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物画变迁研究
摘 要：在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人物画成型最早，地位最突出，同时人物画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本文简单梳理了古代人物画的变迁轨迹，希望可以为古代人物画带来一个宏观的把握。
关键词：古代人物画;演变;审美;艺术风格
中国的人物画三代以前就有了，“殷王武丁图像以求傅说于版筑之中，可知三代的人物画已略具规模”，自汉代起，中国古代人物画逐渐兴盛。陈师曾把人物画分成三类：伦理人物画、宗教人物画、赏玩人物画，这种分类也见证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变迁。
1 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发展概况
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人物画的产生和成熟都早于其他两门画科。最早的人物画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盆》内壁所绘：人面上绘三角形的鼻子，口中还衔着鱼，头发挽成三角形的髻，现在看来其造型虽简单质朴，但是也是先祖们对于当时形象及生活的记录。
现在已知最早的人物画作品则是战国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龙凤图》与《人物御龙图》，两幅作品均是以墨线勾勒，然后平涂设色，由此可以说这是早期工笔线描画的雏形。
秦汉时期，出土了大量的帛画、壁画、画像砖石，都表现出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而且主要以人物画为主。比较有据可循的像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以夸耀墓主生前生活为主题的帛画，基本以写实为主，表现上也承袭战国的绘画传统，以“墨线”为骨，有平涂，有渲染，反映出汉代的绘画水平。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人物画重要的发展时期，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表现内容。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了第一批杰出的人物画家，顾恺之、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杨子华、曹仲达等，人物画的种类也较前代丰富：历史人物画、肖像画、风俗人物画、宗教画等，人物画中的审美功能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出来。
直至隋唐，人物画迎来了又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这一时期，人物画的题材内容、表现手法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人物画史上的成熟时期。隋唐的人物画在传统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其他画科的发展，人物画里还添了山水、草木、楼台、亭阁做配景，盛唐时期人物画尤为兴盛。道释画、肖像画、仕女画风靡一时，其他画历史故事、社会生活的作品也大量产生。人物画大师迭出，名作频现，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等如璀璨的明星照亮人物画的星空。尤以吴道子的成就最为突出，吴道子变更了高古游丝描的笔法，创造了兰叶描，于是他的“线”后世称为“吴带当风”;他还改变了着色方法，改浓重的颜色为淡色，叫作“吴装”。同时，各种壁画、石窟造像、泥塑等也多以人物为创作主题，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更加倾向于审美功能的呈现。
五代两宋是人物画的深入发展时期，周文矩、顾闳中、贯休、石恪、李公麟、梁楷等人物画家使得人物画坛异彩纷呈。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开始注重主人公个性的表达，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把韩熙载生活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里的所有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特别是对主人公“醉情声色”的刻画十分到位。从表现技法上说，造型、用笔、设色也都十分精妙。梁楷的《太白行吟图》又是另一种表现，这是运用粗阔的笔势与有浓淡的水墨所做的写意画，表现了诗仙李白浪漫不羁的气度，这又是一种大胆的变革，梁楷也成为后世写意人物画的鼻祖。
元代因政治的转变和文人画的兴盛而导致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博兴，人物画不再作为主流画科叱咤画坛，同时人物画的“传神论”这一审美准则逐渐被“写意论”所取代，人物画也彻底转向愉悦心灵的审美功能，人物画成了画家表达主观情感的媒介，已重在表现笔墨的趣味。
2 中国古代人物画变迁
2.1 绘画功能的变迁——从宣传教化到审美怡情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总结绘画的作用“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早期就有文献记载，孔子见到尧舜桀纣的画像，会表现出喜或恶的表情;汉代皇帝就喜欢把功臣绘于宫殿中，以教化民众;著名的《女史箴图》也是以妇德进行劝奉，绘画理论上有曹植的“鉴戒说”等;而到唐代，从《步辇图》到《簪花仕女图》《捣练图》，可以看到人物画除了表现现实生活，教化民众，更多出了几分审美功能;进入宋元，从《泼墨仙人图》到《李仙像》，都对人物的形象进行了个性描绘，绘画的审美功能日渐突出;明清更是如此，《秋风执扇图》《和合二仙图》分别表现了不同的审美风格，也表达了不同的思想感情，从此人物画的审美功能就大大显现出来。
2.2 绘画题材的变迁——从王侯将相到文人市井
在封建社会早期，绘画的题材多为王侯将相。文献载，汉宣帝就曾画霍光、张世安、刘德、苏武等十一功臣于麒麟阁;现在有据可循的作品，唐代的《历代帝王图》《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些都是描绘王宫贵族的，包括五代《重屏会棋图》，也是对上层统治者生活的描绘;进入宋元，人物画《西园雅集图》《十八学士图》《货郎图》可以看到文人及普通市民的身影了，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更加繁荣，表现普通市民的作品也不断增多，《王蜀宫妓图》《童子礼佛图》《乔元之三好图》都是描绘普通大众的人物作品，从作品的数量上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人物画普通民众的作品明显占主流。
2.3 绘画审美追求的变迁——从厚涂重彩到略施淡彩
绘画审美追求上的变迁，历经整个中国古代绘画，从现存的中国古代人物画作品来看，魏晋时期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到《北齐校书图》，再到唐代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捣练图》《挥扇仕女图》，都是精彩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作品，人物描绘精致写实，色彩鲜艳明丽;直到五代的《宫中图》开始出现工笔淡彩人物作品，中国古代人物画开始慢慢有了不同的面貌;北宋的《朝元仙仗图》就已经出现了白描的艺术表现形式，随着文人画的逐渐兴盛，人物画的色彩也变得越来越简淡，元代《消夏图》《人马图卷》，明清时期的《夔龙补衮图》《乾隆是一是二图》，色彩也越来越趋于简淡清雅，画家们也以文人画的审美来对待人物画。
2.4 绘画艺术风格的变迁——从工笔写实到水墨写意
中国写实绘画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它的写实并不像西方写实绘画那样严谨，在再现对象的表达上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早期的古代人物画还是以工笔写实为主，顾恺之的“传神论”也一直成为古代人物画的品评准则之一，从绘画作品中来研究，《步辇图》设色浓丽，人物五官刻画逼真，典型的工笔写实绘画《韩熙载夜宴图》亦是典型代表;直到《二祖调心图》的出现，打破了工笔写实的艺术表现方式，石恪以极简约的水墨形式进行描绘，开水墨写意之先河。南宋《泼墨仙人图》《老子图》《布袋和尚图》用笔简练概括，墨色浓淡相宜，别有一番趣味。元代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以“传神写照”为美学追求的作品越来越少，转而“逸品”的地位提高，水墨写意的作品开始层出不穷，《雪夜访戴图》《騎驴图》《捧花老人图》都是水墨写意画的代表作。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到明清时期水墨写意画的比重越来越高。
3 结语
中国古代人物画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呈现给了我们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我们在了解古代人物画发展历程的同时，还应立足当代，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能够有所借鉴，以期为人物画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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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姮
群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武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样式走过了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和战国、秦代的成文法阶段，自西汉至清末，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跨越了西方世界的两大法系样式而走出将两者混合的第三种样式。并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作者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下简称"武书")一书中，亦有相关阐述。中国古代法制的历程果真存在如此渐进的三段样式吗?笔者认为，"武文"的立论无法让人信服。
一
关键的问题是：西周、春秋是否称得上是"判例法"时代?
"武文"将西周与春秋时代的法律样式称为"判例法"的主要依据是《左传·昭公六年》中叔向的一句话："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武文"解译为："即选择适宜的判例来指导审判，而不制定包括何种行为是违法犯罪，又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这两项内容的成文法典。""武书"又对这句话中的"事"与"例"做出明确解释："这里的事就是判例；议是选择、评判、研讨之义，亦即比叙其事而赏罚之义。"[注解：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问题在于，这"事"能否解释为"判例"，其根据又是什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议读为仪；仪，度也。制，断也。谓度量事之轻重，而据以断其罪。"清代王引之《左传述闻》中有详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释谓："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法豫设则民知争端。"我们在所有的《左传》注解读本中，根本找不到可将这"事"解读为"判例"的有关解释与历史根据。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对《左传》中所有的"事"进行了解释，有七种意思：1.事务，2.奉侍，3.职位，4.战事，5.税役，6.师事，7.对待，并无"判例"的意思。
"武书"又将《尚书》中的"御事"释译为"判例"："如《召诰》谓：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大意是说，先参照殷人的判例，逐渐形成我们周人的判例。在审判中要节制喜怒之情，因为判例的作用是十分久远的。王要谨慎地判决，不能失去民心。"(210页)这种释译的文字学、历史学根据何在?"武书"没有片言只字的考证；查遍有关经籍、辞典，也找不到相类的解释。事实上，"御事"就是执掌、管理政务、事务之官员；尽管"御事"也可以是法官，但决不能等同于"判例"。王世舜《尚书译注》对这段话翻译得很贴切："王先治理殷国的遗臣，使他们能够亲近我们并和我周国治事诸臣一样为国效劳。要节制、改造他们的性情，使他们天天有所进步。成王也应恭敬谨慎，以身作则，不可不敬重德行!"[注解：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其中根本没有"在审判中"有关"判例"方面的内容。
"武书"从文字学角度对"事"即为"判例故事"的推论是这样的："《说文解字》：事，职也，从史之省声。甲骨文、金文事与吏为一字"；"事即是吏专职行为本身，即从事、事奉之义；又是其行为的直接对象，即政务之故事和司法判例。吏便依照既成的模式和方向来处理现实的事件。古代典籍言事者颇多，如《尚书》：未有逊事；《左传》：顺事恕施；《逸周书》：淫巧破制，淫权破事；《国语》：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周礼》：日朝以听国事故，等等，均指成事、判例也。"(216页)《金文大字典》经详尽考证谓："吴大徵曰：事，古文事、使为一字，象手执简立于旗下，史臣奉使之义，此事之最古者。……吴大徵释事、吏初义，与金文结构相符。"[注解：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甲骨金文大字典》释"事"为：1.职事，2.用为使，3.奉事，4.官名[注解：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甲骨金文大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版。]。此外，《尚书·召诰》的这段话中也决没有"在审判中"的含义，就是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中也同样找不到这一含义。《召诰》是西周召公在营建洛邑时，对周成王的一篇告诫词，全文以"敬德"为中心，没有司法审判方面的内容。
"武书"又据《尚书·吕刑》"五刑之属三千"一句，认为《吕刑》的内容含有三千条判例(246页)。如果西周存在如此鸿篇巨制之判例汇编，便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首先，这三千条判例如何记录?当时书写材料，惟有甲骨、铜鼎，三千条判例需要多少甲骨、铜鼎?为什么地下发掘关于《吕刑》的判例竟会一无所获?再者，当春秋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时，叔向、孔子诸贵族名流都强烈反对，认为与周代"不为刑辟"的礼制统治背道而驰，民众察鼎知刑，将"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注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如果西周早就有如此鸿篇巨制的判例汇编，如今再铸个把刑鼎，制定个简单的成文法典，其与三千条判例的《吕刑》相比，真九牛一毛，又何必大惊小怪地纷纷抗议呢?同时，郑国子产在回答叔向的责问中，不提西周已制有巨型判例汇编《吕刑》，而强调"吾以救世也"，确有创制之含义。
西周有所谓《九刑》、《吕刑》，其刑书已佚。《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经考证后谓："九刑者，九种刑罚之谓，昭六年传，亦为刑书之名。"据此，西周的刑书当以刑罚为主，其罪名的规定则相当简要笼统。
二
西周、春秋是否是"判例法"时代，还主要看当时司法制度的实际情况。
西周铜器《亻朕》铭文所记一案，据李学勤先生的考释，法官伯扬父宣判被告牧牛的罪谳是："竟敢和你的长官争讼，违背了自己立下的誓言。""训所记牧牛违誓，应鞭一千，施墨刑，与《〈周礼·秋官〉条狼氏》职文大体符合。"[注解：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而"竟敢与长官争讼"的罪名，肯定也违背周礼的行为规范。很清楚，此案判决以"周礼"为根据。
《左传·昭公十四年》所载邢侯与雍子的争田讼案，雍子无理而纳其女于法官叔鱼，叔鱼便枉法曲判邢侯有罪，邢侯一怒之下杀了叔鱼与雍子。大夫叔向判曰："三人同罪……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此案以简要笼统的刑书为判决依据。
最近出土的西汉初年《奏谳书》，载有两个春秋案例，其中一个是鲁国柳下季所判佐丁的盗窃案，该案一开始就大段引征鲁国的律文。在简述案情之后，柳下季重判佐丁"为倡"，接着又说明了重判的理由及其依据的法律。此案以鲁国的成文法为判决依据，尤为清晰[注解：参阅《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译文(二)》，《文物》1995年第3期。]。
对此，"武书"只能含糊地说："以上审判实例曾被铸之鼎盘，书之典策，对当时及后世的审判必定发挥了指导作用。"(219页)参考案例的"指导作用"，与"判例法"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可以下断语的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所有周代铜鼎铭文记载之案件，及当时典籍中所载之各类案子，没有一件是用所谓先前的"判例"来判案的!《左传·襄公十九年》言："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李学勤指出："铸作有关法律铭文的青铜器的人，一般是胜诉一方，这是一条通例。"[注解：李学勤：《论鼎及其反映的西周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就是说，这些铭文案例并非为当时司法机关或法官所制作的法律文书，而主要是打赢官司的贵族炫耀其胜诉所为。《左传》诸古籍中所载之案例，也主要是当时史官所记载之历史事件，而非法官所记录的作为判例的法律文件。当然从汉代《奏谳书》中出现了两个春秋案例来看，也可说当时司法参考判例的法律样式有所萌芽。
"武文"又说："帅型先考、仿上而动即遵循先例原则。如《国语》：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而可以授命，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宾之礼事，仿上而动，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左传》：执事顺成为臧；《尚书》：率作兴事，慎乃宪……屡省乃成，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荀子》：守职循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立法施令，莫不顺比；等等。它们都强调以先前的故事成例作为处理当今案件的准则。"这里的问题在于，将政治方面要求遵循先王之遗训和故事与司法审判中遵循先例原则混为一谈。尽管这里的"成事"中可能包含一些判例故事，然而也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推测，最多只可以说可能存在司法遵循先例的萌芽。尤其是当时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不成熟，也根本没有对判例的整理，说明离判例法的完成仍有质的距离。
"武文"还说："一个允许和保障法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政体，是判例法理论得以确立的重要前提。……在西周、春秋的宗法贵族政体下，法官作为贵族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实际上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但是，考察西周、春秋司法活动的实际情况，恰恰说明当时缺少这一"判例法"理论确立的基本社会政治条件。
现有记载西周中、晚期贵族间一些用土地及财物进行交换和赔偿案件的8件青铜器铭文中，有5件明确记有告之或诉讼于周天子和执政大臣，并获其批准或判决的程序，有3件铭文中似乎缺少这一程序。李朝远先生经缜密考证后指出："《九年卫鼎》、《生簋》等器的铭文中的确没有告之天子或执政大臣的明文记载"，然而"记有天子处所的铭文，往往表示正是天子本人在亲自处理、裁决土地交换之事。土地交换各项具体事宜的定夺，就在铭文所记的天子处所中进行"；"西周金文中，记有天子处所，其所记之事又是由天子亲自处理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此说不误，那么土地交换中告之或诉讼于天子或执政大臣则是必经的程序了"[注解：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此说有大量史证。就是说，当时的绝大多数经济纠纷案都要由天子或执政大臣裁决，更不用说许多重要的刑事犯罪案件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一直杀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地步，也没有听说有哪个法官敢以"相对独立的司法权"抗拒周厉王的命令。《左传·襄公三年》载："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后魏绛至，上书声辩且伏剑请罪，晋侯有所感悟，魏绛才免一死。这里，作为主管军法的中军司马魏绛，只杀了犯法贵族的一个仆人以做替罪羊，都会遭此不测，能说他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吗?
当时君主与擅权的大臣有相当的司法任意权。春秋时，鲁公子斑喜欢梁氏女，前往观探，"圉人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庄公闻之，曰：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注解：《史记·鲁周公世家》。]晋灵公因宰夫烹熊掌不熟，便诛杀之，并叫婢女抬尸弃之荒野[注解：《左传·宣公二年》。]。齐国擅权大臣崔抒弑君后滥杀史官事件也相当有名。"郑驷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即驷)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注解：《左传·定公九年》。]有关案例不胜枚举，其中，刑、杀都任最高统治者所欲为，无任何制约。
君主擅杀重臣，也往往随心所欲。"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乃杀之。"[注解：《左传·昭公五年》。]楚灵王怀疑大夫屈申有二心，便处以死刑。"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与养氏比，而求无厌，王患之。"楚平王也杀之[注解：《左传·昭公十四年》。]。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皆私通夏姬，大夫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注解：《左传·宣公九年》。]。吴王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尽，越王勾践赐大夫文种自裁，更是不用什么像样的罪名。最典型的案例是：公元前650年前后，晋献公病死，大夫荀息据遗嘱立奚齐为君，大夫里克欲接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回国，便杀奚齐。荀息又立奚齐弟卓子为君，里克又杀卓子，荀息也愤慨自杀。这时逃亡在秦国的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杀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注解：《左传·僖公十年》。]
从上述分析中可见，当时基本没有形成以遵循先例为原则的判例法司法环境。关于这一问题，何勤华先生说："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主要是适用习惯法，是一个习惯法时期。因为习惯法与判例法尽管有许多相同点，但判例法主要是与法院的审判活动一起成长的，而战国以前，中国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处在萌芽时期。"[注解：何勤华：《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总之，关于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不曾经历一个判例法时代的论断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三
从夏、商两代出现的"禹刑"和"汤刑"，至西周产生的"九刑"、"吕刑"，其内容已无法详考，不过可以说刑法在逐步形成。"周礼"包含了当时最主要的习惯法内容，起着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作用，然而它也要由刑法来补充或调整，所谓"出礼则入刑"，被逐渐打上"刑法"的烙印。《尚书》中的"诰"、"训"、"誓"诸篇的内容，相当于帝王的法令，也可看做是当时法律的补充样式，其中"予则孥戮汝"等内容，同样充斥着刑法的味道。当时或许会出现一些无法严格界定的"判例"，以作为应遵循的"先王故事"，这种推测，最多可以使我们估计当时具有参考判例的司法样式的萌芽。总的来讲，中国上古三代社会处于习惯法与刑法相结合的时期，也出现了其他一些法律辅佐样式，其中一开始就凸显出以简明"刑法"为主导的特征。
春秋是古代法制的奠基时期，立法活动相当频繁。如公元前621年，赵宣子在晋国"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甫逃、由质要……以为常法"[注解：《左传·文公六年》。]。其后，宋国"使乐遄庀刑器"[注解：《左传·襄公九年》。]。楚国文王"作区仆之法"[注解：《左传·昭公七年》。]。……直至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做《竹刑》，晋国"铸刑鼎"，刑法典成文且公之于众。如果说西周春秋是判例法时代的话，在春秋如此频繁的立法活动中，总会有所反映。然而，在相对丰富的有关史料中，根本不见有判例汇编的影子，也没找到一件案子是在遵循先例的原则下进行司法判案的。要知道，"判例法不但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传统，它植根于人心之中，社会之中"[注解：梁治平：《英国判例法》，《法律科学》1991年第1期。]。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样式在春秋末期由判例法传统改变为成文法形式，这种观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战国和秦代是成文法典日趋周密完善的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的需要，各种辅助性法律样式也不断发展。秦国"在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等6篇刑律之外，还颁布了大量的法律令，……这些秦简中的法律虽然只是秦法中的一小部分，但其中有秦代29种法律的部分条文，内容涉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官吏任免、征发徭戍、军爵赏赐等许多方面，说明秦的法律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另外还有解答法律难点的法律答问，以及关于审判方法和司法文书书写格式的《封诊式》"；"秦国律令法体系的建立代表战国法制发展的最高水平"[注解：张建国：《中国法制历程简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战国时期作为法律辅助样式的判例记载也开始增多，如秦简中就记有不少，"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少数场合也称行事)。在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廷行事多处出现。它是在秦王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需要变通或修改，或者使法律规定更为具体和明了等情况下使用的。从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注解：何勤华：《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可以说，中国古代在进入成文法时代之后，判例也逐渐成为当时众多的辅助性法律样式之一。汉《奏谳书》中的22件案例，2件为春秋时期，4件为战国秦代，16件为汉代初年，同样透露出这一辅助性法律样式发展的脉络。
汉承秦制，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兴律、厩律、户律、朝律、傍章律、越宫律等法律的主体样式，加上随时发布的法令，以及以决事比、引经决狱的判例法，作为辅助性法律样式。《奏谳书》反映的汉代司法审判程序，有"讯"、"诘"、"诊问"和"鞫"等阶段，其中的"鞫"(判决)，主要还是"对照相关法律确认罪犯的罪行和罪名，加以判决。……偶尔也见到用以往的判案成例"[注解：彭浩：《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所以，我们说它依然是辅助性法律样式。
曹魏时又创制了"科"这一法律样式，将"律"作为刑法典的专用名称，并开始了法典儒家化的历程。隋、唐作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的巅峰时期，其法典《唐律疏议》被认为是中华法系的代表。当时还制定了令、格、式等法律样式，构成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总体规范，然而其中没有给予判例法多少空间。宋代法律样式的最大特点是以敕代律，编敕成为经常性的重要立法活动。宋代也开始选取较有典型意义的断例汇编成册，作为成文法的补充，其"判例法作品中，经验总结的成分居多，主要是官吏提供刑事侦察和审理案件的指导思想、方式和方法、经验和教训，以及处理案件的立场，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先例"[注解：何勤华：《宋代的判例法研究及其法学价值》，《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ZW)〗。
惟有元代法律，由于其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出现如"武文"所说"使成文法条与判例合为一典"的"混合法"样式，如《元典章》。明清刑律也明显受其影响，有所谓"律例并用"的情形，不过其"例"已经过加工提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判例。正如学者指出的："明清例是单行法规，属于制定法，并非司法判例。"[注解：王侃、吕丽：《明清例辨析》，《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同时，明清时也不允许用判例断案，《大清律例·刑律·断狱》的条例中明确规定："凡属成案……一概严禁，勿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
总之，从汉代到清代，中国法律样式的演进脉络较为曲折，然而成文法典应为其主体法律样式，而判例法只是众多辅助性法律样式中之一种，谈不上是所谓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时代。"武文"提出"在自西汉至清末的封建时代，中国法律样式的总体面貌是混合法"，其论断过高估计判例法在整个中华法系中的地位，是不准确的。
"武文"还说，荀子名言"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的"类，指判例故事和判例故事所体现的法律原则，有时也指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法律政策"，并说，"荀子还提出有法则以法行，无法则以类举，听之尽也的司法审判原理。大意是：在审判中，有现成的法律条文可援引的，就按法律条文定罪科刑，没有法律条文就援引以往的判例，没有判例就依照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法律政策来定罪量刑，创制判例。"然而，将"类"主要解释为"判例"，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法制概况。《荀子集解·劝学篇》载，杨NFDB5注云："类，谓礼法所无，触类而长者，犹律条之比附。"《方言》云："齐谓法为类。"王念孙曰："类者，与法相类者也。"所以这"类"，乃"与法相类者"，可指所有辅助性法律样式。《荀子·王制篇》谓："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其中之"听"，应作审察政事之解。所接后文中的"听之尽也"一句，也并不单纯指"司法审判原理"。由是，将荀子作为所谓的"混合法"理论之鼻祖，也只能是一种牵强附会。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成文法体系中，辅助以判例法的法律样式值得今人借鉴，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没有必要杜撰出一个所谓的三段式理论演进方式。更需指出的是：法律样式只是其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虽然不同的样式在技术层面会产生一些互补的作用，但不能改变实质性的问题。虽然说中国古代以成文法为主体的同时，也出现了判例法样式，但其实质性文化内涵却与西方两大法系相去甚远。梁治平指出，中西方"两种法律建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之上，它们在概念、结构或分类上的技术性差异，实则是有关法律的整套观念形态、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对立"；"考察政治史，中国古代从不曾有过法治，而从文化类型的特质来看，则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能产生法治"[注解：《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梁治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2页。]。在这样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之下，认为其"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杨 师
【关键词】中国古代 备荒 救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这一论断是在其对中国社会灾害多发这一国情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毫无疑问，灾害自古以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学者统计，截至清末，死亡万人以上的灾害共计188年次，死亡人数超过2328.8万人。即使是制度完备、信息畅通、现代设施完善的当今社会，灾害也是制约中国经济顺利发展的阻力。据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统计，2018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全国1.3亿人次受灾，589人死亡，46人失踪，524.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9.7万间房屋倒塌，23.1万间严重损坏，120.8万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0814.3千公顷，其中绝收2585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644.6亿元。面对不时发生的各种灾害，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从中国救灾史的发展看，古代社会业已形成了防灾救灾相结合的灾害救济制度体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套完备制度，才保障了古代社会的正常运转，保证了华夏民族的绵延不绝。
未雨绸缪的灾害防备制度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救荒之策，备荒为上。”基于这样的理念，古代社会防患于未然，建立了系统完整的防灾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
第一，雨雪粮价的监测。灾害往往具有特发性，常态化的观测制度对于提前预知其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古人凭借其智慧建立了科学的监测制度，及时对各地雨雪发生情况、粮价波动情况以及主要水利区的水文情况予以及时上报。早在秦汉时期，政府已规定各州郡必须及时上报农作物生长期的雨泽丰润以及灾时的受灾程度，“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以此作为了解农业生产、掌握赋税征收的重要依据。唐代的刘晏在地方设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并设官巡检，定期预报气候状况及各地收成。黄河水讯历朝关注，金朝制定的《河防令》要求沿河州县在汛期随时奏报水文情况。清代的灾害监测制度更是完备，不仅形成了完整的晴雨录和雨雪分寸制度，更是建立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长达近百年的粮价奏报制度。粮价奏报制度始于清代康熙年间，是对地方氣候变化及农田耕作等进行严密监测，并详细奏报的制度，它要求地方督抚按月上报各府州厅县主要粮食品种的粮食价格，作为国家调控物价的重要手段。
第二，体系完备的仓储制度。《礼记》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说明了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仓储的重要性，所谓“备荒莫如裕仓储”，因此古代建立了名目众多的仓储体系。汉代有常平仓，唐代有义仓，两宋有惠民仓、广惠仓、社仓、和籴仓、预备仓等，元代有在京诸仓、河西务诸仓、上都诸仓、宣德府仓、御河诸仓等，明代专为赈济灾荒而设的、影响较大的是预备仓。清代形成了以官仓为主、民仓为辅、常平仓为骨干的全国粮食储备及供应体系。这些仓储名称各异，且时设时废。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创建于汉代的常平仓制度，该项制度以粮价的高低为依据，宏观掌握粮食的收储与出售，借以平抑物价。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卷12《食货十二》中说：“汉宣帝时，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请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人便之。”其后历朝多有沿袭，影响深远。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借鉴了我国的常平仓制度。
第三，系统的水利工程建设。从大禹治水开始，与水的斗争就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春秋战国时期，兴修了芍陂、漳水渠、都江堰、郑国渠等一批著名水利工程。西汉时，通过汲黯、贾让、王景等人的努力，黄河决口获得控制，黄河下游河道出现了800年的相对安流局面。唐代共兴建农田水利工程253处，灌溉面积在千顷以上的就有33处，由工部和都水监具体掌管天下水利事宜。唐朝还制定了专门的水法——《水部式》。元代至正年间的工部尚书贾鲁以及明朝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以“束水攻沙”法治理黄河，借淮河之清以刷黄河之浊，使黄河河道安流200余年。同时，清代长期将河务、漕运列为重要政事。中国古代经济区的形成与水利工程的兴修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第四，农业抗灾技术与救灾农作物的推广。古代政府把植树造林、禁止乱伐森林、发展抗旱涝高产粮食作物，作为重要的防灾备荒措施。传播至今的农书中包含着众多防灾的技术与知识，《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农桑辑要》等著名农书，都提出了诸如抗旱、保墒、防御低温、病虫害、盐碱化等防灾及治蝗对策。古代社会还积极引进与传播抗灾性强的农作物，较著名的有宋代一度推广的耐旱的占城稻，“给占城稻种，教民种之”。明代中叶之后，具高产、耐旱涝、对土质要求不高等特性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相继传入我国，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多管齐下的灾害救济制度
灾荒救济制度古称“荒政”，是古代有关灾荒救济的法令、制度与政策措施的总称。“荒政”一词，最早见诸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书中提出的救灾之法被称为“荒政十二”，历经后世演变，形成了赈济粮食、蠲免赋税、平粜与禁遏籴、移民就食、以工代赈等救灾制度。
一是灾害的赈济。赈济是灾荒之后由政府发放钱粮对灾民救济的制度，是灾害发生后的救援措施，其形式多样，以食物赈济，如谷赈、粥赈为主，但也会根据灾情采取银赈、工赈、布帛赈、赈贷等其他形式。《汉书·文帝本纪》记载，后元六年（前158）夏四月大旱、蝗，“发仓庾以振（赈）民”。粥赈即施粥，是古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种施善行为。政府、寺庙、富人往往是施善的主体。清代京师每年十月初一至次年三月二十日都有施粥行为。以工代赈是救济对象通过参加必要的社会公共工程的建设而获得赈济物或资金的一种特殊救济方式，其特殊性在于救济与建设的结合与统一。宋熙宁八年（1075年）夏，越州大旱，知州赵忭下令修城，以工代赈，计用工3.8万工，使“不能自食者，得以受粟;能自食者得以籴粟;凡以工代赈者，借贷者，弃婴皆得其所”。
二是赋税的蠲免。蠲免是古代用于灾害时期赋税减免的一种形式，它往往会根据具体灾情采取不同的减免标准，主要有全面免除、部分免除以及延迟征收等形式。《汉书·昭帝本纪》记载，始元二年（前85年）政府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文献通考·国用考》称，“宋以仁立国，蠲租之事视前代为过之，岁不胜书”。明清时期，政府关于蠲免赋税的标准更加规范。清代顺治十年，将全部额赋分作十分，按田亩受灾分数之程度酌减。
三是移民就食之策。概括的说，这种政策包含转灾民于粮食丰裕之地和转粮食于灾区两种。前者是指政府有组织的安排灾区受灾之民集体转移到粮食充足的地区。比如《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二年（前205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隋唐时期，就食之地最多的是洛阳，594年至595年，关中地区连续大旱，饥荒严重，隋文帝无奈率百姓就食洛阳。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均有多次就食洛阳的记载。
四是禁遏籴制度。为促进商品流通，政府通常會鼓励商贩运粮到灾区发售，以增加灾区粮源，平抑地区粮价，防止出现暴涨的情况，影响社会稳定。但有的地方官员从本地区安定的情况出发，往往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担心粮食外流会影响本地粮食市场，从而对粮食的流通设置种种限制，甚至在边境设障，严格禁止粮食的外流，这被称为“遏籴”“闭籴”。中央政府对此严加禁止，唐德宗对此下令，“诸州府不得辄有闭籴”。
五是民间救济制度。民间救助是政府统一组织的救灾行为的重要补充，主要指由民间自设机构、自行向灾民散发救灾物资的方式。民间社会的救灾制度，在古代社会主要四种形式：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性组织的互助活动、以“社仓”为代表的区域性组织的互助、官僚缙绅与富民的个人捐赠以及宗教的慈善救助制度。民间的救济活动既是政府救灾的有力补充，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激励下的自我救助，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基层伦理文化，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同时，政府也会对灾时捐献钱粮的官民予以官位的提升或者荣誉旌表，这种激励制度也使士绅阶层在组织地方防灾救灾的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古代防灾救济制度的借鉴意义
古代救灾制度组成丰富，除了上文提及的主要的防灾救灾制度外，还有一些往往被视之为荒诞不经、迷信的行为，如灾害的祈祷、避正殿、减膳等。此外，受到了古代官僚体制自身弊端的影响，降低了救灾的效率，一些救灾活动甚至导致官员寻租行为和贪腐现象的产生。但是，其经验得失仍旧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首先，要强化救灾防灾意识。古人对灾害均有着清醒的认识，《易经·既济》篇云“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左传·襄公十一年》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以此思想为主导，古人形成了完备的防灾救灾制度。在全球气候多变的当今社会，国民灾害防范意识的培养意义重大。
其次，对灾害的及时反映。在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条件下，古代社会通过其所掌握的驿站、奏报等制度，及时监测雨雪粮价的变动，掌握各地粮食生产进展与市场变动，以便及时采取相应应对措施，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灾害史研究者夏明方就指出，“清朝从报灾、勘灾到赈灾、善后完备的程序，这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都难以做到的”。在现代化技术手段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进一步加强灾害救济的时效性与透明化势在必行。
再次，要强化政府主导的救灾形式。我国地域广阔，国情复杂，面对大的灾荒造成的大规模的物质匮乏，必须依靠国家强制性政策的救济。同时，在强化政府主导模式时，也必须加强相应制度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建设，否则救灾活动极易成为官僚主义与腐败主义的温床。
最后，要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实现救灾的社会化。古代社会灾害救济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民间参与力量的逐步增大，特别是伴随宋代富民阶层的兴起，民间救灾成为政府救灾的重要补充;尤其是清代，许多水利工程的兴建都依赖于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到了清末，随着政府经济实力的日渐薄弱，民间力量成为夯实救灾制度的重要支撑。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华北地区粮食生产与价格波动的影响”（项目编号：13CJL008）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
②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
③李超民：《大国崛起之谜：美国常平仓制度的中国渊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④夏明方：《古今救灾制度的差距与变迁——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夏明方教授》，《南风窗》，2006年第10期。
责编/韩拓 美编/杨玲玲
作者：李军
历史名人简介
1、千古帝谜——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21年，秦吞并六国，秦王嬴政(前259—前210)成为一统天下至高君王。两千年来，关于秦始皇的功过，也无定论。他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废分封，轩郡县，统一度量衡和钱币，使书同文，车同轨，立法创制，功莫大焉，因此，有人奉他为千古一帝。他筑长城，修阿房，造陵墓，焚书坑儒，酷罚苛政，奴役臣民，因此，又有人称他为天下第一暴君。秦始皇，说他生性残忍，心狠手辣，草菅人命，不为过。可他又纳谏如流，大肚能容。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2、无赖帝王——汉高祖刘邦汉高祖刘邦(前202年)正式称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他出身低贱，起于微末，投机造反，青云直上。在强手如林的乱世洪流中，连年征战，为王关中，楚汉相争，中原逐鹿，压倒群雄，登极称帝，汉承秦制，统一国，软硬兼施，巩固皇权，维持了汉家四百年江山。
3、雄才大略——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刘彻，西汉第五个皇帝，在位54年(前140—前87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多有建树的封建帝王。他继承“文景之治”形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局面，一改旧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革鼎新，励精图治，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把西汉王朝推陈出推向极盛时期，开创了历史上一个辉煌时代。
4、中兴汉室——光武帝刘秀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32年，28岁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三十岁称皇帝。他在兄长被害君主猜疑的紧急关头，忍辱负重，徐图大业，化险为夷;在兼并群雄的过程中，以智为上，攻战为辅，使天下重归汉室;以柔为道，以文治国，与民休息，善待功臣，中兴汉室，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颇大的一个帝王。
5.盛世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唐王朝第二代皇帝，世所公认的古代第一明君，他的文治武功和辉煌业绩，万世景仰。李世民十八岁随父起兵太原，攻克长安，渐露头角。公元618年，李渊长安称帝，建立大唐王朝，李世民得封秦王。在随后的统一战争中，功勋卓著，时机成熟，弑兄屠弟，逼父退位，夺取皇帝宝座。他平衡群臣，恩威并重用，宽柔相济，任贤纳谏，修律谨法，以身作则，贞观大治，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文武双全一代明主贤君。
6. 智勇双全——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是北宋的建立者，他智勇双全，工于心计;把握机遇，应天顺人，黄袍加身，稳定臣民;南北用兵，统一全国;中央集权，重文轻武，张弛有度，宽柔有道;远见卓识，修身正已。烛影斧声，太祖之死，终成千古之谜。
7.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名铁木真，他是蒙古人最伟大的传奇英雄，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铁木真少年时代历经磨难，练就一身过人武功和英勇于练的性格。他深沉机智有大略，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在他的率领下，攻金国，打南宋，灭西夏，狂飚席卷，战无不胜。蒙古铁蹄从中亚细亚踏到了多瑙河和巴格达，他们留给欧亚大陆的是一个个“黄祸”的噩梦
8.旷世奇丐——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少年不幸，人生凄苦，当牧童，作和尚，脱袈裟，投义军，招兵买马，广纳人才，削平群雄，以猛治国，加强集权，铲除功臣;发展屯垦，减轻赋役等，他一身励精图治，勤奋好学，其文功武略，堪称一代英豪。
1 9.再造盛世——康熙大帝玄烨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是大清一代最有作为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盛世明君之一。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大智大勇，除鳌拜，平三藩，收复台湾，三征葛尔丹，平定漠北，亲征雅克萨，打败俄罗斯，稳定疆域，整饬吏治，广揽人才，重农贵粟，勤勉好学。
10.风流天子——乾隆大帝弘历乾隆大帝，爱新觉罗.弘历是我国最后一个有所作为的封建君主。他在位六十年，实际执政六十七年。他的一生虽然比不上祖父康熙大帝，但凭借其自身的雄心大略，在治国安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好弄文舞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生性风流，不仅嫔妃成群，而且六下江南，踏遍秦淮花巷，尝尽苏杭风月。一部清代野史，多半由乾隆风流故事写就。 才高齐天
11.谋深如海——秦朝名相李斯 李斯，功过昭著的秦王朝名相，一生都在毫不伪饰地追逐功利权势，研学帝王术初投秦相吕不韦，后宫帏进言，献翦诸侯，灭六国，成帝王之策，得秦王嬴政信赖，驰骋于秦都。他以《谏逐客书》，说秦王取消逐客令，挽救了万千卿客，成就了大秦伟业。批驳分封，倡郡县制，一统货币，度量衡。著《仓颉》篇，创“小篆”，统一文字，有万世不灭之功。然而李斯也曾助秦始皇焚书坑儒，附赵高沙丘谋逆，最终为小人构陷，一代权谋大师腰斩于咸阳。功高亦李斯，过高亦李斯。
12.功冠群臣 声施后世——西汉开国名相萧何，江初谋略家，汉王朝开国名相。秦末，天下大乱，萧何乃一刀笔小吏，也能乘势而起，拥立沛公，反了沛县。劝刘邦避项羽锋芒，屈尊汉中王，立稳脚跟，徐图天下;他慧眼独具，月下追回韩信，使“汉兴三杰”到了刘邦一人手下，乃汉初开国两件大事，功在萧何。楚汉相争，萧何留守关中，为刘邦大军提供了充足可靠大后方，首功在萧何!汉王朝初定，治国安邦，颁法立规，更有“萧规曹随”之誉。身居相位，历时二主，善始善终;“功冠群臣，声施后世”的盛誉，太史公受之无愧!
13.奇谋善变 不下三杰——汉初名相陈平，秦末汉初谋略家，始投魏王，继属楚王顶羽，后离楚归汉，佐汉王刘邦，一匡天下，终成汉室名相。汉初三杰，韩信受谤，被擒于云梦泽，死于钟室;萧何遭谗，曾械于牢狱;张良惧祸，托言闲游。陈平却久居相位，且得善终，足见他官场权谋之老道，远在三杰之上。陈平之人多奇事：年青俊美，偏纳他人之遗孀，为当时笑谈。六出奇计佐汉，助高祖解白登围，又平定叛乱，使大汉江山天牢地固。陈平之人善谋身：高祖欲杀“连襟”樊哙，一边是真命天子，一边是皇亲国戚，陈平夹在中间受难，便对灵哭奏，解吕后构陷之心，王陈并相结交周勃，终于翦灭吕后势力，得了善终。
14.道破天下事 一策定乾坤——初唐名相房玄龄，大唐开国大臣，贞观名相，也是唐初居位最长的宰相。他为人多智，有奇谋，人称“房谋”。隋时，人皆言隋会长久，唯房玄龄慨然而忧，一语道破天下事：“今虽清平，其亡跷足可待。”云破日出，便走马投身秦王李世民，成为幕府谋主，助李世民扫平群雄，一统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玄武门事变，他是主谋，翦除太子党，助李世民得了帝位，可谓一策定乾坤!作为大唐宰相的房玄龄，贞观元年，图治安民，不遗余力，得太宗殊遇，被誉为“汉之萧何”，也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终至辉煌，儿子当了附马，女儿作王妃，如此功绩，也不枉其为大唐天下谋尽一生。
15.瓦岗军师 千古诤臣——大唐名相魏征，以直谏扬名天下。隋末，投瓦
2 岗，兵败归唐，佐太子，玄武兵变，易主辅秦王。唐太宗时，进为宰相，成为大唐王朝决策主要人物之一。魏征，有胆，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之言，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创了历史上君“畏”臣之先例，树了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魏征曾向太宗面谏五十次，呈奏十一件，一生谏诤多至“数十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征一人。难怪魏征一 死，太宗大发感概“魏征殁，朕亡一镜”!
16.熙宁变法 争议不休——北宋名相王安石王安石，北宋神宗时名相。这位不甘寂寞的政治家，领导一场轰烈和悲壮的熙宁变法，从此这位勇士独撑大旗步入历史漩涡，成了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变法之前王安石被誉为“当世圣人”，变法后，司马大骂其为欲谋朝篡位的大奸臣;后来的宋徽宗对王安石推崇备至，而到了宋钦宗那里，竟成了北宋灭亡的魁首。作为文人的王石安，中国人妇孺皆知，而作为宰相，却争议不休，原因何在?
17.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北宋名相寇准，北宋宰相。太平兴国进士，景德元年称相。时值辽兵来攻，寇准力排众议，坚主抵抗，促使真宗前往督战，与辽订“澶渊之盟”，后王钦若陷害寇准，被罢相。寇准居官清廉，为世代楷模，他终生不蓄钱财，家中无歌伎，“有官居鼎鼎，无宅起楼台”，是时人对他的形容。
18.辅佐天骄 北国卧龙——元代名相耶律楚材，辽国皇族之后，元代开国大臣、名相。成吉思汗时，被召用，随后双扈主西征，观天象，卜吉凶，力劝成吉思汗不要妄杀无辜，得成吉思汗信任，遂为成吉思汗股肱大臣，尊宠至极。耶律楚材，上谏针贬时弊，保江山稳定，改革税制，武功文治，使蒙古统法者收到极盛之效。
19.帝王之师 救时宰相——明王朝名相张居正，他机巧善谋，治世有方：创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治黄整淮，修整边防，功在社稷，垂名后世。主政十年，救了明王朝，而得“救时宰相”之誉。张居正作为一名改革家，不在王安石之下，他没有贸然全面整顿财政，避开了统治势力的“痛处”，改革成功，国富民安于一时。张居正作为一代宰相，为国于民鞠躬尽瘁。身为帝王之师，力育天子，行非常之师德，可谓用心良苦。然而他尸骨未寒之时，朝野狼烟四起，一帮小人便开始秋后算帐，张被罢了官位，抄了全家。
20.文胆武略 官场楷模——清代名相曾国藩，清代名相，也是个清官。他步入仕途后，曾十年七迁，37岁当上二品京官。他奉行“立言、立功、立德”。立言，他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立功，他挽救了大清朝;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因此，他除了“一品侯”头衔之外，还有“中兴第一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贤”、“近代史之父”诸等称谓。曾国藩一生是极其成功的，名誉、地位，别人所有，他皆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他成了毛泽东惟独佩服的人物，成了蒋介石心中完美的老师形象。
21.百家宗师 千古武圣——军师鼻祖姜子牙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际遇。前半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七十多岁仍一事无成;后半生得遇明主，大展宏图，伐商灭纣，兴周八百年之基业。这就是被后人奉为神祗的历史巨人—姜子牙。他追往古而知来今，通古今之变，知胜败之势，晓民众之意，精文武之道，操攻取之术，为文王、武王之师，倾商立周，兴周盛齐，救民于水火，为后世开创了吊民伐罪，恩及百姓的范例。百世而下，被尊为武圣，太公兵家宗师，堪称当之无愧的千秋军师第一人。
3 22. 智士能臣 千古奇人——先秦范蠡，先秦杰出谋略家，罕见的智士能臣。初，越王执意伐吴，未听范蠡劝阻，险些丧命。吴国三年，范蠡伴君处虎狼之中，石室忍辱，尝便献忠，为范蠡计谋，才保越王不死。事君复国兴越，苦身深谋二十年，兴师伐吴，让越王报了仇。待越王大宴群臣之时，看破“兔死狗烹”之局，毅然辞国相、大将军之官，退隐东海之滨，治产业，力经商，十九后中三致千金，成了巨贾，名扬天下，令同代人望尘莫及，也叫后人难继项背。范蠡，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不精通，于从政，于从商，总是得心应手，堪称千古奇人。
23.谋取天下 如烹小鲜——兴汉三杰之首张良，本韩国壮士，身负家国沦亡之痛，一心想行剌秦始皇，光复故国河山。因其仗义任侠，虚心上进，因而先得优越性世兵法，后广交志士豪杰，并与刘邦相交莫逆。在秦末群雄并起的混乱时刻，张良投靠刘邦，可谓目光高远。张良善谋大计，不为假象所迷。鸿门宴上巧妙策划，进退有据，让项羽无可奈何，刘邦亦全身而退。略施反间小计，便令项王军臣相疑阵脚自乱。末了，又以奇兵突袭，垓下一战而天下。
24.羽扇纶巾 智多巨星——蜀汉军师诸葛亮，古今中外，闻名遐尔。他是军事战略家，运筹惟帷幄，决胜千里。他神机妙算，奇策泉涌，智谋纵横，出神入化。如隆中妙对，巧借东风，赤壁之战，巧取四郡，奇袭荆州，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无不闪其智慧的光辉。诸葛亮，又是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做一代名相，他奉行法制，助刘备安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德威并举，儒法并用，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不朽贡献。
25.学富五车 功盖孔明——东晋王猛，人称“赛诸葛”，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政治谋略家。东晋五胡十六国，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王猛择主而事，辅苻坚据秦州趁势而起，建立起前秦王朝，小小“前秦”之所以能枭视群雄，统一北方，堪称“常胜将军”。在治国上，独展长才，不但国泰，而且民安。可惜王猛英才早逝，五十一岁便撒手人间寰。
26.少志凌云 相知重臣——中唐谋略家李泌.李泌是唐朝中期的一位特殊人物，他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又是肃宗、代宗、德宗的顾问。在安史之乱以及以后的动荡年代里，他深谋远虑，全局在胸，避开祸端，为国家解决财政困难、安定边缘地区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唐王朝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27.半部论语 治理天下——北宋佐国良臣赵普，北宋佐国良臣，他以孝行感动赵匡胤，以对局势的锐敏观察和果敢应变，导演了黄袍加身的好戏。他力劝太祖御驾亲征，迅速平定了众多割据政权。从唐末以来的乱世争纷中，他清醒地意识到藩镇之危和穷兵黩武带来的隐患，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改良措施，杯酒释兵权堪称最佳注脚。史称赵普贵为国卿，亲若家相，沉厚多智，善断大事。从其三落三起，长达五十年的仕途生涯可略窥忠君佐国之道。
28.神机妙算天地间——大明朝军师刘基，年青时即学识渊博，“通古今之变”。初时，效力元朝，后因不满其腐朽统治，从而走向反抗，为大明江山创立出谋划策，立下不朽功勋。他为官清正，一贯反对贪官污吏，主张廉洁奉公。他性格倔犟，不畏强权，不阿权贵 ，洁身自好，超然物外，可像他这样神智过人的人也终难逃小人之陷害，以致抱恨而终。
29.遁迹空门 和尚军师——明成祖功臣姚广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佛教盛行，和尚多如牛毛;在威雄壮的历史中，计定江山的谋略家灿若繁星，但超尘脱俗，四大皆空的和尚积极用事，却极为少见，姚广孝就是这一位奇特神秘的
4 人物。明朝洪武末年至永乐年间，风云变幻，在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上，姚广孝身披袈裟，口喧佛号，是地地道道的和尚，但策划兵变，指点江山，又是货真价实的军师。他最擅长出谋划策，决胜千里，也能亲自指挥千军万马，守城却敌，在成祖朱棣夺取江山的创业中勋功第一。
30.蛟龙出头 佐清智囊—— 范文程，初为大明生员，后努尔哈赤誓师南下，他沦身为奴。皇太极登位，范文程悟移人生，甚有政治家之见识。守遵化，突围力战，战功显著;行反间，功不可没;劝降明军，乃得头功。后得皇太极重用，成肱股大臣。谏言天下，计取中原，禁令士卒勿抢百姓，乃收民心，废除增加田税，乃快民心，争取汉臣归顺、合作，乃治民心。范文程，为清朝打江山，立下了不世之功，不亚汉之张良，明之刘基。
31.乱世英杰 一代兵神——吴国名将孙武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群雄逐鹿，一代兵圣孙武，隐居于山野，闭门研读兵法。伍子胥慧眼识人才，向吴王大力举荐。兵神横空出世，率三万吴军五战五胜，大破十余倍的楚军，楚昭王落荒而逃，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最终勘破名利，飘然而去。一部《孙子兵法》更令孙武之名万古长青，成为中华文化史上最为绚丽的军事艺术之花。不仅照亮了中华兵学的长空，更突破了传统，走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文明：经济、哲学、医学、体育、文学，都被孙武的人生智慧刻划了或深或浅的烙印。并为世界军事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32.纵横天下 一战扬名——秦国名将白起。他聪明好学，不负父亲期望，在率兵伐韩的战事中，屡出奇兵，一战扬名。此后数十年，白起统率秦军南征北战，战无不胜。设疑兵麻痹魏、韩联军，迫使求和;以水淹之计，迫使楚国迁都;与赵军长平之战，堪称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之作。白起以诈败之计诱敌深入，然后聚歼;也以常胜将军的美名，永载青史。白起性格耿直，屡抗秦王之命，最终落得个赐剑自刎的结局。
33.“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大汉名将韩信。韩信祠庙上这副对联生动开象地概括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萧何有举荐之恩，偏又夺命无常。漂母救命在前，吕雉诛杀于后。观其一生，功莫大焉，然而憾事亦多也。忍辱胯下，成就千古佳话。舍项羽，投刘邦，堪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后登坛拜将，奇兵渡陈仓，以闪电战接连平定了三秦、魏、赵诸地，攻城掠地，成为汉名将之首，一跃手握雄兵的实力人物。
34.驰马立功 将中名将——西汉飞将军李广。飞将军李广，以“良家子”身份，投身从伍，因其身材魁伟，两臂修长，骁勇无比，骑射无双，成为军中之翘楚。他不仅勇于冲锋陷阵，冒险御敌，更体恤士卒关心下部，因而深受爱戴。上郡 一战，他率领百余人对阵数千匈奴。河西战役，他领四千先锋，遭遇十倍敌人的围困虽拼命血战突围而出但功过相抵，未得丝毫赏赐。他一生大小七十余战，依然未能封侯，却被刀笔吏逼上绝路。
35.野小子金龟婿——击破匈奴的大将军卫青汉武帝时，平阳公主的一个女仆与县吏私通，生子取名卫青。因身份卑贱，饱尝屈辱和虐待。因偶被武帝相中，时来运转 ，拜将讨伐匈奴。他胆略惊人，孤军深入，越过长城，直扑西域，大获全胜，奏凯还朝。尝到甜头的卫青更大胆，每每驱军数千里，踏冰雪，顶风沙，迂回侧击，出其不意，经历河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终于解除了匈奴之患。从前忍饥受冻的野小子，终于扬眉吐气，娶了以前的主人，当今皇姊平阳公主为妻，小小人物，一跃入龙门。
36.功盖天下 位极人臣——中唐名将郭子仪青年郭子仪刚毅勇猛，不畏贵
5 权，在被押赴刑场时，依旧昂首阔步，毫不惊慌，其凛凛潇洒状，为李白大为叹服。他居于开元盛世，却能居安思危，勤练军马。及至安禄山兴兵反唐，郭子仪挥师讨逆，肩负起扭局的重任。临敌决战，筹谋划策，以假乱真，虚张声势，单刀赴会，恩威并重，便解之围。他为了减轻军费开支，不顾年迈体衰，亲自下田耕作。治军宽厚，爱民如子，深得国人爱戴。七子婿皆为朝作官，为了避免是非，多次拒绝朝廷的高厚奉禄。
37.大鹏虎将 千秋义士——宋朝抗金名将岳 飞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宋朝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之一。他少年时便有壮志，四处拜访名师，习武读书，孜孜不倦。十九岁应征从军。他作战勇武机智，灵巧兼备，攻必克，守必固，一生历经大小一百三十余次战斗，无一败绩。他治军严谨，赏罚分明，大军所至，闻风而逃。恢复故疆宏愿，眼看就将大功告成，朝迁却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催其撒兵，大好形势付诸东流。青山顿首，江河呜咽，一代英杰竟含冤蒙难于风波亭。天日昭昭，正气何在?
38.昔日放牛娃 开国擎天柱——明朝开国名将徐达问苍茫乱世，谁主沉浮?淮西庄稼汉徐达应声而起，助元璋，举义旗，横扫江南如卷席，舍去肉身作人质，深得太祖嘉许。他驱火船，匹马当先，战鄱阳，围平江，破敌不忘民心。他顺应天时地利，驱雄兵，克大都而不骄，扫西北而不倦，镇边关而不怠，堪称将中良玉。他生性温和敦厚，功高而不忘谦逊处世，纵然朱元璋百般宠信，任不忘君臣之秩，时时小心应对。
39.“万里海疆赖汝平”——抗倭名将戚继光戚继光，明朝抗倭名将。明嘉庆三十四年，他被调防到倭患最为激烈的浙江前线，要求将士必须学习武艺，提高全军战斗力。这支经过言传身教，纪律严明的“戚家军”，迅速成长为抗倭寇的主力：血战合州城，设伏上峰岭，千里援福建，夜袭仙游短短数年，便将东南的倭贼消灭殆尽，大壮了我中华国威，成为抗击侵略、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值得一提是，戚继光不仅创作了多部有价值的军事理论著作，在实践中，还发明了一些克敌致胜的武器。
40.半百授衔 中兴名臣——清代名将左宗棠的前半生可谓碌碌不得志：读读闲杂文章，做幕僚，出主意，代替主人写奏章，回老家募兵筹饷。他的机遇来自乱世兵荒，五十岁是个起点。另组湘军，初显锋芒;追剿义军，小败大胜，官衔越来越高，手下难免鲜血横流，所以人称“左剃头”。他志坚、性刚，老而弥辣，身为洋务派先驱，他整海防，肃军纪，办船厂，发动民众，保家卫国，反对与法寇议和?其志可嘉，其意可怜。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之笔。
41.太监宰相第一人——秦?赵高本赵国贵族后裔，春和灭时被掠入秦，父子先后被阉，少年赵高饱尝人间辛酸。入宫后暗立复仇之志，忍辱负重悉心侍侯少公子胡亥深得秦始皇赏识。公元210年，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策划阴谋，巧言厉色拉李斯下水，瞒天过海，矫诏逼杀公子胡苏，将大将军蒙括史弟下狱，成功邦助胡亥篡位。事后升为郎中令，控制朝纲。接着赵高充分施展其凶残手段，诛杀异已腰斩同盟者李斯，他指鹿为马，玩秦二世股掌之上，最后发动政变，逼杀二世。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天之灵他怎能明白，铁打的大秦江山竟然毁于一阉人赵高之手?
42.敛财弄权乱汉宫——东汉?张让东汉末，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宦官集团独霸朝纲，权倾天下。张让颖州(今河南禹州)人。他从宫中一杂役太监，逐步爬上太监首领中常侍。他怂恿昏君刘灵帝刘宏设立“四园卖官所”，公开卖
6 官敛财。又在汉宫西苑设“裸游馆”，专供灵帝淫乐，哄得灵帝喜笑言开。他“僭越”朝制，把自家庄园建得皇宫还高，又怕灵帝发现，挖空心思拿“天子不可登高，登高必遭大祸”来蒙骗灵帝，这个昏君竟然确信，还口口声声称张让为父，真是昏君奸臣，一路货色。张让率领十常侍，颠倒黑白除异已，捏造罪名杀朝臣，终于引起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不满。张让又先下手为强，诱杀何进，导致京师卫军变乱，杀尽宫中几千太监，张让也走上绝路，投身黄河。
43.太监军师——唐?高力士是大唐一代最有权谋的太监这一。他从一流浪少年，遭阉入宫侍奉女皇帝武则天，目睹深宫中种种险恶和残酷，逐渐领会了一套处绝学。“神龙革命”中他随机应变，择主而事，投靠李隆基，将主子武则天拉下马。后又出谋划策，助李隆基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终成唐明皇最忠实的心腹奴才。不过，高力士在创造唐朝“开元盛世”的过程中出过不少力，献过不少良策，这在中国历届太监中，算是出类拔荟的高人了。高力士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最精彩一出戏，是他一手撮合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旷世姻缘。是他成就了杨贵妃，也是他在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成也力士，败也力士。真是美人一笑媚千古，空留长恨在人间。
44.阉海权宦 厚黑高手——唐?李辅国从夏朝到清代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宫中太监，成千上万，且不去说好坏忠奸，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印迹者不多，象李辅国这样的太监宰相，只赵高和他两人其后再无来者。大凡乱国枭雄，都有一套超乎常人的厚黑心术，李辅国是此中圣手。阿谀奉迎，溜须拍马，他不学就会。翻云覆雨，落井下石，他无所不能。谋害同类，残杀异已，他从不手软。从亲王、宰相到皇后、皇帝，有用时可成为手中权杖，无用了则手起刀落，痛杀干净。李辅国一生忙碌，谋权固位，巧取豪夺，拥城国之富，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尸弃荒野。
45.监军误国 流毒四海——宋?童贯，少年净身入宫，投于大太监李宪门下。他为人乖巧，揣摩功夫十分了得，精于媚术。徽宗即位后，他如鱼得水，使出浑身解数，献古玩，弄字画，用尽心思讨得这位风流天子的欢心，从此平步青云。他与蔡京联手，排挤朝臣。公(即蔡京)媪(即童贯)二相，朝内朝外，互相勾结，独霸北宋军政大权，朝野百官，尽出其门，童太监成了“童大王”。童贯独领兵权二十年，北宋在与辽、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国力日虚，他却兵权永固，足见他保权固位手段之高。
46.自阉走向富贵路——明? 王振本是一介失意文人，他从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宦官发迹擅权事例中，找到了一条代天行事，富甲天下的捷径，获得了自我阉割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像赌徒一样，把肉体和人格作为赌注，用自我阉割的代价，铺就一条飞黄腾达之路。他臵传统观念与社会议论于不顾，排斥辅政大臣;盗毁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使宦官公开地走上政治舞台;大权独揽后，疯狂敛财，打着皇权的旗号干预财政，贪脏受贿，把发财的主意打到了和尚尼姑头上;翦除政敌手段，阴险毒辣，肢解残杀刘球，为明英宗时期最为骇人听闻的惨案。王振专权乱政，导使英宗被俘，自已也送上绝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砸死，魂归黄泉。
47.八虎之首“立皇帝”——明?刘瑾，明史上最有名的太监之一，人称“立皇帝”。他少年入宫，凭借好用的头脑，学会一身钻营功夫，得到大太监李广赏识推荐入东宫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倾心尽力讨太子欢心，不久成为太子心腹内臣。太子继位后，刘瑾连连升迁，很快当上了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答天下奏章。他把贪淫乐的明武宗哄入豹房，炮制“奸党”名单，把56位正直朝臣
7 一网打尽。朝廷的一切决断独揽，成了无名有实的“刘皇帝。他还依靠东西厂和锦衣卫等机构大搞恐怖，使天下人人自危。又妄改朝制趁机广纳赂贿，朝臣纷纷仿效，贪风四起，明王朝由是江河日下。
48.阉海第一枭淫——明?魏忠贤，本是一市井恶少，目不识丁，却谙熟拍马绝技，入宫不久，得太监王安提拔，又与皇孙奶娘客印月打得火热，并接近万历皇帝，地位和权势与日俱进。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他和客印月开始揽权干政。他恩将仇报除王安，逼走魏朝，杖杀朝臣，大兴冤狱，捕杀东林党，私植党羽，自称“九千岁”，为历代阉官专权乱国的最高峰。他不仅献春药怂恿皇帝淫逸，自已娶妻纳妾，抢夺天下民女，害死多少薄命红颜。崇祯皇帝继位后，魏忠贤被除。
49.恃功骄横终伏诛——清?安德海，10岁入宫当太监，由于办事灵巧，颇有眼色，深得主子欢心，称他“小安子”。1861年，他遇到了一个机会，就一步登天。是年，咸丰帝临终密诏，由其独子载淳继位，肃顺等八臣摄政，并密令：如那拉氏弄权，可除之。安德海把遗诏密报那拉氏。咸丰死后，他充当那拉氏和恭亲王的密使，奔走于热河和北京间，使辛酉政变一举成功。“小安子”劳苦功高，慈禧太后破格提拔他为总管大太监。安德海成为慈禧心腹后，恃功自大，干预朝政，打压恭亲王，挑拔两宫皇太后，树敌众多，他疯狂敛财，骄横处世最后落个伏诛济南，身首异处的下场。
50.清代厚黑第一阉——李莲英李莲英从咸丰六年(1856)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宫，在清宫长达五十二年。是慈禧太后最宠爱的贴自太监，也是清代品位最高、权势最大、财富最多、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大宦官。他对主子的奴才嘴脸，和对同类的凶狠残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狐假虎威，有恃无恐，臵诸侯于脑后，视军机大臣为等闲，;朝中大员及外省督抚，无不对其巴结奉承，仰其鼻息。举凡国政朝纲、清廷要务，无不与闻，无不参预。
51.贪脏纵敌 害贤祸国——伯喜，春秋晚期人，生于楚国。因躲避父难投奔吴国，在伍子胥的引荐下，但任吴国太宰(大夫)，与子胥一起共谋国事。起初，由于尚未在吴国站稳脚跟，他与伍子胥同舟共济，出谋划策，为吴国出了不少力。得志后，便利用权力和地位，贪财纵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拿人钱财，替人免灾。他助勾践引美女西施入吴，把夫搞得神魂颠倒，忘了杀父之仇，放过勾践一马，最终落得国破身死的下场。吴国既灭，他也完成使命，勾践毫不犹豫送他上了断头台。
52.祸国奸雄——安禄山.性狡诈多智，深得唐玄宗宠信，兼任范阳、卢龙、河北三镇节度使，带甲二十万，遂生反心，755年他同史思明自范阳起兵，发动叛乱，攻占了洛阳、长安。昔日威风八面的大唐天子，也惶惶逃离长安，直奔成都。安禄山攻陷洛阳后，纵军烧杀抢掠，好酒好色，不得人心。内部纷争日甚一日，一代奸臣死于亲生儿子安庆绪刀下，其人虽死，其毒犹存，好端端一个大唐帝国，从此江河日下，盛世不在。
53.盛世奸相——杨国忠.主杨贵妃堂弟，因杨贵妃得宠而入朝为官，李林甫死后，拜为右宰相，封魏国公。他本是一位无赖之徒，入朝之初，与李林甫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后又相互争斗，代李而为相，一时权倾天下。杨国忠无能就不容能人入朝。他广收贿赂，纳一批贪劣者入朝，致使朝纲败坏，愚蠢者当道。他与安禄山争宠，加速了安史之乱的暴发，也把自己逼上黄泉路。
54.卖国求荣 屈身事敌——张邦昌张邦昌在金兵南侵，大宋王朝处于危亡之际，畏敌如虎，尤其害怕战争一起，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因此力主议和，向
8 金人屈膝投降。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被作为人质，送到了金营中，被外来征服者表面上的强大和气势，吓得手脚无措，痛哭流涕地向金人求饶，他的丑恶表演，丢尽了大宋王朝的脸面。张邦昌被金人推举为大楚皇帝，定都南京。虽登位时间仅仅只有三十三天，但他丝毫没有敷衍金人，徐图后举的打算，而且心甘情愿地卖国求荣，为敌效命。成为千古遗臭的民族败类。
55.乱政专权 误国害民——蔡京.有才无德，乱政专权，长达二十年。他打击迫害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被卷入这次政治漩涡之中达309人之多。他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大兴土木，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倾家荡产;他胡作非为，把北宋拖到了灭亡的边缘。蔡京为官期间，贪脏枉法，收刮民脂民膏，在南逃时，家中的金银财宝装了满满一大船。途中为防不测，还将四十余担金银珠宝放在族人家里。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落得个死后没有棺材的可耻下场。
56.通敌卖国 残害忠良——秦桧.秦桧之奸，一是害人太多，二是甘为金贼，三是私惠亲旧，贪得无厌。他杀岳飞，残害忠;阻挠抗金，倡议和，跪拜金人;屡施手段，破坏北伐。秦桧之阴，尽显其于政治清洗之中，制造党祸，打压政敌，赵鼎、李光、王庶、胡铨、张浚被整，党祸、文祸、言祸令人胆颤心惊。秦桧厚颜，掩盖罪恶，为己立碑树传 ，欺世盗名，其做官权谋，可谓独特。
57.狂征暴敛 心黑手毒——阿合马.阿合马步入政坛后，一手遮天，植党专权，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干了不少坏事。他一方依靠自己的地位和职权，采用花样翻新的敛财手段，狂征暴敛，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一方面植党专权，诬杀异己，损公肥私强占民田，挟权经商，获利归己，同时运用各种手段，把良家妇女据为己有，妻妾达四百余人。阿合马被杀死之后，在他家中收出两张人皮，生活腐配，心狠手毒，令人发指。
58.巨奸大恶 贪贿误国——严嵩.严嵩出身平寒，中进士入仕后，直到四十八岁，才悟出窍门：要想当官就得说假话，巴结权势，。于是，他变计逢迎，多方运动，入京做了礼部尚书，得到了明世宗宠信，登上了首辅宝座。发迹后，他贪权残暴，恩将仇报杀恩人，陷害同僚，臵死地而后快。专权乱政，导致了明王朝蒙受外敌入侵的奇耻大辱，祸 国殃民却让别人充当替罪羊。革职抄家后，他死在墓舍中。
59.欺主乱政 专横跋扈——鳌拜.鳌拜出身将门,自幼弓马娴熟，技艺高强。他力大难制，性情凶暴，驰聘疆场，战功赫赫，有勇士之称号，得以封官晋爵。在皇太极死后，他为顺治帝幼年继位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得顺治帝信任。康熙即位，为四辅大臣之一。他广植私党，滥施权力，后被 少年康熙智擒，革职拘禁，病死幽所。
60.惊世巨贪——和珅 ，满洲正红旗人，世袭三等轻车都尉,巧附机缘而得乾隆宠信，渐次升为御前侍卫、护都统、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兵部尚书、大学士、以至封为公爵，位极人臣，独揽大权。他精于观测揣摩谄媚逢迎，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观之于心，极尽讨好之能事。在他当政二十年间，其私人财产超过国家十年财政收入，为“天下第一号大贪官”。
61.性格坚毅 不让须眉——吕雉在中国上古时代，处于权力顶峰的国王、君主、皇帝宝座，是男人的专利，女性可望不可及。经过楚汉相争战火洗礼的吕雉，巾国不让须眉，在历史上第一个站出来向皇位男性格局叫板，勇于向在男人垄断的政权世界里角逐争锋，斩韩信，剁彭越，临朝称制，开外戚专权先
9 河，变刘家江山为吕氏天下，呼风唤雨，让男人们低下高贵的头颅，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掌国家大权、政绩卓著的巾帼枭女。
62.北魏女枭——冯太后南北朝时期振兴北魏的“太和改制”，人们往往把这一功劳归于孝文帝，其实改制的真正主持者是文明太后冯氏。他降世之后就历尽磨难，从一个卑贱的宫中婢女，一跃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文成帝死后，她采取果断措施，平定乙浑之乱鸩杀献文帝，两度垂帘听政，执掌朝纲二十年，。在以男宠为股肱之臣的核心集团辅佐下，大力推行“均田制”，和“三长制”，严励打击贪官污吏，实行汉化政策，富国强兵，把北魏的封建化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3.中国唯一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最大限度地开发青春美貌和肉体资源，迷住唐太宗，施展媚态拴住唐高宗;扼死亲生女儿换凤冠，毒杀亲生儿子霸皇权;利用酷吏消灭政敌，借助头颅平息危机。心狠手辣被后世称为“千古未有残忍之人”。她极有耐心地经营了50年，终打破皇位男性化格局，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64.武则天的影子——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美艳而工于心计，能屡屡避祸，死里逃生，巧用谋略，铲尽韦武集团，为匡扶李唐皇室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唐代除她母亲武则天以外，第二个在政治上最为杰出的女性。随着她的地位和威望上升，权力欲愈来愈大，不但参与朝政，而且要把握天下。每有军国大事，皇帝总要请她商议;每见宰相有奏，睿宗总要先问一句：“这是与太平妹妹商量了吗?”当她密谋太子，“以窃威权”之际，万万没有想到，唐玄宗“七月三日事变”，将太平公主赐死。
65.铁马红颜——萧燕燕.萧燕燕正式登上政治舞台这初，面临的是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的艰难局面。她处变不惊，沉着果断，在皇权受到威胁之时，毫不犹豫舍去亲情，亲手鸩杀了大姐和二姐，同时广揽人才，在韩德让等蕃汉臣僚的辅佐下，顺应历史趋势，仿效中原王朝的统治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整饬内务同时，东征高丽，迫使其称臣纳贡;西讨阻卜，降伏其众;挥师南下，活捉杨业，结束了宋辽双方的长期战争，重振辽王朝雄风。萧燕燕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武功卓越著称的皇后，而且也是推进契丹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女英雄。
66.大清定海神针——孝庄文太后，一生饱经风霜，波澜壮阔，。她经历三朝，辅佐两帝，运筹后宫，不临朝擅权，顺应时势，不固执旧制。宫廷争宠，可以毒死亲侄子;入主中原，不耻色诱洪成畴;为了儿子保位子，舍得身子嫁叔子;胁助孙子擒鳌拜，平三藩，堪称建立大清王朝的定海神针。雍正皇帝赞扬他的太祖母“统两朝之养孝，极三世之尊亲”。
67.阴狠毒辣老佛爷——慈禧太后慈禧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咸丰尸骨未寒，她就发动政变，铲除顾命八大臣，登上政治舞台，垂帘听政，独掌大权。她在长达48年的统治中，政治上专断，思想上守旧，生活上糜烂，性格阴险毒辣。先后毒杀慈安，害死两个皇帝，三度垂帘听政，和大小帝国主义签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断送了大清江山，而且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有一副对联对她的一生作了概括：奇女子热面孔善结人缘一手遮天风风雨雨控驭中国多至半个世纪;妖妇人冷手腕暗含杀机三次垂帘听政忽忽喇喇奴役臣民将近四亿人口。真可谓形象生动!
68.乱世艳谍——川岛芳子，本是清末皇族的一位公主，地道的中国人，幼时被其父送给东洋人作养女，在日本帝国的教育熏陶下，蜕变成为二十世纪
10 三十年代的乱世艳谍，在日本红极一时，享有“帝国之花”的美誉，一度成为当时日本青年的青春偶像。川岛芳子在日本侵华的十五年间，以中日两国军、政、财界为舞台，周旋于东京、东北、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利用娇艳的身躯猎取情报，在暗杀张作霖，抢走婉容皇后，拥立满洲国以及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干了许多罪恶勾当，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以汗奸叛国罪枪毙于北京，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69.“雷山老母” 汪伪第夫人——陈璧君，原本南洋华侨富商之女，巧遇汪精卫在铁窗内结成“患难夫妻”。抗日战争全面暴发以后，她夫唱妇随，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她秉性爱出风头，汪精卫的政事，没有她的干预，会常常办不成。汪在白天在会上决定的事情，夫人一反对，第二天开会又再议，汪先生准会推翻。她生性泼辣，连蒋介石也敢骂，被称为“雷山老母”。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国民党当局诱捕入狱，后被终身监禁。于1959年6月17日病死在狱中。
70.横跨三个世纪的耀眼女性——宋美龄，这位曾风靡一时的“第一夫人”，横跨三个世纪的时代女性。由于她的家世和婚姻，加上独特的个性和才貌，一度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女人。她参与朝政，干预蒋介石，穿梭于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一时间有关她的传说象神话一样遍布世界。而她毕竟是个女人，也有女人的需要和女人的情怀。江河日下，流水无情，随着蒋家王朝大厦的倾塌，她个人的悲剧也不可避免。
71.投机人生皇帝梦——袁世凯清末民初袁世凯，投机人生，刚刚还是维新运动的极积支持者，一会儿又成了仇视变法的慈禧太后的座上宾;昨天还做作着的内阁总理大臣，一晃又成了***大总统。当袁氏妄图恢复帝制，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之时，终于败露了投机者和独裁者的本来面目。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袁氏军阀集团四分五裂，他也在众叛亲离的绝望中，孤身只影走向了黄泉路。
72.狐狸心计 北洋军阀——段祺瑞.段祺瑞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是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历史人物。他早年留学德国，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受到袁世凯的提拔重用，参与北洋军阀的创建，被誉为“北洋之虎”。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成为北洋军阀的最高指挥官，镇压武昌起义，逼迫清帝退位;左右开弓，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参与镇压二次革命;袁死后，他成府院之争的主角，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向日本大量借款，与日本签订密秘《军事协定》，并批准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他一手策划直皖大战，在两次直奉大战中，翻云覆雨，制造政潮;北京政变后，东山再起，出任民国总执政，弄权卖国，变本加厉，丧心病狂地制造了“三?一八血案，在民国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
73.先当土匪 后当元帅——张作霖张作霖统治奉天、东北、华北长达十三年之久，从一个绿林好汉，爬上国家元首的宝座。他天性狡黠，大胆勇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与群雄相比，在于他擅于收揽人心，礼贤下士，并能薄以待己，宽以待人，且能深谋远滤。他在当土匪时，就力求发展，扩充实力，并以实力作为投靠官府的资本，终于走上官途。张作霖嘴上总说：“我是一个武人，不懂政治。”其实他脑筋灵活，是一个思想敏感的人物。法军福煦元帅在沈阳见到他时，说过：“张作霖两只狐眼，机警过人。”
74.乱世狐狸 投机革命——阎锡山 20世纪上半叶，晋系军阀集团统治山西38年，首领阎锡山成为“不倒翁”式的人物。人称“乱世狐狸”，能独霸山西而不倒，他自有一套独特、狡诡的生存方式。为了自己的生存，一会儿联合
11 直、奉军去打西北军，一会儿又联冯倒蒋，导致百万大军血战中原;面临民族危机，在与国共、与日卫的关系中，玩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游戏。他搞“保境安民”，修筑窄轨铁路，竭力拥有自己的金融和军火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国共停战，把自己拴牢在蒋氏内战的战车上，终于始自己归于覆灭。
75.秀才大帅——吴佩孚.吴佩孚早年曾考中秀才，后三入军事学堂，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对用兵“诡计”，十分精通，文武双全，时人称之为“秀才大帅”。他善于捞取政治资本，多次倡言开国会，要求停止内战，甚至宣扬“四不”主义，欺骗民意。直皖战争中，他采取以逸待劳、随机应变策略，只打了三天就迫使段祺瑞通电辞职，被帝主义说成是中国的“强者”。他虽精通诡谋，但在北伐军打击下，几十万人马灰飞烟灭，赤手空拳发出了愿为“太平之民”的哀鸣，最后落了个死得不明白的下场。
76. “北洋之狗”——冯国璋 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时，延揽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三人，并委以重任，时称“北洋三杰”。北洋人中戏称：王龙、段虎、冯狗，这就是“北洋之狗”冯国璋的来历。“冯狗”有两面之意，一是忠诚，即忠诚北洋团体，忠实于袁世凯;二是善于迎合，善讨主人欢心，同时善变。表现心无主宰，胸无定见。然而，他善于见风使舵，便中取利，在三杰中，唯有他坐上了国家元首的宝座，尽管只是“代理”，但毕竟是叱咤风云的乱世枭雄。
77. 西北恶狼——马步芳.马步芳自幼随父从戎，深知枪杆子是马家命脉，为扩充兵力，大量收罗盗匪，仿照国民军的军事训练整饬部队，中原大战暴发后，成为马氏家族的主要代表，横行西北，当上了“青海王”。他利用宗教家族势力、地域观念、民族纠纷、愚昧政策和镇压手段，控制压榨青海及周边地区的各族人民，实行血腥的反动统制，甘心充当蒋介石门下恶狗，疯狂围攻堵截红军，犯下了滔天罪行。1949年西北解放，马步芳势力土崩瓦解，被迫逃离大陆，于1973年，客死沙特。
78.政治变色龙——盛世才.盛世才早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怀着政治野心进入新疆，“一炮成功”当上“新疆王”。为了独揽军政大权，他用“三把刀”铲除异己，不惜杀害自己亲弟弟。他盘踞新疆十二后之间，费尽心机，上演了政治变色龙一幕幕丑剧：一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时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生主义，一时是联***员，还自封中***员，一时又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保其“新疆王”的宝座，排除一切派系，不使大权旁落，要的是完全独裁。
79.杂牌军阀中的枭雄——杨森辛亥革命后，四川大乱，军阀层出不穷，他们或投机革命，或拥兵自重或荼毒民生，给人民带来无穷痛苦，给社会经济造成惨重破坏。杂牌军阀中的枭雄人物就是人称“川蜀耗子精”的杨森。他早年就学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后来投机革命，加入同盟会，参加护国运动。北阀战争时，担任军长之职。他一方面，与武汉国民政府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与北洋军余部暗行勾结，蒋介石政权巩固后，他拥蒋***，进攻红军，成为蒋介石宠信，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在民国期间，杨森以妻妾多闻名，世人称夫人成连，子女成营。
80.混世魔王——张宗昌，他本是家乡遭人唾弃的浪子，凭着一股劲闯关东，在动荡年月，闯出了混世之道，从东北到江南，为奉军开路，不愧见风使舵高手，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在山东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他没有
12 文化，做事荒唐，丑态百出，为世人所笑。他摧残妇女，残害人民，祸国殃民，遭到众人唾骂，是横行一时的大军阀。
(五)
中国的钱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钱币文化。先秦时期的钱币，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钱币制度，在不同地区使用形制各异的刀币、布币、环钱等。秦统一中国后，中国的钱币以环钱为主要形制，一直持续到清代。北宋时，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到了明代，白银则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流通钱币。
隋唐五代十国钱币
1、隋朝钱币
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
隋朝的建立，使中国混乱的钱币趋向于统一。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确保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铸行统一钱币即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隋朝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清除了北齐、北周和梁、陈货币的弊端，并实行通货紧缩的政策，建立稳定的货币形制。隋文帝开皇三年(癸卯，583)铸行了一种合乎标准的五铢钱，称作开皇五铢，又叫置样五铢。钱币的文字是篆书，外郭较宽于内郭，唯五字左侧多一竖划，直径2.4CM，重3克上下。隋朝的法定制钱一千文重四斤二两，隋文帝下令禁止以前的钱币和私人铸造的钱币在国内流通。 此外隋币还有隋铸五铢大样、隋铸五铢小平 、 五铢异品小平、五五铢铢传形复式 、五铢小平直读、五铢铁质四出
、五铢小平传形
、五铢小平普品 等。
【隋文帝五铢钱】
【隋文帝开皇五铢】
2、唐朝钱币
唐代沿袭南北朝以來的传统，绢帛作为法定货币与铜钱并行。由于流通中的铜钱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民间普遍使用绢帛，其数量比铜钱还要多些。唐代前期处于繁荣阶段，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辉煌灿烂。钱币文化，作为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征显著，高度发展，成绩突出。
唐初沿用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髙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罢五铢钱，行用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钱是一种新的钱币体制，在中国钱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钱币发展史上标志着五铢钱制的结束，通宝钱制的开始。通宝钱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形制，而在于钱名，也即钱币上的文字。钱文内容由“开元”与“通宝”两部分构成，前者昭示开始新纪元，后者表示通行宝货。自此以后，方孔圆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而改称某某(多为铸币年号或国号)通宝、元宝、重宝等。开元通宝是唐朝三百年的主要铸币，另外唐朝还铸有乾封重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咸通玄宝及史思明所铸顺天元宝、得壹元宝等。这种钱文结构模式成为后来各代方孔圆钱的标准，自此以前的纪值纪重钱币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兴的宝文币制在中国一直流通至民国初期，长达一千三百余年。
唐代沿袭南北朝以來的传统，绢帛作为法定货币与铜钱并行。
【唐朝·开元通宝】
【唐朝·乾元重宝】
【唐朝·天佑通宝】 【唐朝·大历元宝】
3、五代十国钱币
五代十国钱币甚多，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额钱币的盛行。唐朝除在安史之乱后的乾元年间(758——760)短期内发行过大额钱币外，一直都使用的是小平钱。而五代十国的钱币多为当十当百当千。二是这个时期铸币多是低级金属，以前用铁钱极少，而这时铁钱流通最大。这个时期铸币质量普遍低下，只有后周的“周元通宝”精美异常，与唐开元钱相似。
五代的钱币 主要有：
后梁的“开平元宝”、“开平通宝”，后梁朱温开平年间(907-911年)铸行。后唐的“天成元宝”，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926-930年) 铸行。
【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宝】
后晋的“天福元宝”，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三年(938年)铸行。
后汉的“汉元通宝”，后汉高祖刘知远乾祐元年(948年) 铸行。
【后汉高祖刘知远·汉元通宝】
后周的“周元通宝”，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铸造发行，铸量较多。
十国的钱币主要有：
楚国的“天策府宝”，乾化元年(911年)
铸行，还有“乾封泉宝”，也是楚主马殷所铸。铁质、铜质皆有，铁多铜少，钱文为隶书。马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行铁钱的小国，是铁钱成功的首例。另外马楚还铸有乾元重宝，铜质，风格类似于乾封泉宝大钱。
【十国·楚马殷·天策府宝】
闽国的“开元通宝”，是闽国王审知龙德二年(922年)
铸行，大钱，有铜、铁、铅质三种。“永隆通宝”是闽国王延羲永隆四年(942年)铸，有铁质和铅质两种。“天德重宝”、“天德通宝”则是闽国王延政天德年间(943—945年)
铸行，有天德通宝大铁钱。
【十国·闽王审知·开元通宝】
南汉的“乾亨重宝”、“乾亨通宝”。是南汉国主刘?(yǎn )乾亨元年(917年)所铸，有铜质和铅质两种。“乾亨重宝”铅钱文字拙劣，出土较多。
【十国·南汉刘?·咸亨通宝】
前蜀的“永平元宝”，是高祖王建永平年间(911——915年)
铸行，小平钱，存世极少。“通正元宝”是通正元年(916年) 铸行。“天汉元宝”是高祖王建改国号为汉，于天汉元年(917年)发行铸造。第二年改元“光天”
(戊寅，918年)，又发行了“光天元宝”，这种钱币是小平钱，传世较多。
“乾德元宝”是后主王衍乾德年间(918——924年)铸造发行，存世较多。“咸康元宝”是后主王衍咸康元年(乙酉，925年)铸。后蜀的“广政通宝”，蜀主孟昶广政年间(938——965年)铸。小平钱;铜、铁、铅质皆有，存世极少。“大蜀通宝”，小平钱，极为罕见。
【十国·后蜀孟昶·广政通宝】
南唐铸有“大齐通宝”，南唐徐知诰升元元年(937年)建国号大齐时铸造。“保大元宝”，李璟于保大年间(943——957年)铸行，存世极少。“唐国通宝”是李璟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铸造。“大唐通宝，”铸于唐国通宝之后，铜质，传世有“银质大唐”通宝。“永通泉货”李璟于显德五年(958年)铸行。
【南唐李璟·保大元宝】
大燕的“永安钱”是大燕皇帝刘守光于后梁乾化元年(辛未，911年)铸造发行，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等，各有铜质、铁质两种。刘守光除了铸过的永安钱外，尚铸有少量的铁质“顺天元宝”背上月下百、上月下千系列及“货布”背三百和隋式“五铢”等。
【十国·大燕刘守光·永安一百】
【十国·大燕刘守光·顺天元宝】
五代十国几十年的分裂割据， 连年征战的各个政权，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或铸大钱，或铸铁钱、铅钱，币制混乱不堪。虚价大钱和恶钱难以流通，民间使用的多为唐开元等旧钱。
中国古代名将
开国，平叛，安边。
战术高超者
一战成名者
影响巨大者
春秋
1.
孙武——(前535年—?)
兵家圣人、百世兵家之师。字长卿。军事家、政治家。与伍子胥合力攻入楚国都城。作《孙子》十三篇,为后世推崇备至
2.
伍子胥——(前559～前484)军事家、政治家。名员，字子胥。初为楚人，楚王无道，杀其父兄。辗转入吴，辅佐吴王阖闾，强盛吴国。与孙武合力，攻入楚国国都，掘平王尸，鞭三百。后因谗言被夫差赐死。
3.
先轸——(前?—前627)
晋中军元帅，指挥城濮之战，奠定晋国霸主地位。崤之战，第一场歼灭战。外交伐谋，开启兵家诡道。后因怒斥君主，自觉惭愧，自杀式冲锋而亡
战国
1.
吴起——吴子(前440-前381)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武庙十哲。作为军事家与孙子齐名，作为政治家与商鞅并论。在魏而秦不敢西进，在楚而三晋不敢南图。在魏魏强，在楚楚盛。首创魏武卒。开商鞅改革先河。平生七十六战，六十四胜，其余皆平。著作《吴子兵法》武经七书之一。后因改革触犯楚国贵族权利，被楚贵族杀害。
2.
白起——杀神、人屠(?—公元前257年)
军事家。战略家。秦武安君。战国四大名将之首、武庙十哲。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将军，好歼灭战，以歼灭敌军主力为战略思想。以战止战，以杀止杀。战术灵活，指挥艺术高超。百战百胜，无一败绩，指挥鄢郢之战，伊阙之战，长平之战。一生歼敌一百三十多万，攻城七十余座。在世时，三晋与楚无敢攻秦。后被昭襄王赐死。六国闻白起死，举杯相庆。
3.
孙膑——(?—前316)
军事家，鬼谷子弟子，孙武子后人
。精通兵法。受同窗庞涓陷害，受膑刑，后入齐，以军师身份指挥桂陵之战，批亢捣虚，攻敌之必救。马陵之战，减灶计，诱杀庞涓。两次大败兵锋正盛的魏国。奠定齐国霸主地位。著有《孙膑兵法》。马陵之战之后不知去向
4.
廉颇——(前327-前243)赵国将军，战国四大名将，战功卓著，为赵国转战四方。擅长防御战，长平之战初期，以阵地战成功抵御秦国进攻。长平之战后，击败浑水摸鱼的燕国军队。被赵王猜忌，辗转魏楚，并无功绩，老死于楚国
5.
李牧——(?-前229)
赵国军事家，战国四大名将，赵武安君。守备赵国北方，大破匈奴，使赵国边境安定十数年。召还朝中，屡破强秦，成为秦国心腹大患。平生未尝一败，是战国后期东方六国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将军。赵王中反间计，杀死李牧，三月后，赵国灭亡。
6.
王翦——(?-?)
秦国军事家，武成候，战国四大名将。始皇尊其为师，帮助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居功至伟。急流勇退，安享晚年
7.
乐毅——(前?—前?燕昭王惠王)
燕国军事家，燕昌国君。率五国联军攻齐，下齐七十余城致使齐国几乎灭亡。使齐国一蹶不振。不复东方大国形象。后被燕王猜忌，归隐而去
8.
田单——(前?—前?齐闵王襄王)
齐国贵族，齐安平君。出将入相，指挥即墨战役，运用火牛战，大破燕军。短时间内收复齐国故土
9.
匡章——(宣王威王闵王)齐国名将，桑丘之战，击败千里入侵的秦国军队。伐燕，征楚，攻秦。统三国联军，攻陷秦国函谷关，秦国求和。后六国再无入函谷关者。
10.
赵奢——(?—?惠文王孝成王)
赵马服君，指挥阏与之战，一战封神
秦
1.
蒙恬——(?—前210)中华第一勇士，秦国将军，灭齐有功。后率军三十万，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经营河套平原。后被秦二世赐死
2.
王贲——(?—?)将领，王翦之子，通武侯。秦始皇灭六国主要将领，灭魏、燕、
齐
3.
章邯——(?—前205)
秦少府，将领，雍王。大秦帝国最后一根顶梁柱，率军转战四方，消灭各地起义军。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秦朝的灭亡，杀死项梁。巨鹿之战投降项羽，后败于韩信。自杀而亡。
4.
冒顿单于——(前234—前174)匈奴单于，杀父自立。雄才大略，即位初期，忍辱负重，麻痹强大敌人东胡，而后将其一举击败。统一漠北草原。随后征服西域二十多小国，控制西域。“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缔造了最为强盛的匈奴帝国。汉建立后，刘邦亲自出征匈奴，冒顿用计围刘邦于白登山，绝汉军粮，刘邦用陈平计，侥幸得脱，遣使求和，为汉朝奇耻大辱。
楚
1.项羽——(前322—前202)西楚霸王，名藉，字羽。中国勇战派代表。“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初起兵，展现无双武力，独自格杀百余人。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消灭秦国主力军队。掌天下，分诸侯。彭城之战，以三万兵急袭刘邦联军五十六万，大获全胜，雎水断流。然而四面皆敌，不断作战，且未能有稳定后勤保障，。最后为刘邦统天下之兵所围。突围至乌江，最后一次展现无双武力。身杀汉军数百人，自刎而死。
汉
1.
韩信——(前230—前196)兵仙，西汉开国元勋，军事家，战略家。齐王，楚王，淮阴侯。大将军，相国“王侯将相”荣加一身。汉初三杰，武庙十哲。萧何称其“国士无双”，刘邦乃拜之为大将。独自领军作战，出陈仓，定三秦，平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与刘邦会合围项羽于垓下，全歼楚军。天下无能与其争锋。汉之疆土三分之二出自韩信之手。“功高无二，略不出世”。后人称“言兵莫过孙武，用兵莫过韩信”。楚汉之际，天下局势皆在韩信之手，向楚则楚强，向汉则汉胜，自立则三足鼎立。后因功高震主，不知收敛。被斩于长乐钟室。
2.
英布——(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楚九江王，汉淮南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楚汉战争期间，隔岸观火。后被刘邦策反，共围项羽于垓下。归汉后造反被杀。
3.
彭越——(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汉梁王。常年率兵扰乱项羽后方，袭其粮道，使其疲于奔命。堪称游击战争鼻祖。后因被诬造反，被刘邦杀死。做成肉饼
4.
樊哙(前242—前189)汉开国将军，舞阳侯，相国。早年从刘邦起兵于沛县，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作战勇猛，攻城先登，临阵杀兵。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各路反王，稳定刘氏统治。
5.
曹参——(前?—前190)汉平阳侯，丞相。从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破二国，一百二十二县。汉开国功臣第二位。继相位，与民休养生息。恢复大汉生气。
6.
周勃——(前?—前169)汉开国功臣，绛侯，丞相。随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攻城好先登。刘邦言“安刘氏必勃”。吕后死后，与陈平共铲诸吕，保存汉室。
7.
灌婴——(前?—前176)汉开国功臣，颍阴侯。丞相。作战勇猛，统领汉军骑兵，屡立战功。用兵迅速且勇猛。潍水之战，韩信败龙且，灌婴手下斩龙且。垓下之战，项羽突围，灌婴紧追不放，逼项羽自杀。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异姓诸侯王反叛，吕后死，协助铲除诸吕
8.
周亚夫——(前199—前143)汉军事家，条侯，丞相。周勃之子。治军严谨，驻军于细柳军营时，文帝入营，尚需通禀。景帝时七国之乱，统帅汉军，三月平叛。挽救汉朝。后因事下狱，绝食而死。
9.
李广——(前?—前119)飞将军，汉朝大将。初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夺旗扬威。后长期驻守边境，与匈奴交战。作战勇猛，保境安民。匈奴畏惧，数岁不敢入侵。但自己也经常损兵折将。后随卫青北征匈奴，迷路，自杀。
10.
卫青——(前?—前106)字仲卿。西汉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多次北征匈奴，为汉开疆拓土，战功赫赫。用兵深入，出奇制胜漠北之战，与霍去病深入漠北，几乎消灭匈奴有生力量，威胁汉朝的匈奴边患，基本解决。
11.
霍去病——(前140—前117)卫青外甥，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勇猛果敢，骁勇善战，精于骑射。用兵灵活，擅长千里奔袭，出奇制胜。继承卫青战法并发扬光大，将骑兵机动性发挥到最大。古代最优秀骑兵将领之一。自18岁初上战场，多次北征匈奴，使匈奴闻风丧胆。漠北之战，与舅父卫青深入匈奴腹地，大破匈奴，使之元气大伤。漠北之役，霍去病封狼居胥，饮马瀚海。成为中华民族武将最高荣誉之一。因病去世
12.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西汉将领。早年从李广利征讨匈奴，被匈奴大军围困。充国率百余人突出重围，身受二十余创。后以古稀之年，督边西陲，下令屯田，长期与羌人对峙，只打必打之战，瓦解羌人各部联合，收买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平定羌人叛乱。
13.
陈汤——(前?—前?汉元帝)西汉将领。出任西域都护府副校尉时，审时度势。果断率领胡汉杂军，突袭匈奴，斩郅支单于。解除匈奴对汉威胁。边境安定半个世纪。“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出自其口
14.
吴汉——(?—44)字子颜。东汉开国元勋，广平侯“云台二十八将”协助刘秀平定河北，击败收编各地农民军，壮大刘秀势力。消灭公孙述，平定川蜀。治军不严，为人诟病
15.
耿弇——(3—58)，字伯昭。东汉开国元勋，将领，好畤侯。“云台二十八将”，从刘秀平定河北，消灭农民军。率部转战山东，以寡军消灭张布十万军队，尸横遍野，平定齐鲁之地。军事指挥艺术高超，作战灵活，首创围城打援。
16.
岑彭 ——(?—36)字君然，东汉将领，舞阴侯，“云台二十八将”。率军南征，平定荆襄
17.
西周：
《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类，表现手法：赋、比、兴，(合称诗经六义) 战国时期：
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楚
辞》。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两汉时期：
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 意模仿，在东汉时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 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
汉末建安时期，
“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
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建
安时代之后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中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
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 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
乐府诗：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
《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
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 《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田园诗：代表人物是陶渊明， 还有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被称为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的谢灵运。诗歌多描写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
生活的平和，也体现了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的喜悦和辛劳。主要特点：平和醇美，自然冲淡。
唐朝：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
五、六十个。
初唐：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 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诗歌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 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两个伟大诗人：李白、杜甫，他们被称为双了星座，李白豪放飘逸，上承《楚辞》的浪漫主义
;杜甫，浓郁顿挫，上承《诗经》的现实主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 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
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
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 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
山水诗：代表人物：刘长卿、韦应物，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
边塞诗：代表人物：卢纶、李益，是高适、岑参的余绪。
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 主张。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以讽论谕当时的社会、政治现象，如《卖炭翁》《长恨歌》。
韩孟诗派：代表人物：韩愈、孟郊。诗歌风格：生硬奇险，开后世宋诗的风气。
浪漫主义诗派：代表人物：李贺。上承李白，下启晚唐的李商隐。
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 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此时期的诗人还有：
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 《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
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的特点。 晚唐时期：
诗歌：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
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 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词：词这种诗歌体裁在晚唐已经出现，代表人物：温庭筠、韦庄、李煜(多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缠绵)。出现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 集》。 宋朝：
词：词风继承花间派的婉约绮靡。“父子词人”：晏殊、晏几道。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几道的词风是低回感伤。
婉约词：
柳永：多写男女离别之情和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
周邦彦：继承柳永的余风。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
李清照：前期清新婉丽，后期缠绵抑郁。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姜夔：继续周邦彦的风格，尚风雅，主格律。
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
是他的代表作。
豪放词：
苏轼:启南宋豪放派的诞生。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
词作之中。
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瑾、朱敦儒，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词风，同时期还有
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
辛弃疾：有抗金报国的壮志，但壮志难酬，郁愤深积。
诗：西昆体：杨亿、钱惟演，学晚唐李商隐，讲究格律辞藻、华丽典雅。
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反对西昆体，提倡平易流畅。
两位大诗人：苏轼说理抒情，自由奔放;黄庭坚，江西诗派，崇尚杜甫，大多瘦硬生新。
这时期的诗人还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
出自江西诗派，最终自成一家的有：
陆游：爱国诗人，最动人的作品是表现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爱国情怀。
杨万里：诗风清新活泼。
范成大：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 宋末有：
文天祥，汪元量：多是爱国诗篇，浩气磅礴。 元代： 杂剧：
关汉卿:《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融为一体。
王实甫：《西厢记》 康进之、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散曲：包括小令、套曲，多歌唱山林隐逸和男女风情之作，少数作品接触当时重大的
社会问题，反映人民疾苦。
后期散曲的代表作家有：张可久和乔吉，特点：雅正典丽。 明代： 诗歌：
台阁体诗派：代表：杨士奇、杨荣、杨溥，特点：歌功颂德、空泛虚浮。 唐宋派：归有光 清代：
诗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不满清庭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特点：悲壮沉郁、感慨深远。此时期的诗人还有：钱谦益、吴伟业、王士 桢。
郑板桥：反映民情;袁枚：直抒性情;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 词：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 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
纳兰性德：词近李煜，又自成一家，善作小令，长于白描。 张惠言、周济：主比兴寄托，代表“常州词派”。
中国诗歌发展过程的规律
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深邃的内涵，她可以说是中华艺苑中的一朵奇葩。
大约在两三年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问世了。《诗经》是中国诗歌落于书面的起点，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以 及留存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那时的诗歌多以“歌”的形式流传在广大老百姓之中，而且个是比较自由，作者多是人民群众。
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艺术进一步发展。这其中屈原是必须提到的。经他整理创新的楚辞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形式而广为流传，可见 他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当巨大。
但是，众所周知，战国时人们思想、文化交流相当活跃的时期，而这种活跃多表现为思想流派间的争论，如百家争鸣之类的，而诸子散文 也是盛极一时的。而诗歌的分量就没有那么重了。
历经秦、汉，诗歌在东汉末期又经历了短暂的春天。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像曹氏三父子，在诗歌方面的造诣是相当深厚的。到晋朝，
陶渊明的田园诗给诗歌内容方面注入新的血液。此后，诗歌内容更加丰富，但各式结构方面，还是延续相对自由的古体诗。
当时间跨越到隋唐时期时，尤其是在唐朝，诗歌艺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各式更加规范的格律诗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并且涌现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诗人作家。如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王维、白居易、刘禹锡、寒郊瘦岛等等。盛唐造就了大批极富才华的诗人，而这也使得当时诗坛异
常活跃。而诗歌无论在格式、题材还是内容方面都有了极大的丰富、拓展，格律诗的发展也在此时达到巅峰。 此后，宋朝是词的时代。词又称长短句，是和曲而歌的一种体裁，由于曲调的限制，此同样对字数要求很高，只是每句的字数会有不同，
另外词对押韵、平仄也有很严格的要求。这是的流派之分更为明显，大体上有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型和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型。这
其中，婉约词风出现较早，而苏轼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他的赤壁一词两赋，奠定了他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位置。
元朝，又有一种新的体裁出现——元曲。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入侵和与汉民族的融合对元曲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出现了如马致远等元 曲大家。
明、清，诗歌的发展从各方面的迅速更新进入稳定期，内容、体裁、格式等大体保持了稳定，也出现了诸如龚自珍等的优秀诗人。
随着近代的来临，战争纷乱，军阀割据，列强入侵，文化的发展遭到阻滞，甚至有所倒退。有关诗歌的资料也大量损毁、流失，再加上年 久失传，诗歌艺术遭受极大打击。
现、当代以来，传统诗歌文化有了更新的发展。除了古体、近体诗之外，出现了一种格式内容更加自由的诗体——现代诗。现代诗在每句
的字数以及押韵、格式等方面要求宽松，使得她更为人们所接受，同样出现了包括郭沫若、闻一多在内的众多好的诗人。
中国诗歌艺术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当庞大丰富的体系，其内涵丰富无比，是中国文化的一座无价宝库!
一：中国古代军队的数量
很多人根据历史动辄近百万人的大会战判断中国军队数量庞大，可以随便组织起数十万人的大会战。实际上由于各时期的兵制不同，很少有朝代能组织起这种规模的战争。先秦以及秦(西)汉，采取的是一种以常备军为骨干、拥有庞大预备役的征兵制。以秦为例，全国青壮年满二十者都要在所属郡国接受地方军事长官一年的军事训练，然后进入中央军或边防军正式服役一年。退役后，属于预备役，一有战事就要接受征召。换句话说，秦军有三等，第一等是由正在服第二年兵役中央军和地方军，第二等是正在地方郡国服第一年兵役的郡国兵，第三等是临时征召的退役军人。前二等是骨干常备军，第三等是主体。长平之战，双方出动军队近百万，大体都由以上三类组成，在围歼长平赵军进入关键时刻后，秦人甚至不惜违反“非教士不得从征”的常识，将未受训练之十五岁男子悉数征召，可谓是一场豪赌。是役，四十万赵军被坑杀，秦人赢得非常干脆。可以说当秦军开始大屠杀时，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就此奠定。
当然这时候的兵役没有军饷可言，但和同期罗马的义务兵役制不同的是，秦军有二十等军功爵作刺激，魏军武卒有田宅和免除赋税(与秦军不同，魏军二十万武卒为长期服役的常备军，有雇佣性质，为后世募兵制之原型)，齐军以(斩)首功受钱财。其间优劣，荀子有专文分析，流传最广的那句莫过于说秦军锐士腰挂人头，腋下夹着俘虏，脱掉盔甲追击敌军。
爆发赤壁之战的三国时代，实行募兵和征兵并存的制度，以征兵为主，募兵为骨干。爆发淝水之战的南北朝，北朝是游牧民族建立，除有义务服役的常备军以外，和先秦一样经常临时大量征发青壮，但不同的是这时的青壮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骑兵由游牧民族征发，步兵由汉族农民中征发，游牧民族可以在狩猎活动中学习战争技巧，但农耕民族无法在农耕活动中学习战争技巧，所以这时是骑兵强于步兵，步兵战斗力甚至不如秦汉时期。南朝是中原正统政权南迁演变而来，正规军以募兵为主，但也会临时大量征召青壮。
温泉做个总结，中国古代以两汉为界，先秦及西汉早期是全民接受军训、以常备军为骨干辅以临时大量征发的预备役为主的兵役制度。而自汉武时期起，因为战争和土地兼并频繁，无法征集到充足的兵员，募兵制就因此出现了，北军八校就全由募兵组成。武帝之后募兵更加广泛，补充部队和出征也经常出现募兵的身影。
征兵制是以户籍为基础，征召编入户籍之中的农民，先秦、秦朝及西汉早期因人少地多，加之对土地兼并控制得力，使得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而被固定在田地上，一旦土地兼并加剧，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便开始流亡谋生活，按户籍上的年龄、地址征兵往往找不到人，而募兵则不存在这这种问题。罗马募兵制的出现也与此相似，因为战争频繁，公民人数减少，不得不实行募兵制，将无产者、同盟者与行省的居民招募到军队中来。
罗马的募兵制略比西汉晚，出现于公元前107年，公元前九十年才得到全面实行。汉武于公元前133年与匈奴开战，于公元前119年，遣卫、霍十万铁骑出塞，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此匈奴远遁漠北不敢近塞，军事行动的次数和强度都大为减少。
此后，募兵制一直是常备军中的骨干，包括唐代早期的府兵和明代早期的卫所都和武卒一样具有募兵的性质，有意思的是这些兵制和汉朝一样都是被土地兼并所破坏的。但在战争频繁的乱世，因常备军损耗巨大，推行募兵的同时往往又同时实行征兵制，只是这时的青壮并未接受过军事训练。换句话说，这之后的预备役战斗力大大下降。
实际上，在大多数军事行动，不算临时征发的，一个独当一面的战役军团大多在十万左右，如唐朝十大节镇、南宋包括岳家军在内的五大军事集团、明朝的九边重镇，几乎都在十万以下，个别十万多一点。温泉个人推究其原因，一则是指挥控制手段落后所致，那时没有无线电，视距内指挥全靠旗鼓，但在非开阔地，将领视野有限，很难将上十万人的部队全收入眼底，视距外的部队指挥则全靠传令兵。如果相距数天路程，命令的时效性就大打折扣，所以就干脆新设一个独立军团，有自行决断之权。再则，古代是冷兵面对面的交战，能让数十万大军展开队形同时进行面对面交战的场地有限。三则应该是总兵力限制。 二：中国古代军队的防护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古代军队相对西方来讲以轻步兵和轻骑兵为主，其实是受西方前几个世纪的军事家误导所致，如恩格斯曾提到东方骑兵以轻骑兵为主。因为当时的信息不流通，这些西方军事家完全没有了解过中国，对东方军队的印象全部来自跑到西方的游牧骑兵，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东方军队重机动、轻防护的观点。东方的游牧民族确实是由装备简陋而机动性强的轻骑兵组成，但农耕民族完全不是那回事。以出土的汉朝盔甲为例，不带头盔，全重11公斤，而同期的罗马重步兵，盔甲九公斤，头盔两公斤。到宋朝，步兵盔甲达到世界之最的三十三公斤(包括弩手甲)，而西欧的骑士盔甲还在二十多公斤徘徊。到西欧骑士盔甲达到三十多公斤时，中国已是明朝中叶，明军大量使用火器，步兵盔甲回落到二十八公斤。在中国大量使用火器之前，从秦汉到唐宋，盔甲分量是领先的。
就几种金属的物理特性来说，从强到弱依次是钢、青铜(合金)、铁、铜。之所以要强调这个是因为有些人拼命强调有些国家使用铁制兵器时中国还在使用青铜兵器。其实战国时期，各国就能大量生产铁兵器，但基本上全用于做农具了，因为原始状态下的铁的物理特性不如青铜合金，所以战国时期各国普及了铁制农具，却仍用青铜为兵。而我们西汉初期用于生产兵器所用的铁实际上应该叫做钢了。公元一世纪，普林尼(罗马博物学家)曾说：“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中国的钢相媲美(语出其著《自然史》)”。而罗马普及铁兵器是在公元元年前后。更详细的比较已经有了做过了，很专业、翔实严密，我就不照抄了，给个名字让大家去网络上查，《古代西方铁兵器的技术指标及与同时期中国的比较》。
唯一例外的是战马，中国骑兵不喜欢给战马披甲，这是出于战术思想不同所致，中国骑兵往往经常脱离步兵，独立进行快速机动，战马负重太大，战略机动速度就比步兵快不了多少，持续力也不行。西欧骑士经常跟随步兵行动，本身还有邑从，即使独立进行战略行军，速度也和步兵一样。可以说，从行军速度上来讲，西欧的骑士不过是骑在马上的步兵。 三：独特的军工体系
中国古代的军工体系也与西方不同。西欧的军工是私营，国家必须以金钱向私营作坊主购置武器，所以在每一分钱上都精打细算。以重步兵和重骑兵的防护最好，但由于金钱关系，数量不多，其它长枪兵、弓箭兵就比较简陋了，盔甲以皮甲为主，甚至不披甲，第二武器以匕首为主。马其顿方阵被罗马人击破时，马其顿长矛手就发现，他们的长矛太长，短剑太短，对付持剑的罗马步兵基本上任人屠杀。
中国古代军工是国营，就连铁矿也是国营，因为铁是战略物资，优先保障国家需要。兵器作坊就向一条流水线，源源不断的生产兵器，国家不需要为此支付一分钱，只需要支付工人工资就行。和秦国一样，历朝历代都在兵器上刻上工匠姓名，由严格的追查制度来保证兵器质量，出土的秦兵可以证明兵器的质量。
所以中国士兵的个人装备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奢侈，盔甲一领，长兵一件，一米左右腰刀一把，弓一张外加数十支箭矢，远中近各种交战距离全部涵盖。特别是弓箭的装备很有特色，箭矢是一种消耗用品，一战下来发射数十万，而且仅有少数能在回收后直接使用，西欧国家消耗不起，基本上以近战肉搏为主。
而且中国的军工作坊产品甚至还有余，在各地都设有地方武库，以储存武器，中央还有中央武库。武器是一种消耗物品，以中国军队的交战规模，一战不论胜负，往往磨损兵器以万计，临时生产往往要数年才能补充完成，所以往往预先将备用武器生产好存入武库，而兵工作坊只要补充武库所需就成。安史之乱时，唐中央军屡屡战败，兵员武器损失难以计数，封常清到洛阳，不得不临时招募骁勇，数日之日，仅凭洛阳当地武库的装备，就武装起了一支六万人的军队。在长安，高仙芝、哥舒翰又先后招募武装了近十万军队。颜杲卿和颜真卿凭借河北地方武库在安禄山大军过境后，招募了二十万军队。
充足的国家武库为临时大量征召预备役提供了基础。而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大量征发预备役参战，靠的也是国家武库，史书形容各国军队往往以“持戟百万”、“带甲百万”形容，可见武库预存兵器量是相当巨大的。而西欧各国因为财力和军工体制原因，即使是临时征兵也因缺乏武器盔甲而征发规模有限。
另外，中国的强弩的装备量也是相当大的，出土的秦军方阵，一个千人队拥有二百弩手，而根据西汉居延要塞的挖掘结果，汉军的守城兵器中，强弩占到六成。攻城器械无法用于野战且不便于行军，一般都是由辎重营随军工匠就地制作，用完就烧，不参加野战行军。
四：庞大而精锐的骑兵军团
中国古代军队除了宋军，基本上都拥有庞大而强悍的骑兵军团。虽说汉族是农耕民族，但与同时期的世界其它地区相比，发展骑兵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汉族的疆域东抵于海，西达葱岭，南至亚热带雨林，这几个均无强敌。唯一的且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北方的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的骑兵军团，汉族建设庞大骑兵军团的最大理由就是应对这唯一的威胁。而且，蒙古高原和三北(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是平原，既为双方提供了战场，也适合双方在此发展畜牧业。
汉族本发源于黄河两岸，经不断向外扩张，才达到今天的疆域，其中三北地区的夺得，本身就是对游牧民族扩张的结果。并州雁门关以北地区，本为林胡、楼烦地，赵武灵王将其夺取。并州河套地区本为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地，蒙恬、卫青先后将其夺取。凉州陇西地区本为羌人所居，秦国将其夺取。凉州河西地区本为匈奴休屠王、浑邪王地，霍去病将其夺取。幽州地区本为东湖地，燕将秦开将其夺取。这些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区被汉族夺取后，迁入的汉族居民也在这里过着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他们自小生长在马背上、自小骑射，是汉族骑兵军团的主要兵员。驱逐匈奴的卫、霍军团骑兵大多来自这些地区。
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历代统治者无不大力提倡骑射和民间养马，使得三北地区骑射成风，其它地区也有不少人饲养驽马、以马代步。加上三北地区频频遭到胡人的入侵，边疆居民民风强悍，东汉郑泰曾言“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这就是边疆地区民风强悍的写照。
之前已经说过，士兵装备都是官营作坊统一生产的，铁矿也是官营，仅需支付工人工资，所以骑兵的装备来源充足，足以武装数十万铁骑。而骑兵的战马主要来自官营马场，汉武时期官营战马四十万，唐贞观时期官营战马有七十万，明代灭亡前九边之中仅袁崇焕的辽东军区就有马八万多。其次是与少数民族以茶、布交易得来的战马，还有民间养马作补充。
有来自边疆地区擅长骑射的居民、来自国营作坊和马场的充足军械和战马，使得中国古代轻易就能拉起上十万全副武装且精通骑射和长矛的骑兵。东罗马帝国曾仿照匈奴人组建双重功效骑兵，也是远用弓箭，近用长矛，只不过其成员有不少人是匈奴人，因为东罗马人不擅长骑射。这种骑兵到底是匈奴原创还是汉军原创，很难说清楚。总之，当年双方交战时都大量使用了这种双重功效骑兵。
游牧民族政权，多以本民族和其它游牧民族充当骑兵。在募兵制尚未实施的秦朝，骑兵即使是从边郡地区征召的，征召之后仍然要再次选拔，优秀者才能充当骑兵，从秦兵马俑骑兵的介绍就可见一般。之后则以招募为主，即使募兵制和征兵制并存的时期，骑兵也一直是招募而来的常备军。除直接招募外，有时候也从步兵中按十选一以上的比例将优秀的士兵选拔为骑兵。武艺高强、作战勇猛的士兵都有机会成为骑兵，而技艺不合格的骑兵，则会降为步兵。少数精锐部队，如魏武的虎豹骑，虽只有五千，但士兵却都是曹魏五十万大军中的翘楚，如有战损，补充的兵员都要从百人督中挑选，类似于今天特种部队最基本的成员都是连排职干部。
进而可知，古代军队中，一支军队中的骑兵往往集中了全军最优秀的士兵。不仅在组建时就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而且训练也相当严格，汉朝边郡每年秋季都要举行大比武，边郡骑兵的主要考核内容就是骑射，还有在边郡太守的主持下进行军事演习。“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也就是说每年秋季在太守的带领下蜂拥出塞，围追堵截，扫荡近塞的匈奴骑兵。而匈奴骑兵仅通过集体打猎来训练骑兵的技战术素养。岳飞军队中有八千背嵬骑兵，其成员不但是从其十一万大军中十中挑一选拔出来的，而且在岳飞的要求下经常披重甲进行冲坡、越障训练，作战时既能骑射又善使马枪。作战时，“凡有坚敌，遣背嵬军，无有不破者”、“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
汉初，匈奴有众百万、控弦之士三十万，数十年没有遭受重大打击。汉武企图消灭匈奴，每战不过遣十万骑兵出塞，而匈奴骑兵这时候数量无论如何不会低于二十万，最终匈奴被迫西迁。唐代，李靖以三千骑兵夜袭十万东突厥并大破之。明代，袁崇焕精选全军最精锐的九千骑兵救援北京，疾驰两昼夜，掉队者高达四千。北京广渠门外，五千铁骑与掉队的四千骑兵前后夹击，大破十万后金军。
良好的基本素质、精良的装备和严格的训练使得汉族虽然作为农耕民族，却能组建起数量庞大且能击败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部队，这是其它农耕民族所不具备的优势。 五.重视弓弩的军队
中国自古重视射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射术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就连孔子一生都大力提倡包括射、御(驾车、骑马)在内的六艺，并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也就是说君子从不与人争长短、较胜负，如果有这回事，那一定在比试射艺的时候。从战国到清朝，君王执政最大的乐趣就是田猎了，一些奢侈的君主大力扩建皇家围场，为打猎荒废朝政。不过，至少他们的射艺不低。战国齐宣王能开三石强弓，东汉陈王宠善弩,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唐太宗和唐玄宗善骑射，还有魏文帝也善射。民间习俗，生男孩向四方射一箭，门口挂一张弓。
而且中国长期面临善射的北方游牧民族威胁，边疆百姓不会射艺，单凭刀剑根本无法对抗驰射如飞的游牧骑兵。飞将军李广就出自边郡陇西，在匈奴入侵陇西时与陇西百姓一道以骑射奋起反击。北宋大力在陕西、河北前线组织民间弓箭社，仅河北一地就有三万多百姓入社。北宋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何常曾奏：“我诸路并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平居以田猎骑射为能，缓急以追逐驰骋相尚。”
就西欧而言，首先就没有弓箭传统，罗马公民不善射也不善骑马，骑兵与弓箭手只能由异民族充当，这决定了弓箭手和骑兵无法充当主力。其次，西欧缺乏威力强大的复合弓，只有威力强大的复合弓才能作为战场的主力，单体弓除非加长到英国长弓的长度才有堪比复合弓的威力。而且威力强大的长弓与十字弓出现时也受到了传统的抵制，如所谓骑士精神、教皇禁令等。
弓的威力取决于弓的弹力系数，一般来说弓体越长，弹力系数越大，但中国走的是以复合材料制弓来提升弹力系数的路子，通过复合六材及双基反曲的原理，在弓长不增加的情况下大力提高了弹力系数。史载，北魏武将奚康生曾拉开过一张长二米四，拉力五百多公斤的大弓，而最长、最强的的单体长弓长达二米二，拉力还不到八十公斤。按这个弹力系数，一米五的复合弓拉力都能超过百公斤并非不可想象。普通的蒙古骑弓也都有166磅的拉力，一说八十公斤。所以，中国提强弓而不提长弓，长弓未必一定强，弓长只与士兵身高有关，弓长不能超过身高(这也是英国长弓手数量有限的原因)，而与拉力无绝对关系。 与单体长弓相比，复合弓制作要复杂，但不像长弓样需要找一米八以上的人拉开，只要有力气，各种身高的大力士都能找到趁手的强弓。且按《梦溪笔谈》所言，复合弓制弓六材运用得妙，和单体弓比还有 “性体少而劲”(形体小而拉力大)、“久射力不屈”、“寒暑力一”等六大好处。六材之中，漆还有抗霜露的效果。
弓箭的力量最终还是来源于人体，与刀剑标枪不同的是，弓箭来源于人体静止时的的最大力量，而其它武器来源于瞬间爆发力。弓箭就像一个容器，通过弓弦和弓体的共同弹性形变来储存人体的最大力量，而在松手时以瞬间爆发力(弹力)的形式发射箭矢，所以弓箭是比这些武器更高级、更复杂的武器，也是发明相对较晚的。有些人认为弓体中加入铁片能增强弓的力量，这样一来，原本有弹性的木制弓体都不会发生弹性形变，而全靠弓弦的力量射箭了。
人的臂力是终究有限的，一般普通士兵所用的弓也就五十公斤左右，英国长弓一般为为100~120磅，明代“中力”为五十三公斤。为了加强投射武器威力，强弩就应运而生。弩以踏张为主，士兵用脚踏住弩臂，脚蹬、挺腰、提臂一气呵成，方可拉开。所以，普通士兵用的弩的多接近二百公斤。但是，骑兵不能在马上拉开这种弩。能供双臂拉开的臂张弩，拉力并不比弓强，精度稍高然射速不如弓。对于接敌运动快的骑兵而言，弓更受欢迎。对于步兵来讲，首先已经有了射程远、威力大、精度高的踏张弩，臂张弩只能在射速方面有所补充，然尔弓的射速更快。所以，步兵往往混合装备弓弩，骑兵则只装备弓，弩成了步兵的专利。
弓弩杂处的部队，首先会以弩手进行远距离的精确射击，弩手们站成三排，只射击第一排的敌军，轮流放弩，缩短间隔，往往可以打出一条死亡线，过线者死。敌军不间断的冲锋，前排敌军不断的倒下，换来的只不过是将死亡线前推几步，运气好的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或可以冲到跟前，运气不好则“弩不绝声，敌不薄(靠近)我”。在死亡线推进到一定距离后，还会遭到弓箭手的密集而快速的压制射击。
弓弩的命中率按一般的来说，各朝军队训练要求，一个合格的弓弩手(也是最差的)的都能在远距离对单个的人形目标达到一半的命中率，而一支军队在远距离对射中的平均命中率有可能达到70%~80%，如果敌人不断靠近则更高。而军中锐卒，欲以弓箭立功业者，十发九中不稀奇。
至于弓箭的威力，全身披挂的西欧骑士都抗不住五十公斤的强弓射击，名将薛仁贵用弓不知多少公斤，但一箭却能贯穿五层铁甲，至于至少二百公斤左右的强弩就更不用说了，以至于中国士兵很少装备单手盾牌。由于材料关系，木盾的防护力不如铁甲，铜盾、铁盾又太重，自南北朝后盔甲日益厚重，单手盾出现就更少了，倒是一种称作橹的巨盾经常使用，一人多高的巨型盾牌，排列在阵型之前，专门为整个军阵提供远程防护。单兵盾牌虽然极少用但也出现过，不过和西欧的不同之处在于，罗马重步兵的盾都是纯木制的，而中国盾牌表面那青面獠牙的野兽图案，实际上是青铜盾饰，差一点的也要再蒙一层生牛皮。
复合弓箭的威力得到了统治者的空前重视。周代的壁画显示，周代步兵一手持戈一手持盾，身边还插着一张弓。战国时期魏国武卒的武器为一支戈、一把剑一张十二石强弩加五十只矢。唐代府兵，不论陌刀手、长枪手、弩手等皆带弓。戚家军长枪手也携带弓箭，其它长刀手等其它士兵也都要携带远程类武器，中下级军官也是弓箭不离身。如果是专职弓弩手，一般能在军队中占到四成，少则三成，多则六成。
古代常言箭如雨小、矢如飞蝗并非吹牛。宋代无重大战事的一年制箭五千万只，这也并非虚言。唐代安史之乱，张巡以千余草人借箭，一夜间从草人身上就得箭数十万，加上没射中草人的，安史叛军就一夜间就消耗箭矢数百万只，考虑到军中还有库存，仅仅是这一路偏师至少就携箭近千万，主力就更多，算上唐政府军的，„„，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李陵出塞，五千人一次战斗便消耗箭矢一百五十万。按前述东西方军工企业的公私归属不同，西欧国家根本无大规模使用弓箭的财力，仅一年购买五千万只箭就足以让举国上下喝西北风。更何况重视长弓的英国在1359年全国上下也只生产了85万支箭。
相对应的，各朝普遍建立了弓弩的考核标准，不及格要遭到严厉处罚甚至淘汰，骑兵降步兵，中央军降地方军。超过及格标准者，每多中一箭，则多受赏银等赏赐。若是达到第一等、第二等的士兵标准，平时待遇也会提高。骑射优异者，可立马提拔为军官。
此外，射艺突出还有其它额外的好处。唐初，太宗初继位，突厥常入寇，欲令全军积极学习骑射，每退朝带领禁军将士习射于宫殿之前，射中者御赐弓刀布帛，于是全军士卒竞相习射。北宋大将曹玮守陕西，经常在军中比试骑射，胜者得田二顷。北宋学者沈括守边，命百姓组织骑射比赛，技艺超群者沈括亲自执酒。边民欢欣鼓舞，出行人人携弓，唯恐西夏人不入寇。北宋名将种世衡准备出征西夏，命麾下官吏百姓习射，有过失，射中者免罪，至于请假、请辞之类，射中者就批准，不中不批。 六.近战以长兵为主的军队
与西欧的军队不同，中国军队的近战兵种多装备长枪、大刀等长兵。当然，环首刀、横刀、腰刀也是长兵手和弓弩手的标准装备，但一般多作为长兵手和弓弩手的第二武器，在第一武器折断或无法使用的情况下进行防身。
话说，西欧的罗马人原本也是使用长兵的，但在与高卢人阿利亚战役中，罗马人的长矛阵被高卢剑盾手突破后，罗马人以护身匕首对高卢人的长剑，几乎是一面倒的屠杀。罗马人因此换用剑盾组合了，并以此击败过著名的马其顿长矛阵。
但是这种情况绝不会在中国出现，且不说中国长兵手的护身武器也长达一米，长兵对短兵，一击不中还可以撤步再刺，腾挪闪展，忽左忽右，始终在短兵手的攻击范围外进行攻击，戚继光对这种情况有过概括，言藤牌手“持久必为长兵所乘”，没有狼筅手的配合甚至不适用于战阵。
西欧长矛阵都是前胸贴后背、士兵左右相夹的密集队形，再加上军工体制的不同，为节约经费一直以匕首自卫，一旦被短兵手突入内围，无法后侧和左躲右闪，只能在原有阵位以胸膛应战。
罗马人在吃了这个亏没有抛弃密集方阵反而改用剑盾组合了。毕竟，密集队形必疏散队形好，便于互相支援。中国古代军队阵形也有疏密之分，一般都以密集队形为主。但这个密集队形是相对中国的情况来说的。因为这里有数量庞大的复合弓，拉力二百公斤上下的踏张弩，甚至还有连弩车等远程强力投射武器。在这些强力远程投射武器面前，任何密集队形都是找死。所以，中国所谓的密集队形就是既要降低远程弓弩对军阵的杀伤又要便于互相支援，一般人有人距，队有队距。人距大体不少于三米，以便于士兵挥动手中的长兵。这种密集队形通常也能对抗骑兵冲击，因为中国骑兵的密集队形也不是人贴着人的那种，但北魏骑兵以这种队形冲击宋军偃月阵的时候，也多被床弩发射的长矛洞穿
二、三人。
常言，密集长矛阵是对付骑兵冲击的法宝。也不完全对，拜占庭帝国曾仿效匈奴人建立了一支双重功效骑兵，也学骑射，近用长矛远用弓箭(不知是否间接偷师于中国?)。在卡西林纳姆会战中，法兰克人以密集方阵面对这种骑兵，在遭到弓箭打击时，因惧怕受到骑兵的密集队形突击而不敢分散队形，结果在犹豫中遭到重大伤亡而败退。
就骑兵而言，长兵也比短兵有优势。按一些史料披露的马枪训练标准，左右刺击十刺五中为及格标准。以各装备长短兵的百人骑兵对冲为例，双方击中率各为百分之五十，长兵手先将五十名短兵手刺下马，然后才有二十五名长兵手被五十名短兵手打下马。胜负一目了然，即使短兵手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一百，每一轮冲击都打成平手，双方最后一名士兵对冲，仍是长兵手把短兵手先打下马，长兵手一方惨胜。当然，单个士兵的及格标准并不能代替一支骑兵的平均水准，平均命中率若是达到70%~80%，短兵手命中率就是达到百分之一百都无法让长兵手惨胜。
一般来说，兵器超过人身高的三倍就挥舞不便。骑兵所用的武器能比步兵更长，是因为骑兵离地面高度大，挥舞的空间也较大，能使用比步兵更长的兵器。但实际使用中，为兼顾灵活，汉军骑兵所用的丈八长矛(4.14米)已经是制式骑兵长矛中最长的了。在训练有素的汉军骑兵手中，前后左右的敌人都可以灵活刺击。
曾有步兵使用过超出这一长度的长矛，但是以完全牺牲灵活性为代价的，根本无法灵活挥动，也不需要挥动。为了防止较短的兵器近身，他们往往排成密集方阵，使得从正面接近的敌人要面对数十支长矛，侧面就不用说了。而且，竖起来一动不动的长矛简直就是放好了给敌人砍断的。西欧对此的解决之道是加装一截铁制矛杆，这又使长矛更加笨重，一旦落单，就连正面冲过来的敌人都难以刺中，更别说左右了。但在方阵中，不需要刺击左右的目标，前方的敌人在近身前，不是撞到自己长矛就是撞到别人长矛。
西欧骑士使用长矛也是一样，在密集队形中不需要刺击左右的目标，前方的目标也不需要突刺，直接借助马力撞过去就是，但是刺中目标后如果不拔出而是推着走容易折断长矛。而且一旦失去速度，没有受到如何使用长矛作战的骑士就必须拔剑近战了。
而中国骑兵有所不同，单个骑兵之间都有一定距离，如果不会左右刺击，敌人会从这一空隙中穿过。如果正面不会突刺，只拿着长矛不动，敌人可以避开矛尖贴着长矛靠近。毕竟这不是密集长矛阵，只有把长矛伸出去主动突刺才有可能刺中敌人。
可以说，东西方对长矛的运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中国士兵手中是活的，在西欧士兵手中是死的。特别是在落单的情况下，长枪在受过训练的士兵手中，脚步瞬间可突进数米，配合上长枪的长度，方圆近十米的距离都在控制范围之内。至于长枪在那些武艺高强的武将手中，刺击无不中，马踏连营，独进独出，敌人的鲜血都溅不到身上。所以历代武术家对长枪推崇备至，称其为“百器之王”。
综上所述，中国军队在历史上就具有了得天独厚的素质优势，希望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续写历史，为后人留下新的军事信息。
《第一单元 儒家思想与古代中国》知识梳理
儒学演变：
一、孔孟之道(C)
(一)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1、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春秋时期，社会处在变革、转型阶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动荡纷争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救世的主张。
2、孔子的主张：
①“礼”，重建周礼的权威，遵循宗法制度的原则，以“礼”的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使社会成员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的等级秩序。
②“仁”，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为“仁”之本应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③“义”，孔子以“义”作为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就是“义”。正人君子应重义轻利。
3、评价：
①保守的一面：面对春秋以来的社会大变革希望通过恢复过去西周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来实现治国救世，且强调等级制度。 ②积极的一面：孔子的学说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在历史上被称为“圣人”。
重视伦理道德和个人修养，实现社会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对当今建立和谐社会有借鉴意义。
(二)孟子继承发展儒家学说
1、背景：战国时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
2、孟子的主张：
①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是儒家道德准则仁、义、礼、智的基础与开端。 ②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③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结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
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发展的儒家学说，后人习称“孔孟之道”。
3、评价：“仁政”的主张是当时抑制统治者暴政的有力武器，民本思想也考虑到下层民众的需要，被广泛认同。但孟子的“民本”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 (三)荀子的思想
①从“性恶论”出发;②更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 ③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
二、儒学的经学化(B)
1、背景：汉武帝继位后，锐意进取，经营开拓，需要积极有为的思想学说为其治国安邦提供理论依据，这成为儒家地位迅速上升的契机。
2、形成：汉儒大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兼采阴阳五行学说，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独尊”地位，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为“经学”。
3、内容：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伦理上强调“三纲五常”;顺应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评价：董仲舒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神圣化，其学说对巩固国家的统一有积极作用，“天人感应”的主张也有利于限制君权。但儒学的独尊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不利于其他学术的发展。
三、程朱理学(B)
1、背景：
①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儒、道、佛三教并行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威胁，经学体系既不符合时代的认识水平，也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伦理纲常遭到巨大冲击。
1 ②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2、内容：
①北宋中期的程颐、程颢兄弟合称“二程”，他们明确提出哲学意义上的“天理”观念，认为天理是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宇宙本原，先有理而后有物。“二程”还将天理与礼治秩序和伦理纲常直接联系。
②南宋的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核心是天理论，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提出“明天理、灭人欲”。
③“二程”和朱熹都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3、影响：
“二程”、朱熹的学说世人习称“程朱理学”，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哲学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严重束缚个体独立、自由;但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独特民族性格——重气节、重道德、富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有积极意义。 附
1、为什么儒家思想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落? 第一：儒家自身：不断适应政治与社会变化;
第二：政治因素：君主专制统治者的推崇;独尊儒术的结果;
第三：教育因素：由上而下的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是儒家人才不断涌现，学术得以不断传承;
第四，经济因素：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王朝社会与同样强调稳定的儒家思想相互配合。 附
2、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1)春秋：孔子,仁、礼，创立阶段
(2)战国：孟子，仁政;荀子，礼法并用，初步发展阶段 (3)秦朝：秦始皇，崇法排儒，遭到打击 (4)汉初：黄老之学，逐渐复苏
(5)西汉：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正统、黄金时期 (6)两宋：朱熹，天理论，新发展时期 (7)维新时期：利用
(8)新文化运动时期：否定
附
3、儒学地位演变的原因：是否顺应了时代发展;及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巩固统治的需要。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文化--指广义的文化，也就是文明，对世界影响颇大。 1.思想方面。
(1)儒家思想辐射东亚：儒家思想约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越南(秦始皇戍五岭、赵佗建立南越国)，约于1世纪前后传入朝鲜，6世纪初，又经朝鲜传入日本。 ①儒学逐渐成为三地居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
A、三国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 B、私学—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
C、尊孔—三个国家都建有崇奉孔子的文庙，定期举行祭孔大典。
②越、朝、日三国在仿效中国体制进行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时，儒家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举制—越南和朝鲜都仿照中国，以科举制选拔官员，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日本学生在中央或地方官学中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
③儒家思想深深渗入三地人们的社会观念、伦理规范和日常生活之中。时至今日，上述三国仍保留不少与中国相似的社会礼仪与风俗习惯。
(2)儒学远播西方：耶稣会士来华(16世纪中后期)后，更对儒家经典进行系统的翻译与西传 ①过程
2 A、16世纪：a、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罗明坚曾向欧洲寄回《大学》、《孟子》的部分译文。
b、长期居留中国的利玛窦贡献尤为卓著，他悉心钻研儒学，不仅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西方，还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以很大篇幅对儒学及其社会影响做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
B、17世纪：a、明朝天启年间，金尼阁对“五经”作了部分翻译，刊印于杭州。b、清朝康熙年间，寓居中国20多年的柏应理回欧，他在法国巴黎以拉丁文编著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内容包括作者对儒学的详细介绍、孔子传和孔子画像、“四书”译文等，并附有中国王朝纪年表。
C、18世纪：已有相当数量的儒学著作译本及相关介绍经传教士之手流往西方。
②影响：儒家思想传入后，在欧洲引起极大反响，欧洲掀起儒家文化热。18世纪的许多启蒙思想家深受启发，大加赞赏，孔子与儒学由此成为启蒙运动中的一面思想旗帜。(法国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等皆对儒学大加赞扬，把孔子哲学作为理性的组成部分) 2.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了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3.文化方面(狭义的)
(1)唐朝至19世纪上半叶，东亚诸国形成以中国本土为地理中心，以中国文化为轴心，其中以汉字、儒学、律令、天文、历算、医学、中国化的佛教等主要介质辐射于整个东亚地区，从而形成的文化圈，称为东亚文化圈，也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 (2)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 (3)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
(4)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 (5)《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举世闻名的中华武术,是我国民间流行最广泛的体育项目。千百年来,中华武术对世界武坛尤其是亚洲武坛有过重大影响。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蒙古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5.经济方面：中国还是最早养蚕的国家，丝绸也是中国的重要发明。中国烧造的瓷器也是中国独特的创造，中国人china，就与陶瓷有关。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饮茶的习惯最早起源于中国，如今茶的足迹遍布了整个世界。英国的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
练习题：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25分)
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物形象。在漫长的历史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像孔子那样不停地受到崇拜、敬仰、追捧，也不停地受到菲薄、扭曲、利用乃至抨击。孔子在中外历史上有十种历史形象，„„在历史舞台上不断地变脸，扮演神圣或可笑的角色，令人感叹不已。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七种形象 第一种形象是“圣化”。孟子曾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3 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汉代已有人称孔子为“素王”，意思是说孔子有王者之德，无王者之位。清代统治者封给他一个称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概是二千多年中读书人的最高头衔。
第二种形象是“矮化”。在《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有许多同时代的隐士对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极尽嘲笑之能事。或讽刺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或嘲笑他“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垒垒若丧家之犬”等。
第三种形象是“正统化”。汉代董仲舒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春秋》一书具有“大一统”的观点，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包含了国家政治版图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
第四种形象是“神化”。在汉代公羊学派儒生在《春秋纬〃演孔图》、《孝经援神契》等书中从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为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编造的神话：孔子并非是俗人凡胎，孔子生有异相，孔子预言刘邦将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
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宋代理学家朱熹说过：“……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第六种形象是“维新化”。晚清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
第七种形象是“丑化”。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严重扭曲，或被无情抨击。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 “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孔子在西方历史上的三种形象
第一种形象是“哲学家”。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
第二种形象是“智者”。著名哲学家德国黑格尔虽然说过“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但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不能算是哲学家。(注：黑格尔本人不懂中文，他对孔子思想的了解只是限于传教士的译本，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轻视东方文化，他甚至不无偏见地认为汉语不宜思辨。)
第三种形象是“完人”。18世纪法国一批学者高度赞赏孔子，几乎认定孔子是个完人。大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言基督未曾说过。他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挂了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
法郎士〃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造者，马克思称之为“现代经济学始祖”， 人称魁奈是“欧洲的孔子”。这一派对于孔子作了高度的评价：“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 ——摘自《孔子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十种形象》2007.9.30《解放日报》第7版(有删节) ⑴依据上述材料，选择你认为对孔子评价最极端的两种形象，写出它们所折射出的时代背景。(10分)
⑵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如何看待孔子在中外历史上形象多变的现象。(15)
(提示：总的论述之后，可以选择其中3-4种形象做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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