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社会责任
主义制度三者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统率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分别立足于政治、实践、理论、制度规范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整体诠释，就其功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提，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加以阐述，形成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旗帜统领下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框架，为我们从整体和学理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一、三者的内在共性
第一，世界观、方法论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理想与现实相统一，即党的最高纲领与党的最低纲领相统一的基本原理，都始终根植于、立足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都遵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一致性决定了三个概念的内在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也是三者能够相互贯通、形成统一整体的根本依据所在。
第二，目标指向一致。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还是制度，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指向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维度具有共同的努力方向和目标指向，避免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曾经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从而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始终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第三，实践基础一致。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共同的实践基础，来自实践的需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旗帜确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并成功地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党的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每一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都是基于道路的具体实践，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实践的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四，理论品质一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品质，这一品质也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重维度的理论展开中。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这一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横向和纵向展开而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过程，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制度层面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可见，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能突破陈规，在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的同时又能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三者的区别
科学社会主义在形态上是理论、道路和制度的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是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位一体”。这三者是有区别的。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重的是“实践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目标的实践路径，因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是路标。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重的是“理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理论引导，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是方向盘。我们既要反映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和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要从本质上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内容逻辑和发展逻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重的是“制度保障”。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成果最终都应固化下来，成为一种制度，只有形成一种制度，才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也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得到有效保障。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表明我们已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状态，进入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自觉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的规则体系，因而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制度保障。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是保障沿着正确路标和方向行进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以及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十种基本关系”，以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三、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 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之间具有诸多理论共性，正是这些理论共性使得三个理论维度展开的理论成果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所维系、所联结。不仅如此，由于存在诸多理论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间还形成了紧密的逻辑关系，彼此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互验证。
第一，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
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制度形态展现，它是相对于其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而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旗帜之中，且是以具体的实践来体现，以最终实践的结果并且经由高度理论化的抽象来展现。道路和理论体系是旗帜的现实表达，它们分别从实践和理论层面丰富了旗帜的内涵。如果说，旗帜强调的是方向性，道路强调的就是实践性，理论体系强调的便是指导性，制度强调的便是科学性，它们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于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
第二，相互依存。道路、理论、制度三者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依存。其一，道路的具体实践为理论体系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十分注重吸取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并使之成为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理论重心和阶段性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是总结不同时期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成果，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发展道路的现实需求。其二，理论体系为具体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但这一理论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符合上述要求的理论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们党设计出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
第三，相互促进。一方面，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规定、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每一个关口的突破，都离不开理论上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中国才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随着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会更加显著地展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另一方面，实践推动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对实践经验的概括成为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诸多理论或实践上的难题，对这些难题的破解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这些规律的科学归纳和提升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的发展和创新。鉴于此，习近平同志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又要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就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第四，相互验证。所谓相互验证是说不同的理论维度所展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的多个面，或谓之不同表现形态。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而言，道路以实践形态表现理论体系和制度，理论体系和制度是以科学化的理论形态表现道路。创新实践中包含了理论的指导和制度的规定，理论体系和制度中又包含了对道路探索经验的总结和提炼。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高度综合和统一，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熔铸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新华社著名记者李松在连续推出《中国隐性权力调查》、《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两部畅销调查系列作品之后, 又隆重推出了第三部调查系列作品《中国社会病》。李松秉承一贯风格, 以他特有的敏锐嗅觉, 以调查的事实, 对当今中国社会病态做了“典型而深刻”的扫描与分析, 而且还尝试着做一名“社会医生”, 与他采访的大批社会精英一起寻求治疗之道。由于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 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有着远超出外界想象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 非一人能够窥清。但李松的“一人所见”, 对我们思考和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病, 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开门见山, 提出他的“社会病”含义:“社会病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缺陷病, 以及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有失公平、有失水准、不尽合理的不利于人类健康成长、进化以及社会良性进步的所有社会不平衡现象。”杀人不为越货, 利刃一次次挥向无辜, 母亲从楼上扔下自己的孩子, 儿子雇凶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姐姐, 穷凶极恶者在公交车上点燃汽油, 不满社会者将屠刀一次次对准稚嫩的孩子;无毒不成餐, 假酒、瘦肉精、三聚氰胺、苏丹红、染色馒头、溴酸盐、牛肉膏、地沟油……一茬接一茬, 你刚唱罢, 我又登场;老人倒地不敢扶, 亲兄妹为争夺财产反目成仇对簿公堂, 曼妙女郎“宁愿坐在宝马里哭泣, 也不愿坐在单车上微笑”, 更要强调“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限来时各自飞”;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做梦, 山寨手机、山寨小黄鸭、山寨白宫、山寨天安门、山寨局长、山寨司长, 诚信已经无处安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爸是李刚”、“穷人的房子不配有厕所”、“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 价值观由扭曲到混乱……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抛出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公平正义比太阳有光辉”, 但我们拿什么来终结高速公路暴利收费?出租车司机干吗这么拼命?富人为什么要移民?社会转型催生了许多“新生群体”, 但“拆迁富翁”为什么充满了未来隐忧?“摩尔狂潮”背后为何是农民失地之痛?“网络打手”是怎样的江湖生存?“私人侦探”有着怎样的从业内幕?“网络钓鱼”肆虐是谁之过?“期待幸福快乐来敲门”, 但为何“幸福社区”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带薪休假”为何没有底气?人们总是在忧虑拿什么看病、靠什么养老?为何面对“你幸福吗”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民生权益成了看不见的“黑洞”, 暴雨之时城市只能看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说着玩的, 政务中心离“阳光”还很遥远, 底层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
中国社会不仅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不仅公正、公平等基本社会伦理原则失守了, 就连对最基本的生存与安全, 民众也充满焦虑。“权势为王, 金钱至上”的潜规则已经弥漫到社会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潜规则维持着社会的表面“正常”强大, 实际异常脆弱, 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 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有病不可怕, 关键是要找到病根。吴敬琏说, 中国社会病的根源在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 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于建嵘说, 中国社会的“病态”是“溃散”, 人们没有了敬畏之心, 没有了目标, 没有了信仰, 只有恐惧;杜维明说,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市场化, 所以要唤醒中国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基因。在李松看来, 中国社会病是出在民生问题上, 因为一旦民生出问题, 民众就会失去恻隐、廉耻之心, 失去对生命、正义、善良、人性的基本敬畏和判断, 从而制造出更多的冷漠和人间悲剧。由此, 要医治好中国社会病, 最急迫的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民生连着民心, 民生凝聚人心, 民生意味着一切!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认为, “民生”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民众基本生存层面上的民生问题, 具体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状况、基础性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基础性的住房保障等。其次是民众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层面上的民生问题, 具体包括充分就业、基本的职业培训、消除歧视问题、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 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权益保护问题等。第三是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层面上的民生问题, 主要包括民众能够享受到较高层面的社会福利。比如公立高等院校的学生得到免费教育;住房公积金普及到每一位劳动者;社会成员的权利得到全面保护等。
鉴于中国社会病已由最初的“手段方式失范”上升到了对整个社会规范信任和遵从的侵蚀, 公民对社会的“神圣感”和目标信念已经动摇, 甚至出现了“根本目标取向失范”、“无法无天”的现象。因此, 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认为, 改善民生的关键是“一切都必须置于法治之下”, 要通过公正的合法渠道, 缩小收入差距, 减轻人们就业、就学、住房、医疗方面的压力;要通过法治, 给弱势人群更多的话语权, 给他们更多的尊严感和成就感;要让制度切实保障每一个人:只要做出努力, 就有获得成功的机会!社会病容易交叉影响、相互模仿、将病就病、恶性循环, 因此, 李松在书的“尾篇”专门提出了加大“社会心态”调适力度的问题, 要通过提升民众安全感、完善社会诚信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让“中国梦”离现实更近一步。
以公益来定义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范围就比较宽。其一，企业本身的运营也有公益的一面，例如吸收就业、以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社会风气等等。其二，企业资金投入公益事业，包括慈善事业，企业不仅得到广告效应，更重要的是也得到公益事业的部分控制权，使公益事业的项目决策、运营管理等，能够仿效企业运营，形成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三，社会公益本身有一定的政治性，企业家对此不可回避。例如，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推动市场规则的立法进程，如公平竞争、反垄断等等。
从“慈善”到“公益”，体现着当时社会环境的特点。以美国为例，据史料，早期的美国企业继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精神，将钱捐给教会从事赈济活动，没有其他经济之外的远见。到了1890年代，美国正在经历资本主义扩张，政商勾结严重，奢侈腐化以及贫富差距悬殊。面对这种状况，当时的钢铁大王卡耐基于1889年发表《论财富》一文，阐明其财富观念，他本人则将财富的95％用于公益，同业的洛克斐勒、福特、范德比尔特、斯坦福等人也随之跟进。于是“慈善”被“公益”所取代。就企业家而言，致富是个人能力的实现，而公益则是个人道德感与责任心的实践，这种价值观遂告形成。
显然，企业家的慈善或公益行为，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也就不能脱离了具体社会经济环境而笼统地谈论企业家社会责任，或要求他们按照某种抽象标准来履行这种责任。
这对于当前看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尤为重要。
人们往往习惯于以欧美企业的慈善行为来对照中国企业家，指责中国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的担当。这种指责有失偏颇。
欧美社会经历了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其社会结构已经大体稳定下来，特别是，其农业与非农业的产业结构已基本稳定，企业家的公益行为就很少针对就业。
中国目前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工业化与城市化也在加速发展，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同时非农产业本身也在变化，国有经济在艰难转型，民营企业在逐渐成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企业家要以创新而使企业适应市场，要在企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保持企业竞争力，还要应付种种的社会因素，其社会的责任和压力本来就很沉重。
谈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首先要看大背景。特别是在中国的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还在逐渐发展形成之际，解决每年一千多万的新增就业问题，实际上成为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之一，而这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企业家在企业运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主观为自己，而在客观上，这种行为产生社会效益，吸收了就业，以企业精神影响了社会，也就体现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应该说，做好企业，是企业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同时，企业家也在逐渐更多地面对其他社会责任，更多地参与公益事业。这是一个过程，其中的关键在于，如果企业家精神在公益事业中能够体现出来，则企业家就会比较积极地参与进来。
有评论指出，人类有许多重大发展都是以奖金征召而激发出来的，例如精密经纬仪的发明、单机横越大西洋，等等。而受此启发，目前正在出现新的公益活动，体现出新的企业家公益精神，例如有人出资千万美元推动人类基因图谱排序的发明，有人出资2500万美元鼓励把温室气体赶出大气层的发明，等等。这种新的企业家公益精神的现实基础，是企业家掌握着财力雄厚的基金，他们可以自主地从事公益事业，并使之体现出高效率和高效益。
因此，谈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能仅仅局限于慈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责任体现着企业家的精神，且具有时代的特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佛山班
作业：中国法制史(书评)姓名：王亮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书评
内容摘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瞿同祖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是通过对家族、婚姻、生活方式、婚丧祭祀、法律特权等方面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和社会的状况。并从礼与法、德与刑和以礼入法几个角度，阐述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互影响以及中国法律逐步走向儒家化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家庭婚姻 阶级
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家族；第二章：婚姻；第三章：阶级；第四章：阶级（续）；第五章：巫术与宗教；第六章：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本书有三大特点:一是在研究法律制度演变过程的同时，重视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研究；二是注重家族、阶级、宗教与法律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比较法家和儒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揭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过程。
本导论部分概括了主要内容，指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强调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本书的基本观点即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如作者所言，本书的第二的目的是讨论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即溯及法律的发展过程并注意法律的变化情况。这样的思路遍决定了本书在写作体例上的一大特点，即将汉代至清代两千余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在各章、各节的不同题目下加以讨论，以便进行比较，看法律在法典体制和内容、司法组织、司法程序、刑罚及各种罪名的处分都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作者并不注重各朝法律那些琐碎差异，而是“试图寻求共同点以解释法律之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其二，不仅仅是研究法律条文，该书非常注重法律的实效问题，故而在论证过程中加入了许许多多的个案和判例。
在论证时，作者沿着家族主义和阶级这两个中心问题展开，分六个专题，前两个是家族和婚姻，旨在阐述家族主义的法律特征；三四两个专题则论述阶级，由于宗教与法律关系密切，又列了巫术与宗教一章，最后一个专题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由此可见，全书虽不是按照朝代顺序论述，但以家族主义和阶级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非常具有逻辑性的阐述，将两千多年的历史融会贯通，尽显大家风范，打消了我先前对这种体例会不会杂乱无章的怀疑。
家族这部分，讲的是关于家族范围、父权、刑法与家族主义、亲属复仇及行政法与家族主义几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可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细胞，也可以说是基本的社会组织。中国古代的家庭以父权为核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家应指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通常只包括两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而家族中是父权家长制，由于法律对其统治权的承认和支持，他的权力不可撼摇。这其中有一套齐家治国的理论为支撑，即每一个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
虽然瞿同祖先生在文本中描述的中国古代法律处处彰显着家族本位，但是先生仅仅是从礼的国家法层面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所彰显的家族本位的精神，而不是从家法族规的角度来探讨家族本位，这一研究径路上的缺陷使得先生古代法律家族本位精神的结论亦存在偏颇之处。
首先，从古代国家统治的基础是一个与家族不同的概念——户。虽然有学者认为户主也就是家长，只不过一个表现在公法上，一个表现在私法上。但是“户主是户籍制度下的产物，家长由家庭中酝酿出来，二者本有各自的运作空间。”也就是说，户主和家长有不同的运作领域，一个是政府掌握的户，一个是社会单位的家，即在社会层面，起作用的是家长，但是在国家统治层面，讲求的确是户主。户主和家长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认为秦政推行法家政策，是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隔，而汉承秦制，虽然经历了瞿同祖先生指出的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但是从北魏废宗主督护而立三长始直到唐宋帝国复兴，中国出现了“儒表法里”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大共同体一元化传统，此一传统基本延续到明清。“儒表法里”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在社会组织上，则是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实际效果类似“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
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婚姻的论述，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古时婚姻的意义，作者认为不外乎“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他认为古代婚姻的禁忌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同姓不许结婚；二是外亲之中有些亲属之间不准通婚，如有服属而又尊卑辈分不同者、虽无服而尊卑相犯者；三是亲属的妻妾与其夫家亲属之间不许结婚，主要指妇女亡夫之后，不能与丈夫家的亲属结婚，而只能改嫁外姓。那么，那时的婚姻又是如何缔结的呢？在封建社会中，只要二姓的家长同意其子女的结合，经过一定的仪式，婚姻便成立了，男女的结合无须顾及夫妻本人的意志。直系亲属，尤其是男性的直系亲属，对子女拥有绝对的主婚权，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即使在成年以后，也无婚姻自主权。男女结婚之后，夫妻名义上是平等的，但社会舆论与家庭分工都造成了夫妻不平等的事实。在家无二主的最高原则之下，女子被排斥在家长之外，“妻正位于内，不得为家长，就是夫死，也只能由子或孙继之为家长”。社会习惯和法律还对妻的财产权作了严格限制，妻对家庭财产只有行使权，而没有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除了财产权之外，从夫妻的人格方面的关系来看，更可以发现妻完全处于夫权统治之下的情形。“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从夫妻相殴杀的法律中，就可以看出夫尊妻卑、地位极不平等。法律上完全根据尊卑相犯的原理，对于妻殴夫的，较常人加重处罚；而对夫殴妻的，则采取减刑主义。至于婚姻的解除，主要以七出、三不去为条件。“七出”一般指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嫉和恶疾。“三不去”则是“七出”的例外情况。“七出之外，离婚的另一条件为义绝。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而言。”七出是夫方要求离婚的条件，而义绝则是法律规定的当然离婚条件。
关于阶级，瞿同祖先生用两章的篇幅相加介绍，内容从生活方式到贵族的法律特权，再到良贱、种族间的不平等。诛族。阶级是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关系的基础，所以各朝代对百官士庶贱民的生活方式做了具体详尽的规定。衣饰方面，衣饰自古以来就是区分贵贱的一种重要标志，法律对衣服的材料、颜色、图案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居住方面，对放房舍的大小、间数样式和装饰方面均有限制，不得乱用。出行方面，一般只有特定的人群可以乘车，并且不同层次的人出行的工具、装饰和人员方面等也有不同；而庶人及贱民通常皆步行。既然贵贱在生活各方面有差异，那么在法律上贵贱的待遇也是不同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是一部贵族的法律。首先，贵族及官吏犯罪后不受司法机构和普通法律程序的拘束,可以不受拘系刑讯，除非皇帝亲自下旨。当审问以后，法司也不能依照普通的司法程序加以断决，需得到皇帝批准。更明显的一点是获罪后可以以罚俸、收赎、降级、革职等方式抵刑。其次，贵族官吏与平民间的诉讼已与平民之间的诉讼不同。平民殴杀贵族官吏在各朝代均有严厉的处罚。贵族官吏的家属也因其地位而获得许多法律特权。在书中还提到良贱间的不平等，其不同于贵贱间的不平等，贵贱指示官吏与平民的不同社会地位，良贱则指示良民与贱民的不同的社会地位。良民具有平等的身份，贱民包括官私奴婢、倡优皂隶以及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某种特殊人口。良民与贱民在生活方式、婚姻、刑罚等方面都有不同于良民的规定，贱民杀伤良民以上，处分集中；而良人殴杀贱民则减凡人论罪。主奴间的不平等关系更加严剧，奴婢是主人的财产，任由主人随意处分。主人并非故意殴杀奴婢，不负责任，若奴婢无罪而擅杀，国法虽不容，但处分极轻，可是在古代社会给奴婢找个罪名不是什么难事；反过来，奴婢若有殴骂主人以上之举动，则属恶逆大罪，法律上处刑极重。还有一种介于良民和贱民之间的身份即雇工人，其地位介于两者之间。另外在外族人侵入中国之后还会存在种族不平等的情况。
另外，作者也指出了巫术与宗教对法律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法律制裁与宗教制裁是分开的，但巫术宗教与法律功能仍然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由于在古人的观念中，人的善恶为鬼神所洞察秋毫，所以为了维持更多的公平，官吏对鬼神抱有极大的期望与信心，例如官吏常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于神或焚香默祷。此外，历代人君往往因天降灾异而下诏重理冤狱，执法官吏也因顾及杀生的福孽报应而尽力为受死者开脱。再者，法律的刑杀多居于秋冬，从而避免春夏万物生长之季。同时人们相信无辜诅咒可以致人于疾病死亡，法律对制造咒诅者的处罚也极其严格。由此可见，对神的敬畏非但没有被排除于法律之外反而对法律的实施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
2013年底，仪化公司在“盘点”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时出现了一些新的亮点：每一名员工都认真践行“每一粒切片、每一根丝都是承诺”的社会责任，“大讨论”变成了大行动，全年用户投诉同比下降19%；公司主产品综合能耗同比下降了0.83，外排废水达标率100%，超额完成节能减排奋斗目标；在中国石化同类装臵竞赛中，PTA装臵物耗、能耗指标连续四年排名第一，PTA、短纤、POY装臵单位成本最低；管理技术人员培训人次同比增长50%，一大批一线操作服务人员在去年“大培训、大比武、大练兵”活动中脱颖而出并晋升——从这些数据的变化中，体现了仪化在加快企业发展、大力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重视以客户为本，提升用户满意度；更加重视以员工为本，实现员工与企业发展相统一；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努力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
打造绿色低碳产品 让老百姓衣着更舒适更时尚
仪化与美国优富公司合作生产的Reprove循环纱产品，是一个有着高附加值空间且被客户青睐的长丝品种，它是用废弃的聚酯瓶和废丝再加工而成，可用于涤纶长丝的纺丝，织成的布做衣服，舒适、挺括，是典型的循环经济产品，符合绿色低碳理念和节能减排政策。据美国权威机构测算，每吨产品可节约500加仑汽油，环保效益十分明显，深受欧美人士的欢迎。但Reprove循环纱产品的后加工却一度成为仪化长丝加弹中心的“瓶颈”，影响了产品质量。
为了践行“每一根丝都是承诺”，仪化长丝加弹中心红牛QC小组集中员工的智慧组织攻关，通过绘制鱼刺图，逐层分析，找到了20多条末端因素，通过耐心的调查、反复的试验和严谨的分析，终于找出导致Repreve产品后加工定重率低的主要原因，解决了影响质量的“瓶颈”问题，去年该产品产销量逐月攀升。随后，该中心又成功开发了Repreve HOY产品，丰富了产品品种。红牛QC小组被推荐为江苏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江苏省质量信得过班组。
服装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百姓的衣着经历了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色彩单调到五彩缤纷，再到目前追求时尚潮流、绿色低碳和注重彰显个性的多次变化。衣着的变化折射了时代的变化，也真实地记录了石化工业的发展历程。仪化作为我国最大的化纤及化纤原料生产基地，为解决了百姓穿衣“难”曾做出过历史性贡献，使老百姓穿衣靠布票成了历史。
为了解决百姓衣着“靓”，仪征化纤发挥中国石化合成纤维生产研发基地的“领军”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致力
开发和生产差别化优质产品，努力改善老百姓的衣着质量和多种需求。仪化四孔、七孔涤纶中空纤维制成的保暖被，保暖性能好，回弹性能好，已步入寻常百姓家，并深受喜爱；仪化细旦、针织专用料等高品质纤维，经中国纺织知名企业生产高档色织用纱线和高档高支针织纱线，专供Brooks Brothers, Calvin Klein, Debenhams, Drillards, Giordano等世界著名品牌；仪化吸湿排汗长丝应用于耐克、李宁等著名运动品牌，展示了在引领潮流、时尚个性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近年来，仪化坚持走环境友好型、资源集约型的道路，注重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大力调整产品结构，相继开发生产出了符合国情、惠及民生、绿色环保、用户首选和独选新产品。
缝纫线作为衣物制品所需的辅料，对服饰的品质有重要影响。我国是服装生产和需求大国，每年缝纫线需求量在几十万吨。过去，国内制线企业生产的高档缝纫线大都使用进口原料。为填补国内空白，结束缝纫线进口的历史，仪化用10年时间攻关打造了有光缝纫线短纤，强度高、染色性能好，占国内市场份额46%，成为世界有光缝纫线原料产量最大的供应商，不仅替代进口产品，而且成功出口欧美国家。仪化近年来开发生产的水刺无纺专用纤维，不仅提高了尿不湿、卫生巾、湿巾等产品的质量和档次，而且降低了销售价格，使千家万户得到了实惠，目前年产量占国内市场份额的“半壁
江山”。
营造绿色生态环境 建无害化污泥处臵示范工程
中国石化首套生化污泥处理系统和示范工程，建于仪化热电生产中心。生化污泥干燥送烧项目于2010年11月正式投运。运行一年来效果究竟如何？去年底，仪化热电生产中心组织对污泥干燥送烧技改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结果显示，该项目具有较高的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解决了困扰仪化多年的生化污泥处理的重大问题，实现了生化污泥的无害处理，为绿色低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仪化现有两套污水处理装臵，污泥多年来一直沿用上个世纪80年代扩建的仪征市青山镇污泥堆场直接填埋，由于污泥堆场的堤坝经多次加高后，库容巳满，堆放污泥的空间十分有限，且该污泥堆场无防渗及渗出液回收设施，无法满足有关环保法规的要求。而新建一标准化的容积为二十万方的污泥堆场，其直接投资费用不低于3000万元，且污泥的堆放只能作为临时措施，在一定的期限后仍要对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因此，对生化污泥进行彻底的无害化处臵，消除企业生存面临的环境压力，成为仪化环保攻关的一个课题。
根据江苏省对污水处理厂污泥规范化处臵相关要求，仪化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用东南大学旋流喷动干燥专利技术进行生化污泥干燥。利用仪化热电中心现有设备，从热电中
心5号或6号锅炉高温空气预热器入口处抽取部分烟气，送至污泥干燥装臵，对污泥进行干燥，干燥废气经旋风与布袋两级除尘后再经脱硫系统处理，最后从180米高的2号烟囱排入大气。干燥后的污泥送到燃煤处理系统与煤混合后送入锅炉燃烧，这种方式既彻底解决了生化污泥产生的二次污染，又充分利用了锅炉燃煤排烟废热，并可利用干燥污泥所含有的热能。污泥干燥送烧装臵投运后，仪化将其纳入“HSE、质量、环境、测量”的四标一体化管理体系中进行管理，减少污泥排放量约11600t/a（污水处理系统使用时间以8000h/a计，产生生化污泥1.45t/h）；利用烟气废热，减少燃料投入而节能；可利用干污泥热量为3276kg标煤/d,相当于节约标煤1092t/a（按标煤800元/吨计算），获得效益87.36万元/年。
更加突出以人为本 为员工发展开辟通道
广大员工是实现仪化“国内领先、世界一流”愿景目标的主体力量。仪化在加快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员工培训，强化广大员工的主人翁地位转化为企业的主体创造力。去年，仪化开展“员工素质年”活动，在操作服务岗位组织96项、7532人参与的技术比武活动，搭建培训、练兵、比武、晋级“四位一体”的职工成长平台，促进了员工实现新的发展，开展了21个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累计1486人参
加，合格1140人；有322名员工晋升中级工，663名职工晋升高级工。公司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代表企业文化发展方向的人和事，普通员工事迹图片上报纸头条、上杂志封面，注意挖掘先进典型平实、生动、感人的故事，用“身边的故事”诠释、传播公司核心价值理念。近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10本“先进典型专刊”，用身边的典型做教材，用员工的语言做宣传，让典型真正响起来、亮起来和香起来。
杜益平，仪化普通的一线操作工，曾在艰苦的长丝生产一线从事加弹操作10年。2008年7月，33岁的他主动报名并通过考试，从长丝加弹生产中心转岗到仪化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的新战场——高纤事业部。
高纤事业部的生产装臵是国内首套干法纺丝装臵，成套技术是中国石化“十条龙”科技攻关项目，装臵开车以来，遇到的各种挑战接踵。杜益平，转岗不到三年，立足本职岗位创造性地工作，把扫除生产中的“拦路虎”作为技术革新的重点。他突破“常规思维”，不断用小创新、小发明，书写了与仪化高纤事业共同创新成长的故事。
他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发明的后纺生头器，后经装臵技术人员优化完善，把生头时间从三个多小时间缩短为一个多小时，使装臵8条生产线效率提高了30％以上，“纤维生头丝棒”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杜益平，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了“蓝领”创造价值的一
建设银行以“服务大众、促进民生、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充分关注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诉求，通过自身持续的改变和创造，不断满足其期望与诉求，努力实现与利益相关方的和谐共赢。
董事长王洪章表示：2016年，中国建设银行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全行上下同欲，戮力同心，砥砺改革，向着“综合性经营、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创新型银行和智慧型银行”五大转型目标奋进，各项业务发展稳中向好、稳中见强，实现了规模、质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创造力进一步提升，在促进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体现了大型银行的责任担当。
经济方面：
2016年，建设银行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积极支持国家发展战略。持续密切跟踪、研究国家“十三五”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等战略实施带来的商业机遇，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综合化牌照等方面的优势，为国家重大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综合化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末，建设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0.96万亿元，全年基础设施行业领域贷款新增1,883.71亿元，向国家上缴税收802.94亿元。坚持“综合性、多功能、集约化”战略发展方向，全面实施综合金融服务，实体网点和电子渠道协调发展，综合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和提升。2016年，全行个人客户总体满意度76.9%，高出同业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
环境方面：
建设银行高度重视环境气候变化，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持续打造“低碳环保的银行”，制定绿色信贷发展战略，把绿色信贷作为全行重要业务来发展，将清洁能源、清洁交通、节能减排、节能环保服务、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污染防治、采用国际惯例或国际标准境外项目、节能低碳园区建设确定为鼓励支持的9大领域，逐步提高全行绿色信贷业务占比。截至2016年末，绿色信贷余额8,892.21亿元。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业务，为客户降低成本，为社会节约资源。网上银行个人用户达2.4亿户，手机银行客户达2.23亿户，微信银行用户达3,623万户。同时积极采取低碳运营，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尽量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并倡导员工厉行节约。
社会方面：
建设银行恪守企业社会责任，始终不忘回馈社会。2016年，实现每股社会贡献值2.73元；为社会直接提供近36万个就业岗位；保护消费者权益，确保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安全，强化客户投诉的监督管理。推进普惠金融，多方挖掘潜力，主动减费让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2016年末，涉农贷款余额16,939.68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4,418.92亿元，较上年新增1,640.13亿元；为3.46万户中低收入家庭投放保障房个人住房贷款97.96亿元。全年对外捐款7442万元，持续在教育助学、医疗卫生、扶贫济困、灾害救助等领域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全力打造建行公益品牌。致力于精准扶贫，积极投身扶贫攻坚战。截至2016年末，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948.24亿元，比年初新增173.24亿元，增速22.35%；通过信贷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及个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和增收约8.63万人次；定点扶贫捐赠4,290万元。
中国石油4月23日在北京发布2008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同时发布中国石油 (哈萨克斯坦) 2008可持续发展报告。这是中国石油连续第三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首次发布国别报告。
与往年相比, 中国石油2008年社会责任报告的框架结构、非财务业绩信息披露进一步规范, 保持了连续性与可比性, 质量不断提高。报告改进了编制方式并且密切跟踪履责实践的创新与贡献, 系统地梳理了责任理念, 把责任角色放在中国乃至全球大背景下进行考量, 增加了“形势与展望”内容, 对“气候变化”、“节能降耗”等全球关注, 影响国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作出重点回应, 并新增了员工安保内容。
中国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概述
总体上讲，2006年以前，中国企业对综合性非财务报告的了解并不多，只有极少数的企业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较早发布关于这方面报告的中国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2001年发布了《2000年健康安全环境报告》，并延续发布到《2005年健康安全环境报告》，从2006年起,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随其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一道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到2006年，中国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数量明显增加，2006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元年”。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中国中央企业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的鼓励和支持。
据《WTO经济导刊》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7月10日，在中国发布包括可持续发展报告在内的综合性非财务报告的公司数量已经达到144家，它们已经累计发布的报告数量则超过170份。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全年共有19份有关2005年度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向社会发布，是2000年到2005年共6年发布报告数量的近2倍。而有71家企业发布了2006年度的报告，截至2008年7月10日，发布2007年度报告的企业已达88家，已超过2007年总数，预计到2008年底，这个数字还会有比较大幅的增加。
已发布报告的144家企业的属性构成见表1，从表1中我们看出，发布报告的国有大型公司和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多，这与自2006年以来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规定的出台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表1中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国有大型企业/国有控股公司、民营企业发布了报告，它们又同时是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将国有大型企业/国有控股公司中4家发布报告的上市公司，以及民营企业中4家发布报告的上市公司统一都归类于上市公司统计。
表2给出了这些企业的地区构成，从数字中我们看出，发布报告企业数量居于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福建、上海、广东和浙江，均处于经济较发达地区，而发布报告的企业已经遍布2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表3根据国家统计局行业划分标准（2006年）制成，表3反映了发布报告的企业的行业分布，其中一些企业经营业务比较广泛，跨越了几个行业。对于跨越了几个行业的公司，我们将其归入占公司业务比重最大的行业。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动力分析
在以中国业务为主要报告内容，并且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关的报告发布的驱动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为公司形象，其次分别为支持政府政策、企业领导者意识和舆论压力，而消费者压力、非政府组织力量、社区影响和供应商要求处于最后四位，见表4。
2007年7月，《WTO经济导刊》对近50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展开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访谈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华跨国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动因依次为：1、适合中国区发展需要；2、中国区领导的远见卓识；3、总部要求；4、企业形象。
这表明，在华跨国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主要原因为适合中国区发展需要。而对于已发布中国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来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企业形象”的关系并不是其所特别关注的；但发布中文版报告的企业则把“企业形象”看得相对重要。
国有企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动力可概括为：1．落实中央科学发展观政策：中央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2.响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第十八条特别提出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即“有条件的企业要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规划和措施，完善社会责任沟通方式和对话机制，及时了解和回应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议，主动接受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监督”。同时，一批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央企业也通过报告的发布，取得了各个方面的良好效果。3.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突出主营业务、加强联合重组和加强财务和资金管理，企业效益水平有了突出的提高，先进的国有企业开始全方位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则是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4.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交流的客观需要：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在海外拥有业务，在业务、交流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海外利益相关方需要了解更多的非财务信息。
中国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依据和审验情况
我们选取了15家央企和国有控股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样本，对这些报告的审验情况进行了统计。
1. 在进行统计的15份报告中，有5份报告说明了公司在编制报告时依据了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虽然比例仅达到33％，但是从这些报告发布的时间来看，凡是在国资委出台该意见后发布的报告均说明了依据国资委意见来编制报告，预计在该意见出台后，将有更多的中央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同时他们必然会依据国资委的意见来编制报告。
2. 在进行统计的15份报告中，参考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3版）的企业有13家，占比高达87％，还有一些报告中指出了对联合国全球契约和其他行业指标的参考，可见中央企业在参考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3. 在进行统计的15份报告中，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3版）进行对标的企业有11家，占比达73％，一般在报告编写参考了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企业都进行该项对标工作，因为这也是G3版指南中的一个要求。
4. 在进行统计的15份报告中，包含独立、专业的第三方审验机构进行审验的报告共有3份，仅为20%。
原因分析如下：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企业对报告审验还不了解，对审验机构也不熟悉。其次，企业对报告审验的作用还不清楚，也看不到审验能够产生的作用。再次，审验需要费用或许也是目前较少企业选择对报告进行审验的原因。最后，目前中国企业还处于发布首份报告的阶段，进行规范的报告审验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5. 在进行统计的15份报告中，包含利益相关方评价（有的报告表述为专家意见、第三方评价、相关方证言等）的报告有8份，超过一半的报告选择了这种方式。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同时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评价对企业发布报告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表明了这些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和重视。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中国的发展展望
第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将不断增加。
首先是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列中。
其次，已形成倡导发布报告的积极政策环境。例如前已介绍过的国资委《指导意见》中的倡导要求。2006年9月25日，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明确上市公司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应对职工、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对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指引》采取了自愿信息披露制度。2007年4月，上海银监局正式印发了《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开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以提高透明度和银行信誉等。
最后，已经发布报告的企业通过报告的发布，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对更多的企业发布报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报告内容、质量、规范性将逐步完善。
已经发布报告的企业通常都已经建立了定期发布报告的制度，那么随着这些企业发布第二份、第三份报告，在报告内容、质量和规范性方面都会有所进步。随着利益相关方对企业发布报告提出要求，企业迫于压力也会对报告的内容、质量和规范性方面下功夫。
第三，在华跨国公司发布CSR报告也呈现出新趋势。
根据《WTO经济导刊》的调查，在华跨国公司在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时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数据收集及编写技术。而从在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实践的分析看，跨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推广中，还处于起步阶段。部分公司对于在当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还逊色于他们的全球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