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 中电投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告旗下两款产品出现延期兑付, 这是继年初云南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违约后, 又一家省级融资平台宣告违约[1]。这预示着金融风险正逼近政府平台, 尤其是经过股权划转后与国资委或财政局愈来愈远的平台。此外, 信用违约风险也正加速出现在上市公司中。5月7日, 凯迪生态公告称, “11凯迪MTN1”截至兑付日日终, 公司不能按期足额偿付债务资金, 构成实质性违约[2]。
究其原因, 是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 经济向高质量增长方向发展, 必须经历经济增速下滑的阵痛。前几年金融机构仍在快速扩张, 资金层层嵌套, 金融行业得到了高收益, 而实体经济受到损伤。主要表现在:非银金融业更多地参与到信用派生的链条中来;银行之间的同业行为变得频繁, 表现为银行间回购市场的快速扩张以及近年同业存单业务的快速扩张;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下, 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已不再适应, 出现了一些监管盲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原则就是要牢牢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7年4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为我国金融定调, 金融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贵州省近几年经历了高速发展的过程, GDP增速上升到了全国第1, 伴随而来的是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和资金问题。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成为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十九大报告是指导性文件, 内容涵盖方方面面, 当然也包括金融。金融要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上来, 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通俗而言, 宏观审慎政策旨在减缓由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 (顺周期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上涨) 和跨市场风险传播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 目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 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混业经营是当前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之一, 增加了监管难度。而且对个体的监管以及货币币值的稳定, 并不能完全杜绝金融危机和防范风险传播。2008世界金融危机就是例子, 美国币值是稳定的, 但依然出现了金融危机。因此, 需要一个类似金融危机以后的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这样的“超级央行”模式, 把权力范围扩大, 从而应对金融危机。
在风险应对方面, 银监发[2018]7号文件规定, 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由150%调整为120%~150%, 贷款拨备率由2.5%调整为1.5%~2.5%。选择此时调整, 证明我国经济运行状态良好、不良贷款风险较低。这非常符合我国金融监管的一贯思路, 对于已经不合时宜的监管要求, 会在其不是核心矛盾的时候将其取消。150%拨备覆盖率底线和2.5%拨贷比的调整已经不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 管理层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货币政策紧中有松。
2017年贵州省债务余额8 698亿元, 排在31省市第4位。而对比GDP, 江苏省8.59万亿, 广东省8.99万亿, 山东省7.27万亿, 贵州省1.35万亿。
国际上通常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负债率60%作为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贵州省政府负债率64.24%, 全国排名第1, 超过60%的警戒线;地方债务率539%, 全国排名第2。而同期贵州省税收为1 613.6亿元, 排23名;GDP为13 540.83亿元, 排25名。
目前, 贵州省负债约9 100亿元, 财政和基金收入约为3 100亿元。对贵州省88个县级单位进行统计: (1) 公共财政收入占贵州省比重下降1.12个点, 到60.83%; (2) 60个县收入小于10亿元; (3) 22个县级市和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88个县级单位52.46%。
88个县级单位的自给率均低于100%。大多数县, 财政自给率与贫困发生率负相关, 与经济体量正相关。支出占GDP超40%有23个, 黔东南12个, 黔西南和铜仁分别3个。64个县财政自给率小于贵州省38.58%的平均水平。收入占GDP超过10%的有15个, 在9%~10%的有10个。
以PPP为例, 贵州省现有PPP项目本质上还存在保底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情况。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双头管理的模式下, 使得PPP政策文件线路分工不清, 地方政府在执行时尚有模糊点, 导致社会资本对进入PPP项目信心不足。PPP项目多是公益性质较强、持续时间较长的项目, 投资收益不具备吸引力。PPP项目落地难、开发成本较高、经济效益不高、盈利空间有限, 部分《PPP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物有所值评价》失去实际意义。
缺乏高素质交易员, 直接影响贵州省金融业持续生存能力。在经济顺周期时, 以持有到期的交易策略或者做多的交易策略, 就能持续盈利。在经济逆周期时, 资金市场变动剧烈, 普通的交易员不能应对频繁的波动, 持有到期的策略不能完全适用, 此时交易员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所在金融机构的生存和风险。
“大金融”规模战略的理论逻辑, 如图1所示。从政府角度看,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是非盈利的项目, 最终还是政府财政来买单。贵州省必须拉长周期, 在经济增长周期中, 利用价值增值覆盖本息和后续资金, 突破C点, 完成经济飞跃。
研究表明, 社会资本与正规金融发展的联合效应,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因此, 在金融监管的前提下, 可以采取以下手段来推动社会资本的参与: (1) 推动银行业的混合改制; (2) 放开更多的金融机构生存空间; (3) 搭建大数据金融交易平台; (4) 推动贵州省股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社会参与。
金融回归于实体经济有两条路径:一是独立出专门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 二是实体企业和民众可以直接进入金融市场。
金融回归于实体经济的重心是金融权伴随风险自承。监督制度应保证风险来自市场, 而不是圈钱。选择真实的项目, 实施穿透式原则控制风险, 把控资金实际使用过程。政府要做的是让信息更加透明和公开, 把归属于市场的功能还给市场, 依托完善的法律体系把选择权交还给实体企业和民众。
一是农业产业企业债券。类似于六盘水市农投公司2017年发行的4亿元规模的企业债券。二是绿色债券。“十三五”规划纲要在金融板块明确提出, 要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国际上有明确区分, 绿色项目主要包含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遏制自然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治理等几大关键领域。三是企业债券下的专项债。国家发改委先后印发了城市停车场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养老产业、双创孵化、配电网建设改造、绿色债券等7个专项债券发行指引。
《关于全面做好金融服务推进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指出“通过省级基金, 支持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建立子基金”;《金融支持贵州省农村“三变”改革十条政策措施》指出“发展壮大省级农业 (扶贫) 产业基金, 鼓励各地建立子基金, 吸引金融及社会资本参与”。贵州省设立了绿色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并加大了投放力度, 其目的就是解决产业扶贫“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17年, 贵州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第一期扶贫中期票据成功发行。中期票据是经监管当局一次注册批准后、在注册期限内连续发行的公募债券。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发行人和投资者可以自由协商确定有关发行条款, 如利率、期限等。中期票据在其他国家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未来同样会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工具。善加利用中期票据, 将会提高贵州省金融风险的抗性, 构建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
金融是经济转型的重点, 受到社会各界关注。针对当前贵州省存在的金融风险, 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一是坚定“大金融”规模战略;二是推动社会资本金融参与度;三是金融回归于实体经济;四是继续加大债券发行;五是抓住子基金战略发展期;六是创新票据范围。
摘要：近期相继出现了省级政府平台公司违约和上市公司实质性违约的事件, 金融风险引起广泛关注。我国政府早在2017年就做出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预警, 习近平总书记把金融风险定性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分析了贵州省潜在的金融风险, 提出了防范对策。
关键词：金融,风险,贵州省
[1] 券商中国.中电投先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告旗下两款产品出现延期兑付[EB/OL].[2018-04-30].https://xueqiu.com/u/1184824257.
[2] 新浪财经.凯迪生态:中期票据“11凯迪MTN1”构成实质性违约[EB/OL].[2018-05-07].http://bond.10jqka.com.cn/20180507/c6043075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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