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论文（精选8篇）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关于“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慈”是“爱”的意思。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又曰：“慈谓爱之深也”。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解释道：“慈，爱也”。它尤指长辈对晚辈的爱抚，即所谓的“上爱下曰慈”。《国语·吴》中“老其老，慈 其幼，长其孤”的“慈”即是此意。“慈”亦可用作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供养。如《礼记·内 则》中说：“父母皆异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此处的“慈”即是’爱敬进之”。“善 ”的本义是“吉祥、美好”，即《说文解字》中所解释的“善，吉也”。后引申为和善、亲 善、友好，如《管子·心术下》中所说：“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即 是此意。“慈善”二字合用，则是“仁慈”、“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如《北史 ·崔光传》中所讲：“光宽和慈善” 在“慈善”意义上的敬老爱幼、扶贫帮困已成为中国人民约定俗成的一种道德规范。有人将此视作慈善事业的最早发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
儒家鼻祖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那么，何为“仁”?《论语·颜 渊》记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以“爱人”释“仁”，将能“爱人”作 为 人的一种本性，所谓“仁者人也”，无疑是对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念的回归和发挥。孔子还向人们描绘了人与人之间以仁爱为价值原则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特征的理想的大同社会，即《礼记·礼运·大同》中所描绘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类社会至今还在向这个目标奋斗。 孔子衣钵的继承者孟子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他说：“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认为，恻隐之心，不但为行“仁政”之始，也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基于“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孟子又提出了“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社会互助观。对于仁政措施，孟子又说：“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举免于死亡。”他还以伯夷为例，说明何谓“善养老”。由此可见，孟子更多地注重仁爱的实践意义。
从孔子到孟子，从仁爱到仁术，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慈善思想。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得以继承和发扬。从韩愈的“博爱”到张载的“ 民胞物与”，仁爱思想一脉相承，并得到发扬光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构建和慈善实践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诸子百家中，另一有代表性的慈善思想是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 愚”，“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进而，“多财，财以分贫也”，“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芸芸众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墨子兼善天下，苦难力行的精神，体现了一种乐善好施，积极参与的慈善风范。
不难看出，以拯救世道人心，济贫扶弱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仁爱”思想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具有极其强烈的实践性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由封建王朝政府推动的慈善救济工作相当发达。
中国古代的慈善救济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汉唐时期的寺院慈善活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寺院乍一建立，济贫事业就发展起来。东汉时期佛教寺院的济贫事业相当发达，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寺院和僧侣用来从事慈善事业的寺院财产中最大的一个来源是社会人士的捐施，这说明佛教对世道人心的影响之大。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论，有极其浓厚的“福报”、“修福”的观念，对社会上的一些富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汉唐佛教寺院的财产一直非常丰赢，寺院慈善事业长盛不衰，主要包括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宣传慈善事业等方面。宋代以前的民间慈善事业大多由寺院僧侣和佛教信徒从事。新儒学兴起后，这一状况才有所 改变，个人慈善活动零星出现，逐渐普及。
二是宋元时期朝廷推动的慈善救济事业。封建王朝主办的慈善救济机构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六疾馆和孤独园。唐代，随着武宗废天下僧寺，济贫工作始由宗教团体转到政府手上。宋承袭唐旧制，并扩大了官办慈善机构的规模，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所谓“宋之为治，一本仁厚，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代的养老慈幼事业最为突出。其专门设施有居养安济院、慈幼局、慈幼庄、婴儿局、举子包、举子田等。规模之宏远，计划之周密，设施之详尽，自西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无一出其右者。以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老弱废疾的苏州居养院为例，其规划“为屋六十有五，为楹三百有十，为室三十，长廊还础，对关列序，集癃老之无子妻、妇人无夫亲者分处之，幼失怙恃，皆得全焉。籍官民畴千六百六十亩，募 民以耕，岁得米七百石有奇。旁著三廪，浚二井，苞舍蔬闾食用寓具举无一辶岚，又立僧坊，主其供病给医药，死给 椟，入丛塚以葬。民胥欢仰，道路歌祝，公贤明笃厚 有志天下，士至于减苗斛之耗，蠲赋赏之负，严屠牛，禁网捕葺漏泽之费，增土以葬骨，其所施类如此。”宋代居养院规模之宏伟，经营之有法，可见一斑。宋代的居养院、慈幼局实为现代养老慈幼事业之滥觞。另外，蔡京为相时，曾在全国普遍设立“安济坊”，以救治贫病老人，它取意于苏轼早年在杭州以私人捐款设置的义诊“安乐坊”。宋代在医疗方面还设有惠民药局以提供义诊处方，此处方后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了埋葬贫病路倒无依者，宋代又有漏泽园之设。这样，从养老到慈幼，从医疗到送终，朝廷主办的慈善机构已是完备至极。
元朝最重要的发展在医疗方面。医疗救济被提升为官医提举司与广济提举司。前者是医师，后者管医疗救济。另外，在各地普设“医学”为医疗主管，惠民药局继续提供医疗救济工作。
三是明清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在明清之前，以捐谷赈灾、修路建桥为主要内容的个人慈善活动早已存在。即使是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也不乏见。如经 常为人所提及的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但这些慈善活动很难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慈善事业。明末清初，在江南的武进、无锡、嘉善、太仓、昆山等地先后出现了同善会、广仁会、同仁会或善堂等民间慈善团体。它既不同于宋朝以前国家干预的慈善事业，也有异于此前出现的民间慈善活动(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它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非宗教性的、非宗族性的、持续性的、志愿性的慈善救济事业，是现代慈善事业的萌芽。
同善会是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明万历18年(1590)，杨东明组织父老在河南虞城创立第一个同善会组织，它随后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同善会大都由地方绅士举办。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每次捐献的金额，以嘉善同善会为例，从银九分到九钱不等。随着申请救助人数的增多，每次筹集的捐献已入不敷出，于是，同善会开始置办不动产--土地，以地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同善会定期举行聚会，一般是每年四次。聚会的目的有三：一是收集会员的善款；二是根据会员平时调查的情况，确定救济对象，讨论款项的具体分配；三是由主会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演，劝人行善，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共建地方“好风俗”。同善会的救济对象，首先是生活无着的孝子、节妇，其次是未被养济院收容而不愿以乞讨为生的贫老病者。这些人先要经会员推荐，再由同善会调查核实，才有资格领取善款。在同善会集会讲演结束后，有时也对听讲的贫民给予少量的施舍。
财不如义高，势不如德尊。--刘向，汉朝经学家、目录学家 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班固，汉朝史学家、文学家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傅玄，晋朝文学家 上好德则下修行。--傅玄，晋朝文学家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司马迁，汉朝史学家、文学家
综观中国古代的慈善救济活动，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同丰富而久远的慈善思想和由政府推动的慈善救济工作相比，中国的民间慈善事业相对滞后。即使是在民间慈善事业相对活跃的明清时期，民间慈善活动也只局限于工商业发达 的江南地区。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儒家思想的羁绊有很大关系。在儒家看来，个人的慈善活动 与政府的仁政是不能并存的。因为个人慈善活动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政府的不“仁”，没有负起应当负担的责任。因而不是一个好政府。因此，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对民间慈善活动有很大的排斥性。早期宗教团体从事的救济活动就不断遭到非议和政府的严格监督。唐代宋憬反佛教时，就举出了孔子禁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济民的故事。当时孔子说：“汝之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孔子是害怕子路得罪卫君才说这番话的。他指出了私人慈善活动可能会引起政治性猜忌。因此，宋憬据此说：“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意思是说，只要政府施行仁政，根本不需要民间的小慈。这样，在唐代以后，宗教团体的济贫工作逐渐被政府接管，民间慈善活动鲜有作为，直至明清之际江南慈善活动的兴起。
第二，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基本上是一种精英事业或富人的事业。无论是朝廷推动的慈善救济工作，还是民间慈善活动，一般都由地方上有影响的士绅或官员主办，经费来源主要是少数富人的捐献，平民百姓很少参与，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老百姓在封建社会的超经济剥削下，普遍比较贫困。即使有少数日子好过些的老百姓想捐献钱物做善事，也要以当地某位名人的名义捐献，否则是得不到承认的。也就是说，从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两方面来看，士绅等所谓的社会精英享有独占社会慈善的特权，平民的参与只能是陪衬。因此，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是很难生根发展的。另外，在家长制盛行的中国古代，一些热心公益的士绅和官吏很少采用社区组织的方式来推动慈善工作，大多是自己有钱自己来办。救济活动也主要在逢年过节或有灾情发生的时候开展。
第三，中国古代的慈善活动基本上是一个内敛性的、封闭的系统，这与慈善事业开放性、社会化的实践特征是背道而驰的，因而制约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大多是儒学的接受者，儒家学说讲求个人修养，自我完善，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在自我-家庭-国家的链条中，始终没有社团这个概念。慈善始于家是行善的最高原则，如果有能力不先照顾家族，而行善于外，会被说成沽名钓誉。范仲淹的“义田”，宋熹的“社仓”都是为族人而设。宋代刘宰三设粥局赈济灾民，由于没有社团的帮助和支撑，最终也没有建立起永久的制度。从封建制度本身来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历代对民间结社都控制非常严。尽管在明清时期，士人喜好结社，但社团与社团之间很少联系。虽然政府欢迎士绅从事社区慈善工作，但是这些活动仅限于灾年开展。承平时期政府是不主张他们串连的，以免造反。清代的慈善机构大部分是“官督民办”，多少也有点这个意思。
第四，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除了救济功能外，还有社会控制的功能。这一点从明末清初的同善会看得非常清楚。嘉善同善会的条款规定：同善会以劝善为主。善款得优先发给孝子、节妇等无靠之人；其次为养济院不收，但又不愿沦为乞丐的贫老病人，所谓知廉耻者。而“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禁止施济。条规还列举了四种“宜助而不助”的人：一是衙门中人，因为这些人年轻时不劳而获，年老时如果贫困，只是“稍偿其孽 ”；二是僧道，因为他们不耕而食，而且可自行广募；三是屠户，因为这种人“仁心必短” ；四是败家子，因为其败坏风俗。由此可见，同善会有特别明显的道德取向。封建士绅自幼 接受儒学教育，胸怀“平天下”之志，当见到社会秩序混乱、人心道德败坏、民不聊生时，总是身先士卒，匡世济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他们将慈善机构作为道德教化的场所，扮演了封建主义卫道士的角色，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社 会控制。由于慈善组织有如此独特的社会功能，因此，即使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进一步加 强的明清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也能容忍民间慈善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1.1 政府监督
在美国, 慈善机构的政府监管监督分布在不同的层面。
在联邦层面, 国家税务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的一项国内税务法, 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所有组织, 每年都必须向国家税务局上报年度财务报表, 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 以便政府检查其是否符合免税规定, 而免税事关一个慈善机构的发展乃至存活。这份财务报告要求提供包括慈善机构前5名收入最高的成员名单、前5名报酬最高的合同商名单以及筹款所需花费等十分详细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 该报表还要求提供与所有董事会成员有关的金融交易记录。如果这些交易有问题, 相关董事可能会被课以高额税收, 该慈善机构也可能失去免税资格。此外, 美国联邦法律还规定, 任何人都有权向免税机构要求查看其原始申请文件及前3年的税表。同时, 人们也可写信给国家税务局, 了解某免税组织的财务状况和内部结构。
1.2 设立行业评级机制
美国设有专业慈善评级机构, 为国内的慈善机构进行评级, 级别从高到低4星到无星不等。并且针对不同指标, 向公众公布各个标准下的排行榜, 甚至包括囤积善款、财务危机、筹款回扣、劣等机构CEO薪水等劣等排行。在这种评级机制下, 慈善机构为了维持自己的信誉, 会规范自身机制, 加强内部监管, 尤其是自主的申请、拨付及运营费用的预算、核销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 保持慈善基金正常正确运行。同时慈善机构也会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 同时, 整个慈善行业的透明度也得到了增强。
1.3 具有公信力的民间专业独立评估机构
这些民间评估机构独立于政府、慈善机构中, 相对公正的身份和立场, 使其拥有广泛的信任度和影响力。例如全国慈善信息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掀起了一阵慈善的热潮。然而当时少数慈善机构却做出不法举动, 私吞难民捐款, 强烈打击了捐赠者的信心。于是一些民间的管理者、学者、律师、会计师就自发联合, 成立了这样一个独立评估机构。
2 英国:行政监管模式
英国是欧洲慈善业最为发达的国家。
早在1860年, 英国政府就专门成立了“慈善委员会”, 以监督管理和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 增进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信心。
1992年新《慈善法》明确规定, 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有责任和义务向慈善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无正当理由而未提交年度报告属于违法行为, 责任者将被起诉。
在英国, 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度要求也非常高, 主要体现在, 公众中每一人, 只要愿意交付一定合理的费用, 就有权获得所有慈善组织的年度账目和财务报告。对于那些慈善机构来说, 公众对其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亚于上市公司。
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慈善委员会”以监督管理和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该委员会对慈善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投资行为、财务管理和审计制度等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和标准。为确保慈善组织遵守这些规则, 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督和评估制度。
3 德国:“捐助徽章”一年有效
德国为了规范慈善机构的运作, 设有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和天主教联盟两家独立机构, 负责监督善款的使用情况。
其中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创立于1893年。这一组织, 与美国的“全国慈善信息局”的性质相同, 其监督也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而是建立在自身“公信力”的基础上。它们向通过其审查的社会福利组织和慈善组织颁发“捐助徽章”来认证这些组织具备募捐资质。
目前德国有超过200家社会福利组织和慈善组织持有由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所颁发的“捐助徽章”, 其授权使用期为一年。这意味着这些组织每年必须接受一次审查。若在审查中发现违规问题, 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会收回其“捐助徽章”的使用权。
以上, 是三个慈善机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的现状。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我国需尽快建立慈善组织资质评估和信用资格认证制度, 加大社会监管力度, 进一步规范慈善行为, 并在慈善活动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地约定俗成。要加强诚信等方面的道德建设, 完善慈善组织内部的管理和监督制度, 培育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 进而增强慈善事业对公众的吸引力。
摘要：分别对美国、英国、德国的慈善监管制度进行了分析, 对中国的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存在借鉴意义。
关键词：慈善监管,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杨方方.慈善文化与中美慈善事业之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 2009, (01) .
现今，在中国，政治人物在慈善活动中，仍起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集善嘉年华•北京2007”大型慈善活动备受关注，不仅仅因为它是为残奥会筹款，还因为它是由邓小平的外孙女卓牵头组织，让人多了几分好奇。
在中国，由政治人物主导的社会组织在慈善活动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不一样的慈善晚宴
明星来捧场、企业家来捐钱，这是一般慈善晚宴的路数。但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国务委员陈至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等领导人相继出席晚宴现场，让“集善嘉年华•北京2007”显得很特殊、规格很高。
这次慈善活动的主题是关注2008北京残奥会、支持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当晚共筹得善款1878万元。这些钱将主要用于为器材落后的中国残疾人奥运代表团购买运动器材。
晚宴承办方，卓雅清和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卓对本刊说，“我们当时想，残奥那么多人关心，肯定钱很多。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那么困难。”邓小平的外孙女，刚刚28岁的卓是举办了5年的“集善嘉年华”主要发起人之一。
2003年，卓在美国读完书后回国，和朋友开了一家“规模很小”的公司，帮企业做品牌宣传。国外浓厚的慈善氛围，和自己上学期间不断参与公益活动的经历，使卓感觉应该在国内也做些什么。“是从小受家里的教育，我们家每年都要捐希望工程，不光爷爷奶奶捐，全家人都要捐。”卓说。
一开始，卓希望承办舅舅邓朴方领导下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慈善活动。“但舅舅起初有些犹豫，可能是不觉得我们能做起来。他让我们自己先尝试，因为这不是说着玩的。后来看我们认真对待，才答应让我们跟残联合作。”
不过，还是中华慈善总会先与卓合作的。那时候做这种慈善活动的还很少。不光是卓和她的伙伴，连中华慈善总会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按照设想，活动以2万??5万元不等的价格卖桌(晚宴的桌位)、拍卖物品等方式筹集善款。2003年的集善嘉年华来了300多人，筹得210万元，用于帮助失学女童重回学校。
此后，卓和她的伙伴在每年年底举办“集善嘉年华”，并从2004年开始和中国残联合作，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2003??2006年，集善嘉年华共筹得1830多万元善款，用于帮助失学残疾人儿童重返学校；筹建了国内首家儿童孤独症治疗研究中心、援建了盲校和特教班。
和国内很多慈善晚宴不同的是，“集善嘉年华”能请到党政领导，他们还都准备了现金，投进现场的捐款箱内。受邀但因工作不能来的，甚至会委托工作人员到现场捐款。“我们是替残联做事，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卓告诉本刊记者。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很多人认为卓的特殊身份给慈善晚宴带来了很强号召力。“可能我人缘比较好，能比较好地把大家结合起来。的确家里人认识的人很多，能发动周围所有的朋友。这件事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到的，有太多人给我们帮助。”
国内慈善的主流
很多人把“集善嘉年华”看作是政治家族用自己的影响力、号召力为慈善做的贡献，值得称道。而在慈善事业较完善的西方国家，政治家牵头做慈善，早已屡见不鲜。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以“抗击艾滋病”为主题，举办的大型慈善音乐会已有多年。老布什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基金会捐款了。肯尼迪家族中的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更是通过肯尼迪基金，于1968年创办了特奥运动，现在这个接力棒已经交到了她的女婿、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手中。
“在国外，有影响力的人如果比较有想法，愿意建立基金会，就有一个实现自己想法的机构。慈善公益是一个非常好的继续实现自己想法的方式。”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对本刊说，“国外整个慈善领域，政治家不一定占很大比重，但是一个很突出的个体。”
在国外，各大财团是慈善事业的主力军，国外的政治家做慈善很重要的一部分还被看作与国家的选举体制有关系，是描绘个人色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在中国国内，“希望工程”就是在共青团中央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建立的，从“希望工程”设立开始，公益慈善的概念慢慢被很多人接受。不光企业家、明星开始组织参与慈善活动，很多公益组织都是由在任或退休的政治家任职牵头的。
目前中国规模较大、业绩较好的公益组织机构中，中华慈善总会的发起人、第一任会长就是从民政部部长职位离休的崔乃夫；第二任会长阎明复曾担任过统战部部长、民政部副部长，现任会长是民政部原常务副部长范宝俊；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尔肯江•吐拉洪；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是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由第一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曲格平担任。
据统计，目前国内国家级基金会有一百二十多家，除企业成立的以外，基本都由国家各部委主管。虽然很多退休的领导在公益组织内并没有具体主持工作，但他们所带来的强大号召力不容忽视。“在国内，(慈善活动)如果失去政治家色彩以后，就没有必要谈公益事业了。”《公益时报》新闻部主任赵冠军对本刊记者说，“现在公益类的品牌项目，光由专业的公益人是很难推动的。政治人物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在现行的体制下，如果没有他们的推动，根本就做不起来。”
企业家做慈善，能掏出大把的钱；明星做慈善能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慈善；政治家做慈善，不仅能动员更多的企业捐款，还会为国家公益事业的完善起到促进作用。
有界内人士向本刊表示，要鼓励这些高层官员退休后去做公益事业，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现在只有他们能有效地募集到资金。不仅外资公司、民营企业在捐赠的时候，一般偏重有官方色彩的慈善组织;国有企业更有不成文的规定，只能给官办慈善组织捐款。
据民政部门统计，目前国内从国家到地方有专业基金会1254家，而美国有50000多家。对于慈善，国内很多人有心无为，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一个良好畅通的捐助渠道。
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使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信任危机。
近两年以来，中国慈善界丑闻似乎已经屡见不鲜。除此之外，近几天来，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投资4亿多元建的巨型雕像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郭美美事件后，有网上调查表明，80%以上的网民表示不会再捐款给红十字会。
提到中国慈善，就不能不提去年的慈善界发生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中国的慈善晚宴。从中可以透露出的一个信息是，当今的中国财富已经积累到了一定水平，正如我们知道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巴菲特认为，中国慈善发展会超过美国，并告诉准备投身慈善的人们“不要怕失败，以前我们都有许多失败。”2009年巴菲特曾在美国举办慈善晚宴，说服了参会中的40位富豪捐出自己一半以上的财产，并且承诺将自己家产的99%捐给慈善事业。显然此次到访中国举办慈善晚宴也是劝捐之意。从此事也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到了很需要谈慈善的时候”。
第二件大事就是壹基金“撞墙”。南方周末在2010年9月23日曾以头版刊出“李连杰撞墙”的新闻。这表明以壹基金为代表的中国万千民间慈善机构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困境。去年的时候虽然壹基金已经为公众熟知，但直到“面临中断”的时刻，壹基金的基础性项目“每人每月一元钱”计划都未能顺利开展。去年的壹基金只是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的一个“专属基金计划”，而挂靠导致的就是基金会的诸多慈善项目开展都受到层层限制，在对一个慈善项目进行动态分析时，要面临层层的审批程序。政府也会对慈善行为诸多干预。这样民间慈善机构做起慈善来就难免束手束脚。具体体现为有时甚至连提取现金都很困难。未转为公募基金之前，壹基金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账户的不独立会在操作上带来重大的不便。而壹基金曾经面临的困境这是现今绝大多数民间慈善团体正在面临的。好消息是，壹基金已经在今年年初成功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有权独立向公众募集善款。这样的民间慈善团体，可以转型为公募基金会，壹基金还是头一家。从这个角度而言，壹基金转为公募基金会是中国慈善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从前面说到的郭美美事件和壹基金“撞墙”事件，我们可以对中国慈善界窥见一斑。
慈善业现状
据民政部统计，2010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43.9万个，其中基金会2168家，社会团体达到24.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达到19.5万个，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增幅较大，已经与公募基金会数量基本相当。由此可见中国慈善的发展已经开始出具规模，而不是小打小闹。那么已经有了这么多的量，质又如何呢？
目前，国内的大部分慈善机构多数依附于政府机关，专业性不强，分工不合理，机构职能不清，慈善机构采取的慈善活动单一，慈善公益组织和社会的信息交流不足，接受捐赠的渠道不畅。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部分基金会对资金的筹集、捐赠项目和资金的投向未能如实向社会公布，程序不透明、管理制度不规范，经常出现挪用甚至侵占捐赠款等现象，导致公信力下降，挫伤了有捐赠意愿的人的公益心。
事件 国际组织援助我红十字会2.95亿美元被冻结
“全球基金”冻结上亿美元用于抗艾的对华援助资金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
中方与“全球基金”的分歧主要是对“社会组织”的定义不同，中方对“社会组织”的认定是遵照民政部的相关标准执行的，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双方多次就此事进行讨论，但一直没有结果。
总的来说，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或者说是症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慈善业自身的角度来看，主要是：
1.慈善法律不健全，《慈善法》千呼万唤不出来。2005年，民政部就启
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但是时至今日，这部法依然不见踪影。其最根
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官办式的慈善已经运作了很久，其中有很多既得利
益者，而改革势必会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想到样一部法
律的出台面临的强大阻力，这也是《慈善法》至今尚未出台的主要原因。
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慈善现在正处于发展探索阶段，如此长的时间
来起草通过一部法律可能也包含一些对内容实用合理方面的考量。
2.捐款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在有的国家，捐款人甚至可以从慈善机
构提供的平台上查询到自己捐的每一块钱的去处。而在中国要做到这一
点，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长徐永光用“五个
看不见”来描述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见，灾区群众看不见，灾区
政府看不见，灾区慈善组织看不见，捐赠落实看不见。由此导致公众普
遍对慈善机构缺乏信任，这就严重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3.民间慈善机构大都无法取得独立的法律身份。民间慈善组织缺乏公益
身份，难以获得资助，面临生存困境，发展受到限制。徐永光认为，现
在民间公益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设计，基本上把没有政府背景的民间公
益组织都排除在外了。慈善资源的行政化垄断抑制了公众的慈善热情，窒息了民间慈善的活力，这是得不偿失的。徐永光指出，一个好的慈
善生态环境，不能容忍慈善资源被垄断，也不能庇护落后、带病运行的慈善组织。所有慈善组织都应该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实行优胜劣汰，以
保证慈善行业机体的健康和活力。垄断往往带来腐败。
4.慈善团体缺乏有效的科学管理，显得有些混乱。举一例，香港的红十
字会在做比较大的项目的时候会聘用独立的审计师，对资金的使用情况
作出监督，最后便会再公共媒介譬如互联网上登出每笔资金的使用情况。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则是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方各面都有待完善，而我们这个社会也还是不够开放。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则是由于现阶段参与慈善的热情还不太高涨，很多我们的慈善行为都来自于灾难的发生，而不是一种常态的行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依然处于财富积累阶段。
中美慈善现状对比。
解决方案
1.加速健全慈善界立法。
2.独立监管机构。
3.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现阶段中国关于慈善捐助的税制减免很不合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企业家给山区捐赠100万元，结果却要征收50%的税款。反观弹丸之地的香港，获得政府豁免缴税的慈善组织就有4000多个
4.使捐赠更趋于透明化。
民政部公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在未来5年全面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将建立和完善以慈善业务年审为主要手段的监管制度，重点加强对公益慈善类组织的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大活动的监管。
我们应该怎么做？
1．对慈善多一些包容，可以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再发表自己的看法。（陈光标）
2.对自己的捐款的去向多一些关注，也许一个人这么做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如果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而使社会形成这么一种氛围，也会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有力监督。
3.多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其与慈善团体宗旨有相同，因而也是对慈善事业有力的声援。
最后关注一下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些最新回应及慈善事业的最新进展。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这一新规定改变了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意味着民间慈善团体告别“挂靠时代”。这的确是政府在厘清政社关系，让民间组织自主的重要进步，但还需要在立法层面得到彻底的落实。
民政部公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在未来五年全面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将建立和完善以慈善业务年审为主要手段的监管制度，重点加强对公益慈善类组织的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点活动的监管。2011年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首先发布了青海玉树地震捐赠收支和资助使用的情况。
学号:10270110
浅谈中国现代慈善事业
浅谈中国现代慈善事业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慈善事业在社会保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慈善事业也可以说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现。它无疑是社会一定利益的调节器，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它既起着安老助孤、扶贫济困的作用；同时又起着疏理社会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深远的传统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与社会性。
[关键词]：高调慈善、信任危机、不透明化、公信力
一、慈善事业简介
慈善事业是一种有益于社会与人群的社会公益事业，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是在政府的倡导或帮助、扶持下，有民间的团体和个人自愿组织与开展活动的、对社会中遇到灾难或不幸的人，不求回报地实施救助的一种无私的支持与风险的事业。慈善事业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再分配的实现形式。
二、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现状
（一）、慈善事业在中国现代的发展
慈善事业在中国现代的发展可谓是曲折坎坷，它经过了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限制（1949-1956），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排斥（1957-1993）、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接纳（1994-2004）到如今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倡导（2005至今）这样四个阶段。① 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限制
新中国建国初期，旧的福利救济被看作是‘统治阶级欺骗和麻醉人民的装饰品’，应对旧的慈善机构进行接收和改造；民间慈善事业应该予以否定，政府应是慈善事业的主体，但政府对慈善事业却采取了限制的态度。②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排斥
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极左思潮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国内慈善事业逐步走向衰熄，慈善事业遭到了极大地否定。慈善事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地主阶级的伪善之举，是所谓的慈善家用来沽名钓誉的工具，慈善思想及其行为被当作另类，山居被认为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慈善事业还是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③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接纳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对慈善、慈善事业以及人道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慈善事业得以正名，这就廓清了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模糊认识和偏见。政府也转变了态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识之士认为，必须改变由过去政府实行福利式的全包揽，逐步地想依赖社会明间力量为主的形式过度，政府也明确赞同和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事业才得以被接纳。
第三页 姓名:王雅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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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现代慈善事业 ④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倡导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慈善事业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慈善意识得到普及，因此政府也对慈善事业进行倡导。
（二）、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现状 ①我国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较晚
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的四个阶段来看，我国的慈善事业起步较晚，造成了公民慈善观念落后，个人主动性慈善捐赠参与率较低。问卷调查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误认为慈善事业属于政府的救济行为，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虽然参加国捐款捐物活动，但主要是通过工作单位、学校、居住街道被动捐赠，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少；大部分公民对慈善事业以及慈善机构不够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由于慈善意识普及率低，慈善活动开展不多，慈善事业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慈善组织、慈善理念和慈善行动没有深入人心。正是由于我国慈善事业的起步较晚，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慈善事业实现全民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②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且具有不透明化
我国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完整法律框架尚未形成，使一些有意从事慈善事业者只能裹足观望。同时我国的慈善事业具有不透明化，公信力较低的问题，郭美美事件与红十字会扯上关系，是因为她自称有“红十字会商会总经理”的头衔。无论红事会的各地组织，还是红十字医院、红十字血液中心等名称中含有红十字的机构，不管和红十字会有没有关系，出了事都会算在红十字会的账上。
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尴尬，从一个方面暴露了我国慈善事业立法方面的困境。随着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现行的慈善法规已不能适应现实要求，慈善法律缺失阻碍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玉树地震之后，意味东南亚华侨曾不顾身体和年龄，亲自驾车48小时前往玉树。他想实地考察一下，亲眼看着捐出去的钱变成一所学校。也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可以用“五个看不见”来描述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见，灾区群众看不见，灾区政府看不见，灾区慈善组织看不见，捐赠落实看不见。”这些都说明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制度不规范化，捐赠的不透明化。这使得我国的慈善事业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③ 我国慈善捐赠水平低，且组织数量少
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达到509亿元，占当年GDP的百分之零点一七，占中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比较一下，美国当年的捐款占当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除了捐赠水平较低以外，我国的慈善组织数量也很少。截止2009年的统计，中国的基金会为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第三页 姓名:王雅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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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现代慈善事业 的慈善组织也超过16万个，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
三、解决我国慈善事业所存在问题的办法
（一）、由于我国慈善事业起步较晚，公民普遍慈善意识不高，因此就需要我们要在全社会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慈善意识，通过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和志愿活动，只有全民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我国的慈善事业才能长期蓬勃发展。
（二）、我国的慈善捐赠水平较低，且慈善组织数量也较少。因此政府因对慈善行为给予一定的优待，在税收及财政政策上对慈善事业有所倾斜，利用税收杠杆，通过对慈善公益捐赠减免税收，以实现对公益事业参与者的税收照顾和优惠，从而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此项事业。
（三）、加快立法和制度建设步伐，保证慈善事业的规范性。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应规范自己的行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占、挪用慈善基金会民间捐款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应当坚决制止，并引以为戒。
（四）、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在慈善信息上采取公开公正的原则。做到捐款统计的透明化，捐款去处的透明化。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系统在网上查询善款的流向，知道用到什么地方，落实到什么项目。推动建立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地慈善组织，厘清政府责任与民间慈善、慈善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四、我眼中的慈善
善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可能出于各种目的从事慈善，过多地纠缠动机，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意义。前段时间许多人对于“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可我却觉得，尽管他或许是出于某种意图来参加慈善事业，但他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中国企业家，他尽到了他所应该尽得责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属于他的一份爱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讲中国的企业家与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外国企业家进行相比，他们觉得企业家应该进行“裸捐”，但我认为企业家可以有多种方式回馈社会，我们不应以“裸捐”作为道德标准。或许慈善的确不能像陈光标似的一味“高调”，一味“暴力”，作为一项山居，需奥扎扎实施推进，需要照顾受捐者的感受和尊严，需要很多人无私奉献，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陈氏“高调”视乎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他的做法唤醒了公众对慈善的关注，也湿使得一些企业家和慈善人士感受到压力。
无论从外国还是国内经验来说，良性的慈善运作需要一套严格的程序和制度，需要一支专业的慈善团队去打理，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只有拥有了良好的慈善制度，慈善意识高的公民，和有效执行的政府，强有力的监督，那么我相信我国的慈善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
第三页 姓名:王雅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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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现代慈善事业 参考文献：【1】《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29日
【2】《当代中国慈善事业》作者: 郑功成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3】《中国慈善事业遭遇空前信任危机》
人民日报 2011年11月10日 【4】《有关慈善事业的一些思考》作者:杨澜
摘要： 宗族慈善的伦理内涵有：仁政、民本的政治伦理；“贵生”的生命伦理；支撑意义世界的终极关怀伦理。从伦理现代性角度而言，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无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仁政、民本是当代行政伦理的重要借鉴；民间自治和公益募捐具有一定的现代公益伦理品质；立德和家族担当也是现代公民品质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构成；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也是现代伦理的旨归；爱有差等的差序伦理；狭隘的功利主义道德观。挖掘宗族慈善超越血缘的普遍主义伦理资源，对当前农村社区伦理建设和我国慈善现代化都大有裨益。
关键词： 宗族.宗族慈善现代慈善差序伦理公民伦理
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三千多年发展，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呈现出四种慈善先后出现并多元共存地运行格局，四种慈善分别为政府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会慈善。其中宗族慈善先秦就有，宋代发展尤为兴盛，至近代则日趋衰微。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所以，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古代宗族慈善自然拥有丰富的伦理内涵，站在现代伦理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一、宗族及其历史分期
要讨论宗族慈善，首先要厘定宗族和宗族的历史分期。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是个体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组织和精神家园。有关宗族及其历史分期，学界给予了大量研究，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歧义很多。要说对“宗族”的经典解释，简明版如《尔雅》所言：“父之党为宗族。”繁缛版如《白虎通》所言：“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就宗族的历史分期而言：“中国传统宗族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宗族萌生到春秋时期；后期自战国秦汉直至现代。”“后期宗族又可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即：自战国到唐前期的中古宗族；自唐后期到明清时期的近古宗族；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宗族。”从这种分期我们可以看出，前期宗族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国与族是一体的，各类宗法血缘组织就是各级政治组织。“后期宗族的主要特征是家与族的两合性”。所谓两合性就是，“家”既在“族”中，又相对独立，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宗族的演进都是在这一根本特性下进行的。
二、中国古代宗族慈善概述
从以上关于宗族内涵和分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农业文明、宗法血缘和家国一体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文化即崇德型文化特色，这一文化要求个体于国需尽忠，在家应孝悌。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宗族伦理的推演践行，加之宗族成员间天然具有的彼此扶持依赖的需要，为宗族慈善的发生提供了丰沃土壤。“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唐以后的儒、释、道，中华慈善思想体系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随着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其慈善主体也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国家慈善到以国家慈善为主、宗族和宗教慈善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化发展过程”。在实际运行中，各种慈善主体并不单独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发挥作用。在相互承继和交互作用的演进中，宗族慈善长期占有一席之地，“宗法制度在周代创设以后，宗族思想得到日益发展，其除了具有长幼有序的社会规范功能之外，宗族内部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相互救助，也为宗族慈善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导向。两汉时期，随着宗族聚居形制的发展，贫困救济、抚恤幼孤、丧葬救助等宗族内部互助的慈善事业便日益盛行。唐朝时期，士大夫的宗族救助善举更是屡见不鲜。到了宋朝，宗族慈善发展尤为繁盛，“针对人们血缘观念淡薄的现象，官僚士大夫发起重整宗族制度的活动，一方面通过提倡孝悌伦常，加强对族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设置族田、建立义庄，通过保障或改善宗族成员生活的手段，维护子孙的生存，达到‘敦本收族’的目的”。宋代士大夫的功名之路让他们不仅深深体会到入仕来之不易，更对贫富贵贱差距带给困难群体的艰辛感同身受。因此，他们逐渐成为推动宋代以后社会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除义庄、义田外，还出现了义塾，这些为族人生存发展提供了长久性的经济、制度等方面保障。“明清时期，宗族保障得到进一步加强。宗族义庄作为宗族的经济实体，已超越了偶发的单纯的济贫性质，具备了初级形态的社会救助性质，从而使宗族通过义庄的动作，发挥着社会救助的功能。当时宗族社会救助的项目主要有：贫困救助、就业救助、生育、婚丧救助和教育救助”。本文有关宗族慈善问题的讨论综合中国社会历史分期、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源流及上述宗族历史分期，主要讨论自春秋至晚清之前的古代宗族慈善问题。
三、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伦理内蕴
据上述宗族历史分期及不同阶段的特性，可以看出，早期宗族慈善带有很强的政府或国家慈善特点，而随着宗族发展演进，与国家的界限日趋清晰，宗族演变成为“家”与“族”两合的共同体，宗族慈善与政府慈善也就逐渐剥离，获得相对独立。无论文化、社会背景还是慈善本身，都决定着古代宗族慈善拥有丰富的道德蕴含和价值。伴随宗族及宗族慈善的发展变迁，宗族慈善的伦理内涵也得以丰富和发展。
（一）仁政、民本的政治伦理
如上所言，由于早期宗族与国家的一体性，宗族慈善因此带有很强的政府或国家慈善特点，宗族慈善因而拥有很强的政治伦理意味。“不敢侮鳏寡”，强调对无依无靠的鳏寡应爱护施恩，“惠民”即施惠于庶民，统治者要保民、惠民、利民、安民和恤民。这些西周时期统治者的统治、慈善举措体现了自商代以来的民本思想。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让西周思想家们开始对民与神、民与君、民与国的关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轻天重民、人主天辅的思想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政治伦理思想也开始由神本走向人本、民本，“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标志着“德治主义”政治伦理在西周开始形成。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和谐”社会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尊老爱幼，恤矜寡，抚孤独，拯废疾的社会措施是慈善的重要体现，慈善是这一“大同”社会的重要构成，这一慈善愿景体现了儒家“仁政”和“德治”主张，儒家的主张是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又为后来历代儒家继承和发扬，并成为封建社会核心政治伦理思想。慈善作为政府道德责任的重要践履，推进自商周之后形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实践化。
虽然政府或官办慈善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流变，但最初宗族国家一体时所拥有基本伦理精神一直延续，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对灾民、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关爱、慈善一直像一把尺子，衡量着各级官员的爱民思想和德性修养。
（二）贵生的生命伦理
历代各色各类宗族慈善形式、内容和方法各有异同，但在根本上都贯通着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人生之道，在这一人生之道里，齐家一个人重要的生命担当，正所谓“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齐家”是孝弟伦理原则的践行，“齐家”就是要睦亲敬祖，提携子孙，促进家庭、宗族和睦幸福，醇厚家风门风并发扬光大。既做到了对家人子孙的提携、教化，又传承和发扬了宗族道统。宗族慈善很好地成就了这一人生追求，这种家族伦理责任的担当，是儒家贵生生命伦理的重要践履。“儒家‘贵生’，追求的是‘精神生命’的不朽。儒家‘贵生’，在理论上始于‘仁义’，在内涵上体现‘仁义’。‘仁义’贯穿于儒家‘贵生’理论的始终，并构成其理论的根源和目标。而‘仁义’所承载的，不是一种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而是体现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德性生命’。‘德性生命’就其本质来说，毋宁是一种人格意义上的生命存在。这种生命，是用‘德性’的光辉彰显精神生命的宝贵，是以‘仁义’的力量体现精神生命的高贵。所以，儒家‘贵生’对于‘德性生命’的强调，其实就是在追求人的‘精神生命’的不朽”。一个人在实现家族责任担当，整齐门风的同时，个人身心会得到陶冶，德性得到涵养，自身生命空间和精神视野得以拓展，这是精神的解放和人性的舒展。
（三）支撑意义世界的终极关怀伦理
中国文化的特性使得中国不存在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宗族归属感、认同感于是成为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重要追求之一。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天人合一’，正要在父母子女之一线绵延上认识……家庭缔结的终极目标是子女之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于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可见，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使人缓解因生命短暂、有限而带来的孤独、恐惧和焦虑，给人一定的生命安全感和充实感，从而避免“意义危机”问题。宗族慈善促进同族共济，宗族成员由此建立更紧密的物质和精神关联，宗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加强，宗族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也得以满足。
四、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现代伦理反思
站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从伦理现代性角度而言，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无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一）仁政、民本是当代行政伦理的重要借鉴
早期宗族与国家界限模糊，这一时期宗族慈善推崇的仁政、德治、民本慈善理念对当前和谐社会行政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注民生，这与古代宗族慈善倡导的民本思想有很大的契合性。民本思想强调官民平等，官民如同胞兄弟，倡导关怀百姓、呵护百姓。现代意义上的官德建设，也重视官民平等，倡导重民、养民、亲民的价值旨归，努力让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些古今政治伦理虽有不同，但因为都呼唤为官者的民本良知，呼吁为官者能为生民立道，所以有着“民胞物与”的共同精神追求。
（二）民间自治和公益募捐具有一定的现代公益伦理品质
把宗族慈善建设看得比宗法更重要，主张官府不需要太多干预，民间可以自我实现社会稳定，这些宗族慈善思想促进了后来民间建设，达到了“补王政之穷”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性力量的生长。比如宋代以后的宗族慈善基本上是将整个家族的公益建设看得比宗法规矩更为重要，通过宗族慈善强化了宗族小社会自治。我国古代宗族慈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国外社区基金会，宗族慈善大概相当于从社区内多渠道筹资，并把大部分捐助用在本社区社会福利项目上，为本社区服务，再加上不以特定对象为目的，受益者也并非所有族人，因此，不能因血缘关系色彩和施惠范围的局限性而否认其公益性。
（三）立德和家族担当也是现代公民品质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构成
宗族慈善体现了古人推崇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统之一，体现了古人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和道德理想人格，注重在助人中提升自我，完善品性，强调在家族互助中体现担当，也为后世子孙率先垂范，同时是对父母祖先的孝道践履。注重德性培育，强调担当和利他也是现代公民品质的重要构成，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精神，这与现代社会志愿行动的责任伦理有相通之处。固然“陌生人社会已不可能回归传统的共同体，但是人们对熟人共同体所蕴含的亲密感、归属感、互助性的需求和渴望却未曾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社区建设就被赋予了所谓‘新型共同体’的内涵，各种志愿组织也承载了人们相同的渴望”。所以，发掘宗族慈善的内在精神诉求和伦理内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欧美富人的家族慈善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与我国古代宗族慈善存在相当差异，但深入比对，我们仍能发现欧美富人的家族慈善传承与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有相近、相通之处。在现代西方的家族慈善传承中，很多欧美富人把慈善看成不仅仅是帮助别人，也是传承家族传统与价值观，教育子孙，从而使家族凝聚力得到增强，这也是富人打造成功家族的关键所在。
（四）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也是现代伦理的旨归
如上所言，宗族归属感、认同感是中国人获得生命意义的重要源头。宗族慈善伦理所进行的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奇异色彩，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价值，富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些对道德共同体的诉求和对生命意义的德性解读也是现代伦理的终极诉求。“当代开放、平等、多元社会的道德结构应该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基本要素”。张岱年先生指出：“古今中外，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可以说有三个类型，即是：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张先生所谓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就是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高贵更重要，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乃至“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人生精神世界的真正依托。
宗族慈善固然具有上述积极的伦理意义，但我们要看到，我国古代宗族具有血缘亲属特性，这一根本特性决定了在现代社会宗族慈善的伦理局限性会日趋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五）爱有差等的差序伦理
宗族观念基于血缘、地缘而形成，基于宗族观念进行的宗族慈善在相同的宗族成员之间互助较多，而对超出宗族范围的其他人救助则很少，譬如，范仲淹的义庄主要也是帮助本宗族的子弟，希望这些人有一天能光宗耀祖。费孝通用“差序格局”形容中国人交往关系，宗族慈善表现出极大的差序性，这与现代陌生人社会主张的普遍主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正所谓“宗族在保障族人生存方面花费了巨大的财力，救济内容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族人的生存。但是，我们也应看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在救济层次上、救济对象上实行的有差别对待，即以血缘的亲疏为标准来划分受惠者，亲者实行亲亲之义，疏者实行济贫之义；泽及族人，而又区分亲疏远近。这是宗族义庄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其局限性所在”。
（六）狭隘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在传统社会，宗族慈善往往不是济贫救灾，而是为了维持家族权利和声望，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比如举办“义学”旨在训练科举人才以提升家族成员入仕的几率，从而促进家族发展；设置“义田”往往是为了避免寡妇改嫁辱及门风，从而争取更多朝廷旌表机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族慈善是强化宗族治理的有效手段，具有狭隘的功利主义取向，不同于现代公益福利事业。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深刻的变革，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已全面进入乡村社会。然而，传统文化的因子在许多地方并未完全消失，“构成了具有地方色彩的内生秩序，对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古代宗族慈善绵延几千年，宗族慈善的伦理精神和理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有着自身特殊魅力和伦理价值，深入挖掘，对促进当前我国农村社区伦理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风尚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掘其超越血缘的普遍主义伦理资源，对于当下中国的慈善现代化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形成这样的局面,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中国目前慈善法规的欠缺、企业与公众社会责任感的淡薄和慈善机构自身发育不良是主要因素。
郑教授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 首先要强化立法规范。制定专门的慈善事业法或慈善机构法, 明确其公益性质、使命及其管理、运行准则, 严禁借慈善之名行偷税之实、通过慈善活动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其次, 确立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将慈善捐献享受税前全额扣除的待遇作为全国统一政策加以实施;遵循国际惯例, 允许慈善机构从慈善捐献中提取管理与运行经费, 以此改变慈善机构无米之炊的困境。第三, 促进慈善机构严格自律。慈善机构不仅是独立社团法人, 而且是社会文明与公共道德的形象载体。慈善机构应当在自治管理的同时建立严格的自律机制, 并在社会监督与公开透明的条件下赢得公众支持。第四, 努力形成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如领导干部带头参与慈善活动、大众传媒强化企业与公众社会责任和公共道德的宣传、社会各界弘扬和崇尚慈善人物等。
笔者以为, 在当前国家和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下, 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机制, 更要加强对慈善事业的管理、整顿和引导。因为, 这个事业最具全人类共性, 具有维系社会健康、协调发展, 减少社会冲突, 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等重要功能。
目前, 中国慈善事业管理的最大漏洞是缺乏透明, 捐赠的资财去向不明的话, 必会冷落了慈善者的心;另有一些依附在慈善事业中的寄生者, 打着慈善事业的幌子, 招摇撞骗, 贪婪敛财, 也使这项事业受阻。如此种种, 造成一些有心从事慈善事业人士, 在从事慈善活动时, 亲自踩点, 亲自化缘, 亲自送达, 一步到位。其中缘由, 细想便知。
其实, 中国人的慈心善举源远流长, 可歌可泣, 从事善举的人虽然十有八九没入教会, 不用诵经, 可行善积德扶残助弱之心堪称国粹。我有一位挚友, 家族不算富足, 但其母信佛, 行善成风。受严父慈母之训导, 他们设立了“家族敬老基金”, 对全村八十岁以上老人每年的生日、重阳、春节三次进行相帮。
—Duck
马化腾这笔钱将注入正在筹建的个人慈善基金会，逼近马云145亿元的中国慈善纪录，成为中国内地单笔捐款破百亿的第二人。
查看近几年的胡润慈善榜和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会发现，除了马云达到了百亿级别，中国富豪们的捐赠额普遍在5亿元以下。
2015胡润慈善榜显示，新尚集团董事长唐立新以微弱优势超越王健林家族位列第二，捐款额为3.1亿元。《福布斯》则主要统计了民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的现金捐赠，在去年公布的榜单中，100位上榜企业家的现金捐赠总额为49.2亿元，为近4年来最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新尚集团董事长唐立新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捐款额都刚刚超过3亿元。
涉及到大额捐赠时，与捐赠现金相比，中国富豪们越来越青睐于捐赠股票。首先因为股权是他们财富的主要形式，除此之外，股权捐赠还有不少好处，由于不用变现，有利于公司在金融市场上避免剧烈波动，保持稳定。其实股权捐赠在中国是最近几年的事，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是中国首个捐赠股票的企业家，2009年他宣布将捐出部分股权，用于成立慈善基金会。由于按照现行税制，捐赠股权需要交付巨额个人所得税，当年相关部门特事特办，允许曹德旺延后交税。
不过这个情况很快将得到改善，今年9月1日《慈善法》将施行，大额慈善捐款的税收优惠将受到法律保护，国内基金会的各种乱象也将得到法律约 束。
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去年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2014年中国境内接受捐款捐物首次在没有大灾的情况下突破千亿元。其中，企业捐款占到了捐款总额的7成。
那么，企业家捐的钱都花在了哪儿？《报告》称，医疗、教育和扶贫成为善款的主要流向。2014年，马云、蔡崇信捐赠阿里巴巴2%的股权，专注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马化腾的这次捐赠也表示将用于医疗、教育、环保以及科技和基础学科的探索。全球慈善的方向也大致相同，比尔·盖茨瞄准了全球卫生和教育平等。去年年底，扎克伯格宣布捐出Facebook 99%的股权，用于慈善、人类潜能和促进平等。
为了让公益管理更加专业化，国内的企业家们正在尝试建立公益基金会。腾讯从2007年就设立了腾讯基金会，马云2014年捐赠的股权也用于成立其个人公益信托基金。但目前国内的基金会存在着管理不善、活力不足、缺乏透明度等问题。经过了十年的公益实践，马化腾认为，公益需要一个更长远、更高效的系统规划和架构。
与美国每年超3000亿美元的捐赠额和众多的“裸捐”富豪相比，中国的慈善事业只是刚刚起步。不过单笔捐款再次达到百亿元，以及随着《慈善法》的施行，这或许意味着，中国慈善正步入一种新常态。
《第一财经周刊》实习记者 王家源
微博互动专区
阿萌_MEng：对于《便利店大跃进》插图……已瞎！你们是改时尚杂志了吗@第一财经周刊
RE：表达密集感，只有时尚杂志才能看到密集图吗？
道在道上_破：一财周刊说papi酱成新媒体首位“标王”，个人感觉走不远，没有实在的基础或许可以创造自由和高人一等的吸引力，但也预示着易逝。一阵风后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人想要快速兑现财富，就看有没有愿者上钩。
RE：看样子愿者上钩的比例不小。
不死鸟一辉1995：周刊提到乐视，说它“展现生态布局，如热带雨林般‘多样’”。你可拉倒吧，乐视手机没用过，没话语权，但是如果搜一部片，我是绝对不会选来源于爱奇艺和乐视的，广告做得无孔不入，前头广告长就算了，中间还插播广告。概念车内饰，网上搜了半天没看到不说，前大灯，后视镜也没有。
RE：好吧，“多样”打了引号。
陋毅斋狮主：第一财经周刊报道说“零度可乐不“黑”了”，可口可乐公司把旗下的4种产品都统一成“红色圆盘”包装。我认为碳酸饮料销量下滑，关键因素在于消费者对健康的日益重视。生产商调整思路和产品战略才是关键，只换包装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颓势！
RE：的确，但换包装可能最省事吧。
读者来信
想听听你的看法
富大人，你好。我是一个因为公司订有一财杂志，偶尔会翻阅的人。老实说，一财的内容着实不是我所爱，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秘书，文职，对金融、商业前景、社会趋势都不太感兴趣，所以这本杂志，会仔细看的也就30%的内容不到。但你写的东西几乎全看过，因为至少我能看懂。因为老板出国了，今天收拾他办公室，发现了一本我没有翻阅过的一财，看到了你写的《他又不是郭德纲……》一文。突然觉得我和郑清晨很相似。在这个公司两年了，工作性质没变过，工资也没变过，还觉得渐渐从老板的工作秘书变成了老板家的保姆。全家人要出国，签证我搞定；小孩要转学，我联系；岳父母要车检，我去办；老板爸妈要网购不懂支付宝，我去教。
虽然每天还是到公司坐班，但一点也不开心，没活力，一看到老板娘来电话就心情烦躁。入职时人力说在老板身边能学到很多别人学不到的，成长一定比别人快，但两年下来我是一点没觉得有什么成长。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辞了吧，别的公司也许文职也是干这些事，万一不能赶紧入职，生活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本来想跟老公一起弄一个蛋糕店或工作室，但调研一圈，发现那个领域几乎饱和。即使我老公是从国外学的西点回国，即使我们用最好的原料，对我们的口味有自信，但现在的市场，东西再好没人知道有何用？所以现在我俩都不敢辞职，都这么耗着，无奈。想听听你的看法、建议。如有打扰，请谅 解。
—RE
RE：别的文职大概也是干这些事。有的人野心多一点，可能会觉得毕竟自己跟着的是老板，成为“自己人”的几率比较大，最后曲径通幽，获得相应的权力或福利。这是一条路。但对于不想成为生活秘书，照顾老板及其全家的人来说，这的确尴尬。你的蛋糕店可以先出样品，朋友圈里晒也好，请同事们品尝也好，使出多一点解数推广起来，如果能做到各方面的最好，后续没有你想的那么艰难。有一个兴趣点不要轻易否决掉它。
nlc202309081837
怒读13本一财后的一点感想
一财君，你好。首先，惭愧地说，我家自去年开始订阅一财，可去年我几乎没读过（懒、拖延症、各种借口），我把没读的都放在了小房间的阳台里（堆满了舍不得丢的东西），心想着“有时间”再看……其次，很自豪地告诉你，今年我家依然订阅了一财，已有13本整齐放在了茶几上。看着它们越长越高，我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难道又要像去年一样？终于，昨天，一个下着雨的周六，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我一口气读完了今年的13本一财。虽然后面有的文章实在没劲儿细读了（比如“Giant技术”这类），但基本上每一本我都看完了。不得不说，读一整天书真挺累的，比运动完睡得还香。
怒读13本一财之后，我对现在风口浪尖的话题也有了一点了解：国内巨头海外扩张买买买；创业公司的泡沫快破了；网红、博主赚超多；任何行业搭上互联网都叫“技术公司”；没VR就没有未来；世界已然是90后的，讨好他们才能发展……（我自己总结的，比较片面，请谅解）。对我而言，一个在传统金融行业工作了5年的80后，最爱看的还是那些落地、平实的专栏，比如“理财投资”，比如“商业就是这样”，那里讲述了朴实但经久不衰的道理，没有各类缩写，没有喘不过气的更新换代，没有让我“自惭形秽”的年轻人（我今年29岁）。读完一财，我感到踏实与鼓舞，我内心深处害怕的是丧失激情与活力，但昨天，我真的找回了一些积极向上的动力。很难能可贵，不是吗？最后，希望一财越办越好。我决定以后还是每周按时读，给自己时间思考，也有利于保护眼睛。
—Ashley
RE：谢谢你的来信，向上的动力比年轻的资本可贵。世界不是哪个年代的人的，普通人只要找到在其中的平衡，但求心安即可。
麦当劳的大“食”代
一财：
你好。每天早上把小孩送回学校后，找个地方看看你们杂志是我的基本动作，地方也就那么一两家—麦当当和肯德鸡，舒适有空调兼可解决内急，最最主要不会有白眼。不过，最近常到的那家麦当劳，突然发现好像变成了购物广场的大食代广场。
为啥？因为什么都有得吃，粥啊饭啊都有了。我一直觉得会变是麦当劳成功的原因之一，麦咖啡的增加我也觉得合乎常理，但有粥有饭就超越了我理解的底线，这是要真与肯德基抢人头了。BTW，个人认为一个只有两个寡头的市场与绝对垄断市场可能没什么区别。造成双方这样大打出手的局面也不是它俩的错，谁叫美国胖人多—这可能也是可乐两巨头的通病，现在消费者已经不仅仅追求价格和本地化食材了，而是要找一些不会引起肥胖的食品，这样的转变应该是不可抵挡的了。
还有另一个曾令麦当劳引以为豪的优势也渐渐消失了—自购物业待升值。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好像也上升乏力了，所以再去自购物业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智了。另外，租金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经营风险，所以接下来放开加盟就是可理解的了。而这一点恰恰又超过了我理解的底线，麦当劳一直注重单店利润，所以合理的店铺密度是一个重要指标，不会快速扩张是它一直自喜的原因之一。那现在突然要加速开店究竟为何？把对手们拖垮，配合全球经济不景气，收购可能才是麦当劳真正追求的商业模式，利用快速开店推薄对手们的市场空间，从而把谈判的筹码先拿在自己手上，确实是高，赞一个。
在这个麦当劳的大好时代，它自己也要当一回大吃货了。祝好！
—ARTDENG
RE：对它的“多变”有同感，它的确是在各种变，不过，今年的甜品里加入的桃花元素真是……作为一个偶然的顾客兼回答者，在这吐个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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