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立法指导思想（通用8篇）
主讲：黄亿丰
立法思想是历朝历代制定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思想所决定的。在学习各朝代的法律制度之前，首先要清楚地知道这个朝代的主导法律思想是什么；然后再深入了解法律思想的具体体现；最后深刻领会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一）夏商朝的法律思想是神权法思想。
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
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
（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
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
（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
（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1．礼刑并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
（七）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1.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 我国刑事立法较为粗糙, 但也已经出现了刑罚宽宥的相关规定。其内容主要表现在宽宥老幼和罪疑从赦两个方面。第一, 法律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七岁以下的孩子作出特别规定。《礼记·曲礼上》记载:“耄与悼, 虽有罪不加刑焉。”其中“耄”指八九十岁的老人, 而“悼”指七岁以下的孩子。第二, 从赎刑发展至罪疑从赦。赎刑发端于上古, 是用财物折抵刑罚的制度。《尚书·舜典》提到:“金作赎刑。”《尚书·吕刑》中有“夏后氏罪疑惟轻, 死者千馔, 中罪五百, 下罪二百”和“五刑之疑有赦, 五罚之疑有赦”的记载。从上述史料不难看出, 虽然赎刑产生的初衷在于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 使占有绝对数量社会资源的奴隶主免于刑事处罚, 但发展至后来的夏商西周时期, 经历罪疑从赎, 罪疑从赦渐渐从赎刑中独立出来, 成为了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宽宥制度。
2. 汉晋时期。
汉晋时期, 我国刑事立法继承了矜老恤幼原则, 同时又在宽宥女性、自告免罪、亲属相隐、严格死刑等方面对宽宥制度进行了发展。第一, 开创女徒顾山、连坐不及出嫁女等制度。汉律在赎刑的基础上, 基于女性的体质及劳动能力等方面的考虑, 作出了被判劳役刑的女性可以每月缴纳三百钱, 由官府雇人砍伐山林而抵其刑罚的规定。魏晋以前, 出嫁女性对于娘家和夫家所犯罪行均适用连坐, 曹魏立法免除了出嫁女对于娘家的连坐责任, 改善了女性法律处境。第二, 汉律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即法律允许近亲属之间隐瞒过错, 而免除隐匿者的责任。第三, 法律对“造意者”以外的自告人免责。汉律规定, 除多人共同犯罪中首先提出犯罪意图的“造意者”以外, 犯罪人在其罪行被发现之前主动报官的, 免除刑事责任。第四,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多部法律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死刑最终决定权由皇帝掌握, 避免死刑的滥用, 体现了慎刑少杀的宽宥思想。
3.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 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宽宥制度在前朝的基础上又在老幼宽赦深化、残疾人体恤、孕产妇女保护等方面获得新的发展。第一, 老幼刑事宽宥年龄被放宽的同时细化相关规定。《唐律疏议·名例律》的规定足以说明该种变化———“诸年七十以上, 十五以下, 及废疾, 犯流罪以下, 收赎。八十以上, 十岁以下, 及骂疾, 犯反、逆、杀人应死者, 上请;盗及伤人者, 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 七岁以下, 虽有死罪, 不加刑。”第二, 立法反映了对不同程度残疾人的关照和宽缓。在唐宋以前, 残疾人也曾作为弱势人群被刑事立法所关照, 但规定甚少。唐宋法律高度关注残疾人法律地位, 对残疾程度不同的“笃疾”和“废疾”给予免刑、轻刑等特殊宽免待遇。第三, 妇女在怀孕和生产之后一定时期内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唐宋律法规定, 孕妇在受审期间不得被刑讯, 若被判死刑, 生产百日后方可行刑。
4. 明清时期。
明清时代, 已到达封建社会末期, 其宽宥立法吸纳了数千年刑事立法发展成果之精髓, 内容丰富, 但基于社会矛盾加剧, 该时期多以严刑峻法为重, 宽宥制度突破主要表现在明朝的“工役抵罪”和清朝的秋审两个方面。第一, 立法允许犯罪者以工役抵偿死罪以下各类犯罪所应受到的刑罚。明朝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劳动者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动, 劳动力受到重视, 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在此背景下, 明朝“工役抵罪”既可降低执法成本, 又可促进经济发展, 同时宽宥罪行不是非常严重的犯罪人群体, 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第二, 秋审结果中缓决、可矜、留养承嗣的决定体现宽宥精神。秋审是清政府每年秋季进行的复审死刑案件的审判制度, 其结果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嗣四种。情实指情况属实, 秋冬处死;缓决是指虽然犯罪情况属实, 但危害性不大, 留待下一年秋审再作决定;可矜是指情况属实但可怜悯, 给予免死减等;留养承嗣是指案情属实, 但罪犯是独生子, 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奉养, 经皇帝批准, 可改判枷号示众两个月, 责板四十释放[1]212。后三种决定均是对于犯罪者因不同情况而作出的宽宥决定。
二、中国古代刑事宽宥制度价值分析
1. 宽宥制度丰富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文化。
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刑法为主体, 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出现了残酷的刑罚, 以夏朝的“奴隶制五刑”为起点, 期间充斥着炮烙、菹醢、车裂、枭首、具五刑、凌迟、剥皮实草等各种野蛮刑讯和处罚手段, 最后以骇人听闻的“满清十大酷刑”收关, “酷刑”在中国的法制发展史和法律文化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没有宽宥制度协调并平衡刑事立法, 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将走向残忍的极端。宽宥制度作为礼治和德政的重要内容强有力地支撑了礼法融合的实现, 使礼法融合成为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法制进程和法律文化演变的一条主线, 也成为了与西方国家政教合一发展历史相区别的富有东方特色的鲜明旗帜。同时, 除上述宏观层面外, 宽宥制度所涵盖的自首从宽、敬老孝亲、矜残恤幼、保护妇孺等内容也从微观层面填充了古代法律制度与文化, 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宽宥制度能够体现古代刑法的人道主义内涵。
中国古代刑法虽然包含独裁与重刑, 却也不乏人道主义内涵。所谓人道主义, 根据1974年英国《大英百科全书》解释是指:一种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概念, 意味着“生存意义的第一原则”[2]30。人道主义强调赋予个人生存发展的空间和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 要求个人得到合理的对待。人道主义的前提不是平均主义, 不是绝对的公平, 与之相反, 人道主义关注弱势群体, 倡导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关爱与仁慈。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富含人道主义的宽宥制度向冷冰冰的法律注入人文关怀, 使得古代刑法具有人性的温和。宽宥制度蕴含的人道主义能够反过来促进法律的推广和执行, 为被统治者接受和适用法律提供诱因, 赋予整个古代刑事法律制度以活力。
3. 宽宥制度是古代君主维持统治的有效手段。
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权是在礼教的掩盖下培养顺民的巨大机器, 民风朴实、耻争厌讼是其人民的突出特点, 百姓对于统治者具有很高的认同感和容忍度, 而对于自身生活质量和个性发展的要求很低。只有当人无法像人一样继续生活下去, 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发生起义和革命, 才会发生改朝换代。古代圣贤君王在前朝的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宽宥制度是其缓和阶级矛盾, 稳定社会秩序, 维持自身统治的重要且有效的手段。
4. 宽宥制度能够节约和创造社会财富。
汉朝时著名的缇萦上书促使汉文帝启动了刑制改革, 缇萦在文书中提到:“死者不能复生, 被处肉刑的人肢体不能再恢复, 变成了残废, 即使罪人以后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3]56无论是在蒙昧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还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明末清初, 劳动力均是重要的社会资源, 人口数量一直是衡量国家或城邦是否强大富足的重要指标, 宽宥制度减少了刑事处罚中的劳动力损耗, 起到了节省社会资源的作用。此外, 以发展的视角而言, 人是能够认识世界并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主体, 人能够创造新的社会价值。作为能够创造价值的主体, 受到宽宥制度感化的人, 特别是从严酷刑法中得到宽宥和解放的人更加容易激发本分生活, 安心生产的心态, 所以, 从经济学角度讲宽宥制度具有创造社会资源的价值。
三、宽宥制度对我国现代刑事立法的积极影响
1. 现代刑事立法确认了罪疑从无和自首制度。
现代刑事立法确立了我国古代宽宥制度中的两个重要内容。第一,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同时,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上述条款以立法形式确认了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推定原则, 该原则与我国古代刑法宽宥制度中罪疑从无的规定相一致。第二, 现行《刑法》第四章第三节就自首作了具体规定, 该规定包括自首概念的界定以及自首后或自首并立功后相应的宽缓处罚。
2. 现代刑法继承并发展了特殊主体宽缓处罚原则。
至2011年公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 》, 已经将古代刑法宽宥制度中涉及的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残疾人四类特殊主体全部纳入刑法的宽宥范畴。限于文章篇幅, 笔者在此仅列举《刑法》中较为重要的内容。第一, 未成年人的刑事立法保护。《刑法》第十七条详细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 第六十五条强调未成年人不适用累犯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九条阐明未成年人免除死刑, 第七十二条规定了未成年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 第一百条免除了未成年人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义务。第二, 《刑法修正案 (八) 》将老年人宽宥引入立法。修订后的《刑法》第十七条加入了七十五岁以上老年人从宽处罚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增设了除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外的七十五岁老人不适用死刑的限制, 第七十二条中规定了老年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第三, 孕产期妇女的刑法保护。《刑法》同样在第四十九条和第七十二条中规定了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和其应适用缓刑的情形。第四, 残疾人刑事立法保护。《刑法》第十九条作出了对于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轻缓处罚规定。
3. 宽宥制度将助于现代刑法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法是完成于1907年的《大清新刑律》, 该部刑法由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主持, 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等起草, 采用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和原则。从这一时期历史可以看出, 我国现代刑法无法脱离舶来品的阴影, 具有移植法律的弊端, 其弊端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与本土接壤不足, 缺乏历史传承和群众基础。无可厚非, 这个弊端需要由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来消弭, 而作为中国古代刑事立法中最具人道内涵的宽宥制度则是现代刑法应当首先吸收借鉴的。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中对于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和免死规定即是现代刑法吸收古代宽宥制度的最新成果。除了已经为公众广泛知悉的内容外, 古代宽宥制度还有很大的研究和借鉴空间, 如近年来国内部分法学学者关注的亲属作证豁免权, 即可以在宽宥制度中找到以“亲亲得相首匿”为核心的原型。可见, 在我国现代刑法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进程中, 宽宥制度将作为重要参考资料成为其助推动力。
参考文献
[1]蒲坚.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儒家、道家、法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国家治理观，即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
一、儒家的治国思想：礼治和德治
1、礼治思想
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在于：一是竭力维护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在于维护宗法伦理观念，这也是“礼治”的最核心要素。在中国的皇权统治中，君臣父子关系是主要的构成要件，在宗法制度下，君臣、上下、长幼、贵贱都有严格的等级序列，礼就是用来维护这种等级序列的最有效的工具，因为“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治就是借君臣、上下、长幼之规则，来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国家、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二是宣扬“性善论”。儒家相信人性本善，祟尚道德修养，重德教。主张“养民”以“宽”为主，宽猛相济。孔子曰：“为政以德”，孟子倡导“仁政”，认为“不以仁政，不能乎治天下”。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统治者布德于九州、牧民于四海，对臣民进行礼德教化，臣民要修身养性、尊尊尚德、休浴圣化，老老实实依‘礼行事，做统治者的顺民。”三是主张贤人治国。礼治思想主张“贤人政治”，即统治者都是真龙、天子，是真理的化身，是圣人、贤人，是“替天行道”者，亦即要用贤能之士治理国家，而绝不能让恶人当道，从事政治。
儒家的“礼治”国家治理思想在维护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礼”的治理作用。中国有王朝更替的历史，研宄每一新兴王朝的开国史不难发现，礼乐几乎都是其开朝初期整治的首要，目的就是以礼乐来规范社会关系，实现有效的统治。
2、德治思想
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来看，“德主刑辅”、“为政以德”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尤以儒家的德治思想最为典型，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观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其思想要点有：其一是为政以德。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只有具有高尚的道德，才能为天下人所认同，并被天下人所效仿，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是讲为政者若具有高尚的道德，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人民就会拥戴他。毋庸讳言，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的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乏合理因素的存在，并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赋予儒家德治思想新的内涵，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
二、道家的治国思想：无为而治
道家以“无为而治”作为治国的核心理念，这一治理理念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治理实践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汉唐盛世、明仁宣盛世、清康乾盛世都曾借用过道家的无为政治。这一学派由封建没落贵族所创，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部分封建贵族丧失了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对社会变革无能为力，只能听命于自然的摆布，提出了 “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1、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开创了自然主义的价值观，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以自然道作为治国的最高价值取向。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指天、地、人的组合，实际上都是“法道”，“道法自然”其实就是最高法则是自然而然。正因为“道法自然”，所以基本的方法论就是无为，因而，用这种理念来治理国家，就是要顺应自然之道，要清心寡欲，即要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
无为而治是道家学说中最著名的政治理论，也是道家治国思想的核心，道家的一整套治国理念都是围绕这一治国思想展开。正如老子所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亦即用“无为”去处事，用“不言”去教导人。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可妄为，不要强为，要顺其自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要知民意、顺民心，让百姓自然发展。
2、以民为本
在道家的治国理念中，“民”、“百姓”占有很突出的地位。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里的“贵”与“高”指侯王之类的统治者，“贱”与“下”指被统治的广大百姓，老子以广大百姓作为侯王之“本”之“基”，充分说明了道家以民为本的治国情怀，如果没有这里的“本”和“基”，我们说，便没有国家政权的存在。因而，老子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就是说，君主治理天下没有固定模式，应以百姓的需要作为施政的逻辑前提。
三、法家的治国思想：法治
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国家，是法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与儒家宣扬“人性善”不同，法家信仰“人性恶”。在法家看来，人是自私的，在“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来治理国家是不足以制止纷争、维护社会稳定的。因而，法家主张必须用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法治”是治国的最好办法。
首先，“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必然选择。法家认为，好利而恶害”是人的本性，因而，用儒家的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无济于事，只能用法令刑赏才能奏效，实行“法治”是适应人性的必然选择。商執认为，人类会历经上世、中世、下世、今世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治民的方法都不尽相同，对于处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今世，需“秉权而立，垂法而治”。韩非子认为，“有名主忠臣产于今世，而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班级：城市规划08-1
学号：20080871
姓名:殷海涛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以为统治者加强统治服务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即使如此，两个方向的理论也都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它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在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高大宏伟的府邸和低矮简陋的普通住宅，时时都提醒着人们统治者的权威；清晰的街坊和宽广笔直的街道暗示着人们要规规矩矩，不能违背“礼”制；高大厚重的城墙固然有着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也圈住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历代城市，宫殿、官衙全都居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左右，且大部分都坐北朝南，显示了统治阶级权利的至高无上。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受着各种“心理暗示”，即使将来有了巨大的权利也很少有敢于反叛的，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即使有了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它想的也是为如何为朝廷效力，时刻等待着朝廷的招安，即使知道自己被招安很可能是一个骗局，仍然义无反顾。
相比于《周礼考工记》的限制性，在《管子》一书及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时，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即使如此，《管子》提出的“城大而人民寡者，器民不足以守城”，同时将士农工商的居住区进行了划分：凡士者近宫、不士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统治者权利的至高无上、以及人们对自己地位的观念。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虽然风水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但城市的中心建筑仍然是统治阶级，作用大部分也都是保证统治阶级的气运，保证统治的安定。例如秦朝的咸阳就运用了天体的规划思想，但咸阳城的中心枢纽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建筑——咸阳宫，从意识上体现了帝皇的威严。还有
一些建筑的阴阳调和、景山公园的假山等等，这些虽然是为了镇住“邪气”，但主要的还是用来保证统治阶级权利的稳固，保证国泰民安。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可谓是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世界的管理学领域上也可谓是独树一帜。我仅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和深刻内涵上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特点
1、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具有刚柔性
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具体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具有一定的变通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就是对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 “不留今”是告诉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现实所迷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不思进取； “与时变”告诉我们的是要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世间没有万能的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凡事有计划必有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在处理管理工作中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通对待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知道用以前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绝对无法做好管理工作的。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具有和谐性。
“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美好而又充满生机的社会。“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 “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
1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啊！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
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周总理当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一国两制”的提出和成功的实施都是基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
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深刻内涵
1、以德为先
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充分强调了“德”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还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指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德治的作用推崇备至。以“德”进行调节和管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渗透着浓厚的道德精神。管子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四标准。
“以德为先”就是管理者要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使被管理者在其道德威望影响下很自然地达到管理的良好状态。同时，人际关系也通过人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调节的。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 “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对人才的一种极大的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无功者受禄，那么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那么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得不到重用。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说，以德为先是中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典型特征。以“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为核心价值观的这种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爱人”、“贵民”、“重民”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达成了一个共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许多人习惯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认为“德治”就是“人
治”，认定无章法可循； “法治”有法可依。其实，在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可以理解为 “人治”。不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人，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也是如此：法毕竟是由人制订的，要人去贯彻执行、要人去遵守。我们知道，人的素质、教育和文明程度是现代法制社会得以有效运行、实现有序化的前提。儒家“德治”是人类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此，我们应该在现代管理过程中认真研究、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以德为先管理思想中的亲密原则，即“爱人”、“敬人”、“忠恕”等。
2、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对我们中国人为人做事的影响一直是久而深远的。中庸之道，它是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它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中割舍不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至今还在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该句出自孔子之言，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美德，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普通的老百姓缺乏这种美德已经很久了。“中庸”在《论语》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仅仅从这句话确实我们是看不出它的明确含义的。不过，后人根据《论语》 中记述的孔子相关的言行，对它的含义做出了较为明晰的解释。宋代学者朱熹认为： “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也就是说： “中”就是不要太过分，也不要达不到，而“庸”，就是指一种平平常常的状态。“中庸”，就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选取或者把握一个中道，并可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加以实践。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平均，而是要取得事物之间的平衡、均衡。孔子认为只有中正（适度）才最有利于事物客观发展需要，因而才是理想的合理状态。“中庸”讲的是人之根本，强调我们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去掉差异而只取共同，即让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关键要在无我的前提下讲究情景真理。例如，我们可以用极其尊重的方式提出对权威观点的挑战，既达到了陈述自己观点的目的，同时又将对人的尊重推向极致，使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易于接受。
3、以和为贵
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后来历代儒家也都肯定并十分重视“和” 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儒家思想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管家治国的 基本原则，“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也是一种“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贵”《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都是对以和为理想之最高目标的阐释。也是我们管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4、无为而治
在汉代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促进本朝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朝的管理者就采用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让人民休养生息，国家逐步繁荣强大起来。“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儒家提出“无为而治”，并认为这种“无为而治”是“以德为政”，以道德的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君主应实行“象征性管理”，只搞好个人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一以驭百，坐以待劳”，垂衣裳而天下治。《老子》中也提出无为而治，而且把“无为”视为最高治国境界。认为“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上不管，实际却是无所不管，否则，如果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君主就不是处在“无”中而是处在“有”中，就会被局限在“局部”之中。老子的“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要求不以个人主观的欲望来破坏自然的发展。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处处顺应自然的规律，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无为”不但不是教我们什么都不去做，相反对干的要求还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谨慎和严格的。对领导人而言，“无为”还包含着领导方法方面的要求。作为领导方法，“无为”就是要求领导者要善抓大事，抓主要矛盾，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而不要事无大小都亲力亲为。这样，分工协作、权责分明、各展其长、各尽其力，领导者能把整体的以及各部分的工作都能做得井井有条，取得最佳效果，也就做到了 “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用相当简化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体现了从不同角
度来调节人与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调节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是对管理者的要求。管理者必须不考虑个人的得失，然后才能有个人的利益。这也是“无为”的一个方面，即管理者不刻意地去行个人的作为。
5、以人为本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 记载： “重我民”、“施实得于民” ；孔子主张富民、教民，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笔者认为，只有在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了人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才能真正的做好管理。
结束语: 管理是一把双刃剑,管理的好了，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焕发生机，管理的不好，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务实》一书中也曾讲过： “管理的根深植于文化、社会、价值、传统、风俗、信念、政府与制度中”、“管理越能利用社会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日本学者村山孚说得好： “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在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概念和奥妙的数学公式才是科学。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同样是实现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宏大源流。”正确剖析、反思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形成我国管理科学的民族特色，让我国管理思想供世人共享，促进社会更和谐的发展！
岑朋飞
工商管理一班
一、如何突出毕业论文的学术性
二、如何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题目
不断细化，小而具体，有感而发
三、如何搜集和整理资料
四、如何使行文更加合乎文体规范
（一）标题：
1、揭示课题；
2、揭示论点
（二）段落的组织
（三）整体结构合乎规范
关于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及学术水平的三个层次
三层次：
（一）填补学术空白
（二）达到学术研究的前沿
（三）有后续研究的潜力
填补学术空白：
了解研究状况：
1、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复印资料》（全文）；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复印资料》中所附的论文篇目索隐
2、作者原著（可能含有某些线索，如苏轼文集、苏轼诗集中就有相关的版本目录信息）
3、相关研究论著
如《苏轼年谱》中就有大量关涉苏轼的文章或书籍介绍
4、相关学科研究
如历史研究、哲学研究、言语研究之类
5、学术期刊网
认真阅读原始材料：
1、逐渐形成自己的认知
2、查找资料、做好阅读笔记
达到学术前沿：
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新研究方法）；资料的细致辨析（发常人之所未见）
有继续研究的潜力：
对课题内涵、外延有清楚的意识和界定
根据教材所选文章撰写写作提纲：
论《花间词》的艺术
写作提纲
标题：《论<花间词>的艺术》
内容纲要：
一、温庭筠为代表词派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一）、花间词人的分派：温庭筠派和韦庄派
（二）、温庭筠等人词的特色：秾丽绮艳与蕴藉含蓄
1、温庭筠等人词秾丽绮艳风格的阐释
2、温庭筠词等人蕴藉含蓄风格的阐释
“含蓄无穷，词之要诀。含蓄者，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清·沈祥龙《词论随笔》）
（三）、温庭筠等人运用含蓄表现手法做词的五种表现方式。
1、以动作见内心（通过能够反映内心活动的外部动作描写来
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
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示例。
2、寓情于景（将情融入具体可感的景物当中） 薛昭蕴《浣溪纱》（江馆清秋揽客船）示例。 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惟见长江天际流”
3、由环境对比来表现感情。
温庭筠《菩萨蛮》其二“水精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示例。
牛峤《酒泉子》示例。
4、用几个不连贯的意象来表达人物的感情。
张泌《生查子》（相见稀，相见喜，相见还相远）示例。
5、多层次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毛文锡《更漏子》（春夜澜（阑？），春恨切，花外子规啼月）示例。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红纱一点灯‟，我读之不知何故，只是瞠目呆望，不觉失声一哭。我知天下世人读之，亦也不瞠目呆望，失声一哭也。”
6、蕴藉含蓄表现手法要用之有度张泌的《满宫花》、薛昭蕴的《醉公子》过犹不及，难明意绪。
二、韦庄为代表词派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一）韦庄等人词的艺术特色：清新明快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韦相清空善转”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端己淡妆也”
欧阳炯“其词写物真切，朴而不俚。一洗罗绮香泽之态，而为写景记俗之词，与李珣可谓笙性同音者矣”
孙光宪“绝无含蓄，而自然入妙”
（二）韦庄等人形成清新明快词作风格的 四种创作手法。
1、直接抒发“我”的感情（融入作者对生活的感受、作者的经历、作者的感情，在词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塑造自己的形象，主观色彩较为浓烈）。
韦庄的《菩萨蛮》五首
顾敻《荷叶杯》其一（春尽小庭花落，寂寞）、其二（夜久歌声怨咽，残月）示例
2、生动地描述故事和生活画面，借以传达心意。 欧阳炯《贺明朝》（忆昔花间初识面）示例
韦庄《女冠子》“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
牛峤《女冠子》“眼看唯恐化，魂荡欲相随”
牛希济《生查子》“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多情未了，回首又重逢”
3、描绘出空灵秀丽的境界。
孙光宪《渔歌子》其二（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示例
4、语言明快朴实。韦庄《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示例
王安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为容易却艰辛”
韦庄等人有些词流于平淡无味。
（三）含蓄和明快创作手法并无明确界限，应相机而定。张泌《江城子》其
二、韦庄《清平乐》示例
三、花间词人在运用音律表现内容方面对词创作的贡献
（一）用韵放宽。
……
（二）巧妙地运用叠韵和平仄声调。 ……
（三）集中了时人的曲调并有所创新。 创造新曲调；变更原有的词牌格律形式。 李珣《河传》（去去，何处？）示例
四、花间词对宋词的影响。
（一）花间词对宋代婉约和豪放词派的词风均有影响，而婉约派所受影响更大。
（二）对宋婉约词人的影响
1、化用花间词语 ……
2、师法花间艺术手法和对音律的态度。 ……
第一阶段:拟写倡议书———第四单元学习建议
一、组建《三国演义》《红楼梦》 兴趣小组。按作品分成两个大的个研究小组, 根据自己兴趣到课代表处报名, 可重复报名。请各班课代表在本周三上午课间操时将名单送到办公室。
二、课代表把小组名单统计好, 在班内公示。每个名著研究分课内研究小组和针对文本的拓展小组。课内研究小组研究成员不少于6人, 其他同学负责课外拓展 (内容自定) 。同学们推选出自己所在小组的学习组长一人, 负责本组人员的协调。组长工作包括:带领小组成员讨论第四单元所选课文《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 三顾草庐》《宝玉挨打》的学习目标, 成员根据学习目标分工。课外拓展小组最好有新的研究, 新的发现。
三、对课内文本研究小组的建议:
仔细研读文本, 围绕小说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设计问题, 研究思考问题的角度并设计具体问题和答案, 形成文字稿。文字稿提前和老师沟通。根据所设问题的层次, 组长组织上课时的顺序。讲课人要提前熟悉发言内容, 争取脱稿, 并调动其他同学的参与热情, 要有课堂互动。每节课要完成学习目标, 课堂要有总结, 要达到全体同学都要有收获的目标, 激发同学们阅读名著的热情。
对课外拓展小组的建议:可以参考资料, 还要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有的同学能够查阅《三国志》《汉代 风云人物》等。
四、本周大休, 每个同学明确自己的研究任务, 利用假期查阅资料。
第二阶段:划分学习小组, 形成文字材料。
这一阶段老师放手给学生, 让他们有阅读的时间, 在方法上也要给以指导, 要求学生写出讲课时的具体步骤, 这样做学生在读作品时就有方向感和任务, 也就会做到精读。
第三阶段:教学展示
下面展示的是学生写得不错的教案:
(一) 课题:诸葛亮的出场
教学目的:了解课文如何制造诸葛亮的出场
重点难点:作者安排人物出场的特点
小组成员:肖康, 赵剑龙, 张逸超, 宋晓龙
教学过程及内容:
导语: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直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他屡出奇谋, 用兵如神, 是刘备的重要谋臣,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作者如何安排这位传奇人物出场。
背景:徐庶在走马荐诸葛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他把自己比作奴马, 把诸葛亮比作麒麟, 把自己比作寒鸦, 把诸葛亮比作鸾凤, 把自己比作莹火虫, 把他比作明月, 又说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 盖天下一人也。
那么请同学读古代小说101页第一段, 找出司马徽是如何推荐诸葛亮的?
探究结果:司马徽又一次向刘备推荐诸葛亮, 说诸葛亮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 而自己将他比作兴州八百年的姜子牙与王汉四百年的张良, 这是第一次出场, 是以第三者推荐与名人对比来安排他出场。可以总结为:未见其人先闻其人, 作者借名人的口把诸葛亮描述成一个旷世奇才, 也正是这些名气促使刘备拜访诸葛亮。
第二次出场是刘备第一次拜访诸葛亮途中, 听到农夫唱诸葛亮写的歌, 再次说明诸葛亮名声在外, 所作之歌已在农夫之间广为流传, 而且歌中隐隐透着诸葛亮胸怀天下的气概, 他把天比作园盖, 把陆地比作棋局, 无不浸透着他的才气与胸襟, 这些也必然增加了刘备请他请他出山的决心, 第二次出场可谓是,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正式出场是刘备拜访诸葛亮的第三次, 作者先描写了诸葛亮的外貌, 形容他有神仙之概, 后来诸葛亮分析了曹操孙权的割据势力, 并给刘备建议, 诸葛亮身虽在茅庐, 天下变化尽在他掌中, 可见谋略之高, 眼光之远。
谭博士：我先介绍一下“子”产生的背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相对开放的时期。那时，百家争鸣，学派林立，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后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流派的人，将这些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称为“某子”，如“孔子”、“墨子”、“孟子”等，“子”在当时是一种尊称。其学说经后代的整理编定，也多题为“某子”，如《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战国诸子，各代表了不同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源头。
小易：我明白了，“子”大致有两种意思，一是尊称，二是书名。那么，作为古代图书分类的“子”，是指什么呢？
谭博士：《汉书·艺文志》中有一篇《诸子略》，是对诸子著作的概述，大致把“子”类的书分为儒、道、墨、阴阳、法、名、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清代《四库全书》用四部分类法，将古代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其中的“子”包括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农、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１４个部类。
小易：是不是“子”部书都要以《××子》来命名呢？
谭博士：也并非如此。不仅“子”部书中，就是先秦至汉初各学派的著作，也并不一定用某子来命名。比如《商君书》，就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商鞅及其后学著作的合编。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人编撰的《吕氏春秋》，杂合了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农家等家的思想，也被归入“子”部书中。同样，还有东汉王充《论衡》、桓宽《盐铁论》等“子”部书。可见，“子”部书并不一定全用《××子》的形式命名。
小易：“子”部书这么多，一定很难读吧？
谭博士：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书籍，是我们了解古代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中不少书，我们只作大致的了解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通读。同时我们也要消除畏难的情绪。其实，诸子的著作中，大多文采生动，而且为了使说明的事物或道理形象易懂，文中还往往采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读起来是非常有趣的呢。
小易：我们的语文课本中选了《孟子》二章，孟子的文章就雄辩有力，语言流畅而有气势，很有感染力。《孟子》是怎样一部书呢？
谭博士：《孟子》是继《论语》后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现存七篇，表达了孟子主张取法先王、施行仁政的主张。从散文的角度看，《孟子》的主要特点在于文笔雄健，铿锵有力，富有气势。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入情入理，令人信服。另外《孟子·告子下》篇中有“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一节，也是一气呵成。《孟子》也喜欢运用寓言的形式来说明道理。它往往叙述一个小故事，告诉人们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使人受到启发和教育。比如《公孙丑上》篇中的“揠苗助长”就告诉人们，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但没有好处，而且是有害的。
小易：我听说《庄子》中的寓言最有意思，是不是这样？
谭博士：没错。庄子是先秦诸子中的寓言大师，其寓言或者借用神灵如河伯、山神、云神等，或者借用动物，如鸱鸮、鹓雏、井蛙、海鳖、多足虫等，通过它们的对话和活动，来表现作者的哲学思想，因而显得神奇变幻，丰富多彩，富于思辨色彩。如大家熟悉的《秋水》篇中的《惠子相梁》和《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两篇短文就是如此。第一篇以极其形象的比喻，写出了统治阶级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而表现出来的丑态，表示了作者对他们的鄙视。后文展示了庄子的辩论技巧。
小易：听说《列子》也是一部有趣的书，《庄子》里还说列子可以驾风而行呢！
谭博士：《列子》的思想与《庄子》比较相似，其中也保存了许多精彩的寓言。如《两小儿辩日》和《愚公移山》。愚公面对困难不屈不挠，不取得胜利决不罢休的精神，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庄子》中对列子的描述，充满了奇幻的色彩，是不能作为写实题材来看待的。
小易：墨子的思想，好像比较接近平民，是这样吗？
谭博士：的确如此。墨子主张人们过朴素的生活，反对浪费，不信鬼神，还提出了“兼爱”、“非攻”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墨子》中的散文很善于运用设问的方法，使论述步步深入。《公输》一文就是这样。墨子正气凛然，大胆机智，用智慧战胜了楚王与公输般，实现了阻止不义战争的目的。
小易：《韩非子》是怎样一部书呢？它的作者据说是被李斯诬陷致死的。
谭博士：是的。《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著作，主张君主以法治国。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细密，文笔犀利，尤其善于用浅近的寓言说明抽象的道理。如《说难》篇中的“智子疑邻”，就是一个著名的寓言。李斯等人因为嫉妒他的才华而用计陷害了他。附带说一下《淮南子》，这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客编撰的一部书，其中保留了不少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史料。
小易：我看有些古代小说的选本，把《世说新语》也归入小说类，它是不是也属于“子”部书呢？
谭博士：这个问题提得好！《世说新语》在文献学中，也是归入“子”部书的。它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撰的，是一部记载魏晋士族轶事和言行的精短小说集，全面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士族的放诞生活和清谈风气。语言精炼，善于通过一言一行刻画人物形象和精神面貌，耐人品味。像《咏雪》、《陈太丘与友期》就是通过写两个孩子的言行，分别表现了他们出众的文学才华和机敏的口才。
小易：听了您的介绍，我对这些古文的兴趣增加了，不会看见古文就头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