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融合创新的角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

摘要：近年来如何识别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议题。既有的开放式创新与协同创新范式在面对“卡脖子”技术突破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受阻，融通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聚焦于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融通动力机制、各类创新要素的共享机制、创新成果转化与成果共益机制以及风险共担机制等多种机制以实现各类创新主体尤其是大中小企业与“国企+民企”之间的融通创新。融通创新视角下的“卡脖子”技术突破涉及到创新制度与政策、产业链与创新链、大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之间等四维融通过程，并在载体支撑层面以“央企+民企”创新共同体、产学研融通组织、以及新型研发机构等组织模式实现卡脖子技术突破的组织模式支撑，并最终形成面向产业发展(产业链)中的“卡脖子”技术突破(创新链)的“制度—主体—要素—组织”融通创新的整合框架。未来，探索关键核心技术与“卡脖子”技术的攻关突破需进一步在创新政策层面加速实现各类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融通整合、在创新主体层面形成面向国民共进以及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创新共同体，在组织载体层面大力培育面向“卡脖子”技术突破的全新融通组织。

关键词：融通创新;“卡脖子”技术;创新链;产业链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机遇期，“十三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取得了突出成就，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能力不断得到优化，2019年研发投入为2.21万亿元，2019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23%，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保持在10%以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第14位，位列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第一位。在创新绩效层面，我国专利、学术论文数量等都处于世界前列，在部分关键产业如航天航空、卫星导航系统、核能、高铁等领域均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在量子信息、铁基超导、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部分关键技术取得了从0到1的突破。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以及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我国产业链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面临断链风险①。在断链风险下的创新链对产业链的支撑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严重受制于人，导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凸显，成为影响我国“十四五”时期产业链深入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维持我国产业链安全性的巨大障碍②。制约我国“卡脖子”技术攻关突破的关键障碍主要体现在三大层面，第一是宏观创新投入体系中虽然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不断攀升，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总体上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严重不足，应用研究的过度投入导向导致创新链中的基础研究部分严重受阻，严重影响了创新链的下游试验、应用开发、测试投产、产品商业化的一系列进程，最终导致创新链的节点断裂。第二是产业层面的产业共性技术支撑体系严重不足，产业共性技术是支撑产业链发展的公共性、基础性以及外部性基础性技术元素，不管是从产业政策还是科技政策的制度供给来看，我国选择性与功能性导向的产业政策对支撑产业发展尤其是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的制度供给内容严重缺失，严重影响了产业共性技术的主体供给、技术识别与筛选以及技术成果的共享与扩散等一系列过程③，导致产业链存在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部分产业创新资源供给不足，难以支撑产业链内的创新主体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与扩散服务。第三是产业链与创新链之间的协同整合度不够，一方面存在创新主体包括高校、科研机构重研究轻应用的学术研究导向下系列研究成果难以适应企业产品开发过程中所需的知识成果，且存在科技成果难以转化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微观市场中的核心创新主体过度注重商业化导向导致对基础研究以及存在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结合地带的投入力度严重不足，在市场逐利主义导向下忽视自身的创新能力建设，过度注重外向型的开放式创新，自主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导致产业链内的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主体缺失，使在外循环战略受阻的国际关系新形势下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尤为凸显。

近年来，如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提升我国创新主体与知识主体的原始创新能力以及应用研究开发能力，系统提升我国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安全性成为研究的焦点议题。目前对“卡脖子”技术研究的进展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内涵、形成原因以及识别甄选的研究，即“卡脖子”技术到底该如何理解、存在哪些特征，与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哪些差异、为何会形成“卡脖子”问题以及如何识别产业中的“卡脖子”技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第二个层面是对“卡脖子”的突破路径进行了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类视角，第一类研究视角是制度层面，认为“卡脖子”技术不同于一般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集举国体制下的力量优势予以系统攻关解决，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面向“卡脖子”技术的全新制度供给与突破的制度框架④;第二类研究视角是从产业层面的产业共性技术视角，认为“卡脖子”技术的突破需要构筑产业共性技术的系统性政策供给，为产业内的创新主体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公共知识与共性技术，降低产业内创新主体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研发成本与研发周期①。第三类研究视角是微观企业层面，探讨以“卡脖子”技术为核心如何构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分类主导的创新共同体，即围绕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使命定位、资源基础、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性，在面向“卡脖子”技术突破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中间试验、商品转化以及产品商业化与产业化的各个阶段构建分类主导的联合攻关体系，实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协同与耦合效应②。但是，现有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主要是对“卡脖子”技术的突破需要何种创新范式引领、组织模式支撑以及哪些机制的支持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导致“卡脖子”技术的系统突破容易陷入创新战略导向选择失误、组织模式缺乏匹配性以及各类机制难以有效协同，最终难以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融通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基于“融通平台”的新思维，探索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融通发展机制，能够为产业发展催生全新的创新生态，能够为当前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卡脖子”技术突破提供全新的创新范式选择的系统性框架，也为进一步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组织模式落地以及组织载体支撑提供全新的实现机制，最终为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系统性的思考框架。

二、融通创新：概念内涵与主要特征

(一)融通创新的必要性：基于创新范式演进的视角

从创新的范式演进来看，随着企业边界的逐步扩展，尤其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企业内的封闭式交互网络逐步向外延展，企业内的创新主体也逐步从封闭式环境下的研发人员与企业家向开放网络环境下的外部创新主体进行知识吸收、知识整合、知识共享以及知识创新等一系列过程。由此，基于企业内传统创新资源与创新网络的封闭式创新逐步向开放环境下的开放式创新转变。开放式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其能够通过各类交易契约以及合作协议等实现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之间的信息、知识、技术以及资源的交互，充分利用外部创新主体的创新优势，充分将创新外部化以实现企业技术创新以及产品开发等一系列过程③。因此，开放式创新其底层的隐含逻辑假设是外部创新主体与企业存在潜在的合作空间，即企业能够通过市场化或者非市场手段实现研发投入的外包、许可授权以及技术租借等方式获得企业所需要的创新资源与核心技术④。不管是内向型的开放式创新还是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其都秉承交换逻辑，即认为核心创新资源、核心技术以及隐性知识都能通过交换的方式解决。因此，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企业开放式创新网络不够发达，并非是企业自身知识吸收能力不足或者研发能力不足。在开放式创新范式下，企业可能陷入开放陷阱，即一味通过市场交易手段实现核心创新资源、知识、技术的外部获取、分享，通过技术合作、合资企业、技术创新联盟等能够解决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系列创新难题。实际上，开放式创新尽管为企业寻求技术合作与知识获取方式提供全新的战略思考框架，但是依然存在两方面的严重不足。一方面是强调开放创新网络而非协同创新网络，导致尽管存在众多潜在合作的创新主体以及知识获取与知识吸收对象，但是开放式创新网络内的主体之间是否与企业自身存在协同能力依然存在巨大的问号，即企业能够通过开放式创新网络构建自身的技术创新联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依然面临主体之间由于机会主义以及市场交易契约的不确定性导致创新合作失败①;另一方面是开放式创新强调任何技术类型，不管是一般技术还是核心关键技术，其都能够通过开放式创新网络以知识产权交换、联盟与合作、开放资源项目、众包、合资企业以及衍生企业等众多方式予以解决。但实质上，从资源观的视角来看，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往往难以模仿和转让，在保持市场竞争地位的前提下，关键核心技术存在难以转移的巨大障碍，其涉及到关乎整个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命脉问题②。近年来，华为与中兴在国际化过程中试图通过走研发国际化路径以构建全球开放式创新网络，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获取以及攻关突破，但事实证明在国际科技竞争白热化以及国际关系不确定性背景下最终走向失败，相应地，关键核心技术的获取也成为开放式创新网络下难以回答的学术命题。

面对开放式创新范式创新主体协同程度的模糊性以及创新网络中知识主体的过度泛化，学界尝试寻找全新的创新范式以解决开放环境下企业与其它创新主体之间如何形成可持续的合作创新模式等问题。协同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其强调基于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以及研究机构为实现资源、知识、技术等各类创新资源与要素的协同互补，开展不同主体面向共同聚焦的技术创新过程开展协同合作，实现科学技术以及创新资源在不同组织之间的充分流动与共享，最终实现组织创新层面的战略协同、组织结构与组织运作机制协同以及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协同③。不同于开放式创新强调企业间的技术创新合作可以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以及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多种方式解决，协同创新更强调科学与技术等不同知识与创新机构之间在创新过程中的潜在互补性与协同性问题，因此在协同合作组织模式层面主要是通过产学研等创新机构予以解决④。尽管协同创新这一全新的创新范式为企业寻找知识合作与知识共享对象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框架，形成了基于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为创新主体的协同式创新网络，且这种创新网络包括基于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的区域性、集群性协同创新大网络，也包括基于直接特定的产学研组织的创新小网络，形成创新要素之间相互交互与协同互补的全新创新网络。

但是，协同创新范式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为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意愿与能力优势互补问题，协同创新的潜在前提是各类创新主体包括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等具备创新合作的意愿，且在创新资源与能力上具备优势互补以及需求供给相互匹配的一致性合作期望，任意一方合作意愿缺失、合作机会主义或者能力无法形成互补空间，或者在知识产权成果、创新收益层面的分配不当则协同创新也难以实现期望的技术创新绩效，并导致创新失败等系列风险。二是为协同创新高度依赖创新主体之间战略协同、组织协同以及知识协同三大层面的高度协同，但实际上由于协同创新主体囊括的创新主体并不仅仅是统一类型的企业组织，难以产生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融合效应。比如在价值导向层面高校往往沉浸于学术研究而非企业的应用开发，二者之间在价值导向的显著差异性决定了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存在难以融合的空间⑤。主要表现为高校重学术研究忽视应用导向，一些重点实验室尽管具备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实验室的基础研究难以与现实产业以及企业应用开发环节之间有效融合，造成尽管在协同组织载体支撑层面搭建了产学研机构，但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长期脱节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成果转化，当前高校基础研究尚无法完全满足产业与企业的现实产品化、产业化的需求。

尤其是对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往往要求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呈现出强融合性，但基于当前高校、企业与科研机构形成协同创新范式都难以完全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

基于此，不管是开放式创新还是协同创新范式，在面向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过程中都存在难以避免的重大缺陷，如何寻求全新的创新范式以实现各类创新主体之间创新要素之间的融合互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问题需求导向、成果导向，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互补与相互支撑，成为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融通创新作为呼应当前国际关系新形势、国内发展新格局与新战略以及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重要创新范式，理清融通创新其内涵特征，分析基于融通创新实现“卡脖子”技术突破的理论框架意义重大，对于当前“十四五”时期加快实现从创新型国家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意义重大，对于微观企业层面与产业层面基于融通创新实现全新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意义重大。

(二)融通创新的概念内涵与关键特征

当前，学界对融通创新的解读呈现出三类研究定义视角。

第一类为创新主体的视角。融通创新强调的创新主体不仅仅包括产学研协同创新层面的横向协同，即强调企业与其他知识创新主体包括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有效协同①。更强调在同一创新主体的不同类型之间的有效融合，包括在以企业为市场创新主体范畴中，以不同规模场域以及不同所有制场域内的大中小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各类创新要素之间的有效融合，聚焦某一知识与技术创新需求，开展系列知识共享、要素融通以及主体协同的创新过程。因此，从创新主体的视角来看，融通创新范式突破了传统封闭式创新、开放式创新以及协同创新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范畴，融通创新的逻辑起点在于不同创新主体的资源基础、能力优势与创新意愿与导向具备异质性，融通的目标在于有效融合不同组织场域内的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各类创新资源与创新要素，有效整合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意愿与合作意愿，真正实现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在面向某一创新需求导向下的有效耦合。值得注意的是，融通创新范式下的创新主体存在多种协同与耦合关系，包括强协同-弱耦合、强协同-强耦合、弱协同-强耦合、弱协同-弱耦合等多种状态。

第二类为创新链的视角。创新链强调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不同创新环节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中间试验、投产测试与产品化、商业化与产业化等系列过程。从创新链的视角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严重受制于人的主要原因在于创新链之间的各链条呈现出孤岛式以及节点断裂的特征②。具体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在宏观创新层面对基础研究的忽视与投入力度不足，造成我国基础研究环节呈现出知识基础与支撑不够，直接影响到需要具备复杂性的知识基础的关键核心技术难以掌握其复杂的知识结构，尤其是在一些具备前沿领域如高端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创新需要具备高度复杂的知识基础的技术创新领域缺乏原始创新能力，造成创新链中的下游应用开发与投产测试领域难以有效开展③。在应用开发领域，由于企业与高校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存在各类制度藩篱以及具备技术开发能力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过度偏重学术导向而非嵌入应用现实导向，导致目前基础研究的各类创新主体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现实导向之间的脱节，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断裂。基于此，从创新链的视角来看，由于创新链中的不同创新环节其核心主导任务、主导创新主体以及所需要的创新资源与创新要素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融通创新强调创新链的各类链条之间相互融通结。

①陈劲、阳银娟、刘畅：《融通创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探索》，《创新科技》2020年第2期。

②张其仔、许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升级》，《改革》2020年第6期。

③洪银兴：《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