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感恩故事（共11篇）
1、鲁宣公二年，宣子在首阳山打猎，住在翳桑。他看见一人非常饥饿，就去询问他的病情。那人说：“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宣子就将食物送给他吃，可他却留下一半。宣子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离家已三年了，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还活着。现在离家很近，请让我把留下的食物送给她。”宣子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又为他准备了一篮饭和肉。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武士。一次，灵公想杀宣子，灵辄在搏杀中反过来抵挡晋灵公的手下，使宣子得以脱险。宣子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在翳桑的那个饿汉。”宣子再问他的姓名和家居时，他不告而退。这个知恩图报的故事后来成为典故，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就引用了它：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
2、《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潦倒时，在城下钓鱼，漂洗丝絮的老妇中有一位见他饥饿，便拿饭给他吃，一连几十天如此。韩信感激，说将来一定会报答她。她却凛然说：“男子汉连自己都不能养活，我伶悯公子才会送饭，哪里图什么报答！”韩信以后作楚王时，找到那位漂母，赠她千金。
3、《世说新语》：顾荣应邀赴宴，见烤肉者垂涎，便将自己的那份让给他吃。同席者耻笑顾荣，他说：“一个人整天在烤肉，怎能让他连烤肉的滋味都尝不到呢？”后来战乱四起，他逃难南迁。每到危难之际，总有一个人随身保护他，顾荣问起原因，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受炙人”。
4、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出自《诗经》：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从“木桃”到“琼瑶”，只是一枚感谢的种子而已——缘于爱与被爱。这之间连接的不过是一份心意罢了。或许，木桃对他而言，已是上上之品，你报之以琼瑶，也未必就是倾其所有——譬如就是一声由衷的“感谢”吧。
5、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原文是“涓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书面记载最早为清代的《增广贤文·朱子家训》，原为民间俗语，后清代朱用纯编辑收录，为教子醒世用。
6、慈母之恩
唐代诗人孟郊曾写下《游子吟》一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出自明朝《增广贤文》一书，意思是：小羊跪着吃奶，小乌鸦能反过来喂养老乌鸦，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8、衔环结草，以报恩德
结草与衔环都是古代报恩的传说，出自《左传》。前者讲一个士大夫将其父的爱妾另行嫁人，不使殉葬，爱妾已死去的父亲为替女儿报恩，将地上野草缠成乱结，绊倒恩人的敌手；后者讲有个儿童挽救了一只受困黄雀的性命，黄雀衔来白环四枚，声言此环可保恩人世代子子洁白，身居高位。北面游览时，突遇暴雨滞留岩下，寂寞之余，拿出古琴弹了起来。也正在附近躲雨的樵夫钟子期听到后，忍不住叫道：“好曲！真是好曲！”随后伯牙每奏一支琴曲，子期都能听出它的意旨和情趣，这使得伯牙惊喜异常。二人因此结为知音，并约好来年再相会论琴。可第二年伯牙来会子期时，得知子期不久前已经因病去世。伯牙痛惜伤感，摔破了古琴，从此不再抚弦弹奏，以谢平生难得的知音。
11、士为知己者死
社会心态, 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 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1]相对于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来说, 即指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大众对于古代某些时期刑法的评价和期许。这些期许和评价无法从法典的条文陈列, 历史的宏大叙事或者法学概念的逻辑推演中获得, 因为社会心态由社会各个成员的心态组成, 而社会各个成员对刑法的心理状态又来自于个体性的法律活动体验和各种“道听途说”的相互作用。我们今人无法以“调查问卷”或“感同身受”的方式转述古人的盖然性态度, 最方便的研究方法便是借助于某种可以表达大多数人态度的媒介。本文选择了包公故事这一媒介, 它主要由戏曲、说唱、《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文本构成。如此选择之理由首先在于包公故事中有不少为人们所熟悉的可与当今法律问题相勾连的公案剧;其次是诚如小说史家孙楷第所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如果一定要找一位文圣与武圣关公相配的话, 那么这位文圣的首选人物就是包公”。[2]包公故事的产生, 流传和演变不但源于“庙堂之高”的著书立传, 更在于“江湖之远”的口耳相传, 因此它很可能比史书故事或文艺作品更受到当时民众的影响, 也因此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心态;最后, 在“行政司法合一”、“刑民一体”的传统社会, 包公故事的很多问题实质上也表现为刑法问题。因此, 本文相信若能置身于包公故事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并从其出发, 同样可以挖掘出当时的社会心态。
二、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
(一) 道德的法律性和法律的道德性
在明朝臧晋叔选编的《元曲选》中有一出《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弟兄三人为父报仇打死了“权豪势要”之家的葛彪。包拯审理此案, 欲让共同犯罪中的首犯“杀人偿命”。弟兄三人争相承担打死葛彪的罪名;而老母亲为了救老大、老二这两个非亲生儿子, 宁愿以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三抵命。这样的情形让包拯大为感动, 于是命令人将一偷马贼吊死, 用其尸体李代桃僵救了老三的命。不管这个故事真实与否, 但作为清官的典型代表和已被神化的包拯, 他的所作所为应该不会为老百姓所反对而实际上是被赞赏的。从大众对包拯这种行为的“喜闻乐见”来看, 当时的社会心态是:尽管个人行为违法, 但只要原则上符合传统社会的“贤”与“孝”, 就不应该受到惩罚;相反只要人品上有道德问题 (如盗马贼) , 则只要违法就死有余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伦理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道德具有法律性。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 这种道德至上的社会心态是如何产生的探究该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和传播对于今日中国仍有意义, 比如说法治信仰的形成问题。对此, 人们常以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统治来解释。的确, 儒家的“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仁政爱民”、“德主刑辅”等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仅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来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作为大多数情况下的“理性人”, 我倾向于相信人们总是在一系列内外条件下选择做一个实用主义者, 即人们总是在新的坏境中根据新的情况改变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儒家思想可以在变化的新环境中仍占据“德主刑辅”“以礼入刑”的崇高地位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比如古代官僚体系的主体是饱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履践维持了这种局面;再往前, 该种局面可能源于国家设立初的统治模式。即使统治阶层为了统治将伦理道德上升到了制度性法律的层面, 但中央政府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几乎难有足够财力去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司法”制度。对此, 我认为这和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处境密切相关。一方面, 传统社会中信息传播缓慢, 文盲率高, 对于“刑名法术之学”缺乏了解。即使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很多人也是“法盲”。相比之下社会大众会更容易接受边界广泛、简单明了的道德教化;另一方面, “道德是弱者的武器”。当社会大众对清官、智官赞赏, 对贪官、昏官贬低时, 包公故事实际上起到了舆论传媒的作用, 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导向起到了引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大众以统治阶层倡导的伦理道德反过来约束了统治阶层并因此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因而, 作为深受当时社会现实条件影响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包公故事, 其很多伦理倾向是上述各阶层复杂心态的集中反映。
综上所述, 道德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 更是一种治国安邦的制度手段。包公故事所展现的传统社会中, 道德即刑法, 法治即“德治”。
(二) 清官情结—人治模式下德才兼备的追求
包公故事刻画了很多使用“刑法”的官吏, 如《灰阑记》中的包拯和赵令史,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下称《神奴儿》) 中的县官和宋令史。故事高度褒奖了包拯这样的清官, 贬斥了赵令史、宋令史等贪官, 揭露了当时司法运行的黑暗。但是到底什么是清官, 什么是贪官清官对实际判决能起多大作用看似常识的问题却非意料中简单。
首先, 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对清官和贪官认识的突破。从文义上分析, 清官只是指道德清廉者, 但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心中的清官是指“德”上清廉、“才”上清明的官吏。以包拯为例, 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如《灰阑记》中说他“每皇皇于国家, 耻营营于利财”,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则称其“清耿耿水一似, 明朗朗镜不如”。其次, 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包公故事中很多题目都直接以“智赚”、“智勘”等命名。《灰阑记》中他以“两妇争拽一小孩, 亲生者惜而放之”的论断表现了他于人性上的洞察力;《神奴儿》中, 他复审时对“暧昧情弊”的发现展示了他抽丝剥茧的推理能力。相反地, 贪官则是指无才无德的官吏。但包公故事的丰富之处在于还出现了有德而无才或有才而无德的官吏, 如《奇冤报》中知府常静安两袖清风勤政爱民却屡屡判错案, 属于有德而无才;而《神奴儿》中宋令史作为县官左右手却贪图贿赂巧织罪名, 属于有才而无德。[3]这表明, 尽管人们还习惯于用清官或贪官等道德术语来认识官吏, 但包公故事实则更关注官员的施政和审判能力, 拒绝用道德作为划分“好”“坏”官吏的唯一标尺。
其次, 对清官的崇拜表达了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稀缺才产生价值, 正因为历朝历代清官之少才加深了人们对清官的期待。“破家县令, 灭门令尹”、“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 社会大众对清官的渴望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包拯在审判中所犯的错误都能容忍。如《普天乐》中察散行刑后尸体不倒于是包公知错;《奇冤报》中包公不问情由要铡死丽娟但铡刀按不下去, 于是包公知有冤情。这些情节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讴歌包拯事迹的故事中, 可见社会大众强大的清官情结忽视了光环下的黑点, 也说明即使“清官”也难免“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三) 实质正义观下的程序漠视
遍览包公故事, 即使隔着书卷, 笔者也仿佛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可以说每次理讼折狱都有“刑求”手段或“谲诈”手段的参与。包公故事表明国人追求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的心态自古有之。以《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为例, 伯母杨氏骗取了侄儿家产分割的合同, 拒绝承认他是亲戚, 试图侵吞侄儿的家产。侄儿向包拯伸冤, 包拯谎称侄儿同杨氏争执受伤而死, 杨氏应为此负责, 除非它具有证据证明她与死者是亲戚, 情急之下, 杨氏拿出侄儿的合同救命, 真相大白。此案中, 包拯实际上是用威胁和欺骗的方法获得了供词。《鲁斋郎》中, 包拯为处死强占民女的豪强显贵鲁斋郎, 先奏请“鱼齊即”死刑, 得朝廷许可后再添加笔画改动名字处死了鲁斋郎, 上述手法简直是典型的“钓鱼执法”和“欺上瞒下”了。而在“狸猫换太子”的著名故事中, 包公所用刑具更是惨毒无比, 几乎将郭槐刑讯致死。[4]
在包公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大众对于刑法的执行结果是如此关注, 完全忽视了程序合法问题。这也表现在清官情结上, 社会大众真正关心的是审判结果, 而不是审判者的人品。他们并不反对清官搞刑讯逼供, 只批评贪官搞刑讯逼供;允许包拯的“欺上瞒下”“李代桃僵”“刑讯逼供”, 却不允许贪官这么做。只要结果是正确的, 那么谲诈就成了智谋, 严酷就成了威烈。人们只是为结果才看重人品, 且往往以结果反推人品。这种“唯结果论”表明, 即使在伦理道德盛行的传统社会, 司法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仍是社会大众的主要心态且在今日仍大有市场, 一旦司法特别是刑法处理结果不如人意, 社会大众会自然而然反推程序的瑕疵。
(四) 超自然证据的寄托—古代证据制度的局限
包公故事除了刑讯逼供还有不少鬼魂伸冤之类的灵异现象。《三现身》中大孙死后三次现身留给迎儿谜语才有了后来包公的破译;《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的郭成自提头颅惊动百姓才有后来包公去拘传鬼魂;《神奴儿》也是由神奴儿的鬼魂来上堂诉说冤情;更有上文提到的“尸体不倒”和“铡刀按不下去”这等奇事。如果没有这些超自然“证据”的存在和发现, 即使包公也难以发现冤案并实现那“迟到的正义”。
我们可以暗嘲古人对自然认识的局限, 但我相信即使灵异故事也自然有它的产生背景和信仰基础。客观地说, 社会大众对于“严刑之下, 能忍痛者不吐实, 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从法律制度上分析, 古代社会关于刑讯的规定有明确的规定, 如刑讯的程序和要件, 次数和总数, 刑具大小和材质, 受刑部位和对象等等。但在包公故事的司法实践中, 以上的规定就仿佛不曾存在。司法官员们在“五听辨其疑”、“五刑求其真”之间更喜欢适用后者, 而且是毫无限制地使用后者。频繁的刑讯必然会造成冤假错案, 这一点即使包拯这样的清官也难以避免。为了消弭这难以解决的冲突, 也为了突出包公的与众不同, “日间断阳, 夜间理阴”的包公形象便渐渐地被塑造起来, 威严的黑脸上也慢慢多了“月牙”的徽记。[5]这恰恰可以窥视当时社会大众在司法黑暗现实中的苦苦挣扎和对司法公正的深深期盼。社会大众惟有寄托于超自然的证据, 和能够沟通阴阳发现证据的包公, 他们的挣扎才能停止, 他们的期盼才可实现。
三、中国古代刑法社会心态分析的局限和超越
本文的分析路径可以概括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中“文学中的法律”和“通过文学的法律”, 前者挖掘文学中所隐含的法律传统和法律问题, 后者强调文学的教化、规训, 或者表达一种叙事的法学。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三言二拍”、“南包公”海瑞传奇、“三公奇案”等为后世学人分析传统社会司法运行状况提供了大量“原生态”材料, 虽然其中不乏文学上的描绘, 但是以包公故事为例, 其中的种种情状大致符合“案牍”的记载。[6]由于此类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传播性、通俗性, 我们可以想象在缺乏现代传媒和教育普及的传统社会, 广大劳动人民作为主要受众受到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 作为司法的实际操作人员, “学而优则仕”的官吏对“下里巴人”式的公案文学却未必这么上心, 其心态未必能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 这是此类路径的限制。相对而言, 对官吏心态的研究更适合以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古代判词为文本, 因为汪辉祖站在“幕僚”的近距离角度为我们打开了历史窗口, 而古代判词以最真实的文件形式还原了审判的真实面目。一言以蔽之, 包公故事乃是关于法律的故事, 也是超越法律的故事。对此进行的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或者其结论也只不过是和我们的“常识”相印证。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看, 社会科学从来不强求一致, 不同角度的解读和不同文本的尝试更不失为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1]作者不详.“社会心态”[EB/OL]at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0935.htm, 2012年3月16日
[2]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07.
[3]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443.
[4][清]石玉坤.三侠五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97.
[5]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归纳序言部分.
当我们翻开中国音乐发展的篇章,会发现我们不仅拥有数之不尽的动听名曲,更有众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一方面他们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在音律、乐舞、器乐演奏等方面取得了瑰丽的成就,另一方面,在东方传统文化的浸染下,他们大多具有高尚的情操,其独特的艺术品格,更使他们的作品赋予了某种超越历史的感染力与穿透力。
一曲精妙的《高山流水》,离不开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俞伯牙与钟子期之间的动人传说,这是一个有关音乐、友情、又略带悲凉的故事。俞伯牙是春秋时期的上大夫,善琴,尤以瑶琴精妙,被后世尊为“琴仙”。《荀子·劝学篇》中的“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科”,形象地描述了伯牙的高超琴艺;而钟子期,则是一个戴斗笠、披蓑衣、肩挑担、拿板斧的山野樵夫,身卑位低。楚国汉阳江畔,伯牙的琴音引来了子期的欣赏,赞其志比高山、流水,伯牙听后惊呼:“善哉,子(期)之心与吾同”,将子期认作自己的知音。钟子期死后,俞伯牙悲痛欲绝,他到子期的坟前,抚琴一曲哀悼知己。曲毕,就在子期的坟前将琴摔碎,并且发誓终生不再抚琴。自此始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典故。
春秋时候，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贤纳士，天下不知有多少人闻风而归，西羌积石山，有一个贤士，名叫左伯桃，自幼父母双亡，勉力读书，养成了济世之才，学就安民之业，那时候左伯桃已经快上五十年纪，因鉴于中国诸侯行仁政者少，恃强霸者多，所以一向没有做官的念头，后来听说楚元王慕仁为义，遍求贤士，乃携书一囊，辞别乡中邻友，迳奔楚国而来，迤逦来到雍地，时值严冬，雨雪霏霏，再加一阵阵如刀如刺的狂风，左伯桃走了一天，衣裳都湿透了，勉强忍住寒冷前进，看看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远远望见远处竹林之中，有一间茅屋，窗中透出一点灯亮来，伯桃大喜，就跑到这茅屋前去叩门求宿，屋里出一个书生来，四十四五纪，知道了左桃的来意，便口欢迎他进
走
年伯一屋
去。左伯桃进得屋内，上下一看，只见屋中家具简单，而且破陋不堪，一张床上满堆了一些书卷，左伯桃请教那人姓名，知道是羊角哀，也是自小死了父母，平生只爱好读书，想救国救民的人，二人三言两语，便十分投机，大有“恨相见之太晚”的意思，两人便结拜做异姓骨肉。左伯桃见羊角哀一表人材，学识又好，就劝他一同到楚国去谋事，羊角哀也正有这个心思。一日天晴，两人便带了一点干粮往楚国而去。晓行夜宿，自非一日，看看干粮将要用尽，而老天又降下大雪来，左伯桃兀自思量，这点干粮，若供给一人受用，还能到得楚国，否则两个人
都
要
饿
死。
他自己知道学问没有羊角哀的渊博，便情愿牺牲自己，去成全羊角哀的功名。想罢便故意摔倒地下，叫羊角哀去搬块大石来坐着休息。等羊角哀把大石搬来，左伯桃已经脱得精光，裸卧在雪地上，冻得只剩了一口气。羊角哀大恸而号。左伯桃叫他把自己的衣服穿上，把干粮带走，速去
求取功名。言毕死去。羊角哀到了楚国得由上大夫裴仲荐于元王，元王召见关角哀时，羊角哀上陈十策，元王大喜，拜羊角哀做中大夫，赐黄金百两，绸缎百匹。羊角哀弃官不做，要去寻左伯桃的尸首。羊角哀把左伯桃的尸首寻着之后，给左伯桃香汤沐浴，择一块吉地安葬了。羊角哀便在这里守墓。坟墓和荆轲墓相隔不远，相传荆轲因刺秦王不中，死后精灵不散，见左伯桃葬在他的旁边，鬼与鬼便起了纠纷。一夜：羊角哀梦见左伯桃遍体鳞伤而来。诉说荆轲的凶暴，羊角哀醒来之后：提剑到左伯桃坟前说道：“荆轲可恶，吾兄一人打不过他，让小弟来帮你的忙罢。”说罢，自刎而死。是夜：狂风暴雨，雷电交作，隐隐闻喊杀之声。天明：荆轲的坟爆开了。
知音之交
俞伯牙，是楚国郢都人，在晋国任上大夫。晋侯想与楚国通好，就派俞伯牙访问楚国。俞伯牙到楚国办完公事，拜辞楚王，楚王赠给黄金彩缎，高车驷马。俞伯牙离楚国一十二年，想走水路绕大圈而回，饱览楚国江山胜景。就假奏楚王说：“臣身患小恙，不
能骑马乘车，想坐船回去，以便医药。”楚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命令水师拨一只大船送俞伯牙回晋国。
俞伯牙乘着官船，不一日，到了汉阳江口。正当八月十五，中秋之偶然风狂浪涌，大雨倾盆，官船不能前进，停靠山脚下。不一会儿，风平浪静，云散月现。那雨后之月，更加光亮。俞伯牙坐在舱中闷得慌，就走到船头上，一边观赏月色，一边捧起瑶琴，轻轻弹奏。忽然，俞伯牙发现有人在偷偷地赞赏他的琴音，立刻叫人去找，当场找来了一个樵夫。俞伯牙见是个砍柴的人，就笑着说：“山中砍柴之人，也能听琴？叫他走吧。”那个樵夫不仅不走，还高声说：“大人错了！岂不知‘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无听琴之人，这夜静更深，荒山脚下也不应该有弹琴之客了。”伯牙见他出言不凡，就问他：“他既是听琴的，我刚才所弹何曲？”樵夫答：“刚才大人所弹的是孔子叹颜回。对不对？”伯牙一听回答，非常高兴地说：“先生果然是听琴者。”就吩咐手下的人把那位先生请上船细谈。
那樵夫上得船来，伯牙手下的人见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手拿尖担，腰插板斧。就嘱咐他说：“喂，你见了我老爷要下跪叩头。问你什么，要小心答应。”那樵夫说：“诸位不用粗鲁，待我解衣相见。”说完脱下蓑衣斗笠，解下板斧、放下尖担，下船舱向伯牙作了个长揖而不下跪叩头，说：“小人施礼了。”俞伯牙是晋国大臣，眼中哪里有这樵夫？慢慢举手说：“贤友免礼罢。”叫书童搬一个凳子放在下席让他坐。那樵夫见伯牙全无客礼，也不谦让，俨然坐下。伯牙既不叫人奉茶，也不问姓名，劈头就问：“刚才岸上听琴的就是你么？”樵夫答：“正是。”伯牙说：“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此琴何人所造？弹它有甚好处？”樵夫答：“此琴是伏羲氏所琢，是瑶池之乐，故名瑶琴„„”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熟知乐理，非常高兴，但又怀疑他是死记的这些话，想再试他一试。就对他说：“有一次，孔子正在室内弹琴，他的学生颜回从外面进来，忽听琴音中有凶杀之意，不免一惊，问明之后，才知刚才有一只猫，想捕捉一只老鼠，孔子见了，不由得在感情上受到一点影响，并在琴音中不知不觉地表现了出来。象颜回这样，真可算得是知音了！假如下官弹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樵夫说：“大人试弹一下，小子尽心猜度。若猜不着，大人休得见罪。”伯牙望望高山弹琴，在琴音中表现山的高耸之状。樵夫听了，称赞说：“美哉！巍巍乎，意在高山！”伯牙又对着江水弹琴，在琴音中表现水的奔流之势。樵夫听了，又称赞说：“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俞伯牙听见樵夫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大吃一惊，赶忙放下瑶琴与樵夫施宾主之礼。连声说：“失敬，失敬！真是石中有美玉之藏，若衣貌取人，岂不误了天下贤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夫躬身而答：“小子姓钟，名徽，字子期。”说完，又转问：“大人高姓？在何处为官？”伯牙拱手说：“下官俞瑞，在晋国做官，是访问楚国而来。”伯牙推子期坐到客位上，自己坐主席相陪，叫书童奉茶。喝完茶，二人上席饮酒。伯牙又问：“听先生口音，是楚国人了，但不知尊居何处？”子期说：“小人寒舍就在离此不远的钟家村。”又说：“实不相瞒，小子上有双亲在堂。为赡养父母，在此砍柴度日。虽三公之尊也不能使我离开父母。”伯牙见他这样有孝心，愈加敬重。又问：“青春多少？”子期说：“虚度二十有七。”伯牙说：“下官年长一岁。子期若不嫌弃，愿与先生为知音之交，以兄弟相称。”子期笑着说：“大人是上国名公，我钟徽是穷乡贱子，怎敢高攀！”伯
牙年长为兄，子期为弟。拜罢，二人继续饮酒，彼此谈心。
钟子期同俞伯牙谈得兴趣正浓，不觉月淡星稀，东方发白。船上水手都起身准备开船。子期起身告辞。伯牙紧握子期的手说：“贤弟，我与你相见何太迟，相别何太早！想请贤弟与愚兄同行数日，未知可否？”子期说：“只因双亲在堂，不敢远游，小弟只好失陪。”伯牙沉默了一会儿，说：“也罢，明年中秋节还是我来看贤弟。”子期说：“既如此，小弟来年中秋节准在江边恭候贤兄，不敢有误。”伯牙叫书童拿来一些银子赠给子期，二人洒泪而别。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第二年的中秋节晚上，俞伯牙乘船来到汉阳江口，将船靠在去年中秋节与子期相会的地方。伯牙走上船头，见月光明高，照得如同白昼，却不见子期。等候到天高，仍不见子期的踪影。伯牙梳洗后，带着随从，上岸到钟家村去探望。走了不远，来到三叉路口，不知哪条路往钟家村去。正好迎面来了一个老翁。伯牙向前施礼之后，问：“请问往钟家村去，应走哪条路？”原来，这两条路都是到钟家村去的，一条往村南，一条往村北。老翁便问：“先生要拜访何人？”伯牙说：“拜访钟子期。”老翁听后，放声大哭说：“子期就是我儿。支年中秋节，晋国上大夫俞伯牙送了他一些银子，我儿买书攻读。他白昼砍柴，夜晚读书，耗费心力，染成疾病，数月之后就亡故了。”伯牙一听，双手捶胸，倒在地上痛哭不已。钟公问书童：“此位先生是谁？”书童说：“就是俞伯牙老爷。”钟公说：“原来就是我儿子的好友。”忙扶起伯牙。伯牙含泪问钟公：“令郎葬在在
何处？”钟公说：“按儿的遗言，葬于马鞍山江边，以候晋大夫俞伯牙。”于是，伯牙请钟公领他到坟前一拜。
俞伯牙来到钟子期的坟前，拜了几拜。捧起瑶琴弹了一曲之后，•便把瑶琴在石头上摔了个粉碎。钟公感到奇怪，便问：“先生为何摔碎此琴？”伯牙说：“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钟公说：“原来如此，可怜，可怜！”伯牙对钟公说：“下官伤感在心，不随老伯到府上去了。待我上表晋侯辞官归家，再来接老伯与老伯母同到我家，养老送终。我即是子期，子期即是我。请伯你不以下官为外人。”说完，给钟公送了一些银子，辞别而去。
后来，人们把善于欣赏音乐的人叫做“知音”，并且用“知音之交”来比喻彼此非常了解的知心朋友。
李白与汪伦的故事
李白在唐天宝年间755年，旅居南陵叔父家。泾川豪士汪伦素慕李白诗名，很想见他，但想想，李白这样大人物，怎能说来就会来呢？于是，汪伦想个主意，为李白写了封邀请信，骗李白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还说可以负责李白的一切费用。每一条都直戳李白的软肋。
李白当时正在安徽宣城游玩，看了汪伦的信很高兴，马上到了。到后就找汪伦喝酒看桃花，汪伦圆谎说：“离此十里有桃花渡，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不有一万家酒店。”
李白听了大笑，既来之则安之，索性就在泾川玩一玩。汪伦对李白是上佳款待，有吃有酒，陪游。李白玩了几天特开心要走了，临别那天汪伦又赠他名马八匹官锦十段，并亲自送上船，还组织了一群美女在岸上，用脚踏着节奏唱送别歌。汪伦这仪式挺隆重，李白看了很感动，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自己连吃再拿的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作了首特深情的诗作为答谢，诗名就叫做《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岩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这首《赠汪伦》一向是赠别诗中的典范。事实上是汪伦手拉手把李白一直送上渡船，他的送别仪
式搞得很热闹，美女踏歌，百姓相送。而李白走得也没多少伤感，关键是这两个人本来就非亲非友，没啥深交，属于三分钟的热度，李白这一走，他们的情谊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李白一生豪侠，知己众多，写下了大量描写别情、友情的诗歌，这些诗就没《赠汪伦》那么假惺惺了。不妨看几首：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
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
征。
浮去游子意，落日故人
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
鸣。
江夏别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谷鸟吟晴月，江猿啸晚风。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这时，有人在燕王面前说：“乐毅他不是燕国人，当然不会真心为了燕国，不然，两座城怎么会久攻不下呢?恐怕他是想自己当齐王吧。”燕昭王倒不怀疑。可是燕昭王去世，继位的惠王马上用自己的亲信名叫骑劫的大臣去取代乐毅。乐毅知道于己不利，只得逃回赵国老家。
齐国守将是非常有名的军事家田单，他深知骑劫根本不是将才。虽然燕军强大，只要计谋得当，一定可以击败。
田单首先利用两国的士兵都具有迷信心理，他要求齐国军民每天饭前要拿食物到门前空地上祭祀祖先。这样，成群的乌鸦、麻雀结伙地赶来争食。域外燕军一看，觉得奇怪：原来听说齐国有神师相助，现在真的连飞鸟每天都定时朝拜，弄得人心惶惶，非常害怕。
田单的第二手，是让骑劫本人上当。田单派人放风，说乐毅过于仁慈，谁也不怕他。如果燕军割下齐军俘虏的鼻子，齐人肯定会吓破胆。骑劫觉得有道理，果然下令割下俘虏的鼻子，挖了城外齐人的坟墓，这样残暴的行为激起了齐国军民的义愤。
田单的第三手，是派人送信，大夸骑劫治军的才能，表示愿意投降。一边还派人装成富户，带着财宝偷偷出城投降燕军。骑劫确信齐国已无作战能力了，只等田单开城投降吧!
田单最绝的一招是：齐军人数太少，即使进攻，也难取胜。于是他把城中的1000多头牛集中起来，在牛角上绑上尖刀，牛身上披上画有五颜六色、稀奇古怪图案的红色衣服，牛尾巴上绑一大把浸了油的麻苇。另外，选了5000名精壮士兵，穿上五色花衣，脸上绘上五颜六色，手持兵器，命他们跟在牛的后面。
这天夜晚，田单命令把牛从新挖的城塘洞中放出，点燃麻苇，牛又惊又躁，直冲燕国军营。燕军根本没有防备。再说，这火牛阵势，谁也没有见过，一个个吓得魂飞天外，哪里能够还手。齐军5000勇士接着冲杀进来，燕军死伤无数。骑劫也在乱羊中被杀，燕军一败涂地。齐军乘胜追击，收复70余城，使齐国转危为安。
岳飞曾奉宋高宗之命，招抚岭表一带的曹成。曹成不服从，岳飞上奏给皇帝说：“群盗力最强大，就会肆意横行。力量削弱，才有可能接受招安。如果不用暴力加以围剿，而希图通过谈判来招降。是不容易的。”奏后。岳飞率兵进入岭表地区，恰巧抓到曹成派来的间谍，于是把他捆在岳飞帐篷前。岳飞出篷去调遣大军的粮草，一个官吏向他报告说：“粮食已经吃光，怎么办?”岳飞故意大声说：“那么准备返回茶陵吧!”过了一会儿岳飞回头看了这个间谍一眼，假装很失意的样子，跺着脚走进帐中。同时暗暗命令手下，设法让间谍逃走。爵飞估计间谍回去报告曹成一定要来追击。就下令立即开饭，饱食为度，然后迅速行军绕过山岭。不到天亮，已逼近曹成的堡垒。曹军出乎意料，乱作一团，惊呼：“岳家军到了!”岳飞乘乱大破曹军，一连夺取了很多险关隘口。曹成途穷力竭，岳飞这时说：“现在可以招降了。”
一、从内容入手, 激发兴趣, 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
(一) 抓故事内容, 激趣导入。
神话故事类文章故事性强, 学生对其内容很感兴趣, 教学开始, 抓住这一特点, 就从故事内容入手,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女娲补天》一课, 这篇文章学生课前已有所了解, 直接读文, 并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授课开始, 教师以生动有趣的语言给学生讲女娲造人的故事:女娲一天坐在河边没事, 就用泥捏了一个小人, 当女娲将小人放到地上时, 没想到这个泥人竟然活了, 迈着小腿, 快速地跑到森林里去了, 女娲看到如此有趣, 就又捏了一个, 捏好的泥人和上一次的一样, 一放到地上就快速地跑了, 女娲越看越有趣, 就不停地捏, 一个个小人就这样出现了, 女娃越捏越多, 来不及细捏, 就把泥点洒在地上, 落在地上的泥点变成了飞禽走兽, 人类就这样出现了, 并过着幸福的生活, 可就在这时, 遇到了灾难 (板书课题) 亲手造人的女娲当看到人类面临的灾难时, 会是什么心情?请在文中找出描写女娲心情的词语, 有趣的故事已将学生深深吸引, 并对神话故事的神奇产生了极大兴趣, 顺着学生的情绪, 自然过渡到课文当中, 没有任何负担地学习, 将情感融入课文中, 朗读指导轻松而有序。
(二) 以兴趣为基点, 通过字词学习, 深入理解故事含义。
故事的含义蕴含在字里行间中, 一步步了解文章内容的同时, 勾画重点词、句谈体会, 指导朗读, 这就是一个深化学习的过程, 让学生在体会词句的学习中, 理解故事含义, 内心里塑造人物形象, 将单纯的词句训练向思维训练过渡。
仍以《女娲补天》一课为例, 通过朗读, 学生了解了灾难的可怕, 女娲如何补天, 这就是本课的重点, 也是认识人物品质的重要部分, 解决这一难点, 空洞地让学生去说, 无法理解透彻, 在教学中, 抓住重点词语, 让学生将补天的过程和所用的时间在课文中找出, 边读边画出相应的词语:几天几夜、找啊找啊、终于、挖——放——炼、装——端——对准——泼, 这一系列词语已将补天的不易形象地刻画了出来, 学生同桌讨论时, 先理解了这些词语, 并做了动作进行补充, 在一画一说中, 补天的不容易, 已深入人心, 带着这份情感, 有感情地读一读, 学生对女娲的认识已能在心中勾画出形象了, 不再是片面的书中词语, 人物的形象已能用自己的语言来概括了, 本文的含义——女娲拯救人类, 就轻松理解了。
(三) 教学中着力培养学生联想、想象的能力。
想象是人们运用旧有的表象, 经过加工改造, 形成和创造形象的心理过程, 它是智力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阅读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想象力, 就需要引导学生展开合理、丰富的想象, 对文章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 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神话故事类文章, 情节环环相扣, 内容叙述简单明白, 可供想象的空间很大, 在教学中要放手让学生去想象、去扩展。
以上例, 女娲补天所用时间很长, 所需的石头也是经过挑选的, 在这个过程中, 女娲会遇到什么困难?挖洞、冶炼过程中会不会有意外发生?向上泼时需要多大力气, 做出动作来!女娲将天补好后, 看到这五彩云霞, 看到人们的幸福生活, 会做什么?人类脱离了灾难, 看到这五彩云霞, 会对女娲做什么?说什么?一系列地引领, 拓展学生的思维, 让学生充分去想象、去联想, 并联系练笔, 动手写一写。
(四) 注重从中年级开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发展学生想象力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培养学生思维的独创性和新颖性, 鼓励他们不仅把原有教材作为启发想象的出发点, 运用已感知的教材进行加工改造, 并且要在此基础上出发, 去畅想、去创新。构想出新的情节、新的形象,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学生在最初接触此类文章后, 让学生练习复述文章内容, 三年级第一学期课本中有一篇神话故事《盘古开天地》, 教学完成后让学生去复述, 学生在复述中因不受背诵的困扰, 参与积极性很高, 复述效果很好。但随着学生认知能力的提高, 在掌握了文章写作特点的基础上, 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复述上, 而应该让他们自己编写, 顺其上一条中所说, 按课文内容提问、质疑, 开拓学生思维, 激发写作的兴趣。对于班级中对写作有兴趣的孩子, 结合办小报、开班会的形式, 让学生自己去创作此类故事, 可能在编写过程中, 会很幼稚, 也可能会过于虚幻, 但这都是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展示自己的作品过程中, 让孩子体验到收获的喜悦, 也是将学生学习语文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运用的有效途径。
二、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 注重语文能力的训练
(一) 抓文章课题, 提炼、积累成语。
学习课文的由浅入深, 就是训练学生语文能力的步步深化, 神话类文章, 语句浅显易于理解, 但教育意义很强, 对后人的影响也很大, 此类文章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上, 要教会学生归纳、总结, 文章的题目大多都成为了成语, 有着本意和寓意, 教学中, 要给学生引领, 从有趣的内容归到成语的积累。课外鼓励学生搜集由神话故事提炼的成语, 并进行汇报展示, 将课堂中课文内容的理解, 写作手法的应用和课外语文知识的延伸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知识容量。
(二) 写作方法的指导。
中年级的学生接触写作, 方法单一, 思路较窄, 习作指导应和分析理解课文紧密结合。新教材的编写已将这两部分联系在了一起, 按单元主题选编课文并确定写作内容。神话故事的人物塑造和童话故事有些相似, 但又不是完全一样, 在平时的教学中应注重区分, 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大多数是超于现实的, 以神化的人物为主人公, 主人公又着很强的代表性, 童话故事用拟人化的手法, 故事情节生动。
例如三年级上册中就有《走进童话故事——动物乐园》这样的习作, 在为学生创造了大量动物形象的乐园里, 让学生走进去, 戴上自己喜欢的动物头饰, 成为其中的一员, 自由编写想象故事情节, 出发点就是动物乐园, 赋予动物以人的思想、语言、动作。而在神话故事创作中, 出发点是确定此文中主人公的代表性, 在此基础上去展开想象。教学此类文章不能单一地分析, 习作指导就要在讲授课文渗透, 在质疑联想创作中加以练习。这种手法的运用和教学中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三) 注重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课本仅仅是一种工具, 使用它, 能将在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运用中所受到的思想教育融入生活, 这是学习的归宿, 教学中不能脱离它, 就必须要注意文章的现实意义, 合理适度的拓展是必须和必要的。神话类故事此类意义就极为明显, 在理解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得以人文性的体现。盘古的献身精神, 女娲为拯救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是神化的人物, 但身上所具备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将学习与生活联系在一起。
三、大胆创新, 触类旁通, 补充教材《精卫填海》
古代的城管也称“胥”、“卒”，权力大，官员是流动的即流官，城管胥卒却是当地人，所以常常发生胥卒欺负官员的故事——明朝况钟初到苏州当官，上任前明宣德皇帝赐给他一道圣旨，许以“便宜用事之权”，获得这个特许的官员权力很大，但况钟不宣示于人，苏州府的吏胥不知道他有这个核心武器。当地吏胥欺负况钟人生地不熟，做了很多隐瞒况钟，为非作歹的事，有的甚至当面呵斥况钟，况钟被骂得不敢出声。
突然有一天，况钟召开苏州府所有城管队员大会，会上，况钟命设香案，将礼生即文化局负责主持祭祀等典礼的司仪叫来，磕头跪拜，宣读圣旨，随后一个一个地数那些不法胥卒的罪行。数完，“群胥骇服”，况钟当众处死了六个贪污不法的胥吏。经过这一整治，“上下股栗，苏人革面”，苏州的城管不敢胡来了，商贩也老实了。
盖有非常之人，能为非常之举——追溯到大宋，苏东坡被贬到琼州，后调回，暂时居住在阳羡。苏东坡是大诗人，前来慕名拜见的不少，但都是诗友，几乎没有官场上的人，官场上的人害怕跟他来往，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个诗友姓邵，劝苏东坡从此住在阳羡算了，别当官了。苏东坡也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就打算长期住下来。邵某就到处给苏东坡看房子，终于给苏东坡张罗着买了一个带院子的房子。当地也有城管，专门管理城市的交易、秩序等等。邵某到城管处给苏东坡办好了一切手续，把房子收拾好了。但是，刚刚结束贬谪、还未起复的苏东坡是很穷的，搜尽所有积蓄，才勉强凑够了房款。苏东坡挑了个好日子，准备搬进去。
一日，苏东坡与朋友外出游玩，走到一个黄村，听见一户人家的破屋里传出一个老妇人非常伤心的痛哭声。苏东坡说：这家人必定遇到最难受的事儿了，要不然不会这么绝望伤心。
于是苏东坡和朋友就进门询问，一问，才知道，这家人被城管强行驱逐到这儿。老夫人傷心地哭诉：我原来住在城里，家里的房子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都上百年了，可是，我的不孝儿子把房子卖了。苏东坡说：您是长辈，卖房子这种大事，最后需要您点头啊！老妇人抹了一把眼泪，更伤心了，哭着说：我不答应，他竟然勾结城管将我撵出来了，我这不孝的畜牲儿子啊！
苏东坡回头看看邵某，一问才知道，他买的房子正是这老妇人家的旧宅。苏东坡略一思索，即对老妇人说：你家的房子是卖给我了，这样吧，我把它还给你，邵老师还重新装修了一下，都收拾好了，你就明天重新住回去吧。老妇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劲儿掐大腿，看是不是在做梦。苏东坡让人把老妇人的儿子找来，说你明天就把你母亲接回老宅去住。老妇人的儿子低头不说话，苏东坡问：“怎么，你还不愿意？”那儿子说：“钱我都花了很多了，怕城管不答应。”苏东坡就当场把房契烧了，说“这下你放心回去住吧。”
阳羡的城管知道了这事儿，说苏老师这是闹哪样儿啊？那时的城管虽然也有作恶的，不过毕竟还有人能治他们。
可是王筠并不因为自己聪明过人而骄傲，他为人十分谦虚，学习十分刻苦。他读《五经》，每部都读了七八十遍。他尤其爱好《左氏春秋》，把它读得滚瓜烂熟，并且还从头至尾抄写了五遍。
他抄书成了习惯，从十三四岁起，每读一部书，都要把这部书整个抄写一遍。除了《左氏春秋》外，他抄写《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各两遍，子史诸集各一遍，抄成的本子，共有百余卷。王筠自己说，经过这样又读又抄，做到了眼到、口到、手到，书中的内容才记得牢牢地永远不会忘记了。
因为王筠如此刻苦用功，所以他的学问大有长进，文章越写越好，连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沈约，每次读到他的文章时，都要反复吟诵，自叹不如。后来王筠受到重用，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干。他做过尚书吏部郎、秘书监、光禄大夫、太子詹事①等官，不光在政治上很有建树，并且还著书百余卷，流传后世。
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因为秦始皇不仅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
让我们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难题。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如果要深人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进行训练，同时由于这些农民当了兵，不能再从事农耕了，还要蒙受劳动力损失。
况且。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也没有大货车，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艰难。《史记》中曾经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一石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竞达到192石。
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换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广袤的草原，也无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有了农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
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四处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却是明朝。
反观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衷于劫掠战呢?
得想个招儿，改变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坚固工事，流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闹剧。必须先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仗。
如此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以逸待劳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牢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
依托长城进退自如，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得很精明。
不过，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宫城，可能又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所以后来官府干脆禁止市民在丰乐楼的顶层眺望，以免他们“下视禁中”。
宋朝宫城为什么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州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長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赵宋立国后，宋太祖曾按洛阳宫殿的模样，扩建了汴梁皇城的东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宋史·地理志》）。虽然号称“壮丽”，其实周长也不过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长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将皇城扩展得更加阔气、大气一些吗？肯定想。但如果这么做，首先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拆迁。这是因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点不一样，以前的城市是权力规划出来的，显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则是自发“生长”出来的，显得杂乱无章，而又生机勃勃。宫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铺。不论从哪个方向扩展宫城，都势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迁，不就是今日城市化过程中的家常便饭吗？这还不好办吗？嘿嘿，在宋代，还真有点不好办。
宋代君主不是没有想过要扩建皇城，让自己住得更舒坦点。据《宋会要辑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另据《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还曾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今人的胆魄，不敢搞强拆，只好作罢。
现在有一些杂文、评论作者，将发生在太宗朝的这桩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并作了夸张其词的演绎，以讹传讹，叫人哭笑不得。其实，以宋仁宗的俭朴、宽仁性情，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扩建宫城的计划，因为他会觉得居住的地方已经够大了。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为证。《宋史·仁宗本纪》记述：“有司请以玉清旧地（玉清宫失火烧掉了）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两宋诸帝当中，宋徽宗算是最爱大兴土木的一个了，比如劳民伤财的“艮岳”便是这个人搞出来的，这也埋伏下北宋灭亡的祸根。但，即便是这么一个爱折腾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迁。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为赵宋皇室的王孙公主“建第筑馆”，但京师之中，“居民繁伙，居者栉比，无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须拆迁。宋徽宗“深虑移徙居民，毁撤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言念赤子，为之恻然”，所以放弃在京城内建设王府的设想，只令于汴梁南郊“展筑京城，置官司军营”，并下了一道诏书：“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临安（杭州）为“行在”。临安皇城也是比较狭小，宫殿规制简朴，甚至陛阶只有一级，“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议之后，皇城陆陆续续有扩修，不过宋高宗也是比较注意拆迁的问题。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进呈了一个报告，说临安府欲将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宫。高宗制止了这个计划，说道，“僧家缘化，营葺不易，遽尔毁拆，虑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气，岂宜如此？”至于行宫，“但给官钱随宜修盖，能蔽风雨足矣”。当然皇上的行宫不可能只是“能蔽风雨”而已，但那几间“近城僧舍”确实躲过了被拆毁之劫。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宋代宫城之所以格局不够开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对拆迁民居的事情颇为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大拆大建。
那么，为什么贵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迁呢？我不相信赵宋皇帝个个都长着菩萨心肠，都会“言念赤子，为之恻然”；但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我认为当时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即使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人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宋代已发展出严密、丝丝入扣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的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
来看一个例子，宋仁宗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烧成灰烬，章献太后向大臣哭诉说：“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大臣都听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宫。宰相吕夷简反对，说上天的惩戒如此，万不可重修。给事中范雍说得更为激烈：“这玉清宫还不如烧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对重建玉清宫。太后只能息了念头，只是将烧剩的两殿略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增建另两殿。
市井民间的繁荣，恰恰正是以国家权力的节制为前提条件的。这个道理，一千年前的赵宋君主已经明白了。
据《北窗炙輠录》记载，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摘自《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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