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
以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美国金融危机，已从局部向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虽然目前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冲击不太大，但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不可避免。中国应当努力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中间构筑一道防火墙，防止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向金融领域和其他行业蔓延。因此，我们在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灵活而充分地运用利率、中央存款储备金率、汇率等货币工具。使我们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扩大内需，妥善地处理好就业问题，真正稳定实体经济，刺激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虚拟经济的发展正在由探索阶段转向升华阶段。这是虚拟经济的新起点，中国应当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虚拟经济，但必须注重规范。加强监管。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发展;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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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智勇(1955—)，男，博士生导师，高级经济师，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江西南昌 300006)
在2008年11月15日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鉴于问题的严重性，现在世界各国在联手制定应付这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的办法。那么，这一场金融危机的走势如何?对中国经济究竟有什么影响?中国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性举措?这是经济学界责无旁贷的研究任务，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正在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大约一年半以前，美国出现次贷危机，由此引发了全球性经济金融波动。次贷危机初始时期，敏锐的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一场恶梦。通常恶梦之后是阳光灿烂、给人以无限惬想的希望。但一年半后的今天，人们没有看到希望和阳光，看到的是一场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冲击的“金融海啸”。
面对“金融海啸”，我们首先应当思考一个问题：与过去的经济危机相比，此次危机处理有何不同?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本次危机处理已经不是在一个经济体内对它出现的经济反常现象进行挽救或者矫正，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共同联手，对由一个国家引发的经济波动进行全球市场拯救。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美国这场危机的长度有一个基本判断：美国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出现，是美国金融体制、金融体系以及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出现了问题，次级贷款只是一个引爆点。
因此，研判这场危机，不能仅从美国的即期数据或个别数据判断本次经济动荡(我个人以为，与其称之为金融危机，不如称之为经济动荡更贴切)的情况。这是在经济周期中，必然出现的萧条期。如果萧条仅仅表现为一个现象、一个事件，它的长度截至2009年上半年也好、18个月也好，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渡过萧条期这一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构建一个新的秩序，建立一种新的体制，则这个时间的长度肯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譬如，1720年英国“南海事件”后，当时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银行业进行了严格监控。经过130年的运转，英国在汲取了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才进一步拓宽了银行业的发展道路。美国的次贷危机，实际上预示着全球正在构建一个能够更加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新的世界金融秩序。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重构世界金融、经济秩序需要足够的时间。所以，我不赞同格林斯潘所讲的，2009年上半年美国的经济将会复苏，它不可能复苏。因为解决美国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美国的情况很复杂，它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它的国民消费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过去的收入性储蓄转变为现在的资产性储蓄，而由资产性储蓄回归到新的更高程度的收入性储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消费观念问题。它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新回归到收入性储蓄观念，进而使国民消费达到一个新的层次。所以，我个人认为，使美国的金融供给平稳下来，也许在一个可以看得见的长度(比如一年、两年)内可以达到，但是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下一轮较为平稳或者是较快增长通道，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二、研究经济波动的引爆点对正确地应对危机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次经济波动，美国是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中国是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当美国努力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的时候，中国也应当努力地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中间构筑一道防火墙，以维护金融安全。
首先，要特别注意研究一个问题：出现经济困难的引爆点在哪里?对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应该作引爆点的比较。比如说，美国出现经济困难的引爆点是消费领域，是消费领域中的住房按揭贷款由于利率调整而出现了问题，进而引发了金融体系的问题。它的引爆物是消费产品，而后波及到金融产品。也就是说，美国的问题引爆于第三产业，问题集中暴露在金融服务业。巴西、俄罗斯、法国等，也有它不同的引爆点。
中国经济波动的引爆点在哪里呢?中国的经济波动，2007年第三季度初现端倪，第四季度加速显现，2008年年第一季度波动加剧，第二季度更加明显，引起了各界广泛注意。经济波动的引爆点出自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这些以出口产品为主的企业，经营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波动引爆点在实体经济，在第二产业。这是中美两国经济波动引爆点在产业领域上的重要区别。我们是由于某些实业经济体出现了波动，波及到银行业。美国是因为金融出现问题以后，以7000亿也好、8500亿也好，乃至之前的所谓挽救的措施为手段，力求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筑一道防火墙，防止由于第三产业出现的问题向第二产业蔓延，防止整个经济出现重大问题。
仔细观察美国对涉及金融危机的所有问题的阐述，可以发现，他们承认金融出了问题，但迄今为止，他们对现在是否是经济出现了问题，除半官方的研究局认为从2007年12月份开始美国已出现经济衰退外，官方尚无明确的判辞。当然，近两个月的情况有了变化，特别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有了变化。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是美国现代制造业的典型缩影。如果三大汽车公司出现问题，一年之内全美将有300万人失业，1500亿左右的资金损失。尔后三年，还将有250万人就业受影响，涉及的资金损失是又一个1500亿。也就是说，三大汽车公司一旦破产，在四年之内，将对550万个就业岗位产生影响，将有高达3100亿美元的资金损失。
既然中国经济波动的引爆点在实体经济，因此，我们要筑一道墙，防止实体经济出现的问
题向金融领域和其他行业蔓延，防止某些实业经济体的坏账演化为金融业的不良资产，由此引发金融业出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目前中国经济波动和美国经济出现糟糕状况的引爆点完全不同，波动的路径不同，因此，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和采取的措施也应当不同。
三、在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注意全方位、充分运用利率、中央存款储备金率等多种工具，使我们的货币政策更有效地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在中国经济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巨大挑战和压力的情况下，中央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后，当时主要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次则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一政策组合呢?
我一直关注着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货币政策效应国际间传导问题。在研究当前经济波动时，要注重与10年前比较。10年前的1997年，中国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采取了一系列对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政策和措施。但是，10年前，金融动荡仅仅是在亚洲区域，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后，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在比较危险的下行通道边缘徘徊。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分配格局下，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幅度，就很难维持国民经济的有效再分配。但是，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金融危机仅在亚洲，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体现为货币问题。在欧美等主要国家中，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和经济、金融动荡。为了说明当时中国面临的世界经济情势，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1997年中国经济的构成特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是进口替代。虽然我们不能做到完全替代，在国际分工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国际分工大格局之外，但我们的确做到了绝大部分产品自我供给，作为经济发展战略是进口替代。后来，我们转为第二阶段即出口拉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发展模式上的两个重大转变，即由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拉动。10年前，影响这一重大发展战略实施的国际背景并没有大的变动，我们虽然面临亚洲金融风暴，但并没有影响出口拉动战略的实施。在那个时候，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等市场都没有受到最根本的冲击。换一句话说，中国的实体经济还在比较正常地运转，我们只要对银行注资，实行投资拉动，就可以保证实体经济正常运转乃至更好的发展。所以，在出口拉动的同时，激发国内投资，是可以很好地应对金融风暴的。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出口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全球性消费心理萎缩。人们普遍认为，现在渡过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办法是五个字：“捂住钱袋子。”这是近100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渡过金融危机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现在所有实体经济，包括在南昌投资的外商，过去希望你审批效率高一些，现在希望你审批效率低一些。他们是用政府的效率低下延缓他的资金实际投入。如果和做实体经济的人士作一些交流，就会发现很多类似这样反常但十分有趣的“经济危机现象”，许多投资人现在是千方百计既不丢项目，又不实际投入资金。因为他们需要基度山伯爵式的“等待”——“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等待”是他们渡过危机迎来“希望”的最好办法。在这种“经济金融危机并发症”频发的情况下，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在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出台、同时进行，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的问题在于，要注意政策措施的出台时序。政策出台的时间和先后，有可能决定政策实施效果的高低。现在我们讲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运用利率、准备金、信贷规模指导等手段，这都非常必要。但在一个外向度十分高的经济体中，如果没有汇率政策作为一揽子货币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货币政策体系。因此，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全方位考虑，尤其要注意各项具体政策、措施、手段推出的时间、顺序和力度。这是把握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力点时应该十分注意的。
中国的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就业。如果在这一次应对全球性经济动荡过程中，我们妥善地处理好了就业问题，换句话说，真正稳定了实体经济，我们才可以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
四、在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要问题是解决就业问题。而在稳定和提高就业率，进而实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向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所倾斜。
从事经济学研究需要平和的心态。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噩耗还是喜讯呢?我认为是喜讯。从本质上看，这是世界经济与金融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出现的新突破，是一个建立经济与金融新秩序的过程。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态看这次危机，就会更少恐惧，更多地把握机遇。什么叫变经济波动期为发展机遇期呢?什么叫转“危”为“机”或者从危机中寻找生机呢?实际上就是用平和的心态看待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即使这些现象斑驳陆离、复杂纷呈。同样一个道理，中小企业潮起潮落也是一种必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中小企业没有倒闭率，只有维持一定的中小企业包括大企业的倒闭率，社会才会进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只要是法人，都是平等的。市场经济法则中，最重要的法则就在于公平。你说我们对中小企业支持不够，美国的支持就够吗?美国同样有一个支持中小企业的问题，美国的联邦政府架构里，就有一个专司帮助中小企业的机构。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在100年以上的企业有几家?所以，潮起潮落，自然而为，坐看云起，应当心如止水。
应对经济动荡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导向。对中国来说，刺激消费的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在就业，就业高低取决于实体经济运转是否正常，实体经济是否正常运转取决于市场需求。因此，创造需求市场才是解决包括危机在内的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密钥。这里很重要的一条是，考虑实体经济的运行一定要考虑全社会就业率的高低。在中国还有7、8亿农村人口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把发展放在第一位，一定要始终坚持鼓励发展，一定要尊重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的必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鼓励这种必然。虽然劳动密集型企业与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有时有所对立，但依照中国的国情，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要继续地重视对解决就业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当前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经济实体继续出
现停工、停产、半停工、半停产，乃至倒闭，那些已经享受了城市文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他回到农村，回到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那块土地上生活，他们心里会有很大的落差，甚至会产生极度的躁动。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在经济波动时期，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因此，要把就业放在第一位。
如果再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这一次经济大幅度波动，处理不好可能会造成新一轮城市对农村的利益侵蚀，东部对中西部的利益侵蚀，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利益侵蚀。很多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一个农民在沿海某家工厂打了十年工，十年里，他和他的厂家都按照规定缴纳了社会劳动保险金，现在这家企业倒闭了，这个农民回到了内地，这时，他只能拿回来在社会保险中个人缴纳的那一部分，工厂为他缴纳的那部分由于社会保险资金非全国流动而被留在了当地。本来是这个农民工为这家企业作出贡献时，企业为他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但是这一块却留在了当地。如果把“当地”这一概念放大，那当地就是东部，即东部对中西部利益的侵蚀。从人口学上讲，是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利益的侵蚀。因为这部分保险费用被作为备付当地城市居民需要的保险资金。从地理经济学角度看，则是城市对农村利益的侵蚀。这类状况如果继续存在，将会导致多少社会问题啊。我们在考虑消费问题、经济问题时，一定要把经济、消费问题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在一夜之间由流动性过剩变成流动性紧缩?几个月前，影响中国经济稳定的主要矛盾是因为流动性过剩引起的通货膨胀，一夜之间，突然又变成社会资金匮乏，采取措施增加社会资金供应总量，增加对企业的资金投入。一夜间天壤之别的原因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还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要解决城市化进程问题，要解决工业化问题。我感到，包括江西在内，各地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那就是，发展是不竭动力。问题在于如何发展，发展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立足点还是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抓住这个“牛鼻子”，就解决了中国全部问题的关键。
五、在汇率问题上，我们应当抓住美元强势的机会，尽快使汇率进入下行通道，灵活而充分地运用一切货币政策工具，在大国交往过程中，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和经济上的主动。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加工型制造业和汇率密切相关。在个人经济往来时，在你最需要现金的危机时刻，我可以立即给予你现金，但是你必须按我的条款签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你需要钱，我可以立即给你，但借款契约条款的拟定权、话语权、规则制订权在我而不在你。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世界。但是，在谁也离不开谁的世界的某一个时点，一定有谁更依赖谁、谁更有求于谁的问题。为了方便理解我将要阐明的汇率问题，让我们先看看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动过程。自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政策有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2005年7月21日，我们推出了浮动汇率制;第二次是2006年的1月4日，我们拟订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第三次是2007年的5月21日，我们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日交易波幅由原来的0.3%扩大到O.5%。自2005年7月起，人民币走人了升值通道。2005年7月21日当天，人民币汇率升幅达到了2.1%。之后有升有降，但总体看在升，升值幅度超过20%。这一状况延续到2008年11月底，到2008年12月1号，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下跌，之后连续变动了三个交易日，几乎都以当日波幅的设定底线作收。12月6日，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是1：6.8745，比几天前的1：6.832下滑了425个基点。
在这个时候，人们就有了一些对人民币贬值或者升值正确与否的说法、议论。我个人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较大的经济波动?不能不说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2007年以来，出口退税率降低、汇率升高、信贷有条件收缩等等，使中国整个外贸出口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些情况有好的一面，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今天，我们应对由于进口国经济出现问题引发的我国出口业受挫，汇率不失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人民币贬值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交往过程中，在并非更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使出口得以有更好的前景。2007年我们所讲的货币投放过多，并非是金融对实体经济信贷过多，而是由于现行的结汇制度必然导致的人民币在市场上的被迫投放。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也不是因为信贷投放所致，货币增加不是信贷投放的增加，而是外币兑换后本币的增加。这是当时社会货币量增加的根本原因。尔后，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下，热钱不断流入，加上我们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升温，当时控住了币值，就抓住了在微观层面的“牛鼻子”。但从宏观上看，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制造工厂基地这样一个基本格局。因此，正确的路径是有意识地延长世界制造工厂基地在中国的存续期，用时间换空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使我们城市化进程基础更牢，使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发展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就业基础更牢，就能避免像巴西、南非那样一夜之间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形成大量的贫民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个人认为，虽然汇率是由市场所决定的，但是在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尚且存在的世界上，汇率仍然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壮大综合实力的手段，它并非完全是经济指标或者经济指标体。我们可以举利率这个例子。利率是什么?是借贷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借贷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为什么各国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利率呢?为什么调整利率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调整汇率却不断地遭到指责呢?没有道理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应当由市场定，但我们可以规定、调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工具，是货币政策工具。工具要人来操作，操作的人所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国家体现谁的意志?体现人民的意志。我们考虑这一类问题，需要改变传统思维。人民币贬值，可以增加我们处理国际事务主动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的砝码。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历来是一方首先提出一个让你难以接受的条件，然后要求对方让步。汇率问题亦如此。
我认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在1：8至1：8.5区间较为合适。回到1：8到1：8.5，我认为是有依据的。首先，2005年7月21日拟定浮动汇率有三个前提：由市场决定;一揽子货币;有管理。因此，人民币并非只与美元挂钩，人民币汇率是参照一揽子货币币值后确定的。今天，英镑跌了25%我们不讲，欧元跌了20%—22%左右我们不讲，人民币跌了不到2%却喋喋不休。在一揽子货币体制下，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和英镑、欧元与美元的汇率有极其明显的正相关关
系。当英镑、欧元升值20%的时候，人民币一般升值10%。反之亦然。现在英镑、欧元贬了20%，我们怎么也该贬10%吧。不考虑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动荡对中国带来的这么大的冲击，就从一揽子货币挂钩的角度看，正常的贬值幅度也应该有10%。第二，美元目前不走强，它就吸引不了资金进去，外资不进去，单靠7000亿美元、8500亿美元拯救，是不可能的。只有币值较高时，资金才可能回流。所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在一个时期中必然是贬，也必须是贬。不应当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有无必要继续成为“世界工厂”。我认为，如果说过去我们在打造世界制造基地过程中有某种失误的话，这种失误就在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研究世界工厂制造基地过多，研究世界消费基地过少。这是不正常的。在研究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打造世界制造基地的同时，我们还要研究如何把中国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基地。如果同时考虑这两个问题，也许5年，也许10年，也许更长一个时间后，我们就能够真正实现以时间换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基地。
六、所有的汇率问题，实际上背后都是国家利益问题。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有金融家的眼光，而且要有政治家的眼光。
再敞开一点探讨，在国际交往过程中，我们的眼光应更加深邃，我们的思考应更加深刻。大家知道，世界货币市场有四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发现美洲黄金、白银以后，世界金属货币市场的建立。第二次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为什么几个大国要将这样一个体系强加于全球?为的是它自身的国家利益或者是制度利益。第三次是1973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以国家信用取代了黄金信用，在全球第一次出现了一种真正体现统治者信用的货币——美元。同时，美国又创造了“石油交易美元结算”方式。第四次货币革命是，出现了法律意义上的国际货币——欧元。这是人类货币史上四次重大变革。四次变革有一个共性，都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位。
我想说明的是，在当今世界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在内的所有经济工具的运用，只有一个利益，那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过去是，现在是，将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仍然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
七、虚拟经济的发展正在由探索阶段转向升华阶段。这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中国应当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虚拟经济，但是要注意规范。在规范中监管是我们工作和改革的着重点。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美国是从虚拟经济开始的，而且是从金融创新工具体系内爆发的。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竟然把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当年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第一个选题就是金融衍生工具，而且搜集了很系统的资料，后来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衍生工具，所以未能继续写下去。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怎么会出现发展实体经济还是发展虚拟经济的争论?按道理不应该出现这一争论。出现这一争论，可能与这些年我们不断在创造一些所谓的新理论，部门利益驱动下的经济理论也好，其他一些标新立异的理论也好，有一些关系。举一个例子。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于是我们有些同志一发言第一话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重视银行、重视金融。每当听到这里，我就会想，到底是经济决定金融还是金融决定经济呢?显然，是经济决定金融。但是，决定的却不是核心，核心的又被决定。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确确实实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这一命题只有在特定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命题，从这一思路出发，就比较容易解释今天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了。
我认为，包括衍生工具在内的金融创新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将期货的价格发现作用运用到极致。如果没有期货交易，包括商品期货、货币期货和金融产品的期货交易，就不可能有更广意义上的市场风险规避。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听国外那些甜蜜的、口蜜腹剑似的语言呢?因为他们的建议许多时候是一个温柔而美丽的陷阱。比如说在原油价格刚刚下跌的时候，有些人讲，“中国应该多做一些能源储备”。目前，原油价格已经不到38美元。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当时我们贸然听信那种近乎无微不至的“呵护”的语言，那么我们就跳进了那个温柔而又美丽的陷阱。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对当今、对未来，甚至对相当一段时间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批判虚拟经济，而是应当正确认识到，这是未来虚拟经济大发展的起点。如果说在前一个时期以衍生产品为主体的投资性虚拟经济还处于探索阶段的话，现在我们实际上进入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升华时期。这是近100年来，以衍生工具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运转的国际清算和国际总结，而这种清算和总结越无情、越挑剔、越近乎于苛刻，越预示着新的制度和新的秩序的即将建立。在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应当充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的黄雀。因为不可能想象，缺失了信贷的大量投入，我们如何渡过这次危机。很显然的道理，如果讲虚拟经济不存在，那好，请你们不要再去申请信贷，这能做到吗?如果我们都靠自有货币周转、再周转，世界缺失了创造货币的功能，这个世界则不可能进步。货币需要创造。创造是什么?创造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拟，创造就是人们所说的水分、泡沫。其实，什么活体没有水分?人体的70%都是水分，没有了水分，人将非人，只能是一具木乃伊。即使在自然界，随处也有我们所说的水分和泡沫。但是我认为，正确意义上的虚拟经济水分或泡沫，是一个在正常值范围内的泡沫，此泡沫非彼泡沫。只有这样看虚拟经济，才可能进入正确的讨论轨道。美国的银行，网上交易达到40%，多吗?不多。因为网上银行只要符合程序就可以办理，成本最低。比如说，现在我在美国，如果我电话询问我的帐户收支明细，答复我的业务员在哪里呢?在印度。它整个的业务都外包了，以减少它的人力成本。如果把这些都看成虚拟的泡沫，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现在美国的虚拟经济出现了问题，并非是虚拟经济工具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监管出了问题。过去衍生产品在非国际化的背景下，在本国内流动是可控制的。但是，当它流动的背景变成开放性国际背景，流动无国界就可能出现问题。因为，货币无国界流动，而监管在本国内运行，这种不对称必然会引发许多问题。金融的国际监管为什么很难?因为在开放背景下的国际性金融监管更多地将涉及一国的主权问题。所以，对虚拟经济的监控将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非金融因素，监控起来非常困难。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如果没有次级贷款，也会有另一个贷款品种，引发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美国的金融衍生业务，始于19世纪初叶，1850年英国效仿美国引入金融衍生产品业务以后，这种经营模式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蔓延。这样才有后来列宁对马克思基本理论的发展，才有后来的帝国主义论，所以我认为，虚拟经济要发展，但发展的同时必须规范，在规范的过程中，要以监管作为我们鼓励虚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监管要与发展并重，甚至应成为更为重要的鼓励发展的着力点。
一个智者曾经说过：“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事更有意义。”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立志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人，应该自觉地投身于活生生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中去，从生活中，从现实里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研究美国经济金融波动时，一个美国学者说过这样一段话，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出现的根源，除了金融界的贪婪与无知外，一个巨大的元凶是在危机前的相当一个时期内，经济学家制造出的各种各样不着边际的理论。我希望我们的理论工作者都成为一个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勇于说出经过自己深入观察和思考后得出的理论、建议或研究成果。应对危机，真话比什么都重要。比如说提振消费，我们就要正视一个现实：在美国乃至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出口企业经营状况是否能够得到根本性、整体性好转?我认为很难。因为中国的很多工厂是以繁荣期全球市场需求作为测算的基础设立的。但市场分为繁荣、低迷和一般稳定型三种。按照繁荣期市场需求设置的工厂，生产能力必然过剩。因此，承认过剩，在承认过剩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譬如说创造新的消费市场就十分重要。而这种“承认”，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在危机的应对时期，道实情、说实话、支实招、收实效比黄金更珍贵。
作者：赵智勇
提 要：受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是4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但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有效降低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为复苏打下坚实基础。继二季度实现快速反弹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快速复苏，但增长仍不平衡。在经济活动逐渐正常化以及风险总体可控的假设下，预计2021年中国GDP增速为7.9%，财政政策保持总体中性，货币政策有所收紧但维持“适度灵活”。随着经济复苏逐渐步入正轨，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提振私人需求和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上。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造成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从2020年全年来看，一季度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最大。中国是疫情最早爆发的国家，这次疫情夺去了4600余人的生命。尽管疫情在全球蔓延，但中国采取的延长春节假期、旅行限制、封城等措施，使得病毒的传播在中国很快得到了控制。由于经济活动不得不暂停， 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是4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
有效和具针对性的管控措施帮助中国经济快速恢复运转。不同省市根据具体的风险评估情况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低风险地区和关键部门优先恢复了经济活动。随着疫情在全国得到控制，政府通过加强检测、有效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本地化流动限制等措施来应对局部爆发。与此同时，政府出台了扩大检测能力、支持医疗和防护用品生产等措施，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追踪密切接触者，并在必要时实行旅行和其他限制。
疫情发生在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已经从贸易领域扩大至技术和金融市场。尽管中美两国仍承认第一阶段协议的有效性，但2020年前10个月的数据显示，中国不得不大幅增加商品采购以履行相关的采购承诺。中国与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贸易摩擦，对全球供应链安全性的担忧促使一些国家将生产迁回国内或降低对中国等任何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度，同时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限制进一步收紧。欧盟正在探讨其他国家的政府补贴是否会扭曲其当地市场，由此产生的监管规则的修订可能会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运营产生影响。
改革仍在推进，还有很大的空间增强经济的韧性。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危机，但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仍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与竞争中性改革进展有所滞后，导致生产率和增长速度下降。中国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已显著下降，但由于缺乏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储蓄水平仍然居高不下。金融监管方面进一步加强，但金融脆弱性还在加剧。推进上述改革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复苏，更快转向更加平衡的增长，并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
一、不平衡复苏
(一)强有力和反应迅速的政策措施有助于降低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从而为复苏打下坚实基础
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金融救助和财政支持，以保护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企业，同时通过向银行系统补充流动性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增加再贷款额度，对医疗用品、生活必需品等生产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提供定向支持。监管要求银行不能将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的问题贷款归类为不良贷款，提高受严重影响地区和行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并在2021年初之前延长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企业的还款期限。对于家庭部门，政府加快了失业保险的支付，同时将其覆盖范围扩大至一部分农民工，并将申领时间延长了6个月至18-30个月。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关于疫情防控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投入。
(二)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财政政策转向支持需求
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财政支持将达到GDP的4.7%左右，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将为GDP增长带来2.2个百分点的提振。随着财政政策这个自动稳定器进一步扩大支出、减少收入，2020年财政赤字率预计将增加5.6个百分点至18.2%。新增债务预计达到GDP的92%，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64%的平均水平，并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上升。虽然债务高企，但由于净息差和储蓄率较高，中国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空间。
(三)扩张的货币政策维持不变，但严重依赖非利率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各种政策利率，特别是将7天和14天逆回购利率下调了30个基点，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调了30个基点，降低了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但是，存款利率的缓慢调整以及小型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限制了一些银行向私营部门提供新融资的能力。
为提供额外的支持，特别是针对规模较小的企业，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有关部门合作，使用了一系列非利率政策工具，结合针对受重创行业的窗口指导，对银行信贷投放以及企业和政府债券发行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速从2019年末的10.7%上升至2020年10月的13.7%，信贷快速扩张。
(四)继二季度实现快速反弹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快速复苏，但增长仍不平衡
目前经济复苏主要依赖政府支持，居民消费依然疲弱。经济的快速复苏是由政府支出和投资大幅增加以及实行封锁政策时优先开放生产设施的决定共同推动的。房地产投资在2020年夏季恢复了正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超过了房屋销售面积。随着制造业开始复苏，私人投资也得到了提振。居民消费的复苏进程则相对缓慢，实际社会零售总额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反映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市场疲弱状况下家庭平均收入增长显著下降、预防性储蓄增加以及社会安全网不健全等问题。
尽管外部環境有所恶化，但出口仍然保持良好势头。尽管新冠疫情和封国封城措施使得全球贸易收缩，但中国在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下，医疗和防护设备以及与居家办公相关的电子产品等的需求强劲。2020年二季度以来，相对强劲的国内需求复苏、全球风险情绪改善以及金融市场持续开放，吸引了大量投资组合资金流入中国。
(五)核心通胀得到控制，食品价格企稳
尽管反映产出缺口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呈现负增长，但反映需求状况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保持在合理水平。受非洲猪瘟以及夏季洪涝灾害的持续影响，2020年食品价格水平一直居高不下，最近逐渐企稳。PPI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而逐渐上升，但仍处于通缩区间。
(六)复苏主要由信贷和投资扩张驱动，可能会逆转近期在经济再平衡方面取得的进展
公共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冠疫情导致居民消费下降，特别是较弱势家庭的收入下降，预防性储蓄增加。与此同时，公共投资大幅增加，有可能逆转过去5年推动更平衡增长的进程。这是因为，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占GDP的比重超过150%(不包括国有企业)，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相比占比已经非常大，意味着未来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将越来越低。此外，2020年二季度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强劲增长，带动了民营企业最近的投资复苏。
“绿色增长”的进展尚待评估。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应用领域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空气质量也在持续改善，尽管部分原因是为控制疫情采取了封锁措施。但是，随着新的大型燃煤电厂的投产速度超过了老旧低效电厂的淘汰速度，过去几年呈下降趋势的燃煤发电产能在2019年再次开始扩张。
新冠疫情可能也暂时阻碍了外部再平衡。尽管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增加，但主要原因是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出口激增、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全球危机。
(七)新冠疫情加剧了危机前业已存在的诸多相互关联的金融脆弱性
尽管特定的金融支持措施有效避免了潜在的信贷紧缩，但也导致企业债务进一步累积，救助应该破产和生产率低下的企业使得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虽然监管部门放宽了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口径，但由于高杠杆企业和家庭的偿债能力下降，新冠疫情增加了银行业的脆弱性。随着资产管理新规的过渡期被延长至2021年底，杠杆率的上升也增加了资产管理行业的脆弱性。这些都有可能带来重大金融风险。
(八)结构性改革取得进展，但一些领域仍需加快
金融领域开放进一步推进。全国范围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取消了对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和人寿保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外资企业获得人民币交易网络清算许可证。监管部门还取消了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对汽车行业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也被取消，一些农业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提高。针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新增海外投资额度也获得了批准。
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农民工占总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因为户籍改革使得许多大城市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城市户口。但他们获得公共服务(特别是公立学校教育)的机会仍然有限。此外，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可能面临失去(或需要放弃)农村土地权利的风险，而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土地市场意味着他们可能得不到充分的补偿。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农民工不愿获得城市户口，他们无法融入城镇社会保障安全网。
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强。《专利法》的修订，可以有效加强知识保护力度，促进创新。政府还加大力度规范企业的垄断行为(包括电子商务平台)，以促进公平竞争。
然而，实体部门改革进展较为缓慢，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和竞争中性领域。随着杠杆率在疫情期间有所上升，国有企业去杠杆进程出现逆转，同时盈利能力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有企业对稳定经济的作用。此外，一些迫在眉睫的改革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九)新冠疫情也使不平等问题凸显出来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数百万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家庭储蓄很高，但主要来源于中高收入家庭。尽管就业结构更多转向服务业就业，但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的性别差距在扩大。虽然我们很难全面评估此次疫情的影响，但考虑到低收入家庭面临失业或降薪，收入不平等可能有所扩大。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更高，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居民消费复苏乏力。
(十)财政不平衡限制了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能力
中国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支出责任，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就存在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而且缺口还在不断扩大，这些缺口主要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其他资金来源来填补。随着疫情的出现，经济活动疲软以及临时性税费减免措施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制约了他们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从而导致总体财政政策有效性下降。
二、逐步向私人需求切换
(一)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7.9%
在基准情景下，经济活动的正常化预计将持续下去，随着收入的逐步复苏，居民消费和商业投资将增加。支撑2020年经济复苏的房地产投资预计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中国计划推出审慎措施。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提振了外部需求，出口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与疫情相关的产品。预计2021年财政政策将保持总体中性，而货币政策尽管预计将有所收紧，但仍会维持“适度灵活”。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速预计到2021年底将放缓至12.2%。在2020年第二季度出现强劲反弹后，社会融资总量环比增速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放缓，预计到2021年下半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二)基准预测建立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假设上
新冠疫情传播风险仍没有消除，但并不会阻碍经济复苏。预计中国不会再次出现全国范围的疫情爆发和封城，并且2021年有可能推出有效的疫苗和疗法。到2021年底，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将继续抑制服务业的复苏。
外部緊张形势不会升级。尽管中美贸易摩擦预计将继续(包括维持双边关税和一些技术准入限制)，但我们仅将摩擦进一步升级视为可能的风险。
(三)主要受疫情影响，预计2021年经常账户盈余将进一步扩大
2019年外部头寸大体上与中期基本面和理想政策下的水平保持一致。受国内需求疲软和贸易流动(特别是库存周期)变化的影响，为应对(预期和已实施的)美国关税上调，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从2018年的0.2%扩大至2019年的1%。汇率波动性上升，人民币在2018-2019年的贬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升级。
预计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扩大至GDP的1.9%，到2021年将收窄至1%以内。2020年经常账户盈余增长，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出境旅游客流锐减、国内生产较早复苏和出口价格大幅上涨、与疫情相关产品出口激增。这是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美元汇率均走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外汇储备大体保持稳定，监管部门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相对有限。据我们初步估计，2020年中国总体外部头寸基本与2019年持平。
(四)经济增长前景及风险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复苏将通过提振跨境贸易和大宗商品价格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我们的分析显示，中国2020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在2020年和2021年累计推动全球GDP增长约0.6个百分点，其中约四分之一(0.15个百分点)来自对外溢出效应。
经济正在逐渐适应“疫情常态化”，但预计中期内经济活动仍低于产能水平。技术和数字化服务在疫情期间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零售与食品服务、医疗保健、教育和娱乐行业。不过，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不景气、公共投资低效率导致发展不平衡、工作场所卫生安全要求提高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资源跨部门分配需要时间，这些因素都可能对GDP潜在增长水平产生永久的影响，导致GDP增速低于疫情前。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速放缓，GDP潜在增长水平将在中长期继续放缓。但在短期内，随着国内居民需求的逐渐复苏，预计到2021年产出缺口占GDP的比重为-1.8%，然后逐步缩小。在此基础上，预计核心物价指数通常将保持温和，2021年CPI增速低于疫情前3%左右的目标。
未来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下行风险。医学技术的进步(如比预期更快地发现和分配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将有助于提振信心，并使得中国和全球经济的恢复快于基准预测。主要的下行风险包括：(1)在短期内，如果疫情卷土重来或金融环境突然收紧，从公共需求到私人需求的转型可能会中断;(2)外部环境可能在多个方面变得更加不利;(3)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出现，洪涝灾害、极端高温、空气污染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疫情导致金融风险累积。主要体现在非金融部门、住房和银行的金融脆弱性上升，而金融领域去风险进展较为缓慢。
私人部门债务特别是企业债务大幅增加。预计企业债务在2020年将上升约10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达到127%，增幅与过去3年的降幅大致相当。居民部门债务预计将增长2个百分点，增幅相对温和。
银行对贷款展期以及放宽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口径，可能导致信贷质量下降，尤其对于小型银行而言。2020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报告的不良贷款和信贷拨备分别增长了约18%和34%，而利润下降约9%。在资本市场上，银行业股票估值已触及历史低点，反映了市场对其资产质量恶化的担忧。市场主要担心消费贷和中小企业贷款不可持续，特别是金融支持政策到期后。一些财务状况较差的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债务违约，也进一步增加了银行资产负债表压力。
中小银行面临的压力增大，可能导致信贷收缩。在疫情前，中小银行的脆弱性就已经凸显，融资条件不断收紧，监管部门对2019年年中以来偿付能力出现严重问题的三家银行进行了干预。疫情进一步增加了中小银行的压力，而这可能导致非金融企业贷款减少的恶行循环。
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正在向企业和银行业溢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预计到2020年底达到GDP的25%，而财政收入增长却在放缓。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正在影响地方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状况，这些企业和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较弱，可能更多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政府财力较弱的地区，企业的信贷息差明显扩大。此外，地方政府已获授权向地方银行注入2000亿元用于新增债务融资，这将深化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金融联系。
房地产市场调整或房企融资条件改变都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私人需求不足可能会导致房价调整，从而加速房价螺旋式下滑。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率已经高企，占企业债务总额的比重达到12%，并通过发行离岸美元债券积累了大量外币债务。一些高杠杆的房地产开发商由于经营状况恶化或融资条件收紧而出现资金困难，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调整，并累及经济复苏。
三、确保复苏和恢复平衡增长的政策建议
為确保经济复苏，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特别是提振私人需求和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这一战略的关键要素包括：(1)支持私人需求和经济再平衡。财政政策应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促进私人需求和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同时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宽松，以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并避免金融条件过度紧缩。(2)提高支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包括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进一步向现代化的利率市场化方向转型、完善宏观财政框架、加强政府间财政协调等。(3)防范金融风险。随着经济复苏逐渐步入正轨，非常规金融措施和货币政策应主动退出，并通过加强监管和完善监管体制来解决不良贷款和金融脆弱性问题。
(一)支持私人需求和经济再平衡
1.由于经济疲软，2021年财政政策应保持适度扩张。具体而言，中国可以制定更加温和的刺激计划，并保持当前的赤字水平。中国当前拥有一定的财政空间，可以通过帮助更快地缩小产出缺口、确保公共需求向私人需求转移，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提供保障。
预计到2022年中国经济实现复苏，财政政策应转向巩固经济增长。减少预算外地方政府投资和扩大税基等税收制度改革有助于长期稳定债务水平，同时在短期内巩固复苏基础。
2.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支持居民消费，将使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并促进经济再平衡。中国传统公共基础设施存量已经很大，因此长期投资回报将远远低于过去的水平。建立一个可靠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下行期间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转移支付，将更有利于经济复苏。这也可以降低家庭部门储蓄率，在中期内重新推动经济转向以居民消费为基础的再平衡，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
3.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改革将有效提振私人部门需求。具体包括：(1)大幅扩大失业保险特别是农民工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2)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定向转移支付，如向没有失业保险的失业者提供转移支付、扩大低保的福利和覆盖范围(特别是在低收入地区);(3)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扩张医疗保健能力，增强未来应对潜在疫情的韧性;(4)进一步推动税收制度改革，提高税制的累进率，拓宽税基，减少低效的生产环节税费，降低社保费率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最低费率。
4.以利率为主要工具的宽松货币政策将支持经济复苏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应继续实施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直到有明确迹象表明私人需求已得到增强，以及CPI可持续地上升到目标水平。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应重点关注传统利率工具(7天逆回购和1年期MLF)，并通过释放充足流动性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来确保短期银行间拆借利率在政策利率水平附近波动。再贷款便利或窗口指导等非利率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时作为紧急的信贷投放工具，但随着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企稳，应逐步取消这些可能导致潜在扭曲的措施，否则，长期而言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和定价失真的问题。
5.保持汇率弹性有利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风险准备金率从20%降至0，对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中的逆周期因子参数进行调整。未来，对投资组合流入和流出的进一步自由化将加强市场对汇率的决定作用。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不应该用于管理资本流动周期或替代必要的改革。监管部门应及时发布外汇干预信息，以提高政策框架的透明度、可信度和沟通能力。
6.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化解金融风险。第一，随着经济企稳，临时性的金融支持措施可以逐步退出。放宽不良贷款认定口径和贷款展期的措施，缓解了企业和银行的压力，并有效避免了潜在的信贷紧缩。随着经济复苏趋势进一步巩固，这些措施应逐步取消，因为它们可能会增加道德风险，并抵消近期在加强银行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方面取得的进展。应要求银行披露有关贷款如何重新分类和重组的信息，以增加市场对其财务报表的信心。此外，应尽快加强不良资产识别，扩大金融资产覆盖范围，扩展不良资产分类。
第二，进一步加强监管框架。具体包括以下领域：(1)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协调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2)加强对网络借贷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防范相关金融风险;(3)落实资产管理改革措施，提高监管能力，加强应对金融机构治理和关联方风险的审慎政策;(4)进一步发挥股权融资的作用，抑制过度投机特别是对小盘股的过度投机，继续推进以注册制为基础的IPO制度改革。上述领域的措施将有助于防范金融部门和资本账户进一步自由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三，完善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监管政策。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2020年10月的报告中指出了在技术合规方面取得的进展。未来还需进一步增加在中国经营法人实体利益所有者的透明度(这同样也是反腐败措施)，引入全面的法律框架来实现联合国金融制裁目标要求，以及加强金融部门监督和预防措施。
第四，制定全面的银行重组办法，以增强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并提高其支持经济复苏的能力。随着临时性支持政策逐步取消，制定清理薄弱银行并防范道德风险的全面解决方案，对于化解银行体系风险至关重要。在《商业银行法》修订案中引入银行破产内容是一个重要步骤。制定银行重组办法应注意以下几点：(1)确保有充足的资本缓冲和流动性缓冲;(2)优先考虑银行资本中的普通股;(3)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全国性银行处置机制;(4)建立临时处置基金;(5)利用公共资金进行资本补充应该作为最后考虑的手段;(6)培育一个良性运转的不良债务处置市场。
第五，企业支持措施应逐渐被帮助企业重组和将劳动力、资本等资源重新分配给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的政策所取代。市场化的企业重组框架有助于去杠杆和企业退出。该框架应包括破产公司分类、损失确认、债务分担等各方面内容。应进一步完善破产和债务执行的法律框架，以解决债权人协调、合同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而有序化解债务。公共信用担保可以帮助有发展前景但暂遇困难的企业再融资，改善民营企业的信贷供给。
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向国家信用担保基金以及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提供财政资金，相当于向中小企业增加信贷供给，同时可以尽量减少对信贷分配和风险定价的扭曲。
(二)通过改进政策传导机制来最大化政策空间
1.货币政策框架应进一步增强利率传导的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框架进行了改革，通过将LPR 与一年期中期借贷利率重新挂勾，并将所有新增和存量贷款的利率与LPR 挂钩，使银行贷款利率更能适应政策利率的变化。此外，取消存款和政策性贷款的利率指导等改革措施，缓解了监管带来的扭曲，并强化市场定价功能。这将使得政策利率下调对银行融资成本的传导更有效，从而支持银行能够提供更多的新增贷款。这些改革还将扩大银行对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等高风险借款人的信贷供给，减少对可能扭曲市场的定向贷款政策的需求，并降低金融风险。此外，应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和外汇衍生品市场，以加强政策对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传导，并通过适当的外汇风险对冲工具使得汇率波动更加灵活。
2.建立宏观财政框架可以进一步改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考虑到短期内经济复苏的状况，该框架将有助于评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提振市场对中期内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
3.加强政府间协调机制，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推动跨省财政风险分担。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有助于分散经济冲击造成的负担，并最大限度提高财政政策对全国GDP增速的影响，因为产出缺口最大的地区投资乘数往往更高。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1)建立自动的、非累进的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机制;(2)纠正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的不匹配;(3)打击地方保护主義行为，如禁止某些商品和服务的跨区域流通、指定服务提供者、户籍限制等，以帮助企业和家庭更好适应未来的特殊冲击。
4.数字技术有助于更好地为弱势家庭和受影响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政府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更有效地提供支持性政策。例如，通过金融科技平台发放消费券和允许在线申请失业救济等措施彰显了数字技术在消费支持和社会救济等领域的潜力。数字技术还可以提高给付的透明度。
金融科技可以更积极地为小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从而实现包容性复苏。一些支持性政策利用金融科技贷款平台和网上银行来进行目标人群定位，因为这些平台主要面向小微借款人。行为大数据可以帮助金融科技公司更好地根据商业周期调整贷款条款，以保护贷款方和借款方免受抵押资产价格恶化的冲击。有证据表明，金融科技促进了各地区和各收入群体之间更具包容性的收入增长，可见利用金融科技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疫情后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完善监管框架有助于应对金融科技的潜在风险以及数据治理方面的挑战。
5.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提高支付效率。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多个地区和电子支付平台进行测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可增强金融包容性，从而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助于更加针对性地提供财政支持，提高公共财政的透明度。中国人民银行需要谨慎监测和评估潜在的干扰和攻击等操作风险。
(三)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适应经济复苏的步伐
1.如果经济复苏未能达到当前的基准预测，宏观经济政策将不得不加快步伐。如果经济下滑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低收入家庭的损失将更大，这表明需要向最弱势群体提供额外的支持政策(主要是增加社会救济支出等措施)。加快强化市场作用、促进公平竞争、扩大开放的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支撑经济增长，使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有效。
2.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复苏速度快于预期，政策支持应该缩减。例如，从2022年开始，将赤字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到2025年左右使攀升的负债率稳定下来。上述目标可以通过减少地方政府预算外基础设施支出和加快税收制度改革来实现。货币政策应保持不变或适度收紧，以适应经济复苏和通胀的发展步伐，同时避免信贷条件突然收紧。资产管理改革等金融监管领域改革应加快推进，以支持去杠杆和金融去风险。
作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摘 要：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在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以及高不确定性”的趋势之下，中国宏观经济如何在新形势下全面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国家政府、经济学研究、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新形势下，从经济转型、城乡发展、自贸区建设以及金融风险运行几个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途径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中国 宏观经济 发展路径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有着下行的趋势，其原因是因为受到周期波动、发展阶段变化两个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总量与结构矛盾交织在一起，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压力。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国宏观经保持高速增长的压力，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中国宏观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之后，而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化为中高速增长，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的改变还会受到经济结构调整与动力转化方面的影响，而且长期增长的趋势受到体制改革、供给模式以及需求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目前，我国政府采取了政策组合“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从中可以看出其改革的重要性得到了不断地提升，而中国宏观经济稳增长依然处于第一位。基于该新形势下，笔者对国家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为了促进中国宏观经济实现稳增长，决策层要将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关系处理好，同时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研究长期政策的基本框架;第二，要进一步确保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尤其是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第三，要重视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结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要定时、定期发布深化改革的措施，做到及时公布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信息，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的走向，不仅能够促使市场稳定，还能够提高社会对经济市场的信心。
1 经济转型和政策选择
在新形势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未来走势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那么以“稳增长”为目标的稳定经济相关的宏观政策应该如何进行规划与选择，这些是我国宏观政策制定與经济学者非常关注的重点。我国宏观经济的转型侧重点则是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因此，就必须要将“调结构、稳物价以及保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也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路径上被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结合偏离份额分析方法、面板门槛模型对当前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所产生的通胀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产业结构在升级的同时能够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则与通货膨胀效益存在着特别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即如果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比门槛值低时，那么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太大的影响;反之，则会对价格水平产生真正的影响。另外，在经济增长在新形势之下，物价波动也逐渐呈现出了新的特征。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上、中、下三个产业纵向产业链DSGE模型，能够全面分析当前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而且还能够进一步研究传导机制。通过分析之后能够得知，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入，宏观经济中的外生冲击对于产出、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果越显平滑。在我国货币政策的冲击之下，增加了我国通货膨胀的效应。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应该建立在明确货币政策的规则之上。另外，对于国外经济冲击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也不能够忽视，比如对实际汇率、进出口的影响都不能忽视。
在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类型与经济行为主体学习策略的各种组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时，笔者发现通货膨胀水平除了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规则(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受到经济行为主体通胀预期理性的影响程度也比较大。简单地说，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将影响到通货膨胀水平与理性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例如，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通货膨胀水平与理性预期均衡水平之间的偏离程度将会更小。由此可见，中国宏观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仅对政府主导投资的依赖程度很强，同时还可以考虑其民间投资。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民间投资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因此，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契机，对民间投资进行引导，便能够充分发挥政府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益对民间资本的促进作用，从而全面推动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
2 城乡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都是目前全国范围内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如何推动城乡发展，如何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将是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道路上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推动城乡发展是我国农村政策的核心内容。本文基于多维视角理论对农村收入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结合收入以及健康状态、生活状态、教育状态等等五个非收入指标“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测算方法。经过研究发现“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视角，能够有效识别整体福利较低的农村贫困家庭，并且还可以实现对农村贫困家庭进行动态追踪的目标，从而全面掌握农村贫苦家庭的相关数据。农村家庭在收入上普遍呈现出流动性减弱的情况，尤其是处于多维贫困之下的家庭更是很难完全跳出贫困陷阱。农村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平均剥夺比例差距越小，则跳出贫困陷阱的机会才可能更大。因此，针对目前农村问题，推动城乡发展，农村扶贫工作尤其要注意这些问题：第一，扶贫政策。应该是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然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剥夺对农村家庭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方面;第二，国家扶贫政策，不仅要扶，更要给予脱贫的持续能力，而不是只是关注收入水平的提升。
3 自贸区建设
毋容置疑，现阶段“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贸区建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从而也促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赋予了全新的内容与机遇。无论是自贸区建设，还是“一带一路”战略，如何实现完美的对接，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华侨大学徐培源认为，自贸区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国内的重要分支，从功能角度来分析，主要承担了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等任务，而从自贸区的实际功能来分析，则可以看出自贸区建设任务承担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任务。因此，自贸区建设应该根据区位不同、港口不同以及产业条件不同等因素，有针对性、差异化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如上海自贸区所实施的制度创新，则充分体现了这种差异化、针对性实施的策略，从而推动了知识产权、投资、服务贸易、金融规则等为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的融合与重构，同时也体现出了“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先行先试的原则。又如：天津自贸区建设，则充分发挥其天津港独有的优势，从而打造出了“一带”和“一路”的双向开发型凭条。不仅将中亚、蒙俄、欧洲的陆路打通，而且充分利用港口的优势，与日韩地区实现了海上的联通。还有广东自贸区，充分发挥自身港口、机场群以及香港金融服务的优势，打造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目标，集金融、贸易、航运于一身。加之“科技兴贸”的实施，这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但是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已然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同样自贸区建设、外贸发展也将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因此，要实现外贸发展战略的转型，要从“科技兴贸”转向为“创新强贸”。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确制定和实施“创新强贸”战略的目标，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组织结构，推动制度的创新，加强与知识产权战略的融合，全面推动国际合作的创新，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
4 金融运行风险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政策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其中存款准备金政策则是宏观审慎政策当中的重要内容。目前，在国家相关政策制定中、经济研究领域中都有广泛的讨论。其中，上海财经大学杨飞与赵方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混合识别的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当前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宏观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知，存款准备金政策与提高存款率相对比，将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对本币升值与通货膨胀效益的影响并不大，并且通過提高存款利率并没有对贷款造成太大的影响。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在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方面，存款准备金这类宏观经济政策则具有很大的优势，而存款利率则在我国物价稳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由此可见，这两种货币政策是互补的。
目前，流动性风险对于现代商业银行来说是最重要的金融风险。借助某学者对国内189家商业银行与14家上市银行的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国内189家商业银行2009年～2014年财务数据与16家上市银行2004年～2015年财务数据，利用流动性创造指标对银行流动性进行衡量，主要目的是对竞争与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经过全面分析之后，得知银行流动性越高，其市场占有度便越高，而且银行之间的贷款竞争、存款竞争对流动性有着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作用。例如，一些风险承担能力较小，风险越大的银行中，其竞争对于流动性的影响就比较大。得出这一结论也充分支持了“竞争—脆弱”这一假象。因此，要对金融运行的风险进行控制，就要减少不同银行之间的不正当竞争，最大限度保持银行的流动性水平;还要关注不良贷款率较高银行的流动性，通过有效的措施，提高其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
另外，如果金融网络越复杂，则引发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几率越高。基于无标度网络建立银行之间的债务关联，然后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从资产廉价销售价格效益、网络直接连接效应、费用这些渠道对银行系统风险的传染机制进行分析。经过分析之后得知，在网络平均度不断提高的趋势之下，银行的违约率则会增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银行违约率会有爆发性的增长;如果变现费用的不断增加，则会导致违约损失率出现非线性的增长;资本缓冲率的提高则可以对违约损失传染效应进行有效的环节;资产销售的级联效应则比网络直接效应高出更多。因此，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路径上，其宏观经济政策则可以考虑实施资产注入或者以非流动资产购买进行帮助，能够有效防范风险传染，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前者侧重于网络连接的直接效应，而后者侧重于资产廉价销售的级联效应。
5 结语
总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还将面临更多的风险，而我们则应该继续保持清晰的头脑，准确分析当前的形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措施。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仅只从几个时下比较热点的方面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还需要广大学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更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从而改善民生，让中国宏观经济能够实现稳步快速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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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璐
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许多新的形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冲击和挑战。作为一名在校主修经济的学生，我想就我个人而言发表下我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微薄看法和见解。近日来关于经济问题引起了全国广大人们群众的关注。一些我们在电视新闻中随时听到的新名词“蒜你狠”等等似乎在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国通货膨胀的时期已经到来。作为经济学院的学生平日里我们会看各类专业的财经类新闻杂志。我认为，当我们在不断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如何不好，经济如何膨胀时，千万不能忘记从整个经济形势去看待问题，不可以盲目地跟随，应站在公正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经济现象。近日拜读了郎咸平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形势分析的文章也感触颇深。
在应对这些挑战和冲击的面前，中国的经济从总体上说，依然保持了相当好的一个增长势头，尽管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放慢的趋势，今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季度、二季度到三季度，增长有所下滑，比如一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10.6%，二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是10.1%，三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是9%，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经济跟全球经济增长一样都在放慢，但是，在全球经济明显放慢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平均或者累计依然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近来，中国经济似乎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通胀趋势。最近，一项面向100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问卷调查显示，接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胀情况比较严重(占73%)或已经非常严重(占15%左右)。这折射出当前大家对通胀有着相当普遍的感受和担忧。该调查同时显示，有不到四成(38%)的人认为，明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遏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相比之下，该比重明显低于认为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或已经非常严重的比重。也就是说，尽管大部分都同意通胀已经是个严重问题，但并不主张将抑制通胀放在首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近来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金融问题时采取的政策措施：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在2008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后果是，在保持了GDP增速同时，也带来货币存量的过快增长。2009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74%，增幅比上年末高11.92个，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34.63%。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长率。
过高的货币供应量导致通货膨胀压力显现。尽管由于产能过剩等原因，消费价格指数CPI在2009年11月才变为正增长，但在未来一年，价格上行态势已经形成，居民对物价预期具有逐渐走高的趋势。
面对通胀压力，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主张，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么如何认识通胀预期，如何认识预期对现实通胀的传导机制，以及用什么政策工具来管理通胀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利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选择。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增加货币供给，可以降低利率，进而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从货币主义观点看，货币存量的增加，最终将影响到价格总水平的变化。
货币存量大幅增加以后，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逐渐产生，不过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认为通胀预期调整会非常缓慢。但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学派看来，货币存量大幅增加后，通胀预期往往很快就能形成。
对货币政策制定者而言，了解通胀预期是如何被货币政策行为、货币政策传递过程，以及其他经济发展因素所影响，显然是非常有用的，但做到能够真正管理通胀预期并不简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8年在波士顿联储经济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承认，有一些测量预期通胀的方法，如了解家庭预期的调查，职业经济学家的预测，从通胀指数化债券市场收集信息等。然而不幸的是，那些被称之为企业的价格设定者的预期信息，提供的却非常有限。对于通胀的动态演化，哪些预期信息是最为重要的，中央银行如何从各种方式中找到最好的收取相关信息的方式，依然还是问题。
理性预期认为，行为人能够对经济政策和其后果作出准确判断，因而，政策制定过程常常滞后于公众预期，因而政策是无效的。当然，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之一是认为信息稀缺，并且在经济系统中不会浪费。但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是不完美信息条件。如果政府与公众在博弈中占据信息优势，也有可能能利用政策影响预期。
在中国目前经济环境下，政府要想管理通胀预期，存在一定难度。
尽管中国CPI增速刚刚转正，政府强调2010年将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这种低通
胀目标的政策选择能否得以实现，尚存疑问，因为低通胀的货币政策存在动态不一致性。 2009年11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当前物价满意指数为28.2%，较上季下降1.3个百分点，呈继续下降趋势。4季度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为 73.4%，比上季提高6.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持续走高。从目前政府传递的明年信贷、货币供给计划，以及当前的价格管理信息看，难以产生具有说服力的信号释放，政府只能从产能过剩和CPI水平来游说公众认可政府制定的低通胀目标，但以公众掌握的经济系统信息所形成的理性预期，公众不接受低通胀的说明，这样，就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发生动态不一致性，从而使实际通胀水平超出政府设定的政策目标。从实际经济运行看，东北产粮地区农民形成了年底价格上涨预期，因而实行了囤积不卖的策略;主要城市居民预期房价继续上涨，因而在年底出现了投机性抢购的局面。
虽然通胀似乎已成为实事，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中国经济在其他很多领域取得的进步。最近，国家统计局正在陆续的公布10月份的数据，从10月份的数据来看，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的指标依然保持了比较好的趋势。1—10月份，我们的工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外贸进出口等等这些指标依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多数指标还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另外，从一个大的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8月份，我们经历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所以，我们今年的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上是抑制通货膨胀的过快上涨，抑制过快的价格上涨演化为全面的通货膨胀。我们想力图通过刺激和加快国内的消费，国内的投资增长，来调整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比例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今年应该说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在内需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外贸出口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速度，尽管外需增长明显放慢，对中国的外贸出口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但1—10月份，中国的外贸出口依然实现了21.9%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达到2160亿美元，另外，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产业结构也趋于协调，中国的粮食已经连续五年获得了丰收，今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将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
另外，我们的油料、食用油的供给也得到了恢复性的增长，一度由食用油价格过快上涨和粮食价格过快上涨拉动的价格总水平的过快上涨得到了明显的抑制，农副产品的供给结构得到了有效的改善。1—10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14.4%，高耗能行业的增幅在继续回落，这说明中国政府在一方面抓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还注重推动结构调整，注重来进一步抑制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高和环境污染重等一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人民生活在进一步改善，就业和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前三季度，中
国的城镇新增就业936万人，登记失业率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分别增加7.5%和11%，汶川地震后，国家恢复重建的规划编制已经完成，灾区人民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恢复重建的工作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
在制度改革方面，今年，我国全国推开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理顺了林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被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标志性的一项改革内容。县乡管理体制改革在进一步推进，在企业改革方面，国有独资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在继续深化，电信业通过合并调整，形成了三家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的市场经营主体，航空工业体制改革启动实施，铁路投资趋向多元化，在财税金融价格改革方面，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耕地占用税暂用条例，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改革稳步进行，修订了外汇管理条例，外汇管理制度得劲一部完善。调整了成品油和电力价格，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对保障国内能源供给发挥了作用。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端于去年4月份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在愈演愈烈，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不少国家的经济进入了衰退，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已经逐渐显现，而且在进一步加深。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9.9%的快速增长，但增长速度在逐渐放慢，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在加大，针对国际形势的急转直下，中国政府从7月份开始，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年初的防止经济由增长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化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在当前价格水平上涨得到了明显抑制的情况下，又及时的调整了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这个就是重点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7月份以后，中央人民银行两次下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适时调整了纺织品、服装等出口的退税率。10月下旬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不断加重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又及时的进行了重大的经济工作部署，及时的调整了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坚持实行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连续出台了扶持稳定农业生产和外贸出口，增加保障民生投入，加强对中小企业支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最近，中央又明确提出，当前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更加有利的扩大内需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这些措施并不是仅仅着眼于拉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从政策的内容上可以看出来，其更长远的一些内涵，这就是注重夯实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立足长远，培育市场，创造需求的活力和动力，坚持扩
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举，以投资代消费，以消费促增长，重在培育消费的增长能力和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持续的拉动力。
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是有条件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的时期，在清醒的认识我们面临的困难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我们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科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首先，要看到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外需减弱的因素，也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累积效应。多年来，面对经济增长过快，投资消费出口比例关系严重不协调的矛盾，面对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承载压力大，以及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中央一直希望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适度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节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今年经济增长适度回落，正是中央宏观调控所预期的，也正如社会上所讲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在发展。其次，应该看到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和抗击各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够利用好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具有有效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调动和组织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三是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还不高，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潜力还十分巨大，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的矛盾还非常突出，实现科学发展需要加大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无论是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加快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改善和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还是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提高技术进步，加强环境保护，推进资源能源节约，促进发展方式转变，都会创造出许多新的需求。从而，奠定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协调较快发展或者较快增长的基础，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广阔的空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一定能够很好的应对和化解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各种矛盾、风险和困难，更好的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提高供给能力，改善供给结构结合起来，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使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较快发展。
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效日益明显，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经济总量日益上升。据数据显示，到2010年上半年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样的成绩当然离不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处于一片低靡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失业率陡增，出口额下降。为寻求世界经济复苏，西方国家联手中国举行G20国峰会，讨论如何合作发展。实践已证明，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领跑者作用，成为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引擎。在2009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突破8%的目标，2010年中国政府又投入40000亿，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我们借次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成就，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推进城市经济文化建设，以点带面，辐射周边，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由“又快又好”向 “又好又快”发展，即科学发展。为实现其目标，中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正由“粗放型”向“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节约型增长方式才能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中国当前是市场经济。
“三农”问题是历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中之重，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为此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继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提高养老金的发放金额，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
“房地产市场”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热点，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以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观念明显转变，住房消费有效启动，房地产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发展，改善居民住房条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矛盾，普通居民没有能力购买高档房，而且部分商家从中在此“炒作”，使房地产市场秩序不太规范，为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运行。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明显，人民币汇率逐渐上升，对此有利有弊。西方国家都强烈呼吁中国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此来促动其自身的外贸出口，因为中国劳动力比较丰富、廉价，是以加工业为主要出口的，一旦汇率有较大波动，中国出口将会减少。所以对此问题，自2007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平稳的汇改政策，以此来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到现在为止，中国外汇储备已突破20000亿外汇储备，足以说明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效，但对外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贸易逆差的态势，且逐渐明显。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采取综合措施，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合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建立新型科学的外贸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出口结构调整升级，提高出口的经济社会效益，大力推动科学进步和品牌发展。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在过去30多年中，尽管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不仅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即使与同行发展水平国家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发展缓慢，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2.结构不合理，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3.体制不合理，产业和市场化程度低.4.国际竞争力薄弱，参与全球化程度低。根据上述问题，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需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1.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服务业行业结构.2.加快企业改革和重组，优化服务业组织结构.3.加快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4.加快开放步伐积极参与服务业全球化。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十分重要，我们要全面看形势。既要看局部，又要看全局;既要看现状，又要看趋势。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有足够的认识，引起高度重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
浅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摘要：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重要论述。中国经济发展形态的变化是机遇也是挑战。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原则以及宏观调控政策都应有所调整，以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发展形态;机遇;挑战;宏观政策
引言
2014年5月，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2014年11月。习近平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对中国近几年宏观经济走势及其内在原因深刻洞察基础上的。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准确定义了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新特点。自2010年随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正式告别超过8%的快速增长，进入到7%以上、8%以下的中速增长周期。并且中速增长将成为今后多年的常态。其特征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和质量，不再盲目追求过快的速度。其次，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深刻洞察了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意味着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再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准确描述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这意味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一种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的新的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被建立。
1 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态势 1.1 经济增长减速的新常态
2001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10.4%;从2012年初至2014年初，各个季度的GDP增长率都在7%至8%之间，2014年一季度增长7.4%。根据“十二五”规划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李克强总理做公开经济报告时也指出，如果中国每年要维持新增1000万的就业,中国经济增速只需要7.2%就可
[3]
[2]
[1]以。
1.
2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常态
宏观政策的三字真言是“保增长、控风险、调结构、促改革”，这意味着宏观政策需要告别过去刺激依赖症。保增长是底线，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控风险仍是当前宏观政策的焦点之一。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周期性原因主要来自债务扩张和随后的政策紧缩效应。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强力刺激措施通过债务扩张实现经济的超常反弹，杠杆率上升之后，产能过剩和局部的房地产价格泡沫无以为继，只能通过痛苦的债务紧缩过程实现去产能、去杠杆目标。去产能的典型表现是PPI连续26个月负增长。另外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统计，杠杆率上升的具体表现是，2007年中国非金融企业总负债占GDP比重为186%，但2012年这一比重上升至266%。另外，审计署的统计表明，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合计数，2010年是10.7万亿元，2013年6月底是17.9万亿元，两年半时间增加了67%。为控制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国采纳了缓慢缩减货币供应增速、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等结构性紧缩货币政策;同时加大反腐力度，财政支出增幅也时有放缓。很显然，真正的去杠杆目标未实现之前，时断时续的结构性金融紧缩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将是常态。 1.
3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中国正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以第三产业衡量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在2013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另外，中国区域结构将趋向均衡发展的新常态。如京津冀经济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超大城市群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 1.
4要素供给的新常态
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资本形成的增速将随储蓄率有所下降;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大。经济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低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扭曲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一是短时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二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出现下降趋势。这些要素供给的新常态决定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下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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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5 改革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的新常态
中国在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存在两个不平衡：一是内部不平衡，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二是外部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凭借低成本优势扩张贸易和经济增长上升红利吸引海外投资，形成多年国际收支双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积累余额上升到让人眼红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受技术和能源结构限制碳排放量大以及环境污染影响世界气候环境;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位于中低端制造业，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严重依赖国际进口等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不断以这些外部不平衡问题对中国发难，比如汇率操纵指控、贸易争端、气候谈判、高技术转让限制等等。这两个内外不平衡是中国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规划了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和路线图。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笔者认为，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内部和外部结构优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将是中国式“新常态”的重要内容。
2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机遇
“新常态”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速度的放缓。在经济速度放缓的背后，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机遇。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些机遇包括经济增量的可观，增长动力的多元，经济结构的优化，制度环境的改善等。 2.1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的体量在不断增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即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总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很难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但庞大的经济总量使得中国即使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每年的经济增量依然十分可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比上年增加近5万亿元，这一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各国GDP数字来看，中国2013年年GDP增量略小于印尼的经济总量，但大于土耳其的经济总量。而据IMF估算，土耳其2012年GDP总量为7882亿美元，排在世界第17位。中国每年的巨大经济增量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2 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高投资率、出口的快速增长
[9]
[8]以及丰富的人口红利。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都有所弱化，但我们也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更为多元的增长动力，包括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等等。这些多元的增长动力会使我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
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需求依然强劲。特别是我国正面临新型工业化的机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升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其次，我国也面临着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再次，我国面临消费升级的新机遇。我国目前的社会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方向转变，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的消费比重将大幅上升。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增长避免过度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最后，我国面临科技创新的新机遇。目前，我国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我国的科技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科技进步和创新”已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也给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10]。
2.3 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近年来，我国深化改革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加的稳定。在产业结
构方面，第三产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对吸纳就业、促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再有，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在2013年增长11.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2.1个百分点。习近平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布了以下相关数据：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更优。
2.4 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民营经济[11]。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仍然和市场体制并行，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仍然广泛存在。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这种做法导致了“寻租”活动的蔓延，妨碍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全会发布的公报首次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公报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这意味着接下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围绕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方面加快取得突破。并且通过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继续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3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遇到的挑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 3.1 经济增速的放缓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增速的放缓是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已习惯通过经济的高增长来解决和缓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后就有可能暴露出来
[13]
[12]
。
。例如，经济增速放缓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回落，这必定会对我国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会给我国的就业带来比较严峻的压力等等。能否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妥善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 3.2 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高投资以及高出口，是以粗放型增长为特征的。在经济“新常态”下，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压力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都迫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发生转变，原有的动力正在弱化，新的动力正在形成。目前，我国正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政府职能体制转变。我国也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更为多元的包括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的增长动力。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规模红利向制度红利和创新等红利转变。但是从原有的增长动力向新的增长动力进行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要面临不可避免的“阵痛”和压力[14]。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传统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极为重要地位，为经3.3 产业结构的调整
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传统产业如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而其资源利用效率却比较低下，并且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
[15]
。近几年来我国某些传统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进程依然比较缓慢。基于技术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快速崛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持续增加，但其产业总量还无法与传统产业相比，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支柱产业对经济推动力会减弱。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的推动力会增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结束语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其最为核心的要义就是利用好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称之为“减速治理”。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机制。”其中包含着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17]
[16]
。
。减速治理的关键仍需要宏微观双重努力。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容忍经济减速，不要过度消耗政策刺激的资源，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微观则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调整，尽快转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18]。
中国经济“新常态”通过适当的微刺激，坚守保增长的底线，促进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创新和改革红利，到2020年顺利实现改革目标和十八大双倍增计划的前景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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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论中国周边形势
姓名：陈天浩
班级：通信122
学号：2012306020229
关键词：周边关系 冲突矛盾 共同发展 战略安全
曾几何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一直是我国值得称道的外交成就。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的指导思想，积极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最好时期。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周边关系目前方方面面都在关注，甚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焦点和热点问题。掌握中国周边局势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预测其发展趋势，不仅对我国处理好周边关系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宏观外交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我国疆域辽阔，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四周分别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相邻。我国周边各地缘方向的政治格局表现出横向的差异性及纵向的变动性。从东、南、西、北各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也呈现出不同态势，大致可归纳为“北稳、南和、东紧、西动”。从海陆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体可概括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即陆地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环境则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
而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就像一条“V形热点线”，呈放射状特点，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都存在着不安全因素。V型线的左端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大陆线，有中亚五国问题，阿富汗冲突、印巴冲突、印中 争端等问题;V型线右端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海洋线，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的竹岛(独岛)之争、朝鲜半岛之争、中朝黄海大陆架之争、中日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之争以及南中海之争等.
一、半岛局势僵局难破，未来走向不明。——朝韩问题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始终牵动着大国利害关系，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缘意义，是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半岛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与大国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朝鲜和韩国都在竭力谋求统一，但是双方存在的理念与利益冲突，造成了一种一致谋求统一却又坚持对抗的局面。近些年来，双方的各项交流合作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朝韩关系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是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又韩国和日本一样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和朝鲜半岛有着长久的裙带关系，所以韩国对中国比日本要更有亲近感。韩国前首相卢武铉曾提出希望韩国可以成为各大国发展关系的纽带，尤其是中美之间。但是由于韩国这身的影响有限，所以最终没有向着卢武铉的理想方向发展。
面对东北亚的危机，中国政府游说于美、俄、韩、朝之间，并提议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但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在东北亚面临着安全威胁与外交压力的双重挑战。
二、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对外军事扩张。——日本问题
中日关系在21世纪开始就出现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小泉任期内，由于其一意孤行地参拜靖国神社等不负责任的做法遭到中国等的强烈反对以及日本“入常”的失败，日本“归罪”于中国，中日之间出现冰冻关系。后虽经安倍的“破冰之旅”和温总的“融冰之旅”，但“政冷经热”成为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
近年来，中日关系虽未有大的起伏，但可以说是“旧仇未了，又添新恨”：中日关系撞船事件态度的强硬、地震之后对待中国给予援助的冷漠、灾难之后美日关系的加强、野田上任之后对防卫重点的调整、第一岛链的设想、与印度的联合军演等等，欲意包围中国。
二战后，美国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90年中后期，日美安全同盟实现了冷战后的重新定义。其适用范围由日本本土及周围数百海里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合作内容由“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扩展到“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事态时”，防卫态势由“对储威胁型”向“地区安保型”转变;主要防范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④。
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南亚局势依然紧张。——南亚问题
在南亚的印度半岛，印度自称是一只大象，印度21世纪的宏观目标是控制南亚和印度洋。所以，印度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其21世 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这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在南亚地区，印巴冲突由来已久，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地位在升高，国际影响也在不端加强，而中印关系也已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发展。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则将会长期维持下去，两国关系将获得不断的发展。我国与南亚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四、强大的邻国犹似一把双刃剑。——俄罗斯关系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复兴后的俄罗斯所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否会一如从前的咄咄通人。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 心，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
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样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论世界及我国当前的形式及对策
摘要：世界变革及目前国际形势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的机遇及挑战，以及相关对策。
二战结束以后，建立了以苏美为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经历冷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开始由美苏争霸进入到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伴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同时有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局部冲突，世界形势也进入到21世纪的展望期。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20”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
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侯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地区力量的急剧变化，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将继续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将时有显现，并对中国安全提出复杂的新挑战。但是，和平与繁荣仍将是亚太各国共同的愿望。亚太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会根本扭转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近一二十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 大国关系的相对平稳发展是中国周边继续保持缓和的基础。中国周边地区是大国利益交汇之地，中、美、俄、日、印对地区总体形势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尽管上述国家关系有密有疏，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彼此利益相互交织，在竞争中力求保持合作，避免迎头相撞。美国虽视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并采取措施对中国防范遏制，但双方在反恐、朝核、维持台海稳定及经贸合作领域存在共同利益，美国
对中国仍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对抗。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虽有加强，但彼此亦心存防范：美借日制华，却不希望中日交恶而不可收拾;日傍美制华，并不甘心为美火中取栗。遭受美国战略挤压的俄罗斯，在国力未得到全面恢复前，仍将是中国主要战略伙伴，中俄关系有望继续稳固发展。印美关系虽发展迅速，但印度不会全面倒向美国，沦为美遏制中国的棋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自身策略得当，中国不会成为大国矛盾的焦点，在大国外交中仍有充分的回旋空间。 地区热点发生热战的可能性较低。中国周边地区存在印巴矛盾、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海岛屿争端等问题。由于印巴关系持续缓和、美国更多介入南亚事务以及印巴相互核威慑，南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朝鲜半岛形势因朝鲜拥核而面临新的复杂性。但由于中、韩、俄强烈反对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加之美国受困中东，无暇东顾，因此，从近期看，美国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从长远看，朝核问题仍可能出现轮番升级，但各方均会努力控制升级的势头，避免出现战争。在东海、南海岛屿权益问题上，由于中国与日本及南海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磋商，各方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因岛屿问题引发个别意外冲突虽不能完全排除，但演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一段时期, 台海形势仍处在风险较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渐成“跛脚”的陈水扁正加紧通过推进所谓“宪改”，搞“台湾法理独立”，不排除陈水扁进一步铤而走险的可能。2007年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和2008 年台湾“大选”使岛内局势发展充满变数。但只要美国坚持维持台海现状政策，中国大陆及岛上反“台独”力量仍有能力遏制“台独”的冒险举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内外政策，将有助于保持台海地区的稳定。
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催化。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长期存在，某些挑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特定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随着国际社会及地区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地区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将把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视为增进合作、扩大影响的渠道和机会，积极探索并
11”事件后，防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成为推动在多种框架、多领域开展合作。“9·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和加强的重要推动因素。印度洋海啸和南亚大地震发生后，各主要国家充分利用救援外交，拉近与受灾国的距离，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在“10+3”机制的带动下，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不断加强。2002 年11 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作为落实《联合宣言》的后续行动，2004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中长期合作规划，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执法、刑侦等领域开展了更加有效的合作。在中国倡议下，首届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2004年1月在曼谷举行。会议通过了《首次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联合公报》，表示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决心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加强合作，支持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 的目标。上海合作组织把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近年来还逐步加强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日益严重的毒品走私活动，把遏制和铲除毒品走私纳入反恐合作的框架之中。种种事实表明，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的主要议题，并将成为改善地区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和加强安全互信的纽带。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
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 参考文献：世界大变革与中国机遇及挑战及相关报纸
直面我国教育现状 加快教育改革发展 ——论我国当前教育发展形势及改革发展方向
【摘要】在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教育备受世界各国所关注。在我国迈入“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教育也迎来了着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直面我国的教育现状，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贯彻始终，更好地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是我国现今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本文主要从分析我国当前教育形势入手，浅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形式及改革方向。
【关键词】发展形势 工作方针 改革方向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历来是一项关系国家兴衰存亡、影响民族历史进程的大事。教育，当今这个科技与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中，显得更为重要，也自然备受世界各国所关注。在我国，随着教育体制的逐步完善、教学体系的日趋成熟、教学规模与教师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整体教育形势发展良好。在我国迈入“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国的教育教学也迎来了着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何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贯彻始终;如何更好地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教育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何充分发挥教育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等等这些成为了我国教育面临的新问题。面对依旧严峻的教育形式，我们只有针对我国的发展现状，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教学方针，明确改革方向和目标，将国家的教育政策与各地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上大步前行。
一、正视我国当前的教育发展形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的加速到来，全球的教育呈多元化发展。各国的教育投入显著增长，我国教育也已取得辉煌成就。教育的外部条件明显改善，内部条件亦逐渐完善，普及率大幅度提高，中国教育正面临着历史性转折点：从满足基本需要到追求好的教育。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标，正站在新起点上，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和提高质量。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一些矛盾逐渐显现，教育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教育已经成为一项民生工程，被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教育对改变个人命运、创造幸福生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
这些无不表明基础教育的在我国教育体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面对当前我国人民对教育的需求和现状，基础教育无疑成为解决我国当前教育问题的核心关键。建立健全基础教育的科学发展方向，体现基础教育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内涵发展、规范发展;推进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我国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了我国教育事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二、新问题下的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方向
在2011年2月21日胡锦涛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重要讲话上，深刻阐述了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全面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努力开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要着力做好的重点工作，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教育优先发展是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国家把教育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种高度是体现了教育在新时期的重要地位。经济的发展靠科技，科技的进步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没有教育的大发展，就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不会有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优先发展教育不但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经济实现腾飞的重要动力，也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环节。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二)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伟大事业，学校作为教育的重要场所。都要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考虑不同孩子的个性发展需求，为每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智力水平、不同性格和志向的学生提供相适应的学习和成才机会。关心每个学生，注重学生的素质提高、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展，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今的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日趋凸显，教育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动力。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学生的发展注重素质培养。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形成新课程观。
(三)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知识社会，信息时代，人们对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前所未有的重视，教师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是育人理念的关键因素。以往的“应试教育”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教育模式，它阻碍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影响学生素质教育的提高、个性的发展。各种等级考试和竞赛成绩应不得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依据。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四)以促进公平作为我国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人生公平的起点。实现教育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要实现“教育公平”，就要化解“择校热”，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师资调配、教学管理，师资和资金向薄弱校区倾斜，以彻底转化薄弱学校，扩大优质学校办学规模。要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其子女入学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各地政府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市学生享有同等的义务教育政策。与此同时，也要推进教育质量的公平。“教育质量公平”是教育理念的理性归结，是教育公平的实质和深层次要求。开发恰当的课程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建立有效、客观、准确的教学质量监督和评价体系。而对于我们教师来说更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不歧视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发展和进步。
(五)提高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要传道必须精于道，要授业必须精于业，要解惑必须先自知。作为一名教师应时刻不忘记学习，善于学习，具有学习意识，努力提升自己的素质。进一步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进一步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教育，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加强以校本培训为主体的教师培训工作，努力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着力解决教师素质性问题。广大教师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书育人，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工作方针。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关注正由硬件的发展转到高度关注教育质量上来，家长的需求已经从有书读到读好书的转变。必须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紧紧抓住影响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必须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才能解决人民群众期盼的优质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才能使我们的教育充满活力。今后一个时期，要积极推进改革创新，有序开展学校管理、课堂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共同推进教育改革创新的局面，切实解决突出问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国家的兴衰、国家的发展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面对新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实施，教育也迎来了新一轮的机遇与挑战。坚持科学发展，把教育放在全局中谋划;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群众最关切、反响最强烈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教育事业推上一个崭新的高度。
作者介绍: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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