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典的母爱故事（精选12篇）
欧母欧阳修之母郑氏，四大贤母之一，含义为宋欧阳修早岁丧父o母郑氏督教甚严o家贫无纸笔o尝以荻画地教子。事见欧阳修《泷冈阡表》。后因以“欧母”为称颂贤母之词。
欧阳修很小的时候，郑氏不断给他讲如何做人的故事，每次讲完故事都把故事做一个总结，让欧阳修明白做人的很多道理。她教导孩子最多的就是，做人不可随声附和，不要随波逐流。欧阳修稍大些，郑氏想方设法教他认字写字，先是教他读唐代诗人周朴、郑谷及当时的九僧诗。尽管欧阳修对这些诗一知半解，却增强了他对读书的兴趣。
眼看欧阳修就到上学的年龄了，郑氏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有一次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突发奇想，用这些荻草秆在地上写字不是也很好吗?于是她用荻草秆当笔，铺沙当纸，开始教欧阳修练字。欧阳修跟着母亲的教导，在地上一笔一划地练**写字，反反复复地练，错了再写，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一丝不苟。这就是后人传为佳话的“画荻教子”。
然而,经典并不代表传统的全部。因为传统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尤其是在它被人们误读的情况下, 传统非但不会孕育新生,反而会蜕变为对历史的亵渎和对感性生命的压抑与扼杀。一旦陷入这种对传统理解的困境和危机中,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偏激的看法,认为传统是一条死胡同,继而对其全部价值予以否定并弃如敝屣。殊不知传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它是在一代又一代艺术创造基础上的点滴累积,并在精神上凝汇成一支独具民族气质的长流。深具自身特色的中国绘画,就像书法艺术一样, 它更注重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性和历史延续性。特别是在传统濒临断裂的时代,对经典的重温与摹习则会显得尤其可贵。如果说传统是条长河,经典则是长河中的灯塔,它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精神的优秀画作,只有浸染其中,才能够真正触摸到传统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从而也让人能更坚实地循着这条河流寻找属于自己的支脉。
故人一为时风禁锢,则极易深陷旁门,偏离正道,妄自称大,菲薄传统,蔑视法度,滑向涂鸦任性的小趣。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此言凡事如不筑根基,则无上升空间, 则无捷径可走。基于“六法”的严密性与专业性, 中国古代(尤是晋唐宋元)的画家,无不以敬业的精神搜妙创真,甚至于九朽一罢的惨淡经营,此皆出于对自然万物的深情与对艺术法度的虔诚所至。因此,在泥沙俱下的当代中国画坛,重倡对古代经典作品的回溯与观照不无巨大意义。追摹经典,并不是要重复经典本身,而是通过经典的镜子来观察自身的误区与缺失,从而重新回到正轨上来突破时代的局限。因此我认为,与古为徒并不是仰古人鼻息,而是要“取法乎上”,起点越高,越能超越今人。诚然,在当代也不乏这样的优秀画者。以青年画家沈宁来说,我不否认他是一位极具思想洞察力的画家(这在其写作中也可体现), 并热衷于将绘画作为思想的载体来传达他对生活世界的观感,然我想指出的是:沈宁绘画作品的成立,并非有赖于其所传达的观念深度,归根结底还是基于其出色的型感塑造、笔墨功力与独具情趣的画面情调。如果脱离了这些技术层面的支撑,单凭那些不难理解的隐喻也未必比他的文字更显高深,更耐人寻味。故而在我看来, 即便是将沈宁的人物画中那些观念性因素去掉,也丝毫不会消弱其画面的艺术含量,甚至于画面意味更纯净, 也更契合画家本人的气质。
1. 李嵩,骷髅幻戏图
2. 董源,龙宿郊民图
也便是说,绘画不是文史哲,完全可以不要去表达什么高深的观念,它终究是一门很单纯的造型艺术,是用有意味的形式来怡情悦性的。绘画作为一种以形传神的艺术,既可以表现真实的自然与生活世界,也可以表达虚幻的梦境,但这些都是要基于造型规律与法度的。以中国画的经典规则“六法”为例,没有一条关乎思想的深度,作为中国画永恒不变的审美法则“气韵生动”,也是其馀五法相互作用的结果。你去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的作品中寻找什么观念,皆是徒然。这并非是说,绘画不可以表达什么思想。有思想总比没思想好。在特定的时代,如“文革”,几乎每个画家每幅画作都要表达正确的思想观念与政治意识, 然为思想而思想,反使艺术受缚,使之流于浅薄甚至虚妄。真正有思想深度的画作终究是好,如南宋画家李嵩的《骷髅幻戏图》,它隐含着强烈的对生命轮回的悲剧意识,在沈宁所画的一幅群猫图中,我也能够感受到类似的一种表现手法。然若换成一个技术不过关的人表达同样的题材,就不会产生同样的艺术表现力。观念终究是观念,不是绘画的最终诉求,对绘画艺术优劣的判断,最终还是依赖于艺术形式本身的成熟程度。由此我想指出,以中国画的形式来裁套西方当代艺术的某些观念,并非中国画的大道。当下的中国画坛,有很多画家不以中国艺术本源为要务,却视西画之鸡肋如拱璧,盲目跟风, 以浅薄为深奥,以荒诞为正津,终难逃井蛙之见的笑柄。
1. 何家英,山地
2. 沈宁,风云
3. 林风眠,捧莲少女
作家阿城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艺术家从事的事业,如同盲人摸象,摸到什么是什么。这句话既可以解释, 画家对艺术的认知,各得其感,各自诠释;也可以解释, 艺术是什么?很多人一辈子瞎摸也没走出迷津,悟出道道。这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在艺术创作中,绝大多数的画者难脱时流所淹,只有那些极少数深谙历史发展理路并超越时风的人,才会理性地回归到经典中寻找启示, 甚至是乞灵于他山之石来与经典对话,并成为经典的延续者与创造者。
没有比盲者更不幸的人了,也没有比艺术家更具悲剧意识的职业了,画了一辈子的画未知方向所在,如同盲人一辈子不见天日,不知光明为何物也。盲人的梦, 一定是走出黑暗,看到真实的自然。遗憾的是,今天的很多中国画家,现实中明眸善睐,在艺术探索上却背离了中国画的心灵原乡——对自然与真实世界的追慕。前些年,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守住中国画笔墨的底线。然在我看来,这底线,不可一味理解为笔墨,因为笔墨只是相对于文人写意画风一脉的;这底线,也未必一定是滕固所言的“中国画是线条的雄辩”,这是因为,除了以线造型,中国画里还有没骨、泼墨、 米氏云山等技法。由此我想,这底线,固然包涵着对线条、笔墨等技术与法度理解,但若深究之,则须回溯到中国造型艺术的心象家园中去讨论。 那也就是,中国画最擅长运用悟性化的线条与笔墨去提炼万物的形象,并将之统一在一个具有音乐节奏感的画面中,以此来作为对万物神采的摄取与深情写照。在世界艺术之林中,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绘画像中国画这样对自然予以如此细腻的情愫,无论是山水、人物抑或花鸟,中国画家对于物象的把握,皆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念贯穿胸臆,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所谓“澄怀味象”,皆如此也。由此返观当今画坛,一些中国画家舍自然而求观念,远离个人的生活世界,以树立所谓的观念性以遮蔽永恒不变的自然之象, 实为误入歧途矣!昔王观堂云:“一艺之微,风俗之盛衰见焉。今之攻艺术者, 其心偷,其力弱,其气虚憍而不定,其为人也多,而其自为也少。厌常而好奇, 师心而不说学。是故于绘画未窥王恽之藩,而辄效清湘、八大放逸之笔;于书则耻言赵、董,乃舍欧、虞、褚、薛而学北朝碑工鄙别之体。”一味师心而不说学,难免误入野狐禅也!
1. 沈宁,无题
撇开当代艺术中的某些异端不谈, 人类视觉经验中的一切艺术创作,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复古艺术,其所复者,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传统延续, 更是人类怀乡情怀的寄托与慰藉。“复古” 一词,在今人听起来已然成为保守的代名词,但是在历史上,保守与激进实则无所谓分别,皆是借古开今的一种途径, 殊途而同归。这是因为,当一个时代的艺术发展发生困境时,都需要创作者挣脱近古思潮的压抑,而回归到古代经典中去吸收养分,寻找发展新机。如赵孟頫学习晋唐;唐寅仇英学习南宋;董其昌更是究本穷源,以董源为活水,清理了中国文人山水画的主脉;即便是清初的四王吴恽,也更是在太仓一带掀起一场摹写宋元绘画的集体运动;今人何家英别创现代工笔女性一体,规模法度, 却不逾传统半步,如其形塑之铁线银钩, 傅色之雅丽清秀,皆见古人情韵;江宏伟以宋画为源头,略参西画之光彩,将宋画之审美格调又重新拉回到现代生活中,打破了明清以来工笔花鸟画创作单一的审美模式。
2. 沈宁,春如意册之一
周公旦的《诫伯禽书》
作者：周公旦（约公元前1100年），姓姬名旦，世称周公。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
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他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
周公告诫儿子说：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来，握着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我听说，德行宽裕却恭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识却自觉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即使贵为天子，之所以富有四海，也是因为遵循了这些品德。
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
【圈点】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可谓良苦用心。
司马谈的《命子迁》
作者：司马谈（？—前110），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子司马迁。汉武帝时任太史令。
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时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个职位是汉武帝新设的官职，可以说是汉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
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后成文为《命子迁》。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并认为这是“大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
【圈点】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
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
作者：诸葛亮（181—234），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民间传说中著名的智慧人物。
诸葛亮46岁才得子诸葛瞻，他希望儿子成为国家栋梁。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子叫庞涣，深得诸葛亮喜爱。诸葛亮写给诸葛瞻和庞涣的两封家书，被称为《诫子书》和《诫外甥书》。
《诫子书》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气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对儿子和外甥的要求是一致的。
【圈点】《诫子书》和《诫外甥书》是古代家训中的名篇，阐述修身养性、治学做人道理，读来发人深省。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作者：颜之推（531—591），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先世随东晋渡江。他经历南北两朝，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
颜之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思想学识，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共有7卷计20篇，谈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
《颜氏家训》一书中，许多名句一直广为流传，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等等。
【圈点】历代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
唐太宗的《诫皇属》
作者：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时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
帝王家训代表作之一，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
在《诫皇属》中，唐太宗告诫“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皇属克制自己，珍惜财物，不可奢侈。“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在听闻决断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任凭自己的喜怒，要谦虚、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要因为别人有短处就鄙视他们，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优点就恃才而骄。
【圈点】唐太宗对皇属都有如此严格要求，“贞观之治”的出现就自然而然了。
《包拯家训》
作者：包拯（999-1062），北宋名臣，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有“包公”“包青天”之美誉。
包拯以公廉著称。他在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即：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撤职的人，都不允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允许葬在祖坟中。这条家训被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
【圈点】包拯的家训，既是他对后人的训诫，也是他一生的品格写照。
欧阳修的《诲学说》
作者：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在教导二儿子欧阳奕努力学习时，写下《诲学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
【圈点】欧阳修以“玉”喻“人”，劝戒子孙努力学习，提升自身修养。其诲学有道，可谓金玉良言。
袁采的《袁氏世范》
作者：袁采，宋人，生年不详，卒于1195年，1163年进士，后官至监登闻鼓院，类似负责信访接待，为官刚正。
袁采任乐清县令时，撰写《袁氏世范》一书，用来践行伦理教育。
《袁氏世范》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所以又称《俗训》。书中有许多句子十分精彩，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袁氏世范》很快便成为私塾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推崇该书。
【圈点】《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可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真正做到了“垂诸后世”。
朱柏庐的《朱子家训》
作者：朱柏庐（1627-1698），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朱子家训》全文500余字，内容简明赅备，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
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等，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
【圈点】《朱子家训》全文虽只有506字，却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
李毓秀的《弟子规》
作者：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
李毓秀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结合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在清代后期广为流传，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圈点】《弟子规》看似一本不显眼的小书，实际上汇集了中国至圣先贤的大智慧。
殷商王朝的覆灭
乙帝的长子叫微子启，启的母亲出身低贱，因而启不能继承帝位。乙帝的小儿子叫辛，辛的母亲是乙帝正妻，因而辛被立为继承人。乙帝去世后，辛继位，他就是辛帝，天下都管他叫“纣”。
纣天资聪明，有口才，办事敏捷，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空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言辞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在大臣面前夸耀才能，抬高自己的声威，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他嗜好喝酒，沉迷作乐，宠爱女人。尤其是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话。那时候，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一首靡靡之音，粗鄙的舞蹈，颓废的旋律。为了充实鹿台钱库的钱财，他加重赋税，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纣还招来很多人，聚集在沙丘乐舞嬉戏。修建池子，用酒当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做树林，让男女赤身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彻夜狂欢。
纣如此荒淫无度，百姓怨声载道，诸侯也相继背叛他。他不思悔改，还加重刑罚，设置了叫做“炮格”的酷刑。
纣将西伯侯、九侯、鄂侯三人封为三公。九侯将美丽的女儿献给了纣，这个女子不喜淫荡作乐，纣恼怒之下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hǎi)刑，即剁成肉酱。鄂侯极力强谏，与纣展开了激烈争辩，结果鄂侯也遭到脯(fǔ)刑，被制成肉干。西伯侯姬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崇侯虎知道后，向纣去告发，纣就把西伯侯囚禁在羑(yǒu)里。西伯的僚臣闳(hónɡ)夭等人，找来了美女、奇物和好马献给纣，纣这才释放了西伯侯。西伯侯从狱里出来之后，向纣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废除炮格的酷刑。纣答允了他，并赐给他弓箭大斧，令他去征伐其他诸侯，这样他就成了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纣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利，殷人都不喜欢他。纣又任用恶来，恶来善于制造谗言，毁谤别人，诸侯因此更加疏远纣了。
西伯侯被纣放回去后，暗中修养德行，推行善政，很多背叛纣的诸侯都转而来归服他。西伯侯的势力逐渐强大，纣的权势和威严慢慢削弱。王叔比干劝说纣，纣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纣却黜免了他。等到西伯侯攻打饥国并把它灭掉了，纣的大臣祖伊听说后既怨恨周国，又非常害怕，于是跑到纣那里去报告说：“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寿运了。不管是能知天吉凶的人预测，还是用大龟占卜，都没有一点好征兆。我想并非是列祖列宗不帮助我们后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以致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才抛弃我们，使我们不得安食，而您既不揣度了解天意，又不遵循常法。如今民众没有不希望殷国早早灭亡的，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显示你的威灵?纣的劫数怎么还不到来?’大王您如今想怎么办呢?”纣说：“我生为天子，不就是奉受天命吗?”祖伊回去后说：“纣已经无法规劝了!”
西伯侯(即周文王)姬昌去世后，其子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背叛纣前来与武王会师的诸侯就有八百多个。诸侯们都说：“讨伐纣的时候到了!”周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命。”于是又班师回封地了。
纣更加荒淫无度，不思悔改。大臣微子多次劝谏，纣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拼死诤谏。”就极力劝谏。纣恼羞成怒后，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窍。”于是就命人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他的心脏来观看。箕子见此情景很是害怕，就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了奴隶。纣知道后把箕子囚禁起来。就连殷国的太师、少师都拿着祭器和乐器，急急地逃到了周国。周武王见时机成熟，就率领诸侯讨伐殷纣。纣派出军队在牧野与周武王进行对抗。
周历二月初五甲子那一天，纣的军队被打败，纣仓皇逃进内城，登上鹿台，穿上他用宝玉缝制的衣服，跑到火里自焚而死。追赶到的周武王砍下他的头，挂在太白旗竿上示众。然后，周武王处死了妲己，释放了关押的箕子，重筑比干的坟墓，表彰了商容。封纣的儿子武庚为禄父，让他承续殷的祭祀，并责令他以盘庚的德政为榜样，殷的民众非常高兴。于是，周武王做了天子。因为后世人认为他们的功德不及五帝，于是称之为王。殷的后代被周武王封为诸侯，隶属于周。
武王建周
武王灭殷商后，以殷商遗留下来的百姓封给商纣的儿子禄父。武王又因为殷才刚平服，还没完全安定，就命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殷。而后命召公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命毕公释放了被囚禁的百姓，旌表了商容的里门，以褒扬他的道德。命南宫括散发鹿台所藏的钱，开放巨桥所积的粟，以赈济贫弱的百姓。又命南宫括、史佚视察九鼎和宝玉。命闳夭加高比干的墓，以示尊崇。命宗祝在军中祭祀，而后才罢兵西归。一路巡行诸国，记录政事，作了一篇《武成》。分封诸侯，赐给他们祭祀宗庙的彝器，写了《分殷之器物》。
武王追念先圣先王的功德，于是褒扬并封神农的后人于焦，封黄帝的后人于祝，封帝尧的后人于蓟，封帝舜的后人于陈，封大禹的后人于杞。然后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功劳最大，得到最高的封赐。封军师尚父于营丘，国号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国号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封弟叔度于蔡。其他的也依次按功劳受封。
武王召集九州的州牧，登上豳的土山，遥望商都。
武王回到周，夜里难以入睡。周公旦到武王住的地方，问道：“为什么难以入睡呢?”武王回答说：“我告诉你吧：上天不受殷的祭祀，从我发(武王名姬发)还没出生起到现在，已经60年了，谗佞小人在朝，而君子却被放弃，就好像山里的麋鹿聚在近郊，飞鸿遍布山野。上天不照顾殷人，所以今天我们能成就王业。想想上天建立了殷朝，曾经任用的名贤有三百六十人，而殷王不能显扬他们，也不能礼遇他们，所以到现在殷国灭亡了。而我对上天的眷顾还没能全部完成，不知道上天对我大周是否庇佑，我又怎么睡得着呢?”
武王又说：“我一定要达成上天的眷望，要依近天帝的住处;要访求所有不顺天命的恶人，贬责他们，与殷王受同罪。我要日夜慰劳安抚人民，彻底安定我们西方的领土，发扬我周的功业与德惠，使它们同样地昭明。从洛水边上一直到伊水边，平易而无险阻，将作为我们周国的都城;我曾在南边看过三涂山，北边看过太行山麓的都邑，也看过黄河，看过洛水、伊水，就是这里和天帝的居处相距不远，可以作为都城。”
于是就规划了周的都城于洛邑。将战马纵放在华山的南面，将拉车的牛也放牧在桃林的丘墟上;收起武器，军队回到国内后就解散了，用此昭示天下从此后再无干戈。
周公因人三变
周公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他曾先后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大治天下。因其采邑在周，即今陕西岐山东北，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周文王在世时，周公就很孝顺、仁爱，行动从不敢自主，规规矩矩，做事向来不敢自专。他在父亲面前，尽行儿子之道。与此同时，辅佐武王伐纣，被封于鲁。但周公并没有到自己的封国去，而是留了下来辅佐武王。
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当时成王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而当时的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应付复杂的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周公肩上。周公摄政，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然而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摄政很不满意。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行三，周公行四，管叔是兄，周公是弟，不论是继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周公有优先权。所以管叔不服。蔡叔虽然行五，但他支持管叔。他们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既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
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下的商朝旧势力发动叛乱。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周公临危不乱。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而主持政务，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季王、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
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于第二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的叛乱。出征前进行了占卜，他说：“殷人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力量，就想乘着我们内部混乱，起来造反。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掉的权位，妄图再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做梦!我告诉大家，殷人里头有一伙人，愿意出来帮助我们，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平定叛乱，一定能保住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又说：“我们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我们承受的是天命。为了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一次，卜兆表明，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上天显示的威严，谁都不能违抗，你们应该顺从天意，帮助我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大家听了，众志成城，随同周公一起东征。
周公东征持续了三年，终于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联合的武装叛乱，粉碎了以武庚为头子的复辟阴谋，把周朝的统治地区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后来，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以便长久地享有王位。他谆谆告诫成王，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士，治理好国家。
明朝时候有个严凤。天性非常的孝友。服事他的哥哥。像服事他的父亲一般。后来严凤做官告老回来。这时候。他的哥哥年纪已经老了。家里又很穷苦。严凤就把他迎养到家里。每逢请客的时候。必定叫他的哥哥去递着杯。自己执了筷子跟在哥哥的后面。有一天。严凤把筷子送上去迟了一些。他的哥哥生了气。就给他吃了一个耳光。严凤欣然的顺受。仍旧在这个酒席上尽了欢才散。他的哥哥醉了。严凤就亲自送哥哥去睡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已经在哥哥的卧榻前面等候了。并且问他昨天的酒。喝得畅快不畅快。睡得好不好。过了不多时候。他的哥哥死了。严凤痛哭安葬。都很尽了礼的。
然而鲁肃却不这么认为，他劝孙权把都督周瑜从鄱阳湖召回来。周瑜回来后，对孙权说：“曹操自称汉室丞相，实际是汉室的奸臣。将军驻守在江东，兵精将强，粮草充足，应当替汉室剿灭残渣余孽，曹操现在自来送死，怎么能迎接他呢?请允许我来为你分析形势。现在，曹操尚未平定北方，马超、韩遂还在关西一带，这是曹操的后患;曹操舍弃了车马，驾起舟船，来和东吴争高低，再加上天气寒冷，马吃不上水草，中原的士兵从中原赶到这里，在大江上作战，水土不服，肯定是会生疾病的，这几点都是用兵的大忌。我请求你拨五万精兵给我，保证大破曹操的军队。”
孙权说：“我和曹操这个老贼势不两立!”他抽出刀猛砍桌子角，说：“有谁再敢说迎接曹操，就和这桌子一样!”
社会心态, 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 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1]相对于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来说, 即指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大众对于古代某些时期刑法的评价和期许。这些期许和评价无法从法典的条文陈列, 历史的宏大叙事或者法学概念的逻辑推演中获得, 因为社会心态由社会各个成员的心态组成, 而社会各个成员对刑法的心理状态又来自于个体性的法律活动体验和各种“道听途说”的相互作用。我们今人无法以“调查问卷”或“感同身受”的方式转述古人的盖然性态度, 最方便的研究方法便是借助于某种可以表达大多数人态度的媒介。本文选择了包公故事这一媒介, 它主要由戏曲、说唱、《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文本构成。如此选择之理由首先在于包公故事中有不少为人们所熟悉的可与当今法律问题相勾连的公案剧;其次是诚如小说史家孙楷第所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如果一定要找一位文圣与武圣关公相配的话, 那么这位文圣的首选人物就是包公”。[2]包公故事的产生, 流传和演变不但源于“庙堂之高”的著书立传, 更在于“江湖之远”的口耳相传, 因此它很可能比史书故事或文艺作品更受到当时民众的影响, 也因此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心态;最后, 在“行政司法合一”、“刑民一体”的传统社会, 包公故事的很多问题实质上也表现为刑法问题。因此, 本文相信若能置身于包公故事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并从其出发, 同样可以挖掘出当时的社会心态。
二、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
(一) 道德的法律性和法律的道德性
在明朝臧晋叔选编的《元曲选》中有一出《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弟兄三人为父报仇打死了“权豪势要”之家的葛彪。包拯审理此案, 欲让共同犯罪中的首犯“杀人偿命”。弟兄三人争相承担打死葛彪的罪名;而老母亲为了救老大、老二这两个非亲生儿子, 宁愿以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三抵命。这样的情形让包拯大为感动, 于是命令人将一偷马贼吊死, 用其尸体李代桃僵救了老三的命。不管这个故事真实与否, 但作为清官的典型代表和已被神化的包拯, 他的所作所为应该不会为老百姓所反对而实际上是被赞赏的。从大众对包拯这种行为的“喜闻乐见”来看, 当时的社会心态是:尽管个人行为违法, 但只要原则上符合传统社会的“贤”与“孝”, 就不应该受到惩罚;相反只要人品上有道德问题 (如盗马贼) , 则只要违法就死有余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伦理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道德具有法律性。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 这种道德至上的社会心态是如何产生的探究该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和传播对于今日中国仍有意义, 比如说法治信仰的形成问题。对此, 人们常以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统治来解释。的确, 儒家的“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仁政爱民”、“德主刑辅”等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仅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来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作为大多数情况下的“理性人”, 我倾向于相信人们总是在一系列内外条件下选择做一个实用主义者, 即人们总是在新的坏境中根据新的情况改变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儒家思想可以在变化的新环境中仍占据“德主刑辅”“以礼入刑”的崇高地位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比如古代官僚体系的主体是饱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履践维持了这种局面;再往前, 该种局面可能源于国家设立初的统治模式。即使统治阶层为了统治将伦理道德上升到了制度性法律的层面, 但中央政府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几乎难有足够财力去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司法”制度。对此, 我认为这和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处境密切相关。一方面, 传统社会中信息传播缓慢, 文盲率高, 对于“刑名法术之学”缺乏了解。即使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很多人也是“法盲”。相比之下社会大众会更容易接受边界广泛、简单明了的道德教化;另一方面, “道德是弱者的武器”。当社会大众对清官、智官赞赏, 对贪官、昏官贬低时, 包公故事实际上起到了舆论传媒的作用, 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导向起到了引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大众以统治阶层倡导的伦理道德反过来约束了统治阶层并因此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因而, 作为深受当时社会现实条件影响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包公故事, 其很多伦理倾向是上述各阶层复杂心态的集中反映。
综上所述, 道德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 更是一种治国安邦的制度手段。包公故事所展现的传统社会中, 道德即刑法, 法治即“德治”。
(二) 清官情结—人治模式下德才兼备的追求
包公故事刻画了很多使用“刑法”的官吏, 如《灰阑记》中的包拯和赵令史,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下称《神奴儿》) 中的县官和宋令史。故事高度褒奖了包拯这样的清官, 贬斥了赵令史、宋令史等贪官, 揭露了当时司法运行的黑暗。但是到底什么是清官, 什么是贪官清官对实际判决能起多大作用看似常识的问题却非意料中简单。
首先, 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对清官和贪官认识的突破。从文义上分析, 清官只是指道德清廉者, 但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心中的清官是指“德”上清廉、“才”上清明的官吏。以包拯为例, 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如《灰阑记》中说他“每皇皇于国家, 耻营营于利财”,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则称其“清耿耿水一似, 明朗朗镜不如”。其次, 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包公故事中很多题目都直接以“智赚”、“智勘”等命名。《灰阑记》中他以“两妇争拽一小孩, 亲生者惜而放之”的论断表现了他于人性上的洞察力;《神奴儿》中, 他复审时对“暧昧情弊”的发现展示了他抽丝剥茧的推理能力。相反地, 贪官则是指无才无德的官吏。但包公故事的丰富之处在于还出现了有德而无才或有才而无德的官吏, 如《奇冤报》中知府常静安两袖清风勤政爱民却屡屡判错案, 属于有德而无才;而《神奴儿》中宋令史作为县官左右手却贪图贿赂巧织罪名, 属于有才而无德。[3]这表明, 尽管人们还习惯于用清官或贪官等道德术语来认识官吏, 但包公故事实则更关注官员的施政和审判能力, 拒绝用道德作为划分“好”“坏”官吏的唯一标尺。
其次, 对清官的崇拜表达了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稀缺才产生价值, 正因为历朝历代清官之少才加深了人们对清官的期待。“破家县令, 灭门令尹”、“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 社会大众对清官的渴望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包拯在审判中所犯的错误都能容忍。如《普天乐》中察散行刑后尸体不倒于是包公知错;《奇冤报》中包公不问情由要铡死丽娟但铡刀按不下去, 于是包公知有冤情。这些情节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讴歌包拯事迹的故事中, 可见社会大众强大的清官情结忽视了光环下的黑点, 也说明即使“清官”也难免“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三) 实质正义观下的程序漠视
遍览包公故事, 即使隔着书卷, 笔者也仿佛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可以说每次理讼折狱都有“刑求”手段或“谲诈”手段的参与。包公故事表明国人追求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的心态自古有之。以《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为例, 伯母杨氏骗取了侄儿家产分割的合同, 拒绝承认他是亲戚, 试图侵吞侄儿的家产。侄儿向包拯伸冤, 包拯谎称侄儿同杨氏争执受伤而死, 杨氏应为此负责, 除非它具有证据证明她与死者是亲戚, 情急之下, 杨氏拿出侄儿的合同救命, 真相大白。此案中, 包拯实际上是用威胁和欺骗的方法获得了供词。《鲁斋郎》中, 包拯为处死强占民女的豪强显贵鲁斋郎, 先奏请“鱼齊即”死刑, 得朝廷许可后再添加笔画改动名字处死了鲁斋郎, 上述手法简直是典型的“钓鱼执法”和“欺上瞒下”了。而在“狸猫换太子”的著名故事中, 包公所用刑具更是惨毒无比, 几乎将郭槐刑讯致死。[4]
在包公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大众对于刑法的执行结果是如此关注, 完全忽视了程序合法问题。这也表现在清官情结上, 社会大众真正关心的是审判结果, 而不是审判者的人品。他们并不反对清官搞刑讯逼供, 只批评贪官搞刑讯逼供;允许包拯的“欺上瞒下”“李代桃僵”“刑讯逼供”, 却不允许贪官这么做。只要结果是正确的, 那么谲诈就成了智谋, 严酷就成了威烈。人们只是为结果才看重人品, 且往往以结果反推人品。这种“唯结果论”表明, 即使在伦理道德盛行的传统社会, 司法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仍是社会大众的主要心态且在今日仍大有市场, 一旦司法特别是刑法处理结果不如人意, 社会大众会自然而然反推程序的瑕疵。
(四) 超自然证据的寄托—古代证据制度的局限
包公故事除了刑讯逼供还有不少鬼魂伸冤之类的灵异现象。《三现身》中大孙死后三次现身留给迎儿谜语才有了后来包公的破译;《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的郭成自提头颅惊动百姓才有后来包公去拘传鬼魂;《神奴儿》也是由神奴儿的鬼魂来上堂诉说冤情;更有上文提到的“尸体不倒”和“铡刀按不下去”这等奇事。如果没有这些超自然“证据”的存在和发现, 即使包公也难以发现冤案并实现那“迟到的正义”。
我们可以暗嘲古人对自然认识的局限, 但我相信即使灵异故事也自然有它的产生背景和信仰基础。客观地说, 社会大众对于“严刑之下, 能忍痛者不吐实, 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从法律制度上分析, 古代社会关于刑讯的规定有明确的规定, 如刑讯的程序和要件, 次数和总数, 刑具大小和材质, 受刑部位和对象等等。但在包公故事的司法实践中, 以上的规定就仿佛不曾存在。司法官员们在“五听辨其疑”、“五刑求其真”之间更喜欢适用后者, 而且是毫无限制地使用后者。频繁的刑讯必然会造成冤假错案, 这一点即使包拯这样的清官也难以避免。为了消弭这难以解决的冲突, 也为了突出包公的与众不同, “日间断阳, 夜间理阴”的包公形象便渐渐地被塑造起来, 威严的黑脸上也慢慢多了“月牙”的徽记。[5]这恰恰可以窥视当时社会大众在司法黑暗现实中的苦苦挣扎和对司法公正的深深期盼。社会大众惟有寄托于超自然的证据, 和能够沟通阴阳发现证据的包公, 他们的挣扎才能停止, 他们的期盼才可实现。
三、中国古代刑法社会心态分析的局限和超越
本文的分析路径可以概括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中“文学中的法律”和“通过文学的法律”, 前者挖掘文学中所隐含的法律传统和法律问题, 后者强调文学的教化、规训, 或者表达一种叙事的法学。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三言二拍”、“南包公”海瑞传奇、“三公奇案”等为后世学人分析传统社会司法运行状况提供了大量“原生态”材料, 虽然其中不乏文学上的描绘, 但是以包公故事为例, 其中的种种情状大致符合“案牍”的记载。[6]由于此类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传播性、通俗性, 我们可以想象在缺乏现代传媒和教育普及的传统社会, 广大劳动人民作为主要受众受到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 作为司法的实际操作人员, “学而优则仕”的官吏对“下里巴人”式的公案文学却未必这么上心, 其心态未必能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 这是此类路径的限制。相对而言, 对官吏心态的研究更适合以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古代判词为文本, 因为汪辉祖站在“幕僚”的近距离角度为我们打开了历史窗口, 而古代判词以最真实的文件形式还原了审判的真实面目。一言以蔽之, 包公故事乃是关于法律的故事, 也是超越法律的故事。对此进行的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或者其结论也只不过是和我们的“常识”相印证。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看, 社会科学从来不强求一致, 不同角度的解读和不同文本的尝试更不失为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1]作者不详.“社会心态”[EB/OL]at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0935.htm, 2012年3月16日
[2]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07.
[3]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443.
[4][清]石玉坤.三侠五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97.
[5]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归纳序言部分.
祖冲之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自从陈胜、吴广起事后，各地义军此伏彼起。这时，秦二世听从郎中令赵高的建议，深居宫中，一切政事都由赵高决断。赵高与李斯有夙怨，赵高就趁机诬陷李斯想割地称王，又诬陷李斯之子三川郡守李由与义军私通。李斯想上书申辩，却被赵高扣下。赵高派人四处搜捕李斯的宗族，又对李斯严刑拷打。李斯不堪酷刑，被迫认罪，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八月被腰斩于咸阳，并夷灭三族。李斯死后，秦二世任命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都由赵高决断。
李斯(?-前208)，战国末期楚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秦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李斯协助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他反对“以古非今”，提议焚书坑儒。他还按照秦始皇的命令，为统一文字、法律、货币及度量衡作出了卓越贡献。后因赵高的诬陷而被腰斩于咸阳。
然而，陆扆转念心生一计。几天之后他找到了当时的宰相韦昭度，建议就地举行一次科举取士，说这样既可以显示朝廷的权威仍在，又可以稳定人心。韦昭度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乱中开科取士这事儿听起来虽然“不靠谱”，但却能造成朝廷正常运转的假象，朝廷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可以更加牢靠，于是他就从逃难的队伍和周围各县中拉来一批考生，设了个临时考场。
考试虽然将就着进行了，可外面依旧兵荒马乱，因此并没有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到了写金榜时，官员们都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不已，谁还顾得上考试这码事。最后，还是陆扆自告奋勇地接了写榜这个活儿，不过他也一点儿不吃亏，不忘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榜单的最前面。
就这样，一个逃难路上的状元诞生了。
嫘祖长大后，出落成一位美丽、聪明、善良的大姑娘。她每天都要外出采摘野果，以侍奉家中体弱多病的父母，附近的野果采完了，便跋山涉水到远处去采摘。可没过多久，远处的野果也采完了。姑娘一想到家中的父母要挨饿，不由失声痛哭起来。她的哭声哀婉、凄凉，森林里的飞禽走兽都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天上的玉帝听见了，拨开云雾向下一看，原来是一个少女正哭得死去活来，便发了善心，把天庭中的罪仙“马头娘”打下凡间，变成吃桑叶吐丝的蚕。蚕把桑树上的桑果送到姑娘的嘴边，姑娘吃了，觉得又酸又甜，就采了许多带回家给父母吃，父母的身体逐渐好起来。
转眼到了夏天，桑树上的蚕开始作茧自缚，吐丝做茧。姑娘看到蚕丝既有韧性，又很轻巧，便编成衣服给父母穿，蚕丝织成的衣服夏天凉爽、冬天温暖，穿着非常舒服。姑娘受到启发，将蚕捉回家喂养，逐渐掌握了养蚕的技巧和缫丝织绸的技艺，并将这些毫无保留地教给当地的人们，西陵国的子民从此不用再穿树皮、兽皮，而是穿上了美丽轻巧的丝绸。
嫘祖发明养蚕织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据说东边的夷人、南边的越人一窝蜂来到西陵国，向嫘祖求婚，不过都遭到婉拒。最后，黄帝也来到西陵国，见到嫘祖，两人一见倾心，结为秦晋之好。
1.观沧海
曹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品鉴
古人说曹操诗歌具有“霸气”，其实所谓“霸气”，正是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的流露。曹操通过观沧海所体悟出的乃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境界，是含纳万物、吞吐日月的英雄胸襟，具有挥洒酣歌、刚健挺拔的阳刚之气。
2.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谢朓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品鉴
诗的基本内容在题目中已经传达了出来，诗人在黄昏时分，居高临下，还望京都。“白日”二句写京邑巍峨的宫殿，“丽”显示出光泽感。“余霞”四句写京邑郊外景致，为小谢名句。轮廓清晰，音节圆转，属对精工，秀气成采，故李太白诗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结尾数句抒发去国怀乡的惆怅之情，从中折射出谢跳等士族文人内心深处的危惧与苦闷。
3.敕勒歌
北朝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品鉴
真实、生动地层现了塞北草原辽阔苍茫的北国风光，与江南水乡的秀美迥然不同。“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句，简洁空灵，“风”是动力，有了“风”，由静态的美转化为动态酌美。风格浑朴自然，悲壮激越，折射出北方游牧民族粗犷豪放的性格特征。
4.次北固山下
王湾
客路青山下， 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
品鉴
“青山”、“绿水”对仗工丽，“潮平”、“风正”恢宏而新奇。“悬”字妙。“海日”两句妙绝千古，殷蹯云：“诗人已来，少有此句。”(高棅《唐诗品汇》)“生”、“人”二字写活了“海日”、“江春”。尾联透出浓郁的思乡之情。
5.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凡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品鉴
清人王阊运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竞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曲，尽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湘绮楼说诗》卷一)闻一多先生誉之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
题中五字皆为名词，是五种自然美景，五景组合成为一幅幅动态的画面，其中以“月”为主体。在空灵而迷茫的月色中，诗人展现大自然的奇丽景色、驰骋神思于天人之际，咏叹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将澎湃的诗情与深邃的哲理水乳交融般地结合为一体。
6.黄鹤楼
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品鉴
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泛览眼前景物，即景而生情，诗兴大作，脱口而出，一泻千里。既自然宏丽，又饶有风骨。诗虽不协律，但音节浏亮而不拗口。真是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传说李白登此楼，目睹此诗，大为折服。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严沧浪也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此为第一。足见诗贵自然，纵使格律诗也无不如此。历代写黄鹤楼的诗很多，但崔颢的一首七律，人称最佳。此诗写得意境开阔、气魄宏大，风景如画，情真意切。且淳朴生动，一如口语，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一首诗不仅是崔颢的成名之作、传世之作，也为他奠定了一世诗名的基础。《唐诗三百首》是后人对唐诗的选集，就把崔颢这首诗列为七律诗中的第一首。可见对此诗的器重。
7.临洞庭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品鉴
在盛唐诸公中，盂浩然年岁较长，又被时人视为飘逸之高士，然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二句，沉雄空旷，足以显示盛唐气象。
8.山居秋瞑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品鉴
“空山”非山空也，实为心空。“心空”并非心中无景，心中无情，而是心中无俗景，心中无俗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幽清明净，毫无纤尘。“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浣女清纯如水，渔翁返朴归真。《楚辞·招隐士》曰：“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反其意而言之，“空山”不空。
9.终南山
王维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睛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品鉴
首联是远眺之景;次联写登山所见，诗人抛开了千岩万壑、苍松古柏、怪石清泉，只抓住“白云”、“青霭”来写，一切景致都笼罩在烟云雾霭之中，令人似乎如人仙境。第三联是诗人登临绝顶、游目四周时的所见之景，俯瞰群山，尺幅万里。尾联交代出诗人已下至山谷，尽管天色已晚，但游兴未减，意欲借宿一夜，明日再游。从侧面透露出诗人对山水的痴迷和山水对诗人的魅力。全诗清逸挺秀。
10.鸟鸣涧
王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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