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共7篇）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篇1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稳定的精神价值体系，其中包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人的价值观的审视，对社会责任感的认同等。挖掘中国古代文学内部所蕴涵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架和精神追求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丰富、众体兼备，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形态。综观古代文学的发展全貌和诸文体的演进，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以“人”为核心，追求人的完善、重视人的理性，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体现在古代文学中，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人格尊严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从屈原、孔子，到曹雪芹，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关于道德和人格的传统。他们大多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往往具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在这样的人生观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始终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注着个体的生命价值。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已经明确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人生之中，在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中，社会理想和个体人格才能实现与完成，人的心灵才能获得满足和安慰。这种精神使人们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塑造，不是到彼岸世界中去寻找无限和快乐，而是让现实(社会和自然)与人得到有机统一，从而形成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人格尊严合而为一的思想内核与精神理念。因此，强调个体融入社会的理性精神在中国可谓古已有之。这种精神与西方文化在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到彼岸世界去寻找无限快乐的“来世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文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特点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建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自先秦以来的古代文学创作。曾子就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墨子云：“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爱》)。可见，对于要以“兴天下之利”为追求的仁人而言，他们不屈从于包括皇权在内的任何外在的权威秩序，只服从于崇高的道德追求及担负的历史使命。

既然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得以实现，那么建功立业自然就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反复歌咏的一个主题。曹植一生追求的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陈子昂中进士后，上书议政，图谋大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废书畅怀古，负剑许良图”(《答韩使同在边》)[2]。屈原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讴歌理想，《离骚》中的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构成了缤纷、深沉的情感想象世界，但是其立足点仍然是楚国政治生活的黑暗。《离骚》把毫无羁绊和极富多义性的浪漫想象与最为深沉炽热的个体的人格情操和价值追求，最完满地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无可比拟的典范。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虽然隐晦之至，但从诗的意境情绪中反映出来的正是他对当时残酷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的哀伤与慨叹。陶渊明对“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的田园生活的描绘，绝不是安享超然世外的天堂仙境，而是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表达他内心对上层社会政治斗争的残酷和虚伪的鄙视。

除了强调以道自任之外，中国文化积极入世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人们追求内在人格的圆满，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人生理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在困难挫折面前不屈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在威逼利诱面前，能够舍生取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2]，道义高于生命，精神的超越高于物质的实体。这种人生理念构成了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并扩展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使中华文明历经外忧内患却始终保持旺盛发展。

西方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即“知识分子死了”。所谓的“死了”，我想并非指的是生理意义上的灭亡，而是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物质社会中精神沦丧和道德失范的状况。的确，知识分子面临着在以世俗化、功利化为主导价值观念的社会中如何为自己定位的重大课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彷徨，都会迷惘，自我失落、自我选择、归宿的困惑、人格的分裂都成为困扰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苦苦寻求却没有答案。此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加剧了对人的异化。社会道德的滑坡、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生活面前的解构，为人的现实存在寻找一个精神家园，为人的信仰确立一个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强调个体生命融入社会人生的理性精神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愤世嫉时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

孔子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在于“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①这条以孔孟思想为核心和基础的路线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体现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特别是成为古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意识，可谓源远流长，并以文学的形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古代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中，他们饱经沧桑，满怀悲忧感愤的情怀，因而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千古不朽之作[3]。忧患意识是他们创造和传播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他们的著作充满浓郁的忧患情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史。孟子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的是忧患意识应该成为人生存所必须的重要的思想意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登临览景，尽收眼底，毕呈笔端，景之喜景之悲各极其态。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并非在于其写景之妙，而是因为所写之悲景喜景，目的是为了铺垫出更高的精神境界，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者身处北宋积贫积弱的景况之下，满怀深沉的忧患意识，唱出了广大士大夫的心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种对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一经道出，便感动激励了无数后人。陆游的《书愤》，悲愤激昂，表达了他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疆土，解放沦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儒家文化培养和滋润的忧患意识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及其献身精神，体现了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批判精神，也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

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蕴涵其中的是一脉相承的积极进取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扩展为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即使是早期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故事也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由这样的忧患意识和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出发，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对封建皇权的抗争也就是必然的结果。如明清的小说多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即使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也不例外。孙悟空蔑视天庭、敢对佛祖揶揄嘲弄，即使失败后仍保持傲骨，这样的故事内容体现着作者本人的忧患意识和主体精神。

三、深沉悠远的人生之思

由于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因此古代文学体现出了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无论是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进取精神，还是愤世嫉时的忧患意识和人生之思，强调的是现世之谋略而非幽玄之沉思。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的文学不从本体意义上去思考人生和宇宙，从老庄开始，对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就保持高度的珍爱与肯定。“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这种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玄学思潮。内在人格的觉醒，使对人作本体建构成为这一时代的显著特色[4]。

魏晋那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这种悠远深沉的人生之思在文学中已经得到了展现，开一代先声的《古诗十九首》在对日常时世、人事、享乐等的咏叹中，突出的是一种关于人生的思考，这种人生之思构成了其主要声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被钟嵘赞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2]的这些“古诗”，其中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②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陆机有“天道新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唱出的是同样的哀伤、思绪和音调，共同形成了“建安风骨”的人生之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建安风骨的人生之思是与其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核心仍是对人生的执著。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后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正是有这种积极的内容蕴涵其中，才使所谓的人生之思没有流于颓废消沉；也正是这种人生之思的存在，执著的追求才具备了美学深度。而这种人生之思正是在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认识到伦理道德、谶纬宿命等规范、标准、交织的虚假，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才能对人的存在、价值、意义做本体论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貌似玄远的人生思考与上述的强调个体生命融入社会的理性精神在深层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唐宋时期，缕缕不绝的人生之思仍然是古代诗人笔下的一个重要主题，苏轼的《前赤壁赋》，虽然开篇把秋夜的美景刻画得淋漓尽致，但作者立意不在景之美，而在于通过主客的问答，表达对历史、社会、宇宙、人生的思考。客方通过乐声、言辞抒发了历史的虚无、功业的幻灭、人生的短促等感受。主方通过对答，表达了一种达观的宇宙观和得失观。作者在备受打击之后，面对斯景，体会到宇宙的本真、人生的真谛，因此才能如此旷达。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只注意到作者对景对情对人物活动及其对环境的表达，而把作者从中透露出来的精神境界放在次要位置，那么我们对这一古代精品的认识是有一定缺陷的。

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洲台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些诗篇中，有对人生苦短的悲叹，有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有繁华如烟的无可奈何„„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宇宙存在的形而上追问。它们为笃实尚用的中国文化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虽然其基调不免是沉重而哀伤的，但是毕竟表露了人对自身存在的思索，展现的是高蹈旷达的人生之姿。

四、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

中国古代关于人民、国家、统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明确的见诸文字的解说，孟子就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便是告诫统治者应重视人民的地位，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以仁爱之心处理伦理关系，因此就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而且孟子还将这种仁爱精神从人际道德关系推衍到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提出了“爱物”观念。《易传》把孟子“爱物”的思想概括成“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推广到大自然中，以宽厚仁德包容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宋儒张载进一步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说，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以民为本、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可以说广泛地反映在自诗、骚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绘全家在流亡中，屋破又遭夜雨的狼狈处境，但他推己及人，且有人无己，唱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其爱民之心何等高尚，何等深刻!这是杜甫思想道德境界的体现，是孔子仁爱思想的艺术化。诗人陆游有七律《露望》，写他夜间散步河边，见到商人为争早市、农民为车水灌田而彻夜不眠的景象，于是发出“齐民一饱勤如许，望食官仓每惕然”的感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体现了要求在现实中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但个体融入社会生活的目的并不是封妻荫子，扬名立万，而是出于对国家、人民强烈的热爱之情：“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候”(岑参《送人赴安西》)，“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杜荀鹤《秋宿山馆》)。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宝贵的文化精神之一。

这种仁爱精神同样体现在伦理关系中。所谓的“伦理”，即指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既包括家庭关系，也包括社会关系。儒家所谓的“五伦”即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如果说西方文学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叙事性特征，那么先秦时期的《诗经》就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包括爱情、友情、亲情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人类情感成为古代文学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5]。从《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李商隐《无题》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从“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从“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陶潜《和郭主簿》)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慈母吟》)，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情感之路，它展示出中国文化特有的感性世界，透露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情怀，无疑成为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篇2

一、古代文学课程中人文精神的开掘与转化

要避免当前中国的人文精神危机, 促使当代大学生精神成人, 作为人文课程之一的古代文学课程无疑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因为文学是人学, 古代知识分子无不深受儒释道思想浸染。其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蕴藏着无限丰富的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人文精神。譬如先秦儒学先义后利的价值观, “仁者爱人”的人伦关系, “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 为我们展示了崇高的人生境界;此外如《左传》的民本思想, 老庄的逍遥自由,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苏轼的旷达超逸, 等等, 都是往哲先贤们提供给我们的人文精神的无尽宝藏。故“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是20世纪初提出, 于今讨论得更为热切的一个命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命题往往视人文主义为古已有之的固有特性, 从而遮蔽了现代性的阐释学背景。以人文修养为导向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 需要在现代批判中重建。这是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中需要重视也是其与现代接轨的途径。

二、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的培育

在当代大学教育中, 人文专业不“人文”已不是个别现象。长期以来, 古代文学课程甚至整个人文课程受“科学”思潮的影响, 注重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忽略了价值体系的因素, 在对知识点的授受过程中, 其最重要的体验生命价值的一面被逐渐淡化了。[2]这种情况的改变首先要从古代文学课程目标的再认识着手, 然后积极开发与并培育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

(一) 重新审视与设计古代文学课程目标

首先, 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应该既是知识、技能的传授, 更是情感的交流、生命的对话。因而古代文学课程首先是鉴赏课程, 在鉴赏中感悟生活、体验精神世界的广袤和丰富, 体悟人的智慧和力量。因为“文学史, 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 是一种心理学, 研究人的灵魂, 是灵魂的历史”。[3]在古代文学史、作品、文论中, 无不渗透着古人的精神与灵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习可以促进我们把握并进而学习古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智慧。对精神生活丰富性的追求是人的基本追求, 因而古代文学课程的目标应当是:让古代文学课程内蕴的人文精神“走进”大学生的生命, 使其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启迪、触动并指引大家的生命去追求并趋近人生的真、善、美的境界。其次, 培养创新素质人才也是古代文学课程目标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古代文学课程应把大学生的个体主体的确立、个体主体意识的成熟和主体精神的积极培育作为目标之一, 充分地发掘和创造性转化古代文学课程中潜在的自由、创新素质, 如老庄的自由逍遥, 古代文学的创新诉求与规律, 等等, 促使大学生个人主体意识由零散走向凝聚, 进而推动民族创新能力的发展。[4]

(二) 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内容的开发与培育

随着科学知识论的解构与知识性质的现代转向, 重新反思与选择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审视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与体系, 则会发现其多为“知识继承型”, 往往存在一些普遍的失误。因此, 新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改革需要注意到学生的兴趣、好奇心与爱好。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寻求那些最基本的, 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 具有广泛迁移价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原理”, 再加上基本方法“并使之结构化”的基础, 目的在于促进具有广泛而持久的迁移价值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培养, 使之与学生的潜能和悟性相结合, 内化为学生的文化与创新素养。[6]当前, 最迫切也最可行的是开发特色课程、品牌课程。一方面挖掘地道的本土丰富的古代人文知识体系, 使之进入大学课堂,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开掘并转化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传统, 开掘出其与现代相适应、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潜在资源, 形成自己的品牌课程, 弘扬个性以求创新。

1. 儒家道德伦理系统价值的开掘与转化

正如中西方思想界所意识到的:道德的力量始终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深刻的力量。人性中道德力量的扩展, 亦渐为博弈论者所洞察:“生物演化发明利他行为, 创造出善之后, 接着便由第二种强大的演化力量, 文化演化接手, 其中就蕴含着扩张善的希望。”[6]古代文学与文论中内蕴的儒家道德体系, 强调道德对个人具有安身立命的价值, 对社会具有和谐、稳定和文明进步的价值。在孔子的礼学中, 蕴含了“公正”、“公理”与一种非自觉的敬畏感。它让人们通过理性活动, 认识到自身生命活动及其范围, 从而对他人的活动与权利表示敬重。[7]在这样一个普遍缺乏敬畏感的时代, 将古代文学课程中将孔子的仁内礼外的真正意蕴通过授受渗透进大学生的心田无疑是有意义的。

对儒家来说, 和谐乃是世界的基态和终极境界, 而冲突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失序或失衡。整部《易经》表达了这种思想, 其实现代新学科中博弈论所揭示的“非零和”状态, 同样表达了这种思想。儒家人文学说集大成者的朱子更创造了更为完备而自然的调和世界观体系。他将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合一化, 使其在“常”与“变”的思想透视中, 看到国家与个人都是合理的存在, 然而人要以自己的理性去完成一切合理调和的发展, 融入整体的和谐。[8]儒家一直把人文道德作为历史演进的核心力量。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穆明确提出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文演进观”,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其主要长处, 在求自然与人文之融和协调, 在使人文演进之不背自然而能绵延悠久。”[9]钱氏晚年的最后一刻, 更彻悟到天人合一乃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古代文学、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提醒我们无论科技伦理、生态伦理, 都要顺乎人性的真、善、美法则来着力建构。这对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的启示无疑是巨大的。

古代文人如孔孟, 尤其是苏轼、朱熹等人的诗词书画也掩抑不住其德性思维的光芒。古代文学课程中内蕴的这些人文精神及其理性追求, 是值得我们好好探索与开掘的;尤其是朱熹等文人所取得的时代价值转化的巨大成功, 更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的。所以, 从古代文学的教与学中重视发掘儒家道德价值思想, 可以为今人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观重建提供历史借鉴。

2. 儒家人文教育观的开掘与借鉴

在人文价值取向上, 儒家教育观最鲜明的特征是德智兼重, 在此基础上达到“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的审美境界。有研究者认为, 儒家兼顾体、艺、内、外的完整教育模式, 其“基本构成性内容包括: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政治原理的‘传道’;以传授‘礼、乐、射、御 (驭) 、书、数’之‘六艺’为基本知识技艺科目的‘授业’;以辨明‘学’与‘道’、‘志’与‘仁’、‘工’与‘事’、‘智’与‘德’、‘人伦’与‘事理’问题为主要课题的‘解惑’”。[10]这一概括是对孔子人文主义教育体系的真善美内涵及其逻辑关联的较好说明。在教育方法上, 孔子“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方法, “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是针对人性的根本特点, 使教学过程渐趋“学”与“思”的统一, “礼”与“乐”的统一, “文”与“质”的统一。其中书院对话式教学更显示了其思维方式的人文价值取向, 显示出孔子对人性的深刻了解。[11]对这些丰厚的教育资源如何批判地继承、创造性地转化, 值得当今大学人文教育尤其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深思与探索。

三、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内容实施

古代文学课程忌说教而重享受, 享受课程应当成为该课程教学的不懈追求, 不管面对的是人文专业的学生还是非人文专业的学生, 古代文学课程永远要贯彻的教学原则是愉快而不断升华精神享受。确立了合理的课程实施观念, 接下来就需要选择有效的方法。在常规的讲授法、小组讨论法等方法以外, 以下方法更值得我们借鉴。

(一) 古代书院教育“对话”式教学

儒家书院教育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精神即“对话”。它首先得力于孔子的张扬, 此后被宋代朱熹发扬光大。在朱子的讲学生涯中, 他十分注重与弟子及友人的对话, 且注重形式的多样性, 或对答式, 或会讲式, 或轮讲式, 或挑讲式, 甚至还常有评论式, 讨论式。通过多种方式的讲学, 发挥对话的人文优势, 使学生深通义理, 以修其身, 然后推己及人。从方法到目的, 教学过程极其自然。朱子自身也常从这种种对话中吸取新的灵感, 发现新的问题, 得出新的思路。因而对话学风的形成, 是知识与实践统一的最佳途径。它最根本的人文精神即体现在对每一个体的充分尊重, 并在此基础上, 充分调动其内在潜力。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的过程, 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深处, 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潜在特质, 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一形式是愉悦轻松而富于人情味的, 以致它对人格的塑造几乎是在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实现的。站在今天教育学的角度看, 中国古代的书院对话式教育, 实质上就是一种陶冶式教育。它所产生的心灵共鸣, 形成的水乳交融, 以及受教育者内心得到的极大的愉悦, 从而达到的高峰体验, 都是其他教育方式无可比拟的。其极佳的教学效果, 值得现代人深思。[12]它也是我们古代文学课程实施中最值得借鉴的教学方式之一。

(二) 古代文学经典导读法

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往往具备首创性同时又具典型的代表性, 譬如唐诗、宋词似乎永不过时地与后人保持着同时代精神对话的生命力。因而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 是人文意境的感染与创造性思路的摹习启示。阅读古代文学经典文本, 是古代文学教学不可绕过的必经之途与基本方式, 也是文科大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经典文本阅读实质是人文科学个案法运用于古代文学教学的一种传统悠久的形态, 在现代人文学科的自由理性背景下演变为激活经典文本与亲历大师思想道路的实践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是引导学生尽可能直接地接触与深入文本, 而不是用二手的理论概括取代文本。这种经典文本个案性研读, 包含两个基本的教学目标:一是掌握特定经典文本的思想内容与学术史地位等知识。它指向的是客观性的经典学术研究目标。二是对特定经典文本的研读 (艰深的文本如《老子》、《庄子》等) , 是人文科学个案方法的训练依托。这一方向下的研读不仅以特定经典文本学术知识为目标, 而且是凭借特定经典文本个案研读的实践经历, 学习掌握更为普遍的人文科学方法并培育文科学生基本素质的过程。在此它指向着人文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目标。尤为重要的是, 通过浸淫于古代文学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琢磨体味, 不仅是对文本知识理路的透彻认知, 而且是与作者———作品深层精神意向、信念立场及情趣气质的贴近融合。简而言之, 大学生通过对古代文学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研读, 所学习到的不仅是知识与观点, 而且是支撑知识观点的思想框架与运思方法, 以及在最深层面上人文主体的个性创造、意志决断与情感态度。[13]美国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名著阅读”运动的具体操作方法, 值得我们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实施经典导读法时予以借鉴与深思。

总之, 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以情动人、以事喻人、以理服人”来达到的, 尤其是“以情动人”这一层面。[14]因而, 古代文学教学不仅可以在课堂上, 而且可以在小组导修、在原典夜读、在网上论坛进行。如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莘莘学子看世界对待人生的方式, 证明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已走进他们的生命, 已化为他们生命的真正关怀, 便能体现该课程的魅力也是其动力所在。

摘要：实现人文精神的回归是当前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古代文学课程责无旁贷且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优势, 因而发掘与培育古代文学课程所内含的丰富的人文意蕴的是该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 教师需重新审视与设计古代文学课程目标, 让该课程内蕴的人文精神“走进”大学生的生命, 使其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借鉴古代书院教育“对话”式教学, 通过经典文本阅读的个案法训练, 指向人文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目标。

从古代文学作品中看中国体育文化 篇3

关键词：体育文化 古代文学 发展 多样性

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关于体育文化方面的题材，其文学体裁涵盖了诗词、歌赋、笔记、戏曲、小说、散文等，这些文学作品以独特的风格为我们逼真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体育活动状况，展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各种体育活动中的场景。尽管历经漫长的岁月，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文学作品中了解到我国的体育文化精神，我国体育的发展历史，及其多样性的体育文化内容和形式。

一、从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体育文化精神

《礼记》中有记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见先秦时代人们进行体育活动比赛，并非将名次及成绩作为争夺的首要目标，这也奠定了中国体育文化精神与西方体育文化精神的差异。如果说西方是一幅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赛跑图，那么中国则是一幅古代的养生图。早在2300多年前，庄子就在其著作《庄子·养生主》中提倡动静结合，以保养生命。他秉承“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将守形”的思想，开创了中国体育文化精神的养生观的先河。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古代文化的日趋成熟，人们逐渐确立了动以养身的思想，即主张通过身体运动来达到养生健身的效果，只有加强身体保健，才能防病于未然。在《后汉·华佗传》中，记载了中国汉代名医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鹤5种禽兽的神态和动作所创编的一种医疗体操——“五禽戏”，五禽戏可谓中国古代健身术的代表，关于它的功效，我们可从该书中略见一斑：“身有不快，起做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另外，从太极拳的创造及推广，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所具备的浓厚的人文精神，太极拳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在和谐持中的理念中实现道法的自然，彰显人文关怀，同时也与庄子动静结合的养生观不谋而合。与西方浓厚的竞技性不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更多的是强调娱乐性，养生性，讲究参与体育活动的个人的切身体会，每个人均可身体力行，体育运动不仅注意到人体外部的肢体活动，更注意到身体内部机能的锻炼，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精神反而更接近体育的真精神。

二、从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

纵观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雏形期、成长期、定型期、发展期，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准确地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体育文化的雏形期距今大约2.8万年，当时的人们将劳动生产时的砍、扎、刺、割、射等动作相应转变为军事技能。《史记·五帝本记第一》中记载了“轩辕乃习用五兵干戈，以征不享，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的场景，为顺应战争而展开的原始的体育教育就此拉开序幕。此外，《淮南子》中说到“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可见我国在燧人氏时代就有了木筏，伏羲氏时代就开始使用独木舟，《帝王世纪》记载了尧时期出现击壤，《世本》“尧造围棋”；《别录》中的黄帝发明蹴鞠、角抵等，可见先古时代人们已经有了体育文化的雏形。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成长期是夏朝到战国时期，当时各国的体育竞技活动俨然成为日常娱乐手段。《礼记正义》中描述了“孔子射于瞿相之圃，围观者如堵墙”，我们可看到孔子和当时的社会民众很注重体育。由《诗经竹竿》中的诗句：“淇水悠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普遍有了进行体育活动排解心理郁闷的意识。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定型期在秦汉至南北朝这一时期，秦朝将体育技能“射”作为官职称谓，《文献通考》记录了秦统一中国后将角觚作为阅军大典的内容，可见当时对体育的重视。《汉书·武帝本纪》也记载了汉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的盛况。《后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一书中系统整理并总结了射法、戈法、剑道、手搏、蹴鞠等体育项目，推进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

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期是隋唐时期到清朝，进入隋唐以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人民生活富足，体育活动已然成了全民运动，杜甫《哀江南》中写道：“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中双飞翼。”可见唐朝女子参与体育竞赛活动的英姿。武则天创办“武科举”，以及宋朝办武学的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间武术的发展，明朝总结了我国武术的套路，其代表作品有《纪效新书》、《武备志》等作品，是我国古代体育文献的经典著作。明清时期，许多小说也对体育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在《金瓶梅》一书中，对象棋、围棋、击壤、双陆、秋千、毽球、击球等运动进行详实的描写，《水浒传》中记载了武术和拳击场面的描写，《红楼梦》中出现了放风筝、下围棋等体育活动，可见，那时中国在体育文化上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从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体育文化的多样性

从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千年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体育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性，先人在劳动和战斗间隙将体育独立出来，并跟随时代变迁的脚步不断做着调整和完善，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仍得以传承下来，我们择其几个加以表述。

其一，作为现代竞技体育足球的雏形，蹴鞠在历朝历代几乎都有所涉及并被保留至今。

蹴鞠最早被记载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而我国古代蹴鞠活动主要盛行于寒食的时候，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寒食蹴鞠的传统，到了唐朝，人们对蹴鞠进行了改进并加以创新，使蹴鞠活动使得更多的民众喜爱和接受，唐朝诗歌中不乏关于蹴鞠活动的描写，例如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竟出垂杨里。”杜甫的《清明》：“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到了明代，蹴鞠甚至已经普及到女性，例如钱福在一首七律诗中写道：“蹴鞠当场二月天，仙风吹下两婵娟。……几回蹴罢娇无力，恨杀长安美少年。”诗中所述的女子蹴鞠比赛盛况，令人读来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

其二，马球，又称“击鞠”、“击球”等，球状小如拳，游戏者乘马分两队，在马背上用长柄球槌拍击木球，以打入对方球门为胜，比赛场地多是草原或旷野之地。我们可以从三国时期著名才子曹植的《名都篇》中的表述：“名都出妖女，京洛出少年。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中看出马球运动至少在当时就已经存在。而到了唐代马球更为风行，对骑术要求也更高。武则天就曾写诗称赞唐太宗李世民高超的马术，由于马球主要流行于军队和宫廷贵族中，该运动到了清代便开始没落。

其三，剑术，是我国最传统，也是传承至今最流行的体育项目之一，早在描述公元前206年楚汉战争之初的名作《鸿门宴》中，就记载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情形，可见剑术在当时颇为流行，在汉代还出现了《剑道》三十八篇等有关剑术的专门论著，唐朝著名的诗仙李白不仅是个高产诗人，同时也是位体育明星，可谓是文武双全，他毕生对剑术颇有造诣，在其《与韩荆州文》一诗中，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可见其对剑术的痴迷程度。现存的《李白全集》共有964首诗歌，其中关于剑术的描写就高达100首，诸如“起舞拂龙泉，四座皆扬眉”，“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等，可见剑术亦成就了诗仙李白的豪放与洒脱。

其四，角抵，即摔跤，是极为古老的竞技项目，两人徒手相搏，按一定的规则，以各种技术、技巧和方法摔倒对手，早在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有了这些体育运动，当时人们通过角抵获取食物，与自然界做斗争。根据南朝《述异记》中的相关记载，“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翼州有乐名蚩尤戏，其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其中说到的蚩尤戏便是摔跤的雏形，是为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出现的一种民间的竞技活动，到了东周时期，这种角抵戏比较普及，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中非常多见，甚至是当时周朝军队操练的主要军事科目之一。唐朝大诗人杨万里在观看朝廷举办的“角抵”大赛，写下一首《角抵诗》：“广场妙戏斗程材，才得天颜一笑开。角抵罢时还摆宴，卷班出殿戴花回。”彰显了“角抵”比赛的盛况及皇家恢宏的气势。

其五，秋千，在春秋时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秋千运动不仅是极为精彩的竞赛活动，还十分锻炼人的意志，促进人体生理机能的健康发展，因其简单易学，深受人们的喜爱，到了汉代，秋千成为我国许多传统节日必备的民间体育活动并流传至今。宋词中就有许多描写女子荡秋千的情景，诸如苏轼《蝶恋花》：“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这些描写女子进行秋千运动的真实情景是极其富有情趣的。著名小说《金瓶梅》其中一回标题是“吴月娘春昼打秋千”再现了明清时期女子对秋千的喜好与秋千的普及程度。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篇4

古代文学

一、名词解释

1.诗教

2.新乐府

3.变文

二、简答题

1.简述汉代大赋在写作方面的一些特点。

2.简述晚明小品文的主体风格及形式。

三、论述题

1、论述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时期媒介（如，纸、印刷术、报刊等）的演变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

2、王国维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部由于新发现。”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结合具体实例，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近现代文学

四、选择题

1.《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后，1918年1月起，哪些人曾经任编辑？

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

周作人

刘半农

沈尹默

钱玄同

五、词语解释

1.《官场现形记》

2.《茶馆》

六、简答题

1.1940年“中国新诗派”的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哪？

2.沈从文《湘西散记》、《湘西》在散文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七、论述题

1.试论汪曾祺80年代小说创作

2.简述“白话文学史观”的基本内容并评论

中国古代文学史明清文学考试 篇5

1． 前七子：指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这七个成员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其中以李、何二人的成就最高，该流派明确提出复古主张，主张散文要学习先秦两汉为主，诗歌要学习盛唐，因区别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故名。2． 后七子：指明代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区别于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故名。他们也提出复古，其中以李、王成就最高。

3． 唐宋派：嘉靖年间，以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流派，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他们反对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提倡唐宋文风，反对模拟、抄袭，主张读书性情，谓之唐宋派。

4． 公安派：指明朝晚期的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名。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新价值观的理论主张，如：“性灵说”。

5． 性灵说: 性灵说是袁枚提出来的，主张诗歌以性情为主，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在性与请上，主张即“情”求“性”反对争唐论宋的模拟诗风，“性灵”，其含义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具有信手拈来，矜新斗捷，不尽遵轨范，而是清灵隽庙的特点。

6． 格调说：格调说是清代中叶沈德潜提出的诗歌理论学说。所谓格指的是作诗的体裁、格式、体制等，所谓调指的是诗歌的声律，内容上要求贯彻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在形式上要求讲究诗体、诗格、章法、诗律等。

7．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影响最大、势力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散文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方苞、刘大櫆、姚鼐、戴名世等，因其奠基人方苞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的几位大家分别提出了“义法”说、“神气、音节”说、“义理、考据、词章”说。

8． 拟话本：明代中后期，主要供案头阅读的，由文人模仿话本而独立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叫拟话本。（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的一些新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人们称之为“拟话本”。）9.章回体：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唯一形式，是指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分章分回叙事的一种小说式样，在每一个单元的开头一般用“话说”、“且说”等套话开始，在每一个单元的结尾均在关键处打住，用“且听下回分解”等语作结。

10.花部：各地方兴起的地方戏，用各地的语言，各地的语音来表现的一种戏剧形式，语言平易，语调质朴，形式灵活。11.雅部：即为昆山腔

12.昆山腔：是指元末明初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的地方声腔，又称昆曲、昆剧，它的曲调轻柔、婉转、悠扬细腻，兼用笛、萧、笙伴奏，且富有舞蹈性。昆山腔也是四大声腔中声势最大的一种，雄踞中国剧坛榜首近三百年之久。

13.梅村体：“梅村体”是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的一种诗歌体裁，因吴伟业号，故名。（梅村体的特点：（1）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怆怀故国和感慨身世荣辱为主；（2）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3）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续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

二、指出下面作品的作家和朝代： 1.《四声猿》：明代，徐渭 2.《牡丹亭》：明代，汤显祖 3.《水浒后传》：清代，陈忱 4.《郁离子》：明代，刘基 5.《宝剑记》：明代，李开先 6.《封神演义》：明代，许仲琳、李云翔 7.《清忠谱》：清代，李玉 8.《圆圆曲》：清代，吴伟业 9.《三言》：明代、冯梦龙 10.《长生殿》：清代、洪昇 11．《浣纱记》：明代、梁辰鱼 12.《阅微草堂笔记》：清代，纪昀 13.《一人永占》：清代，李玉

三、1.源记》 2.3.4.吴敬梓：清代，《儒林外史》 吴伟业：清代，《圆圆曲》

顾炎武：清代，《秋山》、《精卫》、《京口即事》 指出下列作家的朝代及相关作品： 刘基：明代，《郁离子》、《卖柑者言》、《活水5.凌濛初：明代，“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6.7.8.楼》 9.《思子亭记》、《寒花葬志》

10.纳兰性德：清 代，《相见欢》、《蝶恋花》、《长相思》、《如梦令》 11.12.传》 13.14.洪昇：清代，《长生殿》

宋濂：明代，《秦士录》、《送东阳马生序》、《环翠亭记》、《王冕传》、《记礼歌》、《吾衍传》、《竹溪逸民》

15．袁枚：清代，《马嵬》、《苔》、《随园诗话》、《湖上杂诗》、《渡江大风》、《书鲁亮侪》、《黄生借书说》

16.张岱：明代，《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 17.姚鼐：清代，《登泰山记》、《李斯论》 18.汪中：清代，《哀盐船文》

四、简答： 1.分析杜丽娘形象;

方苞：清代，《狱中杂记》、《左衷毅公逸事》 侯方域:清代，《朋党论》、《马伶传》、《李姬归有光：明代，《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孔尚任：清代，《桃花扇》

李玉：清代，“一人永占” 的《一笠庵四种曲》（《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

李渔：清代，《闲情偶寄》、《无声戏》、《十二答：（1）杜丽娘才貌端妍，聪慧过人。（如：对四书能逐一背诵，对父母的孝顺，对老师的的尊敬，以及心细如丝的分析能力和读到的见解等都体现了该点）；

（2）敢于反抗封建礼教，敢于追求真爱。

（3）是个敢于追求真感情的女子。2.《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答：（1）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

（2）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已完整的记录了36人的姓名和绰号；

（3）宋末罗烨的《醉翁谈录》已著录了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4）《大宋宣和遗事》展现了其基本轮廓与原貌，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受风节度使等，笔墨虽然简略，但以把水浒故事连缀起来，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

（5）元代出现大批“水浒戏”

（6）经施耐庵与罗贯中编修订加工而成。

3.《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写人物的手法上的不同：

答：(1).《三国演义》相对《水浒传》在人物描写上更加注重史实。

(2).《三国演义》注重个性突出的类型化人物塑造，突出夸张人物的主要性格；如奸诈雄豪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仁爱宽厚的刘备、谋略超人的诸葛亮等。而《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就要复杂的多，最突出的是写英雄人物而不避讳写他们的缺点，写缺点却又不影响将他们塑造成高大的英雄形象，相反却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血肉丰满。人物的性格不仅具有理想化、带有传奇色彩的一面，更有贴近生活、具有普通的平凡人品格的另一面。因此，《水浒传》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人，读者感到亲切，容易接受。

（3）《三国演义》善于在战争中描写人物性格，如在赤壁惨败这个特定情境中表现出了曹操奸诈的性格特征；而《水浒传》中人物性格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林冲、武松等人都是如此。

（4）《三国演义》写人时多具体到写人物动作的描写，通过动作表现出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而《水浒传》的写人多是参杂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并对神态伴有详细介绍，通过心理和神态的描写将人物展现在纸面上，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活灵活现。

（5）《三国演义》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了反复皴染的手法，围绕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的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如写曹操的残忍，连续写了他梦中杀人，杀吕伯奢一家，杀粮官以欺全军等。而《水浒传》注意多层次地刻画人物性格，善于从阶级意识、身份、地位和经历来描写人物，如李逵莽撞，有时候也写他真率，写他蛮横等。

（6）《三国演义》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实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关羽温酒斩华雄”；以及善用对比、烘托的手法，如写刘备之“仁”就是在与曹操之奸的对比中进行刻画的。而《水浒传》描写人物类型相同，但让人感觉绝不雷同，如武松与李逵打虎的不同以及潘金莲与潘巧云偷情的不同等。4.赏析高启诗歌《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答：（1）总的说，它是一首登临怀古题材的诗；全诗写景与抒情融为一体，缅古与思今自然交织，结构跌宕有致，雄豪奔放的气势中夹杂着几分悲凉的意味。

（2）诗人登上金陵雨花台眺望长江，又俯视金陵景貌诗人怀古的思绪联翩不断，眼前的金陵旧城为形胜之地，佳气葱葱，古金陵几度废兴的往事如在眼前，昔日三国吴和南朝曾建都于此，企图恃长江天堑固守割据局面，都没能逃脱覆亡的命运，接着诗人从对历史的感慨回到对时局的议论“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联想起历史上的割据局面与自己亲身经历的元末战乱，诗人自然倾向于眼下没有战祸，躬逢盛世，相对安定的生活，歌颂了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平定天下，一统江山的宏伟。居安思危，新建起来的明朝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呢？在欢快中夹杂一丝沉郁的感情，既豪放伟岸，又沉郁顿挫。

（3）诗歌开头写景，发出感慨，后又回到现实。5.《桃花扇》是如何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

答：（1）孔尚任在力求遵守历史真实的原则下，非常合适地选择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之情，连带显示弘光小王朝的兴亡之迹，是历史兴亡的见证；

（2）构思新颖，将历史兴衰融合到爱情故事，又将爱情故事融合到一把扇子中写，是忠贞爱情和高尚情操的见证;（3）这把桃花扇使整个故事有了悲剧之美；

剧作通过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表达了通过戏剧形式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意旨。通过戏剧艺术再现南明历史，让人感受到在历史的、政治的巨大变化之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的命运是不能自己主宰的。即使是美丽如花的爱情，也不能因为男女双方的坚贞就有美满的结局。恰恰相反，当国破之日，即是家亡之时。剧中侯李爱情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政治色彩，随着南明政治风云变幻而曲折不断。最后在南京棲霞山白云菴相会时，正要旧情萌发，被张道士大声喝斥，两人如梦初醒，双双入道，象征着他们坚贞爱情的桃花扇被揉碎在斋坛之下，宣告美好的爱情以悲剧告终。《桃花扇》以勇敢的写实精神，将爱情置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变迁之中，以悲剧结局，体现了“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引发人们在进行历史审视的同时，对现实和未来产生深沉的思考。这正是《桃花扇》具有深厚的思想价值所在，也是它产生隽永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紧紧围绕着“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以侯李爱情纠葛为中心线索，让剧中人物的位置各得其所，有条不紊，做到了“明如鉴、平如衡”（《桃花扇考据》）。离合之情由兴亡所致，兴亡之感由离合所生，环扣得十分巧妙。特别是侯李二人的定情信物——一柄宫扇，在塑造人物和推动剧情发展上起了重要的点睛作用。宫扇的出现，表明侯、李爱情的产生；美人鲜血染成的桃花，象征他们爱情的忠贞和曲折；最后桃花扇揉碎于斋坛之下，说明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历尽千辛万苦，有情人终于会面。但孔尚任并没有给我们呈现一个圆满的结局，侯、李两人在张道士的训斥下恍然大悟，双双入道。因为他实在是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国破家亡、君走父没，哪里还有这点“花月情根”生长的土壤？ 6.分析纳兰性德《长相思》艺术特色：（纳兰词特点：哀郁凄婉的情调，贯穿他的词的全部，崇尚主情，崇尚入微有致，真挚自然，婉丽清新，善用白描，不事雕琢，运用如行云流水，纯纯感情在笔端倾泻，）

答：（1）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山一程，水一程，隐含性循环句式，形成“行行复行行”的远离动作，动作的方向是榆关（山海关），与“故园”遥遥相对，随着行程的越来越远，造成空间上的巨大张力，产生对“故园”的依恋、渴望）； 夜深千帐灯（夜色深沉，千帐灯燃，然而这不是熟悉的家园的夜晚，怎能不惹起作者强烈的思归之情呢？）

（2）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作者多么希望能在梦中返回故园，但是帐外风雪交加的呼啸声使他难以入睡，这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了。辗转反侧的他怎能不埋怨这聒耳的风雪声呢？）；故园无此声（故园有什么声呢？是母亲的亲切嘱托，还是她的浅笑低语？引逗读者展开丰富的联想„„）

（3）通过多层对比，造成强烈的时空差异感。空间对比：榆关—故园 ；景物对比：塞外风雪—故园无此声； 虚实对比：榆关景物—梦中故园（眼前景）（心中情）（4）选取极平常的景物，营造凄婉气氛。（5）语言浅近，情感深挚，回味无穷。

（6）词人由京城（北京）赴关外盛京（沈阳）途中，抒写词人羁旅关外，思念故乡的情怀，柔婉缠绵中见慷慨沉雄。整首词，无一句写思乡，却句句渗透着对家乡的思念。

（7）总的来说，上阕写面、写外，铺陈壮观；下阕写点、写内，曲描心情。选取的都是平凡的事物，如山水风雪、灯火声音。又采用短小精悍而通俗易懂的语句，轻巧排列，对应整齐。信手拈来，不显雕琢。全篇融细腻情感于雄壮景色之中，尽显非凡，作者用山，水，千帐灯，风，雪等大的物像，来寄托细腻的情感思绪。缠绵而不颓废，柔情之中露出男儿镇守边塞的慷慨报国之志。没有一般边塞诗的大气、沉痛、悲凉、雄壮，而是风格婉约，笔调缠绵，少了抑扬顿挫的沉雄，多了小女儿的缠绵情态。

五、1.分析《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答： ①采用了讽刺的手法去抨击现实（a.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如严贡生语言的前后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奈的行径b.针对封建社会c.合理的夸张，如严监生d.高超的讽刺技巧，如运用漫画式的手法进行外貌描写，通过人物自相矛盾的语言来达到讽刺，对比的手法e.故意安排意外的场景或细节场面来出洋相，从而达到讽刺f.通过别人的嘲笑捉弄来讽刺g.通过不和谐的人或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如：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

②独特的结构模式，《儒林外史》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紧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独特形式。

③独特的人物塑造手法（a.《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的传奇性，淡化故事情节，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而是尊重客观再现，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没有惊奇的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只是按照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线，所见所闻，淡淡的写下去b.人物性格也摆脱了类型化，而有丰富的个性，如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而不断气。C.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如第一回多层次的揭示了时知县的内心世界。他先是在危素面前夸口，心想官长见有何难处，谁知王冕居然将请帖退回，不予理睬。D.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与生活见面，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④运用口语化的散文，对客观景物作精确的、不落俗套的描写。如三十三回，杜少卿和几位好友在江边亭中烹茶闲话，凭窗看江，“太阳落了下去，反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 ⑤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2.分析《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答：①《后楼梦》文学创作上的新境界和巨大成功，突出的表现在塑造出了成群的性格鲜明而又富有社会内涵的人物形象。（a.就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感受、体验而塑造出来的真实的人物；b.写人物改变了以往小说人物类型化、性格简单化的写法，一些主要人物性格有着多个侧面的，乃至是美丑互渗的表现，成为小说中的“圆型人物”，真实活泼的人物，最突出的是王熙凤。C.着意于人物之间的相互映照，互为补充，生发出更为丰富、深刻地意思。D.突出人物的心理描写）

②写实与诗画的完美结合。（a.他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b.作品借景抒情，移情于景，从而创造出诗画一体的优美境界，把作品所要歌颂的爱情、青春和生命加以诗化，唱出了美被毁灭的悲歌。）③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接又相互制约的网状结构。

④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述人叙事方式。

⑤《红楼梦》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融汇了古典书面语言的精粹，经过作家高度提炼加工，形成生动形象，准确精练，自然流畅，有生活气息和感染力的文学语言；《红楼梦》的叙述语言是接近口语的通俗浅显的北方官话，它用词准确生动、新鲜传神，富有立体感。3.《红楼梦》的影响：

答：①《红楼梦》刊行后出现了一大批续书，如逍遥子的《后红楼梦》； ②《红楼梦》倍受社会欢迎，所以便陆续有人将其搬上舞台；

③出现了模仿它的笔法去写优伶妓女的悲欢离合、缠绵悱恻的狭邪小说如《青楼梦》； ④《红楼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⑤《红楼梦》问世后，引起了人们对它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4.为什么说《红楼梦》达到了古代小说艺术的巅峰？

答：（1）《红楼梦》使世情小说的写实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传统而又突破了它那自然主义的写法。自觉避免才子佳人小说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失真写法。努力按照生活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以生活中可能有和实际有的方式去描写，为其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红楼梦》的人物塑造达到了人物个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的典型高度。如成功塑造了王熙凤这个典型人物。

（2）《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极为成功的经验。将限知叙事的比重和深度达到较高的程度：无论是情节场面的进展，还是人物的性格交代，《红楼梦》的作者都最大可能地使用了限知叙事的方式。如以几个不同人物的视线来观察同一事物或人物，使读者获得更立体的印象，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和评价。在处理全知和限知叙事的关系上，精彩地以局部的全知叙事与整体的限知叙事完美地统一起来。如作品的心理描写：主要人物用全知心理描写，众多一般的人物用限知心理交代，两者合理地编织在一起，成了互通有无、水乳交融的艺术组合。

（3）《红楼梦》展现了精美绝伦的结构艺术。以贾府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典型性的封建家族为圆心，从纵横两个方面展开其网状结构。纵的方面，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兴衰历史为轴线，与之相关的社会的上下左右联系形成一条条经线。横的方面，以宝黛的爱情悲剧为轴线，金陵十二钗及其他诸多女子的爱情婚姻悲剧和命运悲剧则构成一条条纬线。经线和纬线纵横交错，相互关联，每一事件和人物如同经线和纬线的交叉点，联系着各种矛盾和人物。

5.分析《红楼梦》如何揭示以家族悲剧为代表的社会悲剧的？

答：（1）《红楼梦》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本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事件，写出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悲剧命运。

（2）作者将封建官僚家族政治上的腐败作为他们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第四回借门子之口，以“护官符”的作用，点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俱损，一荣皆荣”。预示出官僚政治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结局。

（3）作者揭露出贾府荣华富贵表面之下掩盖的无法治愈的痈疽。作者从生活的穷奢极欲写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溃的结局。奢侈和荒淫又是难解难分的，贾府上下的淫乱无耻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个人无节制、无止境的欲求又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你争我夺、勾心斗角。

（4）作者以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动描写，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6.简述贾宝玉的悲剧形象在贾府社会悲剧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意义。（1）在贾府的后代中，贾宝玉本来最有条件成为重振家族的人物，然而作为社会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贾宝玉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关系。这就决定了他形象的悲剧性质。

（2）贾宝玉与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东西，虽然对于他个人来说，体现了他作为社会新思潮和新气象人物的资格，但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来说，却承担不起重振家族重任，仍然是后继乏人的象征。

（3）对贾宝玉来说，虽然他拒绝了家庭给自己规定的生活道路，却找不到自己理想的生活道路，他最初积极用世的美好愿望也就成了虚幻的泡影。

归有光《寒花葬志》第一，归有光善于选材。这篇文章写寒花只用了三件小事,初来时垂鬟着绿布裳,不让归有光吃她削的荸荠,吃饭的时候目眶冉冉动,活现出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形象。寥寥数笔，将三件小事串联起来，却毫无突兀之感，只感清新自然，令人不禁莞尔。然而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却早早地死了,而且奄忽就是十年,让人又不禁轻叹：岂不悲哉!生命如此脆弱,时光如此快迅,人生际遇如此不可捉摸！这正是作者巧妙地选取生活中毫不起眼的小事，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读者与所描绘人物之间的距离，才使得这小小一篇散文给人的启示如此丰富,真可谓大手笔。

第二，归有光独特的写作手法。归有光描写事物，往往从侧面偏出，不直接写明，显得曲婉含蓄、幽谧动人。这篇《寒花葬志》，以写婢女寒花之名，实则字里行间，流露的尽是对自己妻子的无限怀念。作者借写婢女稚气地不让自己吃荸荠，妻子笑之，又写寒花目眶冉冉动，妻子指与己看，又是相笑一番，两人脉脉温情、鹣鲽情深尽显其中，这也表明，作者记着亡妻的一颦一笑，记着两人之间值得玩味的一件件小事，真真纾徐平淡，诚切感人。

第三，归有光细腻朴实、清新自然的笔调。这也是古往今来归氏最得赞誉的一点。在《寒花葬志》这千古名篇中，作者锁定角度，精选细节，白描深画，寥寥几笔，写稚嫩活泼的寒花“曳深绿布裳”的轻盈步态，写她削荸荠却“持去，不与”作者的调皮举动，写她“即饭，目眶冉冉动”的憨然之态，然文末“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便戛然而止，涵盖了生的意趣和死的无情。这种对美好的刻画愈细愈小，对于流逝的悲哀就愈痛愈恸，给读者无限的感发空间。

1537年（嘉庆十六年）五月四日，归有光家中的陪嫁丫头寒花死了，归有光为她写下了这篇葬志。

为地位低下的普通侍女写墓志铭，归有光首开先例。然而，才一百多字的一篇葬志，却一连三次提到了自己妻子魏孺人。结合归有光的生平可知，这篇葬志更深刻的创作动因是怀念魏孺人。

寒花是魏孺人的陪嫁丫头，刚到归家时年仅十岁，魏孺人是归有光的第一位妻子，据归有光《请敕命事略》，其父为光禄寺典簿，伯父是“当世名儒”庄渠先生。魏孺人“少长宝贵家”，而归氏家道中落，物质生活比较清贫，但魏孺人从未有怨言，而是“甘淡薄，亲自操作”，就连回娘家看望父母时，也从不向娘家提起自己的困难，直到生了病，娘家派人来探视，才惊讶地发现归家“基贫之如此也”。魏孺人生性贤惠，对下人十分和蔼，从不摆主人的架子，从她对寒花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寒花不给归有光吃荸荠，可以说是对主人不敬，但魏孺人知道这是因为寒花自小随侍，心目中只把自己当成主人，而不懂得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她更觉得寒花稚气可爱，于是指以为笑。而吃饭的时候，她又特意把寒花留在身边的小几旁，可以说是对小寒花的的额外照顾。从寒花对魏孺人的衷心回护，以及魏孺人对寒花的态度看来，主仆之间的感情十分融洽，没有半点隔阂。因此归有光盛赞她是“闺门内外大小之人，无不得其欢”。

这篇短短的葬志表现出归有光与魏孺人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十分真挚深笃的。魏儒人除了十分贤惠，更因为家学渊源，颇通文字，也十分好学。据《项脊轩志》所载，魏孺人“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回娘家时，跟家中姐妹时时谈起的，也不是生活的困窘，而是丈夫读书的“阁子”项脊轩。她自己不以生活的艰辛为苦，还时时勉励归有光：“吾日观君，殆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困乎？”（《请敕命事略》）在封建社会中，婚姻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娶一个三从四德，相敬如宾的妻子并不难，难的却是心灵相通的知已。魏孺人不但德才兼备，更有良好的文学素质，与归有光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之间不止举案齐眉，更是琴瑟如鸣。所以每当寒花做出稚气可笑的举动时，魏孺人就会赶忙指给归有光看，这正是一幕少年夫妻情深意笃的画面。

归有光少年丧母，两次丧妻，儿女或早夭，或长成之际猝然离世，使他在人生中体味到了太多的无奈与悲凉，所以他有时候会对千百年来为人们深信不疑的“天命”产生怀疑，对天发出痛切悲怆的呼号。但更多时候，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正统文人，他把这种种对人世的不公的愤恨与无奈化为了一种哀而不伤的淡淡笔触，向人们娓娓道来。如《寒花葬志》，便是明写寒花，暗写魏孺人。这种看似一带而过的闲笔与淡笔，正是归有光散文突出的特点。这种写法，表面上容易被人忽略，但在这种刻意的淡化与压抑之中，包含了作者深挚沉痛的情感和细腻丰富的心灵。

表达作者对寒花悲惨命运的悲悯和同情,同时也是作者自身的象征,表达了作者的身世浮沉。文章虽仅112字，但作者捕捉了日常生活中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心理的细节特征，细致入微而又生动传神地刻画出一个天真无邪充满稚气的小女孩的娇憨之态，表达出作者浓郁诚挚的情感。寒花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女仆，颦蹙间皆透着不明世事的纯真。归有光一定非常宠爱她，或宠爱她的容貌，或宠爱她的心地，或二者皆是。在此文中，寒花的形态，情态，神态，家庭情趣，情味，情绪，使得作者回忆所至，恍若在即。疏淡几笔，表现具足。只是文字换节后，文情意绪猛遇峭崖，遂成瀑流：“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十年，又是十年。这似乎类似于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伤痛。也类似于纳兰容若：“十年踪迹十年心”的无奈与酸涩。而归有光这一情绪的喷发，是在前面深情回思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起落和跌宕，就分外感人。犹如梦幻，往事回顾，越是逼真，动人，则梦醒后就越觉惆怅，空虚，缱绻不尽。岁月忽忽，光景如白驹过隙，转瞬已有十个春秋。而今，爱妻病故，娇仆早夭，大有人去楼空之感。短短十字蕴含这难以排解的空虚感，难以申说的沉痛感。经过蕴蓄遂形成新的喷发，一声声腔悠长的“吁”，有多少岁月和人生的感伤情调。拖长的语调尚盘旋在纸面，顷刻便凝结成“可悲也已”的哽咽吞声和掷笔长叹。其实是借写婢女寒花，来写他的妻子，魏孺人。这篇短文描述了婢女寒花的天真纯朴，表达了作者对寒花的思念之情。作者善于撷取生活中的典型细节，寥寥数笔，人物形神毕肖。文字淡雅，风格朴实，感情真挚。与作者的另一名篇《项脊轩志》一样，写的虽都是些身边小事，但都发诸真情，感人至深。正如王锡爵所评论的那样，“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袁枚《黄生借书说》

正反对比论证以及举例论证

先以帝王、富贵人家全都藏书丰富，却没有几个读书人，以及祖父辈尽心藏书而子孙辈随意毁弃书这三种常见的事实，来作初步证明；再用类比推理，以人们对于借来的东西和属于自己的东西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来说明这个论断是有普遍意义的。作者从那常见的现象中推究出其原因——“虑人逼取”，这种外来的压力，会化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有力地证明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接着，作者又拿自己年少时借书之难、读书用心之专和做官后有了大量的书籍却不再读书等切身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论证。最后，在上述分析说明的基础上，紧扣“借书”一事，指出黄生有幸而遇肯“公书”的人，勉励他应该珍惜机会，勤奋学习。

课文多处运用对比方法，从正反两方面去阐明事理。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能够鲜明地阐述观点，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这篇“说”就青年黄允修向作者借书一事发表议论，提出“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勉励青年应该化弊为利，努力为自己创造学习条件，发奋求学。

课文围绕中心，夹叙夹议，层次清楚地阐明事理。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随后围绕着这个中心，逐层展开阐述。先以帝王、富贵人家全都藏书丰富，却没有几个读书人，以及祖父辈尽心藏书而子孙辈随意毁弃书这三种常见的事实，来作初步证明；再用类比推理，以人们对于借来的东西和属于自己的东西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来说明这个论断是有普遍意义的。作者从那常

[2]见的现象中推究出其原因——“虑人逼取”，这种外来的压力，会化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有力地证明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接着，作者又拿自己年少时借书之难、读书用心之专和做官后有了大量的书籍却不再读书等切身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论证。最后，在上述分析说明的基础上，紧扣“借书”一事，指出黄生有幸而遇肯“公书”的人，勉励他应该珍惜机会，勤奋学习。

课文多处运用对比方法，从正反两方面去阐明事理。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能够鲜明地阐述观点，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中心论点虽然是“书非借不能读”，但很明显，仅从字面上来看，这个论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说”本身不同于规范、正统的论说文，本文作者袁枚又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因此，我们更宜于把本文视为作者在有感而发的情况下率性而为的一篇带有游戏性质的小文，其中包含有对逝去的青年光阴的怀念、对如今自己的自嘲，而主旨则在鼓励、教育黄生，只是没有板起孔来。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篇6

1、课程编号：B0102110501051课程名称：诗古文创作

课程英文名称：Writing of Ancient Style Poetry and Prose

学分：３总学时：60学时

课程性质: 博士专业必修课适用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１、文言文写作；２、旧体诗写作；３、词写作。

基本要求：学生能撰写浅近文言，创作律绝或小令。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古代汉语及文学史知识，阅读过一定数量的古文与诗词选本。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及资料：

１、《古代汉语》王力编 中华书局

２、《唐宋文举要》高步瀛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３ 《唐宋诗举要》 高步瀛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４、《唐宋名家词选》龙榆生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填写人： 刘永翔审核人：黄珅

2、课程编号：B0102110501058课程名称：诗词创作研究

课程英文名称：A Research into the Writing of Shi and Ci Poetry

学分：２总学时：40学时

课程性质: 博士专业选修课适用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诗词写作及其创作规律

基本要求：学生能撰写篇幅较短的诗词。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阅读过一定数量的古人诗词。.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及资料：

１、《古代汉语》 王 力编中华书局

２、《唐诗选》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3、《诗词格律》 王 力著中华书局

４、《宋词选》胡云翼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填写人： 刘永翔审核人：黄珅

3、课程编号：B0102110501052课程名称：古典文学鉴赏论

课程英文名称：Appreci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学分：３总学时：６0学时

课程性质: 博士专业必修课适用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古代诗文的鉴赏理论与具体鉴赏

基本要求：学生能熟悉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理论并用之于文学鉴赏。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了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致内容。.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及资料：

１、《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古典文学鉴赏论》 刘衍文、刘永翔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填写人： 刘永翔审核人：黄 珅

4、课程编号：B0102110501057课程名称：明清诗论

课程英文名称：Poetical criticism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学分：２总学时：４0学时

课程性质: 博士专业选修课适用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明清诗歌理论的与批判

基本要求：使学生了解明清的诗歌理论。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了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致内容。.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及资料：

１、《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袁枚续诗品详注》 刘衍文、刘永翔注上海书店出版社

填写人： 刘永翔审核人：黄 珅：

5、课程编号：B0102110501053课程名称：唐宋诗文辨析

课程英文名称：Analisis of the Prose and poetry

学分：3总学时；54学时

课程性质：博士专业必修课适用专业：唐宋诗文

教育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育内容：

1、唐宋诗文的构思与意境；

2、唐宋诗文的创作手法；

3、唐宋诗文的语言艺术；

4、唐宋诗文中的掌故；

5、唐宋诗文的艺术传承。

基本要求：结合唐宋诗文的具体作家和作品，阅读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而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1、《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

2、《唐宋词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

3、《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

填写人：黄 珅审核人：刘永翔

6、课程编号：B0102110501054课程名称：唐宋文学思潮

课程英文名称：The Trend of Thoughts of the Culture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学分：3总学时；54学时

课程性质：博士学位专业课适用专业：唐宋诗文

教育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育内容：

1、唐宋时期的社会环境；

2、唐宋时期的文化思潮；

3、唐宋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

4、唐宋作家的文艺思想。

基本要求：结合唐宋文学作品，阅读有关历史、思想史的著作和论文，进而对唐宋文学思潮的兴起、发展和影响，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思想史。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1、《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

2、《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3、《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填写人：黄 珅审核人：刘永翔

7、课程编号：B0102110501056课程名称：近代诗文辨析

课程英文名称：Differentiations and Analyses of the Prose and Poetry of the Modern Times

学分：3总学时；54学时

课程性质：博士专业必修课适用专业：近代诗文

教育内容及基本要求：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

教育内容：

1、近代诗文的构思与意境；

2、近代诗文的创作手法；

3、近代诗文的语言艺术；

4、近代诗文中的掌故；

5、唐宋诗文的历史地位。

基本要求：结合近代诗文的具体作家和作品，阅读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而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1、《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上海书店出版社；

2、《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

填写人：黄 珅审核人：刘永翔

8、课程编号：B0102110501055课程名称：近代文学思潮

课程英文名称：The Trend of Thoughts of the Culture of Modern Times 学分：3总学时；54学时

课程性质：博士专业必修课适用专业：近代诗文

教育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育内容：

1、近代独特的社会环境；

2、近代的文化思潮；

3、近代的文学发展状况；

4、近代作家的文艺思想。

基本要求：结合近代文学作品，阅读有关历史、思想史的著作和论文，进而对近代文学思潮的兴起、发展和影响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思想史。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1、《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

2、《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3、《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填写人：黄 珅审核人：刘永翔

9、课程编号：B0102110501059课程名称：古代文论术语辨析

课程英文名称：Differentiations and Analyses of the Terminologies in 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

学分：2总学时；36学时

课程性质：博士专业选修课适用专业：唐宋诗文、近代诗文

教育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育内容：

1、古代文论术语的出处；

2、古代文论术语的内涵；

3、古代文论术语在创作过程中的演变；

4、古代文论术语的现代思考。

基本要求：将古代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结合起来，通过阅读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对古代文论术语作深刻、独到的诠释。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1、《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

2、《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中华书局；

3、《古典文学鉴赏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填写人：黄 珅审核人：刘永翔

10、课程编号：B0102110501060课程名称：唐宋诗论

课程英文名称：On the Poetr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学分：2总学时；36学时

课程性质：博士专业选修课适用专业：唐宋诗文

教育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育内容：

1、唐宋时期的诗学理论；

2、唐宋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3、唐宋诗论的特色；

4、唐宋诗论的影响；

5、唐宋诗论的现代意义。

基本要求：结合唐宋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通过阅读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对唐宋诗论的特色和影响有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考核方式及要求：考试。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中国诗史。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1、《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2、《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篇7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日本文学 《红楼梦》 《源氏物语》

日本古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刻。这种影响,首先使日本人创造了一个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系统。所谓日本汉文学,就是指日本人直接用中文创作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它与日本人用日文创作的文学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两大支脉。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气魄的布局,细腻的人物刻画,对社会无情揭露和深刻剖析,还有从作者到作品的很多不解之谜,都使得这部作品极为耐读、历久弥新。《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成书比《红楼梦》还要早900年,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它刻画了以源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爱情生活。《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从写作背景——所展示的场景均为本国的贵族阶层,及人物性格——两个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公子多情的性格以及对他们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一位大师曾言道日本文化深义的特质是“苦涩”与“闲寂”,而从《红楼梦》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四句诗中,读者是否也体会到这文字后面掩藏的苦涩呢?

一、作者背景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满州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织造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六次南游,五次就住在曹家,充分显示了曹家的财富和排场,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曹家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从衣食无忧到衣食无着,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以过去的生活为蓝图,开始创作《红楼梦》。《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息的中等贵族家庭,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其祖父等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十分了解佛经和音乐。后来,家道中落,在丈夫去世后,她曾做过皇后的女官,这期间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为她后来创作《源氏物语》储备了大量的现实素材。

从以上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出身和经历都颇为相似的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笔下诞生出两部颇为相似的文学巨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两个女主人公

《红楼梦》中的潇湘才女林黛玉是一个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有时善解人意但又经常拈酸使小性的女子。宝玉于众多美女而不顾,独衷情黛玉,就是从黛玉身上找到了一种自己也一直追求的不加伪饰、未经世俗沾染的“纯真”。她有着追求自己幸福的勇气,不相信所谓的金玉良缘,她要用自己的爱情跟那个社会抗争。她虽然征服了宝玉的心,但在那样的社会和大家族制度中她所追求的爱情注定不会有美好的结局。在当时的社会里,爱情不仅不是婚姻基础,还是离经叛道的另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场爱情与家族制度的战争中,她最终以痛苦而死做为对自己爱情的最后的捍卫。

《源氏物语》中的紫姬是源氏公子众多姬妾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名门子弟的私生女,这样错综的命运,使她一方面出身名门,一方面难以见人。于是,当源氏公子在她十岁左右把她偷接到自己府中时,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她这一生的职业是做源氏公子的姬妾,她这一生的追求是让源氏公子喜欢、不被厌倦。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命运,还是当时日本所有待嫁或已嫁女人的命运,她们必须要成功地依附上一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保障她的生活和荣耀。相对来说,紫姬是成功的,虽然源氏公子一生都在不停地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但紫姬永远是他心灵的港湾。他一手将她养大,她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妻子,这种既是亲情又是爱情的复杂情感使他的心一直停驻在她身旁。虽是这样,紫姬的一生也是痛苦多于幸福、等待多于相聚。

黛玉和紫姬虽然爱情的结局各有不同,但两个女人的悲剧命运却是相同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女人一生的爱情、幸福、理想、追求都只能依附在男人的身上。

三、两个男主人公

光源氏为《源氏物语》中的浊世浪子,贾宝玉则是《红楼梦》中的秽士叛逆。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却有着共同的命运:终生为情所苦,最终遁入空门。耐人寻味的是,紫氏部和曹雪芹在塑造他们各自心爱的主人公时,都为他们的身世遭际串上一条佛教色空观念的主线。《红楼梦》第一回云:“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由空空道人这一《石头记》第一阅读者的反应,道出“空空”与“情僧”实为一体,在“空—色—情—色—空”的流转中,情是参悟的媒介和对象。“情僧就是情之真觉者,是对情的神识彻悟,葆有情的慧性灵根,达到情的涅磐境界。”这不仅适用于“绝代情痴”贾宝玉,也是对多情的源氏公子一生的形象概括。可以说,他们两人的生命便是一个由情悟空的过程。

四、语言风格

《红楼梦》用纯北京话写就,北京方言音调悦耳、词汇丰富等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宝玉的丫头小红回答凤姐的那一段话,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人的一些凌乱言语,用极快的速度、极精练的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楚,这无不得益于北京方言的特点。

《源氏物语》大量引用汉诗及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读者读起来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紫式部在书中152个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布设了131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句和诗句,作者仅引用的“白诗”即达90余处。尤其是作为《源氏物语》情节发展基础的第一帖《桐壶》,基本上是套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框架,使《长恨歌》的主题几乎贯穿全书始终。

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谨慎地取舍。因此,这种日本化的过程,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便使中日两国文学产生诸多差异。

中国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日本文学则游离于政治,不主张将富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引入文学,具有较强的超政治性倾向。《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含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日本文学重视内心的感受,强调“以心而求情”,属于主情主义文学,追求的是优雅沉静、细腻纤弱的文风。《源氏物语》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充满诗情雅趣。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体现出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清新恬淡,温柔委婉,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一是促进了日本书面文学的萌发和诞生。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中国典籍东传之后,日本人才借用汉字创作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书面文学的诞生肯定要推迟许多年。二是丰富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体裁和创作技巧。日本古代歌谣的音拍是不规则的,从两音到九音,长短不一。日本古人似乎从五、七言汉诗的音律中,找到了和歌的最佳途径,最终使和歌得以以“五七五七”七音相间的形式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诗对日本和歌的定型发挥了一定作用。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的风格。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就从白居易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长恨歌》中,汲取了大量的滋养。江户时代,中国的志怪、传奇小说的怪诞离奇、飘逸而富有想象的文风,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使日本这类作品更具有魅力。四是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了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日本首部歌论《歌经标式》为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部歌论从批评标准到和歌创作的方法、论歌病、歌体等理论体系,基本上都以中国的诗论为依归。至江户时代,我国明、清时期的诗论“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等,对丰富日本文学理论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中国古代文学为日本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日本《古声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以及《今昔物语》等书中的佛教故事,有不少取自中国典籍。日本传奇故事《竹取物语》的情节,与我国的民间传说《斑竹姑娘》十分相似等等。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日]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M].佩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