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通用8篇）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 篇1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可谓是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世界的管理学领域上也可谓是独树一帜。我仅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和深刻内涵上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特点

1、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具有刚柔性

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具体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具有一定的变通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就是对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 “不留今”是告诉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现实所迷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不思进取； “与时变”告诉我们的是要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世间没有万能的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凡事有计划必有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在处理管理工作中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通对待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知道用以前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绝对无法做好管理工作的。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具有和谐性。

“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美好而又充满生机的社会。“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 “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

1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啊！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

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周总理当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一国两制”的提出和成功的实施都是基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

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深刻内涵

1、以德为先

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充分强调了“德”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还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指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德治的作用推崇备至。以“德”进行调节和管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渗透着浓厚的道德精神。管子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四标准。

“以德为先”就是管理者要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使被管理者在其道德威望影响下很自然地达到管理的良好状态。同时，人际关系也通过人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调节的。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 “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对人才的一种极大的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无功者受禄，那么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那么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得不到重用。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说，以德为先是中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典型特征。以“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为核心价值观的这种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爱人”、“贵民”、“重民”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达成了一个共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许多人习惯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认为“德治”就是“人

治”，认定无章法可循； “法治”有法可依。其实，在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可以理解为 “人治”。不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人，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也是如此：法毕竟是由人制订的，要人去贯彻执行、要人去遵守。我们知道，人的素质、教育和文明程度是现代法制社会得以有效运行、实现有序化的前提。儒家“德治”是人类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此，我们应该在现代管理过程中认真研究、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以德为先管理思想中的亲密原则，即“爱人”、“敬人”、“忠恕”等。

2、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对我们中国人为人做事的影响一直是久而深远的。中庸之道，它是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它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中割舍不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至今还在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该句出自孔子之言，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美德，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普通的老百姓缺乏这种美德已经很久了。“中庸”在《论语》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仅仅从这句话确实我们是看不出它的明确含义的。不过，后人根据《论语》 中记述的孔子相关的言行，对它的含义做出了较为明晰的解释。宋代学者朱熹认为： “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也就是说： “中”就是不要太过分，也不要达不到，而“庸”，就是指一种平平常常的状态。“中庸”，就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选取或者把握一个中道，并可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加以实践。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平均，而是要取得事物之间的平衡、均衡。孔子认为只有中正（适度）才最有利于事物客观发展需要，因而才是理想的合理状态。“中庸”讲的是人之根本，强调我们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去掉差异而只取共同，即让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关键要在无我的前提下讲究情景真理。例如，我们可以用极其尊重的方式提出对权威观点的挑战，既达到了陈述自己观点的目的，同时又将对人的尊重推向极致，使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易于接受。

3、以和为贵

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后来历代儒家也都肯定并十分重视“和” 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儒家思想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管家治国的 基本原则，“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也是一种“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贵”《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都是对以和为理想之最高目标的阐释。也是我们管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4、无为而治

在汉代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促进本朝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朝的管理者就采用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让人民休养生息，国家逐步繁荣强大起来。“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儒家提出“无为而治”，并认为这种“无为而治”是“以德为政”，以道德的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君主应实行“象征性管理”，只搞好个人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一以驭百，坐以待劳”，垂衣裳而天下治。《老子》中也提出无为而治，而且把“无为”视为最高治国境界。认为“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上不管，实际却是无所不管，否则，如果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君主就不是处在“无”中而是处在“有”中，就会被局限在“局部”之中。老子的“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要求不以个人主观的欲望来破坏自然的发展。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处处顺应自然的规律，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无为”不但不是教我们什么都不去做，相反对干的要求还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谨慎和严格的。对领导人而言，“无为”还包含着领导方法方面的要求。作为领导方法，“无为”就是要求领导者要善抓大事，抓主要矛盾，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而不要事无大小都亲力亲为。这样，分工协作、权责分明、各展其长、各尽其力，领导者能把整体的以及各部分的工作都能做得井井有条，取得最佳效果，也就做到了 “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用相当简化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体现了从不同角

度来调节人与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调节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是对管理者的要求。管理者必须不考虑个人的得失，然后才能有个人的利益。这也是“无为”的一个方面，即管理者不刻意地去行个人的作为。

5、以人为本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 记载： “重我民”、“施实得于民” ；孔子主张富民、教民，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笔者认为，只有在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了人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才能真正的做好管理。

结束语: 管理是一把双刃剑,管理的好了，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焕发生机，管理的不好，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务实》一书中也曾讲过： “管理的根深植于文化、社会、价值、传统、风俗、信念、政府与制度中”、“管理越能利用社会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日本学者村山孚说得好： “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在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概念和奥妙的数学公式才是科学。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同样是实现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宏大源流。”正确剖析、反思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形成我国管理科学的民族特色，让我国管理思想供世人共享，促进社会更和谐的发展！

岑朋飞

工商管理一班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 篇2

美国学者克劳德·小乔治在他的《管理思想史》中曾说:“从《墨子》、《孟子》和《周礼》的古代记载中, 已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早已知道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但是, 由于种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 尤其是没有能够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以至于其作用和影响为人们所忽视。

虽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散见在先人们对自然界、社会的看法, 治国的哲学思想与方略,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交往, 个人与群体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以及各种实践之中;然而, 这些“治国学”、“治生学”和“治身学”构成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却包含着丰富及深邃的内涵和广泛地扩展性。

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来源——内嵌于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异于科学的知识体系, 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彼得·德鲁克明确的提出“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总是根植于社会文化、价值观、习惯和信念、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德鲁克在分析第二次世界性管理热潮的经验教训时特别指出, 管理热潮并没有使管理美国化, 日本的管理也没有西方化, 而且没有一种欧洲的价值观念曾被管理热潮所推翻。因此, 管理是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 管理内嵌于社会文化, 即管理受制于并反作用于社会文化。

作为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保持了独特的“治理”与“治国之道”, 它们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 对人们思想、行为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思想、文化的遗传代代继承并传递, 从而给如今的中国国家、企业的治理以及个人的行为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苏东水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体系。”李宗桂在《中国文化概论》中从“观念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如下界定:“所谓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 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 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想方式和价值趋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周三多将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宏观的、适应统治者管理需要的“治国学”;二是微观的、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基础上积累的管理经验“治生学”。除苏东水提出的“东方管理文化”之外, 官鸣提出“儒学主干论”, 虞祖尧提出“基本范畴论”, 孙景奎提出“谋道论”等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提炼出的关于中古代管理思想的不同观点。

何似龙在《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中也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知识体系, 具有非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些重要特征”, 并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定义为“主要服务于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组织的社会组织需要、由宗法观念衍生而成、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治国之道’”。

3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

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方法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渊源以及流派来分别提炼相应的管理思想并构建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张钢将近二十来学者们针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划分为东方管理文化论、儒学主干论、基本范畴论、指导原则论以及谋道论五大派别。

3.1 东方管理文化论

以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 将东方管理文化本质特征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并系统形成了以治国论、治生论、治家论和治身论或人为论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渊源的五类思想体系, 儒、释、道、法和兵通过对人们思想及行为的规范和影响, 指导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治国论主要是人口、田制、生产、市场、财赋、漕运、人事、行政和军事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论主要是管理农副业、工业、运输业、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治家论主要是家庭计划、教育、理财以及和睦相处等方面的理论, 人为论则主要研究谋略、人为、为人、用人、选材、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励、沟通等。另外, 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创新性的提出了“人为为人”的观点, 体现管理中“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作用。

3.2 儒学主干论

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 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 长期与封建制度同生共长。因此, 主要表现为封建统治形式的中国古代管理模式和思想必然受到儒学的深远影响。而此影响的程度, 不同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其中较为鲜明的一个观点是“儒学主干论”。官鸣提出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干, 儒道交融”的观点。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导致自汉朝起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融合并形成以儒家为主干, 儒道交融, 吸收各家之长的较为稳定的基本构架和模式。从这种架构和模式所抽离出的管理观点可概括为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经”是指人们在正常情况下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原则, “权”本意指秤砣, 可以左右移动, “经权观”是指在人们选择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时应当有所变通, 反复权衡, 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或评价。王思义, 管遵华认为儒、道、墨构成了中国三位和谐管理观, 其他法家、兵家等学说都是这三家的繁衍和变种。

3.3 指导原则论

周三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括为“治国学”和“治生学”两类。“治国学”针对封建国家治理过程, 指导封建国家在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正常活动;“治生学”则侧重于封建社会最小组成单位“个体”进行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形成和积累的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虽然有宏微观分类, 但由于每类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也就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 即是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

3.4 基本范畴论

虞祖尧认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初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 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是由“重道”、“明德”、“知止”、“行法”和“重术”等基本范畴构成。在其对《管子》一书治国理论的归纳中亦能够发现其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包含的基本范畴的概括。他将《管子》所描述的国家管理理论模型概括为“以天地之心, 理国以法, 治人以德”。

3.5 “谋道”论

谋道者, 谓取之有道, 用之有道。孙景奎认为“谋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问题, 凡事首先要“谋道”, 得道者胜, 失道者败, 各个层次的管理工作都是在“道”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完成的。“道”应指做事的正确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来自于前人实践之经验, 也可以来自于常识、道德、制度等。

4 结语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内嵌于传统文化, 缺乏清晰、独立的体系, 古代乃至近现代学者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总结与归纳;近代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亦阻碍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深入应用和同国外管理思想的比较。所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说。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化, 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挖掘、整合之重要性。这也促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摘要：近20多年来, 关于东方管理模式的研究悄然成风。对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归纳梳理:即古代管理思想的根源 (内嵌于传统文化) 及相应的体系。

关键词：古代管理思想,管理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管理文化

参考文献

[1][美]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2]彼得·F·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 (上册)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3]何似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2.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 篇3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儒家、道家、法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国家治理观，即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

一、儒家的治国思想：礼治和德治

1、礼治思想

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在于：一是竭力维护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在于维护宗法伦理观念，这也是“礼治”的最核心要素。在中国的皇权统治中，君臣父子关系是主要的构成要件，在宗法制度下，君臣、上下、长幼、贵贱都有严格的等级序列，礼就是用来维护这种等级序列的最有效的工具，因为“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治就是借君臣、上下、长幼之规则，来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国家、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二是宣扬“性善论”。儒家相信人性本善，祟尚道德修养，重德教。主张“养民”以“宽”为主，宽猛相济。孔子曰：“为政以德”，孟子倡导“仁政”，认为“不以仁政，不能乎治天下”。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统治者布德于九州、牧民于四海，对臣民进行礼德教化，臣民要修身养性、尊尊尚德、休浴圣化，老老实实依‘礼行事，做统治者的顺民。”三是主张贤人治国。礼治思想主张“贤人政治”，即统治者都是真龙、天子，是真理的化身，是圣人、贤人，是“替天行道”者，亦即要用贤能之士治理国家，而绝不能让恶人当道，从事政治。

儒家的“礼治”国家治理思想在维护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礼”的治理作用。中国有王朝更替的历史，研宄每一新兴王朝的开国史不难发现，礼乐几乎都是其开朝初期整治的首要，目的就是以礼乐来规范社会关系，实现有效的统治。

2、德治思想

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来看，“德主刑辅”、“为政以德”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尤以儒家的德治思想最为典型，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观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其思想要点有：其一是为政以德。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只有具有高尚的道德，才能为天下人所认同，并被天下人所效仿，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是讲为政者若具有高尚的道德，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人民就会拥戴他。毋庸讳言，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的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乏合理因素的存在，并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赋予儒家德治思想新的内涵，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

二、道家的治国思想：无为而治

道家以“无为而治”作为治国的核心理念，这一治理理念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治理实践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汉唐盛世、明仁宣盛世、清康乾盛世都曾借用过道家的无为政治。这一学派由封建没落贵族所创，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部分封建贵族丧失了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对社会变革无能为力，只能听命于自然的摆布，提出了 “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1、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开创了自然主义的价值观，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以自然道作为治国的最高价值取向。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指天、地、人的组合，实际上都是“法道”，“道法自然”其实就是最高法则是自然而然。正因为“道法自然”，所以基本的方法论就是无为，因而，用这种理念来治理国家，就是要顺应自然之道，要清心寡欲，即要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

无为而治是道家学说中最著名的政治理论，也是道家治国思想的核心，道家的一整套治国理念都是围绕这一治国思想展开。正如老子所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亦即用“无为”去处事，用“不言”去教导人。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可妄为，不要强为，要顺其自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要知民意、顺民心，让百姓自然发展。

2、以民为本

在道家的治国理念中，“民”、“百姓”占有很突出的地位。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里的“贵”与“高”指侯王之类的统治者，“贱”与“下”指被统治的广大百姓，老子以广大百姓作为侯王之“本”之“基”，充分说明了道家以民为本的治国情怀，如果没有这里的“本”和“基”，我们说，便没有国家政权的存在。因而，老子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就是说，君主治理天下没有固定模式，应以百姓的需要作为施政的逻辑前提。

三、法家的治国思想：法治

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国家，是法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与儒家宣扬“人性善”不同，法家信仰“人性恶”。在法家看来，人是自私的，在“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来治理国家是不足以制止纷争、维护社会稳定的。因而，法家主张必须用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法治”是治国的最好办法。

首先，“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必然选择。法家认为，好利而恶害”是人的本性，因而，用儒家的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无济于事，只能用法令刑赏才能奏效，实行“法治”是适应人性的必然选择。商執认为，人类会历经上世、中世、下世、今世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治民的方法都不尽相同，对于处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今世，需“秉权而立，垂法而治”。韩非子认为，“有名主忠臣产于今世，而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篇4

我国养济保民思想源远流长。商代时期，盘庚提出“罔不惟民之承保”，“式敷民德”(《尚书·商书·盘庚》)。周代文王提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尚书·商书·周书》)。周公将之发展为明德慎罚、以德治民。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等学派继承了这一“保民”思想。《周礼》提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礼记·王制》云：“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特别是人们熟知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梦想，并成为统治者实施救济政策的思想基础。

秦朝政府对鳏寡孤独的救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隐匿成童，及申报废疾不确实，里典、伍老应赎耐，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弄虚作假的，罚二甲；里典、伍老不加告发，各罚一甲；同伍的人，每家罚一盾，都加以流放”(《睡虎地秦墓竹简》)。汉代政府对鳏寡孤独的救济主要是发放物品。如，东汉光武帝发布诏令：“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扶，无令失职”(《后汉书·光武帝本纪》)。

北魏及唐代前期的救助政策融入到均田制内。政府向不负担赋税的没有丁男的老人、未成年者、鳏寡者等构成的人户给予适当的田地耕种，加之佛教的行善生生观念流行，促使收容鳏寡孤独及残病者的专门机构出现。最早的是南朝齐武帝的文惠太子设立的“六疾馆”，主要收养贫病之人(《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此后，梁武帝设置了孤独园，北魏孝文帝设立了别坊。

唐武宗废佛之后，唐政府直接承担了养济机构的经费，委任有名望的人进行监管，即：“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唐会要》卷四十九)。

北宋徽宗时设置的居养院，主要收养孤贫小儿乃至“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安济坊主要为医疗机构(《宋史·食货上六》)。漏泽园设立于神宗年间，“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到崇宁年间，“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宋史·食货上六》)。后由于靖康之变，北宋的养济机构大多毁于战乱。

作为官方的救助制度，养济院正式设立于南宋初年。绍兴元年，绍兴府通判要求设置养济机构以收留北方南迁宋人中疾病贫弱者，并专派医官治疗病人，同时派遣“童行”二人负责管理饮食。这一要求得到了南宋政府的批准，规定凡是被收养者，要在当地官府登籍造册，写明姓名、籍贯，由官府出资供给口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八》)。这样，新建立的养济院糅合了安济坊与居养院的功能。这一时期是养济院的兴起阶段，主要是收养流民乞丐，有固定的收养时间，带有临时性救济的特点。

元代继承前代的养济院制度，在制度建设上比南宋更为完备。养济院在元代初称为孤老院，它的职能以收养孤老为主，与南宋临时性收养乞丐贫病有着很大差别(《元史·刘秉忠传》)。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五年又下诏，“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不久，孤老院改名为养济院。其收养对象为：“民之孤独残病不能生者，许入院。”明代的养济院制度得以确立。为保障养济之政的推行，朱元璋将其载入《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在朱元璋的倡导下，许多府县在洪武年间都设置了养济院。明成祖时，养济院的建置得到改观，养济院在“天下府州县俱有”(《明太祖实录》卷127)。弘治年间，养济院由内地州县向边陲各卫所扩展。

清朝顺治五年下诏：“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给发，无致失所”(《清世祖实录》卷41)。由于清初的财政紧张，养济院的重建收效并不大。到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养济院的重建工作才得以大规模展开。清代养济院开始之初，奉行明代的原籍收养政策。至乾隆二年，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四川居民流寓最多，与他省不同，且地处万山，险阻难行，若将远方流丐照各省之例一概送回原籍，其老病茕民，举步维艰，既多跋涉之苦，亦非矜全之道”，故“将川省外来流丐，饬令地方官稽查，果系疲窿残疾无告穷民，准其一律收入养济院”(《清会典事例》卷269)。外来孤老流丐收入所在地养济院，打破了明清以来的原籍收养政策，使得养济院收养范围大大扩展。

嘉庆、道光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养济院面临着各方面的破坏，尤其是政府财政恶化，加上战乱不止，养济院逐渐衰落，其他的养济机构也无法承受大规模的社会救助。在清代后期，一些以乡绅、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救助活动日益活跃，在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中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单元一中国古代思想宝库 篇5

第1课孔子与老子

一、孔子（前551——前479年）

1、“仁”的思想：

①含义：“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最根本的含义是“爱人”，即体贴别人、关心别人、尊重别人，是美德的总合。②实现方法： “忠恕”之道。“恕”是低的要求，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是高的要求，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的关键是自我修养。③对统治阶级来讲，“爱人”就要“为政以德”，反对苛政严刑，实行仁政，体贴民情，爱惜民力。对普通人来讲，要做君子，不当小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而修仁的标准是“礼”。

2、“礼”的思想

①含义：孔子所讲的礼是周礼，是西周建立的以宗法制和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典章制度。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社会准则和政治制度。②实践方法：一是“正名”：面对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各阶层要贵贱有序，各守其份，以此恢复社会秩序。其二是“克己复礼”：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不能为所欲为，这实际上还是讲自我修养。③仁与礼的关系：仁是美好的道德，礼是社会的规范；仁是内在自觉和自律，礼是外在约束和他律。孔子试图以仁爱为根本，借助伦理道德的作用，化解个人与他人、与家庭、与社会的种种矛盾，按照礼制，重新建立起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最终治国安民，使社会由乱变治。而把握仁与礼两者关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

3、“中庸”的思想：

“中庸”是“执其两端而用乎中”，既不过分，也不走极端，不偏不倚，谦和持中，恰到好处。中庸既是为人处事的方法论，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4、天命思想：

孔子主张理性，反对迷信，把探讨和解决实际问题放到首位，而对“鬼神”则“敬而远之”，这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非宗教、非迷信的文化传统。

5、孔子思想不被统治者重视的原因：

①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分裂割据，缺乏一个实行礼制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②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对孔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他们的需要。

6、孔子的教育地位：

①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被后世称为“第一位老师”、“万世师表”；②创办私学，广收门徒：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扩大教育范围，使学术下移等；③总结出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④整理六经，保存了典籍，传播了文化。

7、孔子的历史地位

①孔子的思想在当时虽未受到重视，但经历代学者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成为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对我国的政治、伦理、文化和民族性格产生深渊远影响；②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③孔子本人被推崇为圣人，受到后人景仰。

二、老子

1、“道”的思想：“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既是自然的规律，又是世界的本原。在天命论盛行的春秋时期，这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2、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世界是运动和变化的，事物都会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比如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下、前和后、生和死、贵和贱等等。

3、政治思想：①他认为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有规律，人们遵道而行，顺其自然。所以主张“无为而治”、“无事取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等；②面对春秋乱世，老子消极避世，知其不可为而不为。

4、老子的历史地位：

①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探讨宇宙本原的哲学家。②老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的哲学、论理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孔子与老子思想的主要区别

1、孔子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体现的是一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执着精神；而老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避世思想，是一种看破规律、尊重规律的超脱精神；

2、孔子的思想主要研究社会人际关系，对“天道”避而不谈；而老子思想则研究“天道”，用“道”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演变；对现实社会则恰恰消极避之。

第2课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一、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

1、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面临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旧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带来思想的大解放，2、物质基础：铁器和牛耕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起；

3、阶级条件：社会变革导致阶级关系变动，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分别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

4、政治条件，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没有一统的思想形态，各国基于争霸战争和政治需要，纷纷网络人才，养士成风，宽松的局面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环境；

5、文化条件：私学兴起，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局面，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士人阶层壮大、活跃。

6、科技条件：自然科学领域成就突出，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这为古代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

7、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二、孟子、荀子与儒家

1、孟子：①4个思想要点：仁政学说——思想核心；人性本善 ——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养浩然之气和重义轻利的精神品格。②评价：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被尊为“亚圣”；《孟子》一书在唐代被当作经典，在南宋被列为四书，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2、荀子：①4个思想要点：“明天人之分”与“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思想；“性恶论”；礼法并施与王霸兼用治国思想；民水君舟思想。②评价：综合了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合理成分，是战国思想集大成者；在很长时期被视为儒家异端；对中国哲学具有深远影响。

三．墨子和墨家

1、墨子的8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尚力、上天、节用、节葬。

2、评价：墨子思想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墨子思想曾被其他学派广泛吸取征引；战国之后趋于没落。

四．庄子和道家1、3个思想要点：①哲学观点：齐物（任何事物本质相同）；②人生态度：逍遥（旁观、超然，无所恃）；③天人关系：不相胜（人必然顺从自然）。

2、评价：①不仅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在文学和美学方面也很有建树；②他的寓言和散文蕴含哲理，具有神奇浪漫风格，对后世文风有深远影响。

五．韩非和法家1、5个思想要点：①法、术、势相结合；②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③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今必胜古；④主张变法革新；⑤以法为本，主张法治。

2、影响：①韩非的主张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②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互为表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六．兵家

1、吴起：文德与武备兼重的战略思想

2、孙膑：①强调把握战争规律，取得桂陵之战胜利；②重视人的作用；③创造利己形势；④著有《孙膑兵法》，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七、“百家争鸣”的历史影响

1、“百家争鸣”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

2、“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后世思想文化的基础，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中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准则，道家构成了传统哲学的基础，法家变革的精神成为历代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因而，百家争鸣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断作用。

第3课汉代的思想大一统一、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

1、原因：①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残破，百废待兴，社会经济需要恢复和发展；②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③黄老之学适应了当时的统治者的需要。

2、内容：①是道家学说中黄帝和老子的学派，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又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包括治身和治国两个主要内容；②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③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3、作用：使汉初政治宽松，社会迅速恢复发展。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原因：

①汉朝面临王国问题和匈奴威胁，道家无为思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②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统治者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开拓大一统事业；③儒家学说经过调整，整合出了一套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的理论体系，宣扬“有为”而治、积极进取，适应了社会需要。

2、董仲舒的思想：

①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黄老、法家思想；②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③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神化皇权，但人君要仿效天道实行仁政；④三纲五常学说；⑤针对土地兼并严重和百姓生活困苦的现实，提出限田、薄赋、省役等主张

3、巩固措施：

①汉武帝起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政；②中央设太学、地方建立完备的教育系统，学习儒家经典，传播儒家思想。

4、历史影响：

①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更有利于政治和精神上控制百姓；②其宣扬的“天人感应”也有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目的；③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儒学从此在政治上占据正统地位，儒学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③兴办学校，有利于教育的发展；④消极影响是禁锢了思想，扼杀了才智。

第4课宋明理学

一、背景——三教合一

1、魏晋南北朝：佛、道传播，儒学出现危机；

2、唐朝：调和之风兴盛，“三教合一”弥漫各个领域；

3、儒学丰富、更新深受佛道影响。

二、程朱理学

1、概念：理学是宋代出现的新儒学体系，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产物，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辩化的过程，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服务于治理国家的学说，理或天理为其核心观念。

2、代表：程颢、程颐、朱熹

3、主张：①世界观：理，在世界是本原，在社会是儒家道德伦理，在个人是人性；②方法论：格物致知；

4、影响：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朝成为科举考试内容；②明初程朱理学确定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③流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产生很大影响。

三、陆王心学

1、南宋陆九渊：

①世界观：心是万物渊源，“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②方法论：发明本心以求理，内心反省。

2、明朝王守仁：

①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和社会动荡,主张以心学代替理学；②思想核心是致良知，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

四、理学影响：

1、理学从哲学上发展了儒学，是宋明时期儒学主流，在政治生活、文化教育和社会教化方面影响深远

2、消极：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强调尊卑等级观念，重男轻女，因循守旧，片面地重义轻利，压制和扼杀人的自然欲求；

3、积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具有和谐意识、忧患意识、崇尚道德、强调力行，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其了积极作用。

第5课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

一、历史背景

1、政治：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强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封建社会渐趋衰落；

2、经济：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文化：程朱理学走向极端，八股科举使思想界出现陈腐习气，士人试图跳出四书五经窠臼，冲破传统儒学束缚。

二、李贽主张

1、有《焚书》和《藏书》等多种著作；

2、鞭鞑程朱理学，批判纲常伦理，反对绝对权威，人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

3、认为人皆有私，追求物质享受，尊重个性解放；

4、万物的本原是阴阳二气，根本否定天理，摇撼了理学的理论基础。

三、经世致用

1、背景：

①明王朝内外交困，危机四伏；②士大夫面对危局，寻求改革方案，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现实结合，形成经世致用思想。

2、代表：顾炎武、黄宗羲、顾炎开

3、主张：①为学应求务实，关乎国计民生，致力社会变革，并身体力行；②提出拯救时弊主张；③主张工商皆本（黄宗羲）。

4、影响：

①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据学术之风；

②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为后世提供了思想源泉。

四、批判君主专制

1、主张：

①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君主专制是社会许多弊端的根源（黄宗羲）；②区分亡国与亡天下（顾炎武）；③提出限制君权的设想：倡导言论自由、建立监督机构、保证清正廉洁等；

2、影响：

①对君主专制造成强烈冲击；②对后世民主思想具有深刻的启蒙和启迪作用。

五、整体认识

1、明末清初的思想批判是商品经济发展、封建制度衰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2、批判思想继承批判了传统儒家思想，批判君主专制，抨击纲常伦理；

3、提倡经世致用，追求个性解放，构建起富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

焕发生机，开启了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但在当时没有形成主流，影响有限。

第6课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与实践

一、天文学

1、天象观测：

战国《甘石星经》是我国最早的天文还著作，其中《石氏星表》是世界最早的星表；

2、天体测量：

①秦汉：发明浑仪；②东汉：张衡发明水运浑象仪，证明浑天说，其地圆见解比欧洲早1000年，发明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③ 唐朝：僧一行与梁令瓒制黄道游仪，世界首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实测子午线；制水运浑象仪；④元朝：郭守敬制简仪；测定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受到世界天文学推崇。

3、历法：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

4、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领先的原因：

①满足农业生产“授农以时“的需要；②为封建王朝统一天下提供“授命于天“的依据，宣示政权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能；③朝廷集中人力对天文历法乾地观测和研究，取得显著的成就。

二、数学

1、计算方法：

①春秋出现九九乘法口诀；②春秋时发明度量；③春秋战国出现算筹

2、数学专著：

东汉《九章算术》总结周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有面积、容积、正负、数加减、一元二次方程等世界最先进的成就)，标志着解决实际问题为内容、以算筹为工具、以十制位计算的数学体系形成。

3、圆周率：

三国刘徽精确到3.1416；南朝祖冲之精确到七位，领先世界1000余年。

4、数学思想：

明朱载育提出“理由数显，数由理出”，以计算为基础，构筑韵律体系。

三、农学----四大农书

1、《齐民要术》：南北朝贾思勰，介绍北方生产经验，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

2、《农桑辑要》：由元代大司农司主编，最早官修农书；

3、《农书》：

元朝王祯，综合南北经验，涉及农林牧副渔，附有《农器图谱》(有水排、木活字等记载)

4、《农政全书》：明代徐光启总结历代农业、手工业经验，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创作，达到传统农业科学顶峰。

四、医学

1、《黄帝内经》：编于战国，提出阴阳五行、脏象、经络、形神、天人五大核心理论，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

2、《伤寒杂病论》：东汉张仲景撰写，论述“望、闻、问、切”四诊法，是临床经典，张仲景被称为医圣。

3、《神农本草经》：东汉出现，较早的药物学著作。

4、《本草纲目》：明李时珍著，创立世界最先进的分类法，体现了生物进化的思想。

五、四大发明

1、造纸：

西汉发明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魏晋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2、印刷：

最早有明确时间的印刷品是唐代《金刚经》；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13世纪中期传到朝鲜，后从西域传到欧洲。

3、火药：

最早记载于唐孙思邈的《丹经》；唐末用于战争；五代和宋广泛使用；14世纪阿拉伯人传往欧洲。

4、指南针：

战国司南；北宋航海；13世纪传入西欧，促进地理大发现。

六、中国古代科技小结

1、主要特点：

①具有实用性；

②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和经验总结，具有较强的经验性，缺少观察实验和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

③在应用上，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的需要，缺乏将科技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识，缺乏进一步促进科技发展的动力。

2、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中国古代学前教育思想(教案) 篇6

古代学前教育的实施

项目二

古代学前教育思想

二、设计意图或教材处理：采用中外学前教育史相互交叉的方式，在介绍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时，同时介绍同一时期西方国家教育家。通过讲解、归纳、对比、举例，使学生明确古代教育家的思想观点，指导学生结合教材抓住脉络，明确贾谊的太子早期教育思想、颜之推家教思想、朱熹儒教思想。

三、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了解贾谊、颜之推、朱熹、生平及其儿童教育思想。

2、能力目标：学会评价古代学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并总结古代学前教育思想中有积极意义的主张。

3、素质目标：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以史为鉴，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和儿童观。

四、教学重难点：朱熹的教育思想

六、教学课型：理论课

七、教学课时：2课时

八、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材料分析

九、教学过程：

任务一 贾谊的太子教育思想

生平：

一、幼年太子教育的意义

1.从国家兴亡的历史分析太子教育的成败，会关系到国家的命运。2.从教育可以改变民性的观点，阐明幼年太子教育的意义。3.早期人格培养非常重要，早喻教容易教化有成。

二、论“早喻教”—太子早期教育阶段

（一）胎教（贾谊：古代胎教学说的奠基人之一）1.选择父母是胎教的根本问题。选择品德好的人为配偶。2.对孕妇进行“正礼”教育，孕妇一切言行举止合乎“礼”。3.安排适宜环境及人员对孕妇予以影响。

（二）学前教育

1.学前教育从婴儿初生开始

2.聘请“三公、三少”为专任教师，负责教诲幼小太子。3.为太子创造一个特殊优越的教育环境“与正人居” 4.教育内容多方面：保、师、傅：体、智、德 任务二 颜之推的儿童家庭教育思想 生平：

一、论学前家庭教育的意义

1.幼时家庭教育好坏，关系到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成败兴衰。2.家长对年少子女的教育，容易奏效。

3.当时社会动荡，学前家庭教育是士族教育的基础和主要形式

二、论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

培养“务实节用”的人才→“德艺同厚”：德行、“学艺” 1.对子弟道德理想、道德情操的教育； 2.广泛学习经史、百家等，还有熟习各种杂艺

三、论学前家庭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一）及早施教：抓紧时机，早到胎教

（二）严慈结合：有教有爱、体罚

（三）均爱勿偏：一视同仁

（四）熏渍陶染：潜移默化环境陶冶

（五）博习致用

【思考】：如何看待颜之推的家庭教育原则和方法？我们要怎样借鉴？

小结：总的来说，颜之推的家庭教育原则和方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比如要及早施教，严慈结合，一视同仁，环境陶冶等，但体罚是不可取的。

讨论：你如何看待对幼儿进行的体罚？（出示南京某幼儿园体罚的案例，进行讨论，并请个别同学回答。）

四、《颜氏家训》述评

1.《颜氏家训》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家庭教育著作，最早最完整的家庭教科书。2.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3.内容全面、系统，阐述了学前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方法，至今仍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任务三 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

生平：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著作：《小学》《童蒙须知》

一、论儿童教育的意义 1.教育按年龄和心理特点分 两个阶段：小学、大学

2.儿童教育及早进行:打“坯模 ”

二、朱熹关于培养儿童行为规范的主张

1.为儿童学 “眼前事” 编写的2部教材--《小学》《童蒙须知》 2.论学“眼前事”与编著《小学》 小学→“眼前事”（眼前日用之事）：

一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二是“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

三是“礼乐射御书数之文”.3.首创《须知》《学则》的教育形式,编著《童蒙须知》

《童蒙须知》是学“眼前事”的具体标准和要求。

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对儿童生活起居、读书学习、道德行为礼节都作了详细规定。

4.方法：正面教育，严格、不间断进行行为习惯的训练 思考：对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的评价 思考题：

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 篇7

一以味为美——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哲学界定

美作为中国文化集中体现和终极指向, 这使中国审美深刻上“味觉文化”“趣味文化”的鲜明特征。《礼记·学记》云:“虽有佳肴, 弗食, 不知其旨也”, 陆机《短歌行》云:“我酒既旨, 我肴既臧”。食物是和“食旨”联系在一起的。《说文》谓“旨, 美也。从甘, 匕声”。因此, 中国古代的美最初是和食物的美味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才有了古汉语中“美”字的推出, 有了“大羊为美”之训。在古汉语中, “羊”通“阳”, 故“大羊为美”亦可理解为“大阳为美”, 即男女“对食”的美味。

中国人的知味, 不仅是在吃, 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哲学支持。知味是一种境界, 也是食文化审美的最高境界。中国的传统“五味”观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观念。季羡林先生说:“西方的美重在眼睛和耳朵, 所以他们的美学家研究的重点对象是音乐、绘画、雕塑与建筑等。而中国的美则不但涉及眼、耳, 还延伸到鼻、舌、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味, 也属于美的范畴。它不但重视味, 而且还有“五味”之说。因此, 中国传统文化以“品尝”二字来形容这一更高层次。“品”与“知味”不仅是舌头、鼻子与心理的感受, 而且是一种审美过程。

二以道为美——中国古代美学的道德精神

儒家的“道德”是一种善的思想观念。以“道”为美, 即认为善的思想观念, 如“仁”“义”“礼”“智”“信”等的形象表现是美。这种思想最初在孔子的《论语》中即有所体现。孟子继承孔子“以德为美”的思想, 明确对美作出界定:“充实之为美”。儒家美学发展到荀子, 提出了“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的命题。即道德之不全不粹, 就称不上真正的美。

中国古代, 道家也力主美在道德, 不过道家的“道德”自有其特定内涵。符合这种道德的, 即使外表畸形丑陋, 也是美;违反这种道德的, 即使外表再美丽, 也是丑。老子以道为美的思想, 到庄子得到进一步弘扬和丰富。《庄子》一书中多处论及“美”及其主体反应“乐”, 乍看起来扑朔迷离, 颇为费解, 深入看都统一于以道为美的核心思想上。其最能代表他对美本质看法的命题, 是“至乐无乐”。

法家也把美的根源、本质归于道德。一般将《管子》视为

行大量重复的练习, 这是最无效、最吃力的办法。应把所学练习曲或乐曲中的难点集中起来, 每个难点都作为一个单独的练习项目反复集中练习。也可打散练, 每次只用几分钟练几遍, 用少量多次的方式, 避免因久练一处而感乏味枯燥。

总之, 在练琴过程中要从难从严, 持之以恒, 有的放矢, 最早的法家著作。《管子·水地》及《小问》篇中揭示的以德为美的“德”, 就更多地表现出与儒家道德的统一。战国时期另一位法家代表韩非子将管仲学派所崇尚的儒家道德改造成直接为统治者服务的功利道德和实用道德, 认为这才是美的本质。

三以构为美——中国古代美学的心理本质

人性“爱同憎异”, “会己则嗟讽, 异我则沮弃”。“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百物去其所与异, 而从其所与同。”这些是同构为美思想的明确说明。它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文化系统。儒家认为“万物皆备于我”, “尽心而后知天” (孟子) , “仁”是“天心” (董仲舒) , “天理”即“吾心”, 天地之美正是主体之美的对象化, 因而呈现出某种同构状态。道家认为, 大道至美。道体虚无, 要把握到虚无的道体, 认知主体必须以虚无清静之心观之, 所谓“常无欲, 以观其妙, 常有欲, 以观其徼” (《老子》) 。与此相通, 佛家认为真正的美是佛道, 佛道即涅槃, 涅槃即寂灭虚空。芸芸万法, 以实有之心观之即执以为有, 以虚空之心观之即以之为空, 这就叫“内外相与, 成其照功” (僧肇《般若无知论》) 。可见, 道、释二家所认可的至美之道, 都是主体空无之心在客体上的同构。这与西方现代格式塔美学相映成趣。

四以意为美、以文为美——中国古代文学美的灵魂和生命

意境, 是指艺术创造特别是诗歌创造所达到的一种能令人感受领悟、玩味无穷却又难以明确言传、具体把握的艺术境界, 它是形神情理的统一, 虚实有无的协调, 既生于象外, 又蕴蓄于象内。关于意境的探究, 先秦老庄和《易经》等言与象、象与意等关系的阐释, 追溯到汉代佛学传入后关于佛家修炼达到的境界所称的意境, 但意境作为诗歌概念或艺术概念的正式提出, 则首见于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他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意境理论经宋元发展至明清深入探讨, 清代诗论家叶燮有精彩阐述, 而晚清学者王国维则集其大成。

“文”在古代汉语中有文饰的意思, 即今天我们所讲的形式美的易名。诗的艺术概括与表现需要借助艺术表现手法, 使诗的艺术形象更为鲜明、生动, 使诗的语言更加优美动人, 使诗的情势一波三折, 这是因为形式美起着重要的作用。黑格尔曾指出:“美的要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 即内容, 另一种是外在的, 即内容借以现出意蕴和特性的东西。”他说的这种外在, 就是指美的形式。

[责任编辑:李锦雯]

才能真正做到技术上的跨越。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历史借鉴 篇8

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也有积极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法与时转”“因时修律”的科学立法观。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提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这些思想多少触及到了法的进化发展规律，具有历史进步性。后世治国者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制定、修改法律。“不法古，不修今”，积极“变法图强”，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实践较为明晰的一条主线。当代中国立法同样应遵循“法与时转”这一辩证规律，“与时俱进”正是它的现代诠释。

其次是法治胜于人治的最佳治国方式。法家认为，儒家所说的贤人政治的确不错，但像尧舜那样的贤人要千世才出现一个。而且，即使出现那样的贤人，其治理国家如果不是按照“法”，而是凭借“心”，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相反， 如果让一个中等才能的国君治理国家，只要他“守法术”“以法治国”，也可以将国家治理好。这是强调要以法治为立国的基石和兴国的根本。

第三是“唯法为治”“事断于法”的行为准则。古代法治论者将法看成是安邦立国、富国强兵的法宝，在他们看来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行动以及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应纳入法的规范中。韩非子就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这是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一定程度体现了法律至上的根本精神，并在官吏管理和依法行政方面有着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