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通用10篇）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篇1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篇2

一、商周时期海神信仰的历史演变

在远古时代我国已经产生对海洋水体的崇拜与祭祀。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神灵信仰起源于“万物有灵”意识。尧舜时期，我们的先民就认为自己所居之处四周都有海洋环绕而有“四海”之说。’在“万物有灵论”观照下，先民们自然会产生对大海的崇拜，把大海看成具有灵性之物。据记载，舜在接受尧的禅让后，“袒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这里的“六宗”是指日、月、星的“天宗”与河、海、岱的“地宗”。说明最迟在尧舜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就有了对“四海”的崇拜与祭祀，当然这不过是对“四海”水体笼统而模糊的崇拜，尚未形成具体的神灵形象。应该说，即使到了夏商时期，“海神世界”还是相当模糊的。

到了周朝出现了“四海之神”。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载：“禺京处北海，禺貌处东海，是惟海神。”《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南海诸中，有神，一日不廷胡余。”月《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海诸中，有神，一一名曰弃兹。”《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北海之诸中，有神·～…名曰禺强。”’显然，·《山海经》中己经出现了东、西、南、北海之神，只不过没有明确出现“四海之神”的提法。“四海之神”一词的出现则是在《太公金匾》一书。《太公金匾》云：“四海之神，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薄收。”

显然不但有明确的“四海之神”的提法，而且将其与同方位神联系起来。在《山海经》中与东、西、南、北海之神同时存在的还有“祝融”、“句芒”等，但并非明确作为方位神，更不是海神。《山海经》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薄收，左耳有蛇，乘两龙。”“‘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在古人看来，河海能“润千里”，既是不可缺的水源和捕鱼场所，又能吞噬生命，泛滥成灾。表现出既造福人类又祸害人类的神力。因此，必须举行“望祭”。所谓“望祭”，就是远远地向山川河海所在的方向祭祀。表明作为汉族前身的中原华夏族人，其官方的祭海是采用远远“望祭”的形式。与此差不多同时，生活在东南以及南部沿海的是一个“以舟为车，以揖为马”的航海民族古越族，在他们的观念中海洋充满神灵。

二、隋唐时期海洋文化与海神信仰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海神世界格局发生比较大变化的时期。就“四海海神”的信仰而言，与秦朝一样，隋朝也是个短命的朝廷，由于立朝时间的短暂，人们观念中的海神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较似无多大的变化。据记载，“隋制，……祀四海：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川唐初基本上承袭此前对四海之神的信仰。“武德、贞观之制，五一岳、四镇、四海、四读，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东岳岱山，祭于充州……东海，于莱州;南岳衡山，于衡州……南海，于广州;……西岳华山，于华州……西海及西读大河于同州;……北岳恒山，于定州……北海及北读大济，于洛州。”2唐玄宗时，朝廷似乎对四海之神的信仰较之以前更为重视，表现在册封四海海神为王。据记载：天宝“十年(751年)正月，以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二，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观音开始由原先男性神演变为女性神。由于观音在佛教诸神中是为数不多的居住在大海中的神灵与女性神，因此，她成了民间信奉的海洋女神。同时由于受到佛教中龙神之说的刺激，道教创造了“龙王”，于是海龙工信仰开始在民间流行。差不多同时，山于海洋交通与海洋贸易的发展，唐五代沿海民间，相继出现了具有“人格神”特征的地方性的海上保护神。如福建福州的演屿之神、莆田的柳冕等。柳冕即显应侯，于五代时已有庙宇，“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谋利于他郡外番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广东、浙江等地也出现了此类神，如广东的达奚司空等。

此外，随着阿拉伯人来唐朝，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我国。由于阿拉伯人在广州经商与定居，在广州建造“怀圣寺”，寺内有一塔称“光塔”。它既是灯塔，也是祈风之处。据《南海县志》载：“怀圣寺……寺南番塔，建始于唐时，凡一十六丈五尺，绝天等级，其巅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呼佛号以祈风信”。说明当时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在出航前要举行祈风活动。

三、明清时期海神信仰的升华

明清时期，由于民间海洋贸易的发展，海商们不仅信奉妈祖，也信奉关帝、三官大帝、土地公等，由于海洋移民潮流的涌现与海洋渔业的发展，许多陆域的护境神信仰以及海岛渔村的护境神信仰也出现了“海洋化”。特别是我国沿海民众向近海海域的岛屿带移民从而导致了一批岛神、礁神等的出现，尤以浙江舟山群岛为突出。地方性的海神开始增多。由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沿海民间特别是渔村的传播，基督教的上帝、耶稣，伊斯兰教的安拉也被渔夫舟子视为海神，中国民众观念中的海神家族增添了“洋兄弟”。由于郑和下西洋、施琅进军台湾等官方的海洋活动都得到海神妈祖庇佑，朝廷屡屡册封妈祖，使之由“天妃”而升格为“天后”，乃至“天上圣母”。山于女海神妈祖被“捧上天”，使得东海海神、南海海神的地位继续跌落。海神妈祖信仰在全国进一步传播，成了全国普遍信奉的海神。

总之：我国的海洋神灵体系是伴随古代人们走向海洋，追求海洋经济利益而出现并不断充实的。其间既有大批陆神“海神化”，也不乏海神“陆神化”。“陆神”与“海神”互动、转化，从根本上说也是“人化”。神灵的海陆互动归根到底是人们活动的海陆互动。海神体系就是在人们的海陆互动中充实、壮大的，从而形成海洋水体本位神与水族神，海上航行的保护神与海洋渔业、商业的行业神，镇海神与引航神三个系统的神灵结构体系。尤其是庞大的海上航行保护神、镇海神乃至渔业商业神神系的确立，是古代的海客舟子在心中构筑一个生命安全与获取海洋经济利益的保障系统，增强了去追求海洋经济利益的信心与勇气，间接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神灵世界是一个“虚幻世界”，但其中也映现出真实世界的影子。海洋神灵信仰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在功利方面的一致性，从“虚幻世界”折射出中国海洋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之光。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

[2]汉班固:《汉书》点校本,中华书局1962年。

[3]宋刘范哗:《后汉书》点校本,中华书局1965年。

[4]后晋刘峋:《旧唐书》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

“寒”与中国古代文化 篇3

“寒”字有时也用做谦称。例如“寒门”、“寒舍”常作为对自己家的谦称，“寒荆”是对自己妻子的谦称。

“寒”也渗透到了古人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古代将御寒的衣物叫“寒衣”、“寒具”，家里捣衣服用的石具叫“寒砧”，粗劣的饭食叫“寒斋薄饭”等。

由于冬寒，古人见面问候起居的客套话叫“寒暄”，也就是“嘘寒问暖”的意思。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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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篇5

中国古代教育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人文知识又包括科技知识，但是在实践中却具有偏听偏重于实用性，而且过分地重视教育形式的特点。第一，把礼仪教育形式化中国古代教育把重点放在礼乐上，除了乐外，还极为强调礼的重点性，因为礼在塑造完善的人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却是代表着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由于礼仪“为人们的行为设立了标准，又为人们的行为指明了方向”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人就对仪式、礼法程序特别重视，礼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形式化的东西“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汛拚正席，先生乃坐……若有所疑，奉乎向之”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礼就逐渐演变成人们的行为标准所以，孔子提出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第二，把教育与光宗耀祖相结合特别是以“仁”的核心的道德伦理，无不体现着孝亲、尊祖、忠君、敬天的观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受教育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种思想观念在孔子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由于祖宗在历史上始终是人们心中的崇拜偶像，所谓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观念总之，光宗耀祖成为教育的重要观念，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阻碍社会进步传统教育理念。第三，把教育与追求功名相结合中国古代教育同时强调“举贤”和“学而优则仕”，追求功名利禄的思想通过教育途径，渐渐在学生的心灵和百姓的身上滋长。受教育者追求学而优则仕是十分自然的现象经过长期的教化，当年，墨子也希望通过教育以培养贤士，他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己”，虽然他的目的在于社会政治的功利目的，但不能不说尚贤主张有利于追求功名的滋长。

希腊古代教育内容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但它也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重视艺术教育和追求竞争性教育。

第一，追求艺术教育虽然希腊古代教育像中国一样，把感化和陶冶心灵作为宗旨，但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十分强调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相对来讲，前者比较重视对受教育者进行艺术熏陶的作用。大教育家苏格拉底说过，“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人可以很敏捷地看出一切艺术作品和自然事物的丑陋，很正确地加以仄恶;但是一看到美的东西，他就会赞赏他们，很快乐地把们吸收心灵里，作为滋养，因此自己性格也变成高尚优美他从理智还没有必达的幼年时期，对于美丑就有这样正确的好恶，到了理智发达之后，他就亲密地接受理智，把她当做一个老朋友看待”n这段话是说，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通过直接鉴赏、玩味各种艺术作品，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精神或优雅美妙的感情移植到学生的思想之中，从而引起共鸣，从亚里斯多德的观点中，也可以看到古希腊教育追求艺术性的特点他说过教育是“为了教育，为了心灵的净化，为了理智的享受”>>古希腊教育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并通过教育影响和感染学生，塑造他们的健全人格。

第二，追求竞争性教育古希腊教育中不存在固定的考试形式和统一的教育制度，实际操作中往往录活地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考试，诗人、政治和演说家、学生通过现场辩沦、’弓作和讲演等形式进行考试，或通过马拉松比赛进行考试。由于不存在程式化、固定化为考核体系，受教育者就有较自由的思想空间和较多的创造机会，他们的潜能就可以不受拘束地发挥出来。古希腊还重视教育的公众性，让受教育者在社会化生活中增长知识和提高能力。亚里士多德指出:“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不要像现在这样侮人只分别照顾自己的儿章，给扑以为最适合他们的教育。”

2古代中国与希腊教育目的的比较

中国教育重视教育的实用性，这种明确的社会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第一，德才兼备和学而优则仕，是培养管理国家贤才的基本途径和要求。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是孔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卜大贡献之一。孔子的主张不仅包含了学习的目的，而且强调了学习是从政的先决条件，不学无以从仕的主张“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对以前无条件选官制度的限制或挑战，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从用人标准的角度来看，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也是对传统世袭制度的修改和补充当然，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从政做官，这是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始终的。这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健康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德才兼备”是孔子的又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孔子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n此话表明中国古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了培养管理国家的栋梁之才，古代教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内容如六艺、六经，它们包括人文和军事、书写、算术等知识，用以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使他们具备治国平天下的素质要求。

第二，重视礼教在我国教育史上，历代政治家、教育家都十分重视礼仪教育，因为它在塑造完美的人格协调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方面具有很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礼仪文化，礼就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所以孔子在“礼崩乐圳、”的情况下，一方面以周礼为基础制定新礼，强调当政者“为国以礼”;另一方面要求学生注意道德修养，并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孔子日:“不学礼，死以在”n“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日只要以礼为准则，以礼待人，以礼约束自己，那就可以达到人人心所欲不逾短的最高境界。

第三，改革礼制商周时代，神学占支配地位，一切道德规范都是被认为是神意孔子确立了以仁为中心的新观念，重新诊释传统道德规范，同时还制定了一些新的行为规范他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大臣的要以道事君，反对做唯唯诺诺的具臣”n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对周制进行了修改、补充甚至否定，提出诸如有教无类，选贤举能，性相近、习相远，杀身成仁、守死善道，因材施教等主张，他对父子相袭世代相传的世卿世禄制，提出质疑，强调后天学习和教育对选拔人才的重要意义。

第四，突出思想修养德与智是中国古代教育培养和培养人才的标准，但在实践中却偏重于德的方面，总是将德育置于首要地位孔子尤为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n的看法周朝的教育宗旨就是“明德”，而战国初年的墨子也提出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看法，都强调又红又专厚德为重心的教育原则。同时强调战术的重要性和智育方面的优势。

虽然希腊教育的目的像中国一样，是为了培养管理国家的贤才，但古希腊人更加重视才能、个人精神文化修养以及对理知识:

第一，对个人才能的重视古希腊教育具有重视个人才能的倾向，古希腊教育家们重视开发人的思维能力，认为:“只有思考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h,。亚里斯多德从人本主义视点出发，强调才能教育的意义，他指出:“音乐之所以必须学习，为了教育，为了心灵的净化，为了理想的享受”这种思想客观上为普通音乐提供了理沦依据。可见古希腊教育是十分重视个人才能的。

第二，对个人修养的重视古希腊教育在强调个人才能的同时，特别重视个人的文化修养，认为:“只有思维才能通向真理”s}亚里士多德就把教育看做个人“依靠从内部发展的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当时政治的活动与侮一个公民的参与性联系起来，指出:“只是为参与政治的公民们具有德行的······一个城市才可能有德行……因为所有公民的德行是包括在侮个公民的德行之中的”。古希腊人把个人文化修养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并对个人文化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授诗、书、礼、乐有宣传周礼和复古的倾向，但同时也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伦理美学的创始者，他借助音乐进行道德教育，从而把音乐本身道德化。孔子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他还认为:“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到，音乐与政治共同起到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作用，于是，中国古代用于美育和陶冶人情的艺术，最终被人为地道德化了，从而成了政治的牺钊_品。

第三，轻视人的天性虽然中国古代教育中有科学知识教育的内容，但是侧重于道德或人格教育，过分地强调了教育的人文价值，忽视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作用，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于是，那些具有天才的科学家，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天性也被人为地忽略或湮没了中国古代教育忽略天性与重视仁爱教育有直接关系，仁爱始终是一种至纯至高的理想，于是使受教育者的言行约束在仁爱思想的教育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完全被抹杀、漠视了。如孟物日“不动心”、“养心莫善于寡欲”之说和独尊儒家思想，都起到了这方面的消极作用。

虽然古希腊也像中国一样重视教育的政治性功能，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国民或市民的道德教化作用，但在教育内容上却主张善或正义，这与中国古代教育有很大Ix:别，体现为强调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的调和:

第一，追求理性探索苏格拉底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概念的知识，他认为:“一个人有了知识，就能够独立判断是非”日希腊人重视把知识运用到实际研究之上，说明他们尊重理性，探求真理和知识的倾向这一点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证实，他认为“一个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其目的不在于取得胜利而在于发现……无所不包的真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日因此，古希腊人的教育理念中重视发展理性思维和追求理性知识的倾向十分明显。

第二，追求艺术崇高古希腊人非常重视艺术的追求，积极探索自然美、科学以及工艺美等，他们把艺术当做一种理想的教育手段，这本身就说明希腊教育追求艺术的倾向。柏拉图认为:“节奏与音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渗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方式适合，它们就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音乐教育比起其他教育都重要的多。”古希腊教育在理念上追求更为广阔的领域，正如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闲暇自有其内在的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而“音乐的价值就只在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可见，把闲暇和理性活动看成达到一种境界的目的。

第三，重视人的天性希腊古代教育更重视人的天性和人本思想，因此智者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观点，从而为重视人的天性打开了大门。其实希腊古代教育存在着一种重视天性的传统，到亚里士多德时代这种传统被发扬光大了，如人摹仿和谐与节奏的模仿等天性己经被提到教学、教育日程上。这是因为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可以作出对愤怒和和谐的模仿，对勇敢和克制的模仿…...显而意见，希腊古代教育己经有重视和发展天性的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篇6

服饰是人体衣着及其装饰品。在衣、食、住、行四项中，衣列于首位，足见服饰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服饰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而且也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服饰在式样、纹色、用料等方面都有其鲜明的特点。我们试图通过对《说文解字》中有关服饰的字的全面考察，来索取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若干信息，以致能更灵活的认识和应用这些字。【关键词】：《说文解字》 “衣”部 服饰文化

一、引言

服饰不仅仅是人类外表的包装，也是人类内心的折射，更是人类思想与文明进化的具体表现。对于道德观念、性意识等这些表面看来与衣着毫不相干的人类思想意识，却是造成衣服降生的决定因素。衣服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被牢牢地捆在了文明与思想的快车上。我们知道，服饰不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让我们研究，我们要研究服饰文化，只能通过一些和服饰有关联的途径去考察。本文试图从《说文解字》中的“衣”部来探究中国古代的一些服饰文化。

《说文解字》一书是许慎收集东汉的文字而写成的，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字典，收字9353个，另外有重文（也就是异体字）1163个。它不仅仅是一本解释字义的字典，也是一本记载那些文字实际上反映的诸多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我国古代文化制度的，具有文化传承的巨大功用。在《说文解字》中的“衣”部共收字119个，收集的这些字都与服饰有关，而其中有40字是解释衣服的，并与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衣”部字与衣服的材质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样它的服饰也历史悠久。服饰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服饰的材质就折射了这一点。在《说文解字》中的“衣”部共收字119个,其中表示衣服材质的字有8个, ①袍、襺

袍、襺都是御寒之衣。《说文·衣部》：“袍，襺也。从衣包声。” “袍”古代指长袄，有夹层，中装棉絮。“袍”字声旁“包”兼表义，有包住全身的意思。许慎以“襺”训“袍”，其实，严格而言，“袍”与“襺”还是有区别的。《说文·衣部》：“襺，袍衣也。从衣茧声。以絮曰襺，以缊曰袍。” 絮即新丝绵，缊即旧丝绵，显然襺要比袍要高级些。后来袍又指宽大的单层长衣。在沂南出土的画像石中，就可以见到着袍者的形象。

②裘

“ 裘”，即皮衣。古人穿皮衣有毛的一面朝外，甲骨文“表”字便是毛向外的形象。因为先民在狩猎中发现披着兽皮便于接近和猎捕野兽，便自觉地利用起这个保护色，将兽皮带毛的一面朝外，后来这种遗俗一直相沿下来。“表”、“里”二字正反映了古人穿裘的面貌。《说文·衣部》：“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为表。”段玉裁注：“上衣者，衣之在外者也。”“表”的本义是衣服的表面。在《说文·衣部》：“里，衣内也，从衣，里声。“里”的本义是衣服的内层。古代在正式场合还要在裘上加一层罩衣，罩衣古称“裼”。郑玄《礼记》注：“裼，表裘也。”即谓裘上又加衣。《礼记·玉藻》：“表裘不入公门。”因为裘毛朝外而不加罩衣，古人认为是一种不庄重严肃的表现。

③襌、褋、褧

襌、褋、褧均为单衣。在《说文·衣部》：“襌，衣不重。从衣单声。”《释名·释衣服》：“襌衣，言无里也。”襌衣也作单衣，是夏天的衣服。如古乐府《孤儿行》：“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说文·衣部》：“褋，南楚谓襌衣曰褋，从衣枼声。”《方言》卷四：“襌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衣褋。”《楚辞》战国屈原《九歌·湘夫人》：“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

《说文·衣部》：“褧，苘也。《诗》曰：‘衣锦褧衣。’示反古。从衣耿声”。“褧”，是用麻或轻纱所制单罩衣。古代女子出嫁时穿在锦衣外面，以蔽尘土。《诗经·郑风·丰》：“衣锦褧衣，裳锦褧裳。” “褧”所代表的服饰，不仅仅可以用来避尘土，更能衬托出女孩子的妩媚、轻盈。

④褐

《说文·衣部》：“裋，竖使布长襦。从衣豆声。” “褐，编枲袜。一曰粗衣”。“裋褐”常连用，亦指粗布短布衣。《史记·秦始皇本纪》：“大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槽糠。”褐衣不仅不华丽，而且分量重，不保暖。《孟子·腾文公上》：“许子衣褐。”赵岐注：“许子衣褐，以毳织之，若今马衣者也。”把褐衣比作“马衣”，可见褐之粗劣。然而穷苦人有时连褐也穿不上。《诗经·豳风·七月》说农夫：“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因为褐是贫苦卑贱者所服，所以古人常以脱去褐衣表示做官，叫做“释褐”。褐还有一种意义是粗麻编织的袜子。

⑤衰

衰是指用草编成的雨衣。在《说文·衣部》：“衰，草雨衣。秦谓之卑。从衣，象形。”“衰”字篆文的中间部分像是编织之草参差不齐之状。《国语·越语》：“譬如衰笠，时雨既至，必求之。”“衰”字后来被假借去表示别的意义，只有为本义又造字，在“衰”字上加“艹”或“竹”，写作“蓑”或“簑”。“蓑”主要是指牧人及在野外劳作的人的雨具。《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柳宗元《江雪》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三、“衣”部字与衣服的款式

衣服的款式与人的审美观念的变化有着相关的联系，随着人们的审美观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衣服的款式的要求自然也随着提高。在《说文解字》中有关衣服款式的字有15个：

①袛、裯、襡、襦

袛、裯、襡、襦都是指短衣。在《说文·衣部》：“袛，袛裯，短衣。从衣氐声。”，“裯，衣袂，袛裯。从衣周声。”，“襡，短衣也。从衣蜀声。”，“襦，短衣也。从衣需声。一曰?衣。”。“袛”在《句读》曰：“袛，方言。汗襦自关而西，或谓之袛裯。自关而东，谓之甲襦。陈魏宋楚之间，谓之襜襦，或之襜襦。”说明了“袛”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法，其实都是指同一种款式的衣服。“袛裯”为双声联绵字，指直襟单短衣。襡、襦在《说文》均曰：“短衣也。”襡为长襦，即连腰衣。襦指短衣，短袄。

襦又有长襦、短襦的区别，长襦称褂，僮仆的长襦叫裋，短襦又叫腰襦。但是在古代作品里一般只称襦，不分长短。例如辛延年《羽林郎》：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在诗文中却说“腰襦”。如《孔雀东南飞》：“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襦既然本身就有长有短，却又说襦是“短衣”，这是与“深衣”相对而言的。《礼记·深衣》说：“短毋见肤，长毋被土。”深衣长至踝部，襦与之相比，的确是短衣。襦是一般人（包括仆役）平时所穿的衣服，深衣则是贵族上朝和祭祀时穿的，庶人以深衣为礼服。

②衵、亵、衷

衵、亵、衷都是指贴身穿的衣服。在《说文·衣部》：“衵，日日所常衣。从衣从日，日亦声。”私服，即私居在家穿的内衣。柳宗荣《引经考异》云：“亵谓里衣也，袢谓衣无色也。”司马相如《美人赋》：“女乃驰其上服,表其亵衣。”意谓解开上衣，露出贴身的衣服。亵衣又称“衷衣”。在《说文·衣部》：衷，里亵衣。从衣，中声。《春秋传》曰：‘皆衷其衵服。’”据《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孔宁、仪行父等与夏姬私通，都贴身穿着夏姬的内衣。

③袤、襘

袤是指带子，襘是指带子打的结。在《说文·衣部》：“袤，衣带以上。从衣矛声。一曰南北曰袤，东西曰广。” 段玉裁注：“带者，上衣下常之介也。” “带”即上衣和下衣之间的带子。在《说文·衣部》：“襘，带所结也。从衣会声。《春秋传》曰：‘衣有襘’。” “襘”即带子打的结。段玉裁注：“昭十一年《左传》，叔向曰：衣有襘，带有结。视不过结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 意思是说侍奉君主的人须谨守礼仪，不能随便张望看顾，只能看君主衣带与交领之间的区域，这样侍奉的那个下人便只能低着头了，这两个字说明古代君臣之间的尊卑等级是比较严谨的。

④袴、裈

“袴”，即今之裤字，但形制却跟现在的裤子很不一样。《说文》称之为胫衣，《释名》说“两股各跨别也”，这说明古代袴没有前裆，只有两个裤筒，类似现在的套裤。纨绔是有钱人所穿（纨是织造较为细致的生绢），所以后来专指富贵而不务正业者。跟现在的裤差不多的是“穷袴”。穷袴的通行名称叫裈犊鼻裈，即后代的短裤、裤衩，以其形似犊鼻而得名。

“裈”，古代称为有档的裤，大约出现在汉代。段玉裁对“裈”注：“今之套裤，古之绔也。今之满档裤，古之裈也。自其浑合近身言曰‘裈’,自其两襱孔穴言曰‘幒’。”这种裈与现在前后有档的裤子差不多，其声旁从“军”兼有表义功能，“军”有空围之义，而“幒”的声旁也有空围之义，故可互训。古代的“裈”一般为贴身穿着，又称“穷袴”。

⑤複、袷

複、袷都是夹衣。在《说文·衣部》：“複，衣皃。从衣复声。”《释名·释衣服》：“有里曰複，无里曰襌。”在《说文·衣部》： “袷，衣无絮。从衣合声。”唐·皮日休《夏首病愈因招鲁望》诗：“晓入清和尚袷衣，夏阳初合掩双扉。”就是说因为刚病愈体弱，在初夏的清晨穿袷衣御寒。

⑥裼

裼是指古代衬在裘外面的无袖衣。在《说文·衣部》：“裼，袒也。从衣易声。”《礼记·玉藻》：“裘之裼也，见美也。”即裼是用来增加裘的美色的。裼不是把裘全部包住，而是单独成衣，就像今天的披风，衣领处系在脖子上加以固定，其余任其披拂飘扬，既显得威武潇洒，又可以衬托裘的美色，不同的裘要配不同的裼衣：狐白裘以锦衣裼之；狐青裘以黑中透红的玄绡衣裼之；羔裘以黑色的帛衣裼之；狐裘以黄衣裼之。

⑦衫

衫是指短袖的单衣。《释名·释衣服》：“衫，芟也,芟未无袖端也”毕沅疏证：“盖短袖无却之衣。”明确的指出“衫”是一种短袖的单衣。

四、“衣”部字与衣服的纹饰

在古代的中国，纹饰是富贵人家所追求的，而且也是富贵人家才能拥有的，他们讲究服饰的图案、制作工艺，常常在衣领、衣襟、衣袖上加些装饰，绣上花纹。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所能穿的一般都是粗麻、乱毛织成的粗布短衣，而且他们的衣服没有什么修饰，甚至是不准有修饰的，所以后来对平民百姓就有了这样的称呼：“布衣”、“白丁”，比如唐代刘禹锡有诗云“往来无白丁”。在《说文解字》中的“衣”部中有关表示衣服的纹饰的字有3个：

①褕

《说文·衣部》：“褕，褕翟。羽饰衣。” 意思是说，褕翟是用山鸡的羽毛装饰的衣服，是周朝时王后的礼服。王后的礼服一共有六种：“袆衣”、“俞狄”、“阙狄”、“鞠衣”、“展衣”、“绿衣”六服。其中“俞”就是“褕”，“俞狄”就是“褕翟”，褕翟和阙狄这两种礼服都是在衣服上刻了羽饰的，褕翟刻了之后又用五彩画，而阙狄刻而不画。褕翟也反映了对鸟图腾的一种崇拜，因此后人称女为“凤”。后来，男女结婚时，在女的衣服上绣有“凤”的图案。

②衮

《说文·衣部》：“衮,天子享先王。卷龙绣于下常。幅一龙,蟠阿上乡。”意思是天子祭祀先王时所穿的吉服。“衮”就是冕服之一，衮冕是一种在下衣上绣上龙纹的衣服，是天子祭祀先王时所穿的吉服。段注中“衮”字下还有这样几句话：“惟天子衮有升龙也，龙曲体而昂首”，“蟠阿上向”，又有“天子升龙，诸侯降龙”，天子衮衣上绣的是头朝上的升龙，三公诸侯祭祀的衣服上也是可以绣上龙纹的，但他们的龙纹只可以是尾朝上头朝下的降龙。即使是位高权重的诸侯公卿也不可僭越礼仪，更不可逾越尊卑等级。由此可以看出古代服饰的尊卑等级之严。

③襐

《说文·衣部》：“襐，饰也。从衣象声。”“襐” 是指绣绘着彩色花纹的衣服。在古时，只有贵族才能穿着绣着彩色花纹的衣服，但对于贫民而言，只能“可望而不可即”。

五、“衣”部字与衣服的颜色

人对色彩的感受出于本性，但在中国古代社会色彩却具有等级差别。服色常常作为身份的一个外在标记，在礼仪制度中传达出人们的尊卑观。不同服色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地位和权利，颜色的使用也就增添了“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内容。在《说文解字》中的“衣”部中有关表示衣服的颜色的字有5个：

①襍

在《说文·衣部》：“襍，五彩相合。从衣,集声。”襍是指五彩相合之意。段玉裁注：“所谓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也。”其实对五色的重视，源于统治者对“天”的崇尚，对宇宙天地的崇尚。因为古代中国人的基本宇宙观是天圆地方，宇宙又可以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方，分属于木、火、水、金、土五德，各具青、赤、黄、白、黑五色。古时的染色工艺虽然比较发达，但礼服的颜色却只能采用这五种正色，是象征着高贵，在那时只有王公贵族可以悉用五彩。

②袗、袨

《说文·衣部》：“袗，玄服。” 袗是指黑色的衣服，也是周时的祭服。《周礼·春宫·司服》中说：“祭群小祀则玄冕。”“玄冕”即黑色衣服，黑色又为周代卿大夫的命服，《礼记·王制》中说：“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说文·衣部》：“袨，盛服也。从衣玄声。” 袨是黑色的礼服。在《淮南子·齐俗训》：“尸祝袀袨。”高诱注：“袀，纯服；袨，墨斋衣也。”

③袾

《说文·衣部》：“袾，好佳也。从衣朱声。《诗》曰：‘静女其袾。’” 袾是指朱红的衣服。在《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我朱孔阳，为公子裳。”此处的“裳”实际上是衣、裳的泛称。可见贵为“公子”者，服色以朱为宜。《礼记》中：“天子居明堂太庙，衣朱衣，服赤玉。”此处“朱衣”虽为应时而用，但毕竟是天子礼服。

④袢

《说文·衣部》：“袢，无色也。从衣半声。一曰《诗》曰：‘是绁袢也。’”袢是指夏天穿的白色内衣。朱骏声曰：“袢当为里衣之称。里衣素无色,当暑用絺袢，即绉絺也。”在古时，“袢”是穿在里面的内衣，但白色的内衣没有尊卑之分，是贵族和贫民都可以穿着的。

六、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篇7

1 中国古代园林的特征

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古典园林风格, 中国古代园林具有要其他园林的一些不同特征。具体有以下几点:

1.1 山水自然景观。

在中国传统的古典园林设计中, 自然的地貌特征、水文条件、植物景观等都是园林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传统园林设计比较注重景观的意境, 强调设计源于自然但要高于自然, 以此来强调人对自然的感官认知。

1.2 适宜的人居环境。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 生活居住条件还相对较为恶劣, 而园林设计师则正是通过巧妙的园林设计, 来营造出较为适宜人居的环境。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园林设计很注重小气候条件的改善。即利用山水、树木以及建筑的巧妙设计, 实现光影、气流和温度的调节, 以此来营造适宜的人居环境。

1.3 巧妙的空间设计组织。

在古代园林设计中, 对于空间细节的设计非常重视, 力求无论在哪个角落中都能看到别致的景观。即通过设计将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的景观。在空间组织上, 注意利用动静结合、循序渐进的手法来实现空间的不断变化。将园林分隔为多个小园林, 但是每个小园林又相互辉映, 互相衔接, 形成了多种多样, 空间交错的景观, 使人流连忘返。

1.4 耐人寻味的园林文化。

中国古代传统园林最大特色并不单单是在于其精妙的景观设计, 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深刻意味, 也就是意境文化。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园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古人利用诗画来寄情于山水, 并且在园林设计中也常常会在匾额上写上楹联, 利用刻石、书法、音乐等手法来表达意境, 使得园林更具有深度和厚度。

2 对中国古代传统园林集的认识

2.1“天人合一”并不等同于园林生态思想。

尽管中国古代传统园林注重建设山水园林, 强调师法自然, 天人合一, 并且在此基础上建造了很多具有生态意义的园林。但是需要明确的是, 天人并不等同于生态园林思想。原因在于天人合一的主要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而服务的, 最终是将君权神授的理念深入到大众观念中去的。其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园林所设计。

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 是由于工业革命后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直接造成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农耕社会, 人口增长缓慢,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基本未被打破, 生态问题远未凸显。这时, 虽然已有朴素的生态思想, 但远没有上升到“观”的层面。中国古代的社会伦理, 主要是针对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阐发。而现代生态伦理, 则将古代伦理范畴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朴素生态思想远未被纳入社会伦理层面。即使是今天。构建生态伦理核心问题的探讨还远未完成。

2.2 意境并非唯独中国园林特有。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园林是独具魅力和风格的意境园林, 而且认为意境园林是中国独有, 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事实上,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不利于我们很好的继承和创新古代园林思想。因为意境, 并不是单单我们中国园林独有。意境一词是由我国首先提出, 但在发展的进程中, 结合了西方的一些艺术美。从审美活动 (审美感兴) 的角度看, 所谓“意境”, 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物象、事件、场景, 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 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 就是“意境”的意蕴。尽管我国古代文化对于意境的领悟与运用较为深刻, 意境一词也属于我国美学所特有, 但这并不代表西方具有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的园林艺术不具意境。同样, 意境也并非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度, 东西方园林形式大不相同, 在美学思想上也有明显差异, 但这并不妨碍东西方园林具有不尽相同又内涵相通的美学现象———意境。

3 中国园林对古代传统园林的继承和发展

时代在变迁, 社会在发展, 时代的变化推动着中国现代园林建筑的发展, 这是园林发展的客观趋势, 更是时代的要求。在中国建造园林不能简单的模仿、抄袭, 或是将各景点的精美元素拼凑、组装在一起。这种一成不变、生搬硬套的造园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当代人的需要, 新条件下的创作应该既适应时代的需要, 又具有典型的传统风貌。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现代园林设计的灵感之源, 其造园的思想精髓是现代园林设计的理论基础。中国园林设计师应对中国传统园林积极地进行探索研究, 吸取她的造园精髓, 保留其“人与自然的和谐”、“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思想, 同时挖掘古典园林的现实意义, 将其造园手法、造园要素、空间布局形式以及文化特征等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 继承和发扬极富现代意义的理念和手法。设计出的现代园林作品应富有地域性景观文化特征, 使中国园林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

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 既不能生搬硬套中国古典的园林形式, 也不能完全依赖于西方园林的造园模式, 而是应该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园林和西方园林杰作中所蕴含的典型特征, 遵从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方法、合理借鉴西方的表现形式, 取西方园林之长, 补中国园林之短, 从而将中国文化思想与西方现代观念完美融合, 并把握好中西方古典园林设计的精髓。

结束语

综上所述, 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园林艺术文化的传统是当前园林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在实际的工作中, 必须要抱有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来继承古代园林, 并且要摒弃错误的思想观念, 改掉盲目追求或者全盘否定西方园林的思想, 合理结合古今中外的园林特点, 从而将我国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园林传统创新发展, 发扬光大。

摘要：在长期的园林艺术发展中, 我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园林艺术。这是其他国家古文化中不能达到的境界。中国古代园林艺术是我国历史文明中的文化瑰宝,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今天的园林艺术发展中, 我们需要积极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园林传统的优点, 摒弃其中存在的缺点。而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要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园林传统。现主要对中国古代园林传统艺术的继承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和思考。

关键词：中国古代园林,传统,继承,生态,意境

参考文献

[1]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2;5—6.

[2]刘立夫.“天人合一”不能规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J].哲学研究, 2007 (2) :67:69—70.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篇8

古代中国“城”的出现可以上溯大距今五千年的“石家河”文化[1]时期，当时已出现了面积达数平方公里的城池，但它可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因为我们无法证实它具备城市的“灵魂”。有些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和欧洲古代城市做过这样的对比：“所以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城市和封建城堡是没有区别的；城市就是城堡，并建造成周围乡村的行政中心、防御及避难地。……每个人同他原籍的村庄紧紧联系着，在那里仍耸立着他祖先的祠堂。”“欧洲的城市或自治市是由内向外发展的，以广场、会场、教堂、集市和市政及行会大厅为中心。”[2]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只是一个城堡，也就是只要城市的“躯体 ”而没有城市的“灵魂”。这样的认识看上去似乎有一定道理，在专业范围内外，许多人直到现在仍是这么认为的。

夏、商、周三代，中国尚处于狭义的“封建”时代，天下由天子的王城及诸侯封国分割管理。当时所谓“城”亦即一个“国”的核心。“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3]这里面所说的“国”实际就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也就是一座城池而已。当时的城池以容纳天子或诸侯的宫殿和官署为主，住宅、商业建筑较少，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可有可无的。随着依附于“国”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人口随之增长，于是出现了“郭”，也就是外城，普通居民多居住于外城，城市工商业亦多安置于内外城墙之中，郊外乡野也必须有分散的居住区，这些乡野居住区在当时被称为“鄙”。

“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4]都鄙不过百来户人家，住在那里是为了方便农事。居住在“国家”（也就是城内）的是“诸公大夫”，“庶士”平日务农所以居住于“鄙”。当时尚没有出现小农经济背景下的村庄，城乡管理机制差别不大，和城市一样，乡村居住区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春秋时期，一个“国”所属的乡村居住单位形式及其管理制度大致是这样的：“……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洲，洲为之长；分洲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5]

一个“国”分为五个乡，负责人称“乡师”；一个乡分为五个“州”，负责人为“州长”；一个州分为十个“里”，由“里尉”负责；一个里分为十个“游”，负责人称“游宗”； “游宗”以下十家为“什”，五家为“伍”，设有什长、伍长。每“里”筑有围护设施，仅一条通道出入，这样的一个单位为“闾”，“闾”设有管理机构，由里尉掌管，闾门按时开闭，遇有异常人等出入，看门人须及时上报里尉。这样的管理制度从治安角度看几乎是万无一失的，因而被长期沿用。在小国寡民的时代，随着国家经济积累、城池扩大，环绕在“国”周边的“鄙”，逐渐地会有一部分被囊括 到“郭”的范围之内。它也自然地对城市居住单位的形态和管理制度产生了一些影响，由此形成了中国早期城市制度的一种模式，后人称之为“里坊制”。此后千余年中，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从规模到技术都有长足进步，但居民区部分的格局与管理模式与春秋时期的“鄙”几乎没有本质的区别。春秋时期的“闾”是一个有围墙、有门户的居住单位，由“里尉”负责管理，直至汉代，都市中的这样一个居住单位仍被称为“闾里”。

据《寰宇记》记载，汉代“长安闾里一百六十，有九市，各方两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西汉都城长安内城遗址目前未发现如此众多的“闾里”遗迹，这一百六十闾里多数应在外城。闾里在隋、唐以后改称里、坊。据记载，唐东都洛阳“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开四门邻大街。门并为重楼，饬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纵横相对”。[6]可见当时的“坊”确实是一里见方，用墙围合，四面临街开有大门，有重檐彩绘的门楼，街巷相互垂直，呈方格网状。现代对唐长安遗址的发掘也证实了这一记载，长安城是以“坊”为基本居住单位，坊的周边有墙，坊内有十字街，形式与汉代闾里基本相同。不仅是居住单位，寺庙、市场也是位于某一个“坊”之内，甚至演艺场所也安排在专门的坊内，称为“教坊”。总之，整个城市空间是由许多不同规格的方块构成的。

伴随着里坊制布局的还有宵禁制度，西周时期制定的规则被一直沿用，并在隋唐时期的城市中得以高度成熟。城市中各个里坊的坊门、“坊市”型市场都是按时开闭的，到了空间街道上空无一人。这样的城市完全按照规划方案建设，空间秩序感强，整洁有序；便于安全管理，不法分子几乎无处藏身。但这种城市制度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城市街景单调乏味，临街能看到的几乎都是坊墙和坊门，变化太少。其次是商业、娱乐活动场所面积从一开始就被限制，无法随城市发展而扩张。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这种制度下城市文化娱乐活动受限，没有夜生活，城市文化生活在时间和场地上都受到限制。直到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形态确实像是一个“城堡”或是若干“城堡”的集合。

中国唐代以前的文学艺术作品极少有表现城市生活场景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出世也好，入世也罢，人们歌颂的总是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市民们喜闻乐见的戏剧、小说以及诸多演艺杂技等艺术形式在唐代以前或不普及，或者就根本没有产生。出现成熟的文字到唐代已经两千年，纸张和印刷术也早已普及，却仍然没有产生出成熟的戏剧；大型都市出现一千余年，城市居民没有表现出文化上的优越感，反而向往乡村生活。这种现象令人看来是“不正常”的，而这个“不正常”的现象与“里坊制”城市制度不无关系。在里坊制发展最为完善的隋唐时期，这种制度已经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

此后不到一百年时间，城市制度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五代后唐时期的洛阳城市制度已发生变化；“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宜委河南府估计收买。”[7]这里关键是“临街盖店”四个字，与现代城市商业布局方式相同，实际上已经将“坊市”制度改为“街市”制度了。临街建筑成为店铺，里坊的坊墙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城市面貌和居住单位的空间形态虽然变了，但“里”、“坊”作为城市居住单位的名称一直被沿用，直到今天，许多城市仍有一些老街巷称“XX坊”、“XX里”，但仅是一个称谓而已，形制上与街巷或胡同并无区别。

自秦代实行郡县制以后，所有城市均设为县，行政主管是县令或县长，城市治安由县“尉”负责。对于某些特别大的“县”，比如东汉首都洛阳，则设有两个“尉”分别管理城市的一部分。东汉末年，曹操第一次实放官职就是洛阳的“北部尉”。至隋带，都城设左、右武侯府，唐代又改称左、右金吾卫承担都城治安巡逻任务。到五代时期，城市治安管理的一个责任区被称为“厢”，如五代后唐时期，洛阳城治安管理区划分为左、右“厢”，分归左、右金吾卫管辖。至北宋，由于人口增长，城市规模逐年扩张，先于旧城内分设左第一、第二。右第一、第二，共四厢，之后又于新城设东、南、西、北四厢，故北宋初年东京城治安管理分为八个区片，也就是八个厢。每一厢所管辖的“坊”数多少不等，少至两三个，多至二十有余。每“厢”有厢吏十余人乃至数十人不等，处理一些纠纷诉讼，可分担一部分府、县衙署的工作。北宋期间曾经设左、右“都厢”，分管都城各“厢”，左、右“都厢”体制与秦汉时期南、北尉以及隋唐以来左、右金吾卫职责类似。

因当时居住单位称为“坊”，而治安区片称为“厢”，于是五代至两宋的这种城市管理制度被后世称为“厢坊制”。它的基本居住单位虽然仍称为“坊”，但这时的“坊”和以前的“闾里”或“里坊”已有本质区别。它只有名称和标识没有了坊墙，“坊”与“坊”之间没有特定的隔离措施，“坊”的面积大小也无严格规定，甚至形状也不见得就是方形。“街市制”取代“里坊制”时代，由于坊墙的隔离作用，火灾不易蔓延，盗贼亦难以藏身，而街市连绵的木结构店铺和密蜘蛛网的街巷则给消防、治安带来巨大的麻烦。

宋代不得不在过去的秦汉“两尉”、隋唐“两卫”或后唐“两厢”制度基础上发展出更适合新城市状况的“多厢制”。所谓“厢坊制”并非一种城市居住单位的形式制度，而是一种更有效的治安管理制度。由于东京城的规模及其复杂性，当时甚至不得不“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及领公事”。[8]23“军巡捕”是当时城市治安、消防管理的最基层的单位，“铺兵”的责任是监视火情和夜间巡警。那么大的东京城，居然每条街巷每隔“三百步许”就设一个“军巡捕”！可见当时为了管理这么一个繁华的都市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在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宋代的城市管理制度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多厢”的设置本身就带有探索性质，宋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厢”的规模、数量也常有变化，有时一个“厢”甚至只管辖一个“坊”。

但无论如何，城市制度变革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里坊制”的废除，到北宋时期，中国城市面貌已是焕然一新。坊墙被打破，宵禁制度也被取消，街市经营昼夜兴隆，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不夜城”。我们从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发现，北宋时的街道本质上与现代城市街道已经没有区别。没有了里坊的限制，市场在空间上就没有了发展余地，同时宵禁制度取消使得商业、娱乐活动有了充裕的时间。据记载，宋东京有著名的“州桥夜市”：“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爵，直至三更。”[8]14这样的街市呈带状分布，绵延数里，经营到三更天。东京城内这类街市多不胜数，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夜间游玩饮食的条件，这是以往中国城市所不具备的。城市文化生活的繁荣更集中地体现在“瓦子”的出现上。所谓瓦子也称为“瓦肆”，是宋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城市综合娱乐设施。瓦子里面多半有用于演艺活动的专业场所—勾栏。

据记载，东京瓦肆众多，终日热闹非凡：“以街东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奶房、肚胘、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佐料。……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8]15这里描述了汴梁东角楼街南北的街市和瓦子的经营状况，自五更天直到来日深夜，早市、日市、夜市，各种买卖生意兴隆，酒肆茶楼的生意几乎昼夜没有停歇。瓦子勾栏里更是商业、娱乐活动一应俱全，且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专业演员在勾栏里“作场”表演，而这些勾栏剧场竟达到容纳数千人的规模。市民们来此乐而忘返，“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城市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中国城市文化的魅力与优越终于在北宋的都市中开始表现出来。

城市生活的自由与丰富驱动了城市文化艺术的飞速发展，随着瓦肆演艺的日益精进，说唱、杂技、相扑、傀儡戏等文艺活动开始兴盛，说唱话本的发展逐渐催生出小说的萌芽，中国传统戏剧也终于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了。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剧本、词曲创作者，戏剧表演也趋于成熟：“教坊大使，在京时，有孟角球，曾撰杂剧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词……绍兴间，亦有丁汉弼、杨国祥。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故事一段，名曰艳段；次作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8]84。这里提到一个叫孟角球的人，曾经撰写过剧本，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编剧和剧本的记载之一。并且这时的戏剧表演有了场次，有故事情节，演员分为末泥、副净、副末等不同行当，以喜剧的形式讽谏世事。显然，这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形态了①。

化妆表演是一种古老的艺术行为，但真正的戏剧出现在中国则要晚得多，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里坊制”城市制度对城市商业、娱乐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导致城市民间文化活动长期缺乏良好的运作环境，无法形成一个稳定发展的文化市场，无疑是导致中国包括戏剧在内的一些艺术形成大器晚成的最重要原因。古代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农业经济，使得中国出现了像唐长安这样的人类古代历史上最宏伟的都市；儒家学说推行的礼制规范，促使中国最早地出现了严格按规划兴造的都城。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变革却非常缓慢。直到宋以后，中国城市已经具备了多彩的文化生活内容，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种休闲场所、各种表演，包括行会、市政管理机构也是一应俱全。城市文化生活的魅力已经“不可抗拒”，因而城市居民产生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我们的元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城市居民的这种心态。著名元曲作家关汉卿在散曲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中，以调侃的口吻描写了一个乡下人不认识勾栏剧场、不懂戏剧的神情言谈，其实从《庄家不识勾栏》这个曲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种优越的心态。类似这样的作品在元、明、清三代还有许多，这也算是城市文化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

但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古代城市从形态到内涵都有很大差别，这是由两个社会的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别造成的。中国城市建立在农业经济这个大背景之下，城市经济以服务行业与手工业为主，商业贸易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度相对小一些。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决定了城市居民之间主要以世俗文化活动，而不是以宗教活动为联系的纽带。在中国古代城市中也有许多庙宇，从佛寺、道观这样的宗教场所到文庙、武庙这样的人文祭祀场地一应俱全，但这些并非城镇独有，也不足以城市精神的“圣地”。中国传统城市没有特定的“圣地”，没有教堂或广场。从诗社、画社、酒肆、茶楼到瓦肆、勾栏，形成了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文化生活要求的一系列场所，形成了凝聚城市居民的精神纽带。宋以后的中国城市不仅有宏伟壮观的“形”，也具有了精神纷呈的“神”，它们已不仅仅是封建的“城堡”，这些城市已具备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灵魂”。

注释：

①按：关于中国戏剧诞生的年代人们观点不一，但现存最早的中国戏剧完整的剧本是南宋时期的《张协状元》。

参考文献：

[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268.

[2][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77.

[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49.

[4]怀信，张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66.

[5]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65.

[6][唐]杜宝.辛得勇辑校.大业杂技辑校[M].北京：三秦出版社，2006：3.

[7][宋]王 撰.五代会要上海[M].北京：古籍出版社1978：412.

[8][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23.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中国古代文化作文 篇9

一路上沿着钱塘江，来到富春江畔，一座青砖白墙黑筒瓦的建筑映入眼帘。原来这里就是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华宝斋。一进去，大人买票，小孩就在破旧的戏台上玩。戏台没有梯子，只有让我们爬上来，爬下去或是跳下去。买好票，我们就集合起来发一个册子，讲解员就要带我们去参观了。

我们来到了一间宁静的屋子里，先是看到了一幅长十米多的画卷，这幅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之后，我们看到了做纸的过程：古代人民先将青翠的竹子砍掉，然后就把竹子绿色的皮削掉，之后断青、翻滩、吨健⒉僦健⒄ブ剑最后晒纸，这样，一张纯手工的纸就完成了。

走出了屋子，沿着石板路，我们就又要到一间小小屋子里去看操纸的过程。哇，我们真是太幸运啦！因为今天有位师傅在操纸，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傅如何操纸。

接着，我们也要到另一间小屋子里练习“操纸”这个过程。讲解员先把纸浆从水槽底下搅拌上来，然后我们就要动手了。我把竹帘放在木架上，用木头固定好竹帘后，手拿中间，把朝自己这一面的木架先放下水槽，再将另一面放入纸浆中，接着把竹帘轻轻地、平平地从水槽中拿出来，一层薄薄的纸浆均匀地平展在竹帘上，再将竹帘拿起，慢慢地铺放在木板上，后再迅速地把竹帘拿上来，这样就完成了一张操纸工序。造纸不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漂白fen太多了，就用井水，我们齐心协力在井里打水了。

然后，我们就要玩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雕版印刷。我们个个跃跃欲试。等讲解员讲完后，我们就开始动手了。我先把一个像毛笔一样的刷子蘸上一点墨水，然后在板上凸起来的地方涂一下，涂得均匀，再把成品的宣纸光滑的一面铺上，再用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在宣纸上画圆圈按压，把纸翻过来，就完成了。在那里一共有四个雕版印刷物――孙权像、鸟儿在树枝上、兔子和金猪，我把所有的雕版印刷都尝试了一下。

中国古代酒文化 篇10

社会管理学院 12级人力资源管理一班

林志涛 201205110105

中国古代酒文化

摘要：酒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中国酒文化的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中国酒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关键词：白酒；酒具；酒文化。

一、白酒的性质及性能

酒是多种化学成份的混合物，酒精（学名乙醇）是其主要成分。除此之外，还有水和众多的化学物质。酒精无需经过消化系统就可被肠胃直接吸收。酒进入肠胃后，进入血管，饮酒后几分钟，迅速扩散到人体的全身。酒首先被血液带到肝脏，在肝脏过滤后，到达心脏，再到肺，从肺又返回到心脏，然后通过主动脉到静脉，再到达大脑和高级神经中枢。

酒有多种，其性味功效大同小异。一般而论，酒性温而味辛，温者能祛寒、疏导，辛者能发散、疏导。所以酒能疏通经脉、行气和血、温阳祛寒。另外酒为谷物酿造之精华，故还能补益肠胃。

过度饮酒有害健康。酒中乙醇对肌体的组织器官有直接毒害作用，对乙醇最敏感的器官是肝脏。连续过量饮酒能损伤肝细胞，干扰肝脏的正常代谢，进而可致酒精性肝炎及肝硬化。过量饮酒影响脂肪代谢，肝脏脂肪合成增多，使血清中甘油三酯含量增高，发生甘油三酯血症的可能性增大。此外，长期过量饮酒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危险，还会造成记忆力衰退，智力下降等不良后果。酒精对大脑和神经中枢的影响最大。酒进入人的大脑和高级神经中枢后，会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我们可把饮酒后的心智状态分为畅意、微醺、失控和烂醉四种。少量饮酒能疏肝解郁、宣情畅意，令人神清气爽、通体舒泰，有益身心健康。饮至四、五分时，似醉非醉，血流加速，血脈扩张，人进入一种无拘无束、情绪兴奋、积郁一空、飘然羽化的解脱状态，这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在摆脱现实的悲苦与烦恼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即所谓“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醉来赢得自由身”。此时思路开阔，思维活跃，最有益于文学艺术的创作。饮至七、八分时，神经麻木，神智迷忽；反应迟钝，不能自控；身非己有，言不由衷。此时信口开河，容易失言；意志薄弱，举止失常；不守原则，随意承诺；失去记忆，容易误事。甚者惹事生非，引发暴力，影响家庭和睦，危害社会治安。如果饮至九、十分，则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呕吐不止，哭笑无常；语无伦次，不识归途；甚者人事不省，危及生命。

酒的功能要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酒是美好物品的象征，是表达心意、寄托情

感的媒介。第二，酒具有防病治病、保健养生的作用。第三，酒具有兴奋作用。第四，酒具有亲和作用。第五，酒具有麻醉作用。

二、白酒的起源

在中国酒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上古时期。《史记》中便有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诗经》中“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都以人类不同的社会活动表明中国酒的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中国酒的原始发明者到底是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酒究竟源于何时，源于何方呢?虽然没有有形的文字记载，但在民间具有天才想象力的老百姓却把酒的发明归功于神，从而诞生了许多与酒有关的美丽动人的传说。

1、酒星酿造说

中国民间流传“酒星造酒”的传说，把酒星当作天神，说酒是天上的酒星酿造的。代窦革在《酒谱》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意思是酿酒的起源与宇宙的生成有关。现代天文学家通过宇宙光谱分析发现，宇宙外层空间存在着酒精分子，这些酒精分子是如何生成的？这个至今仍是个谜。酒旗星是中国古天文学中用来确定某颗星的一个专用名词，酒星究竟在哪里？据《晋书·天文志》说，在“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飨饮食。”轩辕，我国古星名，共十七颗星。酒旗星就在它的东南方。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周记》一书中，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十八宿的说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创造之一。古代诗文中也常提到“酒星”或“酒旗星”。如号称“酒仙”的大诗人李白《月下独酌&S226;其二》一诗中有“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的诗句。东汉末年以“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自称的孔融在《与曹操论酒禁书》中有“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的语句，反对曹操禁酒。此外，古人还有“仰酒旗之景曜”，“拟酒旗于元象”的诗句，都提到天上有管酿造的酒星。酒，是酒星之作，这是古人的一种想象，这是由于古代科学很不发达，人们以为人世间的一切，包括美酒都是天上的星宿主宰的，地上的一切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就产生了“酒星造酒”的神话。

2、猿猴造酒说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对“猿酒”有不少的记载。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杂花果于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觉之，众猱伺得人，必溢死之。”《清稗类钞·粤西偶记》中也说：“粤西平乐（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这些不同时代、不同人关于“猿猴造酒”的记载，听起来近乎荒唐，其实倒很有科学道理。我们知道，当成熟的野果坠落下来后，由于受到果皮上或空气中酵母菌的作用而生酒，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猿猴在捡到发酵的野果后，偶然地尝一尝，觉得别具风味，于是，从捡拾进而将野果采下来，放在“石洼中”，让它受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发酵，而后再享用，是完全可能的，当然，猿猴的这种“造酒”，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带有酒味的野果”，与人类的“酿酒”，是有质的不同的。但不管怎么说，猿猴造的自然发酵而成的果酒，可以说是最原始、最古老的酒了。

3、仪狄作酒说

仪狄造酒说始载于《世本》。《世本》是秦汉间人辑录古代帝王公卿谱系的书，书中讲：“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认为仪狄是酒的始作人，后来又衍生出西汉人刘向编订的《战国策·魏二》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东汉人许慎在撰《说文解字》“酒”条中，也记载了“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到三国时，蜀汉学者谯周著《古史考》也说“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将仪狄奉为酒的发明人。当然，很多学者并不相信“仪狄始作酒醪”的说法。在古籍中也有许多否定仪狄始作酒的记载，有的书认为神农时代就有酒了，也有说帝尧、帝舜时就有酒了，这神农、黄帝、尧、舜都早于夏禹，可见仪狄始作酒是值得怀疑。最初的酒绝不是有意制造，而只能是无意中发现的，如前所述，是粮食和果品自然发酵形成的。粮食，水果在一定温度下滋生出酵母菌，就会变馊，到一程度，恰好就是酒味。晋朝人江统的《酒诰》中就指出了这个秘密，他说：“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事实上酿酒方法的创造发明，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完成。

4、杜康造酒说

“杜康造酒”，在民间也广为流传，特别得力于三国时代曹操的乐府诗《短歌行》而推广，诗中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这里，杜康已成为美酒的代名词了，人们都因此把杜康当作了酿酒的祖师爷。杜康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自古到今扑朔迷离。《说文解字》中说，“少康，杜康也”，少康是夏朝第五代君主。宋代窦革认为，杜这个姓，是周朝才有的。周武王灭纣建周后，把商代豕韦氏封于杜（今西安市东南），其后裔在周宣王时做官，称杜伯，为周宣王所杀，子孙逃至晋国，才以封地杜为姓。因此，如果有杜康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春秋时代人，最早不会在周朝以前。可见杜康出世太晚，不可能是酒的始作人。

但是，有一点却值得注意，《说文解字》“帚”条文中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明确提到杜康是“秫酒”的初作者。这个说法，很可能比较符合实际。我国最早的粮食栽培作物是黍、稷、粟、稻，后来才有高粱。杜康很可能是周秦间一位著名的酿酒大师，凭着他对高梁的认识，开始用它的种子酿酒，留下的高粱秸则制成箕、帚等工具。由于高梁是极好的酿酒原料，酿出的酒味道不同凡响，格外美好，杜康之名也因之鹊起。宋代《酒谱》的作者窦革也是这样推论的。

三、酒的分类于酒具

1、分类；

现代人按生产工艺划分为自然发酵酒（果酒）、榨制酒（黄酒）、蒸馏酒（白酒）三大类。酒也是按照上述顺序依次出现。又按照品饮文化将酒分为果酒、黄酒、白酒、葡萄酒、啤酒5类。

“酒龄万岁”说，所指的是果酒。果酒的年龄其实不止万岁，原始人过着采摘、渔猎的生活，采摘的野果要设法储存，在储存的过程中，水果自然发酵，果酒也就问世了。在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遗存中，已发现有储酒的器具，有“具”也就有“据”。酒龄万岁之说也就由此立论。果酒是以各种富含糖分的水果，如葡萄、梨、桔、荔枝、甘蔗、山楂、杨梅等为原料，采用发酵酿制法制成的各种低度饮料酒。果酒的历史在人类酿酒史中最为悠久，史籍中就记录着“猿猴酿酒”的传说，但那只是依靠自然发酵形成的果酒；而我国人工发酵酿制果酒的历史则要晚得多，一般认为是在汉代葡萄从西域传入后才出现的。汉武帝通西域后，葡萄开始在内地种植，东汉时葡萄酿制之酒已有之，唐诗中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恰似葡萄初酦醅”（李白）句。可见唐时诗人和葡萄酒已是缘份甚深。马端林所著《文献通考》、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中均有葡萄酒的记载。唐宋时期葡萄酿酒在我国已比较通行，此外还出现了椰子酒、黄柑酒、桔酒、枣酒、梨酒、石榴酒和蜜酒等品种，但其发展都未能像黄酒、白酒和配制酒那样在世界酿酒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传统的风格。直到清末西方葡萄酒传入后，张士弼先生创张裕葡萄酒公司，标志着我国果酒类规模化生产的开始。

黄酒是中华民族的特产，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酒，其起源与我国谷物酿酒的起源相始终，龙山文化时期（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开始使用谷物作为酿酒的原料。它是以糯米和黍米等谷物为原料，经过蒸煮、糖化和发酵、压榨而成的低度原汁酒，酒精含量一般在百分之十二至十八之间。因多数品种均呈黄色或黄中微红色，故名黄酒。自古以来最为著名的黄酒即“绍兴黄酒”，又名“绍兴酒”。黄酒以其储存时间越长，其味越感醇厚芳香甘甜，故有“老酒”之称。“李白斗酒诗百篇”所饮之酒，就是黄酒之类。

作为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的中国白酒（其他五种是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和金酒），其制造工艺远比世界各国的蒸馏酒复杂，原料也是各种各样，特点各有风格，特殊的风味则更是不可比拟的。中国白酒的酿造发展至今，生产出的白酒酒色晶莹透明，香气宜人，五种香型（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米香型、兼香型）的酒各有特色，香气馥郁。《本草纲目》认为蒸馏酒元时始有之，但此说已被考古成果所推翻。1975年河北青龙县出土了宋代的蒸馏器，该器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蒸馏制酒器，可见蒸馏酒至迟在宋代已有之。经过蒸馏工艺后酒的度数大大提高了，可以燃烧，故称之为烧酒。唐诗中有“烧酒初开琥珀光”（白居易）；“自到成都烧酒熟”（陶雍）等句。直至上个世纪中叶，烧酒、白酒均是蒸馏酒的称谓。烧酒在元代得到了推广，明时大兴，酿造之法《天工开物》中记之甚详。清代烧酒业发展得很快，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江苏洋河大曲、四川泸州老窖、安徽古井贡酒„„皆于酒林中各树一帜，名闻遐迩。

啤酒是以大麦和啤酒花为原料制成的一种有泡沫和特殊香味、味道微苦、含酒精量较低的酒。虽然我国在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啤酒厂，但史书记载我国早在3200年前就有一种用麦芽和谷芽作谷物酿酒的糖化剂酿成的称为“醴”的酒，这种滋味甜淡的酒虽然那时不叫啤酒，但我们可以肯定它类似现在的啤酒，只是由于后人偏爱用曲酿的酒，嫌“醴”味薄，以至于这种酿酒法逐步失传，因而也就有了啤酒是否是舶来之物的争议。药酒、补酒大多是在酒中加入中草药，浸泡后不但色味俱佳，而且有祛病、健身的功效，实为酒中之佳品。从酒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无疑大大丰富了“酒”的内涵。药酒、补酒之中不乏名酒，竹叶青、五加皮、菊花酒、国公酒„„均久享盛名。

2、酒具

酒具原是指制酒、盛酒、饮酒的器具。近代大工业化制酒工艺产生后，酒具一般指盛酒和饮酒的器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酒具的制作技术、材料，酒具的外型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故产生了种类繁多，今人目不暇接的酒具。酒具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丰富的文化背景，反映着酒俗的演变，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最原始的酒具是自然界中的自然物，像贝壳、葫芦、动物的犄角等，在石器时代已有之。典籍上曾记载，形容古代盛宴“觥筹交错”的觥，最先即是用兽角制的原始盛酒器。尔后利用坚硬的瓜果外壳制饮具，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用葫芦的外壳制成的酒瓢，这是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原始饮具。从文字学角度切入，觚、觥、觯、觞等酒具均有个“角”字，瓠、瓢、觚等酒具均有个“瓜”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了正式的酒具。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酒具是陶制酒具。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考古发掘了众多的形制不同的陶土烧制的酒具。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质酒器有268件之多，占出土器物的26.4%。由此可见，酒在当时已占有重要的位置。

至商代时，由于酿酒技术的逐渐发展成熟，已能用各种粮食制出不同品种的酒来，加之青铜文化相对发达，祭祀盛行，青铜酒具应运而生。而且生产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纹饰之美，制作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成为奴隶主阶级举行祭祀宴饮的“礼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了一种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长勺氏”、“尾勺氏”等专门以制作酒具为业的氏族。酒具的种类也发展到盛酒、温酒、饮酒、贮酒等各种类别。这些酒具形制端庄厚重，式样沉雄敦实，古朴美观。器身多以“饕餮纹”、“夔龙纹”、“鸟兽纹”、“蝉纹”装饰，造型神秘狞厉，显示出奴隶主贵族的尊严和不可侵犯。其中模拟自然界动物的立体形状造成的酒具，又表现出奴隶主阶级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吉祥的渴盼，以及祈求神灵凶物保护的心情，如虎形酒具、羊形酒具、牛形酒具、象形酒具、鸮形酒具等。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青铜酒具逐步向古朴、鲜明的漆器酒具发展过渡，形制有樽、杯、壶、缶、舟等各式酒具。至汉代时，漆制的酒具已十分精致。漆制酒具，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1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114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90件。汉代，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樽放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

隋唐时代，随着瓷器制造业的迅猛发展，瓷制酒具逐步取代了其他质地的酒具，成为最普及、日常应用最为广泛的饮酒器具。

瓷器与陶器、漆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了陶器、漆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开始使用桌子，饮酒不再“坐床”而是“就桌”，因而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宋代人喜欢将酒温热后饮用。故发明了注子和注碗配套组合。使用时，将盛有酒的注子置于注碗中，往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宋代与唐代相比酒具均变得更加小巧。小盅、小盏、小瓯雅致玲珑，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唐人狂狷喜豪饮，宋人内敛爱小啜；其次是宋代烧酒含酒精度更高了，小酌、小啜即可入酩酊之乡。宋代制瓷业空前繁荣，南方如冰似玉的“青瓷”、北方如霜似雪的“白瓷”竞相辉映，出现了大量色泽温润、绚丽、晶莹如玉的瓷制酒器。宋以后不但瓷的发展业已定型，酒亦发展成烧酒独尊，故酒具的形制成稳定之势。明清时，瓷制酒具更是精彩纷呈，工艺水平日臻完美。尤其是青花瓷酒具绘以山水、花鸟、人物、故事，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使饮酒者在传杯换盏之际，同时也得到文化的熏陶和美的享受。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具，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具。金、银、锡所制成的酒具古已有之，明时又出现了景泰蓝酒具，玉制酒具的历史更为悠久，可上溯到汉代甚至石器时代。由于玉质珍稀昂贵，只为上层有权阶级所拥有。唐代的夜光杯，用祁连山老玉雕琢而成。玉酒具做工精细，式样美观，有墨绿、鹅黄、羊脂白等不同颜色，色泽温润绚丽，花纹天然，光亮透明。元代的盛酒具玉瓮，用整块巨大的杂色墨玉雕成，周长5米，瓮体四周雕有出没于波涛之中的海龙、海兽，形象生动，气势磅礴，玉瓮重3500千克，可盛酒30石，是中国最大的玉酒具。当年成吉思汗征战拓疆，就用它来盛酒庆功，赏赐战将。清代的饮酒具九龙杯，杯中雕有盘曲的蛟龙，九尾缠结，杯底有小孔与九尾相通，注酒入杯，九尾也满盛酒液，注酒过量，酒液自然下泻。这一奇妙的设计，既起到节饮的作用，又体现了中国酒文化的精神，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

但这些酒器在酒文化中影响不大，只可显示身份地位、富有程度，使用价值也不高。

古代不同形制的酒器简介：

杯：饮酒具。状似舟，但为弧形耳，俗称“耳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曾出土了成套精致的漆耳杯。本身刻有“君幸酒”、“君兴食”的铭文，说明耳杯当时不仅作饮具，还作为盛放食物的盛具来使用。至我国南北朝时，耳杯逐渐被碗、钵等取代。

壶：盛酒具。原始的酒壶用陶土烧制，并仿葫芦状形制制成。商代的酒壶为扁圆形，带贯耳（管状耳）和圈足。周代壶多为圆形、长颈、大腹，并有壶盖。壶身两侧有兽头辅首衔环耳。春秋时酒壶有扁圆或方形壶。壶盖上有莲花瓣状的饰纹，圈足下雕有伏兽。战国时的酒壶又有圆形、方形、扁形、瓠形等多种。汉代时又称壶为“钫”、“钟”等。

樽：古代盛酒器。其形状有的似鼎，但身下三足较矮，并在腹部有双环，这种器物的铭文都称“酒樽”。另外，还有一种圆筒形带盖，底部有三个短足形状的樽，形似古代的“奁”，但其铭文书“温酒樽”。从中可看出樽还可作为温酒器具。约至唐代晚期，樽作为酒具逐渐被替代。

角：古代酒器中的盛酒和温酒器。由青铜材料制成，形似爵而无柱，两尾对称，有盖。出现于商代和西周初。《礼记·礼器》载：“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宋代尚有沿用。《东京梦华录》载：“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平角酒，八十文一角。”《水浒传》第三回也有：“鲁达先打四角酒”，“吃了两角酒”的描述。

勺：古代盛酒器中舀酒的器具。由青铜制成，形如有曲柄的小斗。《仪礼·乡射礼》载：“两壶斯禁，左玄酒，皆加勺。”《觥记注》载：“勺者，挹酒之器，容一升，与杓同。”

觥：古代斟酒器。青铜制，器腹椭圆，有流及鋬，底有圈足，有兽头形器盖，也有整器作兽形的，并附小勺；盛行于商代、周初。

羽觞：又称“耳杯”，古代饮酒具。因其身呈椭圆形，两侧有对称的半月形耳，状似鸟之双翼，故名。盛行于东汉两晋时期。东汉时有绿釉陶羽觞，两晋时使用较多、较为著名的为青瓷羽觞。区：盛酒器。圆口、扁圆形腹、方形圈足的壶形盛器。器物铭文上篆刻“区”字，俗称“扁壶”。

卮：饮酒具。圆筒状带把手和盖，有三个小足，状如有把手的杯子。

舟：饮酒具。椭圆形，平底，腹部两侧各有一环形耳。因其状如小船而称其为“舟”。至战国后期时，舟逐渐由杯取而代之。

缶：盛酒具。圆身，大腹，有盖，腹部装有四个圆形，状似壶。

四、酒礼与酒俗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自三代以来，礼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总准则、总规范。古代的礼渗透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酒行为自然也纳入了礼的轨道，这就产生了酒行为的礼节—酒礼，用以体现酒行为中的贵贱、尊卑、长幼乃至各种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这里所说的“礼”，即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等。中国古代文化史专家柳诒征先生认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我国自古有“酒以成礼”之说。

史前时代，酒产量极少，又难以掌握技术，先民平时不得饮酒。只有当崇拜祭祀的重大观庆典礼之时，才可依一定规矩分饮。饮必先献于鬼神。饮酒，同神鬼相接，同重大热列、庄严神秘的祭祀庆典相连，成为“礼”的一部分，是“礼”的演示的重要程序，是“礼”得以成立的重要依据和“礼”完成的重要手段。到了西周，酒礼成为最严格的礼节。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申禁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周公曾严厉告诫臣属“饮惟祀，德将无醉”。只有祭祀时才可以喝酒，而且绝不允许喝醉。酒，在先民看来，与祭祀活动本身一样，都具有极其神秘庄严的性格。

酿酒只是为了用于祭祀，表示下民对上天的感激与崇敬。若违背了这一宗旨，下民乍行饮用起来，即成莫大罪过。个人如此则丧乱行德，邦国如此则败乱绝祀。这就是“酒为祭不主饮”的道理。而后，由于政治的分散，权力的下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关于酒的观念和风气也发生很大改变，约束和恐惧都极大地松弛淡化了。即使最初严格规定“饮惟祀”，那“祀”所礼拜的便是天、地、鬼、（祖先）、神。而这种酒祀，在三代以后虽然仍保留在礼拜鬼神的祭典中，可非祀的饮酒却大量存在了。

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浓，《酒戒》、《酒警》、《酒觞》、《酒诰》、《酒箴》、《酒德》、《酒政》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完全把酒纳入了秩序礼仪的范畴。为了保证酒礼的执行，历代都设有酒官。周有酒正、汉有酒士、晋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有良酝署，唐宋因之。

中国古代是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天下”。其中强调的是礼仪、等级，尊卑、长幼之序，天地至尊，祖先至长。君乃国之主，父为家之主。礼序之道体现在饮酒之道中，君先饮，臣后饮，君臣可共饮而不可对饮，父子亦然。溯其因，饮酒之始时，生产力低下只能如此。在铁制工具的冲击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酒之为序、为仪也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发展为“俗”。酒由礼序、礼仪发展成礼俗，说明酒已能为世人所共享。序、仪成俗的过程中，无疑是对序、仪的扬弃过程，能成俗者与时俱进，与世俱新。经过数千年的筛选，酒礼已融入年节、时令之中，并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农耕民族的节日均和时令有一定联系，不论节日还是时令，大多离不开酒。丰收后有余粮才能酿酒，有酒喝也就意味着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最悠久、最隆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春节，俗称过年。汉武帝时规定正月初一为元旦；辛亥革命后，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在春节众多的习俗中，饮酒是非常重要的。腊月二十三有“过小年”之说，要举行祭灶活动。三十晚上要祭祖。这两项祭祀活动中都要在供案上置酒，然后行礼致祭。祭祖后吃“年夜饭”。席间要向长者敬酒，相互间也要举杯祝酒。春节饮酒，最初也是出自辟恶驱邪、祛病强身这个功利动因。根据中医典籍和风俗志书记载，春节饮用屠苏酒，“不病瘟疫”，饮椒花酒（椒柏酒），“辟一切疫疠不正之气”。庚信的“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是春节酒俗内涵的精辟之言。

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灯节。初唐之时已经有了元宵夜相聚宴饮的习俗。火树银花，宝马香车，再加上美酒佳肴，歌舞丝竹。在这张灯结彩的节日里，不仅市面上的各家酒肆里酒客云集，买卖兴旺，黎民百姓家也多设宴以庆佳节。清明节与酒的关系也很密切。古人一般将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为一个节日，有扫墓、踏青的习俗。清明扫墓时要举行祭祀，在坟前酹酒致奠。清明节饮酒有两种原因：一是寒食节期间，不能生火吃热食，只能吃凉食，饮酒可以增加热量；二是借酒来平缓或暂时麻醉人们哀悼亲人的心情。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人们为了辟邪、除恶、解毒，有饮菖蒲酒、雄黄酒的习俗。

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在这个节日里，无论家人团聚，还是挚友相会，人们都离不开赏月饮酒。月与酒自古就有着不解之缘，多少诗人既嗜酒如命，又以月为魂。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登高之时要饮菊花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