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精选9篇）
篇1：宣王之弓
齐宣王有个特点，喜欢听别人对他说恭维话。齐宣王爱好射箭，他喜欢听别人说他不论多强硬的弓都能够拉开。其实，齐宣王自己拉的弓，拉开时所用的力气还不到三石。
齐宣王射箭时，常常向身边的大臣们表演拉弓。他身边的近臣们为了奉承自己的国君，一个个都是先拿起宣王的弓，站好姿势，故意拉起来试试。这些近臣们在试弓时有意地做出很认真的神情，装出拼命地使出全身之力的样子：闭住嘴，鼓满两腮帮，将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站在那里，再慢慢地将弓拉到半满时故意停一下子就松开手。他们都说统一调子的话：“这张弓好厉害!真是强劲极了。如果没有九石的力气是别想将它拉开的。”“那还用说，这么强的弓，除了大王您以外，是没有人能够拉开的。”“世界上像大王这样能拉这么强硬的弓的人是很少有的。”……听了这些特别顺耳中听的话后，齐宣王的心里感到特别舒服，心里乐滋滋的，甜甜的，比蜜还要甜。
这样，齐宣王所拉的弓虽然只需用不超过三石的力，但是他一辈子都认为他拉的弓，没有使出九石的力是拉不开的。
拉开这张弓只用三石的力就可以了，这是实际;而用九石的力，则是徒有虚名的啊!齐宣王只喜欢虚名，却不知道他的实际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这篇寓言故事告诉人们：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喜欢听奉承话。听到奉承话、恭维话就沾沾自喜的人必被人耻笑。
篇2：南海人赠蛇
南海中有一个岛，岛上的人以打鱼为生。岛民们对付蛇很有办法，因此遇到蛇并不惊慌失措。打死了蛇以后，岛民们看看扔掉可惜，便把蛇肉烹调了来吃。这一吃，大家发现蛇肉鲜美嫩滑，特别可口，于是，蛇肉成了岛民们普遍喜爱的美味佳肴。
有一次，一个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南海人带着家人到遥远的北方去旅游。他们一家人都爱吃蛇肉，怕到了别处吃不到这样的美味了，就带了不少腊制的蛇肉当干粮。
这个南海人带着家人走了很远很远，来到了齐国。他找了一家还算整洁的旅店安顿了下来。齐国人都十分好客，主人见他们从很远的南方来，就热情地招待他们。每天做好饭好菜给他们吃，铺床、清扫房间、洗衣服，把这个南海人一家照顾得十分周到，房钱也收得很便宜，还常常主动向他们介绍齐国的风土人情。
南海人受到这样的款待，心里很是高兴，同时也挺感动，于是便跟家里人商量着要送些什么礼物给主人，以表达感激之情。想来想去，他觉得蛇肉最合适。北方没有这类佳肴，主人一定会喜欢的。
打定了主意，他便在带来的腊蛇肉里挑开了，最后选中了一条长满花纹的大蛇。他高兴地拿着蛇去见主人，想象着主人开心的样子。
齐国在北方，很少产蛇。齐国人一见到毒蛇，吓得逃命都来不及，更别提去吃了。所以见到南海人送来的大花蛇，害怕得脸色都变了，吐着舌头转身就跑。南海人大惑不解：主人这是怎么了?他想了好一会，对了，一定是主人嫌礼物轻了。他赶紧叫过仆人，叫他再去挑一条最大的腊蛇来送给主人。
像这个南海人一样，遇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加以调查，就胡乱依自己的猜想来作主观臆断，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篇3：欹器的启示
孔子带着学生到鲁桓公的祠庙里参观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可用来装水的器皿，形体倾斜地放在祠庙里。在那时候把这种倾斜的器皿叫欹(qi)器。
孔子便向守庙的人问道：“请告诉我，这是什么器皿呢?”守庙的人告诉他：“这是欹器，是放在座位右边，用来警戒自己，如‘座右铭’一般用来伴坐的器皿。”孔子说：“我听说这种用来装水的伴坐的器皿，在没有装水或装水少时就会歪倒;水装得适中，不多不少的时候就会是端正的。里面的水装得过多或装满了，它也会翻倒。”说着，孔子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往里面倒水试试看吧!”学生们听后舀来了水，一个个慢慢地向这个可用来装水的器皿里灌水。果然，当水装得适中的时候，这个器皿就端端正正地在那里。不一会，水灌满了，它就翻倒了，里面的水流了出来。再过了一会儿，器皿里的水流尽了，就倾斜了，又像原来一样歪斜在那里。
这时候，孔子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世界上哪里会有太满而不倾覆翻倒的事物啊!”
这篇故事的寓意是借用敬器装满水就倾覆翻倒的现象来说明骄傲自满，往往向它的对立面——空虚转化。从而告诉人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凡骄傲自满的人，没有不失败的。
篇4：伯愁和千里马
伯愁是伯乐幼年时的好朋友。成人后，以磨面为生，本小利薄，小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整天愁眉苦脸，像根秋丝瓜。
这天，他从城里回来，却一反常态，笑逐颜开。
老伴惊诧地问：“你拣到宝贝啦，今天这么高兴?”伯愁说：“我在城里碰到伯乐啦，他答应送我一匹千里马!你算算，千里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一天能磨多少面?往后，咱们的日子不用愁了!”
老伴也听别人说过，伯乐善识千里马。丈夫这么说，她心里也挺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伯愁就把家里那匹拉磨的黑马牵到城里去。中午，骑着一匹浑身像锦缎裹着似的枣红马回来了。他高高兴兴地对老伴说：“看见没有?这是匹千里追风赤兔马!我骑着它从城里回来，百把里路，不到一个时辰就到家了!”
奇怪的是，这匹赤兔马拉起磨来，并不比原来那匹黑马快多少，伯愁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脸上又堆满了愁云。
“唉!世人都说伯乐善识千里马，我看他是徒有虚名而已!”伯愁长吁短叹地说。
不久，从城里回来的人说，伯乐在马市上又发现了一匹千里乌骓马。这匹乌骓马，很像伯愁家原来那匹拉磨的黑马。
据《扬子晚报》报道, 在中华文化研究院新年人文讲坛暨南京大学“禅修国学”班第二期开学典礼上, 钱文忠作了题为《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讲座。钱文忠指出, 中国除了个别特殊的时代, 历来都不是闭关锁国的国家, 中国文化是非常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他认为我们对中国文化有时过于想当然, 其实在汉语言文字中混杂着大量外来语, 其中有不少出乎意料。他列举了《水浒传》中的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武大郎的外号叫‘三寸丁谷树皮’。我一直弄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发现原来丁谷是‘洞窟’的意思, 演化于吐火罗文, 我才知道洞窟也是外来词汇。”这就可以解释武大郎的外号为“身高三寸, 长得像洞窟里树木的表皮一样”, 这显然是个恶毒的讽刺。钱文忠还说, 其实《全唐诗》中收录了很多外国人用中文写的诗, 白居易就百分之百不是汉族。“白居易的老爸娶的是他姑妈, 他的母语是古代伊朗语, 是个一不小心就会把外语写进诗里的唐代诗人。大家都觉得他写诗妇孺都能懂, 著名的那句‘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老师讲课的时候说‘瑟瑟’是发抖的意思, 写得很有动感, 非常好。后来我研究发现,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古伊朗语里, ‘瑟瑟’是绿松石的意思。这样就能解释通了, 就是一半绿一半红。”
秦汉如何垄断知识购买权
秦王朝网罗各种流派学说，设置博士，“博士一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博士，秦官。学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这种设置很大程度乃是出于备以受谘。秦王朝总的方针，乃是贯彻法家的强力控制意志，实行强制控制的“思想压制”，“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用“以吏为师”的方针，指导整个帝国。这种趋向无疑否定了春秋以来的教育成就，否定了受教育阶层的地位，这本身也同秦之大量吸收游士的方针相冲突。如果不辅以“思想灌输”的手段，左右之，它压制的力量的爆发必然具有摧毁性，秦的覆亡，不能不说此乃一大诱因。
强力“思想压制”的方式本身也不能为强有力的帝国权力管控系统提供必要的谨慎准则和价值系统。没有统一的精神原则武装起来的官僚，在贯彻帝国强有力的管控意志时，总是陷于漫无头绪的地方事务中，使其面临地方事务、处理地方事务时极为被动。
秦王朝实行的强有力专制，是一种毫无弹性的制度。它的严密性和繁琐性，使各个阶级都暴露在赤裸裸的强权之下，所有的官僚皆疲于奔命，这也可以从秦始皇神秘的行踪事件中寻得端倪。
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喜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讨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秦始皇以强压之措施，施于对帝国全方位的监控。它不仅要控制军事上的危险，“收天下之兵，聚之成阳，铸以为金人十二”，而且以强有力的户籍控制人力和物力，辅之以什伍连坐之制。正是秦帝国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大规模的军事行为，缺少适当弹性的制度设置，耗竭了帝国的资源，从而走向了崩溃。
秦王朝对其权利资源——士的摒弃，又使秦王朝的权力基础变得薄弱。它的强制措施，虽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却无力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只有以“思想控制”和“思想灌输”相结合，方为有效。只有借助“思想灌输”的辅助，才能将其导入一个可控制之途。秦帝国试图以强制控制的方式，完成对人力物力的控制，维持帝国秩序，而抛弃“士”的支持，同时又将地方社会群体的组织力量视为多余，在缺少技术和专业分化的时代，将地方事务完全纳入帝国行政之内从而决定了它的脆弱性。
从制度的角度说，代秦而起的汉王朝无多大创新，但却充分展示了秦制度的魅力，在制度的内涵上承继法家的强有力控制准则。同时，逐渐以儒家的等级伦序及其道德训诫作为强有力的法家原则的内在核心，以缓冲秦王朝实施的僵硬强制控制，并在唐王朝之后，彻底完成其建构。汉王朝成功地利用“思想灌输”与“思想控制”的结合为帝国制度确定了道德原则和价值系统。
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本身是看不起士阶层那一套东西的，特别是对儒家那一套尤不感兴趣，但士阶层作为权力资源，提供的有效统治规范却改变了他的看法，在确立了故秦的行政制度的同时，却不得不对制度的价值规范加以重视。不过，历西汉前半叶，总的原则仍是强调社会的恢复和巩固帝国的财政基础，强调社会的稳定，而放弃兴师动众的华丽修饰。其帝国规范仍强调兼容并包，陆贾、叔孙通辈与萧何、曹参这类秦王朝基层行政的亲历者，并立于朝廷当中，甚至是以萧、曹这类秦王朝时代的小吏为主。这种局面在经过文景时代而得到改观，整个帝国总体上得到加强，新兴的政治资源已经壮大，开国之初的人事局面已有改变，调整帝国的指导原则已势所必然。可以说这一阶段既弱化了思想控制，也弱化了思想灌输，强调的是行政的有效运行。
西汉中叶，开始改变汉初经典教育不分流派的做法，认定以儒家经典培育官僚资源。汉武帝时，一改传统的诸博士之制，专立“经博士”，“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而百家罢，确立了儒家的至上地位，汉初以黄老为主旨兼容百家的局面得以改变。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熟，从而得以收到灌输与控制的效果。这也是社会变迁使然，春秋战国时代游士的活跃，到此时开始逐渐与帝国的制度融合，被纳入到同土地和血缘联系的格局当中，董仲舒所谓“贫者无立锥之地”也正是说明此时变局的重要。帝国社会中的士再也不是游离于土地和血缘之外的群体，从而彻底融入到帝国社会当中。从此，帝国总是着意于制度化的仕进制度和静态设置相结合，完全确立了帝国才是唯一的知识购买者，知识者的买家只有帝王这一格局，正是韩非子所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局面。
此条途径的成功之处，既适当地控制了权力资源，又为帝国制度和行政贯注了一种精神和普遍的原则。《汉书·儒林传》称：
自武帝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姑，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等级伦序下的帝国目标化控制
经过长期的探寻，帝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支柱，但是这毕竟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断非短期所能成功，虽然汉帝国经武帝以儒术武装行政组织后，尚有诸多变故，但其欲使官僚机构、行政组织导于一道德原则中，确实成功塑造了帝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唐中叶以后，科举制的成功，无疑在等级伦序的道德原则下，完成了帝国权威下的官僚组织的统一建构）。如此，士阶层为利禄而疲于注经、说经、诵经，其控制思想意识形态之效比秦之堵防，收效显著。汉虽承秦制，实已重塑了秦之道德伦理和价值系统。可以说，汉代以后，经典教育成了培育官员脸面的重要内容，而经典教育的基本内容又以儒家经典为主。从此，将士阶层同政权与社会联结一体，形成强烈的政治投机原则和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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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时代，一切既以等级伦序和道德训诫为指南，其至上的准则也就不离上下之等级关系，潜在的语汇即是等级优势者拥有支配和剥夺等级弱势者的精神和物质空间的权利。直白说，即等级弱势者之能自立于世，之能拥有某种物，全在于等级优势者未行使剥夺之权而已。对于时刻受到攻击的伦序网中的个人来说，只有爬上等级的高位，也许更能对自己提供保护，同时又享有支配更广泛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法家所强调的法术势就融为其中的人际网络和等级控制技巧。
累世治经之家，成了两汉时代一大特色，官僚同经典教育、土地、家族血缘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春秋战国时代思想争鸣，各派关注的是：理想政治。在此时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政治组织的控制技巧。从此，士阶层以官员后备队伍的角色彻底融合到帝国社会之中，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伦序原则的承受主体，他们既是官僚，又是社会中的上层，在自治的社会群体中以家族的力量得以体现。
西汉时代的学术特色之鲜明，集中体现在其“利禄”二字上，同时又体现在刻意探寻神圣的宇宙秩序和帝国秩序之上。私立门户讲学接徒，或者家传世学，孔氏、伏氏、欧阳氏、桓氏、杨氏、崔氏等便是其中“世传家业”的名家大姓，除经文而外，刑律百家星算等无不有家学传统。
到东汉，帝国官僚体系进一步儒家化，因此有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之说。此等力量，经西汉的培植，形成东汉时代强有力的世家大族，儒家学说彻底成为帝国的主宰学说，使帝国获得了统一意识形态支持以及以此武装起来的官僚队伍。他们贯彻的同一信念使整个官僚体系统一在一起，接受皇权支配下的等级秩序，进而解决帝国的统一难题。帝国在至上的等级伦序原则支持下，完成财政与治安两大基本目标，实现帝国等级伦序原则下的目标化控制。
官僚与知识系统的最终驯化
但是帝国政权虽有效地掌握了统一的权力资源，却无法消除其小集团化倾向而导致帝国分裂的倾向，还没有足够的条件驯伏他们，消除他们小集团的分裂因素。此种前途只有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冲击下，经由唐中叶以后的深刻变更，消除世家大族而又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后，得以完成，帝国最终彻底驯化了官僚系统与知识系统。
隋唐时代确立的新型的仕进制度——科举制，强调的是士子的受教育程度，经过选拔进入帝国的上层组成帝国的官僚队伍。这虽然是秦汉以来帝国的用人传统，受教育的程度决定着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但要说将其制度化，还是隋唐之功。
作为拥有胡人血统的隋唐皇族，已具有打破世家大族地位的本钱，长期的战乱则又早已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势力。此时，他们已不仅是皇权的雇员，进而言之，则逐渐沦为皇帝手中称手的工具，而不再是特殊社会集团的代表，如果说这个阶层还显得特殊的话，那是因为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其特殊地位才显示出来。获得了此特殊地位就是获得特权，而不是因为拥有特权才获得此特殊地位。这样，更为有效地积蓄了帝国的政治资源，从理论上说，除了特别低贱者外，各阶层的精英，皆可以成为帝国官僚的后备队伍。
随着官僚政府的这一变化，皇帝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再也不仅仅是贵族精英中的头号人物，道德和理智的完美化身，进而使秦汉时代确立的皇权体系、帝国政治更加深化。由于有了依赖皇权才能获得官职、权力和勢力的官僚集团，皇权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会之上。
科举制度，通过对汉魏选拔官僚方式的制度化，而成为帝国重新掌握权力资源，巩固集权体系的有力措施，强化帝国等级伦序的有效方式，打击世家大族的强有力武器，直到帝国末年（1905年），才废止了这一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作为帝国官僚制度的有力支持，与帝国命运相始终。
科举制度，有效地将帝国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目标，而为帝国提供了更深厚的政治资源，同时又更为有效地支配此种资源，帝国的官僚体系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基础。两汉时代的天命皇权，虽然有理论上的完美，却不能有效地驯化官僚组织，此时则大有改观。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正显示了此制度的力量。
中央政府、帝国行政同地方的关系开始从地方政权的全权治理转向绝对权威的帝国垂直控制。科举制的教育内核，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来武装官僚系统，如果说汉魏时代的经学家法，还允许对经典进行多样性阐释的话，那么科举时代的经典教育，就开始向标准化、教条化推进，此后的官员在严密的经典培训中，接受的就是完整的脸面教育，这套脸面教育事关官僚的神圣性。
如果说唐宋时代官僚体系还没有完全奴化的话，那么其后明清王朝君王专制集权的极端化，将官僚集团彻底打入工具性甚至奴才的地位;在帝国王朝操控的官僚队伍形塑过程中，知识的品质被彻底阉割。
（摘编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有删节）
有一回，阿凡提路过一家饭馆，见一群人围着饭馆吵吵嚷嚷，阿凡提挤进人群一看，看到饭馆老板正揪住一个流浪汉，狠命地揍他。
阿凡提拉住饭店老板，问他：“你干嘛打他呀?”
饭店老板气势汹汹说道：“阿凡提，你来评评理：这穷鬼在我门前足足站了一个钟头了，我问他在干嘛，他说在闻饭香。我说你闻我的饭香，你要付十个铜板。没想到这穷鬼转身逃跑——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他不付钱，别想离开这里!”
“你说得有道理。”阿凡提说，“我说呢，他确实应该为饭香付钱。”
那流浪汉跺脚叫起来：“可是我一个钱也没有啊!”
“这好办，我来帮你付。”阿凡提取出自己的钱袋，钱袋叮当响，里面满满的都是钱。
饭店老板眉开眼笑，立即伸手来拿。
“且慢。”阿凡提左手揪住他的耳朵，右手举起钱袋，在他耳朵旁晃了几下，“你听，里面满满都是钱，你听到钱响吗?”
“听到了，听到了，快把钱给我吧!”
“我已经帮他付帐了——他闻了你的饭响，你听了我的钱响，这帐就这么清了。”
说完，阿凡提带上那流浪汉，朝前走了。
2老月亮
有个小孩问阿凡提说：“阿凡提，今夜的新月亮出来了，昨夜的老月亮哪去了呢?”
阿凡提朝天空看了看，回答说：“新月亮出来以后，那老月亮呀，天帝就切碎它做星星啦!”
3搬家
一天夜里，一伙贼偷偷跑进阿凡提家，悄悄将屋里值钱的家什收拾打包，然后一股脑搬起来往外走。
那伙贼刚走出屋院，阿凡提两手提着贼拣剩的东西，紧跟在贼身后跑出来。贼看见他，很诧异：“阿凡提，这么晚了，你去哪呀?”
“我早在这里住得不耐烦了，只是这阵没驴少马，没法搬家，现在借大伙的光，可总算搬成啦。”
4泥坑驴
一天，天正下大雨，阿凡提赶着他的驴子，艰难地走在路上。
道路积着深水，水里全是泥浆，驴背上又驮着重物，走着走着，那驴子脚下一滑，摔倒在一个泥坑里。
阿凡提绕着泥水坑大声吆喝，驴子不起来;阿凡提走到驴前面拉驴绳子，驴子不起来;阿凡提走去驴后面拉驴尾巴，但那驴子还是一动不动不起身。
阿凡提对驴子说：“老兄，快起来呀，继续往前走呀，再这样子，我老婆给我舀下的肉汤就要凉了呀!”
驴子扇扇耳朵，不听他的。
阿凡提便提起棍子，朝驴打去。
就在那会儿，国王路过泥坑，见阿凡提痛打驴子，十分生气：“阿凡提，你为什么要折磨可怜的驴子?做人要仁慈!神不是说过吗，驴子也是我们的兄弟。来人啊，像阿凡提打驴子一样，打他一顿，让他尝尝棍子的味道。”
国王的随从一拥而上，把阿凡提按倒在地，狠狠打了几十棍。
挨完打，阿凡提从地上爬起身，他对泥坑的驴子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啊，驴子阁下，原谅我有眼无珠，我不知道你是国王的同胞兄弟!”
5鹅汤
阿凡提身体不舒服，去找大夫看病，大夫说：“你这个病很好治，喝些鹅汤就会好。”
阿凡提家里穷，哪有钱买鹅呢?所以他拿了根长棍就朝大湖走去。
远远看到湖里有一群鹅，阿凡提拔腿朝那鹅群跑过去。可是他跑到湖这边，鹅就游到湖那边;他掉转头跑往湖那边，鹅却又游回湖这边。
阿凡提遗憾地在湖边坐下来，拿出自己带来的馒头，蘸着湖水吃。
这时湖边走过来一个牧鹅人，问他道：“阿凡提，你干嘛呢?”
“我正蘸着鹅汤吃馒头哪!”
6锅生娃
阿凡提有个邻居，是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有一天他来敲门，对阿凡提说：“我家锅穿洞了，借你家锅用用。”
“现在不能借给你哇!”阿凡提说，“我家锅正生娃娃哪!”
那放高利贷的家伙吃惊极了：“哎，阿凡提，你不是开玩笑吧，铜锅怎么能生娃娃?”
寓言往往通过隐喻的方式教会我们怎样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缺憾和苦难，怎样与人交往才能获得友谊与尊重，怎样去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怎样面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曹商舐痔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被宋王派往秦国作使臣。他启程的时候，宋王送了几辆车给他作交通工具。曹商来到秦国后，对秦王百般献媚，千般讨好，终于博得了秦王的欢心，于是又赏给了他一百辆车。
曹商带着秦王赏的一百辆车返回宋国后，见到了庄子。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得意之情，在庄子面前炫耀：“像你这样长年居住在偏僻狭窄的小巷深处，穷愁潦倒，整天就是靠辛勤的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使人饿得面黄肌瘦。这种困窘的日子，我曹商一天也过不下去!你再看看我吧，我这次奉命出使秦国，仅凭这张三寸不烂之舌，很快就赢得了拥有万辆军车之富的秦王的赏识，一下子就赐给了我新车一百辆。这才是我曹商的本事呀!”
庄子对曹商这种小人得志的狂态极为反感，他不屑一顾地回敬道：“我听说秦王在生病的时候召来了许多医生，对他们当面许诺：凡是能挑破粉刺排脓生肌的，赏车一辆;而愿意为其舐(shi)痔的，则赏车五辆。治病的部位愈下，所得的赏赐愈多。我想，你大概是用自己的舌头去舔过秦王的痔疮，而且是舔得十分尽心卖力的吧?不然，秦王怎么会赏给你这么多车呢?你这肮脏的东西，还是快点给我走远些吧!”
曹商用丧失尊严作代价去换取财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必然会招致庄子的痛斥。这则寓言对于社会上某些不择手段追逐名利之徒，也不失为一面警醒的明镜。
丑妇效颦
春秋时代，越国有一位美女名叫西施。她的美貌简直到了倾国倾城的程度。无论是她的举手、投足，还是她的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喜爱。西施略用淡妆，衣着朴素，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很多人向她行“注目礼”，没有人不惊叹她的美貌。
西施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她的病又犯了，只见她手捂胸口，双眉皱起，流露出一种娇媚柔弱的女性美。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
乡下有一个丑女子，不仅相貌难看，而且没有修养。她平时动作粗俗，说话大声大气，却一天到晚做着当美女的梦。今天穿这样的衣服，明天梳那样的发式，却仍然没有一个人说她漂亮。
这一天，她看到西施捂着胸口、皱着双眉的样子竟博得这么多人的青睐，因此回去以后，她也学着西施的样子，手捂胸口、紧皱眉头，在村里走来走去。哪知这丑女的矫揉造作使她原本就丑陋的样子更难看了。其结果，乡间的富人看见丑女的怪模样，马上把门紧紧关上;乡间的穷人看见丑女走过来，马上拉着妻、带着孩子远远地躲开。人们见了这个怪模怪样模仿西施心口疼在村里走来走去的丑女人简直像见了瘟神一般。
这个丑女人只知道西施皱眉的样子很美，却不知道她为什么很美，而去简单模仿她的样子，结果反被人讥笑。看来，盲目模仿别人的做法是愚蠢的。
感受内美
春秋时期，卫国有个名叫哀骀(tai)它(tuo)的人，他的容貌虽然很丑陋，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非常喜欢和他交往，相处亲近随和，舍不得离去。有一些女人甚至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还不如做他的小妾。”
他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和显赫的功绩，可是外表粗陋、其貌不扬的.这位丑人却受到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这使得鲁国的鲁哀公惊异不已，于是就派人把他从卫国请回鲁国加以考察。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觉得他在平淡中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不到一年，就很信任他了。不久，宰相的位置空缺，鲁哀公便让他上任管理国事，可他却淡淡然无心做官，虽在再三要求下参议了国事，但不久他还是谢辞了高位厚禄，回到他在卫国的陋室中去了。
对此，鲁哀公求教于孔子：“他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孔子借喻道：“我曾经在楚国看见一群小猪在刚死的母猪身上吃奶，一会儿都惊恐地逃开了，因为小猪发现母猪已不像活着时那样亲切。可见小猪爱母猪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爱它内在的品性。哀骀它这个人虽然外表不美，但他的品德和才情等内在之美必定已超越一般人很多，所以您和许多人才喜欢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内在的美才可靠长久，值得追求和尊崇。虽然外在的容貌、身材、风采和权位、财产等也很吸引人，可内在的品德、学识、才能和真诚、自信等给人的感受则更有魅力。
美丑标准
阳朱到宋国，投宿在一家客栈里。店主人热情地接待阳朱，并向他介绍自己的家人。阳朱发现主人有两位小妾，一位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而另一位却相貌丑陋。偏偏令人不理解的是，店主宠爱丑陋而轻贱漂亮。
阳朱怀着好奇心，想打听个究竟，便询问缘由。
“那个漂亮的自恃美貌却轻视他人，傲气的不得了，我越看她，越觉得丑;这位看似丑陋的心地善良，待人谦和，知情达理，令我越看越觉漂亮，我一点也不认为她不漂亮。”说到这里，正好漂亮的那位小妾昂首挺胸地走过来。主人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对阳朱说：“瞧这德性，这模样，实在叫人生厌，她哪里知道什么叫美，什么为丑!”
阳朱在店主人的一番启发下，很受教育。他认为，外形固然很重要，品行却是更重要的标准。一个人若貌美再加上品格高尚，那就一定会受到人们的爱戴。若相貌不理想而心灵美，也会获得尊重。
对美与丑从来有两条标准：追求外在美，是表面的肤浅的;崇尚内在美，是本质的富有内涵的。
炫耀表面美，踞美自傲是浅薄的丑陋;自尊自爱谦逊待人是美的境界。表面美是暂时的，内在美是永恒的。
齐人有一妻一妾
齐国有一名男子，与一妻一妾住在一起。他常常独自一人外出，然后酒足饭饱而归。这人的妻子感到有些奇怪，心想：“没听说他在外面做什么大事，家里妻妾又没有过什么好日子，他怎么有钱经常在外大吃大喝呢?”于是便问其原因。她男人说道：“我在外面结交的都是些富贵家的人，人家三天一大宴、两天一小宴，请我去还用花钱吃酒肉?”
这人的妻子半信半疑。她悄悄对那妾说：“我们的男人每次出去，总是吃饱了酒肉才回来。我问他经常跟什么人在一起吃喝，他说都是些富贵家的人。可是我们家从来都不曾有一位贵客登门呀!看来我要了解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天，齐人的妻子起了个大早床。她躲躲闪闪地尾随在自己的男人身后。但是走遍了全城，甚至没见到有谁和自己的男人讲一句话。夫妻俩一前一后地在城里转了一阵子，忽然，这女人看见丈夫朝东门外走去，于是紧跟了上去。哪知道东门外是一块坟地。她只见自己的男人走东头、窜西头，向各家上坟的人乞讨着剩下的残酒冷菜。这女人一下子全明白了。她气呼呼地跑回家去，把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那妾，并且伤心地说：“男人是我们女人的终身依靠，没想到咱们的男人竟然这么不争气。”这两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落那男人的不是，为自己这辈子命苦而痛哭流涕。
那男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坟地里行乞的事已经露馅，回家后仍像往常一样得意洋洋地在其妻妾面前夸耀与贵人聚会的热闹场面。
世上居然有这般恬不知耻的人!由此看来，那些已经求得万贯家产、高官显爵的人，不曾干过让其妻妾蒙羞、痛哭之事的，也许为数不多。
这则寓言中的齐国男子，他那好逸恶劳、为贪图享受而完全抛弃人格的行为，集中表现了剥削阶级的人生观。用齐国男子的丑恶嘴脸来比喻官僚的腐败、无耻，正是这个故事的寓意所在。
自食其力好
齐国有个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自己又无一技之长，没有谋生的手段，每天只有靠在城里乞讨度日，生活十分困窘。
那时的城市又不大，他天天走的都是那几条街巷，讨的总是那几户人家。开始，人们出于一种同情心，还给他一点残菜剩饭;时间长了以后，人们就觉得他来的次数太多了，令人生厌，于是谁也不愿意再给他一些食物了。为此，他只有忍饥挨饿的份了。
恰在此时，有个姓田的马医因活太多，忙不过来，需要找一个帮手。这个乞丐便主动找上门去，请求在马厩里给马医打打杂工，以此换取一日三餐。这样，他再也不用沿街乞讨，晚上也不必漂泊流浪，安定的生活使他的日子变得充实起来，干活也格外卖力。
可是，又有人在一旁取笑他了：“马医本来就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职业，而你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就去给马医打杂、当下手，这不是你的莫大的耻辱吗?”
这个昔日的乞丐平静地回答：“依我看，天下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寄生虫，靠乞讨度日。过去，我为了活命，连讨饭都不感到羞耻;如今能帮马医干活，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又怎么能说是耻辱呢?”
秋风萧瑟的八月，庄公驾崩，季友设计毒死了叔牙，孤立了庆父，宣布遗诏，让公子般登上了王位。庆父哪能忍下这口恶气，在密室里与哀姜尽情欢愉之后，二人就谋划起来，一致的意见是除掉新君，让谁继位呢，哀姜极力怂恿庆父登基，庆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先让八岁的启当个傀儡[kuǐ lěi]，再伺机而动。而启是哀姜的亲外甥，她也就同意了。恰巧般的外公去世，趁般去吊唁[yàn]的时候，庆父发动政变，让启当了国君，这就是鲁闵公。同时派人在途中截杀了般。季友感到了威胁，赶快带着公子申逃到邾[zhū]国去了。哀姜叔姜都是齐国公主，闵公自然是齐王的外孙，庆父仍感新君地位不稳，就慌慌张张地跑到齐国去争取援助，齐桓公答应了他。
此时庆父越发猖狂，随意诛杀异己，欺压良善，与哀姜的亲密接触，也毫无顾忌了。第二年庆父就和哀姜杀掉了闵公，自立为国君了。这一下，齐桓公坐不住了，他作为中原霸主，对邻国的**不能不问，况且被杀的是其外孙，于是派大夫仲孙湫以吊唁名义去鲁国查看情形，准备采取措施。公孙湫回来报告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如果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灾难是不会终止的)。
国人见庆父连杀两个国君，又胡作非为，已满腔愤怒，听说齐国要对付他，就纷纷起来反抗庆父。这时身在邾国的季友发出讨伐庆父的檄[xí]文，并拥戴公子申为国君，国人热烈响应。庆父自知罪孽深重，又寡不敌众，仓惶逃到莒国去了。季友带申回国，并立为新君，这就是鲁僖公。后来季友买通莒国，将庆父押解回国，庆父走投无路，就自杀了。
社会心态, 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 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1]相对于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来说, 即指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大众对于古代某些时期刑法的评价和期许。这些期许和评价无法从法典的条文陈列, 历史的宏大叙事或者法学概念的逻辑推演中获得, 因为社会心态由社会各个成员的心态组成, 而社会各个成员对刑法的心理状态又来自于个体性的法律活动体验和各种“道听途说”的相互作用。我们今人无法以“调查问卷”或“感同身受”的方式转述古人的盖然性态度, 最方便的研究方法便是借助于某种可以表达大多数人态度的媒介。本文选择了包公故事这一媒介, 它主要由戏曲、说唱、《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文本构成。如此选择之理由首先在于包公故事中有不少为人们所熟悉的可与当今法律问题相勾连的公案剧;其次是诚如小说史家孙楷第所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如果一定要找一位文圣与武圣关公相配的话, 那么这位文圣的首选人物就是包公”。[2]包公故事的产生, 流传和演变不但源于“庙堂之高”的著书立传, 更在于“江湖之远”的口耳相传, 因此它很可能比史书故事或文艺作品更受到当时民众的影响, 也因此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心态;最后, 在“行政司法合一”、“刑民一体”的传统社会, 包公故事的很多问题实质上也表现为刑法问题。因此, 本文相信若能置身于包公故事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并从其出发, 同样可以挖掘出当时的社会心态。
二、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
(一) 道德的法律性和法律的道德性
在明朝臧晋叔选编的《元曲选》中有一出《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弟兄三人为父报仇打死了“权豪势要”之家的葛彪。包拯审理此案, 欲让共同犯罪中的首犯“杀人偿命”。弟兄三人争相承担打死葛彪的罪名;而老母亲为了救老大、老二这两个非亲生儿子, 宁愿以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三抵命。这样的情形让包拯大为感动, 于是命令人将一偷马贼吊死, 用其尸体李代桃僵救了老三的命。不管这个故事真实与否, 但作为清官的典型代表和已被神化的包拯, 他的所作所为应该不会为老百姓所反对而实际上是被赞赏的。从大众对包拯这种行为的“喜闻乐见”来看, 当时的社会心态是:尽管个人行为违法, 但只要原则上符合传统社会的“贤”与“孝”, 就不应该受到惩罚;相反只要人品上有道德问题 (如盗马贼) , 则只要违法就死有余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伦理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道德具有法律性。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 这种道德至上的社会心态是如何产生的探究该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和传播对于今日中国仍有意义, 比如说法治信仰的形成问题。对此, 人们常以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统治来解释。的确, 儒家的“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仁政爱民”、“德主刑辅”等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仅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来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作为大多数情况下的“理性人”, 我倾向于相信人们总是在一系列内外条件下选择做一个实用主义者, 即人们总是在新的坏境中根据新的情况改变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儒家思想可以在变化的新环境中仍占据“德主刑辅”“以礼入刑”的崇高地位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比如古代官僚体系的主体是饱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履践维持了这种局面;再往前, 该种局面可能源于国家设立初的统治模式。即使统治阶层为了统治将伦理道德上升到了制度性法律的层面, 但中央政府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几乎难有足够财力去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司法”制度。对此, 我认为这和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处境密切相关。一方面, 传统社会中信息传播缓慢, 文盲率高, 对于“刑名法术之学”缺乏了解。即使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很多人也是“法盲”。相比之下社会大众会更容易接受边界广泛、简单明了的道德教化;另一方面, “道德是弱者的武器”。当社会大众对清官、智官赞赏, 对贪官、昏官贬低时, 包公故事实际上起到了舆论传媒的作用, 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导向起到了引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大众以统治阶层倡导的伦理道德反过来约束了统治阶层并因此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因而, 作为深受当时社会现实条件影响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包公故事, 其很多伦理倾向是上述各阶层复杂心态的集中反映。
综上所述, 道德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 更是一种治国安邦的制度手段。包公故事所展现的传统社会中, 道德即刑法, 法治即“德治”。
(二) 清官情结—人治模式下德才兼备的追求
包公故事刻画了很多使用“刑法”的官吏, 如《灰阑记》中的包拯和赵令史,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下称《神奴儿》) 中的县官和宋令史。故事高度褒奖了包拯这样的清官, 贬斥了赵令史、宋令史等贪官, 揭露了当时司法运行的黑暗。但是到底什么是清官, 什么是贪官清官对实际判决能起多大作用看似常识的问题却非意料中简单。
首先, 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对清官和贪官认识的突破。从文义上分析, 清官只是指道德清廉者, 但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心中的清官是指“德”上清廉、“才”上清明的官吏。以包拯为例, 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如《灰阑记》中说他“每皇皇于国家, 耻营营于利财”,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则称其“清耿耿水一似, 明朗朗镜不如”。其次, 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包公故事中很多题目都直接以“智赚”、“智勘”等命名。《灰阑记》中他以“两妇争拽一小孩, 亲生者惜而放之”的论断表现了他于人性上的洞察力;《神奴儿》中, 他复审时对“暧昧情弊”的发现展示了他抽丝剥茧的推理能力。相反地, 贪官则是指无才无德的官吏。但包公故事的丰富之处在于还出现了有德而无才或有才而无德的官吏, 如《奇冤报》中知府常静安两袖清风勤政爱民却屡屡判错案, 属于有德而无才;而《神奴儿》中宋令史作为县官左右手却贪图贿赂巧织罪名, 属于有才而无德。[3]这表明, 尽管人们还习惯于用清官或贪官等道德术语来认识官吏, 但包公故事实则更关注官员的施政和审判能力, 拒绝用道德作为划分“好”“坏”官吏的唯一标尺。
其次, 对清官的崇拜表达了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稀缺才产生价值, 正因为历朝历代清官之少才加深了人们对清官的期待。“破家县令, 灭门令尹”、“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 社会大众对清官的渴望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包拯在审判中所犯的错误都能容忍。如《普天乐》中察散行刑后尸体不倒于是包公知错;《奇冤报》中包公不问情由要铡死丽娟但铡刀按不下去, 于是包公知有冤情。这些情节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讴歌包拯事迹的故事中, 可见社会大众强大的清官情结忽视了光环下的黑点, 也说明即使“清官”也难免“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三) 实质正义观下的程序漠视
遍览包公故事, 即使隔着书卷, 笔者也仿佛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可以说每次理讼折狱都有“刑求”手段或“谲诈”手段的参与。包公故事表明国人追求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的心态自古有之。以《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为例, 伯母杨氏骗取了侄儿家产分割的合同, 拒绝承认他是亲戚, 试图侵吞侄儿的家产。侄儿向包拯伸冤, 包拯谎称侄儿同杨氏争执受伤而死, 杨氏应为此负责, 除非它具有证据证明她与死者是亲戚, 情急之下, 杨氏拿出侄儿的合同救命, 真相大白。此案中, 包拯实际上是用威胁和欺骗的方法获得了供词。《鲁斋郎》中, 包拯为处死强占民女的豪强显贵鲁斋郎, 先奏请“鱼齊即”死刑, 得朝廷许可后再添加笔画改动名字处死了鲁斋郎, 上述手法简直是典型的“钓鱼执法”和“欺上瞒下”了。而在“狸猫换太子”的著名故事中, 包公所用刑具更是惨毒无比, 几乎将郭槐刑讯致死。[4]
在包公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大众对于刑法的执行结果是如此关注, 完全忽视了程序合法问题。这也表现在清官情结上, 社会大众真正关心的是审判结果, 而不是审判者的人品。他们并不反对清官搞刑讯逼供, 只批评贪官搞刑讯逼供;允许包拯的“欺上瞒下”“李代桃僵”“刑讯逼供”, 却不允许贪官这么做。只要结果是正确的, 那么谲诈就成了智谋, 严酷就成了威烈。人们只是为结果才看重人品, 且往往以结果反推人品。这种“唯结果论”表明, 即使在伦理道德盛行的传统社会, 司法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仍是社会大众的主要心态且在今日仍大有市场, 一旦司法特别是刑法处理结果不如人意, 社会大众会自然而然反推程序的瑕疵。
(四) 超自然证据的寄托—古代证据制度的局限
包公故事除了刑讯逼供还有不少鬼魂伸冤之类的灵异现象。《三现身》中大孙死后三次现身留给迎儿谜语才有了后来包公的破译;《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的郭成自提头颅惊动百姓才有后来包公去拘传鬼魂;《神奴儿》也是由神奴儿的鬼魂来上堂诉说冤情;更有上文提到的“尸体不倒”和“铡刀按不下去”这等奇事。如果没有这些超自然“证据”的存在和发现, 即使包公也难以发现冤案并实现那“迟到的正义”。
我们可以暗嘲古人对自然认识的局限, 但我相信即使灵异故事也自然有它的产生背景和信仰基础。客观地说, 社会大众对于“严刑之下, 能忍痛者不吐实, 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从法律制度上分析, 古代社会关于刑讯的规定有明确的规定, 如刑讯的程序和要件, 次数和总数, 刑具大小和材质, 受刑部位和对象等等。但在包公故事的司法实践中, 以上的规定就仿佛不曾存在。司法官员们在“五听辨其疑”、“五刑求其真”之间更喜欢适用后者, 而且是毫无限制地使用后者。频繁的刑讯必然会造成冤假错案, 这一点即使包拯这样的清官也难以避免。为了消弭这难以解决的冲突, 也为了突出包公的与众不同, “日间断阳, 夜间理阴”的包公形象便渐渐地被塑造起来, 威严的黑脸上也慢慢多了“月牙”的徽记。[5]这恰恰可以窥视当时社会大众在司法黑暗现实中的苦苦挣扎和对司法公正的深深期盼。社会大众惟有寄托于超自然的证据, 和能够沟通阴阳发现证据的包公, 他们的挣扎才能停止, 他们的期盼才可实现。
三、中国古代刑法社会心态分析的局限和超越
本文的分析路径可以概括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中“文学中的法律”和“通过文学的法律”, 前者挖掘文学中所隐含的法律传统和法律问题, 后者强调文学的教化、规训, 或者表达一种叙事的法学。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三言二拍”、“南包公”海瑞传奇、“三公奇案”等为后世学人分析传统社会司法运行状况提供了大量“原生态”材料, 虽然其中不乏文学上的描绘, 但是以包公故事为例, 其中的种种情状大致符合“案牍”的记载。[6]由于此类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传播性、通俗性, 我们可以想象在缺乏现代传媒和教育普及的传统社会, 广大劳动人民作为主要受众受到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 作为司法的实际操作人员, “学而优则仕”的官吏对“下里巴人”式的公案文学却未必这么上心, 其心态未必能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 这是此类路径的限制。相对而言, 对官吏心态的研究更适合以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古代判词为文本, 因为汪辉祖站在“幕僚”的近距离角度为我们打开了历史窗口, 而古代判词以最真实的文件形式还原了审判的真实面目。一言以蔽之, 包公故事乃是关于法律的故事, 也是超越法律的故事。对此进行的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或者其结论也只不过是和我们的“常识”相印证。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看, 社会科学从来不强求一致, 不同角度的解读和不同文本的尝试更不失为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1]作者不详.“社会心态”[EB/OL]at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0935.htm, 2012年3月16日
[2]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07.
[3]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443.
[4][清]石玉坤.三侠五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97.
[5]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归纳序言部分.
一、学习古代经典文本的重要性
1.实践中出真知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开展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教学能够有效巩固学生学习到的文言文知识，学生利用平时积累的文言文知识，比如说实词、虚词、古今异义、使动用法等其他语法知识来阅读古代经典文本就是在对以前学过的古文知识进行回顾和复习。反过来，很多学生在教材内没有接触到的古文知识，在阅读古代经典文本的时候都可以接触和了解得到。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教学能够在学生巩固已经学习过的古文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一定量的拓展和延伸，这非常有利于高中生的语文学习，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和语文学习效率。
2.完成教学任务
高中语文教师一直尊崇以教学大纲作为主要的教学框架，高中语文教学和考试大纲中明确要求高中生需要掌握一定基础的古文理论知识，并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古文阅读量，尤其是在高中生必读的100本书籍名单中，古代经典文本的数量不少，例如名单中四大名著、《世说新语》、《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古代经典文本。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开设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教学是符合教学和考试大纲要求的。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古代经典文本的时候也能够完成古文知识的教学任务，可谓是一箭双雕。
3.提升学生修养
古典经典文本中蕴含着大量圣贤的智慧。虽然学生无法和先贤哲人们面对面地交流，但是仍然可以通过阅读古代经典文本来走进文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感知和体会古人的广大胸怀和优美文笔，学生在阅读古代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能够慢慢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尤其是当他们对古文了如指掌时，便能够做到出口成章，在写作中也能够做到信手拈来、引经据典，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而且使得学生的整体气质都得到极大的提高。
4.塑造健全人格
古代经典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对学生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旷达胸襟、老子的道法自然哲学理念、《大学》中的克己复礼、忠君爱民的思想等等无一不是能够推动社会前进，促进社会和谐的优秀思想。学生在学习这些古代经典文本的同时，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圣贤们的思想哲理，有助于培养学生建立健全完整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现阶段高中语文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1.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教学无用论
现阶段，高中语文教师将全部的教学重点都放在如何能够快速提高学生语文成绩上面。因此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都紧紧围绕一本语文教学展开，很多教师都认为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现代社会当中，古代经典文本已经离学生们越来越远，甚至提出了“阅读无用论”这一說法。
2.教师自身缺乏一定的古文底蕴
有一部分高中语文教师虽然很想做好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教学，但是由于自身缺乏深厚的文学底蕴导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大多数语文教师在阅读教学就是简单地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然后大致讲一讲其中的内容和道理就结束教学了，在课上也没有创新教学方法，导致很多高中生都对阅读古代经典文本不感兴趣。
三、有效提高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教学
1.延长阅读时间
高中语文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教学并不是几堂课就能够取得巨大的效果和提升，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此教师需要在安排教学计划时预留出足够的时间用来进行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教学，并且还要督促学生在课下也需要继续进行阅读，将阅读古代经典文本的时间延伸至最长。
2.坚持与课内知识相结合
高中生毕竟需要面对高考，因此教师在开展古代经典文本阅读时，还是要尽可能地将其与课内知识相结合。比如说在讲述完课内庄子的《逍遥游》之后可以继续引导学生阅读庄子的《齐物论》，学生通过阅读能够有效加深对庄子的印象，特别是对庄子浪漫主义的认知和诗化哲学的理解。
3.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任何一种阅读教学最重要的是能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古典经典文本阅读教学也是如此。教师需要积极探索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风格。比如运用体验式教学法，通过阅读来仔细感受和体验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尽可能的做到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
总而言之，在高中语文开展古典经典文本教学可以丰富和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在学习古代经典文本时，能够帮助学生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结晶，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学生在学习古代经典文本时还能够将平时学习到的文言文知识进行灵活运用，在阅读实践中出真知。最重要的是，古代经典文本当中包含着许多圣贤哲人的思想哲理，能够帮助高中生建立健全人格，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和综合文化素质。
南北朝时期，北齐人袁聿修为官清廉，颇有政绩。他当了十年尚书郎，从未接受过别人的馈赠，被人们称为“清郎”。有一年，袁聿修奉命去各地巡视，经过兖州时，他的一位朋友在那里当刺史，硬要送一些白绸子给他留作纪念。袁聿修说啥也不接受。为了说服老朋友，他特地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辞谢信。信中说： “今天我路过这里，非比寻常。这次我是奉命出来巡视民情、考察官吏的，你虽是我的好朋友，但礼物却无论如何不能收。这正象一个人路过瓜田和李树下一样，倘若在瓜田提鞋，在李树下整冠，就有偷瓜摘李的嫌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袁聿修的朋友读了信，深为感动，便不再坚持给他白绸子做纪念晶了。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是旧社会许多知识分子遵循的避免嫌疑的格言，这一要求在许多情形下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人们是否必须以“不入嫌疑间”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大可怀疑的。生活中常有人因避嫌而不能坚持正义的，常有人不避嫌而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也常有人借不避嫌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看来“不入嫌疑间”并不能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但是，象袁聿修那样的做法却是早已为人们肯定和褒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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