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审计和金融监管的区别（共10篇）
一、引言
2013 年，在中国金融大变革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全民热点话题，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快速崛起。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开始逐步重视互联网金融部门的设立。但是也有不少风头强劲的 P2P 行业出现了公司倒闭或者跑路，反映出互联网金融先天的缺陷。为了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及客户资金的安全，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出现，金融审计业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以动态博弈论为理论基础，从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三个维度构建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系统，并对其实现路径进行论述，使金融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互联网金融审计中的突出风险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互联网金融能形成去中介化的独特运营模式。中介机构的缺失，资金提供者与资金需求者发生直接的接触，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资金提供者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运营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资金筹集和运用的不确定性，是引发金融风险的主要根源。
金融对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产生了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安全风险和操作风险，例如病毒入侵等。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都会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全世界传播，使得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科技风险具有破坏性强和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虚拟性，使得潜在风险难以通过常规检测得以发现，从而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
重大错报风险是指被审单位在审计前存在于财务报表整体关系密切的重大错报和对财务报表认定有重要影响的错报。一方面，由央行制定的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较为宽泛，一些处于初创阶段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为获得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外部资源，其管理层利用相关监管政策存在的空白粉饰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内部管理情况影响财务报表重大报错。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得董事会很大程度上被股东控制，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为管理层操纵财务报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构建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
为防范上述风险，我国确立了互联网金融 “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并举”的监管原则。但在上述原则下实施的金融监管仍然无法与当前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相匹配。国家审计以其独特的强制性和宏观性能够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实行再监督; 民间审计具有覆盖面广和专业性强的优势; 内部审计能从源头进行监督和防范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以国家金融审计为主导、民间金融审计为主要力量、内部金融审计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民主法治的`产物，也是推进民主法治的工具，具备的独立性、强制性和宏观性等特点。因此，在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中，国家审计应该充当主导地位。国家金融审计以中央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为审计主体，从微观层面而言，主要审计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型互联网金融企业; 从宏观层面而言，又主要聚焦于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民间金融审计具备的覆盖面广和专业性强等特点，决定了它是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的主要力量。首先，民间金融审计能利用其广阔的覆盖面弥补因审计盲区带来的防御弱化。其次，民间金融审计储备和培养了大量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在面对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业务范围更加宽广、内容更为复杂的互联网金融时，依旧能以其专业技能准确识别潜在风险和错报。民间金融审计通过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审计意见，来实现帮助利益相关者了解被审计单位经营状况及风险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督促互联网金融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的审计目标。
内部金融审计具备的内向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等特点，决定了它是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的核心。内部金融审计作为设置在机构内部的职能部门，对本机构知根知底，具有先天性的信息优势，不仅能够通过及时获得最详细的信息来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微杜渐，而且能够对机构个体进行全面动态的监督。在我国，有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没完全理顺，包括内部审计和审计委员会、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及作用领域等等。
四、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的实现路径
完善内部审计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其法律地位，明确国家金融审计在监督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已制定并实施互联网金融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金融审计对当前政策法规存在的漏洞及实施监控存在的薄弱环节的反馈作用，为监管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推进互联网金融政策体系的完善，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积极发挥国家金融审计在提高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充分调动民间金融审计资源，聚焦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真实性审计，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政府部门可以放权民间金融审计，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运营情况、财务情况，以及项目真实性进行审计。提高对民间金融审计意见及相关资料的利用率，为政府金融审计确立主导地位提供最有力的支撑。以民间金融审计为主要力量，政府金融审计便能将有限的审计资源集中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更好地发挥其在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安全中的主导作用。
合理设置内部审计组织，建立有效的报告关系。根据国有单位性质不同和治理结构的不同，可设置不同的内部审计组织。内部审计组织应当向高级管理层报告日常工作; 有些单位还可以建立审计委员会，由总审计师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内部审计的特殊作用。加强对机构内部控制机制的审计力度，突出对信息系统的审计，树立风险导向审计理念，从内部化解风险。注重对机构经营活动效率、效益性的审计，规范机构的经营行为，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率。
五、结语
互联网金融因门槛低、操作便利、交易成本低等优点获得了金融机构的青睐，但它在提高金融普惠性的同时增加了金融风险，也对当前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希冀通过构建互联网金融审计监督体系，为未来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和有序发展提供指引。国家审计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制定相应审计建议、标准; 民间审计机构应秉承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来源资金进行跟踪审计; 内部审计应在国家审计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各种风险防范于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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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审计作为金融监管的一部分,其所特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得自身能够独立于“一行三会”,充分发挥其监管金融业的职能。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金融审计更应适应当前形势,探索新路径新方法,加快转型审计,从而更好地推动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本文立足于金融体制改革这一大背景,深入探究了金融审计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推动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
一、金融监管与金融审计的现状
(一)金融监管现状
1985年,央行首次提出监管概念并颁布了相关管理条例。随着证监会、保监会的成立,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形成并得到推广。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成立,至此“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正式形成。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经历了由限制性监管向审慎性监管的转变过程。各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但随着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市场,金融业务不断创新,大量跨业和混业的金融业务大量涌现,以往的分业监管已经不能适应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很多金融业务存在交叉,而各监管部门还是守着各自的“一亩三分地”,由此便出现了“监管空白”或“监管重复”的现象。为健全监管制度,加强各监管部门间的交流与协作,2013年“一行三会”组建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监管部门“各扫门前雪”的局面,但由于没有专业人员负责相关事务,协调合作效率还不是非常理想。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金融监管体系是需要不断被完善的,从而保障金融健康运行,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
(二)金融审计现状
新时期金融改革的要求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及防范风险。围绕这一要求,金融审计在开展工作时要牢牢锁定“风险、效益、管理”这三大方面。在这一阶段,金融审计通过不断创新来提高审计技术方法,整合审计资源,加大审计投入力度,取得了一定的审计成果。然而,政府金融审计还是主要关注金融业务的合规性,对促进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方面力度不够,还没有真正做到审计监管全覆盖。目前,金融审计重点关注对象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跨行业的金融业务不断涌现,金融审计应将视角由微观层面转向宏观层面,对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督情况实施再监管,防范和化解跨行业的金融风险。
二、金融审计存在的问题
自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改革的步伐一直紧随时代发展并从未停止。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5年的股灾更是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金融审计在提高金融企业管理水平、促进金融业迅速发展及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审计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一)金融审计定位不清
刘家义审计长曾经指出:金融审计作为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了保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作为金融监管体系的组成部分,金融审计应有其明确的定位并充分发挥其保障和维护金融安全的功能。然而,目前的现象是: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行使着金融监督的职能,但金融审计未被纳入到金融监管理论体系中去,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位。同时,在实践中金融审计并未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出现了单纯就审计工作来谈论金融审计的现象。只有明确了自身的定位,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
(二)金融审计内容相对单一、范围相对狭窄
随着中国经济大规模走出去和人民币开始国际化,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近年来,金融创新也使得许多新兴的金融业务不断涌现出来。金融审计还是主要集中在传统金融业务上,金融创新业务和国际业务等新兴业务很少涉及。政府金融审计滞后于金融的发展,审计的内容相对单一、范围相对狭窄,由此出现审计盲区。如果不了解审计盲区中的金融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必将威胁我国金融业健康持续发展。
(三)相关法律法规落后于金融发展
改革首先会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的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已经出现不少与金融相关的法律不适用,甚至出现和现实不符的情况。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这些较早制定的法律明显不充分、不具体了,甚至有一些与现实已经不符了。如八十年代制定的目前仍在使用的《现金管理条例》,里面有些规定已经与现实需要不符了,但其任然是外部监管包括金融审计在内使用的标准,这阻碍了金融审计推动深化金融改革的步伐。只有建立起全面而又科学的法律法规,让审计人员有据可审,才能不断推动深化金融改革。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是推动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基础。
(四)缺乏专业审计队伍
专业的金融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以会计、审计专业为主的专业技术知识并兼具计算机、管理、法律、金融等知识,才能更好地胜任金融审计工作。由于我国金融审计人员接受系统业务培训的时间较迟,相关理论基础缺乏,业务能力相对也不高。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许多新兴的金融业务不断涌现,金融活动方式不断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及新型化状态,因此对金融审计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金融审计人员的知识储备却跟不上金融发展。审计队伍缺乏复合型人才,审计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
三、金融审计推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
(一)明确金融审计的职能与角色定位
如何清晰把握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应有的职能和角色定位,将会影响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速度和节奏。根据我国金融审计的“免疫系统”论,金融审计应发挥预防性功能,预警潜在金融风险;应发挥揭示性功能,暴露重大金融风险;应发挥抵御性功能,根除金融风险隐患。金融情况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独立于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人民银行以外的监管机构来监督金融业。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国政府金融审计要明晰自己的定位:对政府金融管理机构进行再监督,加强与金融管理机构的协作,重点监控和防范系统性风险。金融审计应站在宏观角度上重点对“一行三会”进行再监督,协调好审计监督与行业监督的关系,明确各自职责与重点。同时也要加强与“一行三会”的沟通与合作,在对它们进行审计的同时也可利用它们的监管成果。“系统性风险”是指一个事件在一连串的机构和市场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连续损失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审计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分析与预警,发挥监控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功能。
(二)扩展金融审计范围与内容
随着跨业和混业的金融活动不断增多,金融活动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审计机关要根据金融业发展方向和趋势,不断扩展监督范围和监督内容,将审计重点从传统金融业务转向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机构,真正做到监管不留空白。金融审计应将近年来新兴的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纳入到审计监督范围内,重点关注一些具有代表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风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金融审计要对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督实施再监督。扩展金融审计范围与内容应主要关注以下几点。一是发现和揭露问题的同时从金融体制、机制上分析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揭露金融领域中存在的普遍性、代表性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二是加强对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情况审计,对金融监管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效果进行评估,服务于国家宏观政策,促进建立安全、稳健的金融运行机制;三是加大对金融创新业务和国际业务的审计力度。这些业务面临的往往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来减少或消除风险。
(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审计指南
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审计指南是审计展开工作的保障。当已有的法律法规和审计指南不适应具体情况时,审计工作就会陷入困境。为保障金融审计工作的实施,我国已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2006年2月,我国重新修订了《审计法》,将非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纳入了政府金融审计范围。这使得对非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金融审计做到有法可依,保障了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金融业务不断创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适应金融业务的发展,从而给金融审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建立健全一套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审计法律法规与审计准则体系势在必行。构建审计规范和法律体系可以结合目前我国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如美国,制定出推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法律法规和审计指南。
(四)加快金融审计人才队伍的建设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我国金融审计面临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加快金融审计人才队伍的建设是推动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只有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做好金融审计监督与服务工作,使金融审计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充分发挥“免疫系统”的功能。加快金融审计人才队伍的建设首先要建立起长期人才培养机制。金融创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这就决定金融审计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项长期任务。金融审计人员要具备的以会计、审计专业为主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计算机、管理、法律、金融等知识储备,这也需要建立长期的人才培养机制。其次,审计人员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树立终身学习的挂念。只有树立了终身学习的观念,才能具备适应金融审计业务发展所需的能力,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更好得完成金融审计工作。最后,适当引进外部相关专家。可以通过外包或者向社会引进外部金融专业人才来弥补金融审计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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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市场人士预期，这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
强监管和再开放――在十九大会议期间，中国金融高层的纷纷表态，奠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基调。
10月19日，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中国金融高层表示，金融监管效果在逐步显现，未来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同时将扩大金融开放。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央行副行长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市场人士认为，中国金融高层传递出的信号意味着强监管和防风险仍将是监管层未来的重中之重。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金融强监管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金融乱象。2月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到任以来，银监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银行业的市场乱象。4月10日，银监会祭出大招，以25项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一系列“三三四”专项检查，掀起一场监管风暴，震动了整个银行同业圈、资管圈。
彼时，银监会组织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各级监管机构，相继开展了“三违反”（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P联套利）、“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以及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和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行业廉洁风险等十个方面的市场乱象专项治理。上述检查被业内俗称为“三三四”专项检查。
监管主要集中在同业、理财、表外业务三个重点领域，其主要针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案件风险、法律合规等各类风险隐患。穿透识别底层资产，减少通道和资金空转，降低影子银行风险。
郭树清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之所以确定这三个领域，一个考虑是因为这三个领域覆盖了比较突出的风险点，比如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同时还有与其相关的操作性风险，所以要集中精力整治。另一个考虑是，这些领域主要涉及资金空转，进行整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不能否认一些特殊目的投资公司投向实体经济项目，但总体来说整治金融乱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
近年来银行放量发行同业理财，而同业理财把表内的资金转到表外，银行用自营资金购买同业理财，中小银行则通过发同业存单借来的资金来购买同业理财，把资金转到表外，然后再对接委外，委外再加杠杆，这就是金融加杠杆的过程，加剧金融脆弱性。
关于监管套利“规避信用风险”的表述里，明确“同业融入资金余额占比负债总额超过三分之一”为“监管套利”；将“通过同业存放、卖出回购等方式吸收同业资金，对接投资理财产品、资管计划等，放大杠杆、赚取利差”、“通过同业投资等渠道充当他行资金管理‘通道’”、“通过同业绕道，虚增资产负债规模、少计资本、掩盖风险”等三大现象，定义为“同业空转套利”。
如今，金融稳定、“穿透式监管”、让“影子银行”去掉“影子”已经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10月15日，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首次提到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
此前，市场预期这些政策将主要对银行同业、理财业务构成影响。近期银监会重点工作通报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自2010年来首次出现“双缩”，规模均比年初减少2万多亿元。理财产品增速连续七个月下降，同业理财今年已累计减少2.2万亿元，委托贷款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今年同比少增7600亿元。
“可以说，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郭树清表示，从目前效果来看，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均比年初减少了2万多亿元。银行理财增速大幅下降，同业理财净减少，委托贷款增长持续放缓，特殊目的投资也大幅度下降，效果比较明显。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2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问责5.8万人次，保持了高压态势。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银行业资产增速和结构渐趋合理。资产同比增速由过去的20%以上回落至8月末的11%，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年初上升1.7个百分点。负债来源的多元化和稳定程度有所提升，存款占总负债的比重保持在七成以上，同业负债占比逐渐下降。主要风险监管指标保持稳定。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前八个月新增贷款10.3万亿元，占新增资产的比例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37.8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增速由负转正，连续八个月保持正增长。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管章俊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同业资产和银行理财规模增速下降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未来银行业从严监管还是会常态化。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还需继续加大整治力度。”郭树清表示，“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
监管层对金融强监管相继发声之后，市场的悲观预期在10月25日的债券市场已经开始发酵。当日，市场传言“银行同业负债占比上限要从三分之一调整到25%”，引发债市抛售，国债期货收盘大跌。虽然当日晚些时候，央行否认相关传闻，但是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根据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后续金融监管政策将密集出台，市场对于强监管继续的预期显现。
联讯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严监管、防风险的政策基调仍在延续，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提及加强监管应属意料之中。在市场对于四五月份监管冲击仍心有余悸的情况下，监管层的表态会让市场更加谨慎，对未来监管政策落地和监管趋严的影响比较悲观。但他认为，未来监管加强会适度有序地进行，监管趋严的节奏也会相对平稳。防范“明斯基时刻”
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及“明斯基时刻”。他指出：“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明斯基时刻”，即是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他认为，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率上升，从而在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周期的风险。
中国的债务问题始终被广泛关注，不断上升的杠杆率加重了对于出现“明斯基时刻”的担忧。
一些机构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快速的债务积累已经对宏观经济构成严重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将会持续快速上升，由2016年占GDP的242%进一步攀升至2022年的300%左右。IMF也在今年8月时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去杠杆的力度。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在今年相继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时，也将过高的债务积累列为重要理由。
为应对容易触发“明斯基时刻”的顺周期因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近年?恚?中国央行也在探索“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十九大报告中，“双支柱”的相关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报告文件中。
正如周小川讲到，宏观审慎的调节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同时，还要强调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像“巴塞尔Ⅲ”对资本的质量、流动性、杠杆等等都有新的要求。，作为宏观审慎措施之一，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它们的标准应该有适当的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
央行副行长易纲则在发言中介绍，中国较早开始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金融审慎政策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一方面是积极稳妥地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方向转变，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增强利率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建设金融宏观审慎监管。
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易纲进一步指出，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2011年正式引入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自身的资本金规模相适应，这是宏观审慎最主要的内容。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七个方面（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范畴，以公开透明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以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Julia Wang认为，这次“双支柱”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而且，未来几个月市场将非常关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和金融监管人事变动的进展。
在谈到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周小川指出，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使经济和就业遭受重大冲击。他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品方面。扩大金融开放
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同时，金融监管层也一再强调中国有意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周小川同时强调，“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但是周小川也指出，人民币波幅的扩大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潘功胜也在同一场合表示：“目前外汇市场形势趋于稳定，外汇市场的多个指标均显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未来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启动“8?11”汇改已两年多时间，今年5月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又加入逆周期因子。随着人民币汇率预期企稳、资本外流压力缓解，市场希望央行接下来继续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最近两年，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相继取得重要进展。“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相继开通。彭博和花旗也相继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相关指数。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跻身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之列。
周小川也将人民币加入SDR视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并在近期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首次定义经济对外开放的“三驾马车”，即贸易投资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
1.考试试题不同
专家提示：目前专硕考试的趋势是统一考英语二和经济学联考综合：英语二较英语一考察的英语词汇量更少、分析能力要求更低、难度相对小;经济类联考综合考察数学知识简单，基本为初高中内容，添加逻辑能力的考察，整体难度小于数三。
2.培养方式不同
3.课程设置不同
在课程设置上金融学硕士作为学历教育，重点是基础教育、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偏重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学习;金融硕士作为职业教育，则更多偏重于实务，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例如，金融学硕士第一年会着重学习高级微观、高级宏观、中级金融理论、金融思想史;金融硕士则不要求，更侧重于金融工具、计量经济学、统计学、证券投资的学习。
4.导师制度不同
按照教育部指导规划，专业硕士采取双导师制度，即社会导师和校内导师双导师。
5.读博要求不同
专业硕士不能直博，即不能直接保送读博，但仍可以考博;学术型硕士目前改革试点院校提供较少比例的直博名额，入学筛选后确定。
6.总结——金融专硕代表未来方向
随着硕士招生体制的改革不断推进，专硕已经开始于学硕并驾齐驱，后者注重研究型人才培养，前者注重应用培养，各有所长;从中央财经、人大10级会计专硕的就业趋势来看，完全不逊于学硕。金融专业本身就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两年的全日职专业硕士(学硕一般三年)的培养方式更能满足就业的需要。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大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的批评，专业硕士的出台有利于改善这种状况。
专家提示：
(1)前专硕考试的趋势是统一考英语二和经济学联考综合：英语二较英语一考察的英语词汇量更少、分析能力要求更低、难度相对小;经济类联考综合考察数学知识简单，基本为初高中内容，添加逻辑能力的考察，整体难度小于数三。
本人已婚已育，孩子上幼儿园了，月为了照顾孩子一直在家。过完年要面临重新就业，本着对自己、对家人、对公司、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要认真的审视一下该如何选择职业及时如何发展？
外贸虽然做了很多年也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就我一个人的能力（说明一下 先生是搞科研的，五天八小时工作制，不喜欢我回到家了也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也只能是份工作，担心年纪大了会没保障（随时有失业的风险），是吗？
金融是我的专业，但真正也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感觉还没在平安几个月学得实在和有用呢。自己比较喜欢投资理财，也有做一些。
会计是新考了个从业资格证，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
现在不知道到底往哪方面去择业，将来能怎样发展？希望有思想的朋友们给予最忠诚的建议，在此谢过！
一、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
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相应的金融法制建设也得到巨大的提升,国家先后颁布了《保险法》、《担保法》以及《票据法》等等维持金融业稳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金融法制的框架结构已经被基本建立完成。但是,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也出现更多的发展与风险形式,使得法制管理方面出现“真空”部分,难以对金融行业实现全面的监管。并且,原有的金融法律法规是在金融行业刚刚起步时制定完成的,因此还缺乏一定的系统前瞻性、稳定性以及全面性,难以适应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急需有关部门及时修改与完善。
(二)金融监管机构内部协调性差
当前金融监管机构中应对金融风险问题的处理能力还较弱,这主要受监管机构内部协调机制建立不完善的影响。整体协调性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监管部门的上下级之间关系的不顺畅,上级银行部门为防止基层银行在处置金融风险问题中出现差错,因此将大部分的监管权力全部上收至总行,而只赋予他们调查与反馈的权利。所以一旦金融市场或是相关金融机构出现风险问题急需解决时,只能等待基层银行将层层预案措施交由上级审批之后方可执行,而往往已经为时晚矣。其二是同级之间的金融监管机构,缺乏较为明确的分工与协调。在我国对金融监管机构在职责的划分上依然存在问题,导致各部门各自为战,出现重复监管等情况。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更影响金融行业的正常运行。
二、改革与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思路探索
(一)加快金融立法,健全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应对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上,有关部门可以针对当前的金融市场发展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分析,适当的将立法内容超前,从而有效应对金融市场在发展各阶段出现的可能问题。超前性的立法能够有效的发挥法律的规范导向作用,从而为银行、金融市场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提供有效的指导方向,在相关金融业务的设计上能够有效的减少探索所付出的的代价。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要尽快完善金融类的主体法律,如《信托法》、《投资基金法》等等法律的完善。并且还要依据有关金融法律配套制定实施细则,对不合理的条款进行及时调整或是废除,从而有效为金融行业发展指明道路。
(二)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内部关系,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应对金融监管机构工作协调性差的问题,有关部门可以针对当前金融风险控制管理方面的有关问题,对部门之间的权责进行重新的划分与改进。首先,可以在上级银行与基层银行之间坚持分业监管的原则,作出相应职权的划分。人民银行可以适当的将监管权力下放到基层银行中,将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的权利赋予下级部门,而自身则主要负责货币市场监管和整体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等工作,从而有效增强系统的协调稳定性。其次,还要强化中央银行各部门之间以及下级各分支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明确各自主要负责的管理范围,避免出现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从而有效提升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性。再次,有关部门还要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各机构之间建立起相应的信息共享机制,能够有效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信息协调与共享,在金融问题的管理上避免出现重复管理现象,不仅能够有效的减少资源的浪费还能促进相互之间的经验借鉴实现共同进步。最后,在监管机构的行业自律、金融内控以及社会监督等方面也要集中精力建立相应的配合监管体系,从而有效提升金融监管的工作效率与金融风险预防和应对能力。同时,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有关部门应严格遵循市场准入原则对其业务经营的范围实施有效的监管。对待市场信誉良好、资金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可以允许其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发展,而对于信誉较差的外资金融机构则要采取相应的制止措施。并且,还要及时与相应外资金融机构所在国家的监管部门加强合作与联系,从而确保有效防范来自外部金融因素的不利影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有关法律框架构建不全面、监管机制内部建立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有关部门要不断发挥自身作用,针对当前存在的金融问题以及未来金融发展趋势做出有效的措施,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内部协调机制建立等方面工作中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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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大研究院课题组.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的战略与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10,09:2-32+51
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
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稳定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但是，片面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错误的，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加深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世纪初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船长轻信了一位记者的建议、为创造舆论轰动而全速行驶、最终撞遇冰山而沉没的。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发布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铺天盖地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不仅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反而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行政审批无法担保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和社会负责，保障不了企业在被审批后一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代之以行政登记和高强度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四家宏观调控部门，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但是，这种多头监管的体系也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弊病，亟待改革。这对于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 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定单，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三）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是一种零合关系。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行政权力制造的金融风险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经常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并论，有违法治精神。因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时很难划分，如税收手段；法治经济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议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 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的监管体制
金融国际化，必然会造成资金的全球流动，资本的性质和生物一样，是趋利避害的。当有利可图时，必然会有大量资本涌来，这样会使一国金融监管部门很难监控其流向。处理不慎，就会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一国经济受到极大冲击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个教训。并且在金融国际化中，为了规避监管，很容易催生离岸金融市场的繁荣，这使得一国无法对其进行监管。不靠国际间合作，只能是望其兴叹~随着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带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资本的国际化 这样一来，资本给中国带了机遇和挑战
先说机遇，资本市场国际化后，全球资本会按照市场需求流动，中国可以吸收资本大大提过，这对于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很重要。中国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建设自己和完善自己。
市场准入制度是塑造市场主体的核心环节，是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基本制度，它既是政府管理市场的起点，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他一系列制度建构的基础性的经济法律制度。金融市场准入属于特殊市场准入中的经济性市场准入。
我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现状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机构越发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也日益多样化，基于此现实状况，中国人民银行于1982年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负责研究金融机构改革，制订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撤并等。后来又从该司中分设出条法司、非银行机构司和保险司，原金融机构管理司改称银行司;另外，还成立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突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责。
关键词：次债危机,国际金融监管,我国金融监管完善改革和启示
一、引言
2007年4月, 次级按揭贷款的所有者成了最大的风险持有者, 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申请破产以求自保。同年6月, 美国著名对冲投资基金破产和股票市场剧烈震荡, 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从美国蔓延至欧洲各国。从此之后经常性的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但这次可以说是最为严重的一次, 严重破坏了全球的经济和发展。
二、次债危机的影响
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金融格局被大大改变
美国的华尔街投行大量倒闭, 政府接管了住房抵押贷款公司, 作为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 (A IG) 被国有化改革, 美国的金融格局被完全改变。在欧洲地区, 众多的商业银行不是被接管就是被收购。在亚洲, 日本大和生命保险公司申请破产, 韩国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众多机构评级有所下调。
(二) 打破了原有的国际金融体系
牙买加体系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 替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成为以美元主导的多元储备货币和浮动汇率制度。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袭来, 美元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下降, 过多的储存美元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国际上需要新的金融体系来引导全球经济的复苏。
(三) 实体经济遭受重创
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在信贷渠道、财富渠道、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等方面都造成了很严重的阻隔。IM F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将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调至0.5%, 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慢发展速度。
三、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层面的反思和改革
金融危机以及经济的破坏对处于上层建筑位置的国际金融监管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在如此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如何改进金融监管, 为经济的复苏保驾护航, 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具体来说,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金融监管的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 国际金融监管理念的重新审视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速度如此迅速, 毫无疑问的说明了当前以金融自由化理论为指导的金融监管理念出了问题, 但是, 每一种监管理念都是当前金融经济发展要求的反映, 而且效率是个不容忽视的目标。所以, 不能一味的坚持“凯恩斯主义”的自由市场思想, 而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的尺度, 以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 国际金融监管具体制度的改善
理念的落实总要体现在具体制度的建设上, 如何改进当前的金融监管防范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至关重要。针对当前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所显现出的问题,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
1. 建立起有效全面监管的监管体制。
当前各国金融监管模式大都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现欧美的监管改革方案都主要把实行全面监管摆到突出位置。比如在美国的改革方案中,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美联储) 有权监管除商业银行外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实现证券和银行的全面监控, 预防系统系风险;根据证券及期货的相关业务, 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合并;考虑到抵押贷款市场的无序混乱, 将设立一个相关的监管机构。这样既扩大了监管范围又提高了监管效率, 迎合了全面监管的需要。
2. 加强对评级运用和评级机构的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中, 市场恐慌致使评级机构下调众多金融产品的评级, 造成使用评级结果估值的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融服务企业等的资产大幅缩水, 加剧了危机。
所以, 新的监管制度应大力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内部评级能力, 改变以往片面依赖评级机构的被动处境, 形成外部机构评级与金融机构内部判断相互制衡的制度。
(三) 国际金融具体监管技术的改进和提高
当前金融由于金融创新活跃, 显现出多种花样的金融衍生工具, 离岸金融市场、套期套利的现象等等, 这些都为金融国际监管增加了很大难度, 金融监管技术的创新往往滞后于金融工具的创新速度, 今后应主要从以下方面改进:
第一, 探索新的监督手段和方式。发现现有监管的漏洞和不足, 寻找改进措施, 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监管水平, 加强工作中高风险、易疏漏环节的监管, 实行几人互相监督的方式, 同时在惩罚和制裁上面采取更针对性措施, 使之更能起到警示和监督功效。
第二, 当前电子商务和物联网金融的崛起, 对网上金融监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这就要求及时跟进网络监督和排查技术, 实时追踪和保护资金流向, 预防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
第三, 加强监管人员的培训, 提高整体的监管和预防风险的能力, 并能敏锐的感知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
(四)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式的反思和合作机构的完善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相关国际组织的手足无措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缺乏促使各国深刻反思如何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以保护全球化趋势下的金融经济平稳运行。其中, 卓有成效的就是G 20峰会对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高度重视和采取的措施。
在G 20公报中着重提出应建立有效的全球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机制, 具体由新设立的金融稳定局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性风险提供早期预警并采取应对措施。
四、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拉动型发展中国家, 同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外直接投资, 次贷危机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创伤, 但庆幸的是, 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比较严格, 金融产品创新程度不高, 使得我国在此次危机中的损失不大, 金融监管制度发展完善也可以在相对较小的压力下稳步推进。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结合国情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确立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理念指导;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逐步由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完善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 强化征信建设;建立起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机制;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水平, 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的接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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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法律是人类创造的用以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是人类高度理性的目的行为。金融监管是在法律基础上的监管，因此也同样需要以法律的目标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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