逐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福利国家制度,相继实现了民权、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完成了公民身份的建构。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上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日益巩固,然而,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近年来政府强调社会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强调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领域却一直没有形成类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样明确的目标模式,而只是模糊地说关注民生,体面劳动,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笔者从“社会欧洲”①概念获得灵感,使用“社会中国”概念,以此为分析视角,试图梳理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所谓“社会中国”,其着眼点就是中国的社会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模式。与经济中国、政治中国这些概念一样,“社会中国”既是一个具有时间内涵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空间内涵的概念;既指涉具体的社会福利和服务的提供,也涉及抽象的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是中国社会福利模式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高度抽象。基于“社会中国”的视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1980~1990年代的改革阶段、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社会政策:

二元“社会中国”的形成

在现代社会,社会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社会团结与和谐的基本手段。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就是同一块硬币的两个面。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我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推行公平优先、注重分配的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按照城乡分割的原则,在城乡建立并实施了两套截然不同的社会政策体系(表1)。这一时期,国家垄断和控制了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发展机会,在高度组织化、集权化和单一化的社会结构中[1],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城乡二元的社会政策体系,形成了二元“社会中国”。在这个二元的“社会中国”中,国家在福利中的角色具有二重性:既有制度性的一面(国家通过单位体制为城镇居民提供比较全面的福利和服务),又有补救性的一面(对单位体制之外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只提供十分有限的救济和援助)。

在城镇,国家建立了一套以终身就业为基础的、由单位直接提供各种福利和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在这种社会政策体系下,国家以充分就业为基础,将绝大部分城镇居民安排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主要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就业,对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提供覆盖生、老、病、死的社会保护,具体包括医疗服务、住房、教育、养老,以及各种生活福利和困难救济。国家建立的劳动保护体系使所有工人都享有就业保障,没有失业之虞。这套体系被称为“单位福利制度”、“迷你福利国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农村,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合作医疗制度、五保户制度等在内的集体福利制度,农民作为公社社员享有一定的集体保障。

虽然二元“社会中国”带来了社会福利待遇差距明显的城乡二元制福利体系,但是,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在社会福利提供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乡居民的基本福利需要,如教育、医疗、就业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在城镇或农村内部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介乎0.2~0.3之间,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当时我国的社会生活有这样的描述:“它(中国)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并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2]

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基本上是为“服务于经济目标而设计的”,社会政策被视为完整的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是满足“工人”(而不是公民)需要的一种手段。企业履行了大多数社会政策的职责。充分就业政策保障了城市居民可以普遍享受社会福利和服务,尽管在水平和质量上存在着差异。但社会政策差不多是排他性的国家主义,几乎不存在市场安排,也没有什么非官办部门的捐献。除了福利分配和社会服务外,对基本消费品(食物、住房、能源、交通)的广泛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社会政策的功能,或者说是一种近似的社会政策。[3]然而,即使在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落实社会公民身份与社会权利,反而是通过户籍制度强化城乡居民身份与福利权利的差异性[4],通过单位制度和行政身份制度加剧了城镇居民内部的福利权利分割。

把社会福利和服务纳入就业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政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并且推动了单位制度的形成。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单位制度对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单位的功能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迷你福利国家”。社会学家华尔德对我国国营企业的权威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有组织的依赖”这个概念来描述工人与其单位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劳动者在政治上依赖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管理层以取得政治上的利益,在经济上依赖单位提供的工资收入和各种福利与服务,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作为国家干部的上司。[5]由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快速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因而不能给工人提供较高的工资报酬。因此,在国家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国家(以家长的姿态)照顾工人及其家庭(包括生老病死),工人(以主人翁姿态)以低工资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不过,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政策体系尽管具有明显的平等化倾向,但基本上是一种以社会(职业)身份而不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碎片化的社会政策体系,不仅存在城乡分野,而且在城镇中,还存在身份、所有制的差异。这种二元“社会中国”的形态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相对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我国的城镇社会政策体系所带来的财政支出超越了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给国家和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间接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因此,在经济改革之后,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政策体系核心基础的劳动就业制度及相关的福利保障制度就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要对象,社会政策体系开始进入局部调整与全面变革的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公社这一集体经济制度的瓦解,农村社会政策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农村社会政策体系也进入变革时期。

1980~1990年代我国社会政策的演变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为了改变落后的国民经济状况,中国开始了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家的施政重点转向经济发展,政府经济政策职能凸显,而社会政策则开始转向服务于经济政策,从而推动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在减轻国家负担的考量下,随着单位体制和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加上国家有意识地弱化自己在公共福利提供上的功能和角色,旧的二元“社会中国”进一步分化。在市场体系和第三部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由于国家不适当地从许多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全面撤退,其结果是导致公众的许多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并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

1. 第一阶段(1978~1992年):社会政策的局部调整期

这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旧社会政策的延续与新社会政策变革的酝酿阶段。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除了教育政策以外,我国社会政策体系没有出现大的调整,只是对原有劳动保险制度进行局部修补和完善。

1984年起,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摆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扶贫政策是这一时期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内容。1986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计划,到1992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8000万。在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和经营模式。为了解决“文革”后出现的严重城市失业问题,政府在1980年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有关实施劳动合同制的四个暂行条例,以劳动合同制为基本内容的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正式启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统一安置、固定就业制度开始动摇。随着劳动合同制度的初步实施,我国尝试对劳动就业及相关的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这一时期,因单位福利功能的弱化,以及依托于单位的社会服务提供机制的失灵,我国开始转向以“社区”取代单位来提供社会福利服务。1987年,国家民政部正式提出开展城市社区服务。

总体来说,在80年代,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遭到根本性的变革,加上这一时期城乡民众大体上都能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社会问题并没有凸显(改革开放初期最主要的问题是就业问题)。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问题,但是大量的农民进入了乡镇企业,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省流动。在这一时期,二元“社会中国”得以基本维持。

2. 第二阶段(1992~2002年):国家的全面退缩——社会政策的剧变期

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全面而急剧的变革时期。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试图对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社会政策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并建构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政策转型的主要表现是,国家从社会福利和服务领域中有计划地全面退出,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市场化趋势。[6]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失业问题成为我国劳动政策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处理由国有部门释放出来的大量富余职工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大军带来的失业问题,政府把创造就业岗位作为这一时期劳动政策的主要任务。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在1993年确立了社会政策(以社会保障为代表)改革的大思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变革的重点内容是各类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变革是形成了社会保险制度主导的社会保障改革思路,计划经济时代的非缴费制的劳动保险制度逐步被个人缴费的保险制度所取代。政府积极探索统账结合(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住房改革也是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于1998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全面实行以市场化供应为主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然而,在这一阶段,由于政策设计上仍然存在着从社会身份出发而不是从需要出发的倾向,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社会保险的各个项目,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分险种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逐步推进,制度安排分散,不但给企业有选择的参保创造了机会,增大了制度运行的监督成本,而且直接导致社会保险分险种设定费率,综合费率过高,抬高了社会保险的制度门槛,阻碍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

与80年代社会政策的局部调整不同,在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我国的社会政策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移[7]。无论是劳动就业政策、教育政策、医疗政策,还是住房政策,都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旧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变得支离破碎,许多人失去了基本的社会福利和服务。而从二元社会结构派生出来的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没有成为社会政策的目标群体,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既非农民,又非工人,基本没有得到任何社会保护。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政府施政的基本理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然而,实践表明,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兼顾公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失衡也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重大教训。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政策差不多成了国家的唯一功能。为了配合经济发展,国家从社会公共服务中全面退却,国家的社会政策功能严重削弱。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改革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取向,使得社会政策沦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附庸。相应地,二元“社会中国”的格局进一步分化,呈现出三元(农民工是第三元)“社会中国”格局,“社会中国”的整体图景日益模糊。

新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社会政策扩展:

社会政策的重建期

直到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政策缺失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才开始得到有效回应,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市场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关系。随着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民生问题日益得到高度重视,社会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被重新发现。伴随着一系列新社会政策的出台,我国进入了社会政策体系的重建期。

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涵义,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理念。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新理念。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管理,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标志着中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对重建中的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如下,笔者将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和住房这五大社会政策范畴,来简单勾勒我国社会政策重建的轨迹。(表2)

1. 教育政策。2003年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关注教育不公平问题,制定了新的政策措施促进城乡和地区间的教育公平,更多的教育资源被投入到农村教育。至2008年,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86年确立的义务教育制度终于在22年后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同时,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2003年9月,国务院要求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并且要求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对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对以接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提供财政扶持。

2. 医疗政策。自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我国政府开始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2005年,我国基本建成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2007年,我国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全面推行,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2009年4月,国务院相继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 ~2011年)》,新医改方案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突出了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强调了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

3. 就业政策。自9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促进下岗失业工人的再就业一直是我国的重要就业政策。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加大对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展开多种措施帮扶“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我国在2007年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同时还制定和颁布了《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从2003年起,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开始成为劳动政策的重要内容。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重申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保证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并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

4. 社会保障政策。自90年代末开始,社会救助政策开始得到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救助政策。2004年,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200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年内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2008年,扩大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加快省级统筹步伐,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

5. 住房政策。为了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重视保障型住房的供应,强调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和住房租赁制度。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指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明确规定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由省级政府担负总责,并对解决廉租住房面临的各种困难与问题的职责,如资金来源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力度,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导致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国社会政策似乎出现了一次新的范式转移。在经历十余年的社会政策“失踪”期后,我国政府开始“重新发现”社会政策。自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推出各项社会政策,重建国家在公共福利与服务中的责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策扩展期。随着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角色的强化,新世纪我国社会政策出现了一些令人惊喜的发展:第一,中央政府加大了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领域的投入,中央政府的社会政策功能明显强化,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的“地域正义”。第二,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全力推动打破城乡隔阂、职业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建构城乡一体的社会政策体系,出现了具有地域公民身份特色的福利地方化。[8]统一的地域公民身份虽然只停留在城市一级,但可以为更高层次地域公民身份的建构准备条件。第三,随着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全民医保制度目标的确立,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的推进,以公民身份为本的社会政策体系初露端倪。第四,农民工开始被纳入社会政策体系,逐步成为社会政策的受益者。这一切都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分割、职业分割、地域分割的碎片化社会政策体系,有助于推动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形成。

建构统一的“社会中国”:挑战与前景

以上的讨论从历史/时间维度梳理了“社会中国”演变的过程。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还处在重构与重建之中,如何建立一个以公民身份为基础、以满足公民基本需要为目的、体现统一的“社会中国”之目标的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还需要长期而艰辛的努力。换言之,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建构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旧的城乡差距和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体系、地区差距与福利的地域不平等继续制约着社会政策的集中化发展。

1. 社会政策地方化与福利地区的形成

社会政策本身一直存在一个内在的冲突: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要,社会政策应该尽可能地方化,越接近基层的决策越能贴近个人的实际。另一方面,“地域正义”则要求一个国家之内不同地方的公民应该得到大体同等的待遇。前者要求地方化、个别化,后者要求普及化、普惠制。

在我国,传统的城乡分割一直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经济改革虽然推动了我国城乡的经济发展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整合,但是,社会整合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推进。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就是城乡社会整合失效的表征。以往城乡流动、地区流动程度低,因而跨越地方政府辖区边界而异地生活的人很少。现在,几乎到处都有流动人口,在很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城市,都出现了外来人口超越本地人口的局面。而这些处于多数的异地而居的人口却多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和服务之外,使得社会福利的地域不平等和地域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社会政策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而且存在着明显的地方化倾向,各地社会福利水平差距极大。可以说,一个城市、一个区县就有一种社会政策体制。在1990年代之前,如果说我国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是一个“以全国疆域为经、城镇/农村界线为纬的二元式社会保障体系”(二元“社会中国”)的话,那么,在19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政策的地方化,我国出现了众多的“以地域为经、不同社会(职业)身份类别为纬的新形态多元式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进一步碎片化的“社会中国”。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一直承担着实施社会政策、提供社会福利与服务的主要责任,这种情况自90年代分税制实施以来尤为突出。而各级地方政府由于财政状况各不相同,提供社会福利与服务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在全国形成了以地方行政区域为边界的众多分散的“福利地区”。而随着福利地区的出现,我国的公民身份呈现出以地域为基础的新的空间分割。如果说在二元“社会中国”之下,我国公民身份界定分割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那么,在福利地方化的趋势下,我国公民身份界定分割为以“本地/外地”为主轴、更多元的区分。而且,在GDP的地方政府竞争中,地方政府关心的往往是如何吸引外来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提升,而不是为本地居民提供福利与服务。这种情况与全球经济竞争中各国政府竞相压低劳动成本和降低环保标准的“向下竞争”类似,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提升居民福利与服务的动力,其结果是普遍的公共福利与服务提供的不足。

2. 走向省域公民身份

福利地区化发展中的一种显著情况是:一些富裕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一些资源丰富的内地市县,在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的政策感召下,大力推进本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特别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本地居民提供不分城乡户籍区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形成了若干具有整合意义的“福利地区”。

整合性的“福利地区”的形成,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是在一定地域的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部分户籍身份、不分职业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形成“地域公民身份”。这种“地域公民身份”无疑是形成全国性的公民身份的一个重要起点和基础。从长远来看,这种地域公民身份在空间上的不断扩张无疑将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的形成。然而,在地级市或区县一级形成的地域公民身份,其空间范围过于狭小,而且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下只会产生越来越多样化的地域政策,要把它扩大到整个中国,将经历漫长的过程。为此,一个合理选择是建构省域公民身份。所谓省域公民身份,就是以省级政府的管辖范围为空间界限,建立不分城乡、不分地区的统一的公民身份。省域公民身份建立,可以消除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福利与服务上的身份差异。与市县管辖范围内的地域公民身份相比,省域公民身份具有更大的空间范围,有利于推动全国性公民身份的建构。省域公民身份并不排斥外来者,省级政府将制定相关政策规定,便利外省居民合法取得本省的公民身份。

纵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在前改革阶段,国家在社会福利提供中扮演了主导甚至垄断的角色。尽管国家注重社会公平和财富的再分配,在公共福祉的提供方面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而且城乡之间在福利制度安排与福利水平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二元社会政策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权利意义上的统一的“社会中国”并没有形成。

在上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为了改变落后的国民经济状况,我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经济转型,我们的社会政策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发展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施政目标,公共资源主要流向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为了配合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国家对社会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和改革,许多过去由国家承担的福利和服务职能和责任转移给了个人、家庭、社会和市场。伴随单位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社会政策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的下降,以及在教育、医疗、就业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社会化和市场化取向,我国原有的二元社会政策体系进一步碎片化,在整个中国几乎都找不到一项适用于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安排,“社会中国”进一步消解。

进入21世纪后,在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累积起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密切相关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日益突出。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和解决它们的紧迫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并且宣布我国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些政策目标的提出,带来了我国社会政策的急剧扩张,也给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建构带来了曙光。不过,城乡差异、地区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福利的“地域不正义”,社会政策地方化和福利地区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权利的碎片化仍将制约着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建构。在这种情势下,“省域公民社会身份”的形成或许是“社会中国”之建构的破题之处。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政策的挑战与对策”(项目批准号:08JJD 8402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行政改革与政府治理研究项目,以及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培育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研究”的资助。]

注 释:

① 所谓“社会欧洲”,指的是欧洲的社会模式,特别是指提供保护预防全球市场冲击的欧洲福利国家体制 (Giddens,Anthony、Patrick Diamond 、 Roger Liddle. Global Europe, Social Europ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2007)。

参考文献:

[1]梁祖彬、颜可亲. 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 北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29-30.

[2]沙健孙.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9).

[3]克劳斯·尼尔森.东欧福利制度比较分析. 本特·格雷夫.比较福利制度——变革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86.

[4]施世骏. 农村社会政策. 岳经纶、陈泽群、韩克庆. 中国社会政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09:276.

[5]Walder, Andrew George.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6]Wong, L、Flynn, N. The Market in Chinese Social Policy. Palgrave Press,2001.

[7]莫家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范式的转变. 岳经纶、郭巍青.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2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2.

[8]施世骏. 社会保障的地域化:中国社会公民权的空间政治转型. 台湾社会学,2009(18).

编辑 李 梅

作者：岳经纶

第二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回答中国问题

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四十周年时强调，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重要论断，为我们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答中国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着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不断回答中国的问题，用新的理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中国近代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与封建落后文化有关，中国封建的农耕文明抵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研究中国问题，回答了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等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发展起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建立。这些科学的理论和先进的文化，引領和推动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打下了制度基础。在前苏联暴露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后，又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观点，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创立科学发展观，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究回答治党治国治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等，全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逐步发展起来。回顾这一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靠的是回答中国问题，而对中国问题的科学回答，又推动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

新形势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面临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这五个方面的“面对”、“如何”和“迫切需要”，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指明了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90多年来，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人人平等、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1978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从前苏联学过来的，经济方面是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逐步发生了改变，认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所以纯而又纯，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基础上的，无法实行那样的社会主义。中国长时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允许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允许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还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先进经验。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赋予了许多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背弃社会主义，而是更好地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从实践的比较中欢迎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良好声誉。

反观已经垮台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教条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前苏东地区没有发展，表面上很坚持，但是教条式的僵化的坚持，坚持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以前的说法，没有发展，跟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不上号了。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工人阶级不光有相对贫困化，还有绝对贫困化，工人阶级也没有民主权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很宽，保障水平很高，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明显缓解。还有，社会主义也跟马克思说的不一样。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的，是纯而又纯的理想状态。但包括前苏联、中国在内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那样的基础，只有落后的基础，实践中又走了弯路，没有哪个国家有马克思说的那么理想。这样，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说法与现实发生了较大的反差，一种理论连现实都解释不清楚，怎么指导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时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总书记提出的这些要求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走过了有些国家用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这种局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难得，在世界范围内也少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很值得总结。

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温饱问题迅速解决，城镇居民也得到了丰富的农副产品供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用市场配置资源，让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告别了短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总量、纳税额、就业人口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对外开放带来了外国的资金、技术、先进设备、先进的管理理念，还带来了一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例如，现行的公务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股票、基金等，都是从其他国家学来并丰富和发展的。开放还带来了国外的资源能源，带来巨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泛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吸纳，绝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表现出明显优势。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党派为了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共同协商。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即重要决策由各级党委集体做出，然后由政府、人大、政协等有关各方具体实施。这样的政党制度和领导体制，能够有效避免政治上的争拗和内耗，保持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性，还有决策的高效性和很强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干部的选拔、管理等都由党来负责，这就容易保证党的团结统一。选拔干部强调政绩和多岗位锻炼，既能积累干部的经验，又能增强他们的能力和素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能保持国家的团结统一，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中国的民主真实普遍。

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使之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一定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這样的总结，有助于党员干部和群众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有助于国外人士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多一些理解和尊重，也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只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就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

（选自2017年第6期《党建》杂志作者系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

作者：谢春涛

第三篇：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

[摘要]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然而，现存的制度环境难以适应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把握公民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特征及其生长的制度环境，加紧修订和完善有关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为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使它更好地与政府合作，共同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制度环境;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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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整体性变迁的过程。其中的一项重大变化，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迅速崛起，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然而，这一变化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

在十多年前的中国，“公民社会”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使在学术界。多数人不仅对公民社会的概念相当模糊，而且对公民社会持怀疑的态度。如今，公民社会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议题，对公民社会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与此同时，学术界在以下问题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分歧和争议：究竟什么是公民社会?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民间组织?它们有哪些作用?对社会生活有怎样的影响?中国的公民社会与西方的公民社会有什么不同?中国公民社会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如何?中国的民间组织面临何种困境?其出路何在?对这些问题，我想集中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公民社会?这是一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公民社会是一个外来语，其最初的译名是市民社会。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都是对同一英文civilsociety的不同译法，但在中文语境中，它们之间存在某些细微的区别。“市民社会”是最为流行的术语，也是civil society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中译名。但这一术语在实际使用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传统上一直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民间社会”最初是台湾学者对civil so-ciety的翻译，为历史学家所青睐，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民间组织时，这一称谓被广为应用。尽管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称谓，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官员的眼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引入的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译名。

正如我在上个世纪里90年代预料的那样，虽然现在仍有人继续使用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的概念，但为数已经不多，绝大多数学者使用公民社会的概念。尽管如此，作为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市民社会”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且严格来说。这一概念与我们目前所说的“公民社会”有着重要的区别。马克思语境中的“市民社会”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两分法之上的。而现在我们谈论的公民社会则是建立在社会三分法之上的。

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市民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分别被看作是“一切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私人的物质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的总和”，“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以及政治国家基于其上的“社会经济基础”或“社会经济结构”。有时，马克思甚至直接把市民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渊源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它建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分离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分析范畴。马克思认为，在封建社会中。市民社会湮没在政治国家之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合二为一。马克思说：“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统一的表现”。资本主义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边界变得相当明确。政治国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的自由活动范围有多大等等，都从制度上得到了明确的规定。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在逻辑上被分为两个部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这种两分法是马克思分析市民社会的出发点。

将社会两分法发展为社会三分法。并从社会三分法的角度重新审视市民社会的最有影响的学者，是两位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欧洲思想家。一位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另一位是德国思想家尤根·哈贝马斯。像马克思一样，葛兰西也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作用。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葛兰西强调的不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而是其社会文化意义，并且认为社团组织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在他看来，谁控制了社团，谁就控制了市民社会;谁控制了市民社会，谁就控制了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进一步明确地把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分成三个世界：政治世界或政治国家、经济世界或经济社会、生活世界或市民社会。在他那里，生活世界或市民社会是一个对应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包括纯粹的个人领域和非官方的民间公共领域。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观在以下两个方面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产生了重大区别。其一，马克思把社会分成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他们则把社会分成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市民社会三个部分：其二，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而他们则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和组织意义，把社团组织和民间的公共领域当作市民社会的主体。

我们现在通常使用的正是以社会三分法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主体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我认为，公民社会概念是对传统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超越。“市民社会”可以看作是对基于社会两分法之上的传统语境中英文civil society的翻译，而“公民社会”则是对基于社会三分法之上的当代语境中英文civilsociety的翻译。

在当代语境中，社会被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社会，即国家系统;政治社会的主体是政府组织，主要角色是官员。第二部分是经济社会，即市场系统;经济社会的主体是企业，主要角色是企业家。第三部分是公民社会，即民间组织系统：公民社会的主体是民间组织，主要角色是公民。相应地，我们把政府组织系统称为第一部门，企业组织系统称为第二部门，把民间组织系统称为第三部门。

按照社会三分法的逻辑，我们可以把公民社会

当作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仁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它既不属于政府系统(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而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

这一定义需要做几点说明。首先，把民间组织当作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丝毫不贬低公民本身在公民社会中的地位。单个的公民不仅是公民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公民社会的主要角色。但是，公民社会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单个的公民只有组织起来，才具有社会的意义。这一点正像国家的主要角色是政府官员，但国家的主体是政府组织一样，或者正像市场系统的主要角色是商人或企业家，但其主体是公司或企业一样，突出组织的地位并不会贬低个体的作用。其次，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既包括正式的组织，也包括非正式的组织，我们把公民的某些自发组合，也看作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因为这类组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例如，某些网络团体，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又如，某些带有一定随机性的公民组合，像公园里健身的居民组合，或北京街头晚饭后那些扭秧歌的老人组合，都应当看作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最后，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组织，不包括宗教团体和政党团体，因为这类团体带有强烈的信仰色彩，从性质上与其他组织差异太大。

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但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民间组织的理解甚至比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还要混乱。无论学者的文章或政府的文件，经常使用的关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称呼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公民团体、中介组织、群众团体、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等。一般来说。这些不同称呼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但从严格的语义来说，它们之间应当存在着不可不察的差别，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公民社会的某个方面特征。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辨析，我们建议统一使用“民间组织”来指称公民社会组织。那么，什么是“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是指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它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政府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通常是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民间组织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明显地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

二、现状的评估

无论从民间组织的数量上看，还是从其社会作用上看。国内学者和政府官员对中国公民社会现状的评估，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差异?这些极不相同的评估背后又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首先。从民间组织的数量上看，官方与学界之间。以及学者与学者之间的评估存在着惊人的差异。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截止2007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9.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万个;基金会1193个。然而，学者的估计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的估计在200万至270万之间，我们自己的估计是300万个左右，估计最多的高达800多万个。有的学者指出，到2003年全国已注册社会团体数量为142000个，已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为124000个，未注册社会团体40000个，未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250000个(两项未注册数据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官方的估计数据)，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八大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为5378424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文艺界联合会等其他准政府社团基层组织数量为1338220个，学生社团、社区文娱团体、业主委员会、网上社团等各种草根组织数量为758700个，由此估计社团总数应为8031344个。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社团登记方面的问题。民政部的统计之所以数量少，因为它是严格按照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进行统计的。但事实上大量的民间组织并没有按照政府的规定在民政部门申请批准并登记注册。多数学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民间组织的准入门槛过高，审批条件过严，很多民间组织被挡在了政府机关的门外。例如，我们对某县民间组织的调查表明。该县民政部门正式审批登记的民间组织是163个，但未经民政部门审批登记、只在民政部门的要求下前来“备案”的民间组织多达1200多个，后者是前者的7倍多。该市民政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补充说，实际存在的民间组织的数量比已经备案的还要多。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存在着以下10类“法外”民间组织：(1)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2)城市社区基层组织;(3)单位挂靠社团;(4)农村社区发展组织;(5)农民经济合作组织;(6)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7)海外在华资助组织;(8)海外在华项目组织;(9)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10)宗教社团。

其次，归属标准不同。例如在前述关于中国民间组织高达800多万个的估计中，把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组织等也归人民间组织，而仅这三类组织就多达530多万个，在民政部的统计中，工、青、妇组织显然是不算在民间组织之内的。又如，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城镇社区共有服务设施13.2万处，社区服务中心9529个，居民委员会组织(社区委员会)79801个;在农村地区，共有村委会61.5万个。这两类城乡居民自治组织多达70多万个。民政部的统计中，这类居民自治组织照例不在民间组织之列。还有遍布全国城乡的老年协会。应当是一种典型的服务于老年人的民间公益组织，但在民政部的统计中，也不在民间组织之列。而全国共有行政村60多万个。绝大多数村都有老年协会之类的组织，保守的估计也应在50万个左右。工青妇组织是法定的准行政性机关。且参照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这类组织可不算在民间组织之内。但是，其他的居民组织，如老年协会、社区业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公民维权组织等，完全应纳人民间组织的范畴。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也应当是民间组织，只不过它们是特殊的居民自治组织。由此可见，政府行政部门对目前中国民间组织的估计确实是大

大低于实际的数量。

再次，统计方面存在实际困难。民间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又有大量民间组织特别是草根民间组织没有履行审批和登记手续，即使政府像人口普查那样对民间组织进行统计调查，也无法得到确切的数据。更何况政府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举措。学术部门由于缺乏社会普查的必要手段，只能以抽样调查和文献调查作为获取民间组织数量的主要渠道，其局限性同样极为明显。加上前面指出的对民间组织的统计缺乏统一的口径和标准，获得关于中国目前民间组织的准确数据确实很难，只能大概估算。我们的估算是，现存各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大约在300万个左右，这一估算包括了民政部门不计算在内的城乡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民服务组织和未在政府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等。

如何评价中国公民社会在现实中的作用?在这一问题上，官员与学者之间的分歧并不比对民间组织数量的分歧小。一是民间组织作用大小的问题，二是民间组织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问题。

从我们近年来所做的调研情况来看，尽管学者之间和政府官员之间对公民社会的判断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对公民社会的作用，学者比官员看得更重，从而也更加重视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近年来，政府对民间组织总体上也比以前更加重视，但远没有像学术界那样看重公民社会的作用。因此，政府对公民社会的制度供给、财政资助和舆论支持等都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后，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在中国迅速崛起，并正在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正如市场经济在中国还很不规范、很不成熟一样，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也处在生长发育阶段，远未定型和成熟。公民社会对治理的变化所起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与一些学者过分夸大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正好相反，一些官员对公民社会的最大误判。就是过分夸大了公民社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消极作用。他们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势必会削弱党对社会的领导，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而目前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加上最近在东欧地区“颜色革命”中民间组织扮演的反政府角色，似乎证明了他们的这种判断。毫无疑问，中国的公民社会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从民间组织自身来看，良莠难分、管理失范、方向不明，合法的与非法的并存、与政府合作的与抵制的并存、体制内的与体制外的并存、营利的与非营利的并存、有形的与无形的并存。然而，必须承认，尽管民间组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其主体而言，它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一支健康的和积极的力量，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有着与党和政府合作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必须看到，民间组织对于政府而言恰如一把双刃剑，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得当，就容易使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反之，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就很困难，甚至会走到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反政府的力量，危害社会的团结与稳定。

我们曾就中国公民社会对社会治理的意义做过案例研究，研究表明：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于推动民主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民社会的兴起奠定了基层民主特别是社会自治的组织基础。以直接选举、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的扩大，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发展，而这三个方面都离不开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街道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分别是农村和市民的自治组织，它们由城乡居民自愿选举产生，是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正是这两个植根于中国农村和城镇的最广泛的民间组织，日益成为基层民主最重要的载体。在保护村民和市民的利益、管理农村和街道事务、协调公民和政府间的关系、组织公民参与政治选举等方面，这些民间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正在兴起的中国民间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善治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总是直接的，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进行协调，而民间组织就是这样一种中介。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将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政府;另一方面，将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其成员。民间组织正是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中，推动政府与公民间的合作，促进了善治。

第三，上个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众多的民间组织，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尤其是那些专业性学术研究团体，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越来越多的专业社团开始承担起政府智囊的角色，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政府的决策民主化。政府的改革既需要内部的动力。更需要外部的动力。在推动政府改革的外部动力中。既有来自公民个人的，也有来自民间组织的。而且后者通常要比前者更强大。

第四，民间组织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改善了政府的形象，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发展公益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某些公益事业由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实施可能达不到最好的效果，在这方面。民间组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民间组织在帮助失学儿童、救济灾民和贫民的“希望工程”、“扶贫工程”中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民间组织的所作所为改善了社会的形象，缓解了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增大了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第五，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了有力的制约。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必须受到一定的制约。改革开放前，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主要来自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民间组织大量生长起来后，政府开始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一些民间组织在发现本地或本部门的政府政策明显不合理或违反国家法律后。有组织地抵制这些政策，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迫于民间组织的压力往往能够改变原来的政策。民间组织愈是发展，政府的压力也愈大，它必须愈加小心谨慎地办事。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村民委员会十分健全和强有力的地方，乡镇干部违法乱纪的现象就比其他地方少得多。

三、目标的定位

目标的确定，事关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十分重要。如何定位中国公民社会的目标，涉及公民社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能够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公民社会的主要角色是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平台。因此，公民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推进国家的民主治理。

毫无疑问，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进中国特色民主

政治的既定目标。理想的公民参与，不是公民自发的、松散的、零乱的参与，而是有组织的参与。政府机构当然也是公民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在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协调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民间组织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政治成本，而且更能体现公民的主体性，更能表达民意，更能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更符合民主的精神。民主政治的根本目的，最终是为了实现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许多民间组织本身就是公民的维权组织。积极培育和依法保护民间公益组织和维权组织的合法权益。本身就是实现和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的重要步骤。因此，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实质上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民民主权利的坚强后盾。

发展公民社会，最终是为了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自从有了国家及政府之后，善政或仁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我国古已称之的“善政”或“仁政”，大体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government”(可直译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抽象地说，善政的内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基本类似，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较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毫无疑问，只要政府存在一天，这样的善政将始终是公民对于政府的期望。但是，善政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化时代遭到了严重挑战，对善政构成挑战的是“善治”。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结合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engagement)。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后者可能会越来越重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发展公民社会，能够更好地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与团结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远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议和对策。例如生态保护、基层民主、利益分配、矛盾调解、社区建设、社会保障、就业安置、综合治安等等，但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在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而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的主体就是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紧密的或松散的、长久的或临时的民间组织。无论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主权利的角度，还是从邻里和睦、诚信友善的角度，都离不开做好各种民间组织的工作。其二，就其性质和地位而言，民间组织是联结政府与公民的纽带。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实质性要素，也是所谓善治的本质。从古今中外的治理经验来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来实现的。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管理，既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解决政府与公民直接或间接冲突的重要途径。其三，民间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中共中央最近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民间组织植根于民众之中，它们既是公民自治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这里的民主主要应指公民的广泛参与和自我管理。正像公民的参与是有序的参与一样，公民的自我管理或公民自治，也不是无组织的。它要求有一个管理或自治的主体，这个主体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民间组织。

发展公民社会，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公民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需求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政府又不可能把所有社会事务统统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执政能力，在不增加执政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前提下，维护社会秩序，提高管理效率，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政府既要降低成本，又要提高效益，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便是将更多的事务交由民间组织去管理。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从一些传统的管理领域中退出来，但又不能使这些领域留下管理的真空，因而，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就显得尤其重要。

发展公民社会，可以促使社会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从各国公共服务改革的经验看，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政府可以将自己的部分管理权力分流给民间组织，使民间组织协助政府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政府还可以将某些公共服务职能转交给民间组织。例如，公共教育、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环境保护、治安联防等领域，让合格的民间组织通过竞争性的方式，分包或独自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还可以有效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四、特征的鉴别

中国过去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而现在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与西方的公民社会又有极大的不同，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形成了公民社会：如果说形成了，它有哪些特征?

在我看来，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一方面，它具有公民社会的一般特征：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它的主体是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它有自己既不同于政府系统又不同于市场系统的运行规律;它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有着重大的影响。等等。另一方面，它也像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样，具有自己的明显特征。

第一，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政府创建，并受政府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虽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力图增大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屡屡发布文件。规定党政权力部门现职领导人不得担任各种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但是政府对重要民间组织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这种政府对公民社会的主导性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其一，根据政府有关民间组织登记和管理条例的规定，任何民间组织的登记注册。都必须挂靠一个国家核定编制的正式党政机关作为它的主管部门，作为主管机关的党政部门必须对该民间组织负政治领导责任。其二，绝大多数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民间组织都是由政府自己创立的，尽管它们最后从组织上逐渐脱离了其创办者。但两者之间依然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创办者照例通常是这些

民间组织的主管部门。其三，1998年中央政府发布文件。规定现职处以上党政机关干部不得担任民间组织的主要领导，但是几乎所有重要的社团组织的主要领导都由从领导职位退下来或由机构改革后分流出来的原政府党政官员担任。其四，按照政府的有关规定，民间组织的经费原则上由自己筹集，但事实上至今还有一些重要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政府。

第二，中国公民社会具有特殊的制度环境。(1)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但其微观制度环境则以约束为主。(2)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这种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任何民间组织都必须同时接受同级民政部门和自身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中民政部门主管审批登记，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管理。现行民间组织管理模式中的“双重管理”与“分级登记”、“分级管理”是相辅相成的。(3)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双重管理”的体制必然导致多头管理的格局。根据“双重管理”的规定，每个民间组织都必须同时接受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而且其日常业务活动主要受主管单位的领导。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局面。(4)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相辅相成，都是管理民间组织的权威性规范，共同构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制度环境。(5)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同时并存。一方面。关于民间组织的许多规定大量重复、交叉和繁琐;另一方面，在制度剩余的同时，民间组织的管理又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6)制度空间远远小于实际空间。这里所说的“制度空间”，就是按照民间组织管理法规合法存在的空间;“实际空间”是指民间组织现实的存在空间。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空间随着其“合法性”标准的不同而极不相同。

第三，正在形成之中的中国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些过渡性特征。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很不成熟。民间组织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中国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无论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民间组织的这种过渡性。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这种宏观背景相一致的，是社会转轨过程在民间组织中的具体体现。

第四，中国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虽然1998年民政部修订颁布了试图规范民间组织的新的管理条例。但这一规范过程才刚刚开始。从组织体制上看，目前至少有以下几类民间组织。(1)高度行政化的社团。如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它们实际上与行政机关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不受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约束，直接接受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享受一定的行政级别，其领导人的任免由同级党委决定。(2)相当行政化的社团组织。如工商联、消费者协会等各种行业管理协会，它们有一定的编制并享有一定的级别，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其主要领导人也由各级党政部门任免，享受干部待遇。(3)基本上民间化的学术性社团，如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专职的人员编制，其主要领导由自己推选产生并报经主管机关批准，不享受行政级别。(4)民办非企业单位。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类民间组织，它们没有行政级别。行政化程度很低。除了进行专业研究和交流外，还为社会提供某种专业性的服务，如中国管理研究院、中国开发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院等。

第五，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很不平衡，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方面差距也很大。造成这种差距的主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资源不同。一些民间组织的地位是由国家法律加以规定的。如村委会、居委会、工会、妇联、青年团、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工商联等。而一般的民间组织不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没有相应的制度资源。(2)传统文化基础不同。如中华民族有尊老的传统，老年协会的威信即源于此。(3)经济实力不同。经济实力强，能够吸引更多的成员，办更多的实事，因而容易得到社会的重视。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募集到巨额基金帮助贫困者和贫困儿童，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大。(4)领导威望不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即使具备上述条件，民间组织也极难有很大的影响和势力。多数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其主要领导往往拥有很高的个人威信，多是从权力机关中离退休下来的资深老干部，或是本身能力很强的专家能人。

五、困境与出路

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境。

一些学者将中国公民社会目前的困境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1)注册困境：登记注册门槛高，年检手续繁杂，找“婆家”(业务主管单位)困难，导致大量民间组织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2)定位困境：一些学会、协会等民间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甚至变成了“二政府”;还有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以营利和避税为目的，存在着严重的企业化和商业化倾向，出现了角色定位困境。(3)人才困境：许多民间组织管理人员待遇低，办公条件差，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对优秀人才吸引力不强，从而影响到民间组织的整体素质和能力。(4)资金困境：来自政府、企业和国际基金的资助均很缺乏，资金严重不足;政府采购尚未惠及公民社会组织;企业捐款的减免税规定不明确;私人基金会的设立和运作面临多方面的限制。(5)知识困境：民间组织培训不够，信息渠道不畅，缺乏行动策略和专业知识。(6)信任困境：政府和公众对民间组织普遍缺乏足够的信任;一些民间社会组织缺乏自律机制，透明度不高，甚至出现贪污、挪用、卷款潜逃等恶性事件，导致公众的不信任;许多官员认为民间组织与党和国家相对立、“你强我弱”思想根深蒂固，防范、限制心理严重。(7)参与困境：民间组织及其成员虽有着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但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8)监管困境：登记管理机关将管理重心放在“人口”上，忽视对其活动过程的管理;业务主管单位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监管职能;税务部门在监管中发挥作用很小：司法部门在监管中处于缺位状态。

要使民间组织要摆脱这些困境，目前应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要正确对待各种民间组织，从总体上说，既不要敌视它，也不要忽视它;既不要惧怕它，也不要溺爱它;既不要放任它，也不要封堵它。有远见的党政干部应当主动与各种合法的、健康的民间组织建立信任关系和伙伴关系，积极培育各种与政府合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基层民主和公民自治的民间组织。充分发挥它们在社会管理、公民参与和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第二，在法律上要对民间组织有明确而合理的定位和分类，这是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的前提。对民间组织的法律定位和分类，应当根据中国公民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各种民间组织中寻求最大的公约数。注重定位和分类的有效性。

第三，要完善和健全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立法部门应当根据宪法关于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宗旨和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加紧研究制订一部管理民间组织的统一法律。为制定相关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同时，应当对已有的各种管理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修订和完善相关管理条款，撤销重复的规定和条例，减少管理环节，防止政出多门，提高管理效率。

第四，改革现行的民间组织审批登记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备案登记、法人登记、公益法人登记”的三级登记注册制度。通过试点，逐步实行民政部门的单一管理体制。

第五，加大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资助。可以通过直接的财政拨款，对从事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进行资助;也可以通过政府招标的形式，将政府的某些公共服务发包给资质较好的民间组织，使民间组织在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获得必要的经费支持。

第六，应当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不断完善民间组织的编制管理和聘用合同制度。使民间组织的从业人员也有自己可以依托的人事管理制度。

总之，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表现。它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而且也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和改善政府服务质量。

责任编辑　刘荣荣

作者：俞可平

第四篇：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

摘要本文从7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6个方面提出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学理思考。主要结论是：不能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外交，只有立足于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正确和适度地把握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关联、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联，牢固建立起“本土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才能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外交 研究起点 话语体系 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逐渐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了聚光灯下，中国的政治与外交日益成为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也日渐从“玄学”成为“显学”。

然而，近年来，国内学界在热烈展开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讨论时，似乎仍没有把关注点投向一个基础的核心的领域，即对当代中国外交本身的研究。这个有意或无意的集体忽视，是令人遗憾的。很显然，没有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何以谈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本文试从三个方面阐述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思考。第一部分说明问题的由来;第二部分集中探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存在的学术困境;第三部分试图对如何实现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提出一些非系统的点与块的思考。这些思考来自作者多年来的教学体会，也是出于作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学科建设的学术关怀。抛砖引玉，欢迎争鸣。

一、问题由来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成因有三：

(一)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起步晚，长期积弱，迄今仍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强势的学术阵营

首先，由于冷战时期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国外交长期被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神秘的领域，因此，在建国后最初的30年间，试图对当代中国外交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实际上是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1] 其次，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形成明确的外交档案解密制度，加上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外交的回忆录的出版，这些因素无疑都成为对当代中国外交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的客观限制。

当然，不可否认，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国内学术界的前辈仍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2]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最近的20年中，随着各项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的改善，如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3] 外交回忆录、[4] 领导人重要外交文集、[5] 外交年鉴和外交辞典[6] 等的系统出版，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逐渐“走下神坛”，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7]

不过，由于(下文将要分析的)种种原因，中国国内这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还没有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国际学界，中国大陆学者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迄今仍然非常薄弱。[8]

(二)相对于国内研究的薄弱状况，国外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不仅抢占了先机，而且经年积累，占据了强势的学术高地

如美国学界，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始，就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研究投入了关注。在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设有旨在对中国政治和外交进行全面、系统地跟踪研究的中国研究中心。迄今，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研究队伍，[9] 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日渐宽泛，[10] 美国还通过不断大量出版专著和论文集，[11] 以及在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期刊[12]上发表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文，牢牢占据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国际学术制高点。

欧洲 [13]和日本 [14]早在20世纪50年代也分别开始了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关注和研究，发展到今天，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出版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期刊。[15] 此外，在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16]

毋庸置疑，国际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成就，各具特色，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同样非常明显，如自我中心、浓厚的冷战思维，以及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现象的不求甚解、隔靴搔痒的解读，[17] 等等。

(三)问题生成

上述(一)(二)因素交汇，引发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严重不对称状况。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这种不对称状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我们看到，喧宾夺主之势还在日益高涨，以至于在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出现了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研究队伍、成果评判等等方面，都统统向“洋”看齐的现象。

这种现象，从学理层面讲，已经危及到当代中国外交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因为，“人文学科没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是难以为继的，”[18] 更遑论在国际学术界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讲，也向国内学术界的对中国外交理论和政策的贡献能力提出了挑战，因为，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国内学术界比以往更有责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原则、政策、实践等进行全面和透彻的研究，并用自己的思维和话语，对当代中国外交做出符合或接近事实的学理解读。

由于类似现象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学者呼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19] 而本文的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导权，不应继续任由其漂流在海外，为此，国内学界需要做出努力是，正视和解决问题，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视点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主导权，都尽早回归中国。

二、问题表现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国内学界表现出的问题，具体来说，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研究起点

存在的问题是，学科定位的逻辑起点模糊、学科建设思路不清晰。

如果说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曾经颠覆了许多理论论断，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经典论断，即使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依然不容置疑。由此，从学理上看，可以认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从1952年到1980年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没有设立政治学专业，因此“根据1963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而在三所高校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系”，[20] 从一开始就没有中国政治学或者外交学的学科基础可以依附，[21] 这就使得，在此后出现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其学科定位的逻辑起点更加模糊不清。[22]

目前，根据教育部学科分类指导，政治学下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按照这种分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一门三级学科，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的子方向发展。但问题是，单靠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这三门二级学科，是远不足以支撑中国外交研究的。不仅因为国际关系学本身的科学性至今仍存有争议，还因为，教学实践表明，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实践出发，而不是从中国政治与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出发，来分析和审视当代中国外交，这种本末倒置的教学和研究思路的后果之一就是，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学生由于未能得到系统和严格的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等专业课程的训练，往往对西方外交体制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远甚于对中国外交体制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23]甚至误以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不过就是等同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24]

分析表明，在国际学术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一般被视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延伸或者衍生。国外大学里的中国外交研究专业通常是设立在政治学系，而大多数真正有造诣、有功力的中国外交研究者或外交官，其学术背景也往往是中国政治或者是中国历史。同样，在中国国内学术界，那些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做出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的学者，也往往具有较为深厚的政治学、历史学或哲学的学术涵养或专业背景。

如果说，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最初不是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生根，而是从国际政治研究中发芽，因而其学科设置的逻辑起点有些先天不足，那么，从1980年政治学专业重新设立至今，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应该说这为改变中国外交研究与中国政治研究的严重脱节的状况提供了良好的学理基础。然而，令人堪忧的问题是，其一，近年来，高校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外交学学科不是在日益交融，相反，各立门户正成为趋势;其二，在更多的完全没有政治学专业的高校里，国际政治系仍在不断增建之中。[25]

(二)研究方法

这里最突出的问题是，对西方流行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盲目崇拜和教条主义运用。

无疑，在研究国际政治或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时，方法论是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也必须要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完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思辨的过程。而由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治学方法有所不同，使得我们非常愿意了解和学习西方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并尝试运用各种新的先进的研究方法。然而，一旦陷入对某种方法论的盲目崇拜或机械地照搬某种新的研究方法，可能就难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如，曾经在我们大力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时，唯心主义方法论被彻底打入冷宫，其结果之一就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界无人触及对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心理或外交行为的研究。而新的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学界似乎正日益陷入另一个极端教条主义的泥沼，即在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言必称现实主义、言必称自由主义、言必称建构主义，[26] 以至在检索近年来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时，已经很难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字眼，相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时尚”，而建构主义则更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迅速占据中国大学、研究所、杂志社的话语阵地”。[27]

尽管，当一部分学者在向“建构主义革命”高歌喝彩时候，也确有另一部分学者开始大力呼吁要在方法论问题上“破洋立中”，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已经走过了引进和学习阶段，应该改变迄今由外来引进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进行方法论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不过，方法论究竟是拿来主义好、还是破旧立新好?其实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因为方法论不是真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从来就不存在一种可以完整解释一切问题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也从来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式，先进的研究方法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研究方法的过时。[28]实践表明，随着人类对自身和对世界认识的加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一直处于被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中。而最终决定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趋向的，是思想家或理论家的客观处境和主观立场，而非空穴来风，至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创新，则通常由命题本身的性质所决定。[29]

概言之，学习和借鉴各种先进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学风，但需注意的是，当我们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论来考察中国外交，或运用一种具体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外交具体问题的时候，对于这种方法论的本质或这种研究方法的原理，须兼有学术宽容和学术批判的慧眼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因教条主义式的崇拜而误导学术研究的覆辙。[30]

(三)研究资料

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文献利用方面，国外学者在引经据典时，注重使用中文的一手材料，而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却往往以外文的资料作为权威的索引。于是乎，一些“进口的”或“出口转内销”的二手资料，常常大量地出现在有关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文的注释中。

毋庸讳言，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缺席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外交回忆录出版不足，使得有关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中文原始资料严重稀缺，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求。但是，就是在同样的研究资源稀缺的情形下，美国学者Doak Barnett却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访谈、艰苦的田野调查、细致的文献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尽管书中的一些陈述和判断存在不实或偏颇之处，但该书还是被视为填补了国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研究的空白，长期被奉为该领域的权威扛鼎之作。

由此可见，在研究资料的问题上，进行主观反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目前，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量与中国外交密切关联的基础性原始文献，如建国以来颁布的宪法及其修正案，党章及其修正案，历届党代会决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外交的部分，各种与外交相关的白皮书，[31] 建国以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阐述外交的文选，在不同场合关于中国外交的讲话集，中外条约文集，等等，都已经比较容易找到。但是，在研究中国外交时，研读分析原始资料，迄今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至于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访谈、田野调查工作和查阅原始档案的坐冷板凳的工作，虽是获得一手材料的最佳途径，但限于经费和研究习惯，国内学界有待努力的空间仍然非常大。

(四)议题设置

议题设置的意义在于，它关乎国家的外交问题意识和外交思维方式。

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议题设置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它们往在自己的外交问题意识主导下，通过在不同时期提出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或外交关系议题，主导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甚至现实的外交政策的演进方向。[32]

相比之下，中国在近60年的外交实践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在各种外交场合也日益自信，但是，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迄今中国仍很少主动地为国际政治或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或设置议题，这使得中国外交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或者说，中国总是在被动地回应各种非内生的、由外部预设或强加的外交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国际社会提出的各种肯定中国、或批判中国、或涉及中国的议题更是层出不穷。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且倾向于对中国不友好的“激进议题”。比如，在冷战结束后，针对中国国力不断增长，以美国为主的一些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相继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和主流媒体上，炮制和渲染“中国崩溃”、“中国威胁”、“中国责任”、“中国国际贡献”、“中国非洲新殖民”、“中国制造”等等夺人眼球的议题，试图通过这种强大的议题攻势达到“妖魔化”中国的目的。这类议题无疑对中国的理论和现实的回应能力提出了明确的挑战。

第二，与中国相关、但与中国外交关注重点有序位差别的“温和议题”。由西方学界或政界创制的国际议题，往往首先反映了西方各国自身的现实困境和突破困境的问题意识。虽然大部分议题往往都会以一个冠冕堂皇的概念出现，而且一些议题应该说也不悖于中国的国家利益，[33] 但由于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并非所有那些被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下置于首位的议题，就一定是目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要优先去重视的议题，因此，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这些“温和议题”的挑战，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用高超的外交政治智慧和灵活而恰当的外交举措予以回应。

第三，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中，无论是理论议题还是政策议题，其实质都是具有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的。但由于在理论议题和政策议题之间有时很难明确划出界限，而且这二者很可能相互转化，因此，一些议题往往具有“暧昧”的特点。对此类“暧昧议题”，必须要准确辨别和剖析议题倡导者的真实背景和意图，[34] 分析议题导向的后台力量，把握议题发展的趋势，避免掉入陷阱。近年来，中国虽然成功避开了“北京共识”这个典型的“暧昧议题”的陷阱，[35] 但是，未来继续出现这类针对中国的“议题陷阱”，恐怕仍在所难免。

(五)话语体系

与中国外交研究相关的话语体系，也可分为理论话语体系和政策话语体系。对此，国内学界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其一，二者混淆不清;其二，薄“中”厚“洋”。具体表现是：

第一，往往把西方提出的政策话语当成理论话语，如人权外交等。第二，对中国自己的政策话语缺乏透彻理解，甚或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来生搬硬套地诠释或检讨中国的政策话语。把美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公众外交”张冠李戴[36] 即为典型案例。第三，对西方理论话语盲目崇拜，缺乏批判精神。大量的论文都想当然地以西方理论中的概念和逻辑为标准，来衡量、诠释和批判中国外交，却很少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性。[37] 第四，对中国提出的理论话语缺乏足够的自信。尤其是当中国的外交话语不符合西方的政策期望，或者在西方的理论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概念时，没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坚持己见。比如“和谐世界”一词刚出现时，因为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术语或概念，所以，国内曾有一些学者对这一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能否被国际社会认同产生疑虑。

当然，造成中国外交话语的弱势状态，还有一个必须正视的外部原因，即美国主导的西方学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中“话语霸权”。长期以来，美欧各国尤其是英语国家在学术用语中的话语霸权垄断，主导了由外而内的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解读，不仅造成了一些话语误读，甚至出现了不少话语歪曲。[38]

(六)研究队伍

严格地说，“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除了良好的外语能力和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等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以外，就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而言，还需要有广博扎实的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其他相关国家的国别史)、哲学(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学(中外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宗教学、国际法学、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知识结构。因为，无论是从宏观、中观，还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当代中国外交，都需要了解古今中国，了解马列，了解当代西方，了解当代世界的变迁。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中国大陆起步较晚，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中国国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日渐成为“显学”，但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自然就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专家。培养一批具有扎实的文史哲理论功底，能够继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前辈们严谨治学的学风，自律自觉地将灵感、火花与脚踏实地的钻研结合起来，潜心从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专业人才队伍，已是当务之急。

(七)学术成果[39]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可以发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论文的权威期刊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而由于外交研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微妙性和“冷战思维”、“意识形态”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事实上影响了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期刊上的发表，因而，迄今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当代中国外交论文的中国学者，仍主要以“海外中国学者军团”为主。

至于在国内学界，一方面，围绕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是否“应该”以外文出版为最高级和是否“应该”以外语教学为最高级这一学术标准定位的问题，迄今仍存有争议;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如何创建中国权威的外文学术期刊，以及如何提高现有外文学术期刊的质量，扩大现有外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使更多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受到更为广泛的国际关注，这也是极为有益但仍待努力的工作。

此外，鉴于目前国内唯一以《中国外交》冠名的期刊，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汇编，因此，是否有必要创设一种《中国外交研究》专业学术期刊，或许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问题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如何回到中国

费正清曾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序言中，讲到一句研究中国问题的心得，他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40] 这句话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已成为过去的传统中国政治和外交史的解读，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解读正在发生的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实，正因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积弱太深，反而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空间。当然，当我们在思考如何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回到中国时，首要的不是什么填补空白，或者去与国际学界叫板，而是要脚踏实地地从一些最基础的问题着手。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哲学、外交思想、外交体制、外交运作(实践)等各个领域都有很多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选题值得去潜心研究。以下就提出一些点和块的思考，以抛砖引玉。

(一)历史与现状的关联

袁明教授曾中肯地指出：“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绝不是一种书斋中的概念的自我循环。那些著作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其根本在于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从大的方面看，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上是一部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其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其实就是一部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也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的起点，或者说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各种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其实都是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原……，只是，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的美感。”[41]

之所以大段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它透彻地道出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

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也必须有正确的历史史观。

大的历史观，是把当代中国外交史放在整体中国外交史中来考察。因为，无论新中国的成立、建设，还是新中国政治和外交的萌芽、成长，都与中国古代历史、中国近代历史(1840-1949)和建国前的中共党史(1921-1949)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科学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绝不等同于对当下一些中国外交热点问题的研究，其跨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近60年的外交史，包括中共在建党之后到建国之前的28年间的对外关系史，并且在探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传统政治文化根源，或分析一些历史遗留的外交问题如边界问题时，还完全有可能将视角向前继续延展到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甚至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研究中。

小的历史观，是把当代中国外交本身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基于一个独特的历史起点，近60年来，共和国的外交经历也非同寻常。当代中国的外交事业白手起家，外交资源从无到有，从少量到丰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可以说，当代中国外交走过的每一步历程，都是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精神历史的一个缩影。

概言之，只有从整体上把握好历史与现状的关联，才能够透彻理解当代中国外交的历程，理性把握当代中国外交的现状。

(二)外交与内政的关联

当代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关联体现在众多层面上。这里简单地谈谈二者在战略层面和体制层面的关联。

首先，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关联。一般而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服务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在冷战格局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使得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关联，在前30年表现为一种“外交影响内政”的非常形态。[42] 直到冷战趋缓，中国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国家发展战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后30年，外交与内政的关联才回到了“内政决定外交”正常形态。虽然，“中国到底有没有外交战略”，迄今仍是一个经常被国际学界提及的问题，但是，在厘清了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之间的关联之后，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实际上就寓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比如中国倡议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和积极倡导“六方会谈”，实际上就与中国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密切关联，可以说，这两项外交举措实质上就是服务于国家的两大发展战略，或者说，是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最高内政在外交领域的延续。[43] 由此可见，只有正确理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之间的关联，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外交战略，并有力驳斥所谓“中国扩张论”、“中国威胁论”等西方话语逻辑。

对当代中国外交体制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关联性的研究，也依然是一个相当薄弱领域。当代中国外交体制只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的外交体制必须从研究当代中国宪法的演变、政治体制的演变、人大与党政军关系的演变这些角度着手。换言之，随着当代中国宪法与政治体制的跌宕起伏的演进，当代中国外交的运作体制也经历了从建国前的组织准备，到建国后的初创、破坏、重建、制度创新等几个阶段的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特征。比如眼下正在酝酿的大部制改革就意味着原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内部设置的负责本部门一些对外业务的涉外司之间需要进行大规模整合，相应地，其与外交部的协调关系也面临着重大整合。这也是内政外交在体制上联动的一个生动案例。[44]

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外交与内政的关联，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不是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另类。既然国内学界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外交体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那么在学理上，清楚梳理、准确描述建国近60年来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关联，无疑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最应该认真完成的课题之一。

(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无论是在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考察外交决策、运作过程中的央地关系，历来是对一国外交体制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在外交外事领域中，央地关系的形态及其关联，往往被作为考察一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的一个视角。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建国以来，央地在外交外事领域的分工协作，有着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历。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地方参与国家外交、外事活动的空间和能力空前拓展和加强，无论是沿海城市、[45] 沿边省市、[46] 内地省份还是港澳特区，[47] 都在积极以不同方式或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或承担国家的外交和外事任务。实践表明，在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在外交外事领域的协作，为丰富“次国家行为体”外交角色理论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样本。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从法理层面、制度层面、运作层面对在外交外事的决策、运作中的央地关系做出梳理、分析、归纳，提炼出一套关于在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制度下的“央地关系”的独特话语解释体系，以此构建中国的“次国家行为体”外交角色的理论。

(四)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联

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对象总体上包括外交哲学、外交思想、[48] 外交体制、[49]外交实践[50]等，具体内容的研究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层面 [51] 展开。本文认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大致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旨在探寻外交的规律，而中观层面的研究一般更倾向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故属于政策研究范畴。

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研究主要指对当代中国外交所涉及的相关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在知识体系化基础上，与其他一级学科中的相关理论和基础知识进行跨学科整合，[52] 从而建立起完整的中国外交学科体系。基础研究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政策研究，则包括政策建言、政策反思、政策批判，等等。当然，无论是建言、反思还是批判，实证研究和实证评估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53]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从问题到建议的逻辑推断。[54]

虽然从理论上说，其实很难在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但对于研究者而言，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可以清晰界定的。[55] 在中国外交迅速发展的今天，全面的基础研究和扎实的政策研究都不可偏废，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为中国外交理论的健康生长提供优质土壤。因此，目前的政策研究门庭若市，基础研究门可罗雀的现象也是极待改观的。

(五)与时俱进，巩固中国的话语体系

应该说，新中国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政策话语，[56] 并形成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外交话语体系，比如，“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安全观”、“求同存异”、“和谐世界”等等。然而，目前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却面临着来自内外双重挑战，当下的任务是：

第一，既要敢于创新外交话语，同时也要敢于调整外交话语。[57] 近30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有被动型的外交话语的提出和调整，也有主动型的外交话语的提出和调整，[58] 这表明中国外交政治智慧更加成熟，对外交话语意义的理解也在日益加深。

第二，从“自言自语”的话语体系转向“对话沟通”的话语体系。从“宣言”式话语到“对话”式话语，标志着中国外交思维方式正发生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尤其是对尚处于“话语弱势”的中国来说，今后在提出中国的外交概念、政策、原则、理念时，不但要明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并且要在话语中包含有广义的关怀，让对方能够明白、理解和接受。[59]

第三，建立或巩固话语体系，绝不等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化。[60] 西方的外交话语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经验，中国的外交话语也必须来自中国的国际政治经验。由于客观存在的东西方政治传统和政治观念的差异，无论是对传统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解释，还是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解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不同立场、使用不同的表述话语中，自然都难免带有各自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留下的印痕。但如果只是一味地生搬硬套西方话语，就不仅将使我们失去对西方外交话语的局限性及其实质进行理性批判的能力，还容易使中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话语思维的主体性。对此，有学者明确提出，在建立话语体系时，“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61]

最后，从狭义的外交语言角度看，汉语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具有国际公认的法定外交地位，所以，努力巩固和提升汉语在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在国际会议、国际交流中，若以中国外交为主题，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召开的会议或进行的交流活动，要逐步提出工作语言的双语使用。[62] 这一点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此外，有关中国外交相关词汇的翻译，也要掌握中译英的主动权。[63] 至于一些具有特定中国政治文化内涵的词汇，即使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翻译，现在也有必要纠正一些不贴切的译法。[64]

(六)研读当代中国外交的原始文献和经典文献

读经典文献，包括读中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三者不可偏废。这其中，读中国的经典是核心，包括古代、近代和当代的经典外交文献。每一类经典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梳理、筛选。读原始文献，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就是要研读宪法、党章、历届党代会决议、政府工作报告、外交档案，等等。

建国以来的每一项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外交战略的提出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读经典文献和原始文献，旨在探寻特定外交话语所由产生的真实语境，这是正确解读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外交理念真实含义的学术正途。忽视原始文献或对经典断章取义，往往导致对中国外交的误解甚至歪曲。例如对“和谐世界”目前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学理解读，[65] 究竟哪一种解读更符合这一外交话语的确切含义，恐怕还得找到这个话语的原始出处。

四、结语

什么是“本土化”、“中国化”?这其实是一个难以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振兴中华是中国几代知识精英不断求索的梦想，也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外交的使命是服务国家建设，服务国民利益，服务世界和平。实践表明，当代中国近60年的外交努力，不仅维护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于丰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独特而生动的研究样本。既然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对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为什么说明、解释当代中国外交的主导权不能由自己掌握呢?

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本土化”或称“中国化”问题，本文思考的基本结论是：不应只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而应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述、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典外交文献这三大理论源泉中，均衡地吸取营养，并用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维立场和话语体系，对1949年以来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只有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视点首先投向当代中国外交的现实样本，才能扬长避短，去伪存真，才能为最终在国际学术界赢得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导权奠定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才能最终改变中国外交在国际社会中“理”未必屈而“词”穷的被动局面。[66]

注释：

[1] 冷战时期，全球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各国外交都被神秘化，在那样的国际背景下，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也笼罩着神秘的气氛。1978年以前，国家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实行严格的信息封锁。例如，现在中国发射卫星、发射神州6号，等等，都是提前预告的，但是在1973年6月，中国成功爆炸氢弹，有关消息，是在2天之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而当时在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只能根据(西北地区)所有飞机航班取消的现象，来判断有大事在发生。再比如，现在开全国人大、政协、党代会等也都是提前预告的。这样，其他国家一般也不会在三会会议期间提出重要来访的要求。但在30年前的1973年8月24日至8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高度保密的，这个消息也是在会议闭幕2天后才见诸于8月30日的《人民日报》。外界都不知道中国领导人在忙着开会，结果给外交工作造成很多不便。比如，在这次秘密的党代会期间，美国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因要回国述职并讨论基辛格10月访华的事情，希望在回国前拜见周恩来和乔冠华。他通过副外长提出请求，但结果却石沉大海，以至于他怀疑，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否有所改变。后来他虽然明白了其中原因，但仍很难理解中国政治的这种高度的神秘性。事例参见徐珏：“70年代的中国外交体制和风格――戴维•布鲁斯的驻华印象”，载肖佳灵、唐贤兴主编：《大国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2] 比如，外交学院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着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教材，此后终于在1988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教材。这本以编年史为体例的教材，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

[3] 1998年开始，外交部档案馆开始了解密开放档案工作，并在1999年成立了外交档案鉴定开放领导小组。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揭牌仪式，明确公布了《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随后，首批开放了外交部1949-1955年间形成的档案9997卷中的3000多卷共1万多份文件，占全部档案的30%左右。第二批外交部1956-1960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于2006年5月10日正式向社会开放。本批开放的档案共25651件，366551页。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的外交工作透明化正在与国际通行惯例靠拢，也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环境的改善有了实质进步。

[4] 1981年《彭德怀自述》出版首次披露了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时曾出现意见分歧的一些情况，当时引起了小小的轰动。1983年伍修权出版了外交回忆录。此后，外交回忆录出版沉寂了近10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建国50年前后，出版了一批外交部副部长级以上官员的回忆录，如钱其琛、耿飚、冀朝铸、韩叙、熊向晖、黄华等。虽然，对于迄今已出版的约50种的各类外交回忆录的学术价值，学界仍有争论，但毕竟，它们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亲历者留给学术研究的一笔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5] 如《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6] 如外交部主编：《中国外交》1983-2006年，各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世界知识年鉴》，1982-2006年，各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编：《国际形势年鉴》，1983-2006年，各卷，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7] 如关于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研究有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研究有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涉及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研究有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有关冷战史与中国外交领域，资中筠、牛军、沈志华和朱明权等学者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8] 迄今只有王缉思、吴心伯等为数不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在与中国外交相关的英文权威期刊或有影响力的英文专著中，发表了相关论文。

[9] 根据David Shambaugh在2006年的统计，目前美国已经大致形成了注重研究中国外交和注重研究中国安全这样两个团队，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美国高校和智囊机构及基金会两个领域。其中在高校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著名学者，从东部向西部有：Alastair I. Johnston (Harvard); Robert Ross (Boston College); Taylor Fravel (MIT); Samuel Kim (Columbia); Allen Carlson (Cornell); Avery Goldstein (Pennsylvania); Thomas Christensen (Princeton); Andrew Scobell (U.S. Army War College); Wang Hongying (Syracuse); Hao Yufan (Colgate); David Lampton (Johns Hopkins); Robert Sutter (Georgetown); Nancy Bernkopf Tucker (Georgetown); Margaret Pearson (Maryland); Shu Guang Zhang (Maryland); Warren Cohen (Maryland-Baltimore County); David Shambaugh (George Washington); Harry Harding (George Washington); Michael Yahuda (George Washington); Phillip Saunder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Yong Deng (U.S. Naval Academy); Li Hongshan (Kent State); Quansheng Zhao (American); Liu Guoli (Charleston); Wang Fei-ling (Georgia Tech); Wang Jianwei (Wisconsin-Steven’s Point); Ming Wan (George Mason); Chen Jian (Cornell); Qiang Zhai (Auburn); Yu Bin (Wittenberg); Thomas Moore (Cincinnati); June Dreyer (Miamin); Kenneth Liberthal (Michigan); Ed Friedman (Wisconsin); Suisheng Zhao (Denver); Peter Hayes Gries (Colorado); Li Xiaobing (Central Oklahoma); Allen Whiting (Arizona); Susan Shirk (California-San Diego); Lowell Dittmer (California- Berkley); and Mel Gurtov (Portland State).在智囊机构也有一些专家从事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研究。其中包括在华盛顿地区的Michael Swain and Minxin Pei (Carnegie Endowment); Alan Romberg (Henry L. Center); Richard Bush, Jing Huang, and Jeffrey Bad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Nicholas Lard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ates Gill, Bonnie Glaser, Kurt Campell, and Derek Mitchell (CSIS); Banning Garrett (Atlantic Council); Ted Galen Carpenter (Cato Institute); Roy Kamphausen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John Tkacik and Peter Brookes (Heritage Foundation); Dan Bulmenthal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avid M. Lampton (Nixon Center); Evan Medeiros (Rand); and David Finkelstein (CAN corporation)和华盛顿地区以外的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egal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 Jing-dong Yuan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anny Roy (Center for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in Honolulu).

[10] 在20世纪50、60年代着重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传统、历史、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因素;70年代着重研究战略三角和党内斗争因素与中国外交;80年代，关注制度、观念和行为因素的变化;90年代以降，对中国外交的研究进入大调整和转型，出现了许多新的关注点如中国崛起、中共外交政策史、中国与冷战史、外交决策、中国的国际事务的观念尤其是对美国观念、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中国的双边和地区关系，等等。进入21世纪，中国外交更加成为研究焦点，在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于2006年合编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新时期对中国外交与安全研究的20个新视点。

[11] 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列举，部分可参见David Shambaugh,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on New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Appendix, pp. 603-617; Robert G. Sutter,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Approach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Appendix, pp. 281-287.

[12] 有影响力的期刊包括Foreign Affairs,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等。

[13] 欧洲在20世纪50到60年代，主要是少数的传统汉学家和新闻记者关注中国外交的进程;70年代以后，随着中欧建交国家的增多，一些政治家和基金会也开始研究中国外交;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一些著名大学和智囊机构相继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到90年代，在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从欧盟委员会到私人跨国公司、大学研究人员和教授、智囊机构等各类组织组成的从地区到国别的中国政治与外交研究网络。

[14] 日本学界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一直具有高度的传承性，从高校到科研机构，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研究梯队。其中已经出版了与中国外交相关研究著作的著名学者有毛里和子、天儿慧、冈部达味、国分良成、小岛朋之、田中明彦等，新一代学者有青山瑠妙等。

[15] 如China Quarterly等。

[16] 详见Robert G. Sutter,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Approach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Appendix, pp.281-287.

[17] 仅举一例说明。笔者2000年在东京大学旁听一位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讲授“中国政治与外交”，一次，教授曾给学生播放一张1999年中国建国50年国庆阅兵式上“女子民兵方块队”行进的幻灯片，教授向学生提了一个设问句：知道什么是“女子民兵”吗?女子民兵平日就是商店里的普通女营业员或者是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普通农妇。课后，有学生来问笔者，是否中国全民皆兵?至于在学术论文中，类似“尼克松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如同古代朝贡使者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之类的判断，可以说不胜枚举。

[18] 笔者在两年前曾就“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相兰欣教授交换过看法。相兰欣教授在2007年出版的新著中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9] 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年版。

[20]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1] 对此，有学者指出，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是一种半生不熟的拿来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无理论基础，更无自身特色。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年版。

[22] 1964年建立国际政治系时，三校分工的侧重点分别是：北京大学重点研究第三世界和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人民大学重点研究苏联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大学重点研究西欧北美和世界经济。当时，三校国际政治系都没有研究中国外交的任务，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仅限于外交学院。外交学院曾于1964年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4)”的课程，但当时只是出了内部版的讲义。之后，直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教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则直到20世纪90年中期，才陆续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开设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两门课程。

[23] 笔者对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多次课堂摸底测试的结果表明，学生们大都能够比较准确地说出美国战后历任总统、国务卿的名字，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外交部长，却鲜有能够完全答对的。

[24] 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讨论课上，凡涉及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思想、体制等议题，发言者寥寥，而有关当代中国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实践的专题，发言者踊跃。

[25]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国内已有近70个高校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外交学系。

[26] 仅从中国国内与建构主义相关的论文来看，近年来已遍及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杂志，且在政策建议里明确涉及对日思维、伙伴关系、和平崛起等战略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和平崛起的理论研究，其逻辑起点在于建构主义”，应“将建构主义为切入点重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252页。

[27] 有学者统计，单就论文发表一项，近几年国内的建构主义相关论文，已接近美国近10年同项作品数量的总和。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第248页。

[28] 如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19世纪的历史主义、20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发展轨迹，但经典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在21世纪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参见洪涛主编：《历史与理性》，复旦政治学评论第5辑，编前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9] 一个问题往往或为价值性命题或为实证性命题，当一个问题兼具价值性命题和实证性命题的特征时，用什么研究方法则取决于研究的目的，究竟是理论指向还是政策指向。

[30]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备受国内部分学者推崇的“建构主义”在其所由产生的西方学界内部其实已经遭到了严厉批判，如肯尼思•沃尔兹就提出，建构主义根本不是理论，很难指明它到底对什么做出了解释。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8页。

[31] 截至2007年中国政府已经公开发行出版各类白皮书24种，其中与中国外交有关的包括国防白皮书、人权白皮书、宗教白皮书等等。

[32] 如“邪恶轴心”议题，最终导向了“伊拉克战争”和“朝核危机”;“失败国家”议题，最终导致了“人道主义干预”;而所谓“民主和平论”议题，则不仅为冷战思维的合理化延续，而且为一些国家试图建立所谓“民主国家军事同盟”等提供了理论口实。

[33] 比如“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减少温室排放”，等等。

[34] 目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议题的倡导者可能是政府、学者、智库或者非政府组织，等等。

[35] 林立民认为，“北京共识”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肯定，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实际上仍担心中国与美国争夺软实力，仍有“中国威胁论”在内(《瞭望》2007年第42期);郑永年认为，当西方一些人热炒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时，中国领导人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来看，拒绝“北京共识”，有先见之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7月24日)。

[36] 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针对他国公众的外交，长期以来被称为“人民外交”(people-to-people diplomacy)。包括由政府主导的对海外各国公众的外交(如驻中国外使领馆的外交官都有责任向驻在国政界要员、社会名流和广大民众介绍中国的国情或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由各省市政府主导建立对等的友好姐妹省、友好城市等;2003年国务院设立了新闻办公室，负责对外沟通交流，主持海外文化年等各类人民外交活动，等等)和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民间交流(如个人、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等)。“人民外交”虽然不是一项中国外交政策，但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和外事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在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早已有之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学术术语，最早是美国学者在1965年提出，其时有深刻的冷战背景。实践表明，冷战时期美国的“公共外交”包括通过VOA等方式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等活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公共外交”也具有双重特性，其职能之一就是由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通过“公共外交”方式向其他国家的精英和草根发动影响，进行“和平演变”。

可见，中国的“人民外交”与西方的“公共外交”，虽然在外交对象上有一定的对应性，但在内容、形式、手段、性质上是有实质区别的。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民众对国家外交的关注日益高涨，中国政府于2003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设置了“公共关系处”，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国内民众解释本国的外交政策。于是，在中国外交中首次出现了“公众外交”一词。但显然，在这里，中国的“公众外交”，其对象是本国公民，而不是针对外国公众，这一点，与美国的“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在中国外交体制中，针对外国公众的“人民外交”是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而针对本国公民的“公众外交”由外交部新闻司负责;而在美国，针对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由国务院负责，而针对国内公民的外交解释属于公共行政范畴，与国务院无关。

然而，遗憾的是，在2003年中国外交部成立“公共关系处”之后，国内立即就有学者想当然地从字面上把中国的“公众外交”与美国的“公共外交”一词挂起钩来，并开始运用美国的“公共外交”概念和理论，机械地诠释中国的“公众外交”，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公众外交”不仅对象有问题，运作逻辑也有问题，中国完全不懂公共外交，应该以美国的“公共外交”为蓝本，参照改进，等等。

孰不知，正是一些学者对中国外交部增设“公共关系处”的一知半解，混淆了中国的“公众外交”和美国的“公共外交”之间的区别。正确的理解是，美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人民外交”相对应，而中国的“公众外交”若放在美国，则属于公共行政而非外交范畴。

令人堪忧的是，这一张冠李戴引起的混淆，至今仍未澄清。很多学生对“公共外交”概念至今仍很糊涂，以至于试图写研究中国“公众外交”的文章，却要先引用一段美国的“公共外交”的理论。甚至，国内有些官员也放弃了使用“人民外交”概念，开始使用“公共外交”的概念来指称中国对海外他国公众的外交。

[37] 比如，当学生们发现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很难解释中日关系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时，往往不是去质疑这一理论本身的解释力，而是习惯性地认可其普释性，并想当然地把困惑的矛头指向外交政策。

[38] 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其原意是“要低调，不当头”(keep a low profile)，但在西方的媒体和政策报告中，这一成语往往被译成了“隐藏真实意图”(hide your real intentions under your wings)。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1世纪初，“和平崛起”概念出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正确完整地翻译成英文应该是peaceful-rise，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众多的国际会议或西方的媒体、学术杂志上，往往省略了前面的peaceful，只剩下了rise，这在字面上就已经扭曲了“和平崛起”这个外交政策话语的完整和真实的含义。

[39] 这个问题虽然突出，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成果标准化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仍在争论之中，故此处不多赘述。

[40] 费正清、R•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十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41] 袁明，总序，见[美]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王勇等译：《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42] 如中国因“抗美援朝”而不得不中止了解放台湾的计划;因“反帝反修，备战备荒”而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则使中国从1963-1980年的4个五年计划，都具有浓厚的战备计划经济的特征。

[43]“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间的关联，可以从时间序列角度得到清晰解读。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能源进口国，安全开发和运送西部能源成为当务之急，而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进口石油，需要投入巨资铺设管道。为确保石油管道和西气东输的安全，1996年中国倡议成立了以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为要旨的“上海五国”，2000年中央提出发展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西部大开发”计划，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打击三股势力依然是核心宗旨。同样，从时间的序列上，完全可以找到对“六方会谈”与东北振兴战略之间关联性的合乎逻辑的解读。

[44]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多项职责交叉，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也涉及14个部委。而在目前国务院的28个部委中大都设有涉外司(局)。在大部制改革后，一些部门原有的涉外司必然进行功能性合并，因此，外交部与之协调的机构也必然面临相应调整。

[45] 如以上海市外办为例，截至2007年，上海共有62个总领馆(占全国领馆120多家的一半);名誉领馆5家;境外媒体88家，150多人;友好城市70个(自1973年横滨开始);全年举办国际会议200多场次;常驻外宾，可查的在11万到20万;外企4万多家。

[46] 如中国云南腾冲与缅甸有悠久的民间往来，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对外交往之一，但二战后基本停滞。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滕冲县政府以侨搭桥，在1992年与缅甸7个部的部长在甘稗地签署了翻修滕密国际公路的协议，1993年5月建成通车。2003年重新修路谈判开始后，缅甸的总理、国家主席、国防部长都表示积极支持。2004年腾冲县政府再次与缅甸密支那政府达成协议，投资5亿8千万重修这条路，2007年4月，腾密公路正式开通。中国一个不大的边境县以民间方式与另一个国家沟通，主导一条国际公路的修建，并且在谈判过程中，腾冲县政府一直与缅甸政府、人民军、独立军三个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公路修建中也得到缅甸各方政府的通力合作。滕密国际公路的成功合作，可谓中国地方行政机构在改革开放后创造的一个民间对外交往的奇迹。详见孙敏：“腾密公路——前往密支那的道路”，载《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8月，总第562期，第117-131页。

[47] 如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关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等等。

[48] 包括外交战略、外交原则、外交政策等。

[49] 包括决策体制、运作体制、辅助体制等。

[50] 包括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等。

[51] 其中宏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政治角度阐述外交，把外交理解为内政的延续。据此，战争也被认为是外交的范畴。其核心概念是权力，即外交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象征。中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阐述外交，认为外交是除战争以外的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原则、政策、手段等。其核心概念是秩序和利益，即外交是一种国家间围绕利益的博弈和较量。微观层面的外交，主要是从外交学层面阐述外交，强调外交是专业人员从事的专门工作，包括谈判、斡旋、外交官、外交机构、外交规范等。其核心概念是技巧，即外交是展现国家政治智慧的一门艺术，是职业外交官纵横捭阖的创造出来的一幅图画。

[52] 如历史、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

[53] 一个可资借鉴的政策研究的范例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实现向联合国进军的目标，日本人事厅组织日本高校学者在1983年提出了一份《国际组织人才选拔与培养》建议书。该建议厚达200多页，其中详细研究了国际组织机构的各种职位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合日本争取的各类职位的人员及人数的具体政策建议。此后，日本成功地相继推出了绪方贞子、明石康、植木安宏等一批优秀的国际组织高级官员。

[54]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论文中提出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反省，如认为中国应该抛弃韬光养晦，不必固守不结盟概念，少提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但是，这些建言多为三言两语式的观点和推论，而无实质的政策批判的逻辑和实证。比如，众所周知，“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性语言始用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中国遭遇西方各国的强大压力，而苏联、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又相继瓦解，西方世界都期待着中国的垮台。在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外交情势时，邓小平提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16字方针，其中，“韬光养晦”的初衷是告诫外交工作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保持冷静和低调，不做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如果学者提出对这一政策延续性的质疑，就必须做一个完整的负责任的论证。

[55] 高校的学者通常具有基础研究的优势，而研究所和智库需要承担起政策研究的职责，故无论是学者在高校讲坛上剖析反省批判政策，还是研究员在政策建议中使用抽象的理论和概念，都需要格外慎重。

[56] 如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中国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从“结盟-不结盟-伙伴关系”的话语体系转换等。

[57] 笔者赞同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话语的理性回归。从国家发展战略看，“和平发展”更符合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还有众多的民生问题尚待解决，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服务。从国际社会看，以日本为参照。战后日本在1968年GDP已位于世界第三，但正因为成功地韬光养晦，才真正实现了今天的富国强兵。即使如此，日本到目前也只提出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不提作一个“崛起的国家”。这其中，就体现了一种外交话语的使用技巧。虽然，“和平崛起”是中国在回应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而提出的一个外交话语，但一个国家是否崛起，以什么方式崛起，是以事实来表明和检验的。因此，在西方转而妖魔化“崛起”一词的含义时，中国明智地逐步将“和平崛起”这样一个极易被误解、被歪曲的词汇从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体系中淡化出去，回归到“和平发展”的表述，表明中国在选择外交话语时，也已日趋成熟和稳健。

[58] 如被动地提出了“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但在主动淡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时，又主动提出了“新安全观”、“国际政治民主化”、“多极化战略”、“和谐世界”等新的外交话语。

[59] 既往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外交原则话语的成功提出，迄今，这一外交原则话语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60] 一种颇为流行的错误观念以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而把中国外交的问题用西方的话语来进行解释，就等于完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61]“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参见郑永年：“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8月21日。

[62] 西方的第1代到第2代“汉学家”一般都曾在中国大陆习得中文，能阅读古汉语;第3代的“中国问题学者”多数在港台地区学习中文，但还是能阅读《毛泽东选集》等汉语原版;而第4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少没有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经历，虽能用汉语交谈，但精通中国国学者已为数不多。由此可见，对现代汉语和中国政治文化理解程度的有限性，已经成为各国“中国问题专家”正确解读中国外交的障碍之一。

[63] 例如赵启正指出，“龙”在中国文化里是力量和运气的象征，与西方dragon有很大的不同，外形就非常不同，dragon在西方是有负面的隐意的，因此，中国的“龙”应该翻译成loong。同样，京剧译成Peking Opera从译名上就白白丢失了中国特征，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和其他的资深辞书家，都认为应该译成Jingju更为合理。参见赵启正：“京剧不是‘北京歌剧’”，载《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6日。

[64] 比如朝贡体系，一般翻译成tributary system，但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Chaogong system。因为，中国传统外交中的朝贡体系，不是以大压小，以强欺弱，而是具有“薄来厚往”的特定含义。

[65] 一种解读认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这个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说明中国外交从理论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向传统文化回归，是要用儒家的和谐文化造福13亿中国人，为了与世界各国共建一个和谐的世界。此外，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还可以为“韬光养晦”划上句号。另一种解读反驳前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理论，其核心价值，与传统和谐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建设的目标不同，所服务和维护的社会制度不同，包括荣辱观在内的价值观念不同，时代精神也不同。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需要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得到历史的借鉴，但绝不能在核心价值体系上丢掉自己的根本，不能搞历史的错位。回归儒家文化之说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否定。

[66] 参见相兰欣：“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载《读书》2007年第12期，第32-38页。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8年1月

作者：肖佳灵

第五篇：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

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9月17—18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五十多家社会学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的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对中国社会学当前的研究任务和未来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作者：任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