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会报道看媒体融合（通用8篇）
虽然每天都会看报，或者上网看新闻，查资讯，但是都只是将报道的内容很机械化的加入到自己的记忆库中，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比较探究在这些报道中媒体的表现，媒体的立场，也不会刻意地去留意它们在排版或是文字上的差异。但是在这几天里，我在网上翻看了很多报纸的电子版本，我发现，对于一个事件的报道，不同的媒体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次作业也会让我对当代媒体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我主要看的是报纸媒体对5.12汶川地震的报道，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位摄影爱好者的博客上，看到他的一篇日志“中国纸质媒体对地震报道封面的评述”，文章中，他收集整理了14号国内报纸的第一版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对他们的图片，排版，文字等进行了评论和打分，并从中表达了自己对于该媒体的评价，他说，他很欣慰看到媒体面对重大事件的成熟和反应的速度，但是也对一些媒体的表现感到失望，痛心。他说“面对悲剧，公众需要知道的一是内情，二是及时的报道，三是如何凝聚力量，来渡过难关，而不是通过有视觉冲击力的死亡照片来迎合报纸的发行量，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张有关地震现场的照片，对我内心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想的到，如果我们的媒体不负责地发出更惨忍的现场照片，对于四川的地震受害者来说，他们需要担负的是心理上一场更大的地震！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我们也看到报纸的封面或第一版的运用上，过多地投放了广告，虽然报纸要生存，这一点也无可厚非，但在大家踊跃捐款时，难道我们的一家媒体像往常一样将广告看的这样重要吗？对一个国家，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数千万人捐款，数亿万人关注的事件，我们有一家报纸竟然在第一版用了90%版面的广告，而汶川地震的报道只有一个标题！这样的无情报纸和残酷的地震有什么两样？”
而在他的这篇博客日志中，东方早报在5月13日的头版封面被给予了120分。通过对比下面两个封面我们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因。
不论是谁，看到《东早》的封面，应该都会产生心灵上的触动，压抑的黑色，醒目的数字时时提醒着我们这场灾难给我们的剧痛，虽然没有照片的陪衬，却能让每个看到的人感受到深深的悲痛。而右边这份报纸呢，看了同样让我们心痛，但心痛的不是大自然的无情，而是在灾难面前，竟然还有这样无情的只关注自己的钱财利益的媒体的存在。
之后一段时间，我在《东早》的网站上翻看了一年来它对于地震的报道，大大小小一共有上百篇，而其中我主要看了从5月13日到6月12日期间的报道，看完之后我对《东早》的好感又增加了很多，它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和媒体的进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在过去，每次遇到重大的灾难，媒体的报道都是比较封闭的。而这一次，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及时和开放，地震发生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派出了记者深入震区去搜集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等着官方发布的信息。《东早》也是第一时间派出了十多位记者和摄影师到达灾区第一线，进行了全面细致，饱含深情的报道。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一个个数据和现场图片报道便赤裸裸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就在《东早》13日的报纸上，除了头版，更是用了A版共23版中的13版来记录汶川大地震，震级、遇难人数、救援人数，政府措施、派遣军队数，救援物资数量，灾民的生活„„版面之多，甚至超过了很多政府官
方媒体。更值得赞扬的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媒体，在这十几版报道中，我几乎看不到一个广告和一篇不相关的文章，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媒体的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
在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报道中，《东早》每天都会用最前面的将近20版的版面来全方位地报道汶川地震的最新数据和救援情况，将最详实的信息第一时间报道给公众，以公正、客观的表现形式向公众持续、集中地传递着抗震救灾工作的相关信息，着眼于灾区具体的灾情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报道，刊发了大量可亲可感的现场文字，每一次生命奇迹的刷新都牵动着读者的心，汶川的现实将“七十二小时”黄金时段这一理论击碎了。黄金时段之外不断有生命存活，九十六小时、一百二十小时、一百四十四小时、一百六十四小时......都有生命存活。每天都有记者从现场发回的及时而详细的报道，还有地震中所记录下来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让我们为生命的坚强而感动，同时也凝聚了所有人的心。其次，在这六七天中对主震（八级）和各种余震（六级有四次、五级有二十六次、四级有一百六十二次）报上都有直观报道和数据显示，让我们对八级地震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大地震给人类带来的损害更加清楚。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开放式的不断更新的全方位报道方式，媒体才能够持续地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推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共识的达成，有力地依靠事实来影响了公众的意见，从而引导了舆论。2.媒体将地震中的生命营救放在首位，相对于很多西方媒体一来就质疑中国的豆腐渣工程，贪污腐败行为，我们的媒体则将最主要的目光放在救援和人们的生活上，这其中不能否认没有政治上的原因，像老师说的，媒体其实是政府的工具，政府需要利用媒体来影响公众舆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我认为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人当时最需要的民族凝聚力和对生命的尊重。比如在《东早》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
（一）在大地震发生后的两个小时内，温家宝总理就飞抵现场指挥营救埋在废墟中的生命。提出“救灾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分的努力”的号令。
（二）胡锦涛主席冒着五六级余震的危险飞抵重灾区北川慰问灾民，并再次向救灾军队下达“灾情就是命令”的指示。
（三）从第一时间起至十八日止，成都、北京、兰州、沈阳、南京等六
大军区先后向灾区派出救灾战士十三万六千余人。
（四）为了在黄金时段营救生命，中国空军打破了两项世界记录：一项是空运规模的记录“全天空运量达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人”；一项是跳伞的记录“十五名空降兵在没有戴保护面具、看不清地面情况的条件下从四千九百九十九米的高空下成功跳伞”。
（五）为了营救生命，截至十九日十五时全国财政拨款已达七十七忆九千四百万元人民币。全国各界的捐款已达一百零八忆多元人民币。救灾物资已达三百零四万吨。
（六）派出专业的消防武警营救队伍和专业的医疗队伍若干。
（七）派出各行的志愿者已达六万余人。
（八）打通了三条通往汶川的国道。抢修灾区的道路若干。
（九）救治了伤残的灾民若干。
（十）较好地安置了灾民若干。媒体通过这些报道来引导舆论的走向，也体现出媒体在危机中对社会公众思想上同质化的作用，有点像大众媒体的社会整合的功能。媒体当然不是没有看到其中的负面行为，但此时我们最重要的是全国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抗震救灾，而媒体则应该将公众的思想引导到这根主线上，而不是去挖一些负面的报道并大肆批驳。所以我们看到，就算是有一些如贪污，逃避责任之类的行为出现，媒体也是尽可能的以中立客观的立场进行报道。从而更好的鼓舞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和勇气。
3.报道中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现在回过去看当时的报纸，那些文字和图片依然让我忍不住落泪，特别是5月20日《东早》用A版所有的版面对哀悼日的报道，让人感动到心痛，更感生出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深的爱。这里摘录几段： 汶川，请原谅我，以泪洗面
这一刻，我们举国哀悼
骤然响起的汽笛和警报代表我们的内心
向废墟下依然活着的生者发出最炽烈的呼声
这声音会除去你们心中的恐惧
因为你们一定能听到，我们不抛弃、不放弃的呐喊
你们一定能感受到，举国上下最坚定的信念
“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像万里长城一样，是永远震不倒、摧不垮的！”“每个生命都是国宝，要更坚强地活着”
还有那些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孩子的父母；那些家人蒙难却仍然坚守岗位的干部，民警；那些积极加入到救援行列的同学们；爱情，亲情，友情„„每天我们都在被这些感动着，被媒体上那些震撼心灵的细节感动着，就连对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报道也都令人动情：温家宝噙着泪水安慰饥饿的灾民说：“饼干就要来了，奶粉就要来了”。胡锦涛抱过灾民的小孩，用面颊紧紧地贴住她的脸，为的是给灾民传递一个信息：我们都是一家人。
而在一年后，地震一周年之际，《东早》也是专门创建了“5.12地震一周年”墓志铭版面，故事中的主人公们早已离开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是是这些媒体将他们的故事用细腻的描写告诉给所有的人，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人情也是新闻价值的一个判断标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灾难，媒体的这些充满人情的报道，永远不会被漠视，相反它让我们看到了媒体除了追求利益之外的温情的一面。
4.详实报道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帮助。面对灾难，不管是在报道志愿者，还是在报道医务工作者，不管是在报道募捐活动，还是在报道灾民生活，媒体常常突出一个主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在《东早》关于汶川地震的专题中，有一个板块叫“献爱心”。在很多报道中，有母亲抱着自己的小孩，让小孩把捐款放进抗震救灾募捐箱里，而母亲则对记者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我们带小孩来感受一下。”或是一位拾荒老人，在募捐点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放进募捐箱里。正是在这样传统文化的鞭策下，短短几天里全国各界群众就募捐了上百亿元人民币和物资。特别是对港奥台胞和海外华侨筹款救灾的报道，更是表现了这个主题，如“台湾街头小学生们将自己的零币投入募捐箱”的报道、“台商林朝济主动给灾区送帐篷、送消毒液”的报道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
而在献爱心这个主题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国际社会对汶川地震的支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首先致电温家宝总理对遇难灾民表示哀悼并提供经济援助。先后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首脑向我国灾民表示哀悼。美国、俄罗斯、伊拉克等二十三个国家向灾区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和数千亿吨物资的经济援助。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更派出了现代化装备的救援队在灾区进行救援的工作。台湾也派出二十人的医务人员到汶川。这些报道让人们看到，人道主义精神是跨越阶级、种族和国界的，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应该互相支援，互相同情。
“融媒体”是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载体, 把广播、电视、报纸这些既有共同点, 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 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 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 (1) 其特征包括自身运作的共享性, 接受的参与性, 收视的自主性以及传播的广泛性。融合媒体作为一种运作模式, 它可以运用到各种新闻体裁之中, 并且结合不同新闻报道的特点, 可以实现新闻呈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多元化。
有学者对“时政新闻”所给出的定义是:“时政新闻是从内容方面对一类新闻所做的界定, 这类新闻侧重于从政治角度, 对新近发生 (或正在发生) 的, 受众欲知未知而应知的事实进行报道, 或是对同样具有上述素质和价值的、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实做出报道。 (2) 时政新闻特征包含政策性、解惑性、权威性等。时政新闻与国家大事紧密相连, 与受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地位重要可见一斑。加之, 其内容源源不断的丰富性。所以, 从理论上而言, 时政新闻应当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二、时政新闻从雪崩融合媒体报道中取经实效性较强的时政新闻取经之处。
(一) 数据可视化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使得新闻从业者应该具有将数据巧妙地融进报道之中的思维和能力。数据的呈现使得新闻报道更加客观, 更具说服性。因而, 将数据视觉化, 不仅增添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而且也增加其报道形式的多样性和可看性。例如, 雪崩事件的融合媒体报道中具有大量的数据化呈现案例, 将数据可视化, 吸引了更多受众的观看兴趣, 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度。又如凤凰卫视2014年3月25日《全媒体全时空》报道《习近平访问法国获最高礼遇接待》, 其中有关该条新闻中涉及的两个问题进行民调, 并且将民调数据直接在新闻报道中展现, 加之主持人的评论, 使得该条时政新闻兼具深度性与广度性, 以及更具可视性和观赏性。
(二) 实现实时互动
在时效性方面, 新兴媒体比传统媒体更具一定的优势, 新兴媒体甚至可以实现实时互动。这不仅实现其时效性, 而且聚焦了受众的关注点, 以及吸引受众与其互动, 甚至可以形成受众对该品牌价值的认可和收视习惯。正如雪崩融合媒体报道中就充分体现了受众就是上帝的理念:吸引受众, 服务受众, 实现双方良性互动。例如, 在该报道中, 根据读者移动鼠标浏览动作的快慢, 页面可自动调整视频播放的快慢, 使受众仿佛亲临现场, 亲身感受一般, 并且有意实现与受众的实时互动, 从而吸引受众继续观看。所以, 时政新闻报道也要借鉴这一点, 与受众实现实时互动, 从而留住他们稀缺的注意力。
(三) 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首轮推广
微博传递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读到, 只需要一个条件:读者需要在线“跟随”你的“帖子”。微博还可以送给特定的群体, 也可以只送给一个人。 (3) 社交媒体以其病毒式的传播效果, 使得推广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例如, 雪崩报道的新读者大都是从社交网站上得知的信息来源。其实, 广泛的关注度和市场推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是媒介属性的必然要求。所以, 时政新闻报道要改变旧有的思维定式, 即“我要观众看什么”, 而是在核心内容不变的前提下, 使得推广形式更加丰富多元, 从而吸引受众的观看兴趣。因而, 社交媒体推广成为时政新闻报道不可或缺的新式手段和技巧。
时政新闻报道也可以做到既实用又好看, 我们需要采取正确的方式和适当的形式, 我们可以借鉴雪崩融合媒体报道中的成功之处, 但不可完全照抄照搬, 毕竟时政新闻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是, 时政新闻的确需要创新, 我们可以尝试创新, 也许创新后的时政新闻会再次焕发青春, 重新获得受众的芳心也不为可能。
摘要：时政新闻以其政策性、权威性、政治性等特点, 使得时政新闻报道内容长期以来较为固定、正统, 同时也形成了单一枯燥的报道形式。时政新闻虽然实用, 却不怎么好看。这使得时政新闻的受众群在渐渐流失, 尤其是较为年轻一代的受众, 他们不习惯甚至不愿意观看时政新闻。其实, 时政新闻也可以做得既实用又好看, 融合媒体的报道形式就是实现时政新闻改革和发展的可取之路。
关键词：时政新闻,融媒体,大数据,改革,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健.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M].新闻出版社, 1996:77.
[2]郭之思.雪从天降:一次奢侈的融合报道探索[J].中国记者, 2013 (6) :125-126.
【关键词】突发性报道 新闻媒体 媒体责任
雅安地震当天，雅安电视台主持人的一张穿婚纱出镜的照片引发关注。据说当天本来是四川雅安电视台主持人陈莹的婚礼，但是她却穿着婚纱报道地震灾情。地震当天的新闻报道有如此举动，迅速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在赞美的同时也有更多人质疑“抢救当然第一，报道可不是第一，换下婚纱不过就几分钟的时间，来不及吗？”，“这么大的灾情，你穿婚纱报道，总是格格不入，有点搞笑”，“再紧张，也不至于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请保持庄重！”“你红了，但你太恶心了”，贬之为“纯属炒作”。我们暂且不讨论陈莹的行为是否存在炒作的意图，在天灾面前穿着婚纱报道新闻，的确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在某一个程度上她的确也“红”了。中国新闻媒体在突发性的灾难面前用如此手段吸引目光是否有违新闻素养，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灾难性报道
灾难性的突发事件，狭义上来讲就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重大或者敏感的事件，简言之，就是天灾人祸。前者即自然灾害，后者如恐怖事件、社会冲突等等。所谓的突发性灾难报道就是指媒体在灾难危机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利用自己的媒介资源就危机事件的各种情况向社会和公众就行通报和分析。灾难性危机报道的基本要求与危机的特点密切相关，也受到人们对于危机本身认识的制约。
根据2007年11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由于此类事件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活安全，所以人们对这类突发性的新闻的关注度要高于其他新闻素材。因而这类题材也是媒体十分关注的对象，由此产生了灾难性报道。
人们对灾难性新闻的切实关注，促使新闻媒体必须要向公众每分每秒的提供有关事态的最新消息，而记者的新闻敏感性以及职业操守要求他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用最简练的报道报出事件的最新进展。中西方新闻媒体在突发性的灾难性报道面前所坚守的新闻报道因为电视体制的原因或许会所不同。
二、中西方新闻媒体的突发性灾难报道
发生灾难性事件后报喜不报忧是我国媒体经常存在的问题。中国媒体灾难性报道在对待人的生命方面有着传统误区，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过分强调国家财产和象征精神而忽视人的生命的价值。
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惊心动魄的206小时——山东曲阜单家村煤矿井下堵水抢险纪实》的报道中，矿井发生透水事故，为了保住整个矿井，明知有很大风险但是还是决定在井下290米处打拦水墙，最终那些拦水成功的人被当作英雄加以宣传，整篇文章给人的感觉就是矿井比什么都重要。
2010年6月份的一天，央视《24小时》在报道江西抚河汛情时，主播邱启明连线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因其大谈各级领导“重要指示”，迟迟不提及群众是否安全转移，邱启明不得不两度打断“官话”，焦急询问下游群众情况。连线电话接通后，平其俊便开始介绍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的指示。视频2分11秒时，邱启明第一次打断说：“平主任你告诉我，决口有多大？下游的群众有没有转移？”但平其俊充耳不闻，继续打官腔，又开始介绍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等人的各种重要指示。2分54秒时，脸上已现焦急之情的邱启明再次打断问道：“平主任，我是非常想了解下游的群众有没有转移。”这时，平其俊才回归正题。这次的新闻连线表现出来邱启明作为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应有的素养，没有配合领导打官腔，讲一些大话空话。而是以一个新闻人的姿态，从最短的节目连线时间里得到最有用的新闻素材以传达给关心汛情的受众，具有很高的新闻素养，是一个真正的“新闻人”。
2013年的7月22日，甘肃省定西市发生6.6级地震，7月23日甘肃卫星频道对这次地震进行电视报道，几乎整整几个小时的地震直播中，都没有看到一个灾民的采访和灾害现场的画面。看到更多的是领导关心、部署，官兵，各地捐赠等。而甘肃卫视的主持人也是一字一句地念全国各个省政府发给甘肃生政府的慰问电，一字不落，一省不漏。甘肃卫星频道在这次地震的灾难性报道中只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诉求色彩，而唤起社会救助的意图不够。一个省唯一的卫星频道是面向全国的窗口，却不能很好地呈现“灾害”，实在很难让其他省的人关注灾情，关心灾区同胞的。
西方媒体在突发性的灾难中的报道以及视角是独到的。以CNN为例来说，西方媒体在对印度洋海啸的灾难性报道中，立足于受害个体，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从灾难中的细节出发，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放在报道的主体部分给予客观真实的报道。西方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与编写突发事件的新闻稿件时，通常会用白描的手法引入处于灾难中的具体的人和事，采访经历灾难的当事人，把人物引进事件，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情展开情节，从而把公众关注的焦点放在灾区人民努力奋斗、井然有序的处理事务上，把报道的中心放在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及灾区重建上。
三、中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中的进步
对于灾难新闻的报道，中国的媒体应该对新闻事件的传播内容与形式进行重新的自我审视，不要总是把官方的话语问题排在首位，缺少对灾情本身和受灾人员的关注。或许在中国复杂的国情环境下，刻意的学习西方媒体的新闻陈述是不可能的，但是降低或者减少官方话题的报道，以有人情味的新闻报道来体现主流价值观却是可行的。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应该还有完整意识，其报道与关注的不仅仅是对整个灾难事实的真实记录，还应该包括对灾难成因的探究、灾难后果的分析、灾难教训的反思和对未来减灾措施落实效果的监督。灾难性报道中适度情感的自然流露体现出主流价值观，可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2001年“非典”发生以前，我国对灾害报道主要是政治宣传模式，对死亡人数、受灾面积、灾区状况等公开都是非常小心与谨慎的，甚至存在谎报与瞒报的现象，即使是重大灾情也只是局部报道。官方媒体把关注的焦点主要投放在鼓舞人心、抗震救灾等上面，一时形成了“灾害本身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报道模式与宣传风格。但是自2001年非典时期开始学习尝试西方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与理念后，我国的灾难新闻就朝着客观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由过去重视宣传与鼓舞人心到现在注意灾情的报道，由报道不公开不求时效到现在第一时间告知受众，由对外封闭消息到积极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等等，使中国灾难性新闻报道朝着更加理性与客观的方向发展。
结语
雅安地震中的“新娘事件”如果真的是一次新闻记者出于对灾情的报道而做出的反应的话固然是非常好的，但如果是一次炒作的话就显得记者非常低俗了。在天灾面前，发挥人道主义的新闻专业精神是每一个传媒人所必须的，争分夺秒的对突发性灾难的报道是一场与灾难赛跑与时间竞争的比赛，第一时间报道出灾情的真实，才是一位新闻人应有的专业素养。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状况，新闻媒体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政府管制，没有过多的权利像西方媒体那样对于一些新闻事件进行全面的、深刻的陈述与报道，但是力求最大限度的进行公开、客观的新闻报道却是每一个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恪守的准则。□
参考文献
①李树林，《自然灾害事件中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J].《新闻知识》，2008（9）
②李莹玮，《灾难报道中媒体的传播效应和舆论导向功能》[J].《青年记者》，2008（23）
③李秀芳，《透视西方灾祸报道的特色》[J].《新闻爱好者》，2004（3）
④刘广亮，《新闻节目的公信力及其主持人的话语权问题探析》[J].《新闻知识》，2012（9）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1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每个人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解读问题的角度不同，最终产生的结果也就肯定会大相径庭，更别说故意的引导和曲解。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解读不同，传达时给别人造成的影响也就不同。古代有个“盲人摸象”的故事,讲的是盲人摸到象的不同部位,就以为整个象就是他摸的那个样子.这种例子在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经常发生.关于岩石的成因,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大学派,一派是火成说,他们抓住岩浆岩有气孔,呈流动状态的性质，认为岩石来自地球内部，是火山喷发造成的；一派是水成说。他们看到沙岩、石灰岩的层理就认为岩石都来自水的沉积作用。两派地质学家不仅在会上争吵，甚至动手打了起来。在电的发明史上，伽伐尼把青蛙腿挂在铜钩子上，再用一根铁丝接触蛙腿，发现了蛙腿的抖动，于是伽伐尼宣告他发现了生物电，得到科学界的一片喝彩。但几年之后，伏打指出蛙腿抖动的真正原因是伽伐尼的铁丝同时接触了铜钩子，是两种金属相接触产生的接触电，并由此发明了伏打电池。火成说和水成说,生物电和接触电，还有光的波动说和微粒说，生物中的进化论和突变论在一定上程度都和盲人摸象有些相似,都只是事物的一个侧面.。
历史上是如此，现实也是这样。每个人所观察、感觉的对象都是真实的，每个人对自己实验所得的局部结论也正确，但是上面的例子除伏打外，其他人在把自己从某一角度观察实验所得的结论进行推理时都比较片面。这就告诉我们，只从一个角度去认识是不行的。事物越复杂，越需要从不同角度去认识。
对于一个三条棱不相等的长方体，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看到的形状都不一样、人们选用了沿长方体的长、宽、高三个方向来观察，用这三个方向上的投影来描述长方体的通用照系。参照系是我们研究一个事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立足点不同，看到事物的性质就会不一样。用通俗的话来讲，参照系就是研究角度。
对于社会问题，人们的立场不同，看问题产生的结论也会不一样。在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看法是对立的；在企业里，管理者和职工也经常发生矛盾；在生产能力被限定的情况下，数量增加与质量降低，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是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矛盾。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有矛盾，往往都是由于立场不同，各自站在矛盾的一个方面。对于自然科学的某个问题，人们一般选择规定的一个或几个最适宜的参照系。只有参照系一致了，对问题的研究才可能一致。对待社会问题，立场不可能统一，一般用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也可能通过暴力、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无论如何，在研究一个问题之前，先选好自己的立足点十分重要。不同的人对一个问题看法不同，也应当先检查各自的立足点的否相同。
《罗生门》的故事发生在12世纪的日本，在平安京发生了一件轰动社会的新闻，武士金泽武弘被人杀害在丛林里。作为证人，樵夫、强盗多襄丸、死者的妻子真砂、借死者的魂来做证的女巫都曾被招到纠察使署，但他们都怀着利己的目的，竭力维护自己，提供了美化自己、使得事实真相各不相同的证词。片中的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目的或是自己内心的趋利避害，在称述的时候把自己所理解的事实还原成了最符合自己观点最有力的“事实”，结果虽然是同一件事情，但因为叙述的不同，让事情发生的过程也大不一样，说明每一个人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时，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内心都深埋着自己的某种动机和目的。所以，任何一种叙述，都不是完全客观的。尽管每一个人所表达的观点和看法，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也存在着极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谬误性。完全客观的事物或是真理是不存在的。
因此，新闻报道的片面性和不同角度解读很容易就能给大众造成谬论或是误导，从而掀起舆论风暴，进而掩盖和摧毁了真实事件。只言片语的截取和盲人摸象的局部认识是对新闻事实的最大的不尊重，新闻报道的最高原则和终极要求是真实性。
新闻报道必须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在两个层面的体现：
①新闻报道涉及的事实要素必须真实； ②新闻报道必须反映社会生活变化的本值真实。
保证新闻真实性：（1）力求准确 为了准确: ①直接观察 ②使用权威的灵活的可靠的消息。
（2）交待来源 ：一般来说，除非来自直接观察，否则就要交待信息的来源。（3）坚守客观，客观公正——新闻职业者的基本立场，为此就需要: 为问题提供更多的观察视角，找出事实背后的原因，全面解释新闻。（4）保证公正，客观性要求的具体操作要求： ①提供争论双方的观点，以便识别冲突之外对手之间的真实主张； ②提供代表这些真实主张的确切陈述； ③直接用引号指明这是信息来源而非记者陈述； ④首先依照提供最多实事材料的方式组织报道。（5）谨慎验证，验证的技巧：用事实与所引用的消息来源的说法做比较。用一个消息来源的说法去反对另一个消息来源的说法不是验证。
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的改革工作提出了建议，字里行间透出改革新动向。
把改革作为抓手和突破口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了改革精神，提出了国企、非公经济、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资源价格、收入分配、政府职能转变、医药卫生等十几个领域的改革任务。
在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看来，我国如今出现旧有体制迈不过去的两道门槛，一个是经济发展能耗大污染重，一个是社会领域内的一些旧机制难以适应现实新需求。这两道门槛，要靠改革迈过。
“未来发展最大的红利还是改革已形成共识，但有些部门和地方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还不够。下一步要真正按照中央要求，把改革作为各项工作的抓手和突破点，以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彭森说。向服务型政府大步迈进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企业和老百姓感觉办事难，难在哪里？政府审批事项太多，而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方面又做得不够。今后要减少审批，加强市场监管，搞好公共服务，真正改善民生。”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市长马誉峰说。来自民营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魏少军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要进行机构改革，更要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能力。近年来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快，但政府的服务跟不上，一些官员的观念意识和知识结构也跟不上，建立服务型政府任务要迈出更大步子。
资源价格改革或迎来新窗口期
作为最重要的市场杠杆，资源价格将在今年迎来新的改革窗口期。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只谈了一句“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但结合计划报告的具体阐述，成品油、天然气等价格改革都将在今年推进。
彭森透露，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全面实施天然气价格改革等方案都已制定好，总的原则是由政府定价转为市场定价。目前ＣＰＩ涨幅回落，是推进资源价格改革较好窗口期。
“能源是发展的基础，又事关环境保护。能源价格遵从市场规律，既可以调动生产积极性，又会促进节能减排。”全国人大代表、华北石油管理局局长黄刚说，例如天然气是清洁能源，ＰＭ２．５排放几乎为零，但目前天然气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影响了开采和发展的积极性。气价改革的重点应在工业用气上，居民用气要结合承受力采取阶梯定价。
收入分配改革亟需落实到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呼声最高的改革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已经制定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说，若干意见虽然提出了改革路径和一些指标，但总的来说还是原则性指导意见，落实还得要有具体政策。有一点很明确，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基本途径是提高劳动报酬收入，初次分配领域改革要重在提高劳动报酬，再分配领域重在帮扶困难群体。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满族丧葬习俗的变化
李佳静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自发源伊始到清代成为统治民族，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生活习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固然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当然，这样一支少数民族在入土中原的过程中民族因素也不容忽视。本文就试着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窥探满族丧俗的变化历程，探寻其发展规律及其特点。
关键词：满族；丧葬习俗；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090—0290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它有着自身民族特点，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民族间的交流满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丧葬习俗来说，其中既保留了满族的因素又融合了其他民族的特点，从而使民族间生活习惯达到更好的融合。本文试着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窥探丧葬习俗的发展变化。
一、满族丧葬习俗的基本情况概述
满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的肃慎。当时的生产状况十分的落后，《晋书·肃慎传》“：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1]这正是肃慎游牧或半农耕半游牧生产水平的体现。
汉及魏晋时期，肃慎人称为挹娄。此时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阶段，仍以射猎、畜牧为业，出现了财产和阶级的分化，既体现出了时代的特点，又有别于其他民族。《晋书·东夷传》“：死者，即日便葬于野……富至数百，贫至数十，以为死者之粮，以土履之以绳系于椁头 出土之上，以酒灌酹，缠绳腐中止，无时祭祀也。”[2] ——————————————————
收稿日期：2010-04-02 作者简介：李佳静（1986-），女，吉林四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明清史研究。南北朝时肃慎、挹娄称为勿吉。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发展较慢，丧葬习俗在先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魏书·勿吉传》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死，以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3]
隋唐时勿吉人称靺鞨，在靺鞨的多个部落中，以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最为强大。黑水靺鞨居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氏族阶段，《旧唐书·靺鞨传》载“：死者穿地葬之，以身衬土，无棺殓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4]
粟末靺鞨在靺鞨族中发展水平最高，经过不断发展壮大收抚了靺鞨诸部，又融合了夫余、沃沮、高丽等故地民族建立渤海政权。在丧葬方面既继承了原有习俗，又有所变化：保留了“冢上作屋”但墓几乎都是封土石墓。《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高句丽的墓葬是“积石为封”[5]。
契丹人建辽，辽称黑水靺鞨为女真。辽代的女真在墓葬和随葬品上没有改变，都是渔具以及瓷器、陶器等，《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但从杀马祭奠演变到了人殉，贫富差别悬殊[6]。
金代进入奴隶社会，在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文化冲击下迅速向封建制转化，丧俗呈现 出新的特点：火葬，出于原始的灵魂信仰，认为它可以使灵魂升到神圣的境地，享受美好的生活并且保证家人平安[7]。烧饭：把死者生前所喜爱的东西烧掉，送给死者，供其使用。奉行火葬与土葬并行，祭奠仪式也有所变化。
明末女真和清初的满洲丧葬仍沿袭金元以来的旧俗：“死则翌日举之于野焚之。其时子孙族类咸聚会，宰牛马，或哭或食，蒙白二三日除之。”[8]明代女真还流行树葬之俗。《朝鲜李朝实录》中也记载，女真人“父母死，编其发，其末系二铃以为孝服；置其尸号大树。”[9]
满族共同体形成之后，仍沿袭女真人火葬习俗，随着满族成为统治全国的民族，文化也开始较多的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葬俗上发生较大的变化。葬礼愈来愈隆重，丧期也随之延长。光绪后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停尸、哭丧、报丧、入殓、祭奠、出殡、以及圆坟等项目。这是的习俗对先世的继承很明显：葬礼已日见隆重，“将人殓，其夕，亲友俱集，名曰守夜，终夜不睡。丧家盛宴相待，候殓后方散”；入殓的棺材也很独特，“棺盖尖而无底，内垫麻骨芦柴之类，仍用被褥，以便下火。”[10]
二、近代的丧葬习俗
人们对于丧礼尤为重视，在《满洲四礼》中对于丧葬的基本礼节：小殓仪节、大殓仪节、安葬仪节、上坟仪节、居丧杂仪、奔丧仪节等事宜都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在近些年的方志也记载相关内容。如“：始死，尸停中寝，子女服衰绖，家人举哀，闻讣于外。三日，亲友来吊，导丧主哭于里社之庙，并望空叩拜，焚楮锭，名曰„送路‟，遂殓以棺。七日，复设奠而哭，乃卜葬。”[11]
“丧日，先择入殓之期及殃煞起落一切避忌，曰„开殃榜‟，合族成服……男女孝服以从，戚友亦至，曰„送三‟。”[12]
“满人有经殡无礼殡，成主之事概置不论。汉人临丧扶哀杖，满族则无。满族丧事以红布挂幡，汉人则否。满族自成服后，日日不除其服，约至百曰择吉致祭、除服，俗亦呼曰百日。”[13]可见其习俗已趋同于汉族。
现代社会更多的家族修撰家谱，把传统意义上的祭祀也收归其中，为后世子孙祭奠先辈提供依据，如伊欣修的伊姓宗谱中记载有丧葬程序、风俗习惯、民间的祭祖活动；吴绍良抄录的吴氏宗谱馆载有民俗学、民风民俗、民间礼仪、重丧葬礼，从病危之日起到入殓、出殡、出灵记录较详尽。不管是什么民族都可以从形式上考掘出满汉融合的印迹。
三、对于丧葬习俗变化的分析
纵观满族丧葬习俗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1.满族的丧葬习俗中很多是由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变化这部分逐渐被摒弃，但代表满族传统文化的部分仍被保留。例如：从先秦到魏晋时的丧葬习俗的简单中我们可以看出老人在整个氏族中地位并不高，因此就有不殡尸的习俗。而中原汉族则由于生产力水平较高，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感念父母之恩的孝道也就被条件所允许。到隋唐时演变为杀马祭祀，马是射猎民族的主重要财富，杀马祭祀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亲情的重视进而对死者悼念。随着封建化程度的提高，祭奠仪式也纷繁复杂起来，采用火葬。这一习俗在清初满族社会生活中得以沿袭的原因，不排除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佛教及周边的蒙古民族丧葬习俗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当时满族社会的经济生产及生活条件。满族人以射猎为主要生计，人们通常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猎物，很久才能归来，然而在这充满风险的狩猎中，难免会因疾病或意外事故而丧生，而尸体是很难携带回家，因此火葬就成了最简便的处理尸体的办法。
2.居住地距先进民族较近的地区丧葬习俗变化的较早。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随着它不断的迁移，受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力的影响、中原文化的熏陶，自身的民族习俗也不断的改变。如在早期是不殡尸的习俗，而到了南北朝的勿吉人南下，受夫余和高句丽的影响，已有立冢堆坟之俗，虽然是为了使坟墓便于识别、祭奠，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受汉族的影响已经开始重视亲情。到了隋唐时的靺鞨葬具、随葬品已隐约可见，其中石棺、石墓都与高句丽的丧葬风俗有相近之处，因其在地理上与高句丽为邻，并且臣服其下，所建立的渤海政权又在高句丽故地，融合了当地的人民，在墓葬形式上有渊源也不足为奇。渤海政权又臣服于唐朝，与唐保持密切的来往，到后期的墓葬明显受中原地区墓葬的影响；金代女真坟墓，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情况也各不相同。南下进入辽宋地区的女真人，尤其是贵族，由于接受辽宋文化的影响较早，其埋葬的习俗变化的较快，而没有南下的女真人其埋葬的习俗变化的较晚。直到明代，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海西女真人的葬俗，有的仍然是“置其尸于大树，就其下宰马而食其肉”，只是女真头目才用火葬。
3.与汉民族交往密切的地区丧葬习俗变化的较快。东北女真各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定居生活确立及汉化的加深，从女真到满族的葬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初满族还是盛行火葬，清朝入关后，满族汉化日深，在葬俗方面也完全汉化。雍正以后，禁止火葬，改用汉人以棺椁埋葬的习俗。“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15]从此以后，满族才废除火葬，改用汉人以木棺埋葬的习俗。
从文献记载和已清理发掘的靺鞨、女真的墓葬结构上来看，从土坑墓发展到砖椁、砖室墓，其葬具，从原始的“交木作小椁”和“无棺敛之具”发展到木棺、石函、瓮罐。从土葬发展到火葬。又从火葬改用土葬。这一墓葬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肃慎、挹娄及其后裔逐渐汉化的过程。入关以后，汉族的丧葬习俗更直接影响及改变了满族旧俗。但在截发、丹旐、殷奠、百日剃头、丧服、侧室不〈衤付〉葬几个方面仍保存了满族丧葬旧俗。
总之，清入关前后，满族丧葬习俗礼仪变化很大，受汉族影响颇多，渐去其旧有“不文明”之习俗，仍保留了满族自己的传统习俗。实行火葬在当时虽有“不文明”之嫌，但跟其生活环境，游牧民族性格都有关系。他们不似汉族以“入土为安‟，也不注意坟墓的修筑，这都是简约而随时宜的，比起汉族丧葬之侈费，似乎更有进步意义。满族由火葬而行土葬，自然是受汉族的影响，是其封建化的内容之一。在当时似是走向“文明”之举。而今天汉族由土葬走向火葬，也是社会发展的“文明”行为、时代的变迁，价值观念，信仰观念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很正常的。
参考文献：
2010年九、十月间，中国记者团在印度访问时，发现以下两则新闻左右了印度民众对华的认知：一是《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印控克什米尔军官贾斯沃尔访华被拒，中印两国军事交往被取消”;二是《印度快报》援引《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向巴控克什米尔派遣驻军。
这两则新闻，从信息源、报道内容以及报道手法来看，都违背了新闻真实、客观的基本准则。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表示：“对那些捕风捉影或者无中生有的传闻，要寻找途径来迅速予以澄清。”
尽管中印双方都对这些虚假新闻进行了澄清，但是它们却仍然能够左右一些人的思想。为何虚假新闻的“传播力量”如此之大?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官方澄清滞后且无力，难以控制虚假新闻的传播
官方在虚假新闻形成强势后方介入，澄清工作严重滞后。多年来，印度媒体对华报道形成了特有的模式：首先寻找中印关系中的敏感话题，然后某家媒体捕风捉影在头版头条进行报道，接着其他媒体跟风炒作，短时间内这些虚假新闻形成强势影响舆论，最后官方察觉事态的严重性后出面澄清。图示如下：
虚假新闻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催生谣言。一般来讲，一次完整的谣言传播通常会经历形成期、高潮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印度媒体的虚假新闻，首先因其事件的重要性而引发少数人的讨论，这种讨论通过人际传播滚雪球般地扩大，进入谣言传播的形成期。而后，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开始对谣言进行加工、再创造，使得谣言很快呈燎原之势，参与传播的人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虚假新闻传播的讯息被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解码、理解、认同。当公众普遍知晓、认同后，传播达到或者接近一种平衡状态，谣言进入高潮期，随后慢慢进入衰退期。
官方介入进行澄清，往往是在谣言形成期的后期或者高潮期。此时，谣言已经形成，舆论效果已经达到，公众对该新闻事件已经形成了第一印象，官方的澄清明显滞后，已无法产生显著效果。
官方对媒体不具约束作用，澄清工作“发声”微弱。与中国不同，印度实行的是民主议会制，政府对媒体不具约束作用，媒体是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虽然印度媒体也受经济、司法等因素的制约，但其仍然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来表达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在印度，通常任何机构都难以强迫媒体发表它所不想报道的新闻言论，也难以强迫媒体不去报道某一新闻。政府部门只能通过公关方式争取媒体的配合，譬如印度外交部就设有专门的公关机构负责媒体对外交政策的报道。
因此，即使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澄清，媒体也有权质疑官方的声明是否属实。媒体可能持怀疑的态度，对官方澄清不予报道或者对官方澄清进行另一种解读。在一次中印媒体讨论会上，《印度斯坦时报》编辑普拉米特·乔杜里当面回敬一名称“媒体是麻烦制造者”的外交官员道：“你们看看他就知道，印度政府官员可信吗?”由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可见一斑。
在一个“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媒体作为社会的有力参与者，独立自主地报道新闻。而政府难以干涉媒体的言论，又没有足够的渠道及时传递自己的声音，这使得政府掌握的一些真实信息难以及时、迅速地传递给公众。在这种情况下，虚假新闻信息流大于官方澄清的真实信息流，从而使得虚假新闻的影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或消除。
媒体对华报道肆无忌惮，虚假新闻铺天盖地
在印度，政府难以控制媒体的言论，媒体通常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可是，大千世界，话题诸多，为什么印度媒体偏偏喜欢说那些“中印摩擦”的话呢?
媒体竞争激烈，中印话题成为生存法宝。印度在经济上虽然尚欠发达，但却是一个媒体相当发达的国家。目前，印度平面媒体有5000多家，总发行量近6000万份，居全球首位;电视台有500多家，居全球第二;互联网用户约有8000万，居全球第三。这些媒体尤其是主流英文媒体多为私营，依靠广告维持生存，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为此，许多媒体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地力图在首发新闻、独家新闻和深度报道方面赢得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中印话题无疑成了印度媒体吸引公众眼球、占领新闻市场的一面招牌。BBC曾经如此评价印度媒体：“任何一家印度主流媒体，如果一期没有几条重要的中国新闻压阵，就很难拿出手。”
为了取得热点或突发新闻的“首发权”，印度媒体常常不经核实便抢发消息。以印度CNN著称的英文新闻频道“Times now”在接到“中国向巴控克什米尔驻军”的消息后，未经官方确认，便赶紧制作一档栏目，把这条新闻抢播了出去。其主编阿那布如此解释该行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新闻必须拼抢，我们的新闻频道之所以可以成为全国收视率第一的英文新闻频道，就在于我们能够比别人更及时地报道突发新闻。”
更有甚者，即便核实是虚假新闻，印度媒体为了吸引受众，依旧照发不误。譬如《印度时报》在接到“中印边界发生流血冲突”的消息后，打电话到国防部核实。国防部称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但《印度时报》前线记者认为新闻可靠，后方编辑认为新闻重大，即便不实，也能制造轰动效应，于是坚持刊发该条新闻。
由此可见，在传媒商业化的大环境中，印度媒体为了获得娱乐性、刺激性、轰动性，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于是，一些中印话题被人为地放大、歪曲，相关虚假新闻泛滥，对华报道常常成为印度媒体自发的一种炒作行为。
权势集团左右媒体，炒作中印摩擦攫取利益。在印度，媒体往往代表着一些权势集团的利益，各权势集团都会利用媒体相互攻讦，谋取自身利益。
印度实行民主议会制，政党林立，反对党要攻击执政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抹黑”，即一面渲染“中国威胁论”，一面指责政府对中国“软弱、绥靖”。譬如2009年9月，印度在野的人民党和社会党先后以“中国多次侵犯印度边境地区”为由抨击国大党政府“软弱无能，向中国妥协”，其主要目的不在于中国真的怎么样，而是为了丑化政府形象，赢得公众支持，积累政治资本。
印度的一些第三方权势集团也常常会利用媒体要求政府表态。譬如印度军方、情报部门通过媒体夸大“中国威胁论”，以影响公众舆论，然后通过这种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对中国的挑战立刻作出回应，增加国防和军事开支。而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渲染“中国威胁论”，则是希望中央下拨更多的资金。
由此可见，中印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新闻事件，而是被权势各方当做博弈的一种利器。可以说是权势集团的对华态度决定了媒体的对华态度，这使得有关“中印关系”的虚假新闻更加肆无忌惮。
印度公众对华成见较深，借由中印话题释放情绪。受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一些印度公众对华舆论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许多人采取的立场是反对任何向中国妥协的行为。印度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拉奥表示：“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在中国，可能提及此事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对于印度人却一直刻骨铭心。这件事对印度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而消除这种影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目前，在许多印度人的心目中，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入侵者”、“背信弃义者”等负面形象，有些印度人甚至认为是中国无端发起战争，给印度带去了灾难和屈辱。而在印度年轻一代中，印度崛起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担心中国会阻碍印度的发展。
虚假新闻赖以滋生的条件是社会成见或者公众某种情绪的发泄。印度媒体为了迎合公众，往往投其所好地制造和报道有关“中印关系”的虚假新闻。一位印度问题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都知道中国怎么回事，就是不能公开说出来。谁说谁就是亲华、亲共、反印、卖国。”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浓厚氛围下，虚假新闻得以在印度媒体上大行其道。
真亦假时假亦真，印度民众倾向接触虚假新闻
让人费解的是，现在已经不是“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盛行的年代了，如果公众不接触或者不相信虚假新闻，那么虚假新闻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靶子的空弹”，那到底为什么一些有关“中印关系”的虚假新闻能够在印度迅速得以传播，而且公众又愿意接触甚至相信这些虚假新闻呢?
虚假新闻本身的特点易于吸引公众。首先，一些虚假新闻具有刺激性、新奇性、重要性等新闻的基本特征，本身就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印度媒体报道的虚假新闻往往以中印关系中的某些事件为由头，大肆渲染，夸大其词，不仅具有新奇性、重要性等特征，还契合了公众的需求或者某种社会情绪，使公众更具亲近感。
其次，虚假新闻的内容，从人物、地点、事件经过等都描述得详细精确，甚至还附带图片、影像，使人们不得不受其影响。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都编造得滴水不漏，不仅有当事人的声明还有政府部门的公告甚至专家学者的评论，有的甚至配有一些极具冲击力的假照片，让人难辨真假。
最后，信源的权威性、知名度、信誉以及背景给人们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影响了人们对虚假新闻的判断力。印度媒体报道的信源主要来自非政府的战略分析家、退休将领以及退休文官。这些人可以算得上是某个群体里的意见领袖，其声音被媒体放大，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另外，印度公众还残存着“亲英美”的价值观，那些从标榜客观、公正的西方英文媒体上转载的新闻也易受到其信任。
媒体自身的传播力影响公众判断。印度媒体的参与，使虚假新闻形成自上而下的传播状态，更容易取得公众的信任。印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品牌效应，公众对其传播的内容通常都会表示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公众接触该媒体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该媒体的忠诚甚至超过了对媒体报道内容的忠诚。如《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三大全国性的印度主流英文报纸，在印度中产阶级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就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媒体的对华报道无疑会影响公众的对华认知。
多家媒体聚合的影响力更能左右公众的思想。一旦某家媒体报道了有关“中印关系”的新闻，其他印度媒体便会蜂拥而上，群起炒作，有时几十家甚至上百家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多种媒体同时报道该新闻，其炒作力度、宣传声势和规模效应都达到极致，让公众很难置身事外。
公众的选择性接触。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选择性接触理论”，认为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时，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媒介和内容，而是更倾向于接触与自己的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或内容加以接触，而有意无意地回避那些与自己既有倾向相左的媒介或内容。
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印度民众对中国形成了固有的认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印度公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到2009年在逐年增加。因此，印度公众会选择性接触相关“中印关系”的报道。而在“宁信心理”和“从众心理”等因素作用下，印度公众会进一步受到虚假新闻的影响，对虚假新闻做出自己的诠释。印度公众普遍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很多人对“中国威胁论”持肯定态度，认为提前做好预警，对印度是有益无害的。另外，虚假新闻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或“优势”意见，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多数人的意见。
综上所述，政府对虚假新闻的澄清显得既无奈又无力，难以控制虚假新闻的传播。而媒体考虑到自身的利益、所代表权势集团的利益以及公众的需求，更加肆无忌惮地炒作“中印关系”问题，传播虚假新闻，以影响舆论。虚假新闻本身的特征、媒体传播的影响力以及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使受众置身于虚假新闻当中并接受其影响。
由此可见，印度部分媒体对华的不实报道是各种因素驱使下的媒体“失范”行为，我们不必将其任意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当然也不能对此听之任之。我国媒体应当适时地对印度媒体的不实报道作出有效回应!我们可以通过报道事实向印度公众传达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善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印度建立自己的传媒机构，争取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同时，我们可以与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媒体如CNN、BBC、FT等加强联系，利用其对中印关系方面的较为客观公正的报道来消解印度媒体虚假新闻的负面影响。
当我国媒体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将事实真相真实地展现给印度公众和国际社会时，相信虚假新闻就会像暴露在阳光下的阴影一般无所遁形，最终在新闻必须客观、真实的铁律面前化为齑粉。
摘要：近年来,印度媒体不惜借助虚假新闻和炒作负面新闻,一窝蜂地群起攻击中国,尽管中印双方对此多次进行澄清,但虚假新闻仍然在左右一些人的思想。本文将从印度官方缘何无力控制媒体言论、媒体缘何自发报道“中印话题”、受众缘何深受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力图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以帮助业界人士理解印度媒体的对华报道,并作出正确决策。
关键词：虚假新闻,中印关系,对华报道,官方澄清
参考文献
[1].刘婉媛:《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常含情绪化,民间亟需加强交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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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璐:《印度英文媒体的生存环境及其中国报道——从2009年印度媒体“集体对华宣战”说起》,《对外传播》,2010(4)。
[5].陈志强:《虚假新闻成因分析及对策》,《东南传播》,2010(5)。
[6].唐璐:《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南亚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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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奥运向前冲；电视媒体；大众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4-0031-03
Fusion of TV media and mass s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 Olympic Games!”
LIU Jun-wen1，WEI Shu-min2，NIE Ji-lin3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engyang Normal Institute，Hengyang 421008，China；
2.Department of Education，Hengyang Normal Institute，Hengyang 421008，China；
3.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hua University，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Mass sport should be an important subject reported by TV media, while TV media is the best promoting and reporting carrier for mass sport. “Go Olympic Games!” has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V media and mass sport. “Go Olympic Games!” provides mass sport with a platform for presentation, whereas spectacular contents of mass sport provide “Go Olympic Games!” with basic materials. “Go Olympic Games!” has interpreted the Olympic spirit for the masses in a civilian orientated way, established a fitness conception for the masses in a direct way, and guided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sport activities in an artistic way.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Go Olympic Games!”；TV media；mass sport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健儿在奥运会上的崛起以及体育职业化的深入，中国的体育新闻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繁荣的背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不容忽视，即对竞技体育报道如火如荼、竭尽全力，相反，对大众体育的报道却日趋式微。
2008年5月，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湖南卫视和湖南经视联手打造了迎奥运特别节目、大型户外竞技类活动——“奥运向前冲”。节目一经推出，连续13次获得了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1]。继“奥运向前冲”后，湖南卫视又推出多档大众体育类节目、大型户外竞技挑战类节目——“步步为赢”、“我是冠军”、“智勇大冲关”等，全面抢滩荧屏。有人说“奥运向前冲”就是体育版“超女”！当“向前冲”的主题歌响起，当观众为选手们一致呐喊鼓劲时，当种种传闻和议论在网络和纸质媒体中传播，我们会发现电视媒体和大众体育的关系已翻开了新的一页。
1电视媒体与大众体育的关系
1.1大众体育是电视媒体重要的报道对象
当前电视媒体之所以忽略对大众体育的关注和报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媒认为报道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无法引起最大范围内的观众的“共同兴趣”。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有调查显示，广州市民观看电视体育节目的主要目的依次是：消遣娱乐、关心我国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学习有关体育的知识、缓解身心疲劳[2]。由此可见，观众并非跟媒体想象的那样，偏重获得竞技体育信息而忽视大众体育，相反，人们对身体锻炼方法同样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其实，在现代社会，在数量对比上，大众体育均占绝对优势地位，精英体育则永远是极少数的。据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体育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31.20%[3]，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中来。如果媒体一味报道竞技体育，长此以往将失去报道平衡，失去大众趣味和社会责任，最后必将失去受众和市场。所以，不管是专业的体育媒体，还是主流媒体的体育板块，都需要将大众体育活动特别是本地大众体育活动作为重要的报道内容。
“奥运向前冲”策划者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而且挖掘到了这一潜在的社会资源，然后将这些资源，按照设定的程序运作起来，并获得了成功。
1.2电视媒体是大众体育的最佳宣传与报道载体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大众体育不是孤立自发地开展，它必须依靠媒体的宣传和推广。电视媒体具有视听兼备的特点，能为受众提供真实、直观的动作画面和营造运动必需的社会氛围，聚敛人气，从而扩大全民健身运动的影响力，还能借此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电视媒体通过对大众体育活动的宣传与推广，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意识，倡导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使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的观念深入人心；通过推广易于普及、行之有效的各类体育活动的技能和方法，使最大多数的人加入到体育锻炼队伍中来；通过对大众体育活动积极的报道，能提高人民群众从事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为大众体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所以，大众体育离不开电视媒体的宣传推广和有效指导，电视媒体是大众体育的最佳宣传与报道载体。
2“奥运向前冲”实现了电视媒体与大众体育的成功联姻
一直以来，电视媒体都偏重报道竞技体育而忽略对大众体育的报道。我国的电视媒体对于国内外竞技体育的报道可谓不遗余力，无论是体育新闻节目还是专业体育频道，它们的报道内容绝大部分是竞技体育，即便在竞技体育运动的淡季，媒体宁肯处心积虑地搜集一些竞技体育明星的绯闻轶事凑足时段，也不肯给大众体育运动上镜的机会。观看电视上的体育新闻，我们不难发现，传媒对大众体育的报道可谓惜墨如金，通常只是用短促的画面再配上几句解说词，大众体育新闻一般被当作软新闻或花絮来作调剂。据研究者观察与分析，大众体育与电视媒体之间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在消费主义与商业主义的侵蚀下，电视媒体过度追逐NBA、欧洲五大联赛等职业体育赛事，尤其是国际明星赛场内外的行踪与表现[4]。反过来极度忽视大众体育。但“奥运向前冲”却成功地实现了电视媒体与大众体育的联姻。自播出以来，连续13次获得了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据央视索福瑞调查数据显示，“奥运向前冲”的观众有效到达率已经超过60％，意味着全国收看该节目的观众已经超过４亿人次。它的成功让其他卫视看到了大众体育类节目的大好前景。
2.1大众体育的精彩内容为“奥运向前冲”提供素材
大众体育涉及的内容很多，涵盖的范围很广，有正规项目，也有民族体育、传统健身术等等[5]。大众体育精彩纷呈的活动内容，能丰富电视媒体的报道资源和内容，以及促使宣传形式的创新，并能以此吸引大家的眼球，促进媒体自身的发展。
“奥运向前冲”正是取材于大众体育。具体比赛项目与规矩是这样的：在一排水坑上设有各种需要跑、跳、爬、跃方能过去的障碍，比如爬上能滚动的台阶、撑杆跳过水坑、过有干扰的独木桥、从浮在水上的一排油桶上跑过去，走45°的斜坡、借助绳索攀沿90°的陡坡等，运动员必须在规定时间越过这些障碍，而在这些关卡中的任何一关出错，后果就是掉到水坑中……这是一项展现体力与耐力的体能竞赛活动，比赛环节既惊险刺激又趣味连连，吸收了众多的观看者与参与者，也带给了节目很高的收视率。
2.2喜欢体育的大众是“奥运向前冲”的忠实观众
喜欢体育的人群是不分民族、国界以及性别、年龄的，一旦喜欢体育，这种兴趣爱好很可能伴随他的一生，并很可能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奥运向前冲”以别出心裁的创意、精心独到的策划牢牢抓住了这一群体，使他们成为节目的忠实观众。
观众为什么要看这节目？一是人的移情心理。将自己不能做到的事，通过别人的表演来实现自己满足的心理。此时的电视屏幕，打破了一贯思维里“表演-观看”与生俱来的二元对立。表演者和普罗大众的身份心理进行了平等互换，使得屏幕成为一面哈哈镜，每个观众都在其中寻找到了自己，甚至有所触动。节目对观众的聚拢效应自然得到扩张，从而回报电视台期待的高收视。二是释放内心的压力与无聊。这个节目的刺激性与趣味性可以使观众摆脱生活的压力，愉悦身心，将压力释放，将无聊消融。三是满足观众轻松、娱乐的心理。因为每个人特色不一样，而且闹的笑话也不一样。参与者在节目中常常伴有摔倒、入水、被呛、湿身等过程，这些过程不优美不优雅，却总能带来爆笑声和掌声。这不仅仅是“幸灾乐祸”的心理，更多的是“找到”自己的一种认同快感。这成了节目的最大亮点。
2.3“奥运向前冲”为大众体育提供了展现平台
孔庆翔的影响力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奥运向前冲”之所以能办，是因为在中国民间，积蓄了大批量的、潜在的有此能力、有此需求的运动爱好者。“奥运向前冲”设置了一套完美的流程，将这批人运作起来，给他们展示运动才能提供了平台。来参加比赛的人，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带，一切费用全部自理。媒体仅仅是一个平台，除了平台的功能，它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是。如果没有潜在的喷薄欲出的这些需求，节目是不可能办起来的。
3“奥运向前冲”对大众体育发展的意义
有人说看电视最多的观众大都是低知识阶层，高级知识精英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很少，不可高估这个节目的意义。笔者却以为不可低估这个节目的意义。它对于我们的文化观念、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的冲击是不可小视的，它赋予中国电视新的要素，对大众体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3.1用最平民的方式，为大众诠释了奥运精神
“奥运向前冲”是一档全民参与的节目，只要热爱运动，就可以参加。节目中体现出的最重要的便是那种坚持到底、勇于拼搏的精神，每位参与的选手无论自身身体素质如何，都会咬紧牙关尽全力拼一次，争取走到最后一关。许多人都是多次参加、多次挑战，虽然不断失败，但是仍不放弃。“奥运向前冲”就是以这样一种全新的形式、全面参与的精神，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让更多人体验到体育的魅力，感受到参与的激情，也更加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对奥运的支持中去。节目中的“冲锋”精神，用最为平民的方式，生动地诠释了奥运精神。
3.2用最直接的方式，为大众树立了健身理念
“奥运向前冲”是一档集娱乐与体育运动于一身的节目，说是体育运动，那就不仅要有勇敢与勇气，还得有体育运动的基础。比赛所设关卡对选手的身体平衡、速度、弹跳、手臂力量以及胆量都是考验。要想在节目中很好地表现自己，要想一次又一次地战胜自己，就需要跑、跳、爬、跃等各种体育运动能力。它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让人们对体育的理解更加深刻，并树立正确的健身理念，认识到体育运动是与生活、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3.3用最艺术的方式，引导大众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奥运向前冲”是一档全民参与的节目，不分职业，不分男女，也不论年龄。只要报名就可以参加。据电视台统计[6]，“奥运向前冲”自播出以来采取电话、短信、现场报名等方式参与到节目中的群众已超过数万人。其中年龄上至60多岁的小学老师，下到十三四岁的小学生，更是囊括了天南海北许多热爱运动、愿为奥运加油的人们，江西、海南、厦门、上海、山西等省都有群众积极参与。
“奥运向前冲”正是将那些想法朦胧、跃跃欲试的人调动起来，积极参加到全民健身的行列中来。从“奥运向前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惊险、刺激、有趣的赛道，还有大众体育和电视媒体的成功接触。可以预计的是，电视传媒和大众体育之间的联手，必将开启电视传媒和大众体育之间合作的大幕，同时也必定会极大地促进电视传媒和大众体育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继“超女”之后“向前冲”成为湖南文化现象[EB/OL]. [2008-10-25] http：//www.hn.xinhuanet.com.
[2] 张德胜，姜晓红，张伟，等. 小康社会大众体育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研究[J]. 新闻知识，2007(11)：39-41.
[3] 廖玫. 媒体与全民健身运动关系辨析[J]. 体育与科学，2007，28(2)：57-59.
[4] 崔冬霞，冯立华. 中国体育传媒市场发展前景探析[J]. 体育文化导刊，2007(1)：16-18.
[5] 于文谦，王小媛. 社会转型期中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方向[J]. 体育学刊，2005，12(4)：37-39.
[6] 新赛道重装上阵 报名人数超万人[EB/OL]. [2008-07-02] http：//ent.wst.cn.2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