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推荐8篇）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篇1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社会科学具有决定经济发展、调控政治发展、主导文化发展和推动人的现代化的重大作用,现代化所以没有首先在在中国产生和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停滞落后和失误.因此要加速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大力推动社会科学发展,实施以社会科学率先现代化来带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作 者：王忠武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山东,济南,250100刊 名：齐鲁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QILU JOURNAL年，卷(期)：“”(5)分类号：C1 B03关键词：社会科学 中国现代化 社会科学现代化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篇2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是中央准确分析世界他国农业发展道路与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比较优势, 全面把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农业新要求的基础上,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不能照搬其他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从世界范围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历程分析, 不同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基础的国家发展现代农业所走的道路大多不同。地广人稀、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国家, 例如美国。这类国家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标, 凭借其发达的现代工业和能源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 通过扩大种植面积来实现规模效益。这属于典型的“劳动节约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地少人多、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 例如日本。这类国家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主要目标, 凭借其以发达的生物科技, 改良农作物品种,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来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并提升其附加值。这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耕地和劳动力资源比较适中的国家, 例如西欧的法国、德国等。这类国家采取的是机械技术与生物科技并重的策略, 不仅广泛运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 加强农业科技的普及和推广,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还广泛运用生物科技, 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因而被称为同时兼备“物力投资”和“智力投资”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模式。很明显, 中国在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 与上述国家均有所不同, 因而不能照搬他国模式, 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大国优势与市场优势。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相对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农业现代化推进时间较晚、进程较为缓慢, 但这也为我国提供了后发优势, 即我国可以借鉴他国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 更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优劣势, 避免“走弯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大国优势。相对于美国、日本、西欧而言, 我国疆域辽阔、地貌多样, 不同地区可选择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实现模式, 因而具有较大的优势;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我国人口众多, 市场需求巨大, 特别是随着推动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 我国居民需求量将不断扩大、需求层次也将不断提升, 这为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就我国粮食消费而言, 有专家估算过, 按人均GNP每增加10 个百分点将增加粮食间接消费430 亿kg计算, 未来粮食的间接消费需求量到2030 年将达到3210 亿kg。而与此同时, 2020 年和2030 年, 中国粮食需求总量也将先后达到5800 亿kg和7200 亿kg。[1]

总之,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重点是在发挥我国后发优势、大国优势与市场优势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大规模经营模式, 也不同于日本小规模经营模式, 更不完全等同于德法“折中”经营模式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2概念辨析: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当前, 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历史阶段。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建立现代农业就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区情和农情,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1 中国必须推进农业现代化、建立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既不能停留在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阶段, 也不能长期停留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并存的尴尬阶段, 因为是否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事关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因而, 必须加快中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2.2 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建立现代农业必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纵观世界各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可知:各国虽然建设现代农业的模式不尽相同、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方式不尽一致, 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国家都立足于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 从满足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出发, 从国际国内农业发展的竞争着手, 来推进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建立特色的现代农业, 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当然, 中国也不能例外。

2.3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区别于实现模式

“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这两个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联系上来看, 农业现代化道路涵盖面更广, 包括实现模式;从区别来看, 农业现代化道路更侧重研究“性质”问题, 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而产生的诸多矛盾;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属于操作层面, 研究的是在各地“农情”的制约下农业发展的具体方式及如何解决农业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和组织形式等问题, 一个国家可以在走同一条道路的前提下实施不同的模式。马克思对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分析“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世界各国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注已经从生产关系层面向生产力层面转化, 侧重于从要素配置 (舒尔茨) 、技术变迁、制度进步 (拉坦、速水佑次郎) 、经济结构 (刘易斯) 等角度去研究。

综上,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有其科学内涵, 即立足基本国情、区情、农情,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 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建设现代农业为中心任务, 以农业产业化、市场化为导向, 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农业经营体系为核心, 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为支撑, 以科技创新、产业协调、城乡一体为动力, 以自然资源节约、劳动和技术集约利用、家庭承包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协同推进、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不断创新的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为技术路线, 以农业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后发追赶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3灵魂把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之“鲜明特色”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是在遵循世界农业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农业发展特殊规律基础上所形成的, 因此独具“特色”, 而对这些“鲜明特色”的深入剖析为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崭新视角。

3.1 特色的发展前提: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情与特殊的发展阶段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日益严峻, 特殊的国情、农情主要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偏小、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薄弱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大方面。人均耕地面积偏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1) 》相关数据计算, 2010 年中国农村人口仍占50.05%, 而耕地面积已减少到18.26 亿亩, 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 亩,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薄弱, 这严重降低了农业防灾、抗灾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呈明显的增大态势, 较之20世纪我国农业受灾面积扩大了34%。[2]2010 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3742.59 万hm2, 绝收面积486.32 万hm2, 导致直接经济损失5339.9 亿元[3];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阶段下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时期。也就是说,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点, 使现代农业的发展能够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同时,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顺利推进还必须努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并从根本上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3.2特色的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的多样化实现形式

农村集体经济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经济形态, 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农村的依托体,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本质在农村的实现, 即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就能够推进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有效缩小贫富差距, 并逐步向共同富裕迈进。因而,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在经济体制层面的一大特色就是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因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内在要求。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又代表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坚定方向。只有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才能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主体地位, 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增强市场博弈能力;有助于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与农民增收的稳定性;有益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从而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生产力的提高要求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 而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在农村实践载体的农村集体经济及其组织, 其发展必然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追求, 实现共同富裕。

3.3特色的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得于真正确立, 先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从思想与理论上澄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次是在实践中扶持农民自创的生产责任制, 允许农民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而从本质层面剖析,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经营制度。它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力的低水平状态而采取的公有私营形式, 即将集体统一经营的形式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并存的形式。同时, 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 又通过家庭分散经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因而符合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形式, 它表明土地在归集体所有的情况下采取家庭经营的形式。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时期, 农村集体经济采取的是农户家庭个体承包经营与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 将农村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相分离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现实要求。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不是指发展私有经济, 而是表明我国农村发展的是一种低水平的集体经济, 它符合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要求, 其发展的总方向是农村集体经济。

3.4 特色的生产力发展方式: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不断提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综合保障能力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上,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心就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综合保障能力, 进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对我国家庭分散经营方式下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现实, 要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 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制度在确立初期确实释放了巨大的农业潜在生产力, 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快速发展。但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现有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越来越成为限制农业新技术使用、阻碍农业规模经济实现、妨碍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主要因素。而与此同时, 集体经营层面也越来越弱化、不能很好发挥其应有功能。因此, 必须顺应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 努力协调“统分度”, 在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同时,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必然选择, 它可以满足科学种田和农业生产社会化、产业化与现代化的要求, 能够有效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能够将低水平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到高水平的农村集体经济, 从而实现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目标;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综合保障能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因为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而增强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综合保障能力是针对我国国情与农情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资料显示, 2004 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9 个一号文件, 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举措, 实现了粮食生产的“九连增”。然而,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受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能源、国际市场等因素的影响,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

3.5 特色的市场占有能力:围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着眼于全球竞争, 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众所周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具有趋利性, 偏向于投入投资收益率较高的经济作物和二三产业, 粮食的弱质性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从国际范围看, 我国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处于比较劣势, 同时粮食产品科技含量低, 市场竞争力弱, 经济效益低等问题已经凸显。由此可知, 我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市场竞争力偏弱, 因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把握国内国际市场农产品“竞争点”, 优化产品质量。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积极发挥自身绝对优势, 不断挖掘比较优势, 并最终以质优、价低、特色、绿色来取胜;增强农户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组织起来的农户可以统一面向市场, 统一经营, 在避免分散农户间因不良竞争与“跟着感觉走”低价出售农产品等问题出现的基础上, 通过提高单个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来增强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博弈力量, 解决农户生产与市场对接的问题, 从而使农户整体获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户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统一服务, 由此避免了单个农户在获取信息、技术指导、为销售农产品讨价还价及市场交易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给农户造成损失等方面产生的费用。

3.6 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举措: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创建农业生态文明, 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同存,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理解农业循环经济的科学内涵。农业循环经济是在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农业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基础上, 继承二者之优点, 摒弃二者之弊端发展而成。它本质上是生态经济, 旨在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生态文明;农业循环经济能够促进生态文明。从历史上看, 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3 个阶段。目前, 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 而农业生态文明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则是指在处理农业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它要求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以循环经济为发展模式, 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形成新型生态农业;生态文明的构建需要不断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从现实状况看, 生态文明发展趋势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从价值取向看, 农业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核;从发展绩效看, 农业循环经济促进生态文明的构建。当然,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创造农业生态文明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 它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共存,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岸根卓朗.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国家减灾网[EB].http://www.jianzai.gov.cn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篇3

【关键词】 核心价值体系;社会转型;现代化

社会实践的变迁,是新的思想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和时代要求,但新的理论是否必要最终是由实践发展所决定的。当前,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反映在人们的思想就由单一变为多元,人们的经济观念、市场观念、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以及开拓进取精神大大加强了,进而适应这种社会存在而建立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必然。理论观念的变化根源于社会实践的变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之所以可能,根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实践基础。

一、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转换

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生活方式深刻变化,这一切都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活动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空前的冲击。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制经济,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观念。由于市场自身的弱点,市场的趋利性、盲目性、排他性以及体制转换的大变革的影响,使得一些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受到怀疑和挑战,旧的价值体系不适应现实的某些方面明显暴露出来,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对效益的追求和对物质的享受只有在人文价值观的指导和规范下才是合理的。由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特殊境遇,一直把关注点集中在社会历史运动的表层,即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忽略了现代化的深层文化内涵,延伸到精神层面,导致了价值选择的政治功利性。

二、我国现代化发展特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现代化”大体包括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信息的快捷、对个人及其社会认识的进步、科技革命带来的高速功效,以及为开拓未来世界提供的有利条件和准备等方面,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从历史上来讲,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

1.中国的现代化有其特定的特殊性

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非自发地开始的,中国共产党80年的奋斗历程主要是围绕推进中国现代化而进行。在革命战争时代搞武装斗争乃是为了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建国后的建设则是利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有利条件发展生产力,向现代化目标迅速前进,改革则是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殊性在于,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这决定了现代化发展面临诸多特殊的要求,这些方面必然也在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方面表现出来。

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急速而深刻的变化,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社会思潮,也存在着价值取向的多样化。这些思想、社会思潮与价值取向交织在一起,不免鱼龙混杂,其中一些错误的思想、思潮与价值取向必然影响人们的意识,使许多人认识模糊、思想界限不清,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方向,进而在行为上无所适从,在心灵上迷失方向。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就可能出现思想意识上的分化,进而出现精神世界的危机。在如今日趋多样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已经出现了某种分化的倾向,如果不去积极主动地整合各种合理的社会意识,凝聚一切积极的思想力量,就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文化的和谐,甚至会出现社会动荡。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各种思潮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中国的现代化是后置性的,是一种被西方的现代化被动激发和诱导出来的。就它本身来说,既没有现代化的历史资源,也没有现代化的心智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表象的模仿和生硬的嫁接,是一种绝对不得要领的粗糙的移植。从一个传统的其历史是同构同质的中国要一跃而嬗变成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这中间显然有多项的缺失,且缺少现代化所必需的特定程序和过渡环节。

现代化需要一种心智和精神方面的配套和准备,否则,它只能是一张空头的支票,永远无法真正兑现或者它只能是一种单向的现代化,局部的现代化,一种有失偏颇的现代化,不是真正、全面的现代化。一种没有强大深厚的人文精神与之配套的现代化无疑是一种病态的现代化,是一种恐怖的现代化,一棵没有精神根基引导的现代化之树,无论你怎样去灌溉,去栽培,去催生,它结出来的肯定是一个苦果,这就像一种非正常受孕的产物,必然是一个怪胎或畸型儿一样。

如果中国人不从内在的精神层面去修正他的惯性思维,仍然继续按照这种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无疑它的负面将会多于正面,祸害将会多于福音,苦涩也将会多于甜蜜。也许有一天物质生活是现代化,但同时一个反自由、反民主、反个性的社会也同样是现代化。这是一切心智正常和稍具良知的人都不愿看到的画面,在一个物质相对富裕的社会,人们实际享受到的却是一种无比野蛮、无比受强制的生活。这生活也许物质日渐丰足,精神却绝对奴役。

2.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现代化发展

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和发挥着统领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社会在建设发展中也形成了它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价值观念的体系就只能是客观的价值关系或价值事实在人们的主体观念中的反映。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不是人们强硬杜撰出来的僵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强制人们贯彻执行的思想观念,更不是仅仅挂在人们口头上的空洞口号,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提出来。它的提出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深刻的背景与意义,它向世人展现了我们党在思想上的旗帜。

首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往往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当今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急速而深刻的变化。变化着的社会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社会意识中来,其集中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和理论创新成果。为了使人们真正深入理解、认同和贯彻落实这些执政理念和理论创新成果,就必须从中提升出基本或核心的价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要求,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保证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其次,不论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不可动摇的。只讲价值导向上的一元化而排斥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必将产生思想僵化;反之,只讲价值取向上的多样化而否定价值导向上的一元化,必将产生思想上的分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面思想旗帜,就是昭示人们,不论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怎样变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是不能动摇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而产生的思想分化,进而为和谐文化提供共同的精神纽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更清醒、更坚定地把握和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有利于更清醒、更坚定地把握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为了弥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人的价值真空和纠正一些人的错误价值取向的需要

当前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在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突出价值观问题十分重要。党特别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和谐社会在文化上的根本,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正是为了解决近年来一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上的某种迷茫和混乱,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诚实信用缺失、利益争端纷扰、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短期行为盛行等问题。党选择价值观作为突破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在全社会凝聚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重塑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多元价值观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取得人们思想共识和公共认同的主要抓手,非常必要和及时。

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如何,会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会影响社会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更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命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确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今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对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具有某种值得汲取的合理成分,当涉及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时,应选择符合当今中国客观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正确的方向与轨道,就必须确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思想渗透的压力。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极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和变革,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使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行动指南,是国家的主心骨,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王培芝.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J].理论视野.2007(9)

[2]王芳明.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N].安庆日报.2007-4-27

[3]韩庆祥.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意义[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10)

[4]周以侠.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J].唯实.2007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篇4

中国现代化与市场化中的社会基本矛盾

改革浪潮将中国推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一个现代化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相互交织、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同时并存的过渡社会阶段.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社会主义过渡科学理论研究的基本主题.

作 者：姜月忠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刊 名：学习论坛英文刊名：TRIBUNE OF STUDY年，卷(期)：“”(11)分类号：B032关键词：二元结构 双轨体制 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基本矛盾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篇5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是关键。实践农村和谐社会最重要是农民现代素质的培育。没有农民现代素质就没有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更谈不上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秩

序。

一．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评析

依法治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而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则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要求。现代法律意识指的是以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观念体系，包括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正意识、维权意识、程序意识、效率意识、道德自律意识、规则意识、敬法守法意识等。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立法工作、法律实施及经济建设等颇具现实意义。

（一）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立法

法律意识在立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通过法律意识，也正是因为法律意识，立法者才„捕捉到时代精神‟，并将之反映到法律文件中。”（注：[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农民法律意识在农村立法中的具体作用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具有“评价”与“校正”功能。所谓对立法的评价是指社会主体依据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的评价标准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要求，是否具有正义性、可实现性、可操作性所作的主观价值判断。农民评价法律总要具有某种评价的尺度和标准，而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农民自身法律意识水平。农民法律意识的立法评价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民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态度和感情，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得到农民心理认同，从而影响到立法在农村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一体遵循。此外，如果立法与绝大多数农民的法律意识相背离，不能得到八亿农民的广泛认同，就可能导致法律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法律意识的这种对法律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的功能，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意识对立法的“校正功能”。另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是农村立法的重要补白。法律意识对立法具有“补白功能”是基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使然，因为农村立法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完全适应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持续变迁的过程中，法律自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使它经常不能适应农村和谐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

些因素常常导致立法难以跟上农村和谐发展对法律的需求，出现某些法律调整的社会空白领域。而在这些无法调整或法律不完备、不健全的社会关系领域，法律意识往往能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即农民往往根据他们的法律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把法律意识的这种功能称之为“准法律功能”或“补白功能”。

（二）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法律实施

在农村社会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农民的法律意识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对农村社会法律规范持认同、支持态度（坚定的法律信念）对农村法律的高效益实现以及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极具正面效应；与之相反，与现行农村法律相悖的法律意识（诸如法律信仰缺失及厌诉心理、权力依附心理等）却是农村法律实施的巨大障碍，是与农村和谐社会格

格不入的。

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是农村和谐社会法制建设的最基本前提，农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将会为滥权与专横提供广阔的空间；农村基层法律机关法律信仰的缺乏，则会使法律的公正与权威遭到无情的嘲笑。“法治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法律逐步获得并保持神圣性的过程。”（注：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7年第2期。）正如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加国民普遍的服从，信仰法律是“普遍服从”的前提。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法律的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在当今中国农村，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并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使广大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再加上部分法律对农民的确存在不公正之处，最后导致农民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如此现状，何谈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而法律信仰又是和谐社会建设工程中的基本支撑力量。没有农民的法律信仰，根本谈不上农村和谐社会中法律实施效果。

（三）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中的农村市场经济秩序

法律意识的价值取向和法律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但是，法律意识能否正确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民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则农村社会经济建设就会比较顺利，得到高速发展；相反，如果农民的法律意识不能正确、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法权要求，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作了片面的、歪曲的反映，则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困难重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可能被扭曲，发生变形或畸形现象。

事实证明，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中的民商法律意识对农村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民商法律意识至少应当包含诉讼法律意识、契约

自由观念、主体平等观念、诚实信用观念、等价有偿观念、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观念等。只有国家和农民将这些法律意识和观念要素全面反映到民商法律制度和农民的民事行为之中，农村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否则，农村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就会被扭曲和变形。如没有诉讼法律意识，农民在解决利益纠纷、维护自身权益时，就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更谈不上培育“寻求法律救济”的法律心理；没有契约自由、主体平等、等价有偿的观念，就没有市场交换的公平正常的进行；没有诚实信用的观念，农村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制假卖假、不履行合同等现象；没有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意识，农民就不可能在民事和商事活动中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自觉承担民事活动和商事交往中的法律责

二、制约中国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培育之因素分析

梁治平先生在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困难时，曾经分析道：“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当代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决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注：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对此，笔者颇为赞同。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中，除了上述传统法律文化因素外，还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极具障碍功能，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外行政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与农民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从出生后的户籍登记开始，工商、税务、公安、司法、房管、村委会等等，伴随着农民的一生，它们依法运转是农民高质量生活的保证。行政法治之实现程度既是衡量一个国家秩序化的根本标志之一，亦是中国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表征。但在农村实际生活中，行政侵权、行政越权、行政失职等法外行政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周广立现象（四年内免费代理行政官司251件）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农村行政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无怪乎百姓感叹道，在基层，需要法制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不仅仅是我们，更主要的是政府官员！如此法外行政行为普遍存在，其对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推进之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

法治社会，必然是权力、权利相互尊重的社会。但目前在农村，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行政文化中“官本位”之观念仍在一些基层行政人员头脑中根深蒂固，将行政视为对民众的一种绝对权威支配，无权力受限意识，法外行政行为屡见不鲜。根据徐显明先生著名的“权力权利守恒定律”（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行政权扩一分，公民的权利便少一分。如何唤起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及对法的理性遵从，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法治化之关键。法外行政的泛滥

（权力的无限性）必然导致民众追逐权力、迷信权力、崇拜权力；相反，若在权与法的较量中，权力不再是一匹放纵不羁的野马（法律成为控制它的缰绳），必然会使农民产生还是“法大”的质朴感觉，消除“法大还是权大”的困惑，对权力的迷恋就会被对法律的崇拜所

替代。

（二）普法畸形、执法粗暴、司法腐败

作为农家子弟，曾亲眼目瞩了那些父老乡亲是如何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的。

我曾多次见过县里、乡里组织的法制宣传，一辆大卡车停在村口，大喇叭对着村子高声吼叫着譬如抗税、漏税负什么责任，违反计划生育负什么责任，违反土地政策负什么责任，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甚至很多地方性规定，这些规定全部是凶巴巴的禁止性条款。而车上的人呢，早跑到村委会去吃狗肉、喝烧酒去了，时不时还传出些行酒令和划拳声。可以想象，农民能对这些断章取义、只见义务责任不见权利保护的“法律”感兴趣吗？再看看那些铁路公路沿线的标语吧：“谁失火，谁坐牢”、“计划生育也是法，违法要罚款”、“横穿铁路，轧死不赔”……如此这般变异的“普法运动”把法律完全丑化了！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粗暴“执法”、违法执法则会让农民深感畏惧，甚至恐惧。催粮催款时，乡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联合执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将超生妇女“五花大绑”，如果是“超生游击队”，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将家俱全数充公、房屋推倒；农民未交“买地钱”，算成违章建房，乡政府租来推土机“行政强制执行”；去打工先交大笔钱“买”了暂住证、未婚证再说，去深圳的还要边防证，否则算成“三无人员”，被联防队员用绳子一捆，收容遣送了，等着家里拿钱来赎吧。然而，当他们被无故开除，被联防队员暴打，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而不得不去进行被城市人讥之为的“跳楼秀”时，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合同法、行政诉讼法、劳动法却形同虚设。这时，法律在农民权利保护的正义时空中却

“无故”缺席。

对于这样被异化的“恶法之治”，他们宁愿选择礼治。如果有一天，中国九亿农民不怕法律了，欢迎法律了，那么，我敢断言，真正的法治便为期不远了。到那时，农村才真正地步入了和谐社会。否则，我们仍将在“初级阶段”徘徊，甚至倒退。

（三）部分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

从传统视角来看，中国，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社会有序化，多不依靠法律。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争议的解决，依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诉讼作为一种法律赋予的以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活动，本可以构成民间冲突、官民冲突合理裁决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一般平民百姓看来，“对簿公堂”是违背“和为贵”之祖训的，正如《大宅门》中的二奶奶所言：“居家过日子，以息事宁人为好”，“一场官司十年仇”，“怨仇宜解

不宜结”，“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是传统国民以“曲则全”、“和为贵”、“不争”为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法律制订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是和睦相处与和谐。”（注：[法]加勒·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之所以不愿诉诸法院，依然存在厌诉心理、“包青天”意识，除上述传统法律心理以及“有罪推定”的司法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当今中国农村法律运作的残酷现实使然：首先，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农民出不起诉讼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一场官司从一审到二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农民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住食宿费、交通费，甚至付不起举证材料的打印费。其次，农民没有能力克服自卑。农民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包青天”，只有党和政府帮他打官司，他才敢打；只有“包青天”存在他才敢“民告官”。否则，农民是不会自信地走进法院，讨回公道的。再次，农民无力冲破“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获得公正的判决。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广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来打去，打得双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多数情况下唯有在无奈中选择委曲求全，接受强势者一手炮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亦是影响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制约农村全面和谐建设的重要因素，但较之前面的二个方面，则是我们最不该责备的了。

三、转型时期对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几点思考

（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克服传统法律心理消极影响，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

我国农村法治社会的建构，说到底是按照现代法治社会的样式对传统社会的逐步改造。其中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显著成效，是法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最具基础性的强大动力源泉，是培养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生产力和封闭的生活方式是宗法等级意识、权利淡泊意识、畏法与厌诉心理等滋生的温床，同时亦是培养现代法律意识的巨大绊脚石，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西欧大陆一些国家的发展状况时指出：“这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苛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对培养公民现代法律意

识的重要性，没有高度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推毁小生产方式及传统法律心理对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消极影响，更不可期望社会正义制度化。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经济，主要靠市场主体拥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自主活动，而不像计划经济那样，主要靠权力和被动的服从来活动。在自主性经济中，农民有自主权，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从而培养权利意识和自主精神；市场经济是平等性经济，市场主体都是平等的，平等交换、平等竞争，一切交易都要公平、自愿、等价、互惠才能成立，而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老大、“集体”老二，“先公后私”。这有利于培育农民的平等意识与习惯；市场经济是契约性经济，市场主体靠主体之间的契约联结在一起并进行活动。契约（合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平等、自愿订立的“法律”。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广大公民在合同的订立、履约和违约后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过程中，在与切身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亲身体验着法治的优越，培养着法治的精神。”（注：公丕祥：《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为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契约精神等法治意识提供肥沃土壤。

（二）注重实践环节、讲究实效，充分发挥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了以法律手段取缔风俗习惯的暴力性和政治风险性：“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精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要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就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用法律去改变的话，便将显得过于横暴。那个强迫俄罗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让进城的人把长袍剪短到膝盖上那种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

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农村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严厉打击了农村原有民间组织。在反“封建”、破“四旧”名义下对各种传统观念和民间知识的全面清理，目的是想通过强制性改造运动把旧时的农民改选成新时代的公民，并以正式 的法律去取代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但事实上却证实了孟德斯鸠预言，乡规民约依旧以其合理性在农村社会顽强地生存着，同时亦验证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农村社会“合理而不合法”的现象甚为普遍，这不能不再次引起立法者的深思！事实上，当法律抛开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试图强行介入农村时，国家的正式法律在农村社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地气”（根基）。因为为了使法律家喻户晓，常常需要习惯作为补充，毕竟立法者所用的概念要求借助习惯予以阐明。在一个文明与落后同在的国度，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我们不能忽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的成长土壤与社会功能。正如列宁所说：“假使我们以为写上几百条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会是十足的傻瓜”（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1页。）善待好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也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在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依然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习惯，对习惯、习俗等民间法的遵循大大超过了对法的呼唤，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注：田成有：《乡土社会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我国法制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送法下乡”的运动，的确不能完全消除和摈弃人们心中认可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现阶段的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存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此，我们的确不能从所谓现代法治的视角形而上学地指责和讥讽农民们的“合理不合法”行为。

需要澄清的是：重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社会的调节社会关系之作用，并不是说农村社会不需要国家的法律，更不是主张国家政权应当从农村社会中彻底退出。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农村从遵循村规民约向信仰国家法转换是必然之事。这既是乡规民约自身缺陷使然，更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会挤压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进而使之退出农村社会。此外，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又有良莠之分。唯有“优秀”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与“善”的国家法相结合，方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获得合法性存在理由，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切实

培育出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观和秩序观。

（三）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从根本上为培育农民“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意识提供条件

民意调查表明，农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法律权威的实现程度，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尊重程度；国家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在农村运行的状况；法律法规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保护程度。基于此，在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为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意识，我们既要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又要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就目前而言，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使农村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尊重法律，真正做到“法内行政”，杜绝权力私化现象。而要防止和杜绝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等现象，仅仅靠自身所谓的党性、法律知识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因此要根本制约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之恶行，必须要建立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以保国家权力不受任何人的主观任意的支配，实现法律的至上权威。而要实现法律权威必须做到：一方面，党政机关坚持“权力法定”的原则，即要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职责，不可随意推定（扩大）自身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要有不依附党政机关的专门监督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和检查。中国目前的确有专门的监督检查机构，但其人事、财政、考核等皆依附于同级党政机关，让依附者去监督被依附者，堪称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

第二，改革现有的农村诉讼体制，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法律援助力量。大多数农民对“告官”之事是敬而远之，首先是惹不起，其次是打不起。农村现有诉讼体制的弊端突出体现为诉讼成本（全方位的）太高。这正是农民申冤不得不在无奈中绕开国家法、另辟蹊径的根本原因所在。笔者在此还想提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可否认，这种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法律制度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化的、范围极小的“施舍”，又有多少农民能够“按需分配”呢？除了个别死刑犯或标的很大的当事人能享受这种待遇外，又有几个农民能亲身体验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呢？可以想像，一个根本不打官司、打不起官司的农民，他能信仰法律吗？ 第三，加强农村失业、医疗等社会救济立法，国家应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

至今为止，我国始终没有考察农村的失业问题。按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维持目前的农产品产量所需劳动力不超过现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一年平均有效工作日不到一个月，没有兼业，又没有资本的农户，只能在贫穷中度日。“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对九亿农民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政策，就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使农村失业、社会救济制度化，还农民以真正的公平待遇。在这方面湖南省某县走在了最前面，其推行农村医疗保险，由县镇政府、农民个人按比例投资保险，农民可以到县镇政府的卫生部门报销医疗费，其上限为每人每年报销不超过一万元，尽管如此，但的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四，加强教育经费立法，国家应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费用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篇6

姓名：段安东哲学号：139054318 班级：机械133班

本文原创，完全手打。客观研究，绝无抄袭。

一、前言

相信在世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组织的目标中，不论是长远的还是短期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说，新政策的出台，甚至新旧政权的更迭都与发展有关。可见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当今世界的中国来说，发展显得尤其重要。新中国建国以来，一代代领导人的政策都离不开发展这个关键词。在这个关键词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新型观念，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方式。想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发展是什么，发展方式又是什么。

二、什么是发展？什么又是发展方式？

发展本是哲学术语，指的是事物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旧事物变化到新事物的变化过程。哲学上说，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即事物的内因。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而向前的，上升的运动，进步的运动即是发展。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及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在我看来发展是有多个维度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发展是人类历史向前的推进，是科技的进化，是文化的更新换代，是政权与相应政治制度的完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外的发展可以理解为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的一场场变革。人民推动更有利于民众的政权上台，政权再确定相应政策，这便是一种发展。从文化的眼光看，欧洲从教皇的绝对思想统治到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及在中国发展迅猛的新文化运动，都可以看作是发展。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人内心对自由，合理，公平的渴望。

发展方式即是人们意识到需要发展之后用以推动发展的方法。纵观人类历史，一个民族发展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革命推翻不合理的政权，推动新的，较为合理的政权上台执政。政府往往通过新政策的方法推动发展，比如我国的三大改造，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发展的目标确定之后，相应的政策也会出台，但并非所有的政策都是合理，正确的。但是在我看来，并非正确的政策也应当属于一种发展方式。即使政策上存在误区，也不应当影响到政策推行时是以发展为目的的本质。而文化的发展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像文艺复兴，以及近些年来中国发扬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传统文化这样的一场运动，也可以是像新文化运动那样，编写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新青年杂志》。

以上便是我对于发展以及发展方式的理解。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发展方式以及路径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变化。1973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过于激进，追求生产效率，重心在于改造生产，希望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重工业来在短期内达到赶超世界其他强国的目的。这种方式是盲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党科学的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发展大势，提出要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出要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提出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相适应应当从实际出发，具体的分析问题，并指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途径是通过改革。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开始形成。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需要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个提议得到了党的十二大的肯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观念，明确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后党的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体现了党在理论上的与时俱进。1992年，邓小平从理论上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指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计划于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并非是某一种明确的属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尤其是制造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实践证明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理论的正确性。多种所有制经济不但没有削弱和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反而对其进行了巩固和发展，增加了公有经济的控制力。与此同时，我国也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以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完善了社会的保障体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国先是决定在沿海地区划出一定的范围，设立经济特区，后相继开放了中国所有的大中型港口城市，又将将上海的建设目标树立为：假设成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卷定开放常见沿岸的五个城市，由此以后内陆城市也开始走向开放。二十世纪刚刚过去，我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向外发展的同时，我国也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着手开发西部，以解决东西发展，南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一系列的经济发展重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的。证明了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性。改革开放这样以政策理论尝试为起点的发展方式已经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战略毫无疑问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对自身政策的一次重大的改良。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正确的分析了新中国所处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分析了我国存在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面来，提出中国经济要又好又快的发展。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由内而外，由高到低的一种变革。邓小平推出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都向人们证明了政党思想、政策的大变革不一定需要使用暴力，也可以是党内制度的一种革新。也证明了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是当今中国最适合的制度。这种和平演进的方式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生命力，以及解决问题时中共的创新，和坚定的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决心。

四、当今中国为什么要转变发展方式和路径

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而言，在这个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发展方式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环境，不同社会背景情况下发展的方式也必然不同。当上层建筑的所采取的措施、政策不再适合当前情况时，发展方式就需要得到转变。而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国虽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质，相对完善了分配制度与保障制度，制造业以及贸易进出口都获得了极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与此同时许多问题日益暴露，一些社会矛盾也开始有激化的趋势。中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是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诟病。如钢材产能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则仍然短缺。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仍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工业兴盛的同时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不少地区出现矿区塌陷形成的“矿坑”，工厂严重污染空气以至周边居民集体中毒。东西发展不平衡，分配制度仍需调整。医疗体系不够完善，出现治病难、治病贵。房地产发展过度，城市郊区出现“鬼城”。因此目前的中国仍旧需要在新形势下转变目前的发展方式。

胡锦涛担任主席之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竖起了新时期下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面大旗，以人为本，告别资源浪费型发展开始提上日程。在当今中国实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应当在高新技术的带动下转变的，应当对经济社会的全局进行调整和优化。需要继续大力开发西部地区，开放重点也应当逐渐转向内陆地区，并在沿海城市提倡科技创新，大力支持创新型产业的发展，继续起到带头的作用。

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篇7

一、从国家治理能力视域看乡村社会治理的必然性

在现代政治中, 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从国家治理能力视域看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紧迫性。因为我国9 亿农牧民发展需要制度环境, 只有实现农村改革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大力推进, 中国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中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基层政权被视为国家政权的基础。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具有两个不同治理阶段。前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 随着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一大二公”, 逐级提升公有制水平, 乡村治权得到不断强化的阶段。治权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行政管理权能不断得到强化;二是依托农村血缘、人情、舆论等机制实现的乡土文化, 为意识形态强制改变;三是各级组织控制农牧民群众的利益分配。结果就是国家对农牧业基层社会的渗透程度不断加深, 确保了国家权能对社会整合目标的有效实现。但是, 这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采取的是强制的管理和控制权力, 乡村社会被控制权能低度整合在国家政权体系之中。

后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30 余年, 在国家推动农业改革的基础上, 我国乡村基层社会的变迁经历了市场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利益分化三种力量的推动。这种力量造成两个变化。首先, 市场经济带来农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农业税费改革作为大致的分界点, 一方面, 国家对乡村整体支配控制力有所减弱, 也减少了对农民权利的损害。另一方面, 国家的乡村治权出现弱化, 出现官民难以合作或者无法通过官民协商付诸实践的状况。国家面对的是农村缺少自己基层社会组织治理的社会, 面对的是日常生活里也缺少自组织的农牧民群众, 缺少治理的社会必然缺少公正, 群众就被迫自保, 自私自利, 没有公德, 人人不满, 成了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其次, 城市工业化、现代化高速发展, 相反乡村空壳化留不住人。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创造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乡村里的人们都变成外出打工农民工, 出现了城市容纳不下、回乡适应不了乡村生活的难题。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从管理体制上说缺少治理主体和科学决策, 这种缺乏社会治理的现象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是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原因就是中国作为后发展现代化国家, 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仍然适应国家治理方式, 而乡村的现代化缺位还没有找到基层社会治理概念和路径。换句话说, 城市现代化走得快, 广大乡村走得慢, 有适应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概念, 没有适应现阶段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

通过梳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我们看到前后两个时代国家治理强弱尽管有所区别, 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两种治理合作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新的历史时代要求变革国家高度集权的单一治理模式, 代之以国家与乡村社会合作治理, 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早在2013 年7 月22 日, 习近平同志在湖北省鄂州市考察农村工作时就十分担忧地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传承乡村文明”新概念, 引导人们关心新农村建设, “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 传承乡村文明”。2015 年1 月习近平在云南调研时, 明确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 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注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 留得住青山绿水, 记得住乡愁。” 概括习近平近年乡村治理的思想, 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乡村具有城市不能替代的功能和地位:第一是中国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之载体, 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之根。作为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模式, 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 在乡村。第二是中国农村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粮食、劳动力, 而且在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规避风险上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第三是中国城市文明和文化发展, 也不能离开乡村。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归属, 记得住乡愁的家园。特别是在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实现温饱的时代背景下, 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就会越来越重要, 而要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 源头不在城市, 而在乡村。

二、中国古代民族地方差异化、文化多样性的乡村治理经验

中国古代治理民族地方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因此, 根据不同少数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多样性特征,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注意实施针对不同地方和少数民族的民族策略, 这样肇始于先秦的中央王朝与民族地方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了整体性与多样性重合格局。可以具体梳理以下几点:

(一) 中央王朝在保持皇权整体性的同时对民族地方因俗而治

汉朝的“以其故俗治, 毋赋税”, 魏晋南朝时期的“以夷治夷”, 唐朝的羁摩州府, 宋朝对黎族等设土官顺俗而治, 元、明时期南方民族地方推行土司制度。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因俗性特点正确反映了中国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地方实施因俗而治, 这是我国古代中央王朝曾长期推行的治边策略。虽然基本上脱离不了羁摩统治的底色, 但表现了对羁縻政策具体形式的不同理解。

(二)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方实施的羁縻策略的内容异常丰富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方实施的羁縻策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甚至军事等诸方面, 羁縻的内容可以采取和亲、通使、互市、贡赐、册封、盟誓等, 以加强与少数民族首领联系, 还包括对不同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的策略, 如清王朝对汉族实行抚纳, 对蒙古族实行联姻, 对藏族则利用其宗教, 甚至对不同的民族制定不同的法律, 有专门对蒙古族的《蒙古律书》, 有专门对西藏的《西藏通制》, 有专门对维吾尔的《回疆则例》等专门法律。凡此等等, 都表现出了中央政府对不同民族地方实施政策的多面性。

(三) 民族地方自行运行传统社会自治体系

少数民族地方至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前, 还自行运行传统社会自治体系, 采用原始民主制、家支制、土司制、盟旗制、政教合一与门宦制、山官制、瑶老制等制度。自治水平也有差异, 有的处在原始公社水平, 有的是部落组织, 有的建立地方性政权, 有的甚至建立前现代民族国家。但不论何种发展形态、处在何种水平, 都是一个维持基层传统社会秩序的自治体系, 也是一个延续着民族传统和文化特性的内部运行体系, 因而我们说在历史上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治理有丰富的经验。

(四) 民族地方具有多重治理因素相互作用的自治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是一个多重治理因素相互作用的自治体系, 地方性、传统性、结构性和整体性是其基本特征。自治体系具有可分析的结构性因素:1. 传统社会组织。传统基础社会依靠血缘和亲疏关系建立的社会组织, 在贫弱救济、发展教育、调解纠纷、平息事端、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中的关系建构, 及其形成“分枝性社会结构”。2. 民族习惯法或乡规民约。民族习惯法仍然有传统价值和当代影响。承载着民族心理特点和文化特征的民族习惯法, 在基层社会调控中起着核心作用。习惯法在传统基层社会的作用, 具体说:一是在本地文化、生活方式中解决纠纷、保护财产和救济穷人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二是与各自民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婚姻惯行的密切联系;三是指引、评价、教育、强制等社会规范作用。习惯法不是民族地方基层传统社会孤立的治理因素, 本身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产物, 其发挥作用也要依托其他社会治理因素。3. 家族族长、村落长老、宗教领袖等基层社会权威人士。基层社会权威人士 (汉族的乡绅) , 他们拥有较高文化知识, 并集教育文化、宗教祭祀、军事防务等职能与权力为一体, 是基层传统社会实际领导者。在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中拥有实际治权, 能够运用配置物质性和权威性资源进行治理。4. 多元文化因素。民族地方混居、杂居的人们在相互共处中创造出多元文化。滕星认为“各民族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产业经济、历史经历及宗教信仰明显不同, 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 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有学者指出“它比一般的伦理道德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性和更为直接的社会功能。” 5. 宗教信仰。民族地方宗教因素, 如果孤立地看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发展因素, 但在历史上如果把西藏藏传佛教因素从藏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中排除出去, 便不可能了解西藏基层传统社会。宗教对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起着底色作用。涂尔干最早提出宗教具有社会整合功能。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认为宗教具有让个体心理得以满足, 让社会生活得以巩固的作用。斯皮罗指出人类的宗教信仰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 即借共同信仰以巩固团体的凝聚力、整合社会的组织力。

由这5 个治理因素构成完整的自治体系在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起着支配性作用。以往我们对少数民族地方基层传统社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仅注意个别治理因素, 之所以这样原因有二:一是没有今天的“乡村治理”、“地方治理”这样的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概念;二是过时的错误观念如阶级斗争的束缚。加上对民族地方乡村传统社会缺少实证研究, 也是没有形成对民族地方乡村社会治理科学认知的原因。

三、国家在民族地方推进乡村社会合作治理

经过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广域乡村人文地理, 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地承载着中国多样性的自然生态、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乡村社会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经历了长期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在决战“十三五”和实现 “全面小康”时期, 民族地方要创新政府治理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方式, 要大力吸收少数民族传统的、乡土的和多元文化治理资源, 深化对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及其治理机制的认识, 建构民族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服务体系, 培育社会各类组织, 重视政府权力与社会、民间权力互动, 发挥农牧区传统人文社会因素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等方面的作用。根据内蒙古地方实际进行乡村社会治理建设, 可以通过这样几个层面的治理推进整体的乡村治理, 其中软硬件方面建设都有:

(一)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框架内, 对于少数民族地方基层社会应包容更多自治因素

我国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文化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 其基层社会形成治理结构因素及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也应有所不同。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的形势下, 根据国内外民族地区民族问题的生发机制研究构建民族地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可以考虑对于少数民族地方基层社会应包容更多自治因素。近年, 国外研究种族问题的专家认为, “从历史进程看, 传统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己经在自己的传统聚居地上形成了完整运作着的社会, 存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 欲通过自治存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加拿大著名学者威尔·金里卡在主张给予加拿大原住民自治权利、多族类权利和特别代表三项基本权利时说, 对全世界族裔冲突的调查一再地说明“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有助于而不是威胁政治的稳定。”在构建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时, 有必要推进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并与基层社会达成合作治理路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与政府合作治理, 政府治理职能要转型, 要让村民自治:政府让渡权力归还基层社会;由管制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推动村民自治的社会实践。要总结近代以来民族地方治理的模式和经验, 吸收传统的乡土、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资源, 从乡村发现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参与社会治理, 借重他们的高尚人格和高见远识, 承担一些重要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功能, 发挥沟通国家与社会重要的作用。在推动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中提高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水平。历史上, 少数民族地区的士绅阶层也曾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 结合“十个全覆盖”进行农牧区乡村社会治理, 改变内蒙古农村牧区落后面貌

在新型城镇化这一问题上, 内蒙古针对目前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的现实, 决定从2014 年起利用3 年的时间, 在全区实现农村牧区危房改造等 “十个全覆盖”。在进行这项宏大工程时, 如何使得乡村牧区的民族文化特色成为“十个全覆盖”过程中的文化基因, 在乡村治理中得到传承。其中, 民族习惯法或村规民约就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鲜活地影响和调控着当地的少数民族生活, 利用村规民约进行规范治理, 能够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产生重要作用。内蒙古在实施“十个全覆盖”中注意增强文化凝聚力, 推进民族地方广大农牧民群众对本乡本土文化的认同, 大力促进民族的乡土文化价值重建, 要给美丽乡村架构文化价值体系, 赋予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新的精神内核, 壮大乡村文化影响力。一种文化价值的实现, 根本上取决于农牧民群众的认同度。

(三) 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良性互动, 分工合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管共治

在社会利益分化, 民族地方所有利益由政府包办已经过去, 相应地那种“全能”政府式的社会管理已然不适用。政社分开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本前提, 科学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核心, 既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也要处理好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同时, 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也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内蒙古在完善草场承包固定放牧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允许有意愿游牧的牧民自愿结合形成游牧合作组织, 游牧民族几个牧户组成一个游牧群体, 成员多有亲属关系, 集中在一起放牧, 草原上总是有单个家庭难以完成的劳动, 如打草、接羊羔、剪羊毛、盖牲畜圈、四季转场等都需要群体内其他家庭帮忙。这类基本游牧单位传统名为阿吾勒、固仑, 是适应草原社会环境和游牧生计形态的基层社会组织, 在当代仍有其价值。在牧业生产中借助于基层社会生产组织, 互相协作提升生产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还能够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

(四) 民族地方以美丽乡村治理为目标, 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可以从建设美丽乡村、引水灌溉拓展生产范围、参与网络建设入手, 构建有利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开放性社会资本

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篇8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治理要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同时也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显然也要适用于这一基本要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又包括社会治理客体和社会治理环境的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治理硬件的现代化，又包括社会治理软件的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又包括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以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为“靶向”，通过研究问题、抓住特点、剖析原因，最终在化解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把握中国社会治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主要内容以及关键环节，不断提升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一、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应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思维和机制。其关键在于要把握社会治理规律，推动社会治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科学的本质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含义是：我们的理性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探寻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固有的而不是虚构的规律性。科学活动就是实事求是的活动；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要注意的是，实事求是涉及两类规律性：自然的和社会的。社会规律性因为涉及社会成员及其群体有意识、有意义的活动，涉及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因而与自然规律性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现代社会，以人为本越来越从过去的理想变成现今的社会共识，沉淀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也就是成为一种社会学所说的社会事实。因此，在社会领域，实事求是，也包括从这样的社会实际出发。”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科学化和现代化水平，必须把握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

第一，社会治理方略要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法治与德治都是为了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德”的外化即为秩序，“法”的内化即为秩序，法治与德治都是为了社会秩序，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基础。首先是法治建设。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灵魂，无论社会管理还是社会自治都必须依法进行。当前，法治受到来自权力、金钱、人情、关系、非理性社会情绪等的扭曲、稀释、通融、异化，使法治权威和宪法至上大打折扣。要维护法的统一、尊严、权威，强化社会运行基础规则，牢固树立规则意识。其次是道德教化。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基础。要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既要反对封建思想糟粕沉渣泛起，又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旗帜鲜明地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坚决抵制西方文化中的反社会、反伦理、反道德思潮，反对以追求极端个性为理由而丧失人性，反对以追求无限自由为理由而丧失自我。

第二，社会治理方式要实现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优化社会治理，既要加强党政主导、社会管理，又要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管理注重自上而下、以权力为主导，重在“有为而治”；社会自治注重自下而上、以权利为主导，重在“无为而治”。二者交织融合、各有侧重，共同立于社会基础之上。如果把社会看作一棵“社会树”，则社会管理是“枝叶”，社会自治是“树干”，社会基础是“根基”，人民幸福是盛开的“花朵”。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基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决定了当前社会管理应发挥主渠道作用。但绝不能将社会自治视为可有可无，正如列宁所言：“委托代表机构中的人民‘代表’去实现民主是不够的。要立即建立民主，由群众自己从下而上发挥主动性。”2008年，国务院提出“要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并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激发社会 活力。”

第三，社会治理手段要实现市场、政府与社会“三手”的有机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政府的有形之手、社会的隐形之手既是资源配置之手，又是财富分配之手。从资源配置方面来看：市场的无形之手配置经济资源，主要遵循效率原则；政府的有形之手保障秩序、配置公共产品，主要遵循公平原则；社会的隐形之手维系人们的基础公共生活，主要遵循自治原则。三者都同时遵循法治原则。从财富分配方面来看：无形之手、有形之手和隐形之手分别对应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并发挥主导作用。比如，在初次分配环节，主要靠无形之手来调节，社会人和法人通过创造、创业、就业、生产、经营、管理等发挥各自的作用创造社会财富，遵循市场规律获得相应的分配。在二次分配环节，主要靠有形之手来调节，政府运用财税政策等手段，确立平等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的制度。在三次分配环节，主要靠隐形之手来调节，隐形之手多种多样、若隐若现，社会慈善捐助就属于其中重要方式之一。在成熟的社会，社会的隐形之手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社会治理机制要实现源头治理、动态管理与应急处置的有机结合。社会治理注重源头治理、动态管理与应急处置的相互结合。在加强源头治理方面，更加注重民生和制度建设，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防止和减少社会问题产生。在加强动态管理方面，更加注重平等沟通和协商，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在加强应急处置方面，更加注重应急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总之，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源头上、根本上、基础上预防和减少突出问题的产生，提升治理的层次和水平，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总之，社会治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也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科学化水平，人们只能追求本阶段能够达到的最佳目标。这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与时俱进，才能达到更高的最佳水平。这说的科学化水平的相 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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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夯实社会基础工作三个方面。

（一）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人的健康，一靠无病预防；二靠有病治疗。社会管理也是如此，只不过社会还要从个体和群体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主要任务是着力从社会个体和公共群体两个层面以及和谐保健、矛盾化解两个环节，构建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防范化解社会问题，科学处置公共危机。

1.社会保健预防机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出现或趋向严重之前的保健预防，不但能大大降低社会管理成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了社会管理的最终成败。社会保健预防机制包含两个重要方面：

其一是社会个体保健机制。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群众幸福感、满意度。当前提高群众幸福感的关键是科学地解决群众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以保障创业就业为基础，以解决基本需求为目标的保健预防机制。即：促进创业就业以增加个人收入，以个人收入作为“社会保障之绳”，由政府主导为其编织“社会保障之网”并负责修补漏洞，从而实现以自我保障为基础，政府救助为托底，慈善帮扶为辅助的自助、家助、互助、共助、公助相互配合的社会保健机制。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实施素质教育，提升就业能力，教育是促进创业就业的第一推动力；促进创业就业，创造社会价值，政府的职责是创造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合理分配财富，完善利益格局，合理调整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遏制“三公”消费、隐性福利、灰色收入、垄断利润等；科学设计“社会保障网”，个人和用人单位出资，再加上政府补助，为个人设立一个保障总账户。此总账户可再细分为住房账户、医疗账户、养老账户等，用以分别解决相应问题。

其二是公共危机预防体系。相对于社会个体矛盾，公共危机危害的对象具有群体性，构成了社会管理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公共危机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经济危机等，极大地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危机预防体系建设有两个方面。一是硬件建设：要构建现代化防灾减灾体系；构建现代化能源保障体系，按照战略储备、应急储备、物价调控储备三个等级，科学储备战略资源；构建现代化环保生态体系等。二是软件建设：要加强法制建设，针对各类公共危机，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依靠法尽量减少事故和灾难的发生；加强体制建设，建设统一高效的公共危机应对指挥系统、组织机构、职能设置，尤其重视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社会动员体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机制建设，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针对各类突发事件建立长效预防机制，包括建设安全文化、加强安全法制、落实安全责任、创新安全科技、加大安全投入等等，建立应急临战准备制度，包括应急人财物、应急技术、应急宣传、应急演习等准备，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预案演练，加强全民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突能力建设。

2.社会问题化解机制。

预防无法解决所有矛盾问题，社会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其关键在于：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治机制，防止用“运动式治理”体制化替代法治化。法治化要求法律至上，体制化要求权力至上；法治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参与，体制化必然导致过度行政。

首先，社会个体的矛盾化解机制。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的发现、调解、仲裁、复议、诉讼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矛盾化解机制，尽可能缓解信访渠道，将矛盾纠纷引流至调解、仲裁、复议、诉讼的法治化渠道去解决；针对违法犯罪分子，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是发现机制。发现矛盾和问题，一靠主动接访，二靠调研排查。主动接访分为大接访和常接访。大接访解决信访存量，常接访解决信访增量，两者共同拉近政府与民众的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二是调解机制。全面坚持“调解优先原则”，通过健全横向调解网络和纵向调解网络，注重营造多渠道的矛盾纠纷调处新机制，着力减少社会对抗。三是仲裁机制。调解无效的矛盾纠纷，依法“引流”至仲裁、复议渠道解决。四是复议机制。我国行政复议偏低，远没有发挥解决行政纠纷的主渠道作用。五是诉讼机制。诉讼是解决矛盾纠纷的“终点站”。要通过推动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增进司法透明，切实保护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六是防控体系。在防控对象上，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时段、重点场所的管理；在防控方式上，立足信息综合开发应用，加快开发“治安信息综合平台”；在防控组织建设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推进社区警务，严格落实一区一警或一区多警的要求，启动社区警务“平衡记分卡”考核机制。

其次，公共危机的应对化解机制。一是危机预警机制。危机预警机制是解决公共危机的第一道防线，包括危机预警的信息收集系统、监测系统、咨询系统等等。当前尤其要重视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危机爆发前的知识系统、信息系统和分析评估系统，以实现科学预警。二是危机决策机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需要遵循一些不同于常态决策的原则和程序，需要建立特定的危机决策机制，需要遵循权力集中原则、结果优先原则和风险原则等。三是应急处置机制。一是先期紧急处置，包括危机信息分类、分级紧急汇报、事态控制、先期应急救援等；二是全面启动应急处置网络系统；三是因时、因地、因人科学采取一系列处置措施，保障安全，稳定大局。四是舆论引导机制。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分类分级制度、媒体纪律约束制度、新闻发布制度、舆情跟踪研判互动制度、网络信息安全制度。五是恢复重建机制。包括危机后的恢复和重建，事故调查，问责，后遗症处理等。六是评估提升机制。主要是危机影响评估、危机管理能力评估、危机管理效果评 估等。

（二）完善社会自治机制。

社会自治是人民当家做主、保障民权、发展民主、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责任感、调动公民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的需求。社会自治机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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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层自治机制。一是通过社区建设，构建新型城乡社区自治模式，深入开展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项民主实践”，推进基层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是建立社会工作队伍。探索建立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制度。三是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公共管理与服务中的积极作用，使其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弹性作用。

第二，社会动员机制。一是社会力量整合机制。最大限度地整合民间资源和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推动社会建设。二是社会主体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公民主体意识、调动公民积极性、提高社会责任感，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凝聚民心，努力让全社会迸发的活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强大力量。

第三，社会互信机制。一是构建社会个体综合信息平台。社会成员的个人信息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总的信息成本。身份证弄虚作假、个人财产和诚信情况模糊不清等，这些使得社会保障具体措施的实效大打折扣，对实施有效社会治理造成严重障碍。如同医生治病，如果所掌握的患者生理指标的数据是错误的，就无法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二是完善政、群双向信息互动机制。既要建立规范的信息公开制度，拓宽民意渠道，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推行网络议政、问政、参政；又要不断完善重大事项调查研究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公示制度。

三、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我国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在党的领导下和法的基础上，“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纵向有机结合”，“自外而内”的法治与“自内而外”的德治“横向有机结合”，以及“纵向治理”与“横向治理”的结合，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与创造力，增强社会凝聚力与亲和力。而社会治理的最终状态则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科学化、现代化水平，努力朝着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迈进，需要抓好五个关键环节。即，社会治理保健化、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系统化、社会治理社会化和社会治理信息化。

第一，社会治理保健化。社会治理保健化是从源头上抓好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只有切实把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保障好、发展好，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的产生。因此，维稳的基础是维权，保健的基础是保障。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百姓基本生活，是社会治理的“本” 和“源”。

第二，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要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公共危机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公共危机的长效、制度化手段。要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依法办事、守法光荣的风尚，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

第三，社会治理系统化。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灭火队式”治理模式，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看待，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但是，创新社会治理则需要高层的统筹规划、总体协调和统一领导，否则就难以形成合力。应当自上而下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领导体制，同时注重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系统性和多元化。

结语

通过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做到“维系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公正、增进社会认同、推进社会和谐；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减少社会内耗、控制社会冲突、弥合社会分歧，推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和分配，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